太宗自省的文言文翻译
一、译文：贞观八年，唐太宗对侍从的大臣们说：“我每当无事静坐，就自我反省。常常害怕对上不能使上天称心如意，对下被百姓所怨恨。只想得到正直忠诚的人纠正劝谏，好让我的视听能和外边相通，使百姓没有积怨。此外近来见到来奏事的人，常常显得心怀恐惧，连讲话也变得语无伦次。平时奏事，情况尚且如此，何况要折面直爽劝告，必然害怕触犯逆鳞。所以每当有人谏诤时，纵然不合我的心意，我也不见怪。假如立刻发怒斥责，恐怕人人心怀恐惧，怎么敢再说话！”
二、原文：（选自唐代吴兢《贞观政要》）贞观八年，太宗谓侍臣曰：“朕每闲居静坐，则自内省，恒恐上不称天心，下为百姓所怨。但思正人匡谏，欲令耳目外通，下无怨滞。又比见人来奏事者，多有怖慑，言语致失次第。寻常奏事，情犹如此，况欲谏诤，必当畏犯逆鳞。所以每有谏者，纵不合朕心，朕亦不以为忤。若即嗔责，深恐人怀战惧，岂肯更言！”
扩展资料
一、作者简介
吴兢（670—749），汴州浚仪（今河南开封）人。唐朝著名史学家，武周时入史馆，修国史。耿直敢于犯颜直谏，政治上颇有献替，他的直言敢谏，不愧为一代诤臣。
家收藏图书甚富，编撰有《吴氏西斋书目》1卷，著录图书13 468卷，该书目影响颇大。所藏之书在他去世前后，赠送给外孙蒋乂。编著有《乐府古体要解》、《唐春秋》、《唐书备阙记》、《太宗勋史》、《睿宗实录》、《中宗实录》、《贞观政要》、《则天实录》、《唐高宗实录》（与刘知己合撰）等，仅《贞观政要》传于今。
二、人物简介
唐太宗李世民（598年1月28日－649年7月10日），陇西成纪（今甘肃省秦安县）人。唐朝第二位皇帝（626~649年在位），杰出的政治家、战略家、军事家、诗人，唐高祖李渊嫡次子，母为太穆皇后窦氏。
生于武功别馆（今陕西武功县），少年从军，擅长骑射，曾往雁门关解救隋炀帝。首倡晋阳起兵，封为敦煌郡公，善于用兵。进入长安后，拜为尚书令、右武候大将军，封为秦国公。唐朝建立后，官至天策上将、司徒，封为秦王。平定薛仁杲、刘武周、窦建德、王世充等割据势力，为唐朝的建立与统一过程立下赫赫战功。设立文学馆，笼络人才。
武德九年（626年7月2日），发动“玄武门之变”，杀死太子李建成、齐王李元吉及二人所有儿子，册立为太子。唐高祖李渊退位后，正式即位，年号贞观。
在位初期，听取群臣意见，虚心纳谏。对内文治天下，厉行节约，劝课农桑，实现休养生息、国泰民安，开创“贞观之治”。对外开疆拓土，攻灭东突厥与薛延陀，征服高昌、龟兹、吐谷浑，重创高句丽，设立安西四镇，让各民族融洽相处，北方各族共同尊称为“天可汗”，为后来唐朝一百多年的盛世奠定重要基础。
贞观二十三年（649年7月10日），驾崩于含风殿，享年五十二岁，在位二十三年，庙号太宗，葬于昭陵。爱好文学与书法，有诗作与墨宝传世。
贞观八年，太宗谓侍臣曰：“朕每闲居静坐，则自内省，恒恐上不称天心，下为百姓所怨。但思正人匡谏，欲令耳目外通，下无怨滞。又比见人来奏事者，多有怖，言语致失次第。寻常奏事，情犹如此，况欲谏诤，必当畏犯逆鳞。所以每有谏者，纵不合朕心，朕亦不以为忤。若即嗔责，深恐人怀战惧，岂肯更言！”
【译】
贞观八年，唐太宗对侍从的大臣们说：“我每当无事静坐，就自我反省。常常害怕对上不能使上天称心如意，对下被百姓所怨恨。只想得到正直忠诚的人匡救劝谏，好让我的视听能和外边相通，使下面没有积怨。此外近来见到来奏事的人，常显得心怀恐惧，连讲话也变得语无伦次。平时奏事，情况尚且如此，何况要折面谏诤，必然害怕触犯逆鳞。所以每当有人谏诤时，纵然不合我的心意，我也不见怪。假如立刻发怒斥责，恐怕人人心怀恐惧，岂敢再说话！”
贞观八年，太宗谓侍臣曰：“朕每闲居静坐，则自内省，恒恐上不称天心，下为百姓所怨。但思正人匡谏，欲令耳目外通，下无怨滞。又比见人来奏事者，多有怖，言语致失次第。寻常奏事，情犹如此，况欲谏诤，必当畏犯逆鳞。所以每有谏者，纵不合朕心，朕亦不以为忤。若即嗔责，深恐人怀战惧，岂肯更言！”
贞观八年，太宗对左右侍奉的大臣说：“我每次清闲下来静静坐在那里，就会反省自己，一直害怕对上不能让上天放心满意，对下老百姓会有怨恨，就想要任用正直的人匡正谏诤，想要使耳朵和眼睛通畅，下面没有怨恨阻滞。又等到看见来上奏的人，大多诚惶诚恐，致使说话颠三倒四语无伦次。普通的上奏尚且如此，何况想要直言规劝让我改正错误呢？一定会害怕触怒我。所以每次有来规劝我的，即使不合我的心思，我也不会生气。如果马上就怪罪斥责他，就恐怕他心里战战兢兢、满心恐惧，难道还会再说吗？”
翻译的不好，见笑。
太宗年十六原文及翻译
【原文】
太宗初即位，中书令房玄龄奏言：“秦府旧左右未得官者，并怨前宫及齐府左右处分之先己。”太宗曰：“古称至公者，盖谓平恕无私。丹朱、商均，子也，而尧、舜废之①。管叔、蔡叔，兄弟也，而周公诛之②。故知君人者，以天下为公，无私于物。昔诸葛孔明，小国之相，犹曰吾心如称，不能为人作轻重，况我今理大国乎？朕与公等衣食出于百姓，此则人力已奉于上，而上恩未被于下，今所以择贤才者，盖为求安百姓也。用人但问堪否，岂以新故异情？凡一面尚且相亲，况旧人而顿忘也！才若不堪，亦岂以旧人而先用？今不论其能不能，而直言其嗟怨，岂是至公之道耶？”
【译文】
唐太宗刚即位时，中书令房玄龄上奏说：“秦王府的老部下没有做上官的，他们都埋怨陛下，说前太子宫和齐王府的部下都比他们早先安排了官职。”太宗说：“古时候所谓的大公无私，是指宽容公正而无私心。丹朱、商均是尧、舜的儿子，而尧、舜却废黜了他们，管叔、蔡叔是周公的兄弟，而周公却把他们杀掉。由此可知，作为治理百姓的君主，要以天下为公，不存偏私之心。从前诸葛孔明，只是蜀国的丞相，他还说‘我的心就像秤那样公平，不能因人而轻重有别’。何况我如今治理一个泱泱大国呢？我们的衣食都出自百姓，这就是说，百姓的人力已奉献给了朝廷，而我们的恩泽却没有遍及民间，如今朝廷之所以要选择贤才，就是要安抚百姓。用人只问是否有能力胜任，怎能因亲疏、新旧关系而区别对待呢？凡是见过一面的人尚且感到亲近，何况是旧的下属，怎会一下子就忘掉呢？如果才能不堪胜任，怎能因为是旧的下属而先任用？如今你们不谈论他们能不能胜任，而只说他们有怨言，这难道是至公之道吗？”
文言文翻译太宗谓梁公曰：“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
唐太宗评价魏征说：”一个人用铜当镜子，可以使衣帽穿戴得端正；用历史当镜子，可以知道国家兴亡的原因；用人当镜子，可以发现自己的对错。“
一、原文：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一一零·列传第二十二魏徵》
太宗谓梁公曰：“以铜为鉴，可正衣冠；以古为鉴，可知兴替；以人为鉴，可明得失。朕尝保此三鉴，内防己过。今魏徵逝，一鉴亡矣。”
二、译文：
唐太宗评价魏征说：“一个人用铜当镜子，可以使衣帽穿戴得端正；用历史当镜子，可以知道国家兴亡的原因；用人当镜子，可以发现自己的对错。魏征一死，我就少了一面好镜子啊。”
扩展资料
一、创作背景
“以铜为鉴，可以正衣冠，以人为鉴，可以知得失，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这段话出自唐太宗李世民与大臣魏征的故事。大臣魏征，能直率的向唐太宗提意见，经常在朝廷上直抒己见，唐太宗也因为能听取正确意见，所以在他统治时期，政治清明、社会安定，唐朝出现了经济繁荣，国力强盛的局面。
魏征病死后，唐太宗痛哭失声，非常悲伤，下令为魏征立碑，亲自撰写碑文并亲笔书写。太宗时常想念魏征，感叹的对群臣说：“以铜为鉴，可以正衣冠，以人为鉴，可以知得失，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他把魏征比作是一面镜子。
二、人物简介
魏徵，现作“魏征”（北周大象二年（580年）－唐贞观十七年（643年2月11日）），字玄成，祖籍巨鹿郡下曲阳县（现晋州市） 。隋唐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和史学家，因直言进谏，辅佐唐太宗共同创建“贞观之治”的大业，被后人称为“一代名相”。
官至光禄大夫，封郑国公，谥号“文贞”。 葬礼从简。 同年入凌烟阁。
灯影里的故事
——三镜自照
太宗谓侍臣曰：“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朕常保此镜，以防己过。
——《全唐文纪事》
释：
唐太宗对亲近的臣子们说：“以铜作镜子，可以端正自己的衣服、帽子；以过去的历史作镜子，可以知道国家的兴衰规律；以别人为镜子，可以明了自己的得失是非。我常保存这三面镜子，用来防备自己的过失。
记：
太宗之三镜，可谓国之三宝。各以铜、古、人为镜，其照各异。
若人皆持有此三镜，则道可兴也。铜镜明，人必正形知礼；古镜明，国必兴富；人镜明，人必仁良淳善。则可谓盛世之征也。
人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解释一下吧!)
用铜做镜子,可以整理好一个人的穿戴;用历史作为镜子,可以知道历史上的兴盛衰亡;用别人作自己的镜子,可以知道自己每一天的得失.
唐太宗李世民喜听与善取各种献议，深谙“兼听则明，偏信则暗”之理。其直谏大臣魏徵曾上疏数十，直陈其过，劝太宗宜内自省，居安思危，察纳雅言，择善而从。后魏徵逝死，太宗亲临吊唁，痛哭失声，叹曰：“以铜为镜，可使穿戴之时，端庄齐整；以史为镜，可知历朝以来，存亡兴替；‘以人为镜’，可观人之举措，以明本身得失，吾常保此三镜，以防己过。今魏徵已死，吾亡一镜矣。”
“以人为镜”。乃指以人为借鉴。即将其成败得失，引以为鉴，以免重蹈覆辙。
以铜为镜子（在没有玻璃镜子的时候，古人梳妆都用铜镜）可以看穿戴好了没有。整理服装；以古史为镜子，可以知道历史王朝得失兴替的原因；以忠贞进谏的人为镜子，可以认识到自身的正确和错误。主要是唐太宗表达对魏征的肯定和对失去他后的惋惜。
把别人当作一面镜子，从别人这面镜子里可以真实地观看到自己在生活舞台上的表现，可以看出自己的得失成败。“知心者智，自知者名”。不少人往往总是把精力用在怎么观察别人、揣摩别人、算计别人上边，对自己确实知之甚少，操自己的心很少，最后落得个聪明人办傻事而一败涂地。 看别人，想自己。在别人的身上多看看自己，多用别人的闪光点来照亮自己，演好自己以后的戏。
用铜做镜子,可以整理好一个人的穿戴;用历史作为镜子,可以知道历史上的兴盛衰亡;用别人作自己的镜子,可以知道自己每一天的得失.指人要能听进去他人的告诫，对于别人支出的缺点，要虚心接受并改正，这样才能不断的进步。
文言文太宗自省翻译
贞观八年，唐太宗对侍从的大臣们说：“我每当无事静坐，就自我反省。常常害怕对上不能使上天称心如意，对下被百姓所怨恨。只想得到正直忠诚的人匡救劝谏，好让我的视听能和外边相通，使下面没有积怨。此外近来见到来奏事的人，常显得心怀恐惧，连讲话也变得语无伦次。平时奏事，情况尚且如此，何况要当面谏诤，必然害怕触犯我的权威（犯颜直谏）。所以每当有人谏诤时，纵然不合我的心意，我也不见怪。假如立刻发怒斥责，恐怕人人心怀恐惧，怎么敢再说话！”
希望采纳
文言文：太宗新即位 翻译
翻译
唐太宗刚开始继承王位，励精图治，改革治国之道。多次引进魏征进入卧室内。因为在乎得失而访问他，魏征向来有治理国家的才能，性格又耿直，没有什么可以让他屈服，折挠的。唐太宗和他谈论。没有一次不是高兴地采纳建议的。
魏征也因此为能遇到像知己一样的主人而高兴。尽力地出谋划策，知道的没有不说的。唐太宗曾慰劳他的辛苦，说：“爱卿的奏折，前后有二百多条，如果不是爱卿为国家的赤诚之心，如何能做到呢？”
原文
宗新即位，励精政道。数引征入卧内，访以得失。征雅有经国之才，性又抗直，无所屈挠。太宗与之言，未尝不欣然纳受。征亦喜逢知己之主，思竭其用，知无不言。太宗尝劳之曰：“卿所陈谏，前后二百余事，非卿至诚奉国，何能若是？”
扩展资料
《太宗新即位》选自后晋刘昫等人所撰的《旧唐书》中的一篇文言文。
《旧唐书》共200卷，包括《本纪》20卷、《志》30卷、《列传》150卷，原名《唐书》，宋祁、欧阳修等所编著《新唐书》问世后，才改称《旧唐书》，成书于后晋开运二年（945年）。 《旧唐书》的修撰离唐朝灭亡时间不远，资料来源比较丰富。
《旧唐书》从后晋天福五年（940年）始奉石敬瑭之命修撰，到后晋开运二年（945年）完成。因为书成时刘昫正在执政，按当时的规定，一般宰相都要作国家修史的主编（监修），因此刘昫就成了署名撰者。
三任监修之外，参预纂修工作的，先后总计9人。他们是：张昭远、贾纬、赵熙、王伸、吕琦、尹拙、崔棁、郑受益、李为先（一作光）。其中，张昭远始终具体负责其事，用力最勤。贾纬受诏不久即去职守丧，书成前一年起复，主要贡献是其《唐年补遗录》65卷提供了唐武宗以后的许多难得史料。王伸于书成之日，身列“恩奖”名单。吕琦预修唐史，史称“有能名”。
《旧唐书》修成后的第二年，即946年，北方契丹即对后晋大举进攻，造成了开封及河南州县数百里内杳无人烟的惨状，公私损失都很严重，史籍遭劫自也难免。因此修成的《旧唐书》，在保存史料方面，是有很大积极意义的。《旧唐书》的作者去唐不远，有条件接触到大量的唐代史料，所以能在短短的四年多时间里修成这样一部二百卷的大书。
一楼翻译得不错，就是有的地方不够准确，也出现了一些错别字，我的翻译如下：
【原文】
太宗新即位，励精政道。数引征入卧内，访以得失。征雅有经国之才，性又抗直，无所屈挠。太宗与之言，未尝不欣然纳受。征亦喜逢知己之主，思竭其用，知无不言。太宗尝劳之曰：“卿所陈谏，前后二百余事，非卿至诚奉国，何能若是？”其年，迁尚书左丞。或有言征阿党①亲戚者，帝使御史大夫温彦博案验无状。彦博奏曰：“征为人臣，须存形迹，不能远避嫌疑，遂招此谤，虽情在无私，亦有可责。”帝令彦博让征，且曰：“自今后不得不存形迹。”他日，征入奏曰：“臣闻君臣协契，义同一体。不存公道，唯事形迹，若君臣上下，同遵此路，则邦之兴丧，或未可知。”帝瞿然改容曰：“吾已悔之。”征再释曰：“愿陛下使臣为良臣，勿使臣为忠臣。”帝曰：“忠、良有异乎？”征曰：“良臣，稷、契、咎陶②是也。忠臣，龙逢、比干是也。良臣使身获美名，君受显号，子孙传世，福禄无疆。忠臣身受诛、夷，君陷大恶，家国并丧，空有其名。以此而言，相去远矣。”帝深纳其言，赐绢五百匹。 （选自《旧唐书·魏征传》）
[注释]
①阿党：偏私、偏袒。 ②稷、契、咎陶：都是舜帝的臣子名。
【译文】
唐太宗刚刚即位的时候，励精图治处理政事。他多次把魏征叫到卧室里，向他咨询为政得失。魏征一向很有治理国家的才能，性格又耿直，没有什么能让他屈服的。太宗和他商讨事情，总是欣然采纳接受（他的意见）。魏征也很庆幸遇到了了解自己的君主，就殚精竭虑为他所用，知道的事情全都说出来。太宗曾经慰劳他说：“你所陈说的意见建议，前后有两百多件，如果你不是极其忠诚地为了国家，怎么能做到这样呢？”那一年，魏征被提拔为尚书左丞。有人举报魏征偏袒（自己的）亲戚，太宗让御史大夫温彦博调查此案，没有发现（魏征）有这样的行为。温彦博上奏太宗说：“魏征作为臣子，应该注意自己的举止行为，他不能远避嫌疑，所以才招来了这种诽谤，虽然他的本意是无私，但是也有应该指责的地方。”太宗让温彦博责备魏征，并且说：“你以后不能不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过了几天，魏征进宫对太宗说：“君与臣和协默契，二者道义上如同一个整体。不考虑公道，只考虑个人行为举止对自己的影响。要是君主和臣子都遵循这个原则，那国家的兴衰，或许就不得而知了。”太宗惊讶地看着魏征，改变了脸色，说：“我已经后悔这样说了。”魏征拜了两拜说：“希望陛下让我成为一个良臣，而不是忠臣。”太宗问：“忠、良有什么区别吗？”魏征说：“良臣是稷、契、咎陶那样的人，忠臣是龙逢、比干那样的人。良臣让自己得到美名，使君主得到显赫的称号，子子孙孙世代相传，福禄没有边界。忠臣使自己受到被杀的命运，让君主陷于不仁不义的大恶之名，国家和家庭都失去，只剩一个忠臣的名号。就此说来，两者相差很远呢。”太宗深感魏征说得很对，就赏赐给了他五百匹绸缎。
阿党：偏私、偏袒。
稷、契、咎陶：都是舜帝的臣子名。
比干：夏桀宰相，后被杀。
龙逢:夏桀时的贤人,为夏桀杀害。
稷、契、咎陶：都是舜帝的臣子名。
比干：夏桀宰相，后被杀。
龙逢:夏桀时的贤人,为夏桀杀害。
宗新即位，励精政道。数引征入卧内，访以得失。征雅有经国之才，性又抗直，无所屈挠。太宗与之言，未尝不欣然纳受。征亦喜逢知己之主，思竭其用，知无不言。太宗尝劳之曰：“卿所陈谏，前后二百余事，非卿至诚奉国，何能若是?”其年，迁尚书左丞。或有言征阿党①亲戚者，帝使御史大夫温彦博案验无状。彦博奏曰：“征为人臣，须存形迹，不能远避嫌疑，遂招此谤，虽情在无私，亦有可责。”帝令彦博让征，且曰：“自今后不得不存形迹。”他日，征入奏曰：“臣闻君臣协契，义同一体。不存公道，唯事形迹，若君臣上下，同遵此路，则邦之兴丧，或未可知。”帝瞿然改容曰：“吾已悔之。”征再拜曰：“愿陛下使臣为良臣，勿使臣为忠臣。”帝曰：“忠、良有异乎?”征曰：“良臣，稷、契、咎陶②是也。忠臣，龙逢、比干是也。良臣使身获美名，君受显号，子孙传世，福禄无疆。忠臣身受诛夷，君陷大恶，家国并丧，空有其名。以此而言，相去远矣。”帝深纳其言，赐绢五百匹。
唐太宗刚开始继承王位，励精图治，改革治国之道。多次引进魏征进入卧室内。因为在乎得失而访问他，魏征为人清高，有治理国家的才能。性格又亢奋固执。没有什么可以让他屈服，折挠的，唐太宗和他谈论。没有一次不是高兴的采纳建议的。魏征也因此为能遇到像知己一样的主人而高兴。尽力的出谋划策，知道的没有不说的。唐太宗曾慰劳他的辛苦，说：“爱卿的奏折，前后有二百多条，如果不是爱卿为国家的赤诚之心，如何能作到呢？”就在这年，魏征升为尚书左臣。有的人说魏征是阿谀奉承皇亲国戚的人，唐太宗派遣御史大夫温彦博审查，经验证并无此事！彦博说：“魏征作为臣子，须当有来去的行踪，不能够避开嫌疑，于是就招到了如此的诽谤。虽然这是无私的，是公事，但也是可以责备。”唐太宗命令彦博礼让魏征。并且说“从今天开始，不可以再没有形迹了”有一天，魏征上奏说：“臣听说君臣立下协契，道义同为一体。不存在什么公道，只有处事的形迹。如果君臣上下，都遵守了这一条令，那么，国家的兴衰就很难预料了啊。”唐太宗脸色大变说：“我已经悔过了。”魏征第二次叩拜说：“希望陛下让臣成为良臣，而不要让臣成为忠臣。”唐太宗说“忠和良有区别吗？”魏征说：“所谓良臣，就是像稷、契、咎陶这样的。忠臣则是龙逢、比干这样的。良臣可以让自己身获美名，君王又授他显号，子孙代代，荣华富贵，享用不尽。忠臣则受诛杀，灭九族，当君网陷入了恶势，就和国家一起灭亡，空有其名，因此我们可以说，相差好远啊。”唐太宗深深地采纳了他的建议，恩赐他绢五百匹。
文言文唐太宗求谏翻译
译文
唐太宗容貌威武严肃，百官中进见的人，见到他都会紧张得举止失常不知所措。太宗知道情况后，每当见到有人奏事时，总是做出和颜悦色的样子，希望能够听到谏诤，知道政治教化的得失。贞观初年，太宗曾对公卿们说：“人要照见自己，一定要有明镜；一国之主要想知道自己的过失，一定要借助于忠臣。君主假如自以为圣明，臣下又不去纠正，要想国家不倾危败亡，能办得到吗？于是君主失掉他的国，臣下也不能独自保全他的家。至于像隋炀帝残暴，臣下都把嘴闭起来不讲话，最后终于因为听不到自己的过失而导致灭亡，虞世基等人，不久也被诛杀。前事不远，你们今后每当看到事情有不利于百姓的，必须直言规劝谏诤。”
贞观元年，唐太宗对侍从的大臣们说：“正直的君主任用了奸臣，就不可能治理好国家；忠直的臣子侍奉昏庸的君主，也不可能治理好国家。只有正直的君主和忠直的大臣相处共事，如鱼得水，那么天下就可以平安无事了。我虽然不算明君，幸亏你们多次匡正补救过失，希望凭借你们直言鲠议，以实现天下太平。”谏议大夫王珪回答说：“我听说木材弹上墨线就能锯得笔直，君主听从规谏就能成为圣明。所以古代圣明的君主必须设诤臣七人，说的话如不被接受，就一个接一个地以死相谏。陛下开拓思路，采纳臣民忠言，我等处在不避忌讳的圣朝，实在愿意把愚昧之见都讲出来。”太宗称赞说得好，下诏规定今后宰相入宫商量处理国家大事，必须让谏官跟着进来，听一听如何处理。有话敞开说，一定虚心采纳。
贞观三年，唐太宗对司空裴寂说：“近来有人上书奏事，条数很多，我都贴到卧室的墙壁上，出入时看看想想。之所以要这么孜孜不倦，是想把臣下的想法都弄清楚。我每当一想到治国大事，有时要到三更以后才睡觉。我也希望你们用心不倦，以符合我的心意。” 贞观五年，太宗对房玄龄等说:"自古以来有很多帝王放任自己的喜怒,高兴就胡乱升赏无功的人,不高兴就乱杀无罪的人.所以社稷沦丧,天下混乱,没有不是因此而造成的.我现在每晚没有不把他当成心事,一直想让你们尽力进谏,而你们也要接受别人的谏言,怎么可以因为别人的话与自己的不同,就护短不接纳?如果不能接受别人的谏言,又怎么能去劝谏别人呢?
贞观六年，唐太宗因为御史大夫韦挺、中书侍郎杜正伦、秘书少监虞世南、著作郎姚思廉等人所奏的事很合心意，召见时对他们说：“我曾把从古以来臣子尽忠的事迹一一看过，如果遇到圣明的君主，自然就能够诚心规谏，但如像关龙逢、比干那样的处境，就不免身遭杀戮株连家人。做君主不容易，做臣子也难。我又听说龙可以驯养得听话，但喉下有逆鳞。你们就敢于犯逆鳞，各自进上奏书。常能这样，我难道还怕宗庙社稷会倾覆！每想到你们一片忠心，一刻也不能忘怀，所以设宴共享欢乐。”还给每人赏赐了数量不等的绢。
贞观八年，唐太宗对侍从的大臣们说：“我每当无事静坐，就自我反省。常常害怕对上不能使上天称心如意，对下被百姓所怨恨。只想得到正直忠诚的人匡救劝谏，好让我的视听能和外边相通，使下面没有积怨。此外近来见到来奏事的人，常显得心怀恐惧，连讲话也变得语无伦次。平时奏事，情况尚且如此，何况要折面谏诤，必然害怕触犯逆鳞。所以每当有人谏诤时，纵然不合我的心意，我也不见怪。假如立刻发怒斥责，恐怕人人心怀恐惧，岂敢再说话！”
贞观十五年，唐太宗问魏征：“近来朝臣都不议论政事，这是为什么？”魏征回答说：“陛下虚心纳谏，本来应当有话说。然而古人说过：‘不被信任的人劝谏，会被认为是毁谤自己；已被信任而不劝谏，就叫做尸禄。’但是人的才能气度，各有不同：胆小怕事的人，心存忠直而不能进谏；被疏远的人，怕不信任而无法进谏；贪恋禄位的人，怕不利于自身而不敢进谏。所以大家沉默不言，应付着混日子。”太宗说：“这些现象确实像你所说。我常想，人臣要劝谏，动辄害怕有死亡之祸，这和赴鼎镬被烹杀、冒刀剑被斩杀又有什么两样？因此忠贞的臣子，并非不想竭尽忠诚，竭尽忠诚实在太难了。所以夏禹听了好的意见要拜谢，岂不就是因为这个缘故。我如今敞开胸怀，接受谏诤，你们无须因为害怕而不敢把想说的话说出口。”
贞观十六年，唐太宗对房玄龄等人说：“能正确对待自己的人是明智的，但要做到实在困难。这像会写作的文士、有技巧的工匠，都自夸自己有本领，别人比不上。如果遇上著名的文士、工匠来评量指责，杂乱无章的文辞和拙劣的技艺就会显现出来。这样说来，君主须有匡救谏诤的臣子，来指出过错。每天有成千上万的事情，若单靠一个人来了解判断，即使再辛苦劳累，怎能把每件事都处理得尽善尽美呢？我常想念魏征遇到问题时随事谏诤匡正，多次切中我的过失，这好像用明镜来照形体，美与丑都会显现出来。”因而举起杯子给房玄龄等几位敬酒，勉励他们也应这样做。
贞观十七年，唐太宗问谏议大夫褚遂良说：“从前虞舜制作漆器，夏禹雕饰祭器，当时劝谏的有十多人。饮食器皿一类的小事，何必苦谏？”褚遂良回答说：“从事精雕细琢会妨害农耕，编织五颜六色的彩带会妨碍妇女的正常事务。首创奢侈淫逸，就是危亡的开端。有了漆器不满足，必然要用黄金来做。金器还不满足，必然要用玉石来做。所以谏诤之臣必须在事情的开端就进谏，等到已做完再劝谏也不起作用了。”太宗说：“你讲得很对，我所做的事情，如有不当，不论是在刚开始，或者是将做完，都应当及时进谏。近来我翻阅前朝史书的记载，有时臣下进谏，君主就回答说‘已经做了’，或者说‘已经同意做了’，终究不肯停止改正。这样下去危亡的灾祸在一反手之间就会到来。”
文言文第一句是什么
唐太宗纳谏
贞观三年,太宗谓司空裴寂曰:"比有上书奏事,条数甚多.联总粘之屋壁,出入观省.所以孜孜不倦者,欲尽臣下之情.每一思政理,或三更方寝.亦望公辈用心不倦,以副联怀也."
------------------------------------------------------------------------
贞观(李世民年号)三年，太宗(李世民)对司空(官职)裴寂说:“每当有人呈上奏报的折子，内容很多，(看不过来时)我总是把折子粘在墙壁上，每天出入都要看看，用这种方法勤勉不懈怠，想方设法做到了解臣子们要表述的情况。常常思考政事，有时到了三更才休息，也希望你们这些臣工们也用心政事不知疲倦，来报答我的心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