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荐之于天而天受之，暴之于民而民受之”的意思
请问推荐给天，天接受了；公开介绍给老百姓，老百姓也接受了是怎么回事呢？”
孟子说：“叫他主持祭祀，所有神明都来享用，这是天接受了；叫他主持政事，政事治理得很好，老百姓很满意，这就是老百姓也接受了。天授与他，老百姓授与他，所以说，天子不能够拿天下授与人。舜辅佐尧治理天下二十八年，这不是凭一个人的意志够做得到的，而是天意。尧去世后，舜为他服丧三年，然后便避居于南河的南边去，为的是要让尧的儿子继承天下。可是，天下诸侯朝见天子的，都不到芜的儿子那里去，却到舜那里去；打官司的，都不到尧的儿子那里去，却到舜那里去；歌颂的人，也不歌颂尧的儿子，却歌颂舜。所以你这是天意。这样，舜才回到帝都，登上了天于之位。如果先前舜就占据尧的宫室，逼迫尧的儿子让位，那就是篡夺，而不是天授与他的了。《太誓》说过：‘上天所见来自我们老百姓的所见，上天所听来自我们老百姓的所听。’说的正是这个意思。”
文言文翻译《资治通鉴.周纪一》
《资治通鉴.周纪一》译文：（原文译文均较长，故分段翻译，且由于字数限制有所删减）
周纪一 威烈王二十三年（戊寅、前403）
周纪一 周威烈王二十三年（戊寅，公元前403年）
初命晋大夫魏斯、赵籍、韩虔为诸侯。
周威烈王姬午初次分封晋国大夫魏斯、赵籍、韩虔为诸侯国君。
臣光曰：臣闻天子之职莫大于礼，礼莫大于分，分莫大于名。何谓礼？纪纲是也。何谓分？君、臣是也。何谓名？公、侯、卿、大夫是也。
臣司马光曰：我知道天子的职责中最重要的是维护礼教，礼教中最重要的是区分地位，区分地位中最重要的是匡正名分。什么是礼教？就是法纪。什么是区分地位？就是君臣有别。什么是名分？就是公、侯、卿、大夫等官爵。
夫以四海之广，兆民之众，受制于一人，虽有绝伦之力，高世之智，莫不奔走而服役者，岂非以礼为之纪纲哉！是故天子统三公，三公率诸侯，诸侯制卿大夫，卿大夫治士庶人。贵以临贱，贱以承贵。上之使下犹心腹之运手足，根本之制支叶，下之事上犹手足之卫心腹，支叶之庇本根，然后能上下相保而国家治安。故曰天子之职莫大于礼也。
四海之广，亿民之众，都受制于天子一人。尽管是才能超群、智慧绝伦的人，也不能不在天子足下为他奔走服务，这难道不是以礼作为礼纪朝纲的作用吗！所以，天子统率三公，三公督率诸侯国君，诸侯国君节制卿、大夫官员，卿、大夫官员又统治士人百姓。权贵支配贱民，贱民服从权贵。上层指挥下层就好像人的心腹控制四肢行动，树木的根和干支配枝和叶；下层服侍上层就好像人的四肢卫护心腹，树木的枝和叶遮护根和干，这样才能上下层互相保护，从而使国家得到长治久安。所以说，天子的职责没有比维护礼制更重要的了。
文王序《易》，以乾、坤为首。孔子系之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言君臣之位犹天地之不可易也。《春秋》抑诸侯，尊王室，王人虽微，序于诸侯之上，以是见圣人于君臣之际未尝不也。非有桀、纣之暴，汤、武之仁，人归之，天命之，君臣之分当守节伏死而已矣。是故以微子而代纣则成汤配天矣，以季札而君吴则太伯血食矣，然二子宁亡国而不为者，诚以礼之大节不可乱也。故曰礼莫大于分也。
周文王演绎排列《易经》，以乾、坤为首位。孔子解释说：“天尊贵，地卑微，阳阴于是确定。由低至高排列有序，贵贱也就各得其位。”这是说君主和臣子之间的上下关系就像天和地一样不能互易。《春秋》一书贬低诸侯，尊崇周王室，尽管周王室的官吏地位不高，在书中排列顺序仍在诸侯国君之上，由此可见孔圣人对于君臣关系的关注。如果不是夏桀、商纣那样的暴虐昏君，对手又遇上商汤、周武王这样的仁德明主，使人民归心、上天赐命的话，君臣之间的名分只能是作臣子的恪守臣节，矢死不渝。所以如果商朝立贤明的微子为国君来取代纣王，成汤创立的商朝就可以永配上天；而吴国如果以仁德的季札做君主，开国之君太伯也可以永享祭祀。然而微子、季札二人宁肯国家灭亡也不愿做君主，实在是因为礼教的大节绝不可因此破坏。所以说，礼教中最重要的就是地位高下的区分。
夫礼，辨贵贱，序亲疏，裁群物，制庶事，非名不著，非器不形；名以命之，器以别之，然后上下粲然有伦，此礼之大经也。名器既亡，则礼安得独在哉！昔仲叔于奚有功于卫，辞邑而请繁缨，孔子以为不如多与之邑。惟名与器，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政亡则国家从之。卫君待孔子而为政，孔子欲先正名，以为名不正则民无所措手足。夫繁缨，小物也，而孔子惜之；正名，细务也，而孔子先之：诚以名器既乱则上下无以相保故也。夫事未有不生于微而成于著，圣人之虑远，故能谨其微而治之，众人之识近，故必待其著而后救之；治其微则用力寡而功多，救其著则竭力而不能及也。《易》曰：“履霜坚冰至，”《书》曰：“一日二日万几，”谓此类也。故曰分莫大于名也。
所谓礼教，在于分辨贵贱，排比亲疏，裁决万物，处理日常事物。没有一定的名位，就不能显扬；没有器物，就不能表现。只有用名位来分别称呼，用器物来分别标志，然后上下才能井然有序。这就是礼教的根本所在。如果名位、器物都没有了，那么礼教又怎么能单独存在呢！当年仲叔于奚为卫国建立了大功，他谢绝了赏赐的封地，却请求允许他享用贵族才应有的马饰。孔子认为不如多赏赐他一些封地，惟独名位和器物，绝不能假与他人，这是君王的职权象征；处理政事不坚持原则，国家也就会随着走向危亡。卫国国君期待孔子为他崐处理政事，孔子却先要确立名位，认为名位不正则百姓无所是从。马饰，是一种小器物，而孔子却珍惜它的价值；正名位，是一件小事情，而孔子却要先从它做起，就是因为名位、器物一紊乱，国家上下就无法相安互保。没有一件事情不是从微小之处产生而逐渐发展显著的，圣贤考虑久远，所以能够谨慎对待微小的变故及时予以处理；常人见识短浅，所以必等弊端闹大才来设法挽救。矫正初起的小错，用力小而收效大；挽救已明显的大害，往往是竭尽了全力也
不能成功。《易经》说：“行于霜上而知严寒冰冻将至。”《尚书》说：“先
王每天都要兢兢业业地处理成千上万件事情。”就是指这类防微杜渐的例子。
所以说，区分地位高下最重要的是匡正各个等级的名分。
呜呼！幽、厉失德，周道日衰，纲纪散坏，下陵上替，诸侯专征，大夫擅政，礼之大体什丧七八矣，然文、武之祀犹绵绵相属者，盖以周之子孙尚能守其名分故也。何以言之？昔晋文公有大功于王室，请隧于襄王，襄王不许，曰：“王章也。未有代德而有二王，亦叔父之所恶也。不然，叔父有地而隧，又何请焉！”文公于是惧而不能违。是故以周之地则不大于曹、滕，以周之民则不众于邾、莒，然历数百年，宗主天下，虽以晋、楚、齐、秦之强不敢加者，何哉？徒以名分尚存故也。至于季氏之于鲁，田常之于齐，白公之于楚，智伯之于晋，其势皆足以逐君而自为，然而卒不敢者，岂其力不足而心不忍哉，乃畏奸名犯分而天下共诛之也。今晋大夫暴蔑其君，剖分晋国，天子既不能讨，又宠秩之，使列于诸侯，是区区之名分复不能守而并弃之也。先王之礼于斯尽矣！
呜呼！周幽王、周厉王丧失君德，周朝的气数每况愈下。礼纪朝纲土崩瓦解；下欺凌、上衰败；诸侯国君恣意征讨他人；士大夫擅自干预朝政；礼教从总体上已经有十之七八沦丧了。然而周文王、周武王开创的政权还能绵绵不断地延续下来，就是因为周王朝的子孙后裔尚能守定名位。为什么这样说呢？当年晋文公为周朝建立了大功，于是向周襄王请求允许他死后享用王室的隧葬礼制，周襄王没有准许，说：“周王制度明显。没有改朝换代而有两个天子，这也是作为叔父辈的晋文公您所反对的。不然的话，叔父您有地，愿意隧葬，又何必请示我呢？”晋文公于是感到畏惧而没有敢违反礼制。因此，周王室的地盘并不比曹国、滕国大，管辖的臣民也不比邾国、莒国多，然而经过几百年，仍然是天下的宗主，即使是晋、楚、齐、秦那样的强国也还不敢凌驾于其上，这是为什么呢？只是由于周王还保有天子的名分。再看看鲁国的大夫季氏、齐国的田常、楚国的白公胜、晋国的智伯，他们的势力都大得足以驱逐国君而自立，然而他们到底不敢这样做，难道是他们力量不足或是于心不忍吗？只不过是害怕奸夺名位僭犯身分而招致天下的讨伐罢了。现在晋国的三家大夫欺凌蔑视国君，瓜分了晋国，作为天子的周王不能派兵征讨，反而对他们加封赐爵，让他们列位于诸侯国君之中，这样做就使周王朝仅有的一点名分不能再守定而全部放弃了。周朝先王的礼教到此丧失干净！
或者以为当是之时，周室微弱，三晋强盛，虽欲勿许，其可得乎！是大不然。夫三晋虽强，苟不顾天下之诛而犯义侵礼，则不请于天子而自立矣。不请于天子而自立，则为悖逆之臣，天下苟有桓、文之君，必奉礼义而征之。今请于天子而天子许之，是受天子之命而为诸侯也，谁得而讨之！故三晋之列于诸侯，非三晋之坏礼，乃天子自坏之也。
有人认为当时周王室已经衰微，而晋国三家力量强盛，就算周王不想承认他们，又怎么能做得到呢！这种说法是完全错误的。晋国三家虽然强悍，但他们如果打算不顾天下的指责而公然侵犯礼义的话，就不会来请求周天子的批准，而是去自立为君了。不向天子请封而自立为国君，那就是叛逆之臣，天下如果有像齐桓公、晋文公那样的贤德诸侯，一定会尊奉礼义对他们进行征讨。现在晋国三家向天子请封，天子又批准了。他们就是奉天子命令而成为诸侯的，谁又能对他们加以讨伐呢！所以晋国三家大夫成为诸侯，并不是晋国三家破坏了礼教，正是周天子自已破坏了周朝的礼教啊！
乌呼！君臣之礼既坏矣，则天下以智力相雄长，遂使圣贤之后为诸侯者，社稷无不泯绝，生民之类糜灭几尽，岂不哀哉！
呜呼！君臣之间的礼纪既然崩坏，于是天下便开始以智慧、武力互相争雄，使当年受周先王分封而成为诸侯国君的圣贤后裔，江山相继沦亡，周朝先民的子孙灭亡殆尽，岂不哀伤！初，智宣子将以瑶为后，智果曰：“不如宵也。瑶之贤于人者五，其不逮者一也。美鬓长大则贤，射御足力则贤，伎艺毕给则贤，巧文辩惠则贤，强毅果敢则贤；如是而甚不仁。夫以其五贤陵人而以不仁行之，其谁能待之？若果立瑶也，智宗必灭。”弗听。智果别族于太史，为辅氏。
当初，晋国的智宣子想以智瑶为继承人，族人智果说：“他不如智宵。智瑶有超越他人的五项长处，只有一项短处。美发高大是长处，精于骑射是长处，才艺双全是长处，能写善辩是长处，坚毅果敢是长处。虽然如此却很不仁厚。如果他以五项长处来制服别人而做不仁不义的恶事，谁能和他和睦相处？要是真的立智瑶为继承人，那么智氏宗族一定灭亡。”智宣子置之不理。智果便向太史请求脱离智族姓氏，另立为辅氏。
赵简子之子，长曰伯鲁，幼曰无恤。将置后，不知所立，乃书训戒之辞于二简，以授二子曰：“谨识之！”三年而问之，伯鲁不能举其辞；求其简，已失之矣。问无恤，诵其辞甚习；求其简，出诸袖中而奏之。于是简子以无恤为贤，立以为后。
赵国的大夫赵简子的儿子，长子叫伯鲁，幼子叫无恤。赵简子想确定继承人，不知立哪位好，于是把他的日常训诫言词写在两块竹简上，分别交给两个儿子，嘱咐说：“好好记住！”过了三年，赵简子问起两个儿子，大儿子伯鲁说不出竹简上的话；再问他的竹简，已丢失了。又问小儿子无恤，竟然背诵竹简训词很熟习；追问竹简，他便从袖子中取出献上。于是，赵简子认为无恤十分贤德，便立他为继承人。
简子使尹铎为晋阳，请曰：“以为茧丝乎？抑为保障乎？”简子曰：“保障哉！”尹铎损其户数。简子谓无恤曰：“晋国有难，而无以尹铎为少，无以晋阳为远，必以为归。”
赵简子派尹铎去晋阳，临行前尹铎请示说：“您是打算让我去抽丝剥茧般地搜刮财富呢，还是作为保障之地？”赵简子说：“作为保障。”尹铎便少算居民户数，减轻赋税。赵简子又对儿子赵无恤说：“一旦晋国发生危难，你不要嫌尹铎地位不高，不要怕晋阳路途遥远，一定要以那里作为归宿。”
及智宣子卒，智襄子为政，与韩康子、魏桓子宴于蓝台。智伯戏康子而侮段规。智国闻之，谏曰：“主不备难，难必至矣！”智伯曰：“难将由我。我不为难，谁敢兴之！”对曰：“不然。《夏书》有之：‘一人三失，怨岂在明，不见是图。’夫君子能勤小物，故无大患。今主一宴而耻人之君相，又弗备，曰‘不敢兴难’，无乃不可乎！蚋、蚁、蜂、虿，皆能害人，况君相乎！”弗听。
等到智宣子去世，智襄子智瑶当政，他与韩康子、魏桓子在蓝台饮宴，席间智瑶戏弄韩康子，又侮辱他的家相段规。智瑶的家臣智国听说此事，就告诫说：“主公您不提防招来灾祸，灾祸就一定会来了！”智瑶说：“人的生死灾祸都取决于我。我不给他们降临灾祸，谁还敢兴风作浪！”智国又说：“这话可不妥。《夏书》中说：‘一个人屡次三番犯错误，结下的仇怨岂能在明处，应该在它没有表现时就提防。’贤德的人能够谨慎地处理小事，所以不会招致大祸。现在主公一次宴会就开罪了人家的主君和臣相，又不戒备，说：‘不敢兴风作浪。’这种态度恐怕不行吧。蚊子、蚂蚁、蜜蜂、蝎子，都能害人，何况是国君、国相呢！”智瑶不听。
智伯请地于韩康子，康子欲弗与。段规曰：“智伯好利而愎，不与，将伐我；不如与之。彼狃于得地，必请于他人；他人不与，必响之以兵，然后我得免于患而待事之变矣。”康子曰：“善。”使使者致万家之邑于智伯。智伯悦。又求地于魏桓子，桓子欲弗与。任章曰：“何故弗与？”桓子曰：“无故索地，故弗与。”任章曰：“无故索地，诸大夫必惧；吾与之地，智伯必骄。彼骄而轻敌，此惧而相亲；以相亲之兵待轻敌之人，智氏之命必不长矣。《周书》曰：‘将欲败之，必姑辅之。将欲取之，必姑与之。’主不如与之，以骄智伯，然后可以择交而图智氏矣，柰何独以吾为智氏质乎！”桓子曰：“善。”复与之万家之邑一。
智瑶向韩康子要地，韩康子想不给。段规说：“智瑶贪财好利，又刚愎自用，如果不给，一定讨伐我们，不如姑且给他。他拿到地更加狂妄，一定又会向别人索要；别人不给，他必定向人动武用兵，这样我们就可以免于祸患而伺机行动了。”韩康子说：“好主意。”便派了使臣去送上有万户居民的领地。智瑶大喜，果然又向魏桓子提出索地要求，魏桓子想不给。家相任章问：“为崐什么不给呢？”魏桓子说：“无缘无故来要地，所以不给。”任章说：“智瑶无缘无故强索他人领地，一定会引起其他大夫官员的警惧；我们给智瑶地，他一定会骄傲。他骄傲而轻敌，我们警惧而互相亲善；用精诚团结之兵来对付狂妄轻敌的智瑶，智家的命运一定不会长久了。《周书》说：‘要打败敌人，必须暂时听从他；要夺取敌人利益，必须先给他一些好处。’主公不如先答应智瑶的要求，让他骄傲自大，然后我们可以选择盟友共同图谋，又何必单独以我们作智瑶的靶子呢！”魏桓子说：“对。”也交给智瑶一个有万户的封地。
智伯又求蔡、皋狼之地于赵襄子，襄子弗与。智伯怒，帅韩、魏之甲以攻赵氏。襄子将出，曰：“吾何走乎？”从者曰：“长子近，且城厚完。”襄子曰：“民罢力以完之，又毙死以守之，其谁与我！”从者曰：“邯郸之仓库实。”襄子曰：“浚民之膏泽以实之，又因而杀之，其谁与我！其晋阳乎，先主之所属也，尹铎之所宽也，民必和矣。”乃走晋阳。
智瑶又向赵襄子要蔡和皋狼的地方。赵襄子拒绝不给。智瑶勃然大怒，率领韩、魏两家甲兵前去攻打赵家。赵襄子准备出逃。问：“我到哪里去呢？”随从说：“长子城最近，而且城墙坚厚又完整。”赵襄子说：“百姓精疲力尽地修完城墙，又要他们舍生入死地为我守城，谁能和我同心？”随从又说：“邯郸城里仓库充实。”赵襄子说：“搜刮民脂民膏才使仓库充实，现在又因战争让他们送命，谁会和我同心。还是投奔晋阳吧，那是先主的地盘，尹铎又待百姓宽厚，人民一定能同我们和衷共济。”于是前往晋阳。
三家以国人围而灌之，城不浸者三版；沈灶产蛙，民无叛意。智伯行水，魏桓子御，韩康子骖乘。智伯曰：“吾乃今知水可以亡人国也。”桓子肘康子，康子履桓子之跗，以汾水可以灌安邑，绛水可以灌平阳也。疵谓智伯曰：“韩、魏必反矣。”智伯曰：“子何以知之？”疵曰：“以人事知之。夫从韩、魏之兵以攻赵，赵亡，难必及韩、魏矣。今约胜赵而三分其地，城不没者三版，人马相食，城降有日，而二子无喜志，有忧色，是非反而何？”明日，智伯以疵之言告二子，二子曰：“此夫谗人欲为赵氏游说，使主疑于二家而懈于攻赵氏也。不然，夫二家岂不利朝夕分赵氏之田，而欲为危难不可成之事乎！”二子出，疵入曰：“主何以臣之言告二子也？”智伯曰：“子何以知之？”对曰：“臣见其视臣端而趋疾，知臣得其情故也。”智伯不悛。疵请使于齐。
智瑶、韩康子、魏桓子三家围住晋阳，引水灌城。城墙头只差三版的地方没有被淹没，锅灶都被泡塌，青蛙孳生，人民仍是没有背叛之意。智瑶巡视水势，魏桓子为他驾车，韩康子站在右边护卫。智瑶说：“我今天才知道水可以让人亡国。”魏桓子用胳膊肘碰了一下韩康子，韩康子也踩了一下魏桓子脚。因为汾水可以灌魏国都城安邑，绛水也可以灌韩国都城平阳。智家的谋士疵对智瑶说：“韩、魏两家肯定会反叛。”智瑶问：“你何以知道？”疵说：“以人之常情而论。我们调集韩、魏两家的军队来围攻赵家，赵家覆亡，下次灾难一定是连及韩、魏两家了。现在我们约定灭掉赵家后三家分割其地，晋阳城仅差三版就被水淹没，城内宰马为食，破城已是指日可待。然而韩康子、魏桓子两人没有高兴的心情，反倒面有忧色，这不是必反又是什么？”第二天，智瑶把疵的话告诉了韩、魏二人，二人说：“这一定是离间小人想为赵家游说，让主公您怀疑我们韩、魏两家而放松对赵家的进攻。不然的话，我们两家岂不是放着早晚就分到手的赵家田土不要，而要去干那危险必不可成的事吗？”两人出去，疵进来说：“主公为什么把臣下我的话告诉他们两人呢？”智瑶惊奇地反问：“你怎么知道的？”回答说：“我见他们认真看我而匆忙离去，因为他们知道我看穿了他们的心思。”智瑶不改。于是疵请求让他出使齐国。
赵襄子使张孟谈潜出见二子，曰：“臣闻唇亡则齿寒。今智伯帅韩、魏以攻赵，赵亡则韩、魏为之次矣。”二子曰：“我心知其然也；恐事未遂而谋泄，则祸立至矣。”张孟谈曰：“谋出二主之口，入臣之耳，何伤也！”二子乃潜与张孟谈约，为之期日而遣之。襄子夜使人杀守堤之吏，而决水灌智伯军。智伯军救水而乱，韩、魏翼而击之，襄子将卒犯其前，大败智伯之众，遂杀智伯，尽灭智氏之族。唯辅果在。
赵襄子派张孟谈秘密出城来见韩、魏二人，说：“我听说唇亡齿寒。现在智瑶率领韩、魏两家来围攻赵家，赵家灭亡就该轮到韩、魏了。”韩康子、魏崐桓子也说：“我们心里也知道会这样，只怕事情还未办好而计谋先泄露出去，就会马上大祸临头。”张孟谈又说：“计谋出自二位主公之口，进入我一人耳朵，有何伤害呢？”于是两人秘密地与张孟谈商议，约好起事日期后送他回城了。夜里，赵襄子派人杀掉智军守堤官吏，使大水决口反灌智瑶军营。智瑶军队为救水淹而大乱，韩、魏两家军队乘机从两翼夹击，赵襄子率士兵从正面迎头痛击，大败智家军，于是杀死智瑶，又将智家族人尽行诛灭。只有辅果得以幸免。
臣光曰：智伯之亡也，才胜德也。夫才与德异，而世俗莫之能辨，通谓之贤，此其所以失人也。夫聪察强毅之谓才，正直中和之谓德。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云梦之竹，天下之劲也；然而不矫揉，不羽括，则不能以入坚。棠之金，天下之利也；然而不熔范，不砥砺，则不能以击强。是故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凡取人之术，苟不得圣人、君子而与之，与其得小人，不若得愚人。何则？君子挟才以为善，小人挟才以为恶。挟才以为善者，善无不至矣；挟才以为恶者，恶亦无不至矣。愚者虽欲为不善，智不能周，力不能胜，譬如乳狗搏人，人得而制之。小人智足以遂其奸，勇足以决其暴，是虎而翼者也，其为害岂不多哉！夫德者人之所严，而才者人之所爱；爱者易亲，严者易疏，是以察者多蔽于才而遗于德。自古昔以来，国之乱臣，家之败子，才有馀而德不足，以至于颠覆者多矣，岂特智伯哉！故为国为家者苟能审于才德之分而知所先后，又何失人之足患哉！
臣司马光曰：智瑶的灭亡，在于才胜过德。才与德是不同的两回事，而世俗之人往往分不清，一概而论之曰贤明，于是就看错了人。所谓才，是指聪明、明察、坚强、果毅；所谓德，是指正直、公道、平和待人。才，是德的辅助；德，是才的统帅。云梦地方的竹子，天下都称为刚劲，然而如果不矫正其曲，不配上羽毛，就不能作为利箭穿透坚物。棠地方出产的铜材，天下都称为精利，然而如果不经熔烧铸造，不锻打出锋，就不能作为兵器击穿硬甲。所以，德才兼备称之为圣人；无德无才称之为愚人；德胜过才称之为君子；才胜过德称之为小人。挑选人才的方法，如果找不到圣人、君子而委任，与其得到小人，不如得到愚人。原因何在？因为君子持有才干把它用到善事上；而小人持有才干用来作恶。持有才干作善事，能处处行善；而凭借才干作恶，就无恶不作了。愚人尽管想作恶，因为智慧不济，气力不胜任，好像小狗扑人，人还能制服它。而小人既有足够的阴谋诡计来发挥邪恶，又有足够的力量来逞凶施暴，就如恶虎生翼，他的危害难道不大吗！有德的人令人尊敬，有才的人使人喜爱；对喜爱的人容易宠信专任，对尊敬的人容易疏远，所以察选人才者经常被人的才干所蒙蔽而忘记了考察他的品德。自古至今，国家的乱臣奸佞，家族的败家浪子，因为才有余而德不足，导致家国覆亡的多了，又何止智瑶呢！所以治国治家者如果能审察才与德两种不同的标准，知道选择的先后，又何必担心失去人才呢！
三家分智氏之田。赵襄子漆智伯之头，以为饮器。智伯之臣豫让欲为之报仇，乃诈为刑人，挟匕首，入襄子宫中涂厕。襄子如厕心动，索之，获豫让。左右欲杀之，襄子曰：“智伯死无后，而此人欲为报仇，真义士也，吾谨避之耳。”乃舍之。豫让又漆身为癞，吞炭为哑。行乞于市，其妻不识也。行见其友，其友识之，为之泣曰：“以子之才，臣事赵孟，必得近幸。子乃为所欲为，顾不易邪？何乃自苦如此？求以报仇，不亦难乎！”豫让曰：“既已委质为臣，而又求杀之，是二心也。凡吾所为者，极难耳。然所以为此者，将以愧天下后世之为人臣怀二心者也。”襄子出，豫让伏于桥下。襄子至桥，马惊；索之，得豫让，遂杀之。
[3]赵、韩、魏三家瓜分智家的田土，赵襄子把智瑶的头骨涂上漆，作为饮具。智瑶的家臣豫让想为主公报仇，就化装为罪人，怀揣匕首，混到赵襄子的宫室中打扫厕所。赵襄子上厕所时，忽然心动不安，令人搜索，抓获了豫让。左右随从要将他杀死，赵襄子说：“智瑶已死无后人，而此人还要为他报仇，真是一个义士，我小心躲避他好了。”于是释放豫让。豫让用漆涂身，弄成一个癞疮病人，又吞下火炭，弄哑嗓音。在街市上乞讨，连结发妻子见面也认不出来。路上遇到朋友，朋友认出他，为他垂泪道：“以你的才干，如果投靠赵家，一定会成为亲信，那时你就为所欲为，不是易如反掌吗？何苦自残形体崐以至于此？这样来图谋报仇，不是太困难了吗！”豫让说：“我要是委身于赵家为臣，再去刺杀他，就是怀有二心。我现在这种做法，是极困难的。然而之所以还要这样做，就是为了让天下与后世做人臣子而怀有二心的人感到羞愧。”赵襄子乘车出行，豫让潜伏在桥下。赵襄子到了桥前，马突然受惊，进行搜索，捕获豫让，于是杀死他。
襄子为伯鲁之不立也，有子五人，不肯置后。封伯鲁之子于代，曰代成君，早卒；立其子浣为赵氏后。襄子卒，弟桓子逐浣而自立；一年卒。赵氏之人曰：“桓子立非襄主意。”乃共杀其子，复迎浣而立之，是为献子。献子生籍，是为烈侯。魏斯者，魏桓子之孙也，是为文侯。韩康子生武子；武子生虔，是为景侯。
赵襄子因为赵简子没有立哥哥伯鲁为继承人，自己虽然有五个儿子，也不肯立为继承人。他封赵伯鲁的儿子于代国，称代成君，早逝；又立其子赵浣为赵家的继承人。赵襄子死后，弟弟赵桓子就驱逐赵浣，自立为国君，继位一年也死了。赵家的族人说：“赵桓子做国君本来就不是赵襄子的主意。”大家一起杀死了赵桓子的儿子，再迎回赵浣，拥立为国君，这就是赵献子。赵献子生子名赵籍，就是赵烈侯。魏斯，是魏桓子的孙子，就是魏文侯。韩康子生子名韩武子，武子又生韩虔，被封为韩景侯。
魏文侯以卜子夏、田子方为师。每过段干木之庐必式。四方贤士多归之。
魏文侯魏斯以卜子夏、田子方为国师，他每次经过名士段干木的住宅，都要在车上俯首行礼。四方贤才德士很多前来归附他。
文侯与群臣饮酒，乐，而天雨，命驾将适野。左右曰：“今日饮酒乐，天又雨，君将安之？”文侯曰：“吾与虞人期猎，虽乐，岂可无一会期哉！”乃往，身自罢之。
魏文侯与群臣饮酒，奏乐间，下起了大雨，魏文侯却下令备车前往山野之中。左右侍臣问：“今天饮酒正乐，外面又下着大雨，国君打算到哪里去呢？”魏文侯说：“我与山野村长约好了去打猎，虽然这里很快乐，也不能不遵守约定！”于是前去，亲自告诉停猎。
韩借师于魏以伐赵，文侯曰：“寡人与赵，兄弟也，不敢闻命。”赵借师于魏以伐韩，文侯应之亦然。二国皆怒而去。已而知文侯以讲于己也，皆朝于魏。魏于是始大于三晋，诸侯莫能与之争。
韩国邀请魏国出兵攻打赵国。魏文侯说：“我与赵国，是兄弟之邦，不敢从命。”赵国也来向魏国借兵讨伐韩国，魏文侯仍然用同样的理由拒绝了。两国使者都怒气冲冲地离去。后来两国得知魏文侯对自己的和睦态度，都前来朝拜魏国。魏国于是开始成为魏、赵、韩三国之首，各诸侯国都不能和它争雄。
周威烈王姬午初次分封晋国大夫魏斯、赵籍、韩虔为诸侯国君。
臣司马光说：我知道天子的职责中最重要的是维护礼教，礼教中最重要的是区分地位，区分地位中最重要的是匡正名分。什么是礼教？就是法纪。什么是区分地位？就是君臣有别。什么是名分？就是公、侯、卿、大夫等官爵。
四海之广，亿民之众，都受制于天子一人。尽管是才能超群、智慧绝伦的人，也不能不在天子足下为他奔走服务，这难道不是以礼作为礼纪朝纲的作用吗！所以，天子统率三公，三公督率诸侯国君，诸侯国君节制卿、大夫官员，卿、大夫官员又统治士人百姓。权贵支配贱民，贱民服从权贵。上层指挥下层就好像人的心腹控制四肢行动，树木的根和干支配枝和叶；下层服侍上层就好像人的四肢卫护心腹，树木的枝和叶遮护根和干，这样才能上下层互相保护，从而使国家得到长治久安。所以说，天子的职责没有比维护礼制更重要的了。
周文王演绎排列《易经》，以乾、坤为首位。孔子解释说：“天尊贵，地卑微，阳阴于是确定。由低至高排列有序，贵贱也就各得其位。”这是说君主和臣子之间的上下关系就像天和地一样不能互易。《春秋》一书贬低诸侯，尊崇周王室，尽管周王室的官吏地位不高，在书中排列顺序仍在诸侯国君之上，由此可见孔圣人对于君臣关系的关注。如果不是夏桀、商纣那样的暴虐昏君，对手又遇上商汤、周武王这样的仁德明主，使人民归心、上天赐命的话，君臣之间的名分只能是作臣子的恪守臣节，矢死不渝。所以如果商朝立贤明的微子为国君来取代纣王，成汤创立的商朝就可以永配上天；而吴国如果以仁德的季札做君主，开国之君太伯也可以永享祭祀。然而微子、季札二人宁肯国家灭亡也不愿做君主，实在是因为礼教的大节绝不可因此破坏。所以说，礼教中最重要的就是地位高下的区分。
所谓礼教，在于分辨贵贱，排比亲疏，裁决万物，处理日常事物。没有一定的名位，就不能显扬；没有器物，就不能表现。只有用名位来分别称呼，用器物来分别标志，然后上下才能井然有序。这就是礼教的根本所在。如果名位、器物都没有了，那么礼教又怎么能单独存在呢！当年仲叔于奚为卫国建立了大功，他谢绝了赏赐的封地，却请求允许他享用贵族才应有的马饰。孔子认为不如多赏赐他一些封地，惟独名位和器物，绝不能假与他人，这是君王的职权象征；处理政事不坚持原则，国家也就会随着走向危亡。卫国国君期待孔子为他崐处理政事，孔子却先要确立名位，认为名位不正则百姓无所是从。马饰，是一种小器物，而孔子却珍惜它的价值；正名位，是一件小事情，而孔子却要先从它做起，就是因为名位、器物一紊乱，国家上下就无法相安互保。没有一件事情不是从微小之处产生而逐渐发展显著的，圣贤考虑久远，所以能够谨慎对待微小的变故及时予以处理；常人见识短浅，所以必等弊端闹大才来设法挽救。矫正初起的小错，用力小而收效大；挽救已明显的大害，往往是竭尽了全力也不能成功。《易经》说：“行于霜上而知严寒冰冻将至。”《尚书》说：“先王每天都要兢兢业业地处理成千上万件事情。”就是指这类防微杜渐的例子。所以说，区分地位高下最重要的是匡正各个等级的名分。
呜呼！周幽王、周厉王丧失君德，周朝的气数每况愈下。礼纪朝纲土崩瓦解；下欺凌、上衰败；诸侯国君恣意征讨他人；士大夫擅自干预朝政；礼教从总体上已经有十之七八沦丧了。然而周文王、周武王开创的政权还能绵绵不断地延续下来，就是因为周王朝的子孙后裔尚能守定名位。为什么这样说呢？当年晋文公为周朝建立了大功，于是向周襄王请求允许他死后享用王室的隧葬礼制，周襄王没有准许，说：“周王制度明显。没有改朝换代而有两个天子，这也是作为叔父辈的晋文公您所反对的。不然的话，叔父您有地，愿意隧葬，又何必请示我呢？”晋文公于是感到畏惧而没有敢违反礼制。因此，周王室的地盘并不比曹国、滕国大，管辖的臣民也不比邾国、莒国多，然而经过几百年，仍然是天下的宗主，即使是晋、楚、齐、秦那样的强国也还不敢凌驾于其上，这是为什么呢？只是由于周王还保有天子的名分。再看看鲁国的大夫季氏、齐国的田常、楚国的白公胜、晋国的智伯，他们的势力都大得足以驱逐国君而自立，然而他们到底不敢这样做，难道是他们力量不足或是于心不忍吗？只不过是害怕奸夺名位僭犯身分而招致天下的讨伐罢了。现在晋国的三家大夫欺凌蔑视国君，瓜分了晋国，作为天子的周王不能派兵征讨，反而对他们加封赐爵，让他们列位于诸侯国君之中，这样做就使周王朝仅有的一点名分不能再守定而全部放弃了。周朝先王的礼教到此丧失干净！
求文言文翻译
至是，自当复建言：“盐引宜尽资国用，以纾民力。” 是这样断的句儿吗？
盐引本是封建政权的财源，但而当政者“上下挥霍无度，便掠之于民；民变在即，既掠之于商。” 盐引又称“盐钞”，是宋代的取盐凭证，“引”是指有价证券，还可以作为“代币”流通。据《宋史·通货志》，“盐引每张，领盐116.5斤，价6贯。”
联系上下文：
惠宗初，改福建都转盐使。先是，自当为左司郎中时，泰定帝欲以河间、江浙、福建盐引赐中书参议撒迪，自当执不可，仅以福建盐引二万赐之。至是，自当复建言：“盐引宜尽资国用，以纾民力。”时撒迪方为御史大夫，不以为怒，数遣人省自当母于京师，时人两贤之。
“惠宗初，改福建都转盐使”，这应是个时间事件的分割点，才有后文的“先是”、”至是“，是字代表”惠宗初“。元惠宗是大元王朝统治全国的最后一位皇帝，也是北元的第一位皇帝。在这之前泰定帝在位时，自当就扣减过赐给撒迪的盐引，到了惠宗初，自当又向上谏言，盐引应该全部供给国家使用，用来纾缓民力。这样就是连二万盐引也不给撒迪了，但撒迪并不记恨自当，还多次派人去探望居住在京城里自当的母亲，时人认为两个人都是贤士。
翻译，大概就是这样了。
到了这时（惠宗初年，盐政改革），自当又（因之前已扣减过撒迪的盐引或称俸禄，故称“又”，向皇上）谏言说：盐引应当全部供给国家使用，来缓解人民的人力物力财力的压力。
文言文翻译
原句：
1、芝生治所，众以治行之致，元凤曰：“五谷熟则民蒙惠，此不足异也。”
2、辍土木无益之役，以济暴露之民；移缁流泛滥之恩，以给颠沛之众。
3、转运使阿贯意，劾其格德政，倡异论，侵辱使者。
4、前尹王革惨而怯，盗无轻重悉抵死，小有警，辄闭城以兵自卫。
译文：
1、（有）灵芝在饶州冶司官署生成，众人认为这是（程元凤）政绩突出才导致灵芝在官署生长的，程元凤说：“五谷成熟丰收百姓就会蒙受恩惠，这不值得惊异。”
2、罢停（一切）无益的土木工程的劳役，来救济（那些）流离失所的百姓；转移对僧徒（太过）泛滥的恩惠，来供给颠沛流离的大众。
3、转运使逢迎童贯的心意，弹劾他（徐处仁）阻碍（推行）德政，倡导异端邪说，凌辱使者。
4、前任应天尹王革内心残忍而生性胆小，（作乱的）盗贼无论情节轻重全都处以死刑，稍微有点边警，就关闭城门安排重兵守护自己。
重点词语详注：
1、缁流：僧徒。僧尼多穿黑衣，故称。北魏杨炫之《洛阳伽蓝记·城内胡统寺》：“（诸尼）入宫与太后说法，其资养缁流，从无比也。”唐卢纶《秋夜同畅当宿藏公院》诗：“将祈竟何得？灭踪在缁流。”明谢榛《四溟诗话》卷四：“或谓脗合禅机，前身亦缁流中人也。”《西湖佳话·灵隐诗迹》：“老师父佳作……自是诗坛名宿，卢、骆、王、杨之俦也，决非隐逸中偶然得句者。不知为何遁入缁流？”
2、暴露：露在外面，无所遮蔽。《荀子·王制》：“兵革器械者，彼将日日暴露毁折之中原，我今将修饰之，拊循之，掩盖之于府库。”《汉书·严助传》：“今方内无狗吠之警，而使陛下甲卒死亡，暴露中原，沾渍山谷。”宋曾巩《瀛州兴造记》：“是日大雨，公私暴露，仓储库积，无所覆冒。”清和邦额《夜谭随录·施二》：“僧房数十间，强半倾圮，佛像暴露，钟鱼阗寂。”
3、异论：异端邪说。
4、侵辱：凌辱。《史记·酷吏列传》：“高后时，酷吏独有侯封，刻轢宗室，侵辱功臣。”《后汉书·度尚传》：“如忍以苟免，永受侵辱之耻，生为恶吏，死为敝鬼。”清蒲松龄《聊斋志异·医术》：“中夜，主人挝门甚急。意其子死，恐被侵辱，惊起，逾垣疾遁。”
附注：以上1、2句话均出自《宋史·程元凤传》。3、4均出自《宋史·徐处仁传》。
附录1：
《宋史·程元凤传》
程元凤，字申甫，徽州人。绍定元年进士，调江陵府教授。端平元年，差江西转运司干办公事。丁母忧。
淳祐元年，迁礼、兵二部架阁，以父老不忍去侧，迁太学正，以祖讳辞，改国子录。父忧，服阕，迁太学博士，改宗学博士。以《诗》、《礼》讲荣王府。旁讽曲谕，随事规正，多所裨益，王亦倾心敬听。轮对，极论世运剥复之机及人主所当法天者。理宗览之曰：“有古遗直风。”
六年，进秘书丞兼权刑部郎官。七年，兼权右司郎官，迁著作郎，仍权右司郎官。轮对，指陈时病尤激切，当国者以为厉己。丐外，知饶州。郡初罹水灾，元凤访民疾苦，夙夜究心，修城堞，置义阡，宽诛求，察诬证。进江、淮、荆、浙、福建、广南都大提点坑冶，仍兼知饶州冶司，岁有冬夏帐银，悉举以补郡积年诸税敛之不足者。芝生治所，众以治行之致，元凤曰：“五谷熟则民蒙惠，此不足异也。”召奏事，辞，不允，迁右曹郎官。疏言实学、实政、国本、人才、吏治、生民、财计、兵威八事。寻兼右司郎官，拜监察御史兼崇政殿说书。丞相郑清之久专国柄，老不任事，台官潘凯、吴燧合章论列，清之不悦，改迁之，二人不拜命去。元凤上疏斥清之罪，其言明白正大，凯、燧得召还。有事于明堂，元凤疏言“祈天以实不以文”。又言边备，谓“当申儆军实，以起积玩之势。”及言滥刑之敝。
十二年，拜右正言兼侍讲，以祖讳辞。诏权以右补阙系衔。上疏论格心之学，谓“革士大夫之风俗，当革士大夫之心术。”至于文敝、边储、人才、民心、储将帅、救灾异，莫不尽言。余晦以从父天锡恃恩妄作，三学诸生伏阙上书白其罪状，司业蔡抗又力言之，元凤数其罪劾之。奏上，以晦为大理少卿，抗为宗正少卿。元凤又上疏留抗而黜晦，以安士心。乃命抗仍兼司业，晦予郡。升殿中侍御史，仍兼侍讲。京城灾，疏言：“辍土木无益之役，以济暴露之民；移缁流泛滥之恩，以给颠沛之众。务行宽大之政，固结亿兆之心。旁招俊乂，而私昵无滥及之恩；屏去奸私，而贪黩无覆出之患。谨便嬖之防，而不使之弄权；抑恩泽之请，而不至于无节。”言多剀切。
宝祐元年，兼侍读，迁侍御史，言法孝宗八事。荐名士二十余人，进尚书吏部侍郎兼中书舍人，兼同修国史、实录院同修撰，仍兼侍读。亟辞，
出关，不允。有事于南郊，元凤为执绥官，答问多所开陈。帝因欲幸西太乙宫，力谏止之。
三年，迁权工部尚书，力求补外，特授端明殿学士、同签书枢密院事。蜀境与沅、靖交急，朝廷欲择重臣出镇上流，用徐敏子易蜀帅及用向士璧为镇抚。元凤请下荆南，调兵援蜀，移吕文德上沅、靖。进依前职，签书枢密院事兼权参知政事，进参知政事，寻进拜右丞相兼枢密使，进封新安郡公。力辞，御笔勉谕，犹周回累日而后治事。疏奏正心、待臣、进贤、爱民、备边、守法、谨微、审令八事。高、孝、光、宁四朝国史未就，奏转任尤焴领其事，纂修成之。会丁大全谋夺相位，元凤力辞，授观文殿大学士判福州、福建安抚使。又力辞，依前职，提举洞霄宫。
开庆兵兴，上手疏收人心、重赏罚、团结民兵数事。俄起判平江府兼淮、浙发运使。四上章乞免。三年，御笔趣行，奏免修明局米五万石。拜特进，依前职。充醴泉观兼侍读。度宗即位，进少保。三年，拜少傅、右丞相兼枢密使，进封吉国公，以言罢，依旧少保、观文殿大学士、醴泉观使。乞致仕，不许。四年，罢观使，以守少保、观文殿大学士致仕。卒，遗表闻，帝震悼辍朝，特赠少师。
元凤之在政府也，一契家子求贰令，元凤谢之曰：“除授须由资。”其人累请不许，乃以先世为言。元凤曰：“先公畴昔相荐者，以某粗知恬退故也。今子所求躐次，岂先大夫意哉？矧以国家官爵报私恩，某所不敢。”有尝遭元凤论列者，其后见其可用，更荐拔之，每曰：“前日之弹劾，成其才也；今日之擢用，尽其才也。”所著《讷斋文集》若干卷。
附录2：
《宋史·徐处仁传》
徐处仁，字择之，应天府谷熟县人。中进士甲科，为永州东安县令。蛮人叛，处仁入峒，开示恩信，蛮感泣，誓不复反。知济州金乡县。以荐者召见，徽宗问京东岁事，处仁以旱蝗对。问：“邑有盗贼乎？”曰：“有之。”上谓处仁不欺，除宗正寺丞、太常博士。
时初置算学，议所祖，或以孔子赞《易》知数。处仁言：“仲尼之道无所不备，非专门比。黄帝迎日推策，数之始也，祖黄帝为宜。”擢监察御史，迁殿中、右正言、给事中。摄开封府，裁决如流，囚系常空。进户部尚书，继拜中大夫、尚书右丞。丁母忧，免丧，以资政殿学士知青州，徙知永兴军。
童贯使陕西，欲平物价，处仁议不合，曰：“此令一传，则商贾弗行，而积藏者弗出，名为平价，适以增之。”转运使阿贯意，劾其格德音，倡异论，侵辱使者。诏处仁赴阙。寻改知河阳，落职知蕲州。久之，以显谟阁直学士知颍昌府。民有得罪宫掖者，虽赦不原，处仁为奏上。童贯乘是挤之，夺职，提举鸿庆宫。复延康殿学士、知汝州，再奉鸿庆祠、知徐州，召为醴泉观使。
徽宗访以天下事，处仁对曰：“天下大势在兵与民，今水旱之余，赋役繁重，公私凋弊，兵民皆困，不及今谋之，后将有不胜图者。”上曰：“非卿不闻此言。”明日，除侍读。进读罢，理前语，处仁言：“昔周以冢宰制国用，于岁之杪，宜会朝廷一岁财用之数，量入为出，节浮费，罢横敛，百姓既足，军储必丰。”上称善诏置裕民局讨论振兵裕民之法。蔡京不悦，言者谓：“今设局曰‘裕民’，岂平日为不裕民哉？”乃罢局，出处仁知扬州。未几，以疾奉祠归南都。
方腊为乱，处仁亟见留守薛昂，为画守战之策。因语昂曰：“睢阳蔽遮江、淮，乃国家受命之地，脱有非常，吾助君死守。”语闻于朝，起为应天尹。河北盗起，徙大名尹。前尹王革惨而怯，盗无轻重悉抵死，小有警，辄闭城以兵自卫。处仁至，即大开城门，彻牙内甲兵，人情遂安。
徽宗赐手诏曰：“金人虽约和，然狼子野心，易扇以变，有当行事以闻。”处仁上《备边御戎》十策。进观文殿学士，召为宝箓宫使，特升大学士。旧制，大观文非宰相不除，前二府得除，自处仁始。
钦宗即位，金人犯京师，处仁储粮列备，合锐兵万人勤王；奏乞下诏亲征，以张国威。奏至，朝廷适下亲征诏书，以李纲为行营使。即移书纲，言备御方略。金人请和而归，处仁奏宜伏兵浚、滑，击其半济，必可成功。召为中书侍郎。入见，钦宗问割三镇，处仁言：“国不竞亦陵，且定武陛下之潜藩，不当弃。”与吴敏议合。敏荐处仁可相，拜太宰兼门下侍郎。
童贯部胜捷军卫徽宗东巡，贯既贬，军士有恶言。徽宗将还，都人汹惧，或请为备。处仁曰：“陛下仁孝，思奉晨昏，属车西还，天下大庆，宜郊迎称贺。军士妄言，臣请身任之。”乃以处仁为扈驾礼仪使，统禁旅从出郊，迄二圣还宫，部伍肃然。
初，处仁为右丞，言：“六曹长贰，皆异时执政之选，而部中事一无所可否，悉禀命朝廷。夫人才力不容顿异，岂有前不能决一职而后可共政者乎？乞诏自今尚书、侍郎不得辄以事诿上，有条以条决之，有例以例决之，无条例者酌情裁决；不能决，乃申尚书省。”会处仁以忧去，不果行，及当国，卒奏行之。
聂山为户部尚书兼开封尹，库有美珠，山密语宁德宫宦者，用特旨取之。处仁奏：“陛下鉴近患，事必由三省。今以珠为道君太上皇后寿，诚细故，且美事；然此端一开，则前日应奉之徒复纵，臣为陛下惜之。”乃抵主藏吏罪。
处仁言论，初与吴敏、李纲合，寻亦有异议。尝与敏争事，掷笔中敏面，鼻额为黑。唐恪、耿南仲、聂山欲排去二人而代之位，讽言者论之，与敏俱罢，处仁以观文殿大学士为中太一宫使。寻知东平府，提举崇福宫。高宗即位，起为大名尹、北道都总管，卒于郡。
处仁在宣和间，数请宽民力以弭盗贼。尹大名，以刚廉称。及为首相，无大建明，方进言以金人出境，社稷再安，皆由圣德俭勤，致有天人之助。仲师道请合诸道兵屯河阳诸州，为防秋计，处仁谓金人岂能复来，不宜先自扰以示弱。南都受围时，处仁在围城中，都人指为奸细，杀其长子庚。幼子度，吏部侍郎。
参考：芝生治所，众以治行之致，元凤曰：“五谷熟则民蒙惠，此不足异也。”
翻译：杂草在官府生出，大家认为应该做到管理和行为一致清净，元凤说：“谷物成熟百姓就得到好处了，这些小问题有什么大惊小怪呢？”
辍土木无益之役，以济暴露之民；移缁流泛滥之恩，以给颠沛之众。
翻译：停止土木建设的无益处劳役，让无居所百姓得到接济；把泛滥的布施恩德停止，让流散的百姓得到供给。
转运使阿贯意，劾其格德政，倡异论，侵辱使者。
翻译：官员转运使阿贯意这个人，弹劾他荒废德政，提倡异样怪论，侵犯侮辱使者。
前尹王革惨而怯，盗无轻重悉抵死，小有警，辄闭城你以兵自卫。
翻译：以前的尹王名为革，残忍而胆小，盗贼不管大小罪行都处死，稍微有警报，马上封闭城池用兵马自我保护。
1、芝生治所，众以治行之致，元凤曰：“五谷熟则民蒙惠，此不足异也。”
翻译：杂草在官府生出，大家认为应该做到管理和行为一致清净，元凤说：“谷物成熟百姓就得到好处了，这些小问题有什么大惊小怪呢？”
2、辍土木无益之役，以济暴露之民；移缁流泛滥之恩，以给颠沛之众。
翻译：停止土木建设的无益处劳役，让无居所百姓得到接济；把泛滥的布施恩德停止，让流散的百姓得到供给。
3、转运使阿贯意，劾其格德政，倡异论，侵辱使者。
翻译：官员转运使阿贯意这个人，弹劾他荒废德政，提倡异样怪论，侵犯侮辱使者。
4、前尹王革惨而怯，盗无轻重悉抵死，小有警，辄闭城你以兵自卫。
翻译：以前的尹王名为革，残忍而胆小，盗贼不管大小罪行都处死，稍微有警报，马上封闭城池用兵马自我保护。
拓展资料：
文言文是以古汉语口语为基础的书面语，在远古时代文言文与口语的差异微乎其微。现今文言文是中国古代的一种书面语言组成的文章，主要包括以先秦时期的口语为基础而形成的书面语。春秋战国时期，用于记载文字的物品还未被发明，记载文字用的是竹简、丝绸等物。
随着历史变迁，口语的演变，文言文和口语的差别逐渐扩大，“文言文”成了读书人的专用。文言文是相对现今新文化运动之后白话文来讲的，古代并无文言文这一说法。其特征是注重典故、骈骊对仗、音律工整，包含策、诗、词、曲、八股、骈文等多种文体。
经过历代文人修饰越显浮华，唐代起文学大家韩愈等发起“古文运动”，主张回归通俗古文。现代书籍中的文言文，为了便于阅读理解，一般都会对其标注标点符号。
特点
文言文的特色有：言文分离、行文简练。
文言的特点，是相对白话（包括口语和书面语）而言的，主要表现在语法与词汇两方面。
分类
1、实词
如果掌握了文言文的常用实词，就可以算是基本上读懂了文言文。在文言文中，文言实词是主要的语言材料，也是我们阅读时遇到的较大障碍，而学习实词的难度比起学习虚词来又小得多。所以，有目的、有重点、有系统地积累一些常用文言实词对学习文言文时很有帮助的。
2、虚词
所谓虚词，就是指那些不能够单独成句，词汇意义又比较抽象，但能通过它把实词组织在一起，完成句子结构的词类。在文言文中，虚词的使用频率很高，用法灵活，因此要想提高阅读文言文的能力，就要了解文言虚词的用法和意义。
3、动词
这是表示动作行为、发展变化、心理活动等意义的词，动词经常作谓语，其中及物动词可以带宾语，不及物动词不可以带宾语。
主语、宾语一般是由名词或代词来充当的，在文言文中，动词如果处在了主语或宾语的位置，有时前面又有“其”字或“之”字，这样的动词常常活用为名词。
不及物动词如果带了宾语，则要活用为使动用法。例如：“项伯杀人，臣活之”(《鸿门宴》)中，不及物动词“活”就要译为“使……活”；《小石潭记》中的“凄神寒骨，悄怆幽邃”中的“凄”就是“使.........凄凉”。
4、形容词
这是表示人或事物的形状、性质、状态、颜色等的词，形容词都能作定语，大多能作谓语。
形容词是不能带宾语的，文言文中，形容词的后面如果出现了宾语，这个形容词必然要活用，具体来说有三种情况。
1、活用为一般动词。例如：“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于顷襄王”(《屈原列传》)中，形容词“短”的后面由于出现了宾语“屈原”，就活用为一般动词，译为“诋毁、说坏话”。
2、活用为使动词。例如：“春风又绿江南岸”(《泊船瓜洲》)中，形容词的后面由于出现了宾语“江南岸”，活用为使动词，译为“使……绿”。
3、活用为意动用法。例如：“孔子登东山而小鲁”(《孟子·尽心上》)中，形容词“小”的后面有宾语“鲁”，这里活用为意动词，译为“认为……小”。
（原文）琰访知盗杀，卒辞不食
（译文大意）崔琰访知此乃是盗杀，终究推辞不吃
（原文）年余耳顺，而孝思弥笃
（译文大意）过完年以后就六十岁了，而孝亲之思念更加严重了。
此文出自《魏书•孝感传•赵琰》：「年馀耳顺，而孝思弥笃。」
谁可以翻译下面的文言文上又尝谓侍臣曰：“君依于国，国依于民。刻以奉君，犹肉以奉君
翻译：
（唐太宗）皇上曾对身边的大臣说：“君主依靠国家，国家依靠民众。依靠剥削民众来奉养君主，如同割下身上的肉来充腹，
一、译文
（唐太宗）皇上曾对身边的大臣说：“君主依靠国家，国家依靠民众。依靠剥削民众来奉养君主，如同割下身上的肉来充腹，腹饱而身死，君主富裕国家就灭亡。所以，君主的忧患，不是来自外面，而是常在自身。
欲望兴盛，费用就会增大；费用增大，赋役就会繁重；赋役繁重，民众就会愁苦；民众愁苦，国家就会危急；国家危急，君主就会丧失政权。朕常常思考这些，所以就不敢放纵自己的欲望了。”
二、原文
上又尝谓侍臣曰：“君依于国，国依于民。刻民以奉君，犹割肉以充腹，腹饱而身毙，君富而国亡。故人君之患，不自外来，常由身出。夫欲盛则费广，费广则赋重，赋重则民愁，民愁则国危，国危则君丧矣。朕常以此思之，故不敢纵欲也。”
三、出处
司马光《资治通鉴》
扩展资料
一、创作背景
司马光曾患历代史籍浩繁，学者难以遍览，因欲撮取其要，撰纪传体史。初成《通志》8卷，起战国至秦二世，表进于朝，引起宋英宗的重视。治平三年（1066），诏置书局于崇文院，继续编纂。宋神宗即位，赐书名为《资治通鉴》，并序以奖之。元丰七年（1084）书成。
二、作品赏析
《资治通鉴》全书共294卷，约300多万字，书中记载的历史由公元前403年，也就是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写起，一直到959年，五代的后周世宗显德六年征淮南为止。
是司马光以为君亲政，贤明之道为出发点所编写成的一本巨著，所谓“删削冗长，举撮机要，专取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为编年一书，使先后有伦，精粗不杂。”。
三、作者简介
司马光（1019-1086），北宋时期政治家、史学家、文学家。北宋陕州夏县涑水乡（今山西夏县）人，出生于河南省光山县，原字公实，后改君实，原号迂夫，后改迂叟，世称涑水先生。司马光自幼嗜学，尤喜《春秋左氏传》。
司马光著述颇多。除了《资治通鉴》，还有《通鉴举要历》八十卷、《稽古录》二十卷、《本朝百官公卿表》六卷。
此外，他在文学、经学、哲学乃至医学方面都进行过钻研和著述，主要代表作有《翰林诗草》《注古文学经》《易说》《注太玄经》《注扬子》《书仪》《游山行记》《续诗治》《医问》《涑水记闻》《类篇》《司马文正公集》等。
在历史上，司马光曾被奉为儒家三圣之一（其余两人是孔子和孟子）。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资治通鉴·唐纪·贞观治道
（唐太宗）皇上曾对身边的大臣说：“君主依靠国家，国家依靠民众。依靠剥削民众来奉养君主，如同割下身上的肉来充腹，腹饱而身死，君主富裕国家就灭亡。所以，君主的忧患，不是来自外面，而是常在自身。欲望兴盛，费用就会增大；费用增大，赋役就会繁重；赋役繁重，民众就会愁苦；民众愁苦，国家就会危急；国家危急，君主就会丧失政权。朕常常思考这些，所以就不敢放纵自己的欲望了。”
你确认原文是这样的吗?
上又尝谓侍臣曰：“君依于国，国依于民。刻民以奉君，犹割肉以充腹，腹饱而身毙，君富而国亡。故人君之患，不自外来，常由身出。夫欲盛则费广，费广则赋重，赋重则民愁，民愁则国危，国危则君丧矣。朕常以此思之，故不敢纵欲也。
太宗李世民曾对身边的大臣说：“君主依靠国家，国家依靠民众。依靠剥削民众来奉养君主，如同割下身上的肉来充腹，腹饱而身死，君主富裕国家就灭亡。所以，君主的忧患，不是来自外面，而是常在自身。欲望兴盛，费用就会增大；费用增大，赋役就会繁重；赋役繁重，民众就会愁苦；民众愁苦，国家就会危急；国家危急，君主就会丧失政权。朕常常思考这些，所以就不敢放纵自己的欲望。”
那就译为：太宗李世民曾对身边的大臣说：“君主依靠国家，国家依靠民众。依靠剥削民众来奉养君主……朕常常思考这些，所以就不敢放纵自己的欲望。”
文言文翻译：吾敢爱一身,移暴于民乎?亦不使罪尔曹.谢谢，争取十分钟
原文：
盐铁官榷取茶利，诏下，所在毋敢隐。易于视诏书曰：“益昌人不征茶且不可活，矧厚赋毒之乎？”命吏阁诏，吏曰：“天子诏何敢拒？吏坐死，公得免窜邪？”对曰：“吾敢爱一身，移暴于民乎？亦不使罪尔曹。”即自焚之。观察使素贤之，不劾也。
译文：
盐铁官征收茶业税，皇帝的诏书一旦下达，没有哪个地方官敢压下诏书不照办的。何易于接到诏书，说道：“益昌的百姓不缴茶业税尚且难以活命，更何况再加重赋税来害他们呢。”他命下属把诏书先搁下不要理睬。下属吃惊地说：“天子的诏书谁敢拒绝？我们这些下属同僚会因此获死罪，而大人您难道能逃脱处罚吗？”何县令说：“我怎敢独爱我一己之身，将祸害专家给老百姓呢？也不会推卸责任给你们。”说罢他亲手把诏书烧了。省里的长官因为平时很欣赏他的耿直爱民，所以没有上奏追究这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