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荐之于天而天受之,暴之于民而民受之”的意思
请问推荐给天,天接受了;公开介绍给老百姓,老百姓也接受了是怎么回事呢?”
孟子说:“叫他主持祭祀,所有神明都来享用,这是天接受了;叫他主持政事,政事治理得很好,老百姓很满意,这就是老百姓也接受了。天授与他,老百姓授与他,所以说,天子不能够拿天下授与人。舜辅佐尧治理天下二十八年,这不是凭一个人的意志够做得到的,而是天意。尧去世后,舜为他服丧三年,然后便避居于南河的南边去,为的是要让尧的儿子继承天下。可是,天下诸侯朝见天子的,都不到芜的儿子那里去,却到舜那里去;打官司的,都不到尧的儿子那里去,却到舜那里去;歌颂的人,也不歌颂尧的儿子,却歌颂舜。所以你这是天意。这样,舜才回到帝都,登上了天于之位。如果先前舜就占据尧的宫室,逼迫尧的儿子让位,那就是篡夺,而不是天授与他的了。《太誓》说过:‘上天所见来自我们老百姓的所见,上天所听来自我们老百姓的所听。’说的正是这个意思。”
文言文翻译《资治通鉴.周纪一》
《资治通鉴.周纪一》译文:(原文译文均较长,故分段翻译,且由于字数限制有所删减)
周纪一 威烈王二十三年(戊寅、前403)
周纪一 周威烈王二十三年(戊寅,公元前403年)
初命晋大夫魏斯、赵籍、韩虔为诸侯。
周威烈王姬午初次分封晋国大夫魏斯、赵籍、韩虔为诸侯国君。
臣光曰:臣闻天子之职莫大于礼,礼莫大于分,分莫大于名。何谓礼?纪纲是也。何谓分?君、臣是也。何谓名?公、侯、卿、大夫是也。
臣司马光曰:我知道天子的职责中最重要的是维护礼教,礼教中最重要的是区分地位,区分地位中最重要的是匡正名分。什么是礼教?就是法纪。什么是区分地位?就是君臣有别。什么是名分?就是公、侯、卿、大夫等官爵。
夫以四海之广,兆民之众,受制于一人,虽有绝伦之力,高世之智,莫不奔走而服役者,岂非以礼为之纪纲哉!是故天子统三公,三公率诸侯,诸侯制卿大夫,卿大夫治士庶人。贵以临贱,贱以承贵。上之使下犹心腹之运手足,根本之制支叶,下之事上犹手足之卫心腹,支叶之庇本根,然后能上下相保而国家治安。故曰天子之职莫大于礼也。
四海之广,亿民之众,都受制于天子一人。尽管是才能超群、智慧绝伦的人,也不能不在天子足下为他奔走服务,这难道不是以礼作为礼纪朝纲的作用吗!所以,天子统率三公,三公督率诸侯国君,诸侯国君节制卿、大夫官员,卿、大夫官员又统治士人百姓。权贵支配贱民,贱民服从权贵。上层指挥下层就好像人的心腹控制四肢行动,树木的根和干支配枝和叶;下层服侍上层就好像人的四肢卫护心腹,树木的枝和叶遮护根和干,这样才能上下层互相保护,从而使国家得到长治久安。所以说,天子的职责没有比维护礼制更重要的了。
文王序《易》,以乾、坤为首。孔子系之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言君臣之位犹天地之不可易也。《春秋》抑诸侯,尊王室,王人虽微,序于诸侯之上,以是见圣人于君臣之际未尝不也。非有桀、纣之暴,汤、武之仁,人归之,天命之,君臣之分当守节伏死而已矣。是故以微子而代纣则成汤配天矣,以季札而君吴则太伯血食矣,然二子宁亡国而不为者,诚以礼之大节不可乱也。故曰礼莫大于分也。
周文王演绎排列《易经》,以乾、坤为首位。孔子解释说:“天尊贵,地卑微,阳阴于是确定。由低至高排列有序,贵贱也就各得其位。”这是说君主和臣子之间的上下关系就像天和地一样不能互易。《春秋》一书贬低诸侯,尊崇周王室,尽管周王室的官吏地位不高,在书中排列顺序仍在诸侯国君之上,由此可见孔圣人对于君臣关系的关注。如果不是夏桀、商纣那样的暴虐昏君,对手又遇上商汤、周武王这样的仁德明主,使人民归心、上天赐命的话,君臣之间的名分只能是作臣子的恪守臣节,矢死不渝。所以如果商朝立贤明的微子为国君来取代纣王,成汤创立的商朝就可以永配上天;而吴国如果以仁德的季札做君主,开国之君太伯也可以永享祭祀。然而微子、季札二人宁肯国家灭亡也不愿做君主,实在是因为礼教的大节绝不可因此破坏。所以说,礼教中最重要的就是地位高下的区分。
夫礼,辨贵贱,序亲疏,裁群物,制庶事,非名不著,非器不形;名以命之,器以别之,然后上下粲然有伦,此礼之大经也。名器既亡,则礼安得独在哉!昔仲叔于奚有功于卫,辞邑而请繁缨,孔子以为不如多与之邑。惟名与器,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政亡则国家从之。卫君待孔子而为政,孔子欲先正名,以为名不正则民无所措手足。夫繁缨,小物也,而孔子惜之;正名,细务也,而孔子先之:诚以名器既乱则上下无以相保故也。夫事未有不生于微而成于著,圣人之虑远,故能谨其微而治之,众人之识近,故必待其著而后救之;治其微则用力寡而功多,救其著则竭力而不能及也。《易》曰:“履霜坚冰至,”《书》曰:“一日二日万几,”谓此类也。故曰分莫大于名也。
所谓礼教,在于分辨贵贱,排比亲疏,裁决万物,处理日常事物。没有一定的名位,就不能显扬;没有器物,就不能表现。只有用名位来分别称呼,用器物来分别标志,然后上下才能井然有序。这就是礼教的根本所在。如果名位、器物都没有了,那么礼教又怎么能单独存在呢!当年仲叔于奚为卫国建立了大功,他谢绝了赏赐的封地,却请求允许他享用贵族才应有的马饰。孔子认为不如多赏赐他一些封地,惟独名位和器物,绝不能假与他人,这是君王的职权象征;处理政事不坚持原则,国家也就会随着走向危亡。卫国国君期待孔子为他崐处理政事,孔子却先要确立名位,认为名位不正则百姓无所是从。马饰,是一种小器物,而孔子却珍惜它的价值;正名位,是一件小事情,而孔子却要先从它做起,就是因为名位、器物一紊乱,国家上下就无法相安互保。没有一件事情不是从微小之处产生而逐渐发展显著的,圣贤考虑久远,所以能够谨慎对待微小的变故及时予以处理;常人见识短浅,所以必等弊端闹大才来设法挽救。矫正初起的小错,用力小而收效大;挽救已明显的大害,往往是竭尽了全力也
不能成功。《易经》说:“行于霜上而知严寒冰冻将至。”《尚书》说:“先
王每天都要兢兢业业地处理成千上万件事情。”就是指这类防微杜渐的例子。
所以说,区分地位高下最重要的是匡正各个等级的名分。
呜呼!幽、厉失德,周道日衰,纲纪散坏,下陵上替,诸侯专征,大夫擅政,礼之大体什丧七八矣,然文、武之祀犹绵绵相属者,盖以周之子孙尚能守其名分故也。何以言之?昔晋文公有大功于王室,请隧于襄王,襄王不许,曰:“王章也。未有代德而有二王,亦叔父之所恶也。不然,叔父有地而隧,又何请焉!”文公于是惧而不能违。是故以周之地则不大于曹、滕,以周之民则不众于邾、莒,然历数百年,宗主天下,虽以晋、楚、齐、秦之强不敢加者,何哉?徒以名分尚存故也。至于季氏之于鲁,田常之于齐,白公之于楚,智伯之于晋,其势皆足以逐君而自为,然而卒不敢者,岂其力不足而心不忍哉,乃畏奸名犯分而天下共诛之也。今晋大夫暴蔑其君,剖分晋国,天子既不能讨,又宠秩之,使列于诸侯,是区区之名分复不能守而并弃之也。先王之礼于斯尽矣!
呜呼!周幽王、周厉王丧失君德,周朝的气数每况愈下。礼纪朝纲土崩瓦解;下欺凌、上衰败;诸侯国君恣意征讨他人;士大夫擅自干预朝政;礼教从总体上已经有十之七八沦丧了。然而周文王、周武王开创的政权还能绵绵不断地延续下来,就是因为周王朝的子孙后裔尚能守定名位。为什么这样说呢?当年晋文公为周朝建立了大功,于是向周襄王请求允许他死后享用王室的隧葬礼制,周襄王没有准许,说:“周王制度明显。没有改朝换代而有两个天子,这也是作为叔父辈的晋文公您所反对的。不然的话,叔父您有地,愿意隧葬,又何必请示我呢?”晋文公于是感到畏惧而没有敢违反礼制。因此,周王室的地盘并不比曹国、滕国大,管辖的臣民也不比邾国、莒国多,然而经过几百年,仍然是天下的宗主,即使是晋、楚、齐、秦那样的强国也还不敢凌驾于其上,这是为什么呢?只是由于周王还保有天子的名分。再看看鲁国的大夫季氏、齐国的田常、楚国的白公胜、晋国的智伯,他们的势力都大得足以驱逐国君而自立,然而他们到底不敢这样做,难道是他们力量不足或是于心不忍吗?只不过是害怕奸夺名位僭犯身分而招致天下的讨伐罢了。现在晋国的三家大夫欺凌蔑视国君,瓜分了晋国,作为天子的周王不能派兵征讨,反而对他们加封赐爵,让他们列位于诸侯国君之中,这样做就使周王朝仅有的一点名分不能再守定而全部放弃了。周朝先王的礼教到此丧失干净!
或者以为当是之时,周室微弱,三晋强盛,虽欲勿许,其可得乎!是大不然。夫三晋虽强,苟不顾天下之诛而犯义侵礼,则不请于天子而自立矣。不请于天子而自立,则为悖逆之臣,天下苟有桓、文之君,必奉礼义而征之。今请于天子而天子许之,是受天子之命而为诸侯也,谁得而讨之!故三晋之列于诸侯,非三晋之坏礼,乃天子自坏之也。
有人认为当时周王室已经衰微,而晋国三家力量强盛,就算周王不想承认他们,又怎么能做得到呢!这种说法是完全错误的。晋国三家虽然强悍,但他们如果打算不顾天下的指责而公然侵犯礼义的话,就不会来请求周天子的批准,而是去自立为君了。不向天子请封而自立为国君,那就是叛逆之臣,天下如果有像齐桓公、晋文公那样的贤德诸侯,一定会尊奉礼义对他们进行征讨。现在晋国三家向天子请封,天子又批准了。他们就是奉天子命令而成为诸侯的,谁又能对他们加以讨伐呢!所以晋国三家大夫成为诸侯,并不是晋国三家破坏了礼教,正是周天子自已破坏了周朝的礼教啊!
乌呼!君臣之礼既坏矣,则天下以智力相雄长,遂使圣贤之后为诸侯者,社稷无不泯绝,生民之类糜灭几尽,岂不哀哉!
呜呼!君臣之间的礼纪既然崩坏,于是天下便开始以智慧、武力互相争雄,使当年受周先王分封而成为诸侯国君的圣贤后裔,江山相继沦亡,周朝先民的子孙灭亡殆尽,岂不哀伤!初,智宣子将以瑶为后,智果曰:“不如宵也。瑶之贤于人者五,其不逮者一也。美鬓长大则贤,射御足力则贤,伎艺毕给则贤,巧文辩惠则贤,强毅果敢则贤;如是而甚不仁。夫以其五贤陵人而以不仁行之,其谁能待之?若果立瑶也,智宗必灭。”弗听。智果别族于太史,为辅氏。
当初,晋国的智宣子想以智瑶为继承人,族人智果说:“他不如智宵。智瑶有超越他人的五项长处,只有一项短处。美发高大是长处,精于骑射是长处,才艺双全是长处,能写善辩是长处,坚毅果敢是长处。虽然如此却很不仁厚。如果他以五项长处来制服别人而做不仁不义的恶事,谁能和他和睦相处?要是真的立智瑶为继承人,那么智氏宗族一定灭亡。”智宣子置之不理。智果便向太史请求脱离智族姓氏,另立为辅氏。
赵简子之子,长曰伯鲁,幼曰无恤。将置后,不知所立,乃书训戒之辞于二简,以授二子曰:“谨识之!”三年而问之,伯鲁不能举其辞;求其简,已失之矣。问无恤,诵其辞甚习;求其简,出诸袖中而奏之。于是简子以无恤为贤,立以为后。
赵国的大夫赵简子的儿子,长子叫伯鲁,幼子叫无恤。赵简子想确定继承人,不知立哪位好,于是把他的日常训诫言词写在两块竹简上,分别交给两个儿子,嘱咐说:“好好记住!”过了三年,赵简子问起两个儿子,大儿子伯鲁说不出竹简上的话;再问他的竹简,已丢失了。又问小儿子无恤,竟然背诵竹简训词很熟习;追问竹简,他便从袖子中取出献上。于是,赵简子认为无恤十分贤德,便立他为继承人。
简子使尹铎为晋阳,请曰:“以为茧丝乎?抑为保障乎?”简子曰:“保障哉!”尹铎损其户数。简子谓无恤曰:“晋国有难,而无以尹铎为少,无以晋阳为远,必以为归。”
赵简子派尹铎去晋阳,临行前尹铎请示说:“您是打算让我去抽丝剥茧般地搜刮财富呢,还是作为保障之地?”赵简子说:“作为保障。”尹铎便少算居民户数,减轻赋税。赵简子又对儿子赵无恤说:“一旦晋国发生危难,你不要嫌尹铎地位不高,不要怕晋阳路途遥远,一定要以那里作为归宿。”
及智宣子卒,智襄子为政,与韩康子、魏桓子宴于蓝台。智伯戏康子而侮段规。智国闻之,谏曰:“主不备难,难必至矣!”智伯曰:“难将由我。我不为难,谁敢兴之!”对曰:“不然。《夏书》有之:‘一人三失,怨岂在明,不见是图。’夫君子能勤小物,故无大患。今主一宴而耻人之君相,又弗备,曰‘不敢兴难’,无乃不可乎!蚋、蚁、蜂、虿,皆能害人,况君相乎!”弗听。
等到智宣子去世,智襄子智瑶当政,他与韩康子、魏桓子在蓝台饮宴,席间智瑶戏弄韩康子,又侮辱他的家相段规。智瑶的家臣智国听说此事,就告诫说:“主公您不提防招来灾祸,灾祸就一定会来了!”智瑶说:“人的生死灾祸都取决于我。我不给他们降临灾祸,谁还敢兴风作浪!”智国又说:“这话可不妥。《夏书》中说:‘一个人屡次三番犯错误,结下的仇怨岂能在明处,应该在它没有表现时就提防。’贤德的人能够谨慎地处理小事,所以不会招致大祸。现在主公一次宴会就开罪了人家的主君和臣相,又不戒备,说:‘不敢兴风作浪。’这种态度恐怕不行吧。蚊子、蚂蚁、蜜蜂、蝎子,都能害人,何况是国君、国相呢!”智瑶不听。
智伯请地于韩康子,康子欲弗与。段规曰:“智伯好利而愎,不与,将伐我;不如与之。彼狃于得地,必请于他人;他人不与,必响之以兵,然后我得免于患而待事之变矣。”康子曰:“善。”使使者致万家之邑于智伯。智伯悦。又求地于魏桓子,桓子欲弗与。任章曰:“何故弗与?”桓子曰:“无故索地,故弗与。”任章曰:“无故索地,诸大夫必惧;吾与之地,智伯必骄。彼骄而轻敌,此惧而相亲;以相亲之兵待轻敌之人,智氏之命必不长矣。《周书》曰:‘将欲败之,必姑辅之。将欲取之,必姑与之。’主不如与之,以骄智伯,然后可以择交而图智氏矣,柰何独以吾为智氏质乎!”桓子曰:“善。”复与之万家之邑一。
智瑶向韩康子要地,韩康子想不给。段规说:“智瑶贪财好利,又刚愎自用,如果不给,一定讨伐我们,不如姑且给他。他拿到地更加狂妄,一定又会向别人索要;别人不给,他必定向人动武用兵,这样我们就可以免于祸患而伺机行动了。”韩康子说:“好主意。”便派了使臣去送上有万户居民的领地。智瑶大喜,果然又向魏桓子提出索地要求,魏桓子想不给。家相任章问:“为崐什么不给呢?”魏桓子说:“无缘无故来要地,所以不给。”任章说:“智瑶无缘无故强索他人领地,一定会引起其他大夫官员的警惧;我们给智瑶地,他一定会骄傲。他骄傲而轻敌,我们警惧而互相亲善;用精诚团结之兵来对付狂妄轻敌的智瑶,智家的命运一定不会长久了。《周书》说:‘要打败敌人,必须暂时听从他;要夺取敌人利益,必须先给他一些好处。’主公不如先答应智瑶的要求,让他骄傲自大,然后我们可以选择盟友共同图谋,又何必单独以我们作智瑶的靶子呢!”魏桓子说:“对。”也交给智瑶一个有万户的封地。
智伯又求蔡、皋狼之地于赵襄子,襄子弗与。智伯怒,帅韩、魏之甲以攻赵氏。襄子将出,曰:“吾何走乎?”从者曰:“长子近,且城厚完。”襄子曰:“民罢力以完之,又毙死以守之,其谁与我!”从者曰:“邯郸之仓库实。”襄子曰:“浚民之膏泽以实之,又因而杀之,其谁与我!其晋阳乎,先主之所属也,尹铎之所宽也,民必和矣。”乃走晋阳。
智瑶又向赵襄子要蔡和皋狼的地方。赵襄子拒绝不给。智瑶勃然大怒,率领韩、魏两家甲兵前去攻打赵家。赵襄子准备出逃。问:“我到哪里去呢?”随从说:“长子城最近,而且城墙坚厚又完整。”赵襄子说:“百姓精疲力尽地修完城墙,又要他们舍生入死地为我守城,谁能和我同心?”随从又说:“邯郸城里仓库充实。”赵襄子说:“搜刮民脂民膏才使仓库充实,现在又因战争让他们送命,谁会和我同心。还是投奔晋阳吧,那是先主的地盘,尹铎又待百姓宽厚,人民一定能同我们和衷共济。”于是前往晋阳。
三家以国人围而灌之,城不浸者三版;沈灶产蛙,民无叛意。智伯行水,魏桓子御,韩康子骖乘。智伯曰:“吾乃今知水可以亡人国也。”桓子肘康子,康子履桓子之跗,以汾水可以灌安邑,绛水可以灌平阳也。疵谓智伯曰:“韩、魏必反矣。”智伯曰:“子何以知之?”疵曰:“以人事知之。夫从韩、魏之兵以攻赵,赵亡,难必及韩、魏矣。今约胜赵而三分其地,城不没者三版,人马相食,城降有日,而二子无喜志,有忧色,是非反而何?”明日,智伯以疵之言告二子,二子曰:“此夫谗人欲为赵氏游说,使主疑于二家而懈于攻赵氏也。不然,夫二家岂不利朝夕分赵氏之田,而欲为危难不可成之事乎!”二子出,疵入曰:“主何以臣之言告二子也?”智伯曰:“子何以知之?”对曰:“臣见其视臣端而趋疾,知臣得其情故也。”智伯不悛。疵请使于齐。
智瑶、韩康子、魏桓子三家围住晋阳,引水灌城。城墙头只差三版的地方没有被淹没,锅灶都被泡塌,青蛙孳生,人民仍是没有背叛之意。智瑶巡视水势,魏桓子为他驾车,韩康子站在右边护卫。智瑶说:“我今天才知道水可以让人亡国。”魏桓子用胳膊肘碰了一下韩康子,韩康子也踩了一下魏桓子脚。因为汾水可以灌魏国都城安邑,绛水也可以灌韩国都城平阳。智家的谋士疵对智瑶说:“韩、魏两家肯定会反叛。”智瑶问:“你何以知道?”疵说:“以人之常情而论。我们调集韩、魏两家的军队来围攻赵家,赵家覆亡,下次灾难一定是连及韩、魏两家了。现在我们约定灭掉赵家后三家分割其地,晋阳城仅差三版就被水淹没,城内宰马为食,破城已是指日可待。然而韩康子、魏桓子两人没有高兴的心情,反倒面有忧色,这不是必反又是什么?”第二天,智瑶把疵的话告诉了韩、魏二人,二人说:“这一定是离间小人想为赵家游说,让主公您怀疑我们韩、魏两家而放松对赵家的进攻。不然的话,我们两家岂不是放着早晚就分到手的赵家田土不要,而要去干那危险必不可成的事吗?”两人出去,疵进来说:“主公为什么把臣下我的话告诉他们两人呢?”智瑶惊奇地反问:“你怎么知道的?”回答说:“我见他们认真看我而匆忙离去,因为他们知道我看穿了他们的心思。”智瑶不改。于是疵请求让他出使齐国。
赵襄子使张孟谈潜出见二子,曰:“臣闻唇亡则齿寒。今智伯帅韩、魏以攻赵,赵亡则韩、魏为之次矣。”二子曰:“我心知其然也;恐事未遂而谋泄,则祸立至矣。”张孟谈曰:“谋出二主之口,入臣之耳,何伤也!”二子乃潜与张孟谈约,为之期日而遣之。襄子夜使人杀守堤之吏,而决水灌智伯军。智伯军救水而乱,韩、魏翼而击之,襄子将卒犯其前,大败智伯之众,遂杀智伯,尽灭智氏之族。唯辅果在。
赵襄子派张孟谈秘密出城来见韩、魏二人,说:“我听说唇亡齿寒。现在智瑶率领韩、魏两家来围攻赵家,赵家灭亡就该轮到韩、魏了。”韩康子、魏崐桓子也说:“我们心里也知道会这样,只怕事情还未办好而计谋先泄露出去,就会马上大祸临头。”张孟谈又说:“计谋出自二位主公之口,进入我一人耳朵,有何伤害呢?”于是两人秘密地与张孟谈商议,约好起事日期后送他回城了。夜里,赵襄子派人杀掉智军守堤官吏,使大水决口反灌智瑶军营。智瑶军队为救水淹而大乱,韩、魏两家军队乘机从两翼夹击,赵襄子率士兵从正面迎头痛击,大败智家军,于是杀死智瑶,又将智家族人尽行诛灭。只有辅果得以幸免。
臣光曰:智伯之亡也,才胜德也。夫才与德异,而世俗莫之能辨,通谓之贤,此其所以失人也。夫聪察强毅之谓才,正直中和之谓德。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云梦之竹,天下之劲也;然而不矫揉,不羽括,则不能以入坚。棠之金,天下之利也;然而不熔范,不砥砺,则不能以击强。是故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凡取人之术,苟不得圣人、君子而与之,与其得小人,不若得愚人。何则?君子挟才以为善,小人挟才以为恶。挟才以为善者,善无不至矣;挟才以为恶者,恶亦无不至矣。愚者虽欲为不善,智不能周,力不能胜,譬如乳狗搏人,人得而制之。小人智足以遂其奸,勇足以决其暴,是虎而翼者也,其为害岂不多哉!夫德者人之所严,而才者人之所爱;爱者易亲,严者易疏,是以察者多蔽于才而遗于德。自古昔以来,国之乱臣,家之败子,才有馀而德不足,以至于颠覆者多矣,岂特智伯哉!故为国为家者苟能审于才德之分而知所先后,又何失人之足患哉!
臣司马光曰:智瑶的灭亡,在于才胜过德。才与德是不同的两回事,而世俗之人往往分不清,一概而论之曰贤明,于是就看错了人。所谓才,是指聪明、明察、坚强、果毅;所谓德,是指正直、公道、平和待人。才,是德的辅助;德,是才的统帅。云梦地方的竹子,天下都称为刚劲,然而如果不矫正其曲,不配上羽毛,就不能作为利箭穿透坚物。棠地方出产的铜材,天下都称为精利,然而如果不经熔烧铸造,不锻打出锋,就不能作为兵器击穿硬甲。所以,德才兼备称之为圣人;无德无才称之为愚人;德胜过才称之为君子;才胜过德称之为小人。挑选人才的方法,如果找不到圣人、君子而委任,与其得到小人,不如得到愚人。原因何在?因为君子持有才干把它用到善事上;而小人持有才干用来作恶。持有才干作善事,能处处行善;而凭借才干作恶,就无恶不作了。愚人尽管想作恶,因为智慧不济,气力不胜任,好像小狗扑人,人还能制服它。而小人既有足够的阴谋诡计来发挥邪恶,又有足够的力量来逞凶施暴,就如恶虎生翼,他的危害难道不大吗!有德的人令人尊敬,有才的人使人喜爱;对喜爱的人容易宠信专任,对尊敬的人容易疏远,所以察选人才者经常被人的才干所蒙蔽而忘记了考察他的品德。自古至今,国家的乱臣奸佞,家族的败家浪子,因为才有余而德不足,导致家国覆亡的多了,又何止智瑶呢!所以治国治家者如果能审察才与德两种不同的标准,知道选择的先后,又何必担心失去人才呢!
三家分智氏之田。赵襄子漆智伯之头,以为饮器。智伯之臣豫让欲为之报仇,乃诈为刑人,挟匕首,入襄子宫中涂厕。襄子如厕心动,索之,获豫让。左右欲杀之,襄子曰:“智伯死无后,而此人欲为报仇,真义士也,吾谨避之耳。”乃舍之。豫让又漆身为癞,吞炭为哑。行乞于市,其妻不识也。行见其友,其友识之,为之泣曰:“以子之才,臣事赵孟,必得近幸。子乃为所欲为,顾不易邪?何乃自苦如此?求以报仇,不亦难乎!”豫让曰:“既已委质为臣,而又求杀之,是二心也。凡吾所为者,极难耳。然所以为此者,将以愧天下后世之为人臣怀二心者也。”襄子出,豫让伏于桥下。襄子至桥,马惊;索之,得豫让,遂杀之。
[3]赵、韩、魏三家瓜分智家的田土,赵襄子把智瑶的头骨涂上漆,作为饮具。智瑶的家臣豫让想为主公报仇,就化装为罪人,怀揣匕首,混到赵襄子的宫室中打扫厕所。赵襄子上厕所时,忽然心动不安,令人搜索,抓获了豫让。左右随从要将他杀死,赵襄子说:“智瑶已死无后人,而此人还要为他报仇,真是一个义士,我小心躲避他好了。”于是释放豫让。豫让用漆涂身,弄成一个癞疮病人,又吞下火炭,弄哑嗓音。在街市上乞讨,连结发妻子见面也认不出来。路上遇到朋友,朋友认出他,为他垂泪道:“以你的才干,如果投靠赵家,一定会成为亲信,那时你就为所欲为,不是易如反掌吗?何苦自残形体崐以至于此?这样来图谋报仇,不是太困难了吗!”豫让说:“我要是委身于赵家为臣,再去刺杀他,就是怀有二心。我现在这种做法,是极困难的。然而之所以还要这样做,就是为了让天下与后世做人臣子而怀有二心的人感到羞愧。”赵襄子乘车出行,豫让潜伏在桥下。赵襄子到了桥前,马突然受惊,进行搜索,捕获豫让,于是杀死他。
襄子为伯鲁之不立也,有子五人,不肯置后。封伯鲁之子于代,曰代成君,早卒;立其子浣为赵氏后。襄子卒,弟桓子逐浣而自立;一年卒。赵氏之人曰:“桓子立非襄主意。”乃共杀其子,复迎浣而立之,是为献子。献子生籍,是为烈侯。魏斯者,魏桓子之孙也,是为文侯。韩康子生武子;武子生虔,是为景侯。
赵襄子因为赵简子没有立哥哥伯鲁为继承人,自己虽然有五个儿子,也不肯立为继承人。他封赵伯鲁的儿子于代国,称代成君,早逝;又立其子赵浣为赵家的继承人。赵襄子死后,弟弟赵桓子就驱逐赵浣,自立为国君,继位一年也死了。赵家的族人说:“赵桓子做国君本来就不是赵襄子的主意。”大家一起杀死了赵桓子的儿子,再迎回赵浣,拥立为国君,这就是赵献子。赵献子生子名赵籍,就是赵烈侯。魏斯,是魏桓子的孙子,就是魏文侯。韩康子生子名韩武子,武子又生韩虔,被封为韩景侯。
魏文侯以卜子夏、田子方为师。每过段干木之庐必式。四方贤士多归之。
魏文侯魏斯以卜子夏、田子方为国师,他每次经过名士段干木的住宅,都要在车上俯首行礼。四方贤才德士很多前来归附他。
文侯与群臣饮酒,乐,而天雨,命驾将适野。左右曰:“今日饮酒乐,天又雨,君将安之?”文侯曰:“吾与虞人期猎,虽乐,岂可无一会期哉!”乃往,身自罢之。
魏文侯与群臣饮酒,奏乐间,下起了大雨,魏文侯却下令备车前往山野之中。左右侍臣问:“今天饮酒正乐,外面又下着大雨,国君打算到哪里去呢?”魏文侯说:“我与山野村长约好了去打猎,虽然这里很快乐,也不能不遵守约定!”于是前去,亲自告诉停猎。
韩借师于魏以伐赵,文侯曰:“寡人与赵,兄弟也,不敢闻命。”赵借师于魏以伐韩,文侯应之亦然。二国皆怒而去。已而知文侯以讲于己也,皆朝于魏。魏于是始大于三晋,诸侯莫能与之争。
韩国邀请魏国出兵攻打赵国。魏文侯说:“我与赵国,是兄弟之邦,不敢从命。”赵国也来向魏国借兵讨伐韩国,魏文侯仍然用同样的理由拒绝了。两国使者都怒气冲冲地离去。后来两国得知魏文侯对自己的和睦态度,都前来朝拜魏国。魏国于是开始成为魏、赵、韩三国之首,各诸侯国都不能和它争雄。
周威烈王姬午初次分封晋国大夫魏斯、赵籍、韩虔为诸侯国君。
臣司马光说:我知道天子的职责中最重要的是维护礼教,礼教中最重要的是区分地位,区分地位中最重要的是匡正名分。什么是礼教?就是法纪。什么是区分地位?就是君臣有别。什么是名分?就是公、侯、卿、大夫等官爵。
四海之广,亿民之众,都受制于天子一人。尽管是才能超群、智慧绝伦的人,也不能不在天子足下为他奔走服务,这难道不是以礼作为礼纪朝纲的作用吗!所以,天子统率三公,三公督率诸侯国君,诸侯国君节制卿、大夫官员,卿、大夫官员又统治士人百姓。权贵支配贱民,贱民服从权贵。上层指挥下层就好像人的心腹控制四肢行动,树木的根和干支配枝和叶;下层服侍上层就好像人的四肢卫护心腹,树木的枝和叶遮护根和干,这样才能上下层互相保护,从而使国家得到长治久安。所以说,天子的职责没有比维护礼制更重要的了。
周文王演绎排列《易经》,以乾、坤为首位。孔子解释说:“天尊贵,地卑微,阳阴于是确定。由低至高排列有序,贵贱也就各得其位。”这是说君主和臣子之间的上下关系就像天和地一样不能互易。《春秋》一书贬低诸侯,尊崇周王室,尽管周王室的官吏地位不高,在书中排列顺序仍在诸侯国君之上,由此可见孔圣人对于君臣关系的关注。如果不是夏桀、商纣那样的暴虐昏君,对手又遇上商汤、周武王这样的仁德明主,使人民归心、上天赐命的话,君臣之间的名分只能是作臣子的恪守臣节,矢死不渝。所以如果商朝立贤明的微子为国君来取代纣王,成汤创立的商朝就可以永配上天;而吴国如果以仁德的季札做君主,开国之君太伯也可以永享祭祀。然而微子、季札二人宁肯国家灭亡也不愿做君主,实在是因为礼教的大节绝不可因此破坏。所以说,礼教中最重要的就是地位高下的区分。
所谓礼教,在于分辨贵贱,排比亲疏,裁决万物,处理日常事物。没有一定的名位,就不能显扬;没有器物,就不能表现。只有用名位来分别称呼,用器物来分别标志,然后上下才能井然有序。这就是礼教的根本所在。如果名位、器物都没有了,那么礼教又怎么能单独存在呢!当年仲叔于奚为卫国建立了大功,他谢绝了赏赐的封地,却请求允许他享用贵族才应有的马饰。孔子认为不如多赏赐他一些封地,惟独名位和器物,绝不能假与他人,这是君王的职权象征;处理政事不坚持原则,国家也就会随着走向危亡。卫国国君期待孔子为他崐处理政事,孔子却先要确立名位,认为名位不正则百姓无所是从。马饰,是一种小器物,而孔子却珍惜它的价值;正名位,是一件小事情,而孔子却要先从它做起,就是因为名位、器物一紊乱,国家上下就无法相安互保。没有一件事情不是从微小之处产生而逐渐发展显著的,圣贤考虑久远,所以能够谨慎对待微小的变故及时予以处理;常人见识短浅,所以必等弊端闹大才来设法挽救。矫正初起的小错,用力小而收效大;挽救已明显的大害,往往是竭尽了全力也不能成功。《易经》说:“行于霜上而知严寒冰冻将至。”《尚书》说:“先王每天都要兢兢业业地处理成千上万件事情。”就是指这类防微杜渐的例子。所以说,区分地位高下最重要的是匡正各个等级的名分。
呜呼!周幽王、周厉王丧失君德,周朝的气数每况愈下。礼纪朝纲土崩瓦解;下欺凌、上衰败;诸侯国君恣意征讨他人;士大夫擅自干预朝政;礼教从总体上已经有十之七八沦丧了。然而周文王、周武王开创的政权还能绵绵不断地延续下来,就是因为周王朝的子孙后裔尚能守定名位。为什么这样说呢?当年晋文公为周朝建立了大功,于是向周襄王请求允许他死后享用王室的隧葬礼制,周襄王没有准许,说:“周王制度明显。没有改朝换代而有两个天子,这也是作为叔父辈的晋文公您所反对的。不然的话,叔父您有地,愿意隧葬,又何必请示我呢?”晋文公于是感到畏惧而没有敢违反礼制。因此,周王室的地盘并不比曹国、滕国大,管辖的臣民也不比邾国、莒国多,然而经过几百年,仍然是天下的宗主,即使是晋、楚、齐、秦那样的强国也还不敢凌驾于其上,这是为什么呢?只是由于周王还保有天子的名分。再看看鲁国的大夫季氏、齐国的田常、楚国的白公胜、晋国的智伯,他们的势力都大得足以驱逐国君而自立,然而他们到底不敢这样做,难道是他们力量不足或是于心不忍吗?只不过是害怕奸夺名位僭犯身分而招致天下的讨伐罢了。现在晋国的三家大夫欺凌蔑视国君,瓜分了晋国,作为天子的周王不能派兵征讨,反而对他们加封赐爵,让他们列位于诸侯国君之中,这样做就使周王朝仅有的一点名分不能再守定而全部放弃了。周朝先王的礼教到此丧失干净!
求文言文翻译
至是,自当复建言:“盐引宜尽资国用,以纾民力。” 是这样断的句儿吗?
盐引本是封建政权的财源,但而当政者“上下挥霍无度,便掠之于民;民变在即,既掠之于商。” 盐引又称“盐钞”,是宋代的取盐凭证,“引”是指有价证券,还可以作为“代币”流通。据《宋史·通货志》,“盐引每张,领盐116.5斤,价6贯。”
联系上下文:
惠宗初,改福建都转盐使。先是,自当为左司郎中时,泰定帝欲以河间、江浙、福建盐引赐中书参议撒迪,自当执不可,仅以福建盐引二万赐之。至是,自当复建言:“盐引宜尽资国用,以纾民力。”时撒迪方为御史大夫,不以为怒,数遣人省自当母于京师,时人两贤之。
“惠宗初,改福建都转盐使”,这应是个时间事件的分割点,才有后文的“先是”、”至是“,是字代表”惠宗初“。元惠宗是大元王朝统治全国的最后一位皇帝,也是北元的第一位皇帝。在这之前泰定帝在位时,自当就扣减过赐给撒迪的盐引,到了惠宗初,自当又向上谏言,盐引应该全部供给国家使用,用来纾缓民力。这样就是连二万盐引也不给撒迪了,但撒迪并不记恨自当,还多次派人去探望居住在京城里自当的母亲,时人认为两个人都是贤士。
翻译,大概就是这样了。
到了这时(惠宗初年,盐政改革),自当又(因之前已扣减过撒迪的盐引或称俸禄,故称“又”,向皇上)谏言说:盐引应当全部供给国家使用,来缓解人民的人力物力财力的压力。
文言文翻译
原句:
1、芝生治所,众以治行之致,元凤曰:“五谷熟则民蒙惠,此不足异也。”
2、辍土木无益之役,以济暴露之民;移缁流泛滥之恩,以给颠沛之众。
3、转运使阿贯意,劾其格德政,倡异论,侵辱使者。
4、前尹王革惨而怯,盗无轻重悉抵死,小有警,辄闭城以兵自卫。
译文:
1、(有)灵芝在饶州冶司官署生成,众人认为这是(程元凤)政绩突出才导致灵芝在官署生长的,程元凤说:“五谷成熟丰收百姓就会蒙受恩惠,这不值得惊异。”
2、罢停(一切)无益的土木工程的劳役,来救济(那些)流离失所的百姓;转移对僧徒(太过)泛滥的恩惠,来供给颠沛流离的大众。
3、转运使逢迎童贯的心意,弹劾他(徐处仁)阻碍(推行)德政,倡导异端邪说,凌辱使者。
4、前任应天尹王革内心残忍而生性胆小,(作乱的)盗贼无论情节轻重全都处以死刑,稍微有点边警,就关闭城门安排重兵守护自己。
重点词语详注:
1、缁流:僧徒。僧尼多穿黑衣,故称。北魏杨炫之《洛阳伽蓝记·城内胡统寺》:“(诸尼)入宫与太后说法,其资养缁流,从无比也。”唐卢纶《秋夜同畅当宿藏公院》诗:“将祈竟何得?灭踪在缁流。”明谢榛《四溟诗话》卷四:“或谓脗合禅机,前身亦缁流中人也。”《西湖佳话·灵隐诗迹》:“老师父佳作……自是诗坛名宿,卢、骆、王、杨之俦也,决非隐逸中偶然得句者。不知为何遁入缁流?”
2、暴露:露在外面,无所遮蔽。《荀子·王制》:“兵革器械者,彼将日日暴露毁折之中原,我今将修饰之,拊循之,掩盖之于府库。”《汉书·严助传》:“今方内无狗吠之警,而使陛下甲卒死亡,暴露中原,沾渍山谷。”宋曾巩《瀛州兴造记》:“是日大雨,公私暴露,仓储库积,无所覆冒。”清和邦额《夜谭随录·施二》:“僧房数十间,强半倾圮,佛像暴露,钟鱼阗寂。”
3、异论:异端邪说。
4、侵辱:凌辱。《史记·酷吏列传》:“高后时,酷吏独有侯封,刻轢宗室,侵辱功臣。”《后汉书·度尚传》:“如忍以苟免,永受侵辱之耻,生为恶吏,死为敝鬼。”清蒲松龄《聊斋志异·医术》:“中夜,主人挝门甚急。意其子死,恐被侵辱,惊起,逾垣疾遁。”
附注:以上1、2句话均出自《宋史·程元凤传》。3、4均出自《宋史·徐处仁传》。
附录1:
《宋史·程元凤传》
程元凤,字申甫,徽州人。绍定元年进士,调江陵府教授。端平元年,差江西转运司干办公事。丁母忧。
淳祐元年,迁礼、兵二部架阁,以父老不忍去侧,迁太学正,以祖讳辞,改国子录。父忧,服阕,迁太学博士,改宗学博士。以《诗》、《礼》讲荣王府。旁讽曲谕,随事规正,多所裨益,王亦倾心敬听。轮对,极论世运剥复之机及人主所当法天者。理宗览之曰:“有古遗直风。”
六年,进秘书丞兼权刑部郎官。七年,兼权右司郎官,迁著作郎,仍权右司郎官。轮对,指陈时病尤激切,当国者以为厉己。丐外,知饶州。郡初罹水灾,元凤访民疾苦,夙夜究心,修城堞,置义阡,宽诛求,察诬证。进江、淮、荆、浙、福建、广南都大提点坑冶,仍兼知饶州冶司,岁有冬夏帐银,悉举以补郡积年诸税敛之不足者。芝生治所,众以治行之致,元凤曰:“五谷熟则民蒙惠,此不足异也。”召奏事,辞,不允,迁右曹郎官。疏言实学、实政、国本、人才、吏治、生民、财计、兵威八事。寻兼右司郎官,拜监察御史兼崇政殿说书。丞相郑清之久专国柄,老不任事,台官潘凯、吴燧合章论列,清之不悦,改迁之,二人不拜命去。元凤上疏斥清之罪,其言明白正大,凯、燧得召还。有事于明堂,元凤疏言“祈天以实不以文”。又言边备,谓“当申儆军实,以起积玩之势。”及言滥刑之敝。
十二年,拜右正言兼侍讲,以祖讳辞。诏权以右补阙系衔。上疏论格心之学,谓“革士大夫之风俗,当革士大夫之心术。”至于文敝、边储、人才、民心、储将帅、救灾异,莫不尽言。余晦以从父天锡恃恩妄作,三学诸生伏阙上书白其罪状,司业蔡抗又力言之,元凤数其罪劾之。奏上,以晦为大理少卿,抗为宗正少卿。元凤又上疏留抗而黜晦,以安士心。乃命抗仍兼司业,晦予郡。升殿中侍御史,仍兼侍讲。京城灾,疏言:“辍土木无益之役,以济暴露之民;移缁流泛滥之恩,以给颠沛之众。务行宽大之政,固结亿兆之心。旁招俊乂,而私昵无滥及之恩;屏去奸私,而贪黩无覆出之患。谨便嬖之防,而不使之弄权;抑恩泽之请,而不至于无节。”言多剀切。
宝祐元年,兼侍读,迁侍御史,言法孝宗八事。荐名士二十余人,进尚书吏部侍郎兼中书舍人,兼同修国史、实录院同修撰,仍兼侍读。亟辞,
出关,不允。有事于南郊,元凤为执绥官,答问多所开陈。帝因欲幸西太乙宫,力谏止之。
三年,迁权工部尚书,力求补外,特授端明殿学士、同签书枢密院事。蜀境与沅、靖交急,朝廷欲择重臣出镇上流,用徐敏子易蜀帅及用向士璧为镇抚。元凤请下荆南,调兵援蜀,移吕文德上沅、靖。进依前职,签书枢密院事兼权参知政事,进参知政事,寻进拜右丞相兼枢密使,进封新安郡公。力辞,御笔勉谕,犹周回累日而后治事。疏奏正心、待臣、进贤、爱民、备边、守法、谨微、审令八事。高、孝、光、宁四朝国史未就,奏转任尤焴领其事,纂修成之。会丁大全谋夺相位,元凤力辞,授观文殿大学士判福州、福建安抚使。又力辞,依前职,提举洞霄宫。
开庆兵兴,上手疏收人心、重赏罚、团结民兵数事。俄起判平江府兼淮、浙发运使。四上章乞免。三年,御笔趣行,奏免修明局米五万石。拜特进,依前职。充醴泉观兼侍读。度宗即位,进少保。三年,拜少傅、右丞相兼枢密使,进封吉国公,以言罢,依旧少保、观文殿大学士、醴泉观使。乞致仕,不许。四年,罢观使,以守少保、观文殿大学士致仕。卒,遗表闻,帝震悼辍朝,特赠少师。
元凤之在政府也,一契家子求贰令,元凤谢之曰:“除授须由资。”其人累请不许,乃以先世为言。元凤曰:“先公畴昔相荐者,以某粗知恬退故也。今子所求躐次,岂先大夫意哉?矧以国家官爵报私恩,某所不敢。”有尝遭元凤论列者,其后见其可用,更荐拔之,每曰:“前日之弹劾,成其才也;今日之擢用,尽其才也。”所著《讷斋文集》若干卷。
附录2:
《宋史·徐处仁传》
徐处仁,字择之,应天府谷熟县人。中进士甲科,为永州东安县令。蛮人叛,处仁入峒,开示恩信,蛮感泣,誓不复反。知济州金乡县。以荐者召见,徽宗问京东岁事,处仁以旱蝗对。问:“邑有盗贼乎?”曰:“有之。”上谓处仁不欺,除宗正寺丞、太常博士。
时初置算学,议所祖,或以孔子赞《易》知数。处仁言:“仲尼之道无所不备,非专门比。黄帝迎日推策,数之始也,祖黄帝为宜。”擢监察御史,迁殿中、右正言、给事中。摄开封府,裁决如流,囚系常空。进户部尚书,继拜中大夫、尚书右丞。丁母忧,免丧,以资政殿学士知青州,徙知永兴军。
童贯使陕西,欲平物价,处仁议不合,曰:“此令一传,则商贾弗行,而积藏者弗出,名为平价,适以增之。”转运使阿贯意,劾其格德音,倡异论,侵辱使者。诏处仁赴阙。寻改知河阳,落职知蕲州。久之,以显谟阁直学士知颍昌府。民有得罪宫掖者,虽赦不原,处仁为奏上。童贯乘是挤之,夺职,提举鸿庆宫。复延康殿学士、知汝州,再奉鸿庆祠、知徐州,召为醴泉观使。
徽宗访以天下事,处仁对曰:“天下大势在兵与民,今水旱之余,赋役繁重,公私凋弊,兵民皆困,不及今谋之,后将有不胜图者。”上曰:“非卿不闻此言。”明日,除侍读。进读罢,理前语,处仁言:“昔周以冢宰制国用,于岁之杪,宜会朝廷一岁财用之数,量入为出,节浮费,罢横敛,百姓既足,军储必丰。”上称善诏置裕民局讨论振兵裕民之法。蔡京不悦,言者谓:“今设局曰‘裕民’,岂平日为不裕民哉?”乃罢局,出处仁知扬州。未几,以疾奉祠归南都。
方腊为乱,处仁亟见留守薛昂,为画守战之策。因语昂曰:“睢阳蔽遮江、淮,乃国家受命之地,脱有非常,吾助君死守。”语闻于朝,起为应天尹。河北盗起,徙大名尹。前尹王革惨而怯,盗无轻重悉抵死,小有警,辄闭城以兵自卫。处仁至,即大开城门,彻牙内甲兵,人情遂安。
徽宗赐手诏曰:“金人虽约和,然狼子野心,易扇以变,有当行事以闻。”处仁上《备边御戎》十策。进观文殿学士,召为宝箓宫使,特升大学士。旧制,大观文非宰相不除,前二府得除,自处仁始。
钦宗即位,金人犯京师,处仁储粮列备,合锐兵万人勤王;奏乞下诏亲征,以张国威。奏至,朝廷适下亲征诏书,以李纲为行营使。即移书纲,言备御方略。金人请和而归,处仁奏宜伏兵浚、滑,击其半济,必可成功。召为中书侍郎。入见,钦宗问割三镇,处仁言:“国不竞亦陵,且定武陛下之潜藩,不当弃。”与吴敏议合。敏荐处仁可相,拜太宰兼门下侍郎。
童贯部胜捷军卫徽宗东巡,贯既贬,军士有恶言。徽宗将还,都人汹惧,或请为备。处仁曰:“陛下仁孝,思奉晨昏,属车西还,天下大庆,宜郊迎称贺。军士妄言,臣请身任之。”乃以处仁为扈驾礼仪使,统禁旅从出郊,迄二圣还宫,部伍肃然。
初,处仁为右丞,言:“六曹长贰,皆异时执政之选,而部中事一无所可否,悉禀命朝廷。夫人才力不容顿异,岂有前不能决一职而后可共政者乎?乞诏自今尚书、侍郎不得辄以事诿上,有条以条决之,有例以例决之,无条例者酌情裁决;不能决,乃申尚书省。”会处仁以忧去,不果行,及当国,卒奏行之。
聂山为户部尚书兼开封尹,库有美珠,山密语宁德宫宦者,用特旨取之。处仁奏:“陛下鉴近患,事必由三省。今以珠为道君太上皇后寿,诚细故,且美事;然此端一开,则前日应奉之徒复纵,臣为陛下惜之。”乃抵主藏吏罪。
处仁言论,初与吴敏、李纲合,寻亦有异议。尝与敏争事,掷笔中敏面,鼻额为黑。唐恪、耿南仲、聂山欲排去二人而代之位,讽言者论之,与敏俱罢,处仁以观文殿大学士为中太一宫使。寻知东平府,提举崇福宫。高宗即位,起为大名尹、北道都总管,卒于郡。
处仁在宣和间,数请宽民力以弭盗贼。尹大名,以刚廉称。及为首相,无大建明,方进言以金人出境,社稷再安,皆由圣德俭勤,致有天人之助。仲师道请合诸道兵屯河阳诸州,为防秋计,处仁谓金人岂能复来,不宜先自扰以示弱。南都受围时,处仁在围城中,都人指为奸细,杀其长子庚。幼子度,吏部侍郎。
参考:芝生治所,众以治行之致,元凤曰:“五谷熟则民蒙惠,此不足异也。”
翻译:杂草在官府生出,大家认为应该做到管理和行为一致清净,元凤说:“谷物成熟百姓就得到好处了,这些小问题有什么大惊小怪呢?”
辍土木无益之役,以济暴露之民;移缁流泛滥之恩,以给颠沛之众。
翻译:停止土木建设的无益处劳役,让无居所百姓得到接济;把泛滥的布施恩德停止,让流散的百姓得到供给。
转运使阿贯意,劾其格德政,倡异论,侵辱使者。
翻译:官员转运使阿贯意这个人,弹劾他荒废德政,提倡异样怪论,侵犯侮辱使者。
前尹王革惨而怯,盗无轻重悉抵死,小有警,辄闭城你以兵自卫。
翻译:以前的尹王名为革,残忍而胆小,盗贼不管大小罪行都处死,稍微有警报,马上封闭城池用兵马自我保护。
1、芝生治所,众以治行之致,元凤曰:“五谷熟则民蒙惠,此不足异也。”
翻译:杂草在官府生出,大家认为应该做到管理和行为一致清净,元凤说:“谷物成熟百姓就得到好处了,这些小问题有什么大惊小怪呢?”
2、辍土木无益之役,以济暴露之民;移缁流泛滥之恩,以给颠沛之众。
翻译:停止土木建设的无益处劳役,让无居所百姓得到接济;把泛滥的布施恩德停止,让流散的百姓得到供给。
3、转运使阿贯意,劾其格德政,倡异论,侵辱使者。
翻译:官员转运使阿贯意这个人,弹劾他荒废德政,提倡异样怪论,侵犯侮辱使者。
4、前尹王革惨而怯,盗无轻重悉抵死,小有警,辄闭城你以兵自卫。
翻译:以前的尹王名为革,残忍而胆小,盗贼不管大小罪行都处死,稍微有警报,马上封闭城池用兵马自我保护。
拓展资料:
文言文是以古汉语口语为基础的书面语,在远古时代文言文与口语的差异微乎其微。现今文言文是中国古代的一种书面语言组成的文章,主要包括以先秦时期的口语为基础而形成的书面语。春秋战国时期,用于记载文字的物品还未被发明,记载文字用的是竹简、丝绸等物。
随着历史变迁,口语的演变,文言文和口语的差别逐渐扩大,“文言文”成了读书人的专用。文言文是相对现今新文化运动之后白话文来讲的,古代并无文言文这一说法。其特征是注重典故、骈骊对仗、音律工整,包含策、诗、词、曲、八股、骈文等多种文体。
经过历代文人修饰越显浮华,唐代起文学大家韩愈等发起“古文运动”,主张回归通俗古文。现代书籍中的文言文,为了便于阅读理解,一般都会对其标注标点符号。
特点
文言文的特色有:言文分离、行文简练。
文言的特点,是相对白话(包括口语和书面语)而言的,主要表现在语法与词汇两方面。
分类
1、实词
如果掌握了文言文的常用实词,就可以算是基本上读懂了文言文。在文言文中,文言实词是主要的语言材料,也是我们阅读时遇到的较大障碍,而学习实词的难度比起学习虚词来又小得多。所以,有目的、有重点、有系统地积累一些常用文言实词对学习文言文时很有帮助的。
2、虚词
所谓虚词,就是指那些不能够单独成句,词汇意义又比较抽象,但能通过它把实词组织在一起,完成句子结构的词类。在文言文中,虚词的使用频率很高,用法灵活,因此要想提高阅读文言文的能力,就要了解文言虚词的用法和意义。
3、动词
这是表示动作行为、发展变化、心理活动等意义的词,动词经常作谓语,其中及物动词可以带宾语,不及物动词不可以带宾语。
主语、宾语一般是由名词或代词来充当的,在文言文中,动词如果处在了主语或宾语的位置,有时前面又有“其”字或“之”字,这样的动词常常活用为名词。
不及物动词如果带了宾语,则要活用为使动用法。例如:“项伯杀人,臣活之”(《鸿门宴》)中,不及物动词“活”就要译为“使……活”;《小石潭记》中的“凄神寒骨,悄怆幽邃”中的“凄”就是“使.........凄凉”。
4、形容词
这是表示人或事物的形状、性质、状态、颜色等的词,形容词都能作定语,大多能作谓语。
形容词是不能带宾语的,文言文中,形容词的后面如果出现了宾语,这个形容词必然要活用,具体来说有三种情况。
1、活用为一般动词。例如:“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于顷襄王”(《屈原列传》)中,形容词“短”的后面由于出现了宾语“屈原”,就活用为一般动词,译为“诋毁、说坏话”。
2、活用为使动词。例如:“春风又绿江南岸”(《泊船瓜洲》)中,形容词的后面由于出现了宾语“江南岸”,活用为使动词,译为“使……绿”。
3、活用为意动用法。例如:“孔子登东山而小鲁”(《孟子·尽心上》)中,形容词“小”的后面有宾语“鲁”,这里活用为意动词,译为“认为……小”。
(原文)琰访知盗杀,卒辞不食
(译文大意)崔琰访知此乃是盗杀,终究推辞不吃
(原文)年余耳顺,而孝思弥笃
(译文大意)过完年以后就六十岁了,而孝亲之思念更加严重了。
此文出自《魏书•孝感传•赵琰》:「年馀耳顺,而孝思弥笃。」
谁可以翻译下面的文言文上又尝谓侍臣曰:“君依于国,国依于民。刻以奉君,犹肉以奉君
翻译:
(唐太宗)皇上曾对身边的大臣说:“君主依靠国家,国家依靠民众。依靠剥削民众来奉养君主,如同割下身上的肉来充腹,
一、译文
(唐太宗)皇上曾对身边的大臣说:“君主依靠国家,国家依靠民众。依靠剥削民众来奉养君主,如同割下身上的肉来充腹,腹饱而身死,君主富裕国家就灭亡。所以,君主的忧患,不是来自外面,而是常在自身。
欲望兴盛,费用就会增大;费用增大,赋役就会繁重;赋役繁重,民众就会愁苦;民众愁苦,国家就会危急;国家危急,君主就会丧失政权。朕常常思考这些,所以就不敢放纵自己的欲望了。”
二、原文
上又尝谓侍臣曰:“君依于国,国依于民。刻民以奉君,犹割肉以充腹,腹饱而身毙,君富而国亡。故人君之患,不自外来,常由身出。夫欲盛则费广,费广则赋重,赋重则民愁,民愁则国危,国危则君丧矣。朕常以此思之,故不敢纵欲也。”
三、出处
司马光《资治通鉴》
扩展资料
一、创作背景
司马光曾患历代史籍浩繁,学者难以遍览,因欲撮取其要,撰纪传体史。初成《通志》8卷,起战国至秦二世,表进于朝,引起宋英宗的重视。治平三年(1066),诏置书局于崇文院,继续编纂。宋神宗即位,赐书名为《资治通鉴》,并序以奖之。元丰七年(1084)书成。
二、作品赏析
《资治通鉴》全书共294卷,约300多万字,书中记载的历史由公元前403年,也就是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写起,一直到959年,五代的后周世宗显德六年征淮南为止。
是司马光以为君亲政,贤明之道为出发点所编写成的一本巨著,所谓“删削冗长,举撮机要,专取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为编年一书,使先后有伦,精粗不杂。”。
三、作者简介
司马光(1019-1086),北宋时期政治家、史学家、文学家。北宋陕州夏县涑水乡(今山西夏县)人,出生于河南省光山县,原字公实,后改君实,原号迂夫,后改迂叟,世称涑水先生。司马光自幼嗜学,尤喜《春秋左氏传》。
司马光著述颇多。除了《资治通鉴》,还有《通鉴举要历》八十卷、《稽古录》二十卷、《本朝百官公卿表》六卷。
此外,他在文学、经学、哲学乃至医学方面都进行过钻研和著述,主要代表作有《翰林诗草》《注古文学经》《易说》《注太玄经》《注扬子》《书仪》《游山行记》《续诗治》《医问》《涑水记闻》《类篇》《司马文正公集》等。
在历史上,司马光曾被奉为儒家三圣之一(其余两人是孔子和孟子)。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资治通鉴·唐纪·贞观治道
(唐太宗)皇上曾对身边的大臣说:“君主依靠国家,国家依靠民众。依靠剥削民众来奉养君主,如同割下身上的肉来充腹,腹饱而身死,君主富裕国家就灭亡。所以,君主的忧患,不是来自外面,而是常在自身。欲望兴盛,费用就会增大;费用增大,赋役就会繁重;赋役繁重,民众就会愁苦;民众愁苦,国家就会危急;国家危急,君主就会丧失政权。朕常常思考这些,所以就不敢放纵自己的欲望了。”
你确认原文是这样的吗?
上又尝谓侍臣曰:“君依于国,国依于民。刻民以奉君,犹割肉以充腹,腹饱而身毙,君富而国亡。故人君之患,不自外来,常由身出。夫欲盛则费广,费广则赋重,赋重则民愁,民愁则国危,国危则君丧矣。朕常以此思之,故不敢纵欲也。
太宗李世民曾对身边的大臣说:“君主依靠国家,国家依靠民众。依靠剥削民众来奉养君主,如同割下身上的肉来充腹,腹饱而身死,君主富裕国家就灭亡。所以,君主的忧患,不是来自外面,而是常在自身。欲望兴盛,费用就会增大;费用增大,赋役就会繁重;赋役繁重,民众就会愁苦;民众愁苦,国家就会危急;国家危急,君主就会丧失政权。朕常常思考这些,所以就不敢放纵自己的欲望。”
那就译为:太宗李世民曾对身边的大臣说:“君主依靠国家,国家依靠民众。依靠剥削民众来奉养君主……朕常常思考这些,所以就不敢放纵自己的欲望。”
文言文翻译:吾敢爱一身,移暴于民乎?亦不使罪尔曹.谢谢,争取十分钟
原文:
盐铁官榷取茶利,诏下,所在毋敢隐。易于视诏书曰:“益昌人不征茶且不可活,矧厚赋毒之乎?”命吏阁诏,吏曰:“天子诏何敢拒?吏坐死,公得免窜邪?”对曰:“吾敢爱一身,移暴于民乎?亦不使罪尔曹。”即自焚之。观察使素贤之,不劾也。
译文:
盐铁官征收茶业税,皇帝的诏书一旦下达,没有哪个地方官敢压下诏书不照办的。何易于接到诏书,说道:“益昌的百姓不缴茶业税尚且难以活命,更何况再加重赋税来害他们呢。”他命下属把诏书先搁下不要理睬。下属吃惊地说:“天子的诏书谁敢拒绝?我们这些下属同僚会因此获死罪,而大人您难道能逃脱处罚吗?”何县令说:“我怎敢独爱我一己之身,将祸害专家给老百姓呢?也不会推卸责任给你们。”说罢他亲手把诏书烧了。省里的长官因为平时很欣赏他的耿直爱民,所以没有上奏追究这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