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垂拱文言文翻译

文言文翻译

制曰:“朕获承至尊休德,传之亡穷,而施之罔极,任大而守重,是以

不皇

,永惟万事之统,犹惧有阙。故广延四方之豪俊,郡国诸侯

贤良修洁博习之士,欲闻大道之要,至论之极。今子大夫然为举首,朕甚嘉之。子大夫其精心致思,朕垂听而问焉。

盖闻

,改制作乐而天下洽和,百王同之。当虞氏之乐莫盛于《韶》,于周莫盛于《勺》。

已没,

管弦之声未衰,而大道微缺,陵夷至乎桀、纣之行,王道大坏矣。夫五百年之间,守文之君,

之士,欲则先王之法以戴翼其世者甚众,然犹不能反,日以仆灭,至后王而后止,岂其所持操或缪而失其统与?固天降命不查复反,必推之于大衰而后息与?乌乎!凡所为屑屑,

,务法

,又将无补与?三代受命,其符安在?灾异之变,何缘而起?性命之情,或夭或寿,或仁或鄙,习闻其号,未烛厥理。伊欲风流而令行,刑轻而奸改,百姓和乐,政事宣昭,何修何饬而膏露降,百谷登,

四海,泽臻草木,

全,寒暑平,受天之祜,享鬼神之灵,德泽洋溢,施乎方外,延及群生?

子大夫明先圣之业,习俗化之变,

之序,讲闻高谊之日久矣,其明以谕朕。科别其条,勿猥勿并,取之于术,慎其所出。乃其不正不直,

不极,枉于执事,书之不泄,兴于朕躬,毋悼后害。子大夫其尽心,靡有所隐,朕将亲览焉。

仲舒对曰:

陛下发德音,下明诏,求天命与情性,皆非愚臣之所能及也。臣谨案《春秋》之中,视前世已行之事,以观天人相与之际,甚可畏也。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以此见

人君而欲止其乱也。自非大亡道之世者,天尽欲扶持而全安之,事在强勉而已矣。强勉学习,则闻见博而知益明;强勉行道,则德日起而大有功:此皆可使还至而有效者也。《诗》曰“

匪解”,《书》云“茂哉茂哉!”皆强勉之谓也。

道者,所繇适于治之路也,仁义

皆其具也。故

已没,而子孙长久安宁数百岁,此皆

教化之功也。王者未作乐之时,乃用先五之乐宜于世者,而以深入教化于民。教化之情不得,雅颂之乐不成,故王者功成作乐,乐其德也。乐者,所以变民风,化民俗也;其变民也易,其化人也著。故声发于和而本于情,接于肌肤,臧于骨髓。故王道虽微缺,而管弦之声未衰也。夫虞氏之不为政久矣,然而乐颂遗风犹有存者,是以孔子在齐而闻《韶》也。夫人君莫不欲安存而恶危亡,然而政乱国危者甚众,所任者非其人,而所繇者非其道,是以政日以仆灭也。夫周道衰于幽、厉,非道亡也,幽、厉不繇也。至于宣王,思昔先王之德,兴滞补弊,明文、武之功业,周道

复兴,诗人美之而作,上天晁之,为生贤佐,后世称通,至今不绝。此

不解行善之所致也。孔子曰“人能

,非道弘人”也。故治乱废兴在于己,非天降命不得可反,其所操持誖谬失其统也。

臣闻天之所大奉使之王者,必有非人力所能致而自至者,此受命之符也。天下之人同心归之,若归父母,故天瑞应诚而至。《书》曰“

入于

,有火复于

,流为乌”,此盖受命之符也。周公曰“复哉复哉”,孔子曰“

”,皆积善累德之效也。及至后世,淫佚衰微,不能统理群生,诸侯背畔,残贱

以争

,废德教而任刑罚。刑罚不中,则生

积于下,怨恶畜于上。上下不和,则阴阳缪而娇孽生矣。此灾异所缘而起也。

臣闻命者天之令也,性者生之质也,情者人之欲也。或夭或寿,或仁或鄙,陶冶而成之,不能粹美,有治乱之所在,故不齐也。孔子曰:“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故尧、舜行德则民

,桀、纣行暴则民鄙夭。未上之化下,下之从上,犹泥之在钧,唯甄者之所为,犹金之在熔,唯冶者之所铸。“绥之斯俫,动之斯和”,此之谓也。

臣谨案《春秋》之文,求王道之端,得之于正。正次王,王次春。春者,天之所为也;正者,王之所为也。其意曰,上承天之所为,而下以正其所为,正王道之端云尔。然则王者欲有所为,宜求其端于天。天道之大者在阴阳。阳为德,阴为刑;刑主杀而德主生。是故阳常居

,而以生育养长为事;阴常居大冬,而积于空虚不用之处。以此见天之任德不任刑也。天使阳出布施于上而主岁功,使阴

于下而时出佐阳;阳不得阴之助,亦不能独成岁。终阳以成岁为名,此天意也。王者承天意以从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刑者不可任以治世,犹阴之不可任以成岁也。为政而任刑,不顺于天,故先王莫之肯为也。今废先

教之官,而独任执法之吏治民,毋乃任刑之意与!孔子曰:“

谓之虐。”虐政用于下,而欲德教之被四海,故难成也。

臣谨案《春秋》谓一元之意,一者万物之所从始也,元者辞之所谓大也。谓一为元者,视大始而欲正本也。《春秋》深探其本,而反自贵者始。故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正万民以正四方。四方正,远近莫敢不壹于正,而亡有

奸其间者。是以阴阳调而风雨时,群生和而万民殖,五谷孰而草木茂,

被润泽而

美,四海之内闻

而皆徕臣,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毕至,而王道终矣。

孔子曰:“

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自悲可致此物,而身卑贱不得致也。今陛下贵为天子,富有四海,居得致之位,操可致之势,又有能致之资,行高而恩厚,知明而意美,爱民而好士,可谓谊主矣。然而天地未应而美祥莫至者,何也?凡以教化不立而万民不正也。夫万民之从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

之,不能止也。是故教化立而奸邪皆止者,其

完也;教化废而奸邪并出,刑罚不能胜者,其

坏也。古之王者明于此,是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为大务。立

以教于国,设痒序以化于邑,渐民以仁,摩民以谊,节民以礼,故其刑罚甚轻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习俗美也。

之继乱世也,扫除其迹而悉去之,复修教化而崇起之。教化已明,习俗已成,子孙循之,行五六百岁尚未败也。至周之

,大为亡道,以失天下。秦继其后,独不能改,又益甚之,重禁文学,不得挟书,弃捐礼谊而恶闻之,其心欲尽灭先圣之道,而颛为自恣苟简之治,故立为天子十四岁而国破亡矣。自古以来,未尝有以乱济乱,大败天下之民如秦者也。其遗毒余烈,至今未灭,使习俗薄恶,人民嚣顽,抵冒殊扞,孰烂如此之甚者也。孔子曰:“腐朽之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圬也。”今汉继秦之后,如

、粪墙矣,虽欲善治之,亡可奈何。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诈起,如

,愈甚亡益也。窃譬之

,甚者必解而更张之,乃可鼓也;为政而不行,甚者必变而更化之,乃可理也。当更张而不更张,虽有

不能善调也:当更化而不更化,虽有大贤不能善治也。故汉得天下以来,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于当更化而不更化也。古人有言曰:“

,不如退而结网。”今临政而愿治七十余岁矣,不如退而更化;更化则可善治,善治则灾害日去,福禄日来。《诗》云:“宜民宜人,受禄于人。”为政而宜于民者,固当受禄于天。夫仁、谊、礼、知、信五常之道,王者所当修饬也;五者修饬,故受天之晁,而享鬼神之灵,德施于方外,延及群生也。

天子览其对而异焉,乃复册之曰:

制曰:盖闻虞舜之时,游于岩郎之上,垂拱无为,而

。周文王至于日昃不暇食,而宇内亦治。夫

,岂不同条共贯与?何逸劳之殊也?

盖俭者不造

之饰。及至周室,设两观,乘大路,朱干玉戚,八佾陈于庭,而颂声兴。夫

岂异指哉?或曰良玉不瑑,又曰非文亡以辅德,二端异焉。

以督奸,伤肌肤以惩恶。成、康不式,四十余年天下不犯,

。秦国用之,死者甚众,刑者相望,秏矣

乌乎!朕夙寤晨兴,惟前帝王之宪,永思所以奉至尊,章洪业,皆在力本任贤。今朕亲耕籍田以为农先,劝孝弟,崇有德,使者冠盖相望,问勤劳,恤孤独,尽思极神,功烈休德未始云获也。今

缪,氛气

,群生寡遂,

未济,

贸乱,贤不肖浑淆,未得其真,故详延特起之士,庶几乎!今子大夫待诏百有余人,或道世务而未济,稽诸上古之不同,考之于今而难行,毋乃牵于文系而不得骋与?将所繇

,所闻殊方与?各悉对,著于篇,毋讳有司。明其指略,切磋究之。以称朕意。

仲舒对曰:

臣闻尧受命,以天下为忧,而未以位为乐也,故诛逐

,务求贤圣,是以得舜、禹、稷、卨咎繇。众圣辅德,贤能佐职,教化大行,天下

,万民皆

乐谊,各得其宜,动作应礼,从容

。故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后仁,”此之谓也。尧在位七十载,乃逊于位以禅虞舜。尧崩,天下不归尧子

而归舜。舜知不可辟,乃即天子之位,以禹为相,因尧之辅佐,继其统业,是以垂拱无为而天下治。孔子曰“《韶》尽美矣,又尽善矣”,此之谓也。至于殷纣,逆天暴物,杀戮贤知,残贼百姓。

皆当世贤者,隐处而不为臣。守职之人皆奔走逃亡,入于河海。天下秏乱,万民不安,故天下去殷而从周。文王顺

物,师用贤圣,是以闳夭、大颠、

等亦聚于朝廷。爱施兆民,天下归之,故

起海滨而即三公也。当此之时,纣尚在上,尊卑昏乱,百姓散亡,故文王悼痛而欲安之,是以日昃而不暇食民。孔子作《春秋》,先正王而系万事,见素王之文焉。由此观之,帝王之条贯同,然而劳逸异者,所遇之时异也。孔子曰“《武》尽美矣,未尽善也”,此之谓也。

臣闻制度文采

之饰,所以明尊卑,异贵贱,而劝有德也。故《春秋》受命所先制者,改正朔,易服色,所以

也。然则官至

之制,有法而然者也。故孔子曰:“奢则不逊,俭则固。”俭非圣人之中制也。臣闻良玉不瑑,资质润美,不待刻瑑,此亡异于达巷党人不学而自知也。然则

不瑑,

章;君子不学,不成其德。

臣闻圣王之治天下也,少则习之学,长则材诸位,爵禄以养其德,刑罚以威其恶,故民晓于礼谊而耻犯其上。武王行大谊,平残贼,周公作

以文之,至于

之隆,

四十余年,此亦教化之渐而仁谊之流,非独伤肌肤之效也。至秦则不然。师申商之法,行

之说,憎

,以

为俗,非有

以教训于下也。诛名而不察实,为善者不必免,而犯恶者未必刑也。是以百官皆饰虚辞而不

,外有事君之礼,内有背上之心;造伪饰诈,趣利无耻;又好用酷之吏,赋敛亡度,竭民财力,百姓散亡,不得从耕织之业,群盗并起。是以刑者甚众,死者相望,而奸不息,俗化使然也。故孔子曰“导之以政,

,民免而无耻”,此之谓也。

今陛下并有天下,海内莫不率服,广览兼听,极群下之知,尽天下之美,至德

,施于方外。

,殊方万里,说德归谊,此太平之致也。然而功不加于百姓者,殆王心来加焉。曾子曰:“尊其所闻,则高明矣;行其所知,则光大矣。高明光大,不在于它,在乎加之意而已。”愿陛下因用所闻,设诚于内而致行之,则三王何异哉!

陛下亲耕籍田以为农先,夙寤晨兴,忧劳万民,思维往古,而务以求贤,此亦尧、舜之用心也,然而未云获者,士素不厉也。夫不素养士而欲求贤,譬犹不琢玉而求文采也。故养士之大者,莫大乎

者,贤士之所关也,教化之本原也。今以一郡一国之众,对亡应书者,是王道往往而绝也。臣愿陛下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数考问以尽其材,则英俊宜可得矣。今之

,民之师帅,所使承流而

也;故师帅不贤,则主德不宣,

不流。今吏既亡教训于下,或不承用主上之法,暴虐百姓,与奸为市,贫穷孤弱,冤苦失职,甚不称陛下之意。是以

缪,氛气弃塞,群生寡遂,

未济,皆长吏不明,使至于此也。

夫长吏多出于

、中郎,吏

子弟选郎吏,又以富訾,未必贤也。且古所谓功者,以任官称职为差,非谓积日累久也。故小材虽累日,不离于小官;贤材虽未久,不害为辅佐。是以有司竭力尽知,务治其业而以赴功。今则不然。累日以取贵,积久以致官,是以

贸乱,贤不肖浑淆,未得其真。臣愚以为使诸

各择其吏民之贤者,岁贡各二人以给

,且以观大臣之能;所贡贤者有赏,所贡不肖者有罚。夫如是,诸侯、吏

皆尽心于求贤,天下之士可得而官使也。遍得天下之贤人,则三王之盛易为,而尧、舜之名可及也。毋以日月为功,实试贤能为上,量材而授官,录德而定位,则

殊路,贤不肖异处矣。陛下加惠,宽臣之罪,令勿牵制于文,使得切磋究之,臣敢不尽愚!

于是天子复册之。

制曰:盖闻“善言天者必有征于人,善言古者必有验于今”。故朕垂问乎天人之应,上嘉

,下悼桀、纣,浸微浸灭浸明浸昌之道,虚心以改。今子大夫明于阴阳所以造化,习于先圣之道业,然而文采未极,岂惑乎当世之务哉?条贯靡竟,统纪未终,意朕之不明与?听若眩与?夫三王之教所祖不同,而皆有失,或谓久而不易者道也,意岂异哉?今子大夫既已著大道之极,陈治乱之端矣,其悉之究之,孰之复之。《诗》不云乎,“嗟尔君子,毋常安息,神之听之,介尔

。”朕将亲览焉,子大夫其茂明之。

仲舒复对曰:

臣闻《论语》曰:“有始有卒者,其唯圣人虖!”今陛下幸加惠,留听于承学之臣,复下明册,以切其意,而究尽

,非愚臣之所能具也。前所上对,条贯靡竟,统纪不终,辞不别白,指不分明,此臣

之罪也。

册曰:“善言天者必有征于人,善言古者必有验于今。”臣闻天者群物之祖也。故遍覆包函而无所殊,建日月风雨以和之,经阴阳寒暑以成之。故圣人法天而立道,亦溥爱而亡私,布德施仁以厚之,设谊立礼以导之。春者天之所以生也,仁者君之所以爱也;夏者天之所以长也,德者君之所以养也;霜者天之所以杀也,刑者君之所以罚也。繇此言之,天人之征,古今之道也。孔子作《春秋》,上揆之天道,下质诸人情,参之于古,考之于今。故《春秋》之所讥,灾害之所加也;《春秋》之所恶,怪异之所施也。书邦家之过,兼灾异之变;以此见人之所为,其美恶之极,乃与天地流通而往来相应,此亦言天之一端也。古者修教训之官,务以德善化民,民已大化之后,天下常亡一人之狱矣。今世废而不修,亡以化民,民以故弃行谊而死财利,是以犯法而罪多,一岁之狱以万千数。以此见古之不可不用也,故《春秋》变古则讥之。天令之谓命,命非圣人不行;质朴之谓性,性非教化不成;

之谓情,情非度制不节。是故王者上谨于承天意,以顺命也;下务

化民,以成性也;正法度之宜,别上下之序,以防欲也;修此三者,而大本举矣。人

,固超然异于群生,入有父子兄弟之亲,出有君臣上下之谊,会聚相遇,则有

长幼之施,

有文以相接,欢然有恩以相爱,此人之所以贵也。生五谷以食之,桑麻以衣之,

以养之,服牛乘马,圈豹槛虎,是其得天之灵,贵于物也。故孔子曰:“天地之性人为贵。”明于天性,知自贵于物;知自贵于物,然后知仁谊;知仁谊,然后重礼节;重礼节,然后安处善;安处善,然后乐循理;乐循理,然后谓之君之。故孔子曰“不知命,亡以为君子”,此之谓也。

册曰:“上嘉唐、虞,下悼桀、纣,浸微浸灭浸明浸昌之道,虚心以改。”臣闻众少成多,积小致臣,故圣人莫不以晻致明,以微致显。是以尧发于诸侯,舜兴乎深山,非一日而显也,盖有渐以致之矣。言出于已,不可塞也;行发于身,不可掩也。言行,治之大者,君子之所以

也。故尽小者大,

者著。《诗》云:“惟此文王,小心翼翼。”胡尧兢兢日行其道,而舜业业日致其孝,善积而名显,德章而身尊,以其浸明浸昌之道也。积善在身,犹长日加益,而人不知也;积恶在身,犹火之销膏,而人不见也。非明乎情性察乎

者,孰能知之?此唐、虞之所以得令名,而桀、纣之可为悼惧者也。夫善恶之相从,如景乡之应

也。故桀、纣暴谩,谗贼并进,贤知隐伏,恶日显,国日乱,

自以如日在天,终陵夷而大坏。夫暴逆不仁者,非一日而亡也,亦以渐至,故桀、纣虽亡道,然犹享国十余年,此其浸微浸灭之道也。

册曰:“三王之教所祖不同,而皆有失,或谓久而不易者道也,意岂异哉?”臣闻夫乐而不乱复而不厌者谓之道;道者万世之弊,弊者道之失也。先

必有偏而不起之处,故政有眊而不行,举其偏者以补其弊而已矣。三

所祖不同,非其相反,将以救溢扶衰,所遭之变然也。故孔子曰:“亡为而治者,其舜乎!”改正朔,易服色,以顺天命而已;其余尽循尧道,何更为哉!故王者有改制之名,亡变道之实。然夏上忠,殷上敬,周上文者,所继之救,当用此也。孔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

,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此言百王之用,以此三者矣。夏因于虞,而独不言所损益者,其道如一而所上同也。道之大原出于天,

,是以禹继舜,舜继尧,三圣相受而守一道,亡救弊之政也,故不言其所损益也。繇是观之,继治世者其道同,继乱世者其道变。今汉继大乱之后,若宜少损周之文致,用夏之忠者。

陛下有明德嘉道,愍世欲之靡薄,悼王道之不昭,故举

之士,论议考问,将欲

谊之

王之法制,建太平之道也。臣愚不肖,述所闻,诵所学,道师之言,廑能勿失耳。若乃论政事之得失,察天下之息耗,此大臣辅佐之职,

之任,非臣仲舒所能及也,然而臣窃有怪者。夫古之天下亦今之天下,今之天下亦古之天下,共是天下,古以

,上下和睦,习俗

,不令而行,不禁而止,吏亡奸邪,民亡盗贼,

草木,

四海,

来集,麒麟来游,以古准今,壹何不相逮之远也!安所缪而陵夷若是?意者有所失于古之道与?有所诡于天之理与?试迹之于古,返之于天,党可得见乎。

夫天亦有所分予,予之齿者去其角,傅其翼者两其足,是所受大者不得取小也。古之所予禄者,不食

,不动于末,是亦受大者不得取小,与天同意者也。夫已受大,又取小,天不能足,而况人乎!此民之所以嚣嚣苦不足也。身宠而载高位,家温而食厚禄,因乘富贵之资力,以与民争利于下,民安能如之哉!是故众其

,多其牛羊,广其田宅,博其产业,畜其积委,务此而亡已,以迫蹴民,民日削月浸,浸以大穷。富者奢侈羡溢,贫者穷急愁苦;穷急愁苦而不上救,则民不乐生;民不乐生,尚不避死,安能避罪!此刑罚之所以蕃而奸邪不可胜者也。故受禄之家,食禄而已,不与民争业,然后利可均布,而民可家足。此上天之理,而亦太古之道,天子之所宜法以为制,大夫之所当循以为行也。故公仪子相鲁,之其家见织帛,怒而出其妻,食于舍而茹葵,愠而拔其葵,曰:“吾已食禄,又夺园夫红女利乎!”古之贤人君子在列位者皆如是,是故下高其行而从其教,民化其廉而不贪鄙。及至周室之衰,其

缓于谊而急于利,亡推让之风而有争田之讼。故诗人疾而刺之,曰:“节彼南山,惟石岩岩,赫赫师尹,民具尔瞻。”尔好谊,则民乡仁而俗善;尔好利,则民好邪而俗败。由是观之,天子大夫者,下民之所视效,远方之所四面而内望也。近者视而放之,远者望而效之,岂可以居贤人之位而为

行哉!夫皇皇求财利常恐乏匮者,

之意也;皇求仁义常恐不能化民者,大夫之意也。《易》曰:“负且乘,致寇至。”乘车者君子之位也,负担着小人之事也,此言居君子之位而为

之行者,其患祸必至也。若居君子之位,当君子之行,则舍

之相鲁,亡可为者矣。

《春秋》

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

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

求翻译 ,文言文翻译

崇曰:“垂拱以来,以峻法绳下,臣愿政先仁恕可乎?朝廷复师青海,未有牵复之悔,臣愿不幸边功可乎?比来王佞冒触宪网,皆得以宠自解,臣愿法行自近可乎?后氏临朝,喉舌之任出阉人之口臣愿宦竖不与政可乎?戚里贡献以自媚于上,公卿方镇浸亦为之,臣愿租赋外一绝之可乎?外戚贵主更相用事,班序荒杂,臣请戚属不任台省‘可乎?先朝亵狎大臣,亏君臣之严,臣愿陛下接之以礼可乎?燕钦融、韦月将以忠被罪,自是净臣沮折,臣愿群臣皆得批逆鳞、犯忌讳可乎?武后造福先寺,上皇造金仙、玉真二观,费巨百万,臣请绝道佛营造可乎?汉以禄、莽、阎、梁乱天下,国家为甚,臣愿推此鉴戒为万代法可乎?”帝曰:“朕能行之。”崇乃顿首谢。

翻译:

唐玄宗即位之初,励精图治,准备任用姚崇为宰相。姚崇针对时弊,提出十条意见,问唐玄宗同意不同意,能不能做到?如不同意,不能做到,他就不愿接受这一任命。这10条意见说:(1)武则天执政以来,以严酷之法治天下,你能不能施行仁政?(2)朝廷往青海出兵,边界已没有反复被扰的灾祸,你能不能不再贪图边功?(3)对你所宠爱的亲信,你能不能制裁他们的不法行为?(4)你能不能不让宦官参政?(5)你能不能除租赋外不收大臣公卿们的礼物?(6)你能不能禁止自己的亲朋出任公职?(7)你能不能以严肃的态度和应有的礼节对待大臣们?(8)你能不能允许大臣们“批逆鳞,犯忌讳”?(9)你能不能禁止营造佛寺道观?(10)你能不能接受汉朝王莽等乱天下的经验教训?唐玄宗接纳了他的意见,任命他为“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封梁国公。迁紫微令”。

魏征进谏文言文请翻译

白话释义:

我听说想要树木生长,一定要稳固它的根;想要泉水流得远,一定要疏通它的源泉;想要国家安定,一定要厚积道德仁义。

源泉不深却希望泉水流得远,根系不牢固却想要树木生长。道德不深厚却想要国家安定,我虽然地位低见识浅,(也)知道这是不可能的,更何况(您这)聪明睿智(的人)呢!

国君处于皇帝的重要位置,在天地间尊大,就要推崇皇权的高峻,永远保持政权的和平美好。如果不在安逸的环境中想着危难,戒奢侈,行节俭,道德不能保持宽厚,性情不能克服欲望,这也(如同)挖断树根来求得树木茂盛,堵塞源泉而想要泉水流得远啊。

(古代)所有的帝王,承受了上天赋予的重大使命,他们没有一个不为国家深切地忧虑而且治理成效显著的,但大功告成之后国君的品德就开始衰微了。

国君开头做得好的确实很多,能够坚持到底的大概不多,难道是取得天下容易守住天下困难吗?过去夺取天下时力量有余,现在守卫天下却力量不足,这是为什么呢?

通常处在深重的忧虑之中一定能竭尽诚心来对待臣民,已经成功,就放纵自己的性情来傲视别人。竭尽诚心,虽然一在北方,一在南方,也能结成一家,傲视别人,就会使亲人成为陌路之人。

即使用严酷的刑罚来督责(人们),用威风怒气来吓唬(人们),(臣民)只求苟且免于刑罚而不怀念感激国君的仁德,表面上恭敬而在内心里却不服气。

(臣民)对国君的怨恨不在大小,可怕的只是百姓;(他们像水一样)能够负载船只,也能颠覆船只,这是应当深切谨慎的。疾驰的马车却用腐烂的绳索驾驭,怎么可以疏忽大意呢?

做国君的人,如果真的能够做到一见到能引起(自己)喜好的东西就要想到用知足来自我克制,将要兴建什么就要想到适可而止来使百姓安定,想到帝位高高在上就想到要谦虚并加强自我约束,害怕骄傲自满就想到要像江海那样能够(处于)众多河流的下游。

喜爱狩猎就想到网三面留一面,担心意志松懈就想到(做事)要慎始慎终,担心(言路)不通受蒙蔽就想到虚心采纳臣下的意见。

考虑到(朝中可能会出现)谗佞奸邪就想到使自身端正(才能)罢黜奸邪,施加恩泽就要考虑到不要因为一时高兴而奖赏不当,动用刑罚就要想到不要因为一时发怒而滥用刑罚。

全面做到这十件应该深思的事,弘扬这九种美德,选拔有才能的人而任用他,挑选好的意见而听从它。

那么有智慧的人就能充分献出他的谋略,勇敢的人就能完全使出他的力量,仁爱的人就能散播他的恩惠,诚信的人就能献出他的忠诚。

文臣武将争先恐后前来效力,国君和大臣没有大事烦扰,可以尽情享受出游的快乐,可以颐养得像赤松子与王子乔那样长寿,皇上弹着琴垂衣拱手就能治理好天下,不用再说什么,天下人就已经都有教化了。

为什么一定要(自己)劳神费思,代替臣下管理职事,役使自己灵敏、明亮的耳、眼,减损顺其自然就能治理好天下的大道理呢!

原文:

臣闻: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思国之安者,必积其德义。源不深而望流之远,根不固而求木之长,德不厚而思国之治,臣虽下愚,知其不可,而况于明哲乎?

人君当神器之重,居域中之大,将崇极天之峻,永保无疆之休。不念居安思危,戒奢以俭,德不处其厚,情不胜其欲,斯亦伐根以求木茂,塞源而欲流长也。(望国 一作:思国)

凡百元首,承天景命,莫不殷忧而道著,功成而德衰,有善始者实繁,能克终者盖寡。岂其取之易守之难乎?昔取之而有余,今守之而不足,何也?

夫在殷忧必竭诚以待下,既得志则纵情以傲物;竭诚则吴、越为一体,傲物则骨肉为行路。虽董之以严刑,震之以威怒,终苟免而不怀仁,貌恭而不心服。怨不在大,可畏惟人;载舟覆舟,所宜深慎。奔车朽索,其可忽乎?

君人者,诚能见可欲,则思知足以自戒;将有作,则思知止以安人;念高危,则思谦冲而自牧;惧满溢,则思江海下百川;乐盘游,则思三驱以为度;忧懈怠,则思慎始而敬终;虑壅蔽,则思虚心以纳下;惧谗邪,则思正身以黜恶;恩所加,则思无因喜以谬赏;罚所及,则思无以怒而滥刑。

总此十思,宏兹九德,简能而任之,择善而从之,则智者尽其谋,勇者竭其力,仁者播其惠,信者效其忠;文武争驰,君臣无事,可以尽豫游之乐,可以养松乔之寿,鸣琴垂拱,不言而化。何必劳神苦思,代下司职,役聪明之耳目,亏无为之大道哉?

此文出自唐代魏征所写的《谏太宗十思疏》。

扩展资料

写作背景:

唐太宗李世民跟随其父亲李渊反隋时作战勇敢,生活俭朴,颇有作为。公元627年李世民即位,改元贞观。在贞观初年,他借鉴隋炀帝覆亡的教训,进一步保持了节俭、谨慎的作风,实行了不少有利于国计民生的政策。

经过十几年的治理,经济得到发展,百姓生活也富裕起来,加上边防巩固,内外无事,唐太宗逐渐骄奢忘本,大修庙宇宫殿,广求珍宝,四处巡游,劳民伤财。魏征对此极为忧虑,他清醒地看到了繁荣昌盛的后面隐藏着危机。

在贞观十一年(637)的三月到七月,“频上四疏,以陈得失”,《谏太宗十思疏》就是其中第二疏,因此也称“论时政第二疏”。

唐太宗看了猛然警醒,写了《答魏征手诏》,表示从谏改过。这篇文章被太宗置于案头,奉为座右铭。贞观十三年,魏征又上《十渐不克终疏》,直指太宗十个方面行为不如初期谨慎,被太宗书于屏风之上。

《谏太宗十思疏》是魏徵于贞观十一年(637)写给唐太宗的奏章,意在劝谏太宗居安思危,戒奢以俭,积其德义。

太宗,即李世民,唐朝第二个皇帝,是中国历史上最有成就的开明君主之一,在他的统治时期,出现了安定富强的政治局面,史称“贞观之治”。“十思”是奏章的主要内容,即十条值得深思的情况。“疏”即“奏疏”,是古代臣下向君主议事进言的一种文体,属于议论文。

大业十三年(617年),魏徵在武阳郡丞元宝藏帐下为官。元宝藏起兵响应瓦岗李密,元宝藏给李密的奏疏都是魏徵所写,李密见魏徵非常有文才,于是召见魏徵,魏徵献上壮大瓦岗的十条计策,但李密不用。

大业十四年(618年),王世充袭击仓城被李密击败,王世充转攻洛口,又被李密击败。魏徵却对长史郑颋说:“李密虽然多次取得胜利,但是兵将也死伤了不少,瓦岗又没有府库,将士们取得战功得不到赏赐。

还不如深沟高垒,占据险要,与敌人相持,待到敌人粮尽而退时,率军追击,这才是取胜之道。洛阳没有了粮食,王世充无计可施就会与我军决战,这时我们却不跟他交战。”郑颋对魏徵的话不以为然,说这是老生常谈的。魏徵说了一句:“这是奇谋深策,怎么是老生常谈呢。”拂袖离去。

文章赏析:

文章一开始,作者运用了排喻的手法,作者首先举出“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两组比喻,从而引出了“思国之安者,必积其德义”。作者先设置这样两个形象性和哲理性都很强的比喻,而后引出了自己要表达的真实意图,这种手法的应用是有很强的说服力。

如果作者开篇不用这十分形象的排喻,而只是简单地讲述抽象的道理,是很难吸引对方,使对方理解信服。作者引喻用得好,好就好在比喻用得“巧”、“俗”、“切”。比喻的应用使抽象的道理形象化、具体化,使深奥的问题通俗化。

刘勰在《文心雕龙·论说》中所说的:“喻巧而理至”讲的就是这个道理。设喻明理,比喻不但要设得巧,而且喻体要浅显通俗,树木、江河,处处可见,人人熟悉。所讲的道理也是人人皆知,不难理解的通俗事理。刘勰在《文心雕龙·比兴》中说:“比类虽繁,以切至为贵”。

文章中比喻运用的“切”,实际上就是喻体与本意要相切合,要抓住重点,选最集中、最深刻、最精彩的喻体来表现本意,作者用十分熟悉的树木,泉源,用这些微不足道的事物,引出国之大政,平易而自然。

使用了排喻的方法开篇后,作者又以三个“不”字的排比句从反面来说明问题,“源不深而望流之远,根不固而求木之长,德不厚而思国之安”。

从而进一步强调了作者的政治意图。作者使用的言辞尖锐,用反激法去激发对方。作者指出,自己所列举的比喻和叙说的是连自己这样愚笨的人都明白的道理,何况英明圣哲的皇帝。

然后作者很明确地向唐太宗指出,做为一国之主的帝王,身负重任,就要在安乐时想到危难,尽量避免奢侈,要提倡节俭。不然的话就会做出象伐根而求树茂,塞水而望流长一样的愚蠢事。这里,在文章结构上前呼后应,环环紧扣,充分表达了作者进谏规讽的本意。

魏征进谏译文:

魏征进谏,凡是他认为正确的意见,必定当面直谏,坚持到底,决不背后议论,这是他的可贵之处。有一次,唐太宗对长孙无忌说:“魏征每次向我进谏时,只要我没接受他的意见,他总是不答应,不知是何缘故?”未等长孙无忌答话,魏征接过话头说:“陛下做事不对,我才进谏。如果陛下不听我的劝告,我又立即顺从陛下的意见,那就只有依照陛下的旨意行事,岂不违背了我进谏的初衷了吗?”太宗说:“你当时应承一下,顾全我的体面,退朝之后,再单独向我进谏,难道不行吗?”魏征解释道:“从前,舜告诫群臣,不要当面顺从我,背后又另讲一套,这不是臣下忠君的表现,而是阳奉阴违的奸佞行为。对于您的看法,为臣不敢苟同。”太宗非常赞赏魏征的意见。

在国家大政方针上,尤其是大乱之后拨乱反正,魏征主张宜快不宜慢,宜急不宜缓。唐太宗即位之时百废待兴。一天,他问魏征:“贤明的君主治理好国家需要百年的功夫吧?”魏征不同意太宗的想法,他说:“圣明的人治理国家,就象声音立刻就有回音一样,一年之内就可见到效果,二年见效就太晚了,怎么要等百年才能治理好呢?”尚书仆射封德彝嘲笑魏征的看法,魏征说:“大乱之后治理国家,就象饿极了的人要吃东西一样,来得更快。行帝道则帝,行王道则王,事在人为,而不是人民是否可以教化。”太宗听从了魏征的意见,积极采取有效措施,只过了三两年,唐朝就出现了贞观之治的局面。

魏征主张取信于民,不要朝令夕改,让人无所适从。唐朝原定18岁的男子才能参加征兵服役。一次,为了多征兵巩固边境,唐太宗要求16岁以上男子全部应征,魏征坚决不同意。他说:“涸泽而渔,焚林而猎,是杀鸡取卵的做法。兵不在多而在精,何必为了充数把不够年龄的人也弄来呢?况且这也是失信于民。”唐太宗问自己是否有失信于民的事,魏征举了三个例子。太宗虽然觉得言词尖刻,难听刺耳,但心中仍很高兴,认为魏征忠于朝廷,是以精诚之心辅佐自己以信义治国。于是便下令停止执行征召中男入伍。同时奖赏魏征金瓮一口,以资鼓励。

在个人享乐方面,魏征经常犯颜直谏。有一次,唐太宗想去南山打猎,车马都准备好了,最后还是没敢去。魏征问他为什么没有出去,太宗说:“我起初是想去打猎,可又怕你责备,就不敢出去了。”还又一次,唐太宗从长安去洛阳,因为当地供应的东西不好,唐太宗很生气。魏征对太宗说:“隋炀帝就是因为无限制的追求享乐而灭亡的。现在因为供应不好就发脾气,以后必然上行下效,各地方拼命供奉陛下,以求陛下满意。供应是有限的,人的奢侈欲望是无限的,如此下去,隋朝的悲剧又该重演了。”太宗听了这番话肃然心惊,以后很注意节俭。

对于唐太宗的品德修养,魏征也很重视。他直言不讳的对太宗说:“居人上者,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他还引用荀子的话告诫太宗:君主似舟,人民似水,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这句话对唐太宗震动很大,他一直牢记在心。一次,太宗问魏征怎样做一个明君而不要做一个暗君,魏征就讲了隋朝虞世基的故事。虞世基专门投隋炀帝所好,专说顺话,不讲逆耳之言;专报喜,不报忧,结果隋朝灭亡。由此魏征得出了一个著名的结论,即“兼听则明,偏听则暗”。

魏征和唐太宗相处十七年,一个以直言进谏著称,一个以虚怀纳谏出名,尽管有时争论激烈,互不相让,最后太宗也能按治道而纳谏,这种君臣关系,在历史上极为罕见。魏征去世后,唐太宗极为思念,感慨的说:“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朕常保此三镜,以防己过。今魏征殂逝,遂亡一镜矣。”(《贞观政要•论任贤》)这恐怕是历代大臣中所享受的最大的哀荣了。魏征成为唐太宗预防自己犯过的一面明镜,这充分体现了魏征在唐太宗治理国家中不可替代的作用。

(二)

魏征以直谏著称,但并非不讲究进语艺术,他有时也能以文才雅兴暗喻讽劝,委婉的开导太宗,使其醒悟改过。

贞观十一年,太宗到洛阳巡视,魏征随百官同行。太宗在洛阳宫西苑宴请群臣,又带群臣泛舟积翠池。太宗指着两岸的景色和宫殿,对大臣们说:“隋炀帝穷奢极欲,大兴土木,宫殿园苑遍布京都,结果官逼民反,身死异乡。而今这些宫殿、园苑尽归于我。炀帝亡国,与佞臣阿谀奉承、弄虚作假、助纣为虐有很大关系,你们可要引以为戒啊!”魏征立即回答道:“臣等以宇文述等佞臣为戒,理固当然;望陛下以炀帝为鉴,则国家太平,万民幸甚!”唐太宗一听魏征之言,觉得很有道理,主张君臣共勉。他又要求群臣赋诗助兴,群臣恭请太宗先赋,太宗略一沉思,立即朗声吟道:

日昃玩百篇,临灯披《五典》。

夏康既逸豫,商辛亦流湎。

恣情昏主多,克己明君鲜。

天身资累恶,成名由积善。

这首诗,太宗命名为《尚书》,他以《尚书》中的骄奢淫逸的昏君为例,指出他们身败名裂、国破家亡是由于作恶多端,咎由自取。那些克己俭朴、勤政爱民的明君,尽管在历史上不多,但却名垂千古、青史流芳,这就在于他们注意修养,不断做好事,为民谋利所致。太宗此诗,通过咏史,抒发了自己立志做一个“克己明君”的襟怀。群臣一听,齐声赞颂。太宗要求群臣逐一赋诗,魏征当仁不让,立赋《西汉》一诗,他朗诵道:

受降临轵道,争长趣鸿门。

驱传渭桥上,观兵细柳屯。

夜宴经柏谷,朝游出杜原。

终籍叔孙礼,方知皇帝尊。

这首诗,魏征以西汉初年几个有作为的皇帝高祖、文帝、景帝、武帝为例,说明帝王贤明,勤劳国事,既建武功,又修文治,才能受到百姓的爱戴。魏征希望太宗向刘邦等帝王学习,既“受降”于秦王子婴,建灭秦之武功;又礼遇儒生叔孙通,开文治之基业。太宗聪颖过人,一听此诗,便知魏征暗含讽意,他激动的说:“魏征忠心耿耿,不仅以奏疏谏我,而且赋诗时,又以礼仪开导于我,真可谓知古德的忠直之臣。”

唐太宗对魏征的评价很高。有一次,他问群臣:“魏征与诸葛亮相比,哪个更为贤良?”岑文本说:“诸葛亮才兼将相,魏征不如他。”太宗却说:“魏征以仁义之道辅佐我治国,希望我成为尧、舜那样的明君,就此而言,诸葛亮也不能同他相提并论。”可见,在唐太宗的心中,魏征的才德是何等之高。

我听说想要树木生长,一定要稳固它的根;想要泉水流得远,一定要疏通它的源泉;想要国家安定,一定要厚积道德仁义。源泉不深却希望泉水流得远,根系不牢固却想要树木生长。道德不深厚却想要国家安定,我虽然地位低见识浅,(也)知道这是不可能的,更何况(您这)聪明睿智(的人)呢!国君处于皇帝的重要位置,在天地间尊大,就要推崇皇权的高峻,永远保持政权的和平美好。如果不在安逸的环境中想着危难,戒奢侈,行节俭,道德不能保持宽厚,性情不能克服欲望,这也(如同)挖断树根来求得树木茂盛,堵塞源泉而想要泉水流得远啊。

(古代)所有的帝王,承受了上天赋予的重大使命,他们没有一个不为国家深切地忧虑而且治理成效显著的,但大功告成之后国君的品德就开始衰微了。国君开头做得好的确实很多,能够坚持到底的大概不多,难道是取得天下容易守住天下困难吗?过去夺取天下时力量有余,现在守卫天下却力量不足,这是为什么呢?通常处在深重的忧虑之中一定能竭尽诚心来对待臣民,已经成功,就放纵自己的性情来傲视别人。竭尽诚心,虽然一在北方,一在南方,也能结成一家,傲视别人,就会使亲人成为陌路之人。即使用严酷的刑罚来督责(人们),用威风怒气来吓唬(人们),(臣民)只求苟且免于刑罚而不怀念感激国君的仁德,表面上恭敬而在内心里却不服气。(臣民)对国君的怨恨不在大小,可怕的只是百姓;(他们像水一样)能够负载船只,也能颠覆船只,这是应当深切谨慎的。疾驰的马车却用腐烂的绳索驾驭,怎么可以疏忽大意呢?

做国君的人,如果真的能够做到一见到能引起(自己)喜好的东西就要想到用知足来自我克制,将要兴建什么就要想到适可而止来使百姓安定,想到帝位高高在上就想到要谦虚并加强自我约束,害怕骄傲自满就想到要像江海那样能够(处于)众多河流的下游,喜爱狩猎就想到网三面留一面,担心意志松懈就想到(做事)要慎始慎终,担心(言路)不通受蒙蔽就想到虚心采纳臣下的意见,考虑到(朝中可能会出现)谗佞奸邪就想到使自身端正(才能)罢黜奸邪,施加恩泽就要考虑到不要因为一时高兴而奖赏不当,动用刑罚就要想到不要因为一时发怒而滥用刑罚。全面做到这十件应该深思的事,弘扬这九种美德,选拔有才能的人而任用他,挑选好的意见而听从它。那么有智慧的人就能充分献出他的谋略,勇敢的人就能完全使出他的力量,仁爱的人就能散播他的恩惠,诚信的人就能献出他的忠诚。文臣武将争先恐后前来效力,国君和大臣没有大事烦扰,可以尽情享受出游的快乐,可以颐养得像赤松子与王子乔那样长寿,皇上弹着琴垂衣拱手就能治理好天下,不用再说什么,天下人就已经都有教化了。为什么一定要(自己)劳神费思,代替臣下管理职事,役使自己灵敏、明亮的耳、眼,减损顺其自然就能治理好天下的大道理呢!jingru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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