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言文宋史王能传》翻译是什么？
宋史王能传
【原文】
王能，广济定陶人。初事州将袁彦，太宗在晋邸，召置左右。即位，补内殿直，六迁至殿前左班指挥使，进散员都虞候。久之，领潘州刺史，再迁殿前右班都虞候兼御前忠佐马步军都军头。咸平初，自捧日右厢都指挥使出为济州团练使、知静戎军。建议决鲍河，断长城口，北注雄州塘水，为戎马限，方舟通漕，以实塞下。又开方田，尽静戎、顺安之境。北边来寇，能击走之。
初，真宗询军校勤勇者，委以方面，因语宰相曰：“闻王能、魏能颇宣力公家，陈兴、张禹珪亦有声于时，才固难全，拔十得五，亦有助也。”景德初，擢本州防御使，与魏能、张凝并命出为邢洺路都部署，俄改镇、定、高阳关三路行营都部署、押策先锋。护城祁州，躬率丁夫，旦暮不离役所，宴犒周洽。会诏使自北至者言之，手诏褒饬，连徙天雄军、高阳关二部署，改定州副都部署。
大中祥符二年，诏合镇、定两路部署为一，命能领之。明年召入，拜侍卫步军副都指挥使、领曹州观察使。祀汾阴，留为京城巡检兼留司殿前司事。礼成，加领振武军节度，复为镇、定副都部署兼知定州。八年，表求入觐，许之。
先是，节帅陛见，必饮于长春殿，掌兵者则不预。至是，特令用藩臣例。有司言：“能既赴坐，则殿前马军帅皆当侍立。”由是特令诸帅预坐，自是掌兵者率以为例。俄还屯所，改领静江军节度。天禧元年，转都指挥使、领保静军节度。是冬代还，入见，以足疾免舞蹈，赐宴。累表求解，特与告医疗。二年，制授彰信军节度，罢军职赴镇，以地近其乡里，宠之也。明年，卒，年七十八。赠太尉，而录其子守信等官。
【译文】
王能，是广济府定陶县人。最初追随州将袁彦，宋太宗在晋王府的时候，征召他安排在身边。宋太宗即位后，王能补任内殿直，六次升迁官至殿前左班指挥使，晋封散员都虞候。很久以后，兼任潘州刺史，两次升迁官殿前右班都虞候兼御前忠佐马步军都军头。咸平初年，从捧日右厢都指挥使任上出京任济州团练使、知静戎军。建议挖决鲍河，阻断长城口，使之向北注入雄州塘水，作为北方外族骑兵入侵的北限，组建大船开通漕运，以便充实边塞的防御能力。又开垦大片屯田，扩大静戎、顺安的地盘。北边外敌来入侵，能赶跑他们。
当初，宋真宗询问勤恳勇敢的军官，委任独当一面的要职，趁机对宰相说：“我听说王能、魏能对国家大事特别尽心，陈兴、张禹珪在那时也很有声誉，人的才能本来就很难求全，选拔十人能选出五人，也有帮助。”景德初年，升任本州防御使，与魏能、张凝一起奉命出任邢洺路都部署，不久改任镇、定、高阳关三路行营都部署、押策先锋。在祁州护卫城池，亲自率领丁壮劳力，早晚不离役所，宴请犒赏部下很周到。适逢朝廷诏令从北到京的使者报告北边的情况，皇帝亲笔书写诏书褒奖他，连续升迁做天雄军、高阳关二部署，改任定州副都部署。
大中祥符二年，诏令将镇、定两路部署合二为一，命王能领任。第二年征召入京，任侍卫步军副都指挥使、领曹州观察使。皇上到汾阴祭祀，王能留任为京城巡检兼留司殿前司事。礼成后，加任振武军节度，又为镇、定副都部署兼知定州。大中祥符八年，上表请求入京觐见，皇上答应了他。
在此之前，地方军事长官进京陛见皇上，一定在长春殿饮宴，掌兵权的则不得参与。到这时，特别命令采用藩臣的旧例。有关官员说：“王能赴宴就座后，那么殿前马军帅都应当侍立。”从此特别命令诸帅参坐，从此掌兵权的一律以此为惯例。不久回到屯所，改任静江军节度使。天禧元年，转任都指挥使、领保静军节度。这年冬天因职务轮换回京，入宫觐见，因为患脚疾免除舞蹈，赐宴。多次上表请求解任，皇上特别赐予他治病。天禧二年，命令他任彰信军节度，罢免军职赴镇所，因为驻地距离他的籍贯近，（这是朝廷特别）恩宠他。第二年，去世，享年七十八岁。加赠太尉，又遴选他的儿子王守信等人任官。
注：自译。
宋史尹洙传文言文翻译
尹洙，字师鲁，河南人。年轻时与哥哥尹源都以儒学出名。考取进士，调任正平县主簿。历任河南府户曹参军、安国军节度推官、光泽知县。考试书判成绩优秀，改任山南东道节度掌书记、伊阳知县，有能干的名声。因为大臣的推荐，被召回朝考核，任馆阁校勘，升太子中允。正好范仲淹被贬官，皇帝在朝堂中宣读诏谕，警诫各级官吏不要结党营帮。尹洙上奏说“：范仲淹素来赤胆忠心光明磊落，臣与他是师生兼朋友的关系，也就是范仲淹的党羽。如今范仲淹因为结党营帮被治罪，臣也不能苟且免罪。”宰相发怒，革了他馆阁校勘的职，再去任掌书记、唐州酒税监。
西北地区长期平安无事，尹洙做了《叙燕》、《息戍》两篇文章，认为战备不可松弛。
《叙燕》说：
战国时代，燕国最弱。两汉的叛将，占领燕地借助外邦，也不能守住自己，以东汉末年公孙瓒那么强大的势力，最后仍被袁绍制服，唯独慕容氏乘石虎叛乱，才兼并了赵国。虽胜败的战术不同，但大概地论说强弱，燕地不如赵地。赵、魏统一，那么燕就更加不能抵挡。唐朝三大强盗连续作乱长达一百多年，但外敌不曾越过燕地侵犯赵、魏，可见燕地能独立应付外敌。自燕地落入契丹之手，契丹的势力日益强大。显德时期(954～959)，虽收复了三关，但尚未全部收复燕南土地。本朝初期，燕州开始与并州联合，势力更盛，然而朝廷只派了些次要部队防御。我军征伐蜀国和吴国，泰然不顾两河地区，这很明显是因为赵、魏两地足以制约它。并州的敌寇被扫平后，将全国精锐部队全部用来专门对付契丹，也不能夺取尺寸的土地，不久曾用百万之众驻扎在赵、魏一带，但到敌人撤退时却不敢抗击，世人多怪罪他们不出战。但我军负守城之责，有内顾之心，打起仗来不一定会胜，如果不胜的话就非常危险，所以干脆不出战未尝是错。
分析当时的弊病，在于兵力没有分开。设若将兵分为三路，在必争之地扎营，分出一部分兵力迷惑敌人，设下圈套以等待敌人进入。边境堡垒向来坚固，派民众守住，使敌军顿驻在坚固的城堡之下，再乘机前后夹击，就没有不会打胜的了。大概我军兵力不分开会有六大弊病：一是假如敌人蓄足勇气来对待战争，我方便没有其他的抵抗阻击了；二是我军人多就会士兵散漫；三是前代善于统兵的将帅必须问士兵的多少，而今派一个中等才能的人就可全部统率他们；四是倘若大军失败，敌人就会长驱直入而没有其他顾忌；五是一旦委托重兵给边疆，朝廷根本就会虚弱，小人就容易乱说；六是虽将军事大权委托给守将，但又不无怀疑，于是再命显贵大臣监督，大军的进退都由两人商量决策，这样我军就不能灵机应变。如果我军兵力分散开来就能将弊端全部改掉，这就会有六大好处。
胜败是兵家常有的结果。倾尽国内的力量来攻击外国，一旦失败就会把所有的东西都丢掉，苻坚的淝水之战、哥舒翰的潼关之战就是这样。可见制服敌人关键在智谋而不在人多。将赵、魏和燕南，加上山西，那人民的力量就足以守卫，军队的力量也足够打仗。如果分别派人统帅一方，将领能够独立决断，那么即使一方军队失败，其他部队还在奋战，哪里会危及国家的安全呢？所以军队虽在外失败而国内根本没有动摇，这是好的失败。从前六国各自有地几千里，军队在秦国失败，可散去后又再振作，打了几百仗还没打到自己首都，这是对国家最坚固的守卫。陈胜、项梁率领关东民众，早晨失败晚上便灭亡，这是因为他的势力是刚形成的。以全天下的广大来谋自己国家的利益，不如坚守自己千里国土，而利用刚形成的力量，侥幸一次战争的胜利，难道不令人疑惑吗？战争消弭已很久了，士大夫读书学习，说百世都不会再使用战争，不是极荒诞的人不会再谈起战争。然而战争果被废除则已，倘若后世又使用战争，那么借鉴古人能多少使后世君主明白些，所以我特记载了他们的胜败。
《息戍》说：
国家放弃朔方，西边军队不出兵已三十年，但仍在千里边境设亭障，派驻重兵守戍。虽有些外族部落屡次侵扰，但立即被平定，然而国家屯兵戍守的费用，也已很多了。西戎侵犯，远从周朝就开始了，西汉的先零，东汉的烧当，晋代的氐、羌，唐代的秃发，历代都侵犯我国，是国家的大患。各朝兴师平寇，都有成功，但因战争把中国拖累得疲惫不堪的，要以东汉一朝为最，当时费用常以亿为单位来计算。汉孝安帝时期，羌人反叛达十四年，中国的费用达二百四十亿。永和(136～141)末年，又经历了七年对羌人的战争，费用达八十多亿。而到段纪明，一年用去五十四亿，才基本上将反叛的羌人剪灭干净。如今西北泾原、宁、秦凤、延四军的统帅，拥有守戍的兵卒十多万。一个兵每年的供给费用，不下二万，骑兵与杂兵，按中等计算，只总计供给费用，赏赐不包括在内，以每人十万计算，每年费用为二十亿。自灵武停战撤兵以来，共计费用六百多亿，是以前朝代的几倍了。和平时期的屯兵守卫，尚且还如此，以后即使有其他地方的警报，西北的守军也一天都不能撤去，这十万军队，只有增加而没有减少的时候。国家用高利润来召募商人买进粟米，倾尽四方的物资，但无水漕的运输，靠人力拉运来的粮食物资，也不过能供应边陲几个郡的守军罢了。年成并不常是丰收的，而国家对边防军的供给是经常、固定的，近年也曾稍有匮缺。倘若外敌乘我国饥荒，我国必须接济军队，而这些军粮给饷应当由关中地区提供，这样我们还没交战西部边陲就已困难危急了，这不值得考虑吗？
考察唐代的府兵，上等的州一千二百人，中等州一千人，下等州八百人。当今为计，不如征募壮年百姓当兵，依照唐代设置州府，就会大大减少军队数量。而今日边境地区虽有乡兵制度，但只在极边远的几个郡施行，那里百姓户籍很少，不足以防备外敌。估计京兆西北的几个郡，大郡户籍可能有十多万户，按中等家庭出半个人当兵计算，应可得到六七万兵卒。征收他们各种实物赋税而不要改用其他东西来代替，如赋名叫帛赋的就不改收五谷，畜养马的人又可免去他的杂徭役。人民以受到宗族的庇护为荣幸，会乐意登记户籍。农闲时讲习军事，推举有武艺者做什长、队正，盛秋时候按时检阅，经常演习就像敌人来了一样。用关内、河东的优秀士兵教练他们，全部撤消京师的禁卫军，严格选择守将，分开他们所统领的地区范围，让他们有独立决策的权力。让他们分别统领一部分军队就不会使军权太大，而让他们有专制独立的决策权就会使将帅们更加勉励奋战，加强守备，熟悉形势，储备的粮食多，教练的士兵精锐，使外敌无机可乘，不战而惧。《兵志》所说的“不靠他们不来，靠我有了准备”，这便是国家取胜的方法吧？
尹洙又写了《述享》、《审断》、《原刑》、《敦学》、《矫察》、《考绩》、《广谏》，与上两篇合成《杂议》共计九篇奏上给朝廷。
赵元昊反叛，大将葛怀敏征用尹洙任经略判官。尹洙虽是由葛怀敏征辟，但更被韩琦赏识。不久，刘平、石元孙战败，朝廷用夏竦做经略、安抚使，范仲淹、韩琦任副职，仍用尹洙做经略判官。尹洙几次上疏论述战争，请求皇帝在便殿召见二府的大臣商议边疆大事，并讲求本朝开宝(968～976)以前用兵作战的历史经验，特别作出英明的决策，来加强对边疆的谋划。又请求裁并国内的栅亭堡垒，招募士兵，减少骑兵，增加步兵。又上奏卖爵的令文。当时皇帝下诏询问攻守的计策，夏竦提出了两条计策，命韩琦同尹洙上京奏给皇帝。皇帝采取了夏竦进攻的计策，任命尹洙为集贤校理。尹洙于是赶赴延州谋划出兵，但范仲淹持不同意见。回到庆州，正遇上任福在好水川战败，尹洙因此派出庆州部将刘政的精锐部队几千人，赶赴镇戎军救援，还未到，敌人已撤走。夏竦上奏弹劾尹洙擅自发兵，尹洙被降职做濠州通判。当时舆论说任福的失败，是由于参军耿傅督战太急躁。后得了耿傅的信，内容是告诫任福，叫他保持镇定，不要冒险轻进。尹洙因为耿傅是一个文官，没有军事责任而死在战场上，又被当时人冤枉，于是写了《悯忠》、《辨诬》两篇文章。
不久，韩琦任秦州知州，征用尹洙任秦州通判，尹洙后又加级为直集贤院。他上奏说：
“汉文帝是个品德盛美的君主，但贾谊议论当时的事情形势，还说可为此恸哭。汉武帝在外制服四方夷狄，加强君主威严，但徐乐、严安还用陈胜灭秦国、六大臣篡夺晋王主权作为他的告诫。这两个皇帝不讳言国家危乱灭亡，所以子孙能保有天下做皇帝十多代。秦二世时，关东强盗兴起。有人告诉他人民正在造反，秦二世大怒，将报告者交给官吏处治；有人说现在已将造反的人驱逐逮捕尽了，不必担忧，秦二世才高兴。隋炀帝时，四方军队都起来叛乱，他周边亲近的大臣都隐瞒盗贼的数目，不将实情报告给他，有说盗贼很多的人，都受到诘难。这两位皇帝讳言国家危乱灭亡，所以秦朝、隋朝的宗庙社稷没几年就成为废墟。陛下看今天国家的政治，与汉文帝时期比如何？在军事武力制服四方夷狄方面，与汉武帝相比如何？我国的根本是仁义道德，陛下的仁慈友孝和爱民，诚然是秦、隋的万万倍。然而今日西有不臣服的外族，北有强大的邻国，并不只是平日街巷中小盗贼的形势。
“自西夏反叛朝廷命令四年以来，边塞苦于频繁的骚扰，内地疲于远距离输送军粮。军队长久在外而得不到休息，最终会有人乘军队疲累时起来作乱。这就是《兵法》上所说的‘虽有智者，不能善其后’。当这个时候，陛下应当夙夜不停地担忧警惕，以便防备事变和堵塞祸源。陛下向臣下请教咨询边疆的事，又能容纳直言，前朝的君主，在勤劳宽大方面，没有谁能超过陛下。然而没听说您为社稷宗庙担忧，为国家危亡恐惧，这就是贱臣感到愤慨和愁闷不已的原因。为什么呢？因为如今命令经常更改，恩宠太滥，赏赐也没有节制。对这三点，应小心警惕，事情都在于陛下的行动，并非有难以改变的情势。然而因循不改革，那形势就会日益变坏。臣说陛下不为社稷宗庙担忧、不为国家危亡恐惧，就是因为这个。
“命令，是君主用来取得下属信任的东西。从前在民间，朝廷降下一道命令，都会肃敬地看阅；如今则不是这样，而是互相私下议论，以为不久就会更改，后来果然如此，这就使命令日益被下面人民轻视。命令被轻视，那朝廷就没人尊重了。又听说群臣中有人进献忠心的谋划，陛下开始很听信；后又有一人阻扰，便改变了主意。忠心说话的人认为皇上的信任不能有始有终，便很怀疑、否定自己的计谋，以为它没有益处，这就是命令多次更改的弊病、坏处。
“爵禄的赏赐，是陛下所拥有的权柄。近来外戚、大臣以及读书士子，有人利用谒见的机会来谋求皇上的恩泽，这种从宫中直接向下施予爵禄恩泽叫作‘内降’。臣听说唐朝政治衰落时，有时母后专制，有时后妃把持朝政，建树恩惠私植党羽，名叫‘斜封’。如今陛下威严的权柄来自自身，有才德的外戚、内臣，应当与大臣们正式讨论然后提拔，何必要承袭唐朝‘斜封’的弊病呢？而且如果大臣们顺从这种现象，就会败坏陛下的纲纪；如果不顺从，就又会阻塞陛下仁德的声音。败坏纲纪，是忠臣不忍做的；阻塞皇上的声音，则又使威严的权柄被上级大臣轻视。而且公正不阿地为国尽力，是朝廷对大臣的要求。如今皇上自己因私情阻挠他们，而又要求大臣不徇私情，难啊。这就是恩宠太滥的弊病。
“赐予，是国家用来奖励功臣的手段。近年来，对妃嫔、伶官、太医之类，赐予过于丰厚。民间传言，国库中的金银玉帛，都是祖宗一代代积累聚成的，陛下使用它，不很爱惜，如今所存无几了。离宫廷遥远的人，诚然不会知道国库丰盈或匮缺的数量，只看到向民间索取的日益繁多，就知道国库的储蓄不丰厚。臣也知道自从派军队守卫西疆，国家开支费用逐渐增加，国库的积蓄，未必都被赐予占用，然而下层民众不能一家一户地被晓谕，他们只会看着陛下的行为处事而被感召行动罢了。往年听说边疆将领王王圭，因奋力打仗被赏赐黄金，民众就无不高兴服从；有时看见唱戏跳舞的人得到的赏赐太丰厚，就往往会愤恨叹惜。人民的情感不可不考察。这就是赐予不加节制的弊病。
“臣所论述的三件事，都是人人共知的，但皇上的心腹大臣只知阿谀奉承而不讲这些，一直拖到今日。当今不独四方外国为患，而且朝政日益腐败但陛下不能觉察，人心日益危急但陛下不知道。所以臣希望先改正朝廷内部，再去改正外面边疆。然后忠心的计谋就会逐渐被进献，纲纪渐渐树立，国家费用逐渐充足，战士的心就会逐渐奋起。边境的祸患，大概也就平息了。只有深刻地考察秦、隋厌恶听忠言所以灭亡的教训，从远古学习汉代君主不忌讳讲国家危亡因此维持统治的经验，日益革新盛美的品德，让民众改变当初的看法，那么全天下就幸福极了。”
宋仁宗赞许而采纳了他的意见。
尹洙改任太常丞、泾州知州。以右司谏、渭州知州身份兼领泾原路经略公事。正遇上郑戬任陕西四路都总管，派遣刘沪、董士廉营建水洛城，以连通秦、渭一带的援兵。尹洙认为以前我军屡次被敌人困住，正是由于城寨太多而兵力分散。如今又增建城寨，这样不行，于是上奏请停建。当时郑戬已解除四路都总管职务，却上奏请求让刘沪仍旧督修水洛城。尹洙感到不平，派人再召刘沪，刘沪不来；又命张忠前往代替他的职务，刘沪也不接受。于是下令要狄青将刘沪、董士廉逮捕交给官吏治罪。郑戬不断上奏请求治他的罪，朝廷最终将尹洙调到庆州并建了水洛城。后又调任晋州知州，升任起居舍人、直龙图阁、潞州知府。遇上董士廉上京上书控告尹洙，皇帝下诏派御史刘前往审讯，没有发现其他罪错。但尹洙因为手下将领孙用由军校补任边塞将官，从京城借高利贷作路费来上任，没有钱还债。尹洙爱惜他是个有用的人才，担心他会因犯法而撤职调走，曾借公费为他还债，结果又被认为是尹洙自己借去，被治罪贬官，降为崇信军节度副使，全天下人都认为是刘的奏文害了他。调任均州酒税监官，感染疾病，沿着送公文的路到南阳访求医生，后去世，年仅四十七岁。嘉(1056～1063)年间，宰相韩琦为尹洙讲话，于是朝廷追认恢复他的旧官，并将他的儿子尹构录用做官。
尹洙为人内刚外和，博学有才，尤其精通《春秋》。自唐末经过五代，文风柔弱。到宋初，柳开开始做古文，尹洙与穆修再发展这一文风。他的文章简练而有法度，著有文集二十七卷。自从赵元昊叛乱，尹洙无时不在军队中，所以对于西疆的事最熟悉。他的兵制学说，阐述作战防守的胜败，全面论述了当时边疆战争的利与害。他又想训练当地民兵代替守军，以减少边疆军费，作为抵御外敌的长期政策，但都来不及实施，赵元昊就已臣服，尹洙也被调离并且被治罪
关于《宋史，危稹传》文言文翻译
危稹，字逢吉，抚州临川人。原名危科，淳熙十四年(1187)中举为进士，孝宗为他更名危稹。当时洪迈得到危稹的文章，为之赞赏激动不已。调至南康军担任教授。转运使杨万里到南康军巡视，与他相见聚会，对他夸奖、叹服不已，同他一起游览庐山，互相酬唱应对。调至广南东路担任账司，没有到任，因为父亲去世免去职务，调至临安府担任教授。倪思推荐他，又www.SlKJ.oRg对别人说：“我得到这样的一个儒学之士，可以报效国家了。”危稹因服母丧而免职，不久，干办京西安抚司公事。入朝为武学谕，改任太学录。
第二年，迁升为武学博士，又迁升为诸王宫教授。危稹虽是以教职为官名，实际上并没有教授，请求改设创立宗子学，设置课试法如太学和武学两学一样，朝廷听从了他的建议。嘉定九年(1216)，新学建成，危稹改职充任博士，这个学校的教育、修养等有关规定，都是危稹通过奏议论对要求建立起来的。迁升秘书郎、著作佐郎，兼任吴益王府教授。升任著作郎兼任屯田郎官。
危稹初始进对朝廷，请求恢复按军功大小予以赏赐，表明朝廷说话算数，弄清楚功臣的罪责以表彰忠节，设置武局以提倡习练武事，遣派使者以省察边防，给予厚赏使间谍精干。其次，讨论讲和、攻战、坚守的利益与害处，为此请求专心一意坚守。这年春天到夏季没有下雨，危稹应诏上奏说：“消除边防征敛的祸害，与没有罪而籍没家财的祸害；改革纸币，以一当二；盐钞更制，以新钞废除旧钞；至于阻止军赏，放散死士，都足以招致天怒人怨而导致旱灾。”
第二年又上书议论说“：谋求治国的人想以安逸平静为安定，为国担忧的人想以振肃、厉行为安定，二种议论不统一，因此造成了国家没有统一的治理计划，人们也缺乏固定的志向。希望皇上诏令大臣统一这两种不同的议论而共同谋求治国之策，又召集两淮的将帅臣僚，讲清楚坚守、抵御边患的准备事宜。”最后还说“：事情没有一定成规的，都不能做。做事的意向不明确，就不能统一大家的意见而行动一致；信用誓言不遵守，就不能团结一心；回报应对信息不及时，就不能把握事情发展的机会；赏罚不兑现，就不能鼓舞、振作士气。”
番籣柴中行离开宋朝，危稹赋诗送他，违背了宰相的意愿，被贬出朝廷，担任潮州知州。不久，因与金华徐侨通信的文字而被议论，罢黜职务，提举千秋鸿禧观。很久以后，担任漳州知州。漳州的习俗以不葬亲属为常事，往往停留寄存僧庙古刹，危稹令人在高台、干燥之地开挖、填封三个义冢，规定期限，安葬死者，其中没有属主的无名死者，或有属主而亲属没有财力安葬者，官府代为安葬，一共有二千三百多，并刻石为碑，以便识别。漳州境内有临漳台，位处溪山最优美的名胜之地，在这上面修建龙江书院。建成之后，据经典自己讲习，人们为之心动、羡慕。城邑县令贿赂听讲的人，为此被弹劾离开，没收其财产用来还给民众。漳州每年有经制钱、总制钱及其他无名钱五千缗，为此勒索民众特别厉害，前任漳州知州赵汝谠奏请减免五分之二，危稹又向朝廷上疏，全部罢免。恰巧遇常平使有不同意见，危稹不想同他争辩，于是自己请求离职回家。很久以后，提举崇禧观，与乡里七十岁的几个老人为真率会。死时，七十四岁。
危稹生性特别孝顺，父亲生病，希望减损自己的寿命来增益父亲的生年，病情不久就痊愈了。真德秀荣登从班，推举危稹以代替自己。危稹死后，又为他撰写墓志铭。他写的著作有《巽斋集》，对于各种经书有讲义、集解，编辑了各种有关魏、晋、唐各朝时期的诗词、文章，辑录了先前各朝圣贤的奏议称“玉府”、“药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