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孟子仁政的名言
孟子（公元前372年―前289年），名轲，字子舆，中国古代著名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儒家学派的重要代表。
他是战国时期的邹国人，出生在邹国（今山东省邹城市）马鞍山下的凫村（凫村1960年划归曲阜市）。
孟子是鲁国贵族孟孙氏的后代，约在祖辈时迁于邹。
三岁时，他父亲孟孙激去逝，全靠母亲仉氏教养。
史书中记有孟母三迁教子、断机喻学的佳话。
孟子从小立志学儒习礼，15岁左右，他入学读书，“受业于子思（孔子之孙）之门人”，上承孔子、子思之学。
孟子学成后居邹为士，收徒讲学。
门生中著名者就有18人，公孙丑、万章等都是他的高足弟子。
当时诸侯混战、七雄争霸，孟子便怀着实行“仁政”治国的政治抱负，游说诸侯。
约44岁时，他率领弟子，首次出游齐国，50岁时出游滕国，然后返邹。
不久又拜访了代理任国（今济宁）国政的季子；接着由任到梁（魏）见梁惠王，55岁左右，由梁再次到齐国。
据历史记载，孟子游说诸侯时名气很大，“凡出行，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
他曾在二次游说齐国期间在齐做客卿数年，并在齐国稷下学宫讲学。
但由于当时“天下方务于合纵连横，以攻伐为贤”，因而，对于孟子“行仁政而王天下”的政治主张“（齐）宣王不能用”，“梁惠王不果其言”，其它各国也都未采纳。
到公元前308年，孟子已年高65岁，其政治抱负仍然没有实现，只好停止自己20多年的游说生涯，象孔子晚年那样，退居邹国，从事教学与著述。
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言，作《孟子》七篇，以诏来世。
” 孟子的思想集中反应在《孟子》一书中。
“施仁政，行王道”是他政治思想的中心内容。
他主张“以德服人”，反对暴力治国，认为只有用“德”才能使人“心悦诚服”。
“重民轻君”是他“仁政”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把人民放在第一位。
在哲学上，孟子是一个性善论和唯心主义者，继承孔子的天命论，把人分为“先知先觉”和“后知后觉”，要求人们依“天命”行事，并提出“五百年必有王者兴”这一唯心史观。
在教育思想上，孟子非常重视培养贤才，认为“以天下与人易，为天下得人难，”“尊贤使能，俊杰在位”是国家富强的根本，“不信仁贤，则国空虚，”“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是最快乐的事。
孟子还十分注意人格修养，他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名言对于塑造中华民族的精神性格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尤其对中国历代优秀知识分子的性格塑造，更是起到了直接的作用。
孟子大约活到84岁，他去逝之后，安葬在邹国境内（今邹城市城东北约12公里）的四基山西麓。
宋代以后，封建帝王不断赐予孟子封号，北宋神宗元丰六年（1083年），孟子被追封为“邹国公”，元文宗至顺二年（1331年），加封孟子为“邹国亚圣公”，明嘉靖九年（1530年），孟子被尊封为仅次于“至圣”孔子的“亚圣”。
同时，还建造了占地66亩的孟庙。
孟子是邹城市在中国历史和世界文化史上影响最大的人物。
《孟子》一书早已被中国学者和外国传教士介绍到世界各地，成为世界文明的瑰宝。
有关儒家的仁政思想
因为当时正当乱世，所以必须用严刑峻法治理国家，方可国富民强、内治外安。
当时，各诸侯国最大的威胁除了周边的敌国，就是内部的公卿世家。
为了抵御外国的进攻，统治者需要严明的部队，而严明的部队先要有严明的纪律，所以需要用法治以便使将卒知晓令行禁止。
而为了保证自己的王位得以世袭，又必须防止公卿叛乱、防止骨肉离间，因此也需要严刑峻法以便防止异心之人，从这个意义上讲，诸侯需要法治。
韩非的法家思想很好的解决了这些问题，并且有可行的制度构建，所以会被采纳。
况且，西秦利用法家而强国，给各国做了表率。
而孟子的思想虽是治国之方，但不适应乱世之道，如果诸侯采纳了孟子的思想，最多也只能像宋国那位君主，弄得国破身亡。
后人说的“治乱用法，治太平用仁”，就是这个意思。
儒家的仁政思想
孔子提出为政以德，宽厚待民，施以恩惠，有利争取民心的政治方略，即指仁慈的统治措施。
孔子 在对“仁”的解释中，已有关于“仁政”的思想。
孟子 发挥 孔子 学说，明确提出“仁政”的主张。
《孟子·梁惠王上》：“王如施仁政於民，省刑罚，薄税敛，深耕易耨，壮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长上。
可使制梃以挞 秦 楚 之坚甲利兵矣。
” 北魏 郦道元《水经注·鲍丘水》：“ 魏 人置 豹 祀之义，乃遐慕仁政，追述成功。
” 清 唐甄 《潜书·柅政》：“虽有仁政，百姓耳闻之而未尝身受之。
” 鲁迅《佚文集·随感录》：“一种是絮絮叨叨叙述些过去的荣华，皇帝百官如何安富尊贵，小民如何不识不知；末后便痛斥那些征服者不行仁政。
”“仁政”学说是对孔子“仁学”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孔子的“仁”是一种含义极广的伦理道德观念，其最基本的精神就是“爱人”。
孟子从孔子的“仁学”思想出发，把它扩充发展成包括思想、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的施政纲领，就是“仁政”。
“仁政”的基本精神也是对人民有深切的同情和爱心。
孟子的仁政在政治上提倡“以民为本”，孟子认为，对一个国家来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他还说：国君有过错，臣民可以规劝，规劝多次不听，就可以推翻他。
孟子反对兼并战争，他认为战争太残酷，主张以“仁政”统一天下。
在经济上，孟子主张“民有恒产”，让农民有一定的土地使用权，要减轻赋税。
孟子“仁政”学说的理论基础是“性善论”。
孟子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
”
简述先秦儒家仁政的主要观点是什么
先秦之时，诸子百家争鸣天下，各有各自的主张，各有各的思想。
其中儒家的主要观点是最初以孔子的仁、义、礼、智、信为主;而后又发生了变化孟子以仁政为思考方向;荀子则侧重于以人性的恶论为主张。
总之是一个以“礼治”到“德治”最后到“人治”的过程。
论述孔孟为代表儒家仁政的思想
从孔孟仁学到民学—儒学的回顾与展望在新世纪之从理论上对孔来二千五百多年的中国儒学史作一宏观的回顾与总结，并对新世纪中国儒学的发展前景与可能型态略作展望与探索，是十分必要的。
本文拟贡献一得之见，求教于儒学研究者与批评者。
一、“仁本礼用”——古典儒学的基本思想模式 自从梁启超在十九世纪末著《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提出中国学术史的时代划分以来[1]，人们对中国儒学史作出了多种不同的阶段划分，可以说见仁见智，各有所本。
而在我看来，从儒学问世以来的二千五百多年间，如果从思想史的演变轨迹看，大体可以将它划分为先秦子学、汉唐经学、宋明理学、清代实学、近现代儒学和当代新儒学等六个发展阶段的六种理论型态。
但如从其基本思想模式的质的差异而言，则又可归纳为三大发展阶段中的三种理论型态：一为“传统型的古代儒学”，即从先秦孔子仁学到清代实学的整个古代儒学，可概括为“仁本礼用” 式的古典儒学；二为“应对型的近现代新儒学”，即从近代以康有为、谭嗣同为代表的维新仁学到现代以熊十力、牟宗三为代表的新心学和冯友兰为代表的新理学，可概括为“中体西用”式的改良型儒学；三为“变革型的后现代新儒学”，即目前正在酝酿、成型的变革型儒学，它是从经济全球化、社会民主化、文化多元化的时代背景出发去寻求儒学的革新和定位的，从体用关系而言，可概括为“民主仁爱为体，科技法制为用”的民主仁学。
传统型的儒学在其发展演变过程中曾出现了许多立言宗旨各不相同的思想派别，如先秦有“儒分为八”之说，汉唐经学有古文派、今文派、综合派之异，宋明儒学有程朱理学、陆王心学、永嘉事功学之别，但就其基本思想模式而言，整个古代儒学都可以概括为“仁本礼用”之学。
这个“仁本礼用”之学是由孔子奠基而由历代儒家予以不断完善的。
孔子生当春秋乱世，以其思想家的远见卓识，一方面继承和吸收了殷周时代的天命观和礼乐教化思想，另一方面创造性地从人事体悟天命，破天荒第一次提出了“仁者人也”、“仁者爱人”的人本主义哲学命题，建立了一套以道德之“仁”为本体、以人生的意义与价值为终极关怀的“仁学”理论。
在孔子“仁学”理论体系中，最重要的哲学范畴是“仁”与“礼”。
孔子仁学中的“仁”，是一个本体性的道德范畴，是一种理想的精神境界和道德行为。
它“发乎内而著于外”，是由自身修养体悟形成的道德自觉，而非从外面强加于己的制度规矩。
而孔子仁学中的“礼”，则主要是作为制度性的伦理范畴呈现的。
如《礼记》所载：“礼”既是“定亲疏、决嫌疑”的人伦准则，又是“别同异、明是非”的理性准则，它规范着社会上不同等级、不同类别的人群（如君臣、父子、夫妇、朋友、师生）的等级秩序，并成为人们在各种社会活动中的伦理规范与与秩序性制度[2]。
在孔子“仁学”中，“仁”与“礼”并非同等重要，而是本末、体用关系。
孔子虽然重视“礼”的作用，但他从当时“礼崩乐坏、天下无道”的政治现实中，深切感受到维系道德仁心的重要，认识到“礼之本在仁”的道理，所以，他发出了“人而不仁，如礼何
人而不仁，如乐何
”的感叹。
他在回答鲁哀公问政时，清楚地阐明了仁、义、礼的本末关系，指出：“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
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义者宜也，尊贤为大。
亲亲之杀（极），尊贤之等，礼所生也。
”（《礼记·中庸》）可见，在孔子思想逻辑中，政治的中心在人，治道的根本在树立道德之仁，仁道源于亲情，而以尊贤为宜，而礼制的规范则以道德之仁为依据。
孔子在回答颜渊问仁时又指出：“克己复礼为仁。
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
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论语·颜渊》）“复礼”以克己自修为前提，“克己”则以符合礼义为归宿，内修自省与外在规范的统一便是仁，而仁的确立则取决于人自身的道德自觉。
这些重要思想，奠定了古典儒学的基本思想模式。
在这个模式中，“仁”是源于人情而又经过后天修养体悟的道德自觉，并且是主导建立人伦秩序——礼义的内在根据，“礼”是成全内在道德情感的外在性的伦理规范和制度。
换言之，仁是本，是体；礼是末，是用。
所以，我们把孔子创立的儒学概括为“仁本礼用”之学。
继孔子而起的孟子，沿着孔子“仁本礼用”的思路，进一步提出了“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仁义礼智根于心”和“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等伦理学命题，进而提出了“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即以仁心行仁政）和“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等民本主义的政治学命题，建立了他的“性善”论和“仁政”说。
从基本思想模式而言，孟学与孔学都是“仁本礼用”之学。
略有不同的是，孔子是以“仁”为最高道德范畴，而以“礼”为外在的伦理规范，以“智”为辅助成仁的能力，而孟子却将仁、义、礼、智都作为内在于心的道德情感，并赋与“善”的道德价值判断，而不把“礼”当作纯粹外在的规范。
这表现出孟学具有将孔子仁学进一步导向确立内在道德主体的方向。
继之而起的荀子，批判性地总结了先秦诸子学说的优劣短长[3]，而从与孟子不同的理论角度丰富发展了先秦儒学。
他一方面继承了孔孟仁学的基本精神，以“仁者爱人”、“仁者必敬人”（《荀子·臣道》）为王道之本，主张“王者先仁而后礼”（《大略》），强调了道德之“仁”对于修身立命、治国理民的重要。
另一方面，他比孔孟更强调礼义、法度对于“正身”、“正国”即保持人际关系的和谐和维护社会等级制度的重要作用，把“隆礼重法”看作王道的首要任务。
在荀子看来，礼义、法度是统治者为了节制人的欲望、抑制因人欲泛滥导致暴乱以及为了改造人性而制定的十分必要的制度性规范。
这同孔子的“为仁由己”和孟子的“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的思路是不同的，其思考的重点不在内在道德仁性的培养而在外在伦理制度的完善，从而在儒学史上开辟了一条崇尚礼法的思路，因而可称之为先秦儒学中的“礼学”。
但这个“礼学”，在本质上仍然是“仁本礼用”之学。
二、经学、理学与实学——古典儒学的三次转型 自孔孟荀之后，传统型的古典儒学经历了三次转型。
第一次是在汉唐时期，先秦子学转型为汉唐经学。
秦汉之际，“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的法家思想和主张“无为而治，待时而动”的道家黄老之学先后占据了思想界的统治地位，儒学一度衰落。
但汉武帝即位后，采纳董仲舒、公孙弘等人的建议，推行“抑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统制政策，并将尊儒政策落实到教育制度和官吏选拔制度上，从而使儒学得以复兴，并形成了根据儒家经典阐释圣人“微言大义”的“注经”风气，于是儒学转型为经学。
经学时期大体始于西汉而止于唐代，故称汉唐经学。
汉唐经学的特点，一是儒学政治化、制度化，儒家的道德、伦理、政治理想部分地转化为现实的统治制度（从纲常名教到礼仪制度）；二是推崇孔子，以经为法。
由于董仲舒等儒家大师的提倡和尊崇，孔子开始被神化，《诗》、《书》、《易》、《礼》、《春秋》等先秦古籍也被经典化、教条化，特别是《春秋》，被奉为改革制度、治理国家、断案决狱、移风易俗的大经大法。
故在当时，孔子有“素王”之称，《春秋》有“为汉立法”之说；三是儒学的思想内容表现出“驳杂不纯，无所不包”的特点，它不仅继承了孔孟荀之学，而且吸收、揉合了先秦“阴阳五行”之学和道家、法家的主张而组合为非常庞杂的经学体系，甚至泛滥为任意胡诌的“谶纬学”而导致经学的没落。
这一时期的儒家人物，属于今文经学派的有董仲舒、刘向、何休，属于古文经学派的有刘歆、扬雄、王充，属于兼融今古文的综合派经学家有郑玄、王肃、王通等人。
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思想家是董仲舒。
董仲舒的经学思想，脱胎于孔子的“仁本礼用”思想模式，而又杂糅了阴阳家的“阳尊阴卑”说、五行家的“相生相克”说、以及黄老道家的“刑德相养”说，从而建构为以“天人感应”为思维逻辑、以“三纲五常”、“任德不任刑”为主要内容的德治主义，在精神实质上是一种“德本刑用”的思想模式，这正是汉唐经学家共通的思想模式。
第二次转型为宋、元、明时期，汉唐经学转型为宋明理学。
魏晋以降，经学渐衰而佛教勃兴，形成了对传统儒学的严重挑战。
于是，隋儒王通提出了“三教可一”说[4]，唐儒韩愈首倡“道统”说，李翱又创“复性”说，力图应付挑战，重振儒学，从而成为开宋明理学之先河的儒学家。
宋明理学肇始于唐，终结于清初，历经千年，构成了古代儒学发展的黄金时代。
从其理论发展轨迹看，可以说是由韩愈、李翱发其端、周敦颐、张载奠其基、程颢、程颐成其说、朱熹、陆九渊分其流、王阳明开其新、刘蕺山殿其后的新儒学。
宋明理学内分许多派别，其中最主要的是以程颐、朱熹为代表的“性理学派”和以陆九渊、王守仁为代表的“心理学派”：程朱理学坚持“性即理”的根本观念，将孔子的“仁”、孟子的“性善”与“天命”、“天道”、“太极”等范畴合并为一个本体性质的“理”（或“天理”），又在“分理气为二”的观念指导下提出了“天命之性”与“气质之性”的区分，从而建立起一套以“理”为本体、以“穷理尽性”为方法的理学体系。
陆王心学则坚持“心即理”的根本观念，在孟子心性之学的基础上，建立了一套以“心”（道德仁心）或“良知”为本体、以“发明本心”或“致良知”为方法的心学体系。
然而，尽管理学与心学千差万别，但其基本思想模式却是相同的。
即他们的本体性范畴实质上都是“道德之仁”，他们的基本思想模式都是以修身成己为本，以治国平天下为用，走的是“内圣外王”之路，实际上是孔孟“仁本礼用”思想模式在宋明时期的翻版。
但无论是理学还是心学，都有其理论的缺陷。
最大的问题是，它那个涵括一切的“天理”(或性或心或良知)实质上是一个超验的、绝对化的道德本体，在理论上混淆了主体与客体、自然与人文、真与善、知识与价值的界限，而其“修己治人”、“内圣外王”的思想模式，过于强调个人的道德修养，而忽略社会的实践和人类的需要。
这种以“超凡入圣”为最高目标的道德形上学，其境界虽高，但充其量只能成为极少数“道德高明之士”的精神境界，而对于大多数社会成员是缺乏号召力的。
因此，当社会矛盾激化、出现“天崩地解”式的社会大变革局面时，那种不切实用的道德心性之学便走向衰落。
于是，古典儒学发生第三次转型，即从宋明理学向清代实学的转型。
它起于明末，止于清末，约经二百六十余年。
清代实学既是在反省宋明理学的弊端以及整个封建专制制度弊端的进程中，又是在回应“西学东渐”的新形势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
其基本特征是：反省批判宋明理学以改革儒学，消化吸收西方新学以补充传统儒学，强调经世致用以挽救社会危机和民族危机。
明清之际，一批富有历史使命感又富批判精神的思想家如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颜元、唐甄等人，深刻总结了历代治乱兴亡的经验教训，把理论批判的矛头直指延续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如黄宗羲提出了“君为天下之大害”论，唐甄提出了“帝王皆贼”论），并以托古改制方式提出了具有民主启蒙意识的王道政治理想，从而形成了一股强调从“外王事功”层面落实儒家政治理想的人文主义思潮。
他们还严厉批评了宋明儒家心性之学的浮虚学风，而提倡“通经致用”、“经世应务”的务实学风，从而把儒学从“高谈性命”的道德形上学桎梏中解放出来，变成明体适用、讲究世务的实学。
再者，自明代万历七年（1579）以后，随着许多西方传教士和商人陆续来中国传教经商，出现了“西学东渐”的趋势，给予传统儒家知识分子和官僚士大夫以很大影响，也大大助长了实学学风。
至乾嘉时期，属于浙东经史学派的全祖望、章学诚以及乾嘉考据学的皖派首领戴震等人，继承了清初实学“经世致用”的儒家人文主义精神。
特别是戴震针对宋明儒“存理灭欲”论而提出“理存乎欲”的命题，揭露统治者利用理学扼杀人性、“以理杀人”的本质，从而明白表露了实学家对人生权利的肯定和承认，这在中国儒学史上是很重要的理论进步。
鸦片战争以后，帝国主义列强用武力打开了中国大门，大清帝国日益衰落、濒临崩溃。
在内忧外患交替、社会民族危机日益加剧的时代冲击下，深具忧患意识的儒家知识分子掀起了检讨社会弊病、呼吁社会改革的实学新潮。
其时，龚自珍大声疾呼“更法”、“变古”，提出了改革“一祖之法”的要求；魏源则提出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口号。
继之而起的是同治、光绪时代的“洋务派儒家”，明确提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或“旧学为体，新学为用”的思想主张。
其所谓“中学”或“旧学”，主要指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国传统学术文化，即“伦常名教”、“四书五经、中国史事、政书、地图”之类，其所谓“西学”或“新学”，是指西方科技、政制、历史，即“西政、西艺、西史”之类。
他们认为，“中学”是“治身心”的“内学”，西学是“应世事”的“外学”，应当内外兼用以匡救时弊。
[5] 洋务派儒家提出“中体西用”口号，反映了中国传统的儒学在西学强烈冲击下企图通过吸收西方新知新学以弥补传统理论之缺陷、进而挽救社会危机的主观努力。
这标志着历经两千多年的儒学，开始尝试突破旧学的思想模式而寻找改革开新之路。
但他们所谓的“西学”，其实还不是真正的西方之“学”而主要是西洋之“技”，他们在基本思想模式上仍然没有跳出传统儒学的藩篱，因此也就没有实现从古典儒学向现代儒学的根本转型。
然而，这一口号的提出及以后一百多年的“中西体用”之争，对于人们探索儒学转型乃至中国现代化的道路，却是发人深思的。
三、从维新仁学到现代新儒学——儒学的改良与开新 1898年的戊戌维新运动，是中国历史的转折点，也是中国儒学史的转折点。
这场维新运动虽以失败告终，但影响深远。
它使中国从此真正走上了近代化的道路。
而由维新派儒家——以康有为、谭嗣同为代表——创立的新儒学，尽管有些不伦不类，却已具备了新儒学的雏形，并为百年以后的新儒学提示了发展方向。
道、咸、同、光时期的儒家，虽然发出了“师夷长技”、“西学为用”之类呼吁，但他们无非是在具体事功即传统儒家所谓“外王”之“用”上做文章，而并没有从形上本体改造传统儒学，所以洋务派的“中体西用”论，被真正对西学有所了解、咀嚼、消化并竭力提倡的严复嘲笑为“牛体马用”论。
到光绪中期变法维新思潮兴起，康有为、谭嗣同等便尝试改造儒学的旧体旧用、使之转化为新体新用、以建立“不中不西”之新学。
他们在理论上尝试突破古典儒学“仁本礼用”的思想模式而又推崇并弘扬古典儒学的仁爱精神，尝试融合西方的自由、平等、博爱、科学的精神于其新学体系而又“食洋不化”，他们所做的仍然是儒学的改良与维新，我们可以称之为“维新仁学”。
康有为“维新仁学”的特点是：第一，在儒家“变易”观念指导下，将西方社会进化论融入儒家今文经学派的“公羊三世”说，提出了“全变”型的社会改革理想。
他主张全面的改革，不仅要变事、变政、变法，而且要“变道”，认为无论天道还是人道，都是“善变而能久”，世界各国都是“变法而强，守旧而亡”，“能变则全，不变则亡；全变则强，小变仍亡”（《上皇帝第六书》）。
第二，在哲学本体论上，他将西方近代自然科学知识及哲学范畴融入传统儒学的“元”、“气”、“仁”等范畴，而统合为精神与物质合而为一的道，实际上建立了近似西方二元论的本体论学说。
他认为，“元”是天地万物之“本始”，是“起造天地”之“气”，也即“万物一体”之“仁”。
他还特别赋予本体之“仁”以双重属性，指出：“不忍人之心，仁也，电也，以太也，人人皆有也。
……不忍人之心，仁心也；不忍人之政，仁政也：虽有内外体用之殊，其为道则一。
”（《孟子微》）又说：“物我一体，无彼此之界；天人同气，无内外之分。
物即己而己即物，天即人而人即天。
”（《中庸注》）。
显然，康有为的本体论，是将物质与精神、人道（道德、人事、政治）与天道（物质结构、功能与自然规律）混而为一的混合哲学。
第三，在政治学说上，康有为将西方平等、博爱、民主、法治思想融入于儒家的“仁学”，而改良成具有西方民主色彩的儒家人文主义。
他说：“一切仁政，皆以不忍人之心生”、“人道之仁爱、人道之文明，人道之进化，至大同，皆由此出”。
他解释《中庸》所引孔子言说：“‘推己及人’，乃孔子立教之本；‘与民同之’，自主平等，乃孔子立治之本。
”（《中庸注》）这样，康有为就将孔子塑造成了近代民主精神的化身，儒家的“仁学”也转化成为近代的人道主义了。
尽管康有为的学说中包含着许多理论的矛盾和牵强附会，但它反映了具有深厚儒家文化传统的近代中国改革派企图熔古今中西之学于一炉以为中国改革提供新思想新理论的努力，也是传统儒学面临西学日盛的挑战时所作出的自我改革与理论回应。
谭嗣同也是维新仁学的主要倡导者。
他的《仁学》一书，以新学新知解释历史，评论旧学，力图以“仁”、“学”二字去综合、涵括由孔教、耶教、佛教所代表的东西方文化，企图建立一个熔古今中西之学于一炉的新“仁学”思想体系。
诚如梁启超所说：“ 《仁学》何为而作也
将以会通世界圣哲之心法，以救全世界之大众生也。
南海之教学者曰：‘以求仁为宗旨，以大同为条理，以救中国为下手，以杀身破家为究竟。
’《仁学》者，即发挥此语之书也。
而烈士者，即实行此语之人也。
”（《仁学叙》）这指出了谭氏“仁学”以会通世界各家各派学说的根本大法为己任，虽有“仁学”之名，但其宗旨内容已与传统“仁学”相差千万里了。
对此，谭嗣同自己也很清楚，他在《仁学·仁学界说》中写道： 仁以通为第一义；以太也，电也，心力也，皆指出所以通之具。
仁为天地万物之源，故唯心，故唯识。
凡为仁学者，于佛书当通《华严》及心宗、相宗之书；于西书当通《新约》及算学、格致、社会学之书；于中国书当通《易》、《春秋公羊传》、《论语》、《礼记》、《孟子》、《庄子》、《墨子》、《史记》，及陶渊明、周茂叔、张横渠、陆子静、王阳明、王船山、黄梨洲之书。
格致即不精，而不可不知天文、地舆、全体、心灵四学，盖群学群教之门径在是矣。
由此可见，谭嗣同所谓的“仁”，是世界的本源，是会通一切物质和精神的本体之“有”，所谓的“学”，指古今中外的一切知识学问，是统括了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各领域知识的“群学群教”。
这样的“仁学”，似乎亦中亦西、不伦不类，但却是亦体亦用、即体即用的。
谭氏“仁学”的可贵之处，并不在于其思想体系是否精密、理论观点有无矛盾，而在于作者冲决一切网罗和批判旧制度、旧思想的改革精神和献身精神，在于作者吸纳西学、西政的开放精神，在于作者推动中国近代化的敏锐眼光与理论勇气。
总之，康有为、谭嗣同的“维新仁学”，建立了一套与传统儒学迥然不同但却是以“求仁”为宗旨、以综合吸纳古今中西之学为宏愿的“新学”。
他们就像十六世纪的马丁·路德以宗教改革为己任那样，在十九世纪末承担起了儒学改革的使命。
他们虽未建立一个能救中国并正确指导中国近代化、现代化的新儒学体系，但他们为传统儒学的根本性转型、为现代新儒学的理论创造提供了值得借鉴的思想资料。
整个二十世纪，对于中国来说，可谓是大转折的世纪。
在动荡频仍、变革踵接的历史背景下，形形色色的思潮走马灯式地登上中国的思想政治舞台，在相互碰撞、交锋、批判、渗透、会通乃至融合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三大思想潮流，即以西方自由民主人权为本位的西化思潮、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南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潮（当代中国的主流思潮）、以中国传统文化为本位的现代新儒学思潮。
期间引人注目且成为中国特有的文化现象是： 在整个二十世纪，中国思想文化领域始终存在着一个围绕“古今中西之学”而展开的“体用”之争，在这个思想争论中，出现了“中体西用”、“西体中用”、“中西互为体用”、“新体新用”、“体用不二”、“离体讲用”、“全盘西化”、“创造转化”、“综合创新”等种种见仁见智之说。
现代新儒学思潮便是在现代中国的社会变革和思潮起伏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
由熊十力、张君劢等开其端、牟宗三、唐君毅等继其后、另有钱穆、冯友兰等各树一帜的现代新儒家，尽管在学说内容和逻辑结构上很少雷同，但其思考问题的方向、思路以及建构理论体系的方法，在相当程度上是继承并发扬了近代维新仁学特别是康有为的思路和学风的。
所谓“现代新儒家”，就是由一批抱持传统文化本位主义立场而又具有现代经世意识的知识分子所建立的、力图通过吸纳、融合西方文明而重建儒家的道德形上学以抗拒全盘西化与全盘反传统思潮的攻击、并寻求中国现代化的理想道路的思想流派。
从思想发展的背景看，现代新儒学主要是对“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以后兴起的全盘反传统思潮（实质上是全盘西化思潮）以及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潮的“文化回应”。
这一思潮大体肇始于二十年代的“科玄论战”，奠基于熊十力（1883—1968）、张君劢（1886——1969），系统化于牟宗三（1909——1996年）的“新心学”和冯友兰（1895-1990）的“新理学”，而普及化于八十、九十年代的国际新儒学思潮。
本世纪二十年代以胡适、丁文江为一方代表与张君劢为另一方代表所展开的“科学与人生观”的思想论战（即所谓“科玄论战”），是富有现代特色的西学与中学之争，是中国式的科学主义与儒家人文主义之争。
在这场争论中，所谓“科学主义者”或曰“全盘西化论者”所维护的是科学精神，所要“打倒”的是代表中国数千年传统的“孔家店”，所大声疾呼的是要求中国现代化，而所谓“玄学主义者”或曰“现代新儒家”所维护的是中国传统的“道德原则、习惯或信念”，所要肯定的是儒家的道德人文主义精神，所承认的是中国必须现代化，所反对的是以“科学定律”指导人生以及“现代化必须打倒孔家店”之类的观点。
[6]张君劢后来在回顾这场辩论时写道：“就作为哲学和道德标准而言，儒家是可以现代化的。
儒家思想中并没有与现代社会所谓人性尊严或权利不合的地方。
”[7]仅此一言，就足以凸现现代新儒学的“应对性”特点。
但现代新儒家应对西学、新学以及中国现代化的挑战的根本良方，则在于对传统的古典儒学作出能适应现代化的改造或改良。
他们在这方面做了大量的理论创新工作，其中最有成效的是熊十力、牟宗三和冯友兰。
熊、牟二氏弟子众多，并形成了一大学派——台港新儒家学派，其理论体系也臻于精密，冯友兰则基本上是孤将独帅，虽有弟子而未成军立派，虽有理论而未臻精密完备。
但他们在改造儒学的“道体”、阐释其理论系统、建设新儒学的形上学方面都作出了重要贡献。
熊十力的新儒学思想体系主要体现在其所著《新唯识论》、《体用论》、《明心篇》、《乾坤衍》和《十力语要》诸书。
他对于现代新儒学的最大贡献，就在于依照宋明理学心性论特别是陆王心学的致思方法建立了一个颇为精密的道德形上学体系，这个道德形上学体系是以“良知”或“德性”为本体的。
他在《十力语要·答牟宗三》一文中说： 良知，即《新论》（指《新唯识论》）所云“性智”。
故《经》言“致知在格物”，正显“良知”体万物而流通无阂之妙。
《新论》言本体真常者，乃就本体之“德”言……曰：“真常者，言其德也。
德有二义：德性，德用。
曰寂静、曰生生、曰变化、曰刚健、曰纯善、曰灵明，皆言其德也. 在熊十力看来，这个“本体真常”，并非悬空无用之体，而是“即体即用”、“体用不二”之体。
关于儒家的语句
关于儒家的语句儒家_词语解释【拼音】：rú jiā【解释】：1.崇奉孔子学说的重要学派。
崇尚“礼乐”和“仁义”，提倡“忠恕”和“中庸”之道。
主张“德治”、“仁政”，重视伦常关系。
2.指读书人家。
【例句】：台湾民间传统丧葬仪节承袭儒家礼仪，并与道教殡葬科仪相结合。
论述孔子、孟子为代表的儒家仁政思想。
（包括仁政思想的发展过程以及它的价值意义）
儒家思想的形成与发展 在我国封建时代，孔子被称为圣人，孟子被称为亚圣。
孔子和孟子的思想合称为孔孟之道。
孔孟之道几乎成为儒学思想的代名词。
儒学作为中国封建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学说，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
中学历史教材在介绍孔子和孟子思想的时候，主要讲了孔子的仁与孟子的仁政，但两者之间的关系没有讲。
教师参考用书提到一句“孟子把孔子的‘仁’发展为‘仁政’的学说”［1］，但孟子的仁政究竟怎样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仁的思想，没有具体论述。
在历史学科的继续教育过程中，许多学员曾经提出这个问题。
本文试梳理一下从孔子的仁到孟子的仁政思想的发展脉络。
一、孔子的仁 （一）作为伦理学范畴的仁 孔子是儒学的创始人，他对后世影响最大、到现在也最有价值的部分是关于仁的思想。
全国通用的初中教材《中国历史》在介绍孔子关于仁的思想时说：“孔子提出‘仁’的学说，要求统治者能体察民情，爱惜民力，反对苛政和任意刑杀。
［2］”高中《中国古代史》教材只比初中教材多“他主张以德治民”几个字。
这两种说法，都是把仁作为政治学范畴来讲。
现在天津等地试用的新编高中《中国古代史》教材（试验本）在继承原来历史教材讲法的基础上，增加了新的内容：“仁，是孔子思想的核心。
他对‘仁’有许多解释，如孔子说‘仁者，爱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主张以爱人之心调节与和谐人际关系。
［3］”新增加的这些内容基本上是从伦理学角度来讲的。
我认为，孔子关于仁的思想主要是伦理学意义上的，怎样做人与调节人际关系才是仁的思想的核心。
笔者根据多年教学和研究的体会，拟从三个方面来阐明孔子关于仁的伦理学思想。
第一，仁的基本精神是爱。
“仁”字在上古时代已出现，古人释为“相人偶”，意为二人以上的人与人之间亲密友善的关系。
孔子继承了仁的基本内涵并作了重要发展，明确指出仁的基本精神是爱。
“樊迟问仁，子曰：‘爱人’”［4］。
孔子所宣扬的仁具有泛爱的特点，是对春秋时代人的价值发现的肯定。
比如马厩失火，孔子退朝回来，曰：“‘伤人乎
’不问马。
［5］”“伤人乎”的人是指养马者，春秋时代养马者的社会地位很低，相当于奴隶或半奴隶的身份，这有力地说明孔子的仁适用于劳动人民。
但是孔子的仁爱与基督教的博爱、墨家的兼爱又有区别，不是不分亲疏远近、一律平等的爱，而是有等差的爱，要遵循亲亲、尊尊的原则。
亲亲、尊尊是西周宗法社会的原则，其本质就是礼。
礼是血缘法则、道德法则和阶级法则的综合体。
人的行为不仅要遵守仁，也要符合礼。
孔子关于仁的思想，已内在地包容了中国古代社会的血缘关系和阶级关系。
第二，仁是以忠孝为本、包罗众德的总道德。
仁是一个非常宽泛的概念，是各种道德的总和。
仁包括个体修养、待人接物等方方面面，如孔子认为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
这五者就是“恭、宽、信、敏、惠”。
孔子强调为仁要身体力行，反对花言巧语的伪饰和卑躬屈膝的奉承，说：“巧言佞色，鲜矣仁。
”［6］“刚毅木讷近仁。
［7］”在孔子看来，仁者心地坦荡无私，无患得患失之念，所以“仁者不忧”［8］。
具有仁的品德的人还无所畏惧，敢于坚持真理，“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9］。
总之，仁是各种品德的集合体，仁者是完美无缺的人格体现。
-在这个道德的集合体中，忠与孝是其中最重要的两个道德条目。
忠字在孔子那里有更宽泛的含义，不仅要“臣事君以忠”，更要在人际交往与处事上做到“执事敬”、“与人忠”。
孔子认为忠是待人接物的一般原则，是所有社会成员都要遵守的社会公德。
孔子非常重视维护家庭的和谐与稳定，在处理家庭成员关系的各种规范中，孔子尤其强调孝道的重要性。
他认为，子女对父母不仅要尽赡养的责任，更需要“敬”；不但要养身体，更要养心，并把后者看得比前者还重要。
和谐的家庭是和谐的社会之本。
孔子的弟子有子深刻地揭示了孝道对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作用，他说：“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
……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
［10］”孝是各种道德的逻辑起点，也是最根本的道德。
第三，达到仁的途径。
做一个仁者是孔子追求的理想，怎样才能做一个仁者呢
孔子认为，只要有坚定的志向，始终不渝地追求，就可以实现自己的理想，“求仁而得仁”［11］。
孔子还从消极的不为和积极的有为两个方面提出了实现仁的具体途径。
消极的不为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12］”积极的有为是：“己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
［13］”这比“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属于更高的道德层次，是道德的最高要求。
最低要求和最高要求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前者是后者的基础。
（二）作为政治学范畴的仁 孔子把伦理学范畴的仁推广到政治上，就是要求统治者“为政以德”。
把政治和伦理结合起来，是中国古代政治的特点。
孔子开创了中国伦理政治之先河。
第一，道德是政治的基础。
孔子首先要求统治者的行为要端正，“政者，正也。
子率而正，孰敢不正”［14］。
为官者道德的高低是政治好坏的决定性因素，“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15］。
其次，选拔官吏要以道德为标准，孔子认为，如果有道德的人的职位在没有道德的人的上面，那么人民就会信服；如果没有道德的人的职位反而在有道德的人的上面，则民不服。
再次，他主张推行教化，反对统治者的杀戮政策，“子欲善而民善，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16］。
意思是说就像草随风动一样，为官者的言行影响着老百姓，以此要求统治者发挥身教作用，引导天下风气向善。
第二，以礼治国。
春秋时期礼崩乐坏，所谓僭越的事情不断发生。
孔子坚决维护周礼，大夫季平子私自用天子礼乐“八佾舞于庭”，孔子闻之大发脾气道：“是可忍，孰不可忍也。
”［17］他要求正名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企图通过正名分来匡正每个人的行为，建立一个和谐而有秩序的社会。
孔子要求“为国以礼”，也是德政思想的一种体现。
他反对以高压手段维护统治，主张好的政治是“以德”、“以礼”来引导民众，形成一种和谐的社会氛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18］”对普通民众施以礼，突破了奴隶社会“礼不下大夫”的限制，具有进步的历史意义。
第三，节用而爱人。
这一点是中学教材强调的主要内容。
节用爱人体现出孔子思想具有人民性的一面，孔子主张推行古代较轻的什一征税方法，弟子冉求帮助季氏聚敛财富，他愤然宣称：“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
［19］”他主张治理国家“导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20］。
孔子的这些思想，为后世所继承，在中国封建社会为保证社会经济的正常运行起着不可低估的作用。
二、孟子的仁政 （一）仁的来源 孔子的仁主要是伦理学范畴，孟子发展了孔子的仁的思想，进一步提出了“仁是怎么来的”这一具有哲学意义的命题。
孟子认为人先天就具有同情心，他假设说：譬如现在有人突然看到一个小孩要跌到井里去，任何人都会有惊骇同情的心情。
这种心情的产生，不是为着和这个小孩的父母攀交情，不是为着在乡邻朋友间博取名誉，也不是因为厌恶小孩的哭声才这样的。
因此，他认为：“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
［21］”由见人危难油然而生的同情心推论出人先天具有“四心”，把道德提升为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质。
“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
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22］。
端就是端萌，孟子认为人就像拥有四肢那样拥有天赋的道德萌芽。
沿着“四端”发展下去，就能与仁义礼智连为一体。
与人性理论相联系，孟子提出了独特的内向修养理论。
既然人人都有善良的天性，那么就没有必要向外用功，只要守住本心，就能成为有道德的人。
但为什么现实社会中又有那么多的不道德的事呢
孟子认为，现实的不道德并非原本没有道德，而是人自已丢掉了善良的本心。
因此，他认为学习的根本目的就是要找回人们放弃或失掉的“本心”，“人有鸡犬放，则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
学问之道无它，求其放心而已矣”［23］。
（二）仁政 作为中国封建政治哲学的最重要的概念——仁政，是由孟子首先提出来的。
孔子没有提出“仁政”的概念，而孟子多次使用仁政一词。
按照思想自身发展的逻辑，从纵的方面来说，孟子的政治思想是对孔子“为政以德”思想的继承与发展；从横的方面来说，孟子的政治思想是从他的人性理论发展而来，人都有不忍人之心，实行于政治方面，就是不忍人之政，亦即仁政，有时也称“王道”、“王政”等等。
由于所处的具体历史时代不同，社会提出的问题也不同，孟子的仁政思想比孔子的德政有更多具体的内容。
第一，政治方面。
孟子具有古代民本思想，提出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24］的思想。
他反对暴政，称历史上的暴君为独夫民贼，赞成“汤放桀”、“武王代纣”的正义行动，说：“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
残贼之人，谓之‘一夫’。
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
［25］”肯定人民有推翻暴君的权力，肯定解民于倒悬的正义战争。
但他反对给人民带来无穷灾难的非正义战争，指斥“春秋无义战”。
对于战国时期的统治者不顾人民的死活，频繁地发动战争，攻城略地，他更是痛恨至极，怒骂道：“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
此所谓帅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于死。
［26］”作为地主阶级思想家，孟子敏锐地感觉到了统一已是大势所趋，他赞成统一，但反对以霸道与武力来进行征服，认为只有不嗜杀人，行仁政而得百姓拥护者，才能统一天下。
第二，经济方面。
战国时期井田制已遭到彻底破坏，很多农民失去土地，孟子迫切地希望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
他把土地问题看 作是仁政的首要问题，“夫仁政，必自经界始”［27］，经界就是地块之间的边界，即指土地。
孟子提出的解决土地问题的一个方式，是幻想着把古代的井田制稍加以“润泽”，便可以在当时实行。
笔者认为，孟子恢复井田制的主张固然过于理想化，不合时宜，但孟子建议的实质是要求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由封建国家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这是中国封建社会前期的历史特征。
所以，我们不能全盘否定孟子的主张，而要看到其基本是符合历史进程的，同情人民的进步思想。
其次，孟子继承了孔子节用爱人的思想，主张轻徭薄赋，征发徭役要不违农时。
不违农时与薄税敛是封建农业经济的基本要求，是仁政的重要内容。
孟子多次谈到不违农时的重要性，说：“不违农时，毂不可食矣。
［28］”他要求“薄税敛”，怒斥奢侈挥霍、不顾人民死活的统治者是率兽之辈：“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殍，此率兽而食人者也。
［29］”孟子反对杀鸡取卵似的剥削，是有利于当时社会生产力发展的。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孟子保护工商的思想。
他认为工商是社会生产和交换不可缺少的经济部门。
战国时林立的关卡和重税对工商业的发展是个大桎梏，针对这种现象，孟子提出：“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
”意思是说在市场上给商人提供储藏货物的地方，却不征收货物税；如果滞销，依法征购，不让它长久积压。
对于各地设立的关卡，孟子要求只稽查而不征税，“关，讥而不征”［30］，这种主张对工商业的发展是有利的。
第三，法律方面。
孟子针对当时刑罚严苛的局面，提出省刑罚的主张。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孟子反对株连，提出“罪人不孥”，这一主张贯彻了儒家的仁爱思想，具有进步对中国历史和民族文化性格的形成具有重大影响。
其许多思想在今天仍然闪耀着光芒，我们应该加以批判的继承。
在具体处理中学教材上孔子的仁与孟子的仁政时，要注意把握各自的重点，讲清楚二者之间的区别与联系。
孔子的仁应着重从伦理学方面来讲，他关注的是人的行为与价值；而孟子的仁政主要是政治思想，关注的是人民生存的权力。
孟子的仁政继承与发展了孔子关于仁的思想，鲜明地提出了“民贵君轻”的古代民本思想和“制民恒产”的进步经济思想，是中国古代思想发展史上的一座丰碑。
关于‘仁’的语录和名言
仁 rén 中国古代含义极广的道德范畴。
人与人之间相互亲爱。
孔子把”作为最高的道德原则德标准和道德境界。
他第一个把整体的道德规范集于一体，形成了以“仁”为核心的伦理思想结构，它包括孝、弟（悌）、忠、恕、礼、知、勇、恭、宽、信、敏、惠等内容。
其中孝悌是仁的基础，是仁学思想体系的基本支柱之一。
他提出要为“仁”的实现而献身，即“杀身以成仁”的观点，对后世产生很大的影响。
《论语.颜渊》：“樊迟问仁。
子曰：‘爱人’。
”又“克己复礼为仁。
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
”又《卫灵公》：“子曰：‘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
”《庄子.在宥》：“亲而不可不广者，仁也。
”清谭嗣同《仁学.界说》：“仁为天地万物之源，故虚心，故虚识。
” 1.同情友爱:仁心,仁义至尽 2.果核的最近部分:杏仁儿. 不仁:(1)不仁慈,无仁德如不仁不义 (2)手足痿痹,为能运动:麻木不仁,四体不仁. 3.人、仁 “最初只有人字，后以二人相爱，人旁加二为仁，故仁由人而来。
仁固可作‘仁义’解，也可作人解。
我认为‘克己复礼为仁’的仁字，宜作‘人’解。
以孔子之话作本论，《论语》中如‘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欤’、‘观过斯知仁矣’、‘井有仁焉’，这些仁字，都应作“人”解。
而一般学者以其字之为仁，多曲为之解，求其说，而不得要领。
故上例我以‘仁’字应作“人”解。
否则，‘井有仁焉’，作仁义之‘仁’解，难以解通。
又以其他著作为旁证，可知人、仁同义。
例如《礼记表记》说，人也谓施以人以忠恩也。
人与仁同义……《论语》所谓‘人者仁也’、‘仁者爱人’，即本此义。
皆由于人、仁同出于一源，且关系密切。
把仁字均解为‘仁义’，难以自圆其说、令人信服”（引自黄现璠著《古书解读初探——黄现璠学术论文选》第464-465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7月） 4. 仁，就是二个人字，从这个字的形我们看到了这个意思。
那为什么这样写这个字呢，古人的意思是什么呢
我认为这是对“我为人人，人人为我。
我害人人，人人必将害我。
”的简写。
这句话中两次使用二人组合。
所以就是仁的意思了。
仁是道的一种。
[编辑本段]儒家学派核心——“仁” 仁: 中国儒家学派道德规范的最高原则，孔子思想体系的理论核心。
“仁”的最初含义是指人与人的一种亲善关系。
孔子把“仁”定义为“爱人”，并解释说：“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孔子在回答子张问仁时还说，“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五者为恭、宽、信、敏、惠。
孟子发挥了孔子的思想，把仁同义联系起来 ，把仁义看作道德行为的最高准则。
其“仁”，指人心，即人皆有之的“恻隐之心”，仁爱之心；其“义”，指正路，“义，人之正路也”。
孔子的中心思想是个仁 人的表现是 己欲立而立人 己欲达而达人 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 如以仁为本体 表现在具体的行为上 对父母为孝对兄弟为悌 对朋友为信对国家为忠 对人则有爱心 “仁”是儒家学说的核心，对中华文化和社会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仁”字始见于儒家经典《尚书·金滕》：“予仁若考。
”仁指好的道德。
孔子首先把仁作为儒家最高道德规范，提出以仁为核心的一套学说。
仁的内容包涵甚广，核心是爱人。
仁字从人从二，也就是人们互存、互助、互爱的意思，故其基本涵义是指对他人的尊重和友爱。
儒家把仁的学说施之于政治，形成仁政说，这在中国政治思想发展史上产生了重要影响。
孟子在孔子仁说的基础上，提出著名的仁政说，要求把仁的学说落实到具体的政治治理中，实行王道，反对霸道政治，使政治清平，人民安居乐业。
孟子提出一些切于实际的主张，重点在改善民生，加强教化。
其首要之点是“制民之产”，要求实行“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八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
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把仁政说与王道政治联系起来。
认为人皆有仁爱之同情心，即不忍人之心，主张“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
行仁政，天下可得到治理；不行仁政，则天下难以治理。
孟子认为，即使是百里小国，只要行仁政，天下百姓也会归之而王。
他对梁惠王说：“地方百里而可以王。
王如施仁政于民，省刑罚，薄税敛，深耕易耨。
壮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长上，可使制梃以挞秦楚之坚甲利兵矣。
”行仁政须落实到“省刑罚，薄税敛”，发展农业生产等要事上来，只有这样，才能巩固国家经济政治生活的基础，在此基础上，修德行教，使仁爱之心推而广之，即使是坚甲利兵也能战而胜之。
强调以仁政统一天下，进而治理天下，提倡以德服人的“王道”政治，反对以力服人的“霸道”政治，批评暴力，反对战争。
这是儒家仁政理论的基本出发点。
与仁政学说及重视人权，满足人的基本物质生活需求的理论相联系，从政治治理的实践和人的生存发展的实际需要出发，儒家重视民生，主张满足人们求生存的基本物质欲求，并倡富民思想，强调先富后教，使民从善，然后政权得以稳固。
孟子说：“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
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
苟无恒心。
放辟邪侈，无不为已。
乃陷于罪，然后从而刑之，是罔民也。
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为也
是故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
然后驱而之善，故民之从之也轻。
”儒家认为，民生是治国之本，民以食为天，衣食足，有恒产才有恒心，满足了百姓的衣食需求，国家才能稳固而得到治理。
儒家从重视民生出发，倡富民思想。
儒家经典《周礼》提出“保息养民”的六项措施，即“一曰慈幼，二曰养老，三曰振穷，四曰恤贫，五曰宽疾，六曰安富。
”富而安之，体现了儒家早期的富民思想。
孔子提出富而教之的思想，“子适卫，冉有仆。
子曰：‘庶矣哉
’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
’曰：‘富之。
’曰：‘既富矣，又何加焉
’曰：‘教之。
’”使众多的人民生活得到满足而富裕，然后施之以教，使人民有道德。
把富民作为施教的前提和基础，可见对富民的重视。
孔子还把富民与利民、满足人民的物质生活利益联系起来。
他说：“因民之所利而利之。
”强调利民、富民、保民、爱民，体察和顺应民心的向背，这是儒家富民思想的特征。
孟子还设想，物质财富得到很大的丰富和满足，百姓还有不仁的吗
他说：“圣人治天下，使有菽粟如水火。
菽粟如水火，而民焉有不仁者乎
”满足了百姓的生活需求，使之富足，就会使民众达到仁的境界而国安。
而民穷则争，争则起暴乱，国难以治。
可见民富才能国安，使老百姓安居乐业，民富而国富，是儒家政治思想的基本点。
孔子的最高境界是仁，但这不是个人处世的匹夫之仁或小恩小惠妇人之仁，而是治理有方为民 造福的大仁大义；“克己复礼，仁在其中”，好象仁这个境界很容易达到，但孔子说的不是一 人个人的仁，而是有权势在手的统治者的仁，要这些人克服自己的私心欲望，遵守秩序，有步骤 地管理国家，这决不容易，自古极少数大权在手的人能做到；连孔子自己也不好意思说能做到， 只敢说自己好学，常自我反省，希望能接近仁。
孔子与“仁”的学说 孔子是中国乃至世界上最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之一，是中国思想文化的创立者和奠基者。
孔子思想包罗万象，博大精深，中国文化发展的所有丰富性特征都可以从孔子那里找到根源。
孔子思想的主要特征之一便是他提出了著名的“仁”的思想，以至后来有人把孔子的思想概括为“仁学”。
那么，孔子关于“仁”的思想具有一些什么特征呢
在《论语》一书中，“仁”字出现达109次之多，说明“仁”在孔子的思想体系中居于十分重要的地位。
那么，孔子所谓的“仁”究竟是指什么
不同场合，不同时间，针对不同主体对象，孔子所阐述的“仁”的含义是不完全一样的，这样一来，就给不同的价值主体在施行“仁”的过程中造成了理解上的自由空间，任何一种学说都可以从孔子的论述中找到其需要的理论根据。
具体说来，我们应从以下四个方面来把握孔子的“仁”： 一、对待“仁”的态度。
孔子主张任何人都应该有一种为“仁”的愿望，应该诚心诚意去求“仁”，如果这样做了，那么就会得到“仁”。
达到“仁”的境界的根源在于自己如何去做，而不是由他人来推动，只有主体自己的主动追求，才有可能达到“仁”的理想境界。
表明孔子认为“为仁”是某种自觉的内在情感行为，任何人是无法替代的，只要自己态度端正，就可以实现“仁”的要求。
孔子强调在内心的价值观念上首先要明确对“仁” 的态度，孔子这种在内心深处对“仁”的价值追求的思想，被后来的孟子引伸为“四端说”理论。
孔子对“仁”的思想的重视，表明“仁”的思想和学说是孔子整个思想体系的价值核心。
二、“仁”的价值内涵。
从《论语》中孔子论“仁”来看，其价值内涵主要指“仁”的情感性、自得性而言。
孔子的思想是一门如何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我之间关系的学问，是一门关注人的自身发展的学问。
孔子所提倡的是人在实际生活中如何达到理想人格的问题， “仁”精神价值的一个重要体现就是“已立立人，已达达人”，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孔子认为“仁”就是“爱人”。
从理论源头上考察，孔子的“爱人”观点来自周初的“保民”、“敬民”思想。
“爱人”作为“仁”的重要精神内涵具有广泛的适用性，在孔子“仁”的价值内涵中，由“爱人”所推导出的一系列内容都深刻体现出孔子对一般社会民众的关注，对整个人类社会发展中实现人际之间共同和谐发展的关切，这一切都奠定了孔子作为中国乃至世界最伟大思想家的地位。
不仅如此，在几千年后的今天，孔子所提出的一系列思想仍具有普遍适用性和永恒价值。
三、“仁”的表现方式。
以博大宽厚的胸怀来爱护民众是“仁”的一种表现方式，即“泛爱众而亲仁。
”这首先是自我认知上的一种升华，是自我精神状况的内在反映。
“仁”作为价值主体内在精神状态的反映，是实现理想人格过程中不可缺少的东西。
只有内心以“仁”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用“仁”的境界来考察自己的思想，是达到真善美崇高境界的前提条件。
孔子“仁”的表现方式还体现在时时处处以人为主，以人为研究和关注的对象，一切围绕“人”的思想行为的发展状况为主要内容。
在孔子看来，一个本质上有问题、思想上有邪念的人是不可能达到“仁”的境界的。
四、“仁”的实践价值。
孔子关于“仁”的思想具有很强的实践性特征，他把关注的焦点投向社会，投向现实，时刻关注现实生活中如何实现人的全面发展问题。
孔子关于“仁”的学说不是纯粹思辨性的形而上的理论体系，更多的是结合具体行为方式告诉人们应该怎么做，这不是哲学意义上的实践理性的体现，而是对一般民众人格升华 、人性解放的终极关怀。
孔子还认为，“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
”为了崇高的“仁”的境界，绝不做违背最高道德准则的事 ，必要的时候要不惜牺牲自己来成就这一事业。
以至于“杀身成仁”成为后世一些知识分子报国捐躯的行为准则，多少“仁人志士”在此原则的指引下奋不顾身地为国家、为民族事业而奋斗终生。
孔子思想体系中“仁”这一重要概念的内涵是极为丰富的，有内在的如何达到“仁”的境界，有外在的如何实现“仁”的方式方法；小到个人理 想人格的培养，大到治理国家的理想社会行为，是一个具有深刻内涵，包括个体及群体生活在内的思想和行为各方面的理想人格修养体系。
孔子关于“仁”的思想在今天仍然具有其一定的合理性及适用性，这也是孔子思想的强大生命力之所在。
孔子思想为后来的孟子和荀子所提倡的“内圣外王”之道提供了理论参考，其中的某些行为甚至完全被后人所吸取，成为儒家人学思想中永恒的“不灭之火”。
论语中有关不耻下问的名言两句
敏学，不耻下问 处 《论语·公冶长五篇 子贡问曰：“孔何以谓之‘文’也
”子曰：“敏而好学，不耻下问，是以谓之‘文’也。
” 意思是不以向地位、学问较自己低的人请教为可耻，形容谦虚好学。
孔子箴言学习类学而时习之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敏而好学，不耻下问述而不作，信而好古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言行类敏于事而慎于言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讷于言而敏于行听其言而观其行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其身正，不令而行见小利则大事不成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道德类德不孤，必有邻文质彬彬，然后君子敬鬼神而远之已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匹夫不可夺志也道听而途说，德之弃也治国类民无信不立百姓足君孰与不足君子成人之美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小不忍则乱大谋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当仁不让于师道不同，不相为谋学习类 学而时习之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敏而好学，不耻下问述而不作，信而好古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言行类 敏于事而慎于言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讷于言而敏于行听其言而观其行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其身正，不令而行见小利则大事不成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道德类 德不孤，必有邻文质彬彬，然后君子敬鬼神而远之已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匹夫不可夺志也道听而途说，德之弃也治国类 民无信不立百姓足君孰与不足君子成人之美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小不忍则乱大谋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当仁不让于师道不同，不相为谋展开 编辑本段学习类学而时习之孔子名言。
语出《论语·学而》：“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悦）乎
’”王肃注：“诵习以时，学无废业，所以为悦。
”王释“学”与“习”为一义，似专指诵读。
但孔子教人学“六艺”，包括礼、乐、射、御、书、数，“诵习”仅是“一端”（见刘宝楠《论语正义》）。
皇侃疏“时习”说：“凡学有三时。
”一指年岁，二指季节，三指晨夕。
近人蒋伯潜认为“学是知新，习是温故”（《十三经概论》）。
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孔子名言。
语出《论语·为政》：“子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
’”“罔”，迷惘。
郑玄注：罔，犹罔罔无知貌。
“殆”有两义：一为危殆，疑不能定。
一为疲殆，精神疲怠无所得。
当从前解。
此句可与“温故而知新”章合参。
近人杨树达注：“温故而不能知新者，学而不思也，不温故而欲知新者，思而不学也。
”（《论语疏证》）孔子首倡学思并重，对孔门弟子有很深影响。
如子夏言博学近思，《中庸》言博学慎思，都认为学思不可偏废。
敏而好学，不耻下问孔子名言。
语出《论语·公冶长》：“子贡问曰：‘孔文子何以谓之文也
’子曰：‘敏而好学，不耻下问，是以谓之文也。
’”孔文子，卫大夫。
“文”是他的谥。
朱熹注：“凡人性敏多学不好学，位高者多耻下问。
故谥法有以‘勤学好问’为文者，盖亦人所难也。
”（《论语集注》）又说：“古人谥法甚宽”，“孔文子固是不好，只此节此一惠，则敏学下问，亦是它好处”足见孔子“宽肠大度，所以责人也宽”（《朱子语类》卷二九）。
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孔子名言。
语出《论语·述而》：“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
”《汉书·儒林传》：孔子“究观古今之篇籍”叙《书》、称《乐》、论《诗》、因鲁《春秋》、好《易》，“皆因近圣之事，以立先王之教。
故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
朱熹《论语集注》：“孔子删《诗》、《书》、定礼、乐、赞《周易》、修《春秋》，皆传先王之旧，而未尝有所作也”。
其句意谓传述旧章而不创作，对古代文化既服膺又喜好。
“不作”与“好古”，系孔子对终其一生之教学与学术研究生涯的概括，同时亦体现出其整理历史文化遗产的原则及其对上古文化的基本态度。
所谓“不作”，朱熹认为孔子“其事虽述，而功则倍于作矣”（同上）。
然后世学者认为实际上孔子有述亦有作。
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孔子名言。
语出《论语·述而》：“子曰：‘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何有于我哉”。
又见《孟子·公孙丑上》：“孔子曰：‘圣则吾不能，我学不厌而教不倦也’”；《吕氏春秋》亦记载：“孔子曰：‘吾何足以称哉
勿已者，则好学而不厌，好教而不倦’”。
其句意谓：默默将所见所闻记于心间，发愤学习从不满足，教导学生不知疲倦。
南宋朱熹《论语集注》：“三者已非圣人之极至，而犹不敢当，则谦而又谦之辞”。
近人钱穆认为“或以本章为谦辞，实非也。
”（《论语新解》）孔子于此所举三事：其一，重在言识（记忆），不在言默，所谓“多闻，质而守之”（《礼记·缁衣》），“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论语·述而》），其二、三，则表达了孔子于求知学问的勤勉不怠和教授弟子的一腔热忱，同时也是孔子从认识和方法对“学”与“教（教诲）”的合理总结。
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孔子名言。
语出《论语·为政》：“子曰：‘由
诲女知之乎
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
’”“是知也”之“知”，同智。
朱熹注：“子路好勇，盖有强其所不知以为知者，故夫之告之。
”（《论语集注》）《荀子·子道》所记可为佐证：子路盛服见孔子，孔子曰：“今女衣服既盛，颜色充盈，天下且孰肯谏女矣。
”又说：“故君子知之曰知之，不知曰不知，言之要也；能之曰能之，不能曰不能，行之至也。
”又《儒效》篇云：“知之曰知之，不知曰不知，内不自以诬，外不自以欺，以是尊贤畏法而不敢怠傲，是雅儒也。
”编辑本段言行类敏于事而慎于言孔子名言。
语出《论语·学而》：“子曰：‘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
’”又《论语·里仁》：“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
义相同。
意为做事勤奋敏捷，说话却谨慎。
朱熹注：“敏于事者，勉其所不足。
慎于言者，不敢尽其所有余也。
”（《论语集注》）又释：“事难行，故要敏；言易出，故要谨。
”（《朱子语类》卷第二十二）另外在《荀子·子道》、《韩诗外传》、《说苑·杂言》等篇都有孔子语子路“慎言不哗”的记载。
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孔子名言。
语出《论语·为政》“子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
’”郑玄注：“不知可者，言不可行也”。
孔安国注：“言人而不信，其余终无可”。
朱熹说：“人面无真实诚心，则所言皆妄。
”（《朱子语类》卷二四）近人蒋伯潜区分信有二义：“说话必须真实；说了话必须能践言。
”（《语译广解》）孔子及后儒极重信，“言忠信，行笃敬”（《论语·卫灵公》）是孔门的处世原则。
讷于言而敏于行孔子名言。
语出《论语·里仁》：“子曰：‘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
包咸注：“讷，迟钝也。
言欲迟而行欲疾。
”朱熹引谢良佐注曰：“放言易，故欲讷；力行难，故欲敏。
”《论语》中尚有型许多同义之句：“慎言其余，则寡悔”（《为政》）、“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也”（《里仁》）、“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宪问》）等，均可反映孔子一以贯之之重行慎言思想。
参见“敏于事而慎于言”。
听其言而观其行孔子名言。
语出《论语·公冶长》：“宰予昼夜。
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圬也。
于予与何诛
’子曰：‘始吾予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
’”《说苑·尊贤》记孔子言曰：“夫取人之术也，观其言而察其行也……是故先观其言而揆其行。
”《大戴礼记·五帝德》：“子曰：‘吾欲以语言取人，于予邪改之。
’”也即此章义。
朱熹引胡氏注曰：孔子语听言观行，“特因此立教以警群弟子，使谨于言而敏于行耳。
”（《论语集注》）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孔子名言。
语出《论语·述而》：“叶公问孔子于子路，子路不对。
子曰‘女奚不曰：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
汉郑玄《论语注》：言此才，勉人于学也。
南宋朱熹《论语集注》：“未得，则发愤而忘食；已得则乐之而忘忧；以是二者俯焉，日有孳孳而不知年数之不足。
但自言其好学之笃耳”。
近人康有为《论语注》：“忘食，则不知贫贱；忘忧，则不知苦戚；忘老，则不知死生；非至人安能至此”。
其句意谓：发奋用功连吃饭也不记得（学有所获），便高兴得忘了忧虑，连入老境也未觉察。
此实乃夫子自道，自勉之辞。
《礼记·表记》：“子曰：‘《诗》之好仁如此。
乡道而行，中道而废，忘身之老也，不知年数之不足也。
俯焉，日有孳孳，毙而后已’”。
其一生好学不倦，倡导积极有为，对所创立学说的实现孜孜以求，“半途而废，吾弗能已矣”（《礼记·中庸》），是以展示了孔子自强不息，终老不疲与明达乐观的人生态度。
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孔子名言。
语出《论语·述而》：“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朱熹注：“三人同行，其一我也，彼二人者，一善一恶，则我从其善，则我从其善而改其恶焉。
是二人者，皆我师也。
”（《论语集注》）刘宝楠引旧说，又提出两解：一谓“我并彼为三人，若彼二人以我为善，我则从之；二人以我为不善，我则改之。
是彼二人，皆为吾师。
《书 洪范》云：三人占，则从二人之言。
此之谓也。
”一谓“三人行，本无贤愚。
其有善有不善者，皆随事所见，择而从之改之。
非谓一人善，一人不善也。
既从其善，即是我师。
”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孔子名言。
语出《论语·述而》。
《说文》：“坦，安也。
”荡荡，广远之称。
戚戚，时时忧虑之称。
君子通晓事理，故待人接物处世犹如在平坦大道上行走，安然而舒泰。
小人心思常为物役，患得又患失，故常有戚戚之心。
皇侃疏引江熙曰：“君子坦而夷任，荡然无私。
小人驰兢于荣利，耿介于得失，故长为悉府也。
”程子曰：“君子循理，故常舒泰；小人役于物，故多忧戚。
”（见《论语集注》）《荀子·子道》篇言君子有终身之乐，无一日之忧，小人有终身之忧，无一日之乐，与此义同。
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孔子名言。
语出《论语·子罕》：“子曰：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
雕，凋谢；松柏，喻栋梁之材。
朱熹引谢上蔡注曰：“士穷见节义，世乱识忠臣。
”（《论语集注》）荀子则把松柏喻君子：“岁不寒无以知松柏；事不难无以见君子无日不在是。
”（《荀子·大略》）《庄子·让王》引孔子言曰：“君子通于道之谓通，穷于道之谓穷；今丘抱仁义之道以遭乱世之患，其何穷之为
故内省而不穷于道，临难而不失其德。
”其身正，不令而行孔子名言。
语出《论语·子路》：“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虽令不从。
”儒家一贯认为：为上者，“躬率以正而遇民信也。
”“其上不正，遇民不信也。
”（《汉书·公孙弘传》）“是故人主之立法，先自为检式仪表，故令行于天下。
”（《淮南子·主术》）见小利则大事不成孔子名言。
语出《论语·子路》：“子夏为莒父宰，问政。
子曰：无欲速，无见小利。
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
”朱熹《集注》：“见小者之为利，则所就者小，而所失者大矣。
”又引程子言曰孔子深知弟子“子夏之病常在近小”，故“以切己之事告之”（同上）。
《论语正义》引荀子曰：“利谓便国益民也。
为政者见有大利，必宜兴行，但不可见小耳”。
《大戴礼记·四代》：“好见小利，妨于政。
”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孔子名言。
语出《论语·卫灵公》：“子曰：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则远怨矣。
”此即施“仁”于人。
西汉董仲舒作了发挥：“以仁治人，义治我，躬自厚而薄责于外，此之谓也。
”（《春秋繁露·仁义法》）《吕氏春秋·举难》又曰：“故君子责人则以仁，自责则以义。
责人以仁则易足，易足则得人，自责以义则难为非，难为非则行饰。
”朱熹注曰：“责己得厚，故身益修；责人薄，故人易从，所以人不得而怨之。
”（《论语集注》）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孔子名言。
《论语》凡四见，旨同而文小异。
《学而》载：“子曰：‘不患人这不己知，患不知人也。
’”意为不必担心别人不知我，该担心的是我不知人。
《里仁》作：“不患莫己知，求为可知也。
”上句意同，下句意为：该担心我有什么可为人知道的。
《宪问》作：“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
”《卫灵公》又作：“君子病无能焉，不病人之不已知也。
”朱熹注：孔子“于此一事，盖屡言之，其丁宁之意亦可见矣。
”（《论语集注》）王夫之注：“能夺我名而不能夺我志，能困我于境遇而不能困我于天人无愧之中，不患也。
”（《四书训义》）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孔子名言。
语出《论语·卫灵公》：“子曰：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
”包咸注：“有言者，不必有德，故不可以言举人也。
”王肃注：“不可以无德而废善言。
”意谓不因某人之言中听而举荐他，也不因某人有缺失而鄙弃其言。
孔子这种稳重、全面的举人之术、听言之法为后世所重。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孔子名言。
语出《论语·颜渊》：“仲弓问仁，子曰：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在邦无怨，在家无怨。
”孔子此即言仁。
《卫灵公》：“子贡问曰：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
子曰：其恕乎。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此又言恕。
孔子常以“恕”释“仁”。
朱熹《集注》：“恕，推己以及人也。
”也即子贡所说：“我不欲人之加诸我也，吾亦欲无加诸人。
”（《公冶长》）以后儒家都强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以实施“仁政”。
编辑本段道德类德不孤，必有邻孔子名言。
语出《论语·里仁》：“子曰：‘德不孤，必有邻。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孔子名言。
语出《论语·雍也》：“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按字义，文，文采；质，质朴；彬彬，杂半之貌。
南宋朱熹《论语集注》：“言学者当损有余，补不足，至于成德，则不期然而然矣”。
清刘宝楠《论语正义》：“礼，有质有文。
质者，本也。
礼无本不立，无文不行，能立能行，斯谓之中。
”孔子此言“文”，指合乎礼的外在表现；“质”，指内在的仁德，只有具备“仁”的内在品格，同时又能合乎“礼”地表现出来，方能成为“君子”。
文与质的关系，亦即礼与仁的关系。
于此一则体现了孔子所竭力推崇的“君子”之理想人格；另一则反映了其一以贯之的中庸思想：即不主张偏胜于文，亦不主张偏胜于质；当不偏不倚，执两用中，而做到过点且属不易。
“子曰：‘虞夏之质，殷周之文，至矣。
虞夏之文，不胜其质；殷周之质，不胜其文；文质得中，岂易言哉
”（《礼记·表记》）敬鬼神而远之孔子名言。
语出《论语·雍也》：“樊迟问知，子曰：‘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
朱熹注：“专用力于人道之所宜，而不惑于鬼神之不可知，知者之事也。
”（《论语集注》）清刘宝楠则释此句为：“谓以礼敬事鬼神也”（《论语正义》）。
《礼记·表记》：“子曰：‘夏道尊命，事鬼敬神而远之，近人而忠焉；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周人尊礼尚施，事鬼敬神而远之，近人而忠焉。
”结合上述孔子告樊迟语，可看出孔子持与夏人商人不同的鬼神观，并教樊迟从周道。
孔子在承认有鬼神的前提下，又提出对鬼神既不轻慢亦不要予以亲近，这与其在日常生活、社会活动中强调先人事，后鬼神（《论语·先进》：“季路问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
’”）的态度相一致。
已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孔子名言。
语出《论语·雍也》，孔子答子贡问仁曰：“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
”朱熹《论语集注》：“以己及人，仁者之心也，于此观之，可以见天理之周流而无闲矣。
”清阮元《研经室集》：“为之不厌，己立己达也；诲人不倦，立人达人也。
立者，如‘三十而立’之立；达者，如‘在邦必达，在家必达’之达。
”此句犹言自己想要站得住也要使他人站得住，自己欲事事行得通也应使他人事事行得通。
是以体现孔子所倡导的“恕”之道，亦即关于“仁”的实践途径与方法。
以己所欲譬诸他人而成全之，系“恕”之高标准，即从积极意义上实践“仁”其低标准则是推己所厌及他人而不恶加，即从消极意义上实践“仁”（见《论语·颜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推己及人，察己知人，亦即承认他人之价值，关心他人之生存与发展，从又一侧面反映孔子思想的人道主义特征。
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孔子名言。
语出《论语·述而》：“子曰：‘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贵，于我如浮云’”。
汉郑玄注：“富贵而不以义者，于我如浮云，非己之有也”。
南宋朱熹《论语集注》：“其视不义之富贵，如浮云之无有，漠然无所动于其中也”。
意谓：以不义手段占有的财富与官位，对于我如同天际的浮云。
又见《论语》同篇：“子曰：‘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论语·里仁》：“子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
孔子于此重申其看待和求取富贵的具体原则，即须合于“义”与“仁道”，违此而获，则被视如过眼烟云之不足取。
同时亦表明其于清贫生涯甘之如饴、安贫乐道的生活态度与襟怀。
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孔子名言。
《论语·子罕》：“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
”《论语正义》引《申鉴·杂言下》注曰：“君子乐天知命故不忧；审物明辨故不惑；定心致公故不惧。
”又《论语·宪问》所记三者次序不同：“君子道者三，我无能焉：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
”孔子自谦其不具备知、仁、勇三者达德，而自子贡视之，孔子三道尽备，故曰：“夫子自道也。
”（《宪问》）匹夫不可夺志也孔子名言。
语出《论语·子罕》：“子曰：‘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
’”孔安国注：“三军虽众，人心不一，则其将帅可夺而取之；匹夫虽微，苟守其志，不可得而夺也。
”朱熹引侯氏曰：“三军之勇在人，匹夫之志在己。
故帅可夺而志不可夺。
如可夺，则亦不足谓志矣。
”（《论语集注》）《礼心·缁衣》篇亦曰：“子曰：‘言有物而行有格也，是以生则不可夺志，死则不可夺名’。
”道听而途说，德之弃也孔子名言。
语出《论语·阳货》：“子曰：‘道听而途说，德之弃也。
’”皇侃疏：“记问之学，不足以为人师。
师人必当温故而知新，研精久习，然后乃可为人传说耳。
若听之道路，道路乃即为人传说，必多谬妄。
所以为有德者所弃也。
亦自弃其德也。
”近人钱穆说：“道听，听之易，途说，说之易。
入子耳，即出于口，纵闻善言，亦不为己有，其德终无可成。
”（《论语新解》）《荀子·大略》：“君子疑则不言，未问则不言，道远日益矣。
”与孔子反对道听途说之义相近。
编辑本段治国类民无信不立孔子名言。
语出《论语·颜渊》：“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
”此即孔子对子贡问政之答。
民信之与足食足兵为孔子治邦强国之政。
然可去兵去食，不可使民无信；民信则为本。
此也即与孔子的杀身成仁，孟子的舍身取义有相通这处。
后朱熹有曰：“民无食必死，然死者人之所必不免。
无信则虽生而无以自立，不若死之为安。
故宁死而不失信于民，使民亦宁死不失信于我也”。
百姓足君孰与不足孔门名言。
语出《论语·颜渊》：“百姓足，君孰与不足
百姓不足，君孰与足
”此是孔子弟子有若答鲁哀公所问“年饥，用不足。
如之何”时所言。
也即是发挥孔子“政在使民富”（《说苑 政理》）的儒家思想。
孔子认为，民富在于薄税敛“诗云：‘恺悌君子，民之父母’，未见‘其子富而父母贫者也”（同上）。
朱熹注为：“民富，则君不至独贫；民贫，则君不能贫。
有若深言君民一体之意，以止公之厚敛，为人上者，所宜深念也。
”（《论语集注》）《荀子·富国》曰：“下贫则上贫，下富则上富。
”“故明主必谨养其和，节其流、开其源，而时斟酌焉。
潢然使天下必有余，而上不忧不足。
如是则上下俱富，多无所藏之，是知国计之极也。
”君子成人之美孔子名言。
语出《论语·颜渊》：“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
小人反是。
”朱熹注曰：“成者，诱掖奖劝以成其事也。
”《大戴礼·曾子立事》：“君子己善，亦乐人之善也。
己能，亦乐人之能也。
”与孔子之意相近。
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孔子名言。
语出《论语·泰伯》：“子曰：‘不在其位，不谋其政’。
”《宪问》亦有此语。
其旨“欲各专一于其职”（刘宝楠《论语正义》）。
也是儒家一贯的处世态度。
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
”（《论语·宪问》）后孟子又言“位卑而言高，罪也”；《中庸》也有“君子素其位而行，不愿乎其外”，“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均与此文相近。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孔子名言。
语出《论语·卫灵公》：“子曰：人无远虑，必有近忧。
”《论语正义》引解：“虑之不远，其忧即至，故曰近忧。
”《荀子·大略》云：“先事虑事，先患虑患。
先事虑事谓之接，接则事犹成。
先患虑患谓之豫，豫则祸不生。
事至而后虑者谓之困，困则祸不可御。
”而人宜远虑历为儒家所重。
小不忍则乱大谋孔子名言。
语出《论语·卫灵公》：“子曰：巧言乱德，小不忍则乱大谋。
”朱熹《论语集注》：“小不忍，如妇人之仁、匹夫之勇皆是。
”又说：“妇人之仁，不能忍于爱；匹夫之勇，不能忍于忿，皆能乱大谋。
”（《朱子语类》卷四五）近人杨树达又分不忍有三义：“不忍忿”；“慈仁不忍，不能以义割恩”；“吝财不忍弃”（《论语疏证》）。
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孔子名言。
语出《论语·卫灵公》：“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意为人能把道廓大，而不能用道来廓大人。
王肃注：“才大者道随大，才小者道随小，故不能弘人。
”朱熹注：“人外无道，道外无人。
然人心有觉，而道体无为；故人能大其道，道不能大其人也。
”（《论语集注》）董仲舒天人对策中也引此句，言治乱废兴在于己。
今人杨伯峻认为与愿意不合。
当仁不让于师孔子名言。
语出《论语·卫灵公》：“子曰：‘当仁不让于师。
’”“当仁”有两解：一为面临仁德；一为担当实现仁道之重任。
朱熹注：“当仁，以仁为己任也。
虽师亦无所逊，言当勇往而必为也。
盖仁者，人所自有而自为之，非有争也，何逊之有
”（《论语集注》）“师”字一般训解为“师长”。
近人钱穆训为“众人”。
道不同，不相为谋孔子名言。
语出《论语·卫灵公》：“子曰：‘道不同，不相为谋’”。
《史记·伯夷传》引此言曰：“道不同不相为谋，亦各从其志也。
”《老庄申韩传》曰：“世之学老子者则绌儒学，儒学亦绌老子，道不同不相为谋，岂谓是耶
”近人钱穆之释有两说，一为“君子亦有意见行迹之不同，然同于道则可相与谋。
惟小人贼道者，有善恶邪正之分，斯难于相谋矣。
”一为“道指术业，如射与御，各精其重，不相为谋也。
”（《论语新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