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数学家高斯的故事有哪些
生平事迹童年时期高斯是一对普通夫妇的儿子。
他的母亲是一个贫穷石匠的女儿,虽然十分聪明 ,但却没有接受过教育,近似于文盲。
在她成为高斯父亲的第二个妻子之前,从事女佣工作。
他的父亲曾做过园丁,工头,商人的助手和一个小保险公司的评估师。
高斯3岁时便能够纠正他父亲的借债账目的事情,已经成为一个轶事流传至今。
他曾说,他在麦仙翁堆上学会计算。
能够在头脑中进行复杂的计算,是上帝赐予他一生的天赋。
当高斯9岁时候,高斯用很短的时间计算出了小学老师布置的任务:对自然数从1到100的求和。
他所使用的方法是:对50对构造成和101的数列求和为(1+100,2+99,3+98……),同时得到结果:5050。
但是据更为精细的数学史书记载,高斯所解的并不止1加到100那么简单,而是81297+81495+......+100899(公差198,项数100)的一个等差数列。
青少年时期当高斯12岁时,已经开始怀疑元素几何学中的基础证明。
当他16岁时,预测在欧氏几何之外必然会产生一门完全不同的几何学。
他导出了二项式定理的一般形式,将其成功地运用在无穷级数,并发展了数学分析的理论。
高斯的老师Bruettner与他助手 Martin Bartels 很早就认识到了高斯在数学上异乎寻常的天赋,同时Herzog Carl Wilhelm Ferdinand von Braunschweig也对这个天才儿童留下了深刻印象。
于是他们从高斯14岁起,便资助其学习与生活。
这也使高斯能够在公元1792-1795年在Carolinum学院(今天Braunschweig学院的前身)学习。
18岁时,高斯转入哥廷根大学学习。
在他19岁时,第一个成功地用尺规构造出了规则的17角形。
成年时期高斯于公元1805年10月5日与来自Braunschweig的Johanna Elisabeth Rosina Osthoff小姐(1780-1809)结婚。
在公元1806年8月21日迎来了他生命中的第一个孩子约瑟。
此后,他又有两个孩子。
Wilhelmine(1809-1840)和Louis(1809-1810)。
1807年高斯成为哥廷根大学的教授和当地天文台的台长。
虽然高斯作为一个数学家而闻名于世,但这并不意味着他热爱教书。
尽管如此,他越来越多的学生成为有影响的数学家,如后来闻名于世的Richard Dedekind和黎曼,黎曼创立了黎曼几何学。
19世纪40年代初期开始,高斯几乎完全退出了物理学的创新研究,只从事例行的天文观测,计算汉诺威测地工作中遗留下的问题,对老的研究课题、发表过的评论或报告作些修饰,解决一些小的数学问题.此后的出版物正反映了他的这种状态.他对E.E.库默尔(Kummer)新创立的理想论(1845)没有强烈的反应,对海王星的发现(1846)亦很漠然.C.G.雅可比(Jacobi)在参加纪念高斯获博士学位50周年大会后说,跟高斯谈数学问题时,他总是把话题叉开而谈些无聊的事.在40年代,高斯对格丁根大学的事务有了较多关注,担任过教授会的负责人;花了几年时间,将大学丧偶者基金会的财务预算奠基于可靠的统计规律之上;他对教学的兴趣也比以前浓厚了.(我们注意到,高斯在大学开的课,大部分是天文学方面的,唯有在当教授的第一年讲过一次数论,他最常讲的课是最小二乘法及其在科学中的应用.) 晚年的高斯在学术圈子以外的人眼里是位科学奇人,而高斯本人却极端热衷于从报纸、书本和日常生活中收集各种统计资料.在1848年革命时期,他几乎每天到学校守旧派成立的文学会(高斯是会员)附属的阅览室寻觅各种数据.如果某个学生正在看的报是他所寻找的,高斯会一直瞪着他直到对方递过来这份报纸.他因而被学生戏称为“阅览室之霸”.据说这一习惯对他从事投资活动(主要是买债券,包括德国以外发行的债券)大有裨益,他身后留下的财产几乎等于其年薪的200倍,说明他是个理财的好手.高斯生命的最后几年仍保持学者风度,没有间断过阅读和参加力所能及的学术活动:1850年,心脏病加重,行动受到限制.1851年7月1日有日蚀,高斯作了他最后一次天文观测.1851年,核准 G.F.B.黎曼(Riemann)的博士论文,给予高度评价.1852年,改进傅科摆,解决一些小的数学问题.1853年,为黎曼选定为获讲师资格需作的答辩题目(几何基础).1854年1月,全面体检诊断高斯心脏已扩大,将不久于人世.但病情奇迹般地得到缓解.1854年6月,听了黎曼关于几何基础的答辩报告,出席格丁根到汉诺威间铁路的开通仪式.1854年8月,病情恶化,下肢水肿.1855年2月3日清晨,高斯在睡眠中故去.高斯的葬礼有政府和大学的高级官员出席,他的女婿在悼词中赞扬高斯是难得的、无与伦比的天才.送葬抬棺者中有24岁的J.W.R.戴德金(Dedekind),他曾选修高斯的最小二乘法课.高斯的大脑有深而多的脑回,作为解剖标本收藏于格丁根大学.《高斯全集》(Carl Friedrich Gauss'Werke)的出版历时67年(1863—1929),由众多著名数学家参与,最后在 F.克莱因(Klein)指导下完成.全集共分12卷.前7卷基本按学科编辑:第1,2卷,数论;第3卷,分析;第4卷,概率论和几何;第5卷,数学物理;第6,7卷,天文.其他各卷的内容如下:第8卷,算术、分析、概率、天文方面的补遗;第9卷是第6卷的续篇,包括测地学;第10卷分两部分:Ⅰ,算术、代数、分析、几何方面的文章及日记,Ⅱ,其他作家对高斯的数学和力学工作的评论;第11卷也分两部分:Ⅰ,若干物理学、天文学文章,Ⅱ,其他作家对高斯测地学、物理学和天文学工作的评论;第12卷,杂录及《地磁图》.离世高斯墓地:高斯非常信教且保守。
他的父亲死于1808年4月14日,晚些时候的1809年10月11日,他的第一位妻子Johanna也离开人世。
次年8月4日高斯迎娶第二位妻子Friederica Wilhelmine (1788-1831)。
他们又有三个孩子:Eugen (1811-1896), Wilhelm (1813-1883) 和 Therese (1816-1864)。
1831年9月12日他的第二位妻子也死去,1837年高斯开始学习俄语。
1839年4月18日,他的母亲在哥廷根逝世,享年95岁。
高斯于1855年2月23日凌晨1点在哥廷根去世。
他的很多散布在给朋友的书信或笔记中的发现于1898年被发现。
高斯的一生是不平凡的一生,几乎在数学的每个领域都有他的足迹,无怪后人常用他的事迹和格言鞭策自己。
100多年来,不少有才华的青年在高斯的影响下成长为杰出的数学家,并为人类的文化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高斯的墓碑朴实无华,仅镌刻“高斯”二字。
为纪念高斯,其故乡布伦瑞克改名为高斯堡。
哥廷根大学立了一个正十七棱柱为底座的纪念像。
在慕尼黑博物馆悬挂的高斯画像上有这样一首题诗:他的思想深入数学、空间、大自然的奥秘,他测量了星星的路径、地球的形状和自然力,他推动了数学的进展,直到下个世纪。
仓库管理员累吗
需要跟装卸工似得经常搬东西吗
另外没经验的人能干吗
通常有双休吗
你好:装卸和双休问看你应聘的单位是否,如果正规的话,仓库管理员的工算可以谈不上很累,但是每天和每月不能少的是盘点,如果对数字头疼的话希望在考虑考虑。
另外没经验的人干起来也是件需要学习的,例如,进出库、物品的码放、先进先出等一系列问题了,祝你好运
还有补充一下:之前说的基本是库工的工作,如果是库管的话,你还应对电脑操作有所了解
求服装店员工管理制度及激励方法~要求详细点
店铺(暂行)管理办法1、 顾客永远是对的,尊重顾客的意愿(不管顾客试挑多少衣服,最终是否购买,都要和颜悦色)。
2、 薪酬分配:收入=固定工资+提成+奖金+补助+年终奖固定工资:700元/月 (试用期10天按600元/月) 提 成:有两种方式选择:A:每月的提成按当月销售量的1.2%提取,月销售量不足1万元时,提成为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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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终奖:根据当年的盈利状况发放年终奖。
薪酬制度会随着地区整个行业工资水平的调节以及人员的工作水平、店铺的盈利情况,作出适度的薪资上调。
并保证不管店铺是否亏损,薪酬水平只会作出相应的提高,不会降低。
试用期满转正之日为发放工资日,连续两个月的发放工资日之时日为其薪酬盘算的一个自然月,每月在发放工资日那天准时发放工资。
3、 假期:每月有3日的例行假期,假期内请假不扣除工资,但不计当天的提成与销量,超过3天假期时,每天扣除25元工资,且不计当天的销量与提成。
如当月请假不足3日,每多上一天班补助按20元/天。
如无特殊原因,超出假期之外,请假过多影响店铺经营时,店主有权予以辞退。
4、 辞退与辞职:如对工作不满意或其他原因需要辞职时,应提前10天提交辞职申请,否则会被扣除10天的工资和当月的奖金与提成。
因自身工作违规原因被辞退者,按相关条例处置。
5、 违规条例的处理:① 服装售出时,无故不开单据给消费者,一经发现扣除500元,并视情节问题调查其是否有虚报账目的存在。
再次发现不开单据一律按虚报账目处理。
销售单据即是做帐凭证,也是顾客消费的质量保证凭证,如单据填写错误,可以写:“作废”,并保留作废的两联,不准撕毁单据,每张单据都有编号,如发现单据撕毁缺页,将追究其责任予以100~200元处罚。
② 店员经营期间,因弄虚作假,虚报账目,中饱私囊被发现,扣除当月的所有收入,店主有权予以辞退;如再次被发现,予以辞退,并保留对其诉讼的权利。
③ 与顾客争吵、斗殴,对店铺造成一定影响者,第一次发现扣除50元,且当月奖金扣除;第二次发现扣除100元;第三次发现扣除200元,并予以辞退。
④ 节假日(周六、日及法定假日)工作时间为早8:40--商场下班时间,非节假日工作时间为早9:00--商场下班时间;不请假无故迟到、早退者,视情节程度扣除工资20~50元。
不请假无故不到岗一天者,扣除工资100元。
⑤ 不定期会进行货物盘点,因营业期间,店员看管不当造成货物丢失的,照价赔偿。
多次丢失者,将考虑其工作能力是否合适予以辞退。
楔形文字是怎么写的?
书写工具笔的呈三角形,落笔处就自然出现了楔形,因形象地称形文字。
该名称最早由德国的东方学家海德(T.Hyde)使用,后来约定俗成,使用至今。
楔形文字可以用来表达各种不同的语言,如苏美尔语、阿卡德语、埃兰语、赫梯语、波斯语等。
楔形文字这是源于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流域的古老文字,这种文字是由约公元前3200年左右苏美尔人所发明,是世界上最早的文字之一。
在其约3000年的历史中,楔形文字由最初的象形文字系统,字形结构逐渐简化和抽象化,文字数目由青铜时代早期的约1000个,减至青铜时代后期约400个。
已被发现的楔形文字多写于泥板上,少数写于石头、金属或蜡板上。
书吏使用削尖的芦苇杆或木棒在软泥板上刻写,软泥板经过晒或烤后变得坚硬,不易变形。
楔形文字被许多古代文明用来书写其语言,但这些语言之间并不一定属于相同关联的语系,例如赫梯人和波斯帝国同样采用楔形文字,但这两个语言是与苏美尔语无关的印欧语系。
另外阿卡德人虽然也采用楔形文字做为书写工具,但阿卡德语和苏美尔语差异相当多。
由于多在泥板上刻画,所以线条笔直形同楔形,使用芦苇杆或木棒来压印在泥板上来方便书写,因此文字笔画大都为具三角形的线条,而字形也随着文明演变,逐渐由多变的象形文字统一固定为音节符号。
写一个,如何做好一个合格的粮食保管员
邪淫的报应(邪淫主要法夫妻之外的一切性行为) 世人都希望自己健康长寿、子孙兴旺、事业发达、平安吉祥,没有人愿意多病夭折、子孙断绝、家道败落、凶危多难。
此乃人之常情,三尺孩童也能明白。
哪怕是最愚笨的人,也绝不会喜欢灾祸而讨厌吉祥。
但是贪淫好色的人,虽然也希望寿康吉祥,但所作所为却与其希望的相反,结果是不想得到的厄运频频降临,而想得到的幸福吉祥却远离而去。
真是可悲!那些纵情花柳、以此为乐的人,其下场无疑很悲惨,这里暂且不谈。
就是夫妇之间,若是贪恋淫欲,同样会导致体弱多病、丧身失命。
也有虽不贪淫,但由于不知忌讳(种种忌讳,书中有详细说明),冒昧房事而导致死亡的。
真是太令人惋惜了。
因此古时贤者编了一书,记载了淫欲之害、戒淫格言以及福善祸淫的实例,详细而有条理地分析和陈述了持戒的方法、日期以及其中的忌讳,以警世人。
作者的觉世救民之心,可谓恳切周挚!现在我将加以增补修订,并取名为,再为这本书募捐印刷、令其广泛流通。
我这样做,缘于一件令人痛心的往事:有一名皈依弟子罗济同,四川人,46岁,在上海从事船商生意。
其人性情忠厚老实,深信佛法,与等人合办“净业社”。
民国十二三年,多次想来普陀山皈依,终因事务缠身,未能成行。
十四年,身患膨胀病好几个月,病势极为凶险,虽经中西医多方治疗,均无效果。
八月十四日,清理医药账目时,发现金额巨大。
他生气地说:“从此就是死了,也不再吃药了!”其妾便在佛前恳切许愿终生吃素念佛,以祈求丈夫痊愈。
当天下午,病情竟有转机,大泻淤水,未服药就基本康复了。
我于八月底来上海,住在太平寺。
九月初二去净业社见,罗济同也在那里。
当时他虽然还没有完全康复,但气色淳净光华,无人能比。
他看见我,欢喜地说:“师父来了!那我就在上海皈依,不需要上普陀山了。
”于是就在九月初八与其妾在太平寺同受了。
随后又邀请了程雪楼、、丁桂樵、欧阳石芝、余峙莲、任心白等居士陪我吃饭。
九月初十,又请我到他家去吃饭,并且说:“师父就是弟子们的父母,弟子也就是师父的儿女呀!”我说:“父母总是为儿女的病患担忧,你的病虽好,但身体尚未完全复原,应当慎重!”可惜我当时没有直接明说“慎重”是特指夫妻房事。
到了月底,我参加上海召开的监狱感化会,罗济同也来了。
会后有十余人留下用餐时,罗济同进来与交待几句,然后就走了。
此时他的面色简直就像死人一样。
我料定他是犯了房事,深悔那天只说父母总为儿女的病患担忧,未曾说明担忧的原因和道理,致使他重病复发,生命危在旦夕。
当时想给他写封信,告诉他一定要严禁房事,但因琐事繁杂,没有写成。
十月初六回到普陀山,立即给他寄了一封信,极力陈述其利害关系,然而已经晚了,没有几天济同就死了。
他临终的时侯,关絅之邀请了一些居士来助念。
济同是否能够往生,不得而知,但应当不致堕入恶道。
济同大病数月,由于三宝的加被,未用药而痊愈。
十几天来气色光华,胜于常人。
后来却由于不知谨慎保身,误犯房事而死。
不但断送了自己的性命,也辜负了三宝慈悲护佑的恩德啊。
犯邪淫者,定削福报。
犯邪淫者,求财不成。
犯邪淫者,家庭不合。
犯邪淫者,疾病缠身。
犯邪淫者,官业必堕。
师德感人小故事
孔子:善待盲人和狗孔子去世以后,学生们不但经常谈起他的思想、道德、遭遇,还常常清晰地回忆起他的日常为人。
孔子十分注意自己的举止仪表。
在待人接物方面,事事处处做到有礼有节,言行适度,举动文雅,在衣食住行方面也养成了一些好习惯。
例如,和乡下人一块饮酒时,喝完酒以后总是让年长的先走,然后自己才退出来。
吃着饭的时候,不和别人交谈;临睡之前,不高谈阔论。
孔子既注重礼貌,又很强调要有真情实感。
他很富有同情心。
本来孔子好唱歌,但是遇到人家办丧事的时候,这一天他就不再唱歌了。
在死了亲属的人旁边吃饭,他不曾吃饱过。
他看见盲人、穿孝服的人,即使对方年轻,也一定站起来;路上碰到的也赶快迎上前去。
一天,有位盲人乐师来见孔子,孔子赶紧迎上去。
乐师走到台阶边的时候,孔子就告诉他:“这是台阶”。
当走到席子边的时候,孔子就告诉他:“这是席子”。
等乐师坐下以后,孔子又向他一一介绍屋子里的人,说:“某某坐在这里,某某坐在那里”。
送走乐师以后,学生子张便问道:“这样不是太麻烦吗
”孔子回答说:“接待盲人就应该这样”。
有一次马棚失火,孔子赶紧问:“伤着人了吗
”并不问伤没伤马。
孔子的一个学生因事被捕,进了监狱。
孔子并没有嫌弃他,认为“他虽然进了监狱,但并不是他的罪过”,还是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他。
孔子也很爱惜动物。
据说孔子养的一条狗死了,便叫子贡给埋起来。
他对子贡说:“我听说,破帐子别扔,好埋马;破车盖儿别扔,好埋狗。
我连车盖儿也没有,你拿我的破席子把狗盖上吧,别叫他脑袋露着啊
”孔子很喜欢结交朋友。
对于朋友之情,他很珍惜,就是和自己作风不同的人也不肯轻易绝交。
他和原壤的交往就是如此。
原壤是鲁国人,孔子早年的朋友,为人狂放,不拘礼节,思想作风和孔子很不同。
可是孔子和他相处得很好,直到老年仍保持着密切交往。
孔子给人的印象是谦和的,可是他对于认为应该做的事,便坚决地去做,百折不挠。
他说:“看见道义上该做的事而不去做,这就是没有勇气”。
他还提出“当仁不让于师”。
蔡元培:称新生为“先生”1916年冬季,蔡元培先生就任北京大学校长。
那时的交通工具很简单,走马上任还需要坐马车,当蔡先生从马车上下来以后,看见学校门口,有许多人在夹道迎接。
原来,这是学校的规矩,工友们必须遵循礼仪表示欢迎,随行人员对蔡先生说了声:“您请。
”蔡元培先生一边往前走,一边脱帽向两边欢迎他的工友们致意,并和颜悦色地对工友们点头致谢,不住地说道:“谢谢诸位,大家辛苦了
”工友们见此情景,非常感动,纷纷赞叹道:“蔡先生真是一位平易近人的好人啊
”这件事情要是发生在今天,当然没有什么可以大肆宣扬的。
但在刚刚推翻封建帝制的民国初期,蔡元培先生抛弃了旧官场上的那一套官礼陋习,对普通老百姓谦恭礼让,这种礼待庶人的行为,不能不令人佩服。
当时,有一位叫马兆北的学生,考取了向往已久的北京大学。
报到那天,天空晴朗,气候宜人,马兆北踏着轻快的脚步,迈入了北京大学的校门。
谁知一进大门,就看见一张公告:凡新生来校报到,一定要交一份由现任的在北京(北平)做官的人的签名盖章的保证书,才能予以注册。
马兆北看完公告以后,欢欣的心情一下子烟消云散,一种被愚弄的感觉霎时涌上了心头。
他怀着忿忿不平的心情,给蔡元培校长写了一封信。
信中写道:“我不远千里而来,原是为了呼吸民主空气,养成独立自尊的精神。
不料还未入学,就强迫我到臭不可闻的官僚面前去磕头求情,未免令我大失所望。
我坚决表示,如果一定要交保证书,我就坚决退学。
”言语中不免流露出对蔡元培先生为首的校方的不满。
信发出去以后,马兆北并没有抱着多大的希望,本来嘛,人家是举国上下鼎鼎有名的校长,自己只不过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新入学的学生,能会有什么好的结果呢
不过是借此保持一下自己的自尊,泄一泄自己心中的愤恨情绪而已。
于是,马兆北开始收拾行装,准备追求自己新的前程。
谁曾想,过了几天,马兆北突然收到一封来信,猜了半天也猜不出究竟是谁写给自己的信,打开一看,见开头写着“元材先生”(即马兆北先生),急忙再看看下边的署名,居然是蔡元培校长的亲笔:“弟元材谨启”,马兆北激动得差点没喘过气来,稳定了一下自己的情绪,急忙观看全文,只见信中写道:“查德国各大学,本无保证书制度,但因本校是教授治校,要改变制度,必须由教授会议讨论通过。
在未决定前,如先生认为我个人可以作保的话,就请到校长办公室找徐宝璜秘书长代为签字盖章。
”信中表现出蔡元培先生虽然身为一校之长,但他办事绝不擅做主张,独断专行,而是认真遵守学校的规章制度,尊重教授和教授会议所做出的决定,尽管他本人也对交保证书的做法并不赞同。
字里行间还表达了蔡元培先生对自己学生发自内心的诚恳之情。
马兆北看完信以后,心情很不平静:蔡元培校长在百忙之中,竟然对我这样一个不知深浅的无名小卒以礼相待,真是令人刻骨铭心,难以忘怀。
后来,马兆北先生在一篇回忆录中这样写道:“这件事使我一辈子受到了深刻的影响。
”。
陶行知:甘为骆驼一个孩子的母亲,因孩子把她刚买回家的一块金表当成新鲜玩具给摆弄坏了,就狠狠地揍了孩子一顿,并把这件事告诉了孩子的老师。
不料,这位老师却幽默地说:“恐怕一个中国的‘爱迪生’被你枪毙了。
”这个母亲不解其意,老师给她分析说:“孩子的这种行为是创造力的一种表现,你不该打孩子,要解放孩子的双手,让他从小就有动手的机会。
”“那我现在该怎么办
”这位母亲听了老师的话,对自己的行为后悔不迭。
“补救的方法是有的。
”老师接着说:“你可以和孩子一起把金表送到钟表铺,让孩子站在一旁看修表匠如何修理。
这样,钟表铺就成了课堂,修表匠就成了先生,你的孩子就成了学生,修表费就成了学费,你孩子的好奇心可以得到满足。
说不定,他还可以学会修理呢
”这个故事中的那位老师就是我国著名的教育家陶行知先生。
自己进入反省室陶行知先生,在创办南京晓庄学校的初期,曾作过一条规定,即全校师生员工一律不准喝酒,违者要进自省室里反省。
一次,晓庄的农友请陶校长吃饭,农友们敬他一杯酒,陶行知一再解释说不能喝,农友们却坚持道:“您不喝就是瞧不起我们农民,瞧不起我们就不算我们的朋友。
”陶行知没办法,只好把酒喝掉了。
农民们非常高兴,把陶校长引为自己的朋友。
他们哪里知道,陶行知一返回学校,便立即进自省室里了。
为了苦孩子,甘为骆驼1941年,在极端困难和不断遇到迫害的严重情况下,陶行知更表现出革命英雄主义精神。
在反共的阴霾笼罩下,物价暴涨不停,育才学校开支发生了极大困难,常有断炊之忧。
他以至于发出了现在“我不得不和米价赛跑”的感慨。
国民党政府教育部长陈立夫乘机向他提出,如同意他们派训育主任,即可拨给全部经费,但遭到陶行知断然拒绝。
在经济最困难的时刻,陶行知不得不忍痛宣布,全校节衣缩食,每天改吃两餐。
他甚至提出要像武训那样用“行乞兴学”的精神来度过难关。
1944年9月25日,陶行知在为画家沈淑羊画的《武训画像》题词时,深情地写道:“为了苦孩,甘为骆驼;于人有益,牛马也做。
”陶行知自己节衣缩食,把捐到的涓涓滴滴都拿去哺养儿童。
常穿着敝衣奔走于富贵大人和太太之门,他从英国回来之时曾买了一件晴雨夹大衣,穿久了,又脏又破,他便把它翻过来穿。
一次去找一位阔大人,通报的人说:“先生,对不起,我们老爷向来不接待这样装束的人,请你回去吧。
”陶行知不慌不忙,掏出一张名片来递给他,那人只好恭顺地送进去了。
在晓庄师范学校,陶行知和大家一起穿草鞋、挑粪、种田、种菜、养鱼,他请唐家洼一位出色的庄稼人唐老头教大家耕种的方法,他自己也做了唐老头的学生。
他说,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行行都有我们的老师。
那时候,大家都是自己扫地、抹桌、烧饭……所有生活上的事不用听差、伙夫,陶行知也亲自参与其事。
梅贻琦:不苟取分文1931年冬,梅贻琦42岁被任命为清华大学校长,自此连任清华大学校长达17年之久,其中包括在西南联合大学的8年。
他上任后住在当时的法定校长住宅,按旧例,连卫生纸都是公家供给,由公务人员按时送到。
他却主动放弃可以享受的一些“特权”,自己付家里工人工资;自己付电话费;不要学校每月免费供应的两吨煤;从不让他的家里人乘坐小轿车来办私事,他的夫人也只是在和他一起进城时才可以顺便搭他的小轿车。
他在生活上的要求很简单,从不讲究吃饭,处处精打细算。
梅贻琦用一些废纸头起草的一些报告提纲、公函等,现在仍保存在清华大学的档案馆里,见证着他廉洁、持身以俭的工作作风。
在那个灾难深重的年代,国统区的经济日益凋敝,民众生活极其贫困。
作为教师阶层的教授的生活,也是困苦不堪。
他们中的许多人放弃了出国生活的舒适而甘于清贫,从教不辍,这是中国优秀知识分子崇高精神气节的体现。
梅贻琦和西南联合大学的许多教师一样,抱定了“科教救国”的信念。
他的弟弟梅贻宝后来回忆说:“抗日战争期间,身为大学校长和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的梅贻琦,经常吃白饭拌辣椒,有时吃上一顿菠菜豆腐汤,全家人就很满意了。
”在西南联合大学还流传着一段梅夫人自制米糕的佳话。
西南联大教授们的月薪在1938-1939年间还能维持一家人三个星期的生活,后来物价飙升就不能撑到下半个月了。
于是,教授夫人们就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有的绣围巾,有的做帽子,也有的做食品。
梅夫人视力不好,就与人合作,以七成大米、三成糯米,加上白糖做成米糕,取名为“定胜糕”,隐含“一定胜利”之意。
梅夫人每天挎着篮子步行45分钟到“冠生园”寄卖,碍于梅贻琦校长的面子,卖糕时梅夫人遮遮掩掩,但还是被人知道了。
于是,梅夫人挎篮卖“定胜糕”的事流传得很远。
梅贻琦一生两袖清风没有积蓄,病后住院费和死后的殡葬费都是校友们捐助的。
据韩咏华回忆:在病床旁边有一只他从不离手的手提包,他去世后打开一看,竟是清华基金的历年帐目,一笔一笔清清楚楚,在场人无不为之动容。
他虽几次出任当时教育部高层领导职务,又长期独司数十万美元的清华基金,却能一生紧守原则,出淤泥而不染,逝世后没有留下任何遗产。
正像林公侠所说:“他在母校十几年,虽然清华基金雄厚,竟不苟取分文,在污染成风的社会竟能高洁、清廉到这样的地步,真是圣人的行为。
只这一点,已是可以为万世师表。
”陈鹤琴:来世还想做教师我国著名的幼儿教育家陈鹤琴,早年毕业于清华学堂,1914年,陈鹤琴考取了庚子赔款奖学金赴美留学。
学医,是当时许多留学生的志愿。
因为一则利国利民,二则学成后就业容易。
陈鹤琴最初也是这个志愿。
但是在横渡太平洋的邮轮上,陈鹤琴的思想上却展开了斗争:“究竟我的志向是什么
是为个人的生活吗
决不
是为一家人生活吗
也决不
我的志向是‘为人类服务,为国家尽瘁’……医生是医病的,我是医人的。
我喜欢儿童,儿童也喜欢我。
我还是学教育,回去教他们的好。
”满怀救国热望的陈鹤琴,经过反复思考,终于打定主意,放弃学医,献身于苦难祖国的教育事业。
陈鹤琴对学生关怀备至,胜过自己的儿女。
有一个同学父亲去世,家庭经济困难,眼看就要失学。
陈鹤琴设法把她母亲接来,安排在图书馆工作,使这个学生能够读下去。
还有一个学生的祖父强迫她嫁给姐夫当填房,并以断绝经济支持相要挟。
陈鹤琴给那个学生的家乡的地方长官写了封信,请他秉公处理,保护学生的正当权益。
那位地方长官很敬佩陈鹤琴,责令那个学生的祖父按时供应她必需的钱粮,并尊重她婚姻自主。
后来,那位地方长官放弃官职俸禄,慕名而来,到陈鹤琴的幼师任教。
1951年8月,中央教育部召开全国第一次初等教育及师范教育会议,陈鹤琴作为特邀代表参加会议。
在会议闭幕宴会上,他被代表们推举出来讲几句话。
他说:“我今年60岁。
假如有人问我:‘你来生愿意干什么
’我说:‘我还愿意做教师’。
要问:‘为什么
’我说:‘因为我太喜欢孩子’。
”李敷仁:最后一个过河我国人民教育家、延安大学校长李敷仁,很强调“为人师表”、“以身作则”。
1947年8月16日,李敷仁带领延安大学师生住在黄河岸边的木头峪。
这时,蒋胡(指胡宗南)的军队从三面开来,上级命令沿大河向东转移。
但当时木头峪渡口渡船很少,人员、物资和牲口聚集很多,敌军迫近,师生情绪紧张,争着抢渡船。
李敷仁毫不慌张,命令高中部和教育班先渡河,然后又组织其他师生住宿等待。
有人关切地让他先上船,他说:“我要最后过河,我要看着把每个学生送过河去,我才上船
”第二天,李敷仁带领其余师生,沿河北上,到谭家坪才乘船过了黄河。
杨昌济:伦理教授重言更重行杨昌济字华生,后改名怀中。
湖南长沙板仓人,是近代知名的学者和教育家。
他是戊戌变法的积极参与者,湖南新民学会的精神导师,晚年任北京大学“伦理学”和“伦理学史”教授。
他以高尚的道德修养,刻苦学习的精神和严谨的治学态度,培养和影响了毛泽东、蔡和森等一大群有为的青年。
1909年,杨昌济在英国学习。
他十分注意研究英国人民的生活风貌,并从中肯定那些值得学习和借鉴的东西。
大至言论自由、通信自由,小至不说谎、不随地吐痰、不随便借钱和用别人的钱,等等,他都一一注意观察,加以肯定。
他十分赞赏“西洋人于小事亦分明有界限”的习惯,如寄信时,向别人借了邮票一定要给钱;几个人同坐公共汽车,进餐馆,一人付了款,其他人也要把钱凑足交他。
杨昌济说,中国人就是不一样,认为这么一点钱不值得还,如果还了,就是轻视出钱者;有时候即使真还钱,受钱者也往往佯推故逊,或伪为发怒,实际上心里并不是真不要。
他认为这样做很不好,容易导致伪善。
后来杨昌济回国后曾认真实行这种“银钱上权限分明主义”。
他在长沙经常要过江授课,有时同舟学生代他交了船钱,他事后一定把船钱还给学生。
杨昌济是一个治学严谨,而且道德高尚的人,他坚信他的伦理学,努力向学生灌输一种公正、道德、正义、有益于社会和人类的准则。
1912年他从伦敦留学回国,正巧,当时湖南都督谭延闿正在罗致人才。
听说杨昌济素有声望,就想请他担任省公署的教育司长,他婉言谢绝了。
他不愿意去逢迎官场的卑鄙肮脏,却选择了被人冷落的师范学校教员的职务,而且自题了这样一副对联以明志:“自闭桃源称太古,欲栽大木拄长天。
”张伯苓:与学生一起戒烟我国著名教育家张伯苓,1919年之后相继创办南开大学、南开女中、南开小学。
他十分注意对学生进行文明礼貌教育,并且身体力行,为人师表。
一次,他发现有个学生手指被烟熏黄了,便严肃地劝告那个学生:“烟对身体有害,要戒掉它。
”没想到那个学生有点不服气,俏皮地说:“那您吸烟就对身体没有害处吗
”张伯苓对于学生的责难,歉意地笑了笑,立即唤工友将自己所有的吕宋烟全部取来,当众销毁,还折断了自己用了多年的心爱的烟袋杆,诚恳地说:“从此以后,我与诸同学共同戒烟。
”果然,打那以后,他再也不吸烟了。
南开虽为私立学校,但并不是生财赚钱的工具。
南开的经费完全公开,每年的账目都放在图书馆里任人查看。
张伯苓曾说,谁要是查当月账目,他可以五分钟之内告诉你,这确实不是大话。
他以身作则节约学校的每一个铜板。
他每月取于学习的报酬,只是中心校长的一份薪水。
大学成立后,他也只在此之上加三、四十元,相当于当时大学毕业生工资的二分之一。
他每次到北京办事,为替学校省钱,总是住在前门外施家胡同一个普通客店,每天房费一元。
张伯苓常常在外为学校募款,几千、几万、几十万元,都分毫不差交到学校,未有一文入了私囊。
徐特立:以诗育德徐特立在湖南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当校长时,他在学生由自修室通往教室、饭厅的走廊上,悬挂两块很大的黑板。
这两块黑板不贴布告,不写格言,也不报告学校里面的消息,它是专供徐老写诗的。
徐老发现学生有优点时,必定写诗加以表扬;发现学生有缺点时,必定写诗加以批评。
所以写诗成了徐老每日不可缺少的工作和对学生进行思想品德教育的重要手段。
有一次,一个叫单秀霞的学生,因寝室熄了灯,便约了同学偷偷地跑到厕所为她爱人打毛线衣。
厕所里的电灯是通宵不熄的。
徐老站在门外细声叫喊:“睡呀,睡呀
”单等即时就寝,并以为明天徐老一定会骂他们,但次日她们并没有挨骂,只看见黑板上写了一首诗:“昨天已经三更天,厕所偷光把衣编。
爱人要紧我同意,不爱自己我着急。
东边奔跑到西边,不仅打衣还聊天。
莫说交谈声细细,夜深亦复扰人眠。
”斯霞:学生是生命中不可缺少的部分斯霞,出生于诸暨一个贫寒家庭的孩子,先后在浙江绍兴、萧山、杭州等地的小学任教,1932年进入南师大附小工作后,她就再也没离开过小学教育这块土地。
在70年的执教岁月里,斯霞老师不仅桃李满天下,而且为教育思想宝库贡献了自己的聪明才智,其中最突出的就是她的“童心母爱”论。
用她的解释就是:作为一名教师,不仅要掌握知识,更要有童心,有母爱。
要与孩子打成一片,把学生当作自己的孩子一样来看待。
这一理论在她退休后的很多年里仍一直坚持不懈地实践着。
学生已成了她生命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2003年6月底,斯霞老师因为肾衰竭住进了医院,从那时起一直到她去世这段日子里,斯霞老师是在病床上与病魔作最后的斗争。
期间,大部分时间里斯霞老师一直处于神志不清的状态中,但令人感到奇怪的是,每当有学生来探望时,斯霞总能睁开双眼,准确地叫上学生的姓名,让在场的每一个人都十分感动。
斯霞老师为什么能记起每个学生呢
据知情人介绍,斯霞老师在任教期间对她的每一个学生都十分了解,都要逐一进行家访,这些细致入微的工作给老人留下了永不磨灭的记忆。
在教一年级时,孩子们还没来报到之前,斯老师会拿着学生的名单,一家一家去家访,了解孩子的个性特点,有什么喜好,所以当斯老师在开学时见到孩子们时,她对他们已经非常熟悉了。
斯霞老师的孙女今年30岁,小时候只上过一个月的南师附小,问及原因,她有点羞涩:“奶奶在南师附小工作,妈妈怕我在那儿上学影响不好,就让我转学了……”斯霞老师70多岁时和孩子们玩老鹰捉小鸡、帮孩子们甩长绳。
退休后的很多年,90高龄的斯霞都坚持每天到学校看看,每年的“六一”儿童节,她要走遍学校的30间教室,看看每个孩子;后来,随着年龄的增大,斯老师的行动越来越不方便,她还是坚持每天“踱”到学校,再后来,斯老师由女儿扶着来学校看看。
苏步青:祖国再穷我也要为她奋斗1931年,苏步青获理学博士,在研究院里有点“名气”,日本不少名牌大学以高职、高薪聘请他,爱人和孩子也都在日本,何去何从
他想到,自己出国的目的是为了寻找一条救国救民的道路,现在祖国正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我要以自己的学识和才智拯救苦难深重的祖国。
他毅然回国。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了,日本东北帝国大学拍来特急电报,再次聘请他就任该校数学教授,各种待遇从优;不久又接到一份特急电报,岳父松本先生病危,要苏步青夫妇火速去日本仙台见最后一面。
苏步青体谅夫人的心情,对她说,你回去吧,我要留在自己的祖国。
祖国再穷,我也要为她奋斗,为她服务。
松本来子想到丈夫的生活和事业,她担心万一战局恶化,可能再也无法回到苏步青的身边,也打消了日本之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