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的历史都是现代史。
这句话是谁说的
齐贝奈戴托·克罗齐是意大利著名文艺家、历史学家学家，有时也被是政治家。
他在哲学、历史学、历史学方法论、美学领域颇有著作，他也是一位杰出的自由主义者——尽管他反对自由放任主义和自由贸易。
他在Antonio Gramsci方面的也是相当深远的。
克罗齐的名言是“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当然这句话也常常引起误解。
从认识论的角度可以认为，历史正是以当前的现实生活作为其参照系，这意味着，过去只有和当前的视域相重合的时候，才为人所理解。
一个在自己现实生活中完全不懂的爱情魅力为何的俗物，大概不能理解克拉奥佩特拉的眼泪如何使得一个王朝覆灭。
他们最多只知道有如此这般的事情，但是不能领会它们。
故此可以说，一个对中国民法典的体系毫无热情的人，就不能真正懂得希腊化的罗马法学在形式理性上的成就。
从本体论来看，其含义是说，不仅我们的思想是当前的，我们所谓的历史也只存在于我们的当前；没有当前的生命，就没有过去的历史可言。
所谓“当代”，是指它构成我们当前的精神生活的一部分，历史是精神活动，而精神活动永远是当前的，决不是死去了的过去。
对克罗齐来说，时间本身不是独立的存在，也不是事物存在的外在条件；他只是精神自身的一部分，所以我们既不能把时间、也不能把过去看成是精神以外的事物。
故此又可以说在大家看来早已消逝的古罗马的荣光，其实依然活生生存在于精神之中，存在于从萨维尼到每一个热爱罗马法的人的精神和著述之中。
只要它还影响着我们，就存在于我们之间。
有人曾指责克罗齐赋予一切历史以当代性的历史观是一种实用主义的历史观。
这其实是对克罗齐“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命题的歪曲。
历史学中的实用主义者相信史料本身会说话，会给研究者呈现出其希望有的意义来，实用主义史学更是为了现实的需要对历史进行有意识的篡改或解说。
与此相反，克罗齐认为，史料本身并不会说话，使史料发挥作用的只能是历史学家的学识水平，历史学家的学识水平越高，越具有创造性，所揭示的历史意义就越深刻；历史学家不是被动接受、考订和阐释史料，而是发挥巨大的主动性和创造力。
所以说，克罗齐的“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并不是实用主义史学，相反，这是其历史哲学所揭示的历史研究的特性之一。
用秦说一句情话
教育的历史发展用一句话概括也是交易历史发展
下午历史老师快下课时走到我座位旁，说了一句不知道什么话，然后就翻了一下我的历史书，还看了我历史书上
新航路的开辟
用一句话来评价欧洲历史
一：整个欧洲文明全来源于希腊，几何学就源于希腊，希腊人是欧洲最聪明的人。
二：罗马帝国是最强盛的帝国，但文化仍然尊崇希腊。
如同清朝是强大的，但文化仍是儒家文化，道理一样。
三：欧洲宗教以基督教为核心，相信唯一的神。
而希腊人和罗马人是崇拜多神的。
基督教的十诫是欧洲道德的基石。
四：在基督教成为犹太人的教，还是成为所有人的教。
保罗明确了基督教是所有人的宗教，由此后，基督教成为世界性宗教。
五：日耳曼蛮族是欧洲最喜欢打仗的民族，从公元400年开始，一直到二战结束。
用十句话介绍自己的历史。
佛教在中国民间再无翻身之日并流传至今。
从文化上来说，佛教只对中国起到了补充或说装饰作用。
佛教的要义是四圣谛，即苦(人生皆苦)、集(苦因)、灭(苦灭)、道(灭苦方法)。
为了灭苦就要行八正道(正确的生活方式)，就是完全苦行的生活方式。
苦行的最终目的是涅盘，像一滴水珠融入大海那样圆满进入永恒的境界。
佛教的行善以求好报和道教的因果相生论有着某些相似，因而在佛教于公元64年东汉时期刚进入中国时，被视为道教的一个流派。
道家思想讲求天人合一，自我完善，超尘脱世。
它的另一种思想是炼丹长生之术。
炼丹术最终走入死胡同。
费正清说:“后世中国哲人之所以厌恶科学实验，原因之一就是它往往引起诸如‘方士’、‘炼丹’等不妙的联想。
”换句话说，科学探索实验死在了道家“方士”之手。
佛教在中国的全盛时期是公元3世纪到9世纪。
这段时期被称为佛教化时期。
起初在胡人政权地区传布较快。
南北朝至唐初是一个民族大动荡、大融合时期。
政权的相对均衡滋生了相对宽容的文化氛围。
丝绸之路上人流络绎不绝，椅子从西域传入了中国，手推车也是在这一时期出现，煤的使用便出现在公元4世纪的华北地区。
纸张、瓷器、火药的制作工艺和民间的文学、雕刻、雕版艺术都有了发展。
景教(基督教的一流派)也是在这一时期公元6世纪传入中国。
某种意义上说，唐初之所以能成为世界头号强盛帝国，不完全依靠武力，而确实是依靠了这种能远眺世界的兼容性。
汉初时的无为而治和唐初的宽容，造就了较长久的两个朝代。
唐初对于亚洲国家的影响之大，至今还能看到这种唐风遗俗。
费正清甚至认为，中国古代史可划分至初唐盛期，因为晚唐和宋至清末，具有文化上的一脉相承性(相对于西方在此后阶段的飞速发展)。
史学家费正清这样概括:元朝最后一支政权--帖木儿政权(1336-1405)的灭亡，标志着东西方陆路交通完全隔绝。
中华民族在稳定中不前。
佛教的兴盛便依托了这种宽松容纳的人文环境。
佛教的全盛时期，僧人们可以娶妻生子。
权贵和财主们纷纷修建庙宇，加上善男信女的捐赠，寺庙名下的财产越来越多，可以像地主那样兼并农民的土地。
这在统治者看来，寺庙成了威胁朝廷财政收入的一大隐患。
一旦威胁朝廷利益，排佛便相继发生。
至唐武宗时期，便发生了规模空前的灭佛运动。
唐武宗本身是一个狂热的道教徒。
有名的“会昌之难”，共有4600座佛寺及4万座佛堂被毁，约26万僧尼及15万奴隶被勒令还俗。
从印度传入的佛教，在它落地生根、被贵族利用失去原义、具有中国特色并威胁皇权利益之时，遭受到了来自皇权的致命一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