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学院院士的全体院士名单
中国院士制度的建立及其问题 一项国际通行的制度，何以在我国引起如此巨大的争议
我国院士制度的症 结何在
应当如何寻求解决之道
这是我们讨论院士制度所不可回避的一些问题， 但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本文拟从追踪中国院士制度的由来和演变入手，分析其 得失与利弊，希望对回答上述问题能有所裨益。
一、中研院院士制的建立 中国近现代科学是移植西方近代科学而发展起来的，院士制度也不是中国固 有的产物。
从19世纪中叶西方近代科学进入中国，到院士制度的建立，足有一百 余年。
中国近现代科学发展如此缓慢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政府对科学支持不力。
清朝末年，尽管有识之士早就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西学格致救国”， 清政府中的高官也倡导“借法自强”，但直到清朝覆亡，中国并没有建立自己的 国立科研机构，甚至也很少有现代意义上的科学家。
民国初年，军阀混战，科学 发展也没有纳入政府的计划。
在中国这种中央集权的国度，社会中层组织力量极 为薄弱，如果不仰赖政府的强有力支持，科学就很难有发展的机会[郝刘祥、王 扬宗，2004]。
正是因此，在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后，蔡元培、李煜瀛等推动成 立的中央研究院（1928年），采取了法国科学院模式，是具有研究实体的国家科 学院。
中央研究院通过设立一系列研究所，开展科学研究，带动中国科学事业的 职业化；进而从全国学术精英中遴选出聘任评议员[1]，于1935年成立评议会， 使之真正成为全国最高学术机关。
中央研究院评议会的成立是中国科学建制化的一个重要成就。
聘任评议员的 资格和遴选坚持了严格的学术标准和选举程序，从而保证当选的评议员都是国内 的顶级学者。
评议会的职能（决定学术方针；促进国内外学术合作交流；推举院 长候选人等），使之起到指导和联络全国学术研究以及保障学术研究之独立性的 重要作用[陈时伟，2003，页191]。
正是在此基础上，由第二届评议会主持，于 1948年完成了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的选举。
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的选举时值内战正酣、民/怨沸腾之际，有识之士对于选 举能否顺利公正进行不无忧虑，然而结果则出乎意料地成功。
推究其原因，或许 正是由于严峻的国内局势，使来自学术之外的政治等因素的干扰反而降到了最低 限度，这是一次完全由学术界自主的选举。
同时，评议会设计了周密的推荐和选 举程序[2]，充分体现民主和公开公正，评议员以学术贡献为标尺，尊重同行评 议意见，从而确保了选举的顺利进行。
中研院首届院士选举是现代中国学术界自主选举学术精英的一个典范，标志 着中国的学术建制已逐步走向成熟[郭金海，即出]。
首届院士的选出，使中研院 的体制趋于完善。
但不久国民党政权在大陆垮台，在新中国的蓝图中，中央研究 院等旧机构被彻底抛弃或改造，来之不易的院士制度就此作废。
新成立的中国科 学院实行的乃是在中国共产党统一领导下的科研体制。
二、学部和学部委员 1949年11月1日，中国科学院成立。
从一开始，人民政权就远比旧政权重视 科学技术。
在巩固政权之后，中国科学院得到了快速发展，成为全国科学中心。
中科院与中研院在体制上并没有本质的不同，尽管中科院更多地吸收了苏联科学 院的一些做法。
然而在院士制度上，中科院并没有立即仿效苏联，而且建立学部 和学部委员制。
这是为“建立和健全全国科学领导中心，吸收优秀科学家参加中 国科学院的学术领导，使全国科学研究工作和科学事业的发展更能根据国家需要 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而采取的重要措施[3]。
在得到中共中央和政务院的批准 之后，学部于1954年6月开始筹备，1955年6月正式成立。
与此同时，开始了学部 委员的推选工作。
学部委员的入选资格主要有三条：学术成就、在推动中国科学 事业方面的贡献以及忠于人民的事业。
学部委员的推选虽然都经过了科学家的提 名推荐，但“最后是由中央有关党政部门协商决定的”[薛攀皋，1999]。
大家都知道，学部委员是中国科学院院士的前身，但“学部委员”与院士的 区别是很大的。
1955年，中国科学院筹备学部时，之所以称学部委员而不是院士， 就是因为考虑到院士的称号是很神圣的，必须具有很高的学术水平，而我国科技 水平还比较落后，学科发展参差不齐，如果为了需要在各个学科领域都搞出一批 院士来，不仅难以服众，在国际上影响也不好，因此决定稍缓进行院士的选聘。
同时，学部委员不只是一种荣誉称号，更重要的是需要他们承担中国科学院乃至 全国科学技术的学术领导工作。
因此，一批在学术界关键岗位上的党员领导干部， 也被聘为学部委员。
学部委员的资格，在学术之外，也就增加了一条政治标准。
学部委员的聘任，要报经国务院批准。
凡此都加强了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对学 术界的统一领导。
学部委员的这种职责，也就决定了其数额将大大多于前中央研究院院士的名 额。
中央研究院首批院士81人，除去人文科学组的28人，科技专家只有53人。
1955年，学部成立时，第一批学部委员为233人，不计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61 人，属于科学技术方面的委员为172人，两年后增聘18人，达到了190人。
首批学 部委员的人数是前中研院院士的3.6倍。
这个数量上的急剧增长，并不代表七八 年间中国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而是出于当时国家发展科学技术事业的迫切需要， 反映了新生的人民共和国对于科技事业的极大重视。
学部委员制是为快速发展中 国科学技术事业而采取的举措，如果依循旧体制，显然难以适应大规模社会主义 建设的新形势。
这一批学部委员，在我国科学技术的各个领域，大都发挥了非常 重要的作用，可以说他们是现代中国科技事业的奠基人。
按照《中国科学院学部暂行组织规程》（1955年6月28日）[4]，学部是分工 进行学术领导的重要机构，分设物理学数学化学部、生物学地学部、技术科学部 和哲学社会科学部，共四个学部[5]。
各学部的主要任务，不但要“了解与本学 部有关的各门科学技术的全面情况和发展趋势，研究并解决开展科学研究工作上 的各项学术问题”，指导所属研究机构制订“年度计划、五年计划和远景计划” 以及学科发展计划等，还要负责检查和评价所属研究所的研究成果、人才培养等 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
各学部的经常性工作由学部常务委员会领导，常委会设 主任1人，副主任1-4人，常务委员2-5人，学术秘书（非学部委员）1人。
各学部 另设办公室，由学术秘书领导。
学部设立后，组织召开了许多全国性的学术会议， 参与主持了第一次中国科学院奖金的评选，特别是在制订我国12年科学技术发展 远景规划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然而有意味的是，中国科学院学部和学部委员在学术方面的领导作用是很有 限的。
正如樊洪业先生指出：“中国科学院学部虽然名义上说是对院属各研究所 实行对口的学术领导，但学部常委只是在头两年有些‘议事’，未久即形同虚设。
各‘学部’的办公室也迅速蜕变为院机关中的业务行政部门。
”[樊洪业，2005] 因此，对于多数学部委员来说，“学部委员”这一称号主要是荣誉性的。
由1957 年增聘的学部委员就是以学术成就为资格标准一事也可概见。
学部委员转变为一种荣誉称号，并非学部和学部委员制度的设计者的初衷， 然而有其必然性。
在中国科学院的领导体制中，科学院党组、正副秘书长和学术 秘书处（1956年7月撤销）、计划局等有关领导机构，具有更大的权威，在许多 具体环节，学部委员的学术领导权很难落实。
比如，华罗庚虽然担任数理学部副 主任和数学所所长，但有时对所务和学术的领导权还不如一些党员；一些学部常 委还不如学部秘书重要。
归根结蒂，就是党和知识分子之间还存在隔阂，前者对 后者不很信任。
因此，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体制之下，学部委员的学术领导作用受 到了限制。
尤其在反右和大跃进之后，知识分子政策趋于极端，经过批判资产阶 级科学路线和“拔白旗、插红旗”等运动，11位被打成右派的科技专家被剥夺了 学部委员的称号[6]，更多的学部委员受到冲击，被当作批判对象。
在这种形势 下，学部委员的荣誉性都丧失了，更不用说起到什么学术领导作用了。
“文化大 革命”开始不久，学部“被作为所谓的修正主义科研路线的产物，专家路线的产 物，被彻底砸烂了，许多学部委员被作为‘反动学术权威’批斗”[7]，不少人 惨遭迫/害/致/死，学部委员的称号也是名存实亡了。
三、学部的恢复和1980年的学部委员增选 “文革”结束后，科学技术的现代化被提到了“四个现代化”事业的重要位 置。
在全国科学大会召开之后的第二年，1979年1月，经中共中央同意，学部恢 复活动，学部的原有职权也很快得到恢复[8]。
此时，原有的科学技术方面的学 部委员已从172人减员为117人，平均年龄达73岁。
因此，增补学部委员，以充实 和健全学部机构成为当务之急。
1979年5月，国务院批准了中国科学院关于增补 学部委员的报告，增选工作随即展开。
中国科学院最初计划通过增选使学部委员总人数达到300人左右，也就是说 最初计划新增约185人[9]。
但在实际的操作中，为了充实学部，吸收更多中青年 优秀科学家参与学术领导工作，次年学部委员会议又决定扩大增补名额为330人 [10]（薛攀皋，1999；Cao Cong,2004,pp.64-64）。
按照《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 增补办法》[11]的规定，全体学部委员会议进行无记名投票，得票超过三分之二 者可以当选，但实际上最后是以得票超过半数者当选，结果新增283名，学部委 员总人数达到了400名。
前已述及，学部制度不同于院士制度。
学部委员主要承担中国科学院不同层 次的学术领导工作，而院士主要是一种学术荣誉，一般不必担任学术领导工作。
两者的学术标准也是不一样的。
按照《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增补办法》规定： “中国科学院学部是由我国优秀科学家组成。
凡研究员、教授、国际工程技术人 员、（或有相当水平者）有丰富的专业知识，在科学技术研究工作方面有重要成 就与贡献者，可选为学部委员。
[12]”注意这里对学部委员的要求是“优秀”而 不是“卓越”或“优异”。
在增选学部委员的同时，中国科学院也开始着手建立院士制度。
1980年7月， 中国科学院联合中国社会科学院向国务院递呈送了《关于建立院士制度的请示报 告》和《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院士条例（草案）》。
《条例》规定，院 士是给予我国卓越科学家的最高荣誉，是我国最高的学术荣誉称号，为终身职称。
《请示报告》还明确提出第一批院士的名额为200人（包括社会科学方面的院 士），也就是说还不到计划增选后的学部委员总人数的一半[13]。
由此可见，拟 议中的院士学术标准要比学部委员高出不少。
遗憾的是，由于种种原因，这一计 划被暂时搁置了。
1979-1980年学部委员的增选工作是在拨乱反正，解放思想，调动广大知识 分子积极性的形势下进行的。
学部委员增选名额的扩大和学部职能的恢复和扩充 既是这种新的知识分子政策的体现，也是中国科学院落实和探索学术领导的新机 制，使优秀科学家参与科学院的领导和决策的一种尝试。
这是一次学部委员自主的、民主的选举。
1981年1月，中央中央书记处在讨 论中科院报送《关于呈请审批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增补名单的报告》时认为，要 增加一些有真才实学的中青年科学工作者进入学部委员之列，学部委员的名额也 可以多一些。
但当时科学院领导认为这是学部有史以来首次民主选举产生新的学 部委员，是按照国务院批准的增补办法所规定的程序产生的，再增补只能留待以 后解决。
结果中央书记处最后尊重这一选举结果，没有要求中国科学院对增补名 单进行调整[薛攀皋，1999]。
1981年3月，283人的增选名单被国务院批准。
经过 此次增补，学部委员的平均年龄为降为62.8岁，其中55岁以下的占到总数的14%， 50岁以下学部委员有18人，最小的41岁。
女学部委员从过去的1人增加到15人。
学部委员分属25个部门，代表的专业更加广泛[樊洪业，1999，页263]。
1981年5月，中国科学院召开了第四次学部委员大会，明确学部委员大会是 中国科学院的最高决策机构，选举中国科学院主席团，并由中国科学院主席团在 其成员中推选院长和副院长。
这是中国科学院领导体制上的一次大调整，是体现 学部委员的学术领导权的一种新体制。
在这次大会上，通过了《中国科学院试行 章程》和《中国科学院学部工作简则》。
根据这一章程，学部的职责主要包括： 1．对本学部范围内的院属研究机构实行学术领导和一定的科研管理：审议 各研究机构的方向、任务和科研计划；评议研究所的工作；组织、协调、检查重 要科研项目；组织重要的国内和国际性学术活动；评议或鉴定重要科研成果；评 定研究员和相当于研究员的高级技术人员的职称；对人、财、物的分配方案和使 用情况进行审议、检查和提出建议。
2．团结院内外有关科学家，通过各种学术活动，分析研究国际科学技术发 展趋势，交流研究工作情况，增进相互间的联系和合作；评议应予资助的基础研 究和应用基本研究项目，推动本门学科的发展，促进人才的成长。
3．组织有关的科学家，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重大科学技术问题提出 意见或建议。
4．向学部委员大会或主席团提出年度工作报告。
[14] 《章程》还规定：“各学部由本学部委员会议选举产生学部常务委员十三至 十七人，负责本学部的经常工作。
学部常委委员任期四年，连选可连任一次。
学 部常务委员会推选学部主任一人，副主任若干人。
……由学部主任提名，经中国 科学院院长任命，学部可设不是学部委员的副主任一至二人，协助学部主任进行 业务、行政管理工作。
学部设学术秘书若干人，设置精干的办事机构。
” 按照这一章程，科学院对院部机关进行调整，各学部成为院内重要的学术领 导机构，拥有很重要的职权，因此也要担负相当繁重的工作任务。
以数学物理学 部为例，该部所属研究机构有29个，各类人员12951人，其中科研人员3700人， 工程技术人员4711人，1976年10月至1980年进行的科研课题有1289项[15]。
1981 年5月至1983年，数理学部评议了物理研究所、紫金山天文台等4个科研机构，组 织实施了12项重大科研项目，确定了数学、力学、物理学和天文学等学科的发展 政策，审定了院内有关重点课题，还组织了部分科研攻关项目，审定了一批科学 基金，成立了学位评定委员会，初审了博士培养单位和有关导师的资格，开始编 制1986-2000年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组织召开了50余次学术会议，此外还受国 家科委委托复审了全国自然科学奖的有关项目[16]。
如此繁重的工作，使学部特 别是学部常委不堪重负，不少人几乎成了专职的管理干部。
因此这一制度实施不 久，问题就十分突出，难以为继。
1984年1月，卢嘉锡院长在中国科学院第五次学部委员大会上的工作报告中 指出： 关于学部委员大会的性质和任务，根据第四次学部委员大会通过的《中国科 学院试行章程》的规定，学部委员大会是中国科学院的最高决策机构，中国科学 院主席团是学部委员大会闭会期间的决策机构。
但不少担任学部常委工作的学部 委员多次恳切地提出，希望减轻他们在科学院的行政事务的负担，更好地发挥他 们的学术专长，多为国家的科技决策提供咨询意见。
同时，在实际工作中也发现， 学部委员和主席团的成员大多数来自院外，要他们对科学院的业务管理工作进行 决策，特别是象干部任免、经费分配等问题，都要提交主席团会议讨论决定，也 确有困难。
[17] 对于这些问题，国务院科技领导小组办公室组织的调查组和中国科学院党组 经过调查研究之后，向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建议：“明确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大会 及中国科学院主席团不再是科学院的决策机构，学部委员则仍然是国家在科学技 术方面的最高荣誉称号。
学部委员大会的主要任务是进行学术评议和咨询。
中国 科学院主席团的职能是，通过学部委员大会与其他形式，组织学部委员讨论研究 国家的科学技术发展和现代化建设中的科学技术问题，积极参与这些问题的制定 和咨询，并对科学院的重大学术问题进行评议和指导。
中国科学院实行院长负责 制，院长人选由国务院总理提名，报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或人大常委会任免” [18]。
这一建议很快得到批准。
从此，中国科学院的领导体制改为院长负责制， 学部委员大会成为国家在科学技术方面的最高咨询机构，而学部委员则是国家在 科学技术方面的最高荣誉称号。
虽然这一转变主要是从理顺科学院的领导体制着 眼的[19]，但从后来看，这也是由学部委员过渡到院士制的一个重要举措。
尽管 要等到1993年学部委员才改称院士，但从此，学部委员与通行的院士制度在本质 上并没有差别，只是称呼不同而已。
上一世纪80年代初中期，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确定了我国的科学技术发展的新 的指导方针，这就是“经济建设要依靠科学技术，科技工作要面向经济建设”。
1983年，中共中央书记处明确提出，“中国科学院的方针应当是：大力加强应用 研究，积极而有选择地参加发展工作，继续重视基础研究。
”[20]在这种形势下， 中国科学院何去何从都成了问题。
1987年初，中国科学院提出了“把主要力量动 员和组织到为国民经济建设服务的主战场，同时保留一支精干力量从事基础研究 和高技术跟踪”这一新的办院方针，以适应国家和社会的需求。
由于通货膨胀， 科学事业费增长停滞，科学研究工作面临十分困难的形势，科学家的收入相对减 少，普遍出现了“脑体倒挂”现象。
据北京市统计局1988年调查，30年工龄以上 的老知识分子，收入都低于同工龄的体力劳动者[李强，1996]。
社会上普遍流传： “搞导弹的不如卖鸡蛋的，拿手术刀的不如拿剃头刀的”。
有的高龄学部委员甚 至不得不申请困难补助。
这样一来，学部委员这一“最高荣誉称号”的价值也大 大贬值了。
以上种种，都是学部委员在1980年增选之后又中断了10年的原因[葛 能全，2002，页340；Cao Cong, 2004,p.66-67]。
四、 从学部委员到院士制 到1990年，学部委员的老龄化问题甚至比1980年增选时更为严重，322名学 部委员的平均年龄已超过75岁。
为此，曾经参与组织1980年学部委员增选工作的 钱三强先生于1990年5月给国务院总理李鹏写信建议增选学部委员[葛能全，2003， 515-516页]。
经李鹏总理同意，同年6月，中国科学院和国家科委向国务院报送 了“关于增选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的请示”和“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增选办法”。
“请示”建议新增学部委员约200人，在增选过程中，要坚持标准，决不凑数。
为了保证符合条件的优秀中青年科学技术专家进入学部委员的行列，“增选办法” 规定，在各学部的正式候选人名单中，年龄在60岁以下的应不少于三分之一。
国 务院在批准这一报告和“增选办法”的同时，还批准今后增选每两年举行一次， 逐步制度化、规范化，计划到2000年，学部委员总人数不少过750人[21]。
关于学部委员的标准和资格，“增选办法”提出：“中国科学院学部由我国 优秀科学家组成。
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是国家在科学技术方面的最高学术称号， 具有崇高的荣誉和学术上的权威性。
在某一科学技术领域做出系统的、创造性的 科学成就和重大贡献，具有突出的科学技术水平的研究员、教授或相当于研究员、 教授职称的高级科技专家，可增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
[22]”办法还确定， 增选工作分为推荐、初选、评审和选举共四个步骤进行，并制定了有关程序和规 则，选举结果报国务院批准生效。
此次增选历时一年有余。
经过300余位学部委 员和43个政府部委、26个省市自治区，共169个研究单位、181所高等院校以及近 100个一级学会的推荐和初选，共产生有效候选人1079名。
最后投票选举出210位 新学部委员[樊洪业，1999，页339]，其中数理学部38人，化学部35人，生物学 部34人，地学部35人，技术科学部68人。
1991年12月26日，增选名单获国务院正 式批准，不久正式公布。
1990年的学部委员增选是我国院士制度建立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此 后，学部委员的增选实现了制度化和规范化，确定了两年一度进行增选。
1992年， 学部大会制定了《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章程》，就学部委员的称号、选举程序、 外籍学部委员的选举程序、学部的职能和任务、学部委员大会、常设领导机构等 作了规定。
章程再一次明确每两年一度进行学部委员增选，并规定每次增选总名 额不超过六十名。
各学部的增选名额，由主席团讨论确定。
至此，由学部委员转 为院士已呼之欲出，只剩下名称的变更而已。
关于如何建立院士制度，如前所述，早在1980年中国科学院即已提出了明确 的设想。
1984年12月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决定，拟在中国建立院士制度，将中国 科学院学部委员称号改为院士。
中国科学院学部主席团执行主席严济慈、吴仲华、 卢嘉锡、武衡、钱学森随即于1985年1月表示拥护并提出一些建议[樊洪业，1999， 页360]。
前已述及，1980年增选学部委员时，学部委员的学术资格要求要低于拟 议中的院士资格，当时设想第一批院士（包括社会科学）仅为200人，不及学部 委员人数的一半。
因此，在学部委员转为院士制度时，是否将现有学部委员一律 转为院士，存在较大争议，也设想了一些办法。
直到1994年初，中共中央和国务 院作出决定，将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改称中国科学院院士。
从学部委员到院士制 度的转变才告完成。
应当指出，这一做法虽然避免了许多矛盾，也减少了不少事务性的工作，但 将学部委员一律转为院士，也就决定了我国院士的规模较大，增选数额也较多， 势必降低院士的学术资格标准。
少数院士的学术表现以及院士增选中的种种问题 与院士称号的崇高荣誉很不相符。
这些问题，近年来随着全社会对科学技术日益 重视，甚至有日益突出的趋势。
五、院士规模的扩张与院士制的变异 学部委员经1991年增选之后，总人数创纪录地达到了528人。
此后，中国科 学院院士经过5次增选，每次增选人数都接近60人之谱，至2003年底，中国科学 院院士人数达到688人。
1994年6月，在中国科学院举行第七次院士大会的同时，中国工程院宣告成 立，中国工程院院士成为我国在工程技术科学领域的最高荣誉称号。
1994年，中 国工程院第一批96名院士名单公布，其中30人已是中国科学院的院士(即所谓 “双院士”)，余为新选院士。
次年，中国工程院增选216名院士，院士人数猛增 至309人。
1997，中国工程院增选116名新院士；1999年，再次增选113人；2001 年，又增81名院士；2003年，再次增选58名。
至此，工程院院士达到了663人。
也就是说，在短短的十年之内，中国工程院院士达到了与中国科学院院士相当的 规模。
从1991年到2003年的十余年间，我国院士的总数达到了1300余人，是1980年 增选后的3倍多，大大超越了从1955年到1980年的增长规模。
与此同时，随着全 社会对于科技和教育的重视，院士的身价不断上涨，院士成为各界追捧的明星。
与此相伴的是院士的官本位化现象。
校长、院长和所长等教育和学术机关的领导 乃至政府部门的官员，成了竞争院士头衔的热门人物，频频当选。
院士学术资格 贬值，与不断增长的院士身价，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现行院士制度的问题日渐显 露。
院士不再仅仅是一种学术荣誉称号，而逐渐偏离了其本身的意义。
这种现象， 或许可称之为“院士制的变异”。
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院士拥有一定的特殊权利。
如医疗上享受副部级待遇，这本是体现党 和国家对高级知识分子的照顾，不足为奇的。
但在一些院士较少的省市，不但医 疗上，在其他方面院士也享受副部级副省级待遇。
院士俨然成为一种新的独特的 特权阶层。
至于院士在升迁、工作安排、申请经费、评奖、社会荣誉等方面享有 的参考资料：
关于人文科学试验班
(清华大学)人文科学实验班清华大学人文科学实验班的目标是培养和造就具有宽厚扎实的人文学科知识、较强的外语能力、能够运用所学知识从事人文学科的基础研究、跨文化、跨学科研究以及国际文化交流、新闻出版等相关专业工作的复合型、创新型人才。
本实验班的培养理念是：注重经典研读，关注学术前沿和社会现实，注意学科的综合交叉，强调人文精神传递和科学精神的培育。
本实验班的办学模式：借鉴世界著名大学人文学科的办学经验，突破以往学科划分过窄过细的局限，采取大文科、宽口径的新型培养模式。
学生入学后第一至三个学期，实行不分专业的通识教育，通过经典研读、名家系列讲座等课程以及系统的英语学习，培养解读中外经典著作的能力，打好专业学习基础。
自第四学期开始，分别开设中国语言文学、历史学、哲学等专业课程，实施双向选择，学生可根据自己的兴趣和愿望，经过必要的考核，选择主修专业方向，同时选择副修专业以及相关的专业课程。
人文实验班为学生的专业课程选择与个性发展提供了充分广阔的空间。
本实验班由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管理，由学院的中文、历史、哲学三系联合培养。
中文系创建于 1926年，先后在中文系执教的有陈寅恪、闻一多、朱自清、刘文典、俞平伯、浦江清、王力、杨树达、陈梦家、张清常、沈从文、王瑶等著名学者。
朱自清先生主持系务长达十六年之久，实行“古今贯通、中外融汇”的教学方针。
在研究方面，强调兼取“京派”与“海派”之长，既重视微观的谨严又具有宏观上的开阔，具有全国性影响。
1952年院系调整，中文系中断。
1985年中文系复建，继承并发展会通式教育传统。
本科教育方面先后开设了以下专业：1.汉语言文学本科专业（兼收外国留学生），实行“以文为主，文理结合”式教育；2.中外文化综合班，以培养从事中外文化交流和比较文化研究人才为目标，实施中英双语教学和中外文化综合培养；3.编辑学第二学士学位班，培养文理结合的复合型人才，该专业曾获北京市教改一等奖。
从2005年起改为人文实验班，由人文学院统一招生，从第四学期开始选择专业，部分同学进入中文系学习。
中文系现有硕士授予权的学科为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文艺学、语言学和应用语言学（含计算语言学）、汉语言文字学，其中中国现当代文学具有博士学位授予权。
计算语言学方向实行文理结合，已有十余届学生获硕士学位，系内设有计算语言学研究室。
中文系现有教授14人，副教授 8人，讲师2人，工程师 1人。
每学期开设各类课程70余门。
在研国家社科基金项目6项，教育部优秀青年教师资助计划 2项，国家重点实验室基金1项，海外研究基金1项。
本系教师获国家或教育部奖多项。
近 5年来计算语言学教师在国外发表或录用的SCI英文论文16篇，EI 论文30多篇。
中文系现任系主任刘石教授，副系主任张美兰教授、刘颖副教授。
[此帖子已经被作者于2022-12-29 13:48:29编辑过] 2022-12-29 13:42:04 tc2003 等级：版主文章：418积分：516注册：2022-07-06 21:17:24状态：离线 第 3 楼 -------------------------------------------------------------------------------- 历史学是清华大学历史最悠久、成就最辉煌的学科之一，1911年建校初期就开设有中国史、西洋史等课程，1926年正式成立历史系，著名学者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陆懋德、蒋廷黻、刘崇鋐、雷海宗、张荫麟、吴晗、邵循正、王信忠、孙毓棠、周一良、丁则良、王永兴等都先后在历史系执教，并形成了中西交融、古今贯通的学术传统，培养了一批又一批高水平的史学人才。
1952年院系调整，历史系并入北京大学等校，其后三十多年，历史系在清华不复存在，但中国近现代史的教学与研究并没有中断。
同时中国科技史、建筑史等学科在清华得到大力发展。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清华大学逐渐恢复包括历史学科在内的人文学科。
1985年成立思想文化研究所，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思想文化史的研究。
1993年，清华历史系恢复建制。
2001年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并入清华，原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具有重要影响的艺术史学科也成为清华史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003年，历史系与思想文化研究所合并，成立新的历史系，对原有力量进行了整合。
目前，清华历史学科依托清华大学良好的学术环境，形成了以历史系为中心，多学科密切合作，名家汇集，梯队合理，优势集中，特色明显，学术新生长点多，图书资料积累量大，国际化的学术格局。
清华历史学科的核心机构是历史系，下设有中国古代史、中国近现代史、世界史、思想文化史等教研室，以及简帛与出土文献研究中心、经学研究中心、中国经济史研究中心、中国近代文化与现代化研究中心、国际汉学研究所、东北亚研究中心、旅游文化与文化遗产研究中心等专门研究机构。
可以招收历史学各相关领域的博士生、硕士生、本科生（包括外国留学生）。
历史系拥有雄厚的师资队伍。
现有专任教授、副教授各15人，讲师4人，另有兼职教授4人。
专任教授中有欧亚科学院院士1人，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历史学学科评议组长1人，教育部古籍整理委员会委员1人，历史教学委员会委员1人，国家级学会会长、副会长等4人。
历史系现任系主任张国刚教授，副主任董士伟副教授、王奇副教授、彭刚副教授，系党支部书记张勇副教授。
2022-12-29 13:44:23 tc2003 等级：版主文章：418积分：516注册：2022-07-06 21:17:24状态：离线 第 4 楼 -------------------------------------------------------------------------------- 哲学系始建于1926年，是中国大学最早建立的哲学系之一，由著名哲学家金岳霖、冯友兰等人创建，被视为20世纪前期“清华学派”的主干之一。
在本系任教的著名学者有金岳霖、冯友兰、张申府、邓以蛰、沈有鼎、林宰平、贺麟、潘怀素、张岱年、任华、周辅成等人。
1952 年院校调整以后，清华大学撤销了文科，哲学系教师并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
在清华大学建设综合性、研究型、开放式大学的新的进程中，清华大学哲学系于 2000 年 5 月正式复建。
与校内原有哲学研究机构密切配合，哲学系在“十五”期间，承担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哲学、外国哲学、伦理学、逻辑学、宗教学、 美学等专业的发展，建成博士点一个( 伦理学 )、硕士点五个(马哲、中哲、外哲、伦理、逻辑)；与科技所合建博士后流动站一个；2003年开始正式招收哲学专业本科生；在2003年的全国学科评估中，伦理学专业排位第三；在2004年“985二期”国家重大创新基地的申报中，同中文、历史和外语系一起成功申报“中华文明与文化研究国家创新基地”重大项目；在2005 年全国第十批增列学位授权审核工作期间，申报哲学一级学科博士点， 在校外通讯评议、校外专家评审、校学位委员会评定中顺利通过，获得哲学一级学科博士点授予权 。
哲学系复建之初即组织实施“ 三一学术工程 ”（“清华哲学研究系列”、“清华哲学教材系列”、“清华哲学翻译系列”、《清华哲学年鉴》），并集中力量在应用伦理学、西方古典哲学等方面寻求优先突破，取得明显成效。
迄今为止，本学科共承担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2项（其中重点项目2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3项，市部级项目14项，校级项目12 项，院级项目18项，总经费近400万元人民币。
经过多年来的人才引进和校内调整，哲学系现有教师20人(含外藉教师 1人)，其中教授12人(9人为博士生导师)，副教授6人，讲师2人，70% 的教师具有博士学位； 分布在伦理学、外哲、中哲、马哲、逻辑、宗教学、美学等各个领域。
“985二期”建设期间，哲学系将继续承担哲学一级学科建设的主要工作。
哲学系的教师年富力强，处于教学科研的最优工作期； 学术队伍团结而富有朝气，年龄结构和知识结构较为合理， 知识背景和学术层次较高(大多数教师都有国外访学、讲学经验；有国际知名大学博士学位)； 科研项目层次高、数量多(人均居全国高校哲学系之首)， 科研成果多、质量好、有具有海内外学术影响的标志性成果；课程设置科学合理，人才培养呈现良好发展态势。
古老而又年轻的哲学系正以崭新的姿态行进在新世纪中国与世界哲学发展的大道上，将以开放而又热情的态度欢迎一切有志于哲学的新生力量加入
哲学系现任系主任万俊人教授，副主任肖鹰教授、韩立新副教授。
社会学系始建于1926年，作为中国第一个社会学教学和研究机构，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曾对中国社会学的发展产生过重要影响并造就了一批著名的社会学家。
1999年恢复重建的社会学系重视教学科研队伍的建设，目前系师资的特点是每位教师都有突出的学术成果，都是本学科领域的学科带头人，多数人在中国社会学研究中已有较大的建树，在国内外学术界有一定的影响。
目前全系有博士生导师6人，硕士生导师8人，全系有教授7人，副教授4人。
上述教师中包括教育部第一批跨世纪人才（社会学专业），国家级科研奖的多次获得者，也包括从国外留学回国的及在国际上有培养博士经验的优秀人才。
此外，社会学系还延聘了一批国内外名校社会学系著名教授担任兼职教学工作。
目前社会学系的发展方向是：在巩固“社会学理论与方法”和“应用社会学”的基础上，着重发展“城市社会学”、“医学社会学”和“转型社会学”三个方向。
社会学系目前招收：社会学专业博士研究生和硕士研究生，并招收城市社会学方向（城市规划专业）博士研究生和博士后研究人员。
本科生培养采取清华大学新的培养模式，即本科生一、二年级不分专业，通识教育，三年级起进入专业教育方式。
社会学系主办的学术刊物为《清华社会学评论》，此刊物主要刊登国内外华人社会学者的高水平学术论文。
社会学系管理的研究机构：“清华大学老年研究中心”、“人类学研究所”、“中国乡村研究所”。
社会学系现任系主任李强教授，副系主任沈原副教授、王天夫副教授。
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成立于1997年，是一个科研与教学并重的学术机构。
现任教师都具有博士学位和在国外知名大学学习和进修的经历，不仅有丰富的教学和科研经验，而且学术骨干均有在政府职能部门的政策研究机构多年工作经验。
国际所主要研究领域以问题划分为国际安全战略、国际军控与裁军、经济外交、中国对外政策、国际政治思潮、国际关系理论，区域研究集中于东亚、北美和欧洲。
国际所的研究强调研究方法的科学性和研究内容的专业性，其学术研究成果具有较强的理论性，政策研究成果具有较强的可行性，评论性文章则具有较强的社会影响力。
国际所长期承担国家级和省部级科研项目，部分研究成果曾获得国家级奖励或被政府职能部门采用。
目前，国际所招收本科、硕士和博士学生。
博士生教育重在培养学术研究能力，硕士生教育侧重专业应用能力，本科生教育突出基本素质和综合能力，毕业生的就业方向为大专院校和国家重点研究机构、政府职能部门、新闻机构及相关经济单位等与外事相关的工作。
国际所主办《国际政治科学》。
此外，还与《环球时报》、《环球》杂志、《经济》（月刊）、 人民网合办多种专栏。
国际所与国内外学术及外事机构建立有工作交流关系，目前聘请多位国家有关部委的主要负责人为兼职教授。
国际所还与英国剑桥大学合办刊物，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伊里诺依大学、德克萨斯大学、法国巴黎政治学院、德国海德堡大学等有教师讲学和学生交流项目。
国际所现任所长阎学通教授，副所长刘江永教授、李彬教授。
经济学研究所成立于1993年12月（前身为清华大学社会科学系政治经济学教研室），主要从事理论经济学教学与研究，同时承担部分马克思主义理论课教学工作。
现有理论经济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与经济管理学院共享）和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
经济学研究所现有在职教师14名，其中教授6人，副教授6人，讲师2人；教授和副教授中博士生导师 2 人，硕士生导师 12人。
全体教师中50% 拥有博士学位。
另外，经济学研究所聘有双聘教授1名、兼职教授1名。
经济学研究所的主要的研究方向有：马克思经济学，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比较，转型经济理论与实践，现代化进程中的制度变迁，中国经济史，当代资本主义经济，中俄经济体制比较，邓小平经济思想，世界经济等。
主要开设的课程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邓小平理论概论；经济学原理；中级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中级政治经济学；《资本论》研究；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比较；转型经济专题研究；中国近代经济史专题；制度经济学；国际政治经济学；中国社会经济史专题；经济史研究基础与理论前沿；现代化研究中外经济关系史；比较经济制度；西方经济思想史；博弈论，等等 建所以来，已招收博士生9 届、硕士生15 届、本科生1届，共培养博士生7名，硕士生46名，同时培养了87名在职申请硕士学位人员；共出版学术专著12 部，教材 9 部，发表论文200余篇。
2000年以来获省部级以上奖励6项。
截至2022年1月由本所教师主持完成及在研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项，省部级以上项目10项。
经济学研究所还设有“中俄转型经济比较中心”，与俄罗斯科学院经济学所、圣彼德堡财经大学有长期的学术交流并互派留学生。
同时与美、日、法、英等国以及香港浸会大学的学者围绕中国转型经济与制度变迁、亚洲经济现代化、经济全球化、人口与经济长期发展等问题进行多次学术交流。
现任所长李强教授（兼），副所长蔡继明教授，党支部书记邝梅副教授。
人文科学实验班人文科学试验班(文学与史学) A Polit Class in Humanities 专业简介 着眼于当代社会发展对人才质量和人才规格的需求，按照新的培养模式和培养方案，造就基础好、能力强、素质高的一流本科生，为他们未来在完成整个高等教育后成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优秀人才奠定坚实的基础。
实验班贯彻“加强基础、淡化专业、因材施教、分流培养”的方针，充分利用吉林大学雄厚的文理学科优势和良好的教学资源，探索本科阶段低年级通识和基础教育、高年级宽口径专业教育相结合的培养模式，突出基础、能力、素质的全面发展，为研究生教育输送高素质、创新型生源，并为社会提供适应能力强的本科毕业生。
办学模式 1、实行学分制和弹性学制 实验班实行学分制和灵活的弹性学制。
在实验班特有的教学计划框架内由导师指导学生进行自由选课。
学生完成公共基础课、通选课及相关专业课的学习、修满规定的学分后，即可毕业，并获得所学专业的学士学位证书。
其学习年限可在三至六年内灵活掌握。
2、单独制订培养方案和教学计划 实验班的培养方案有别于一般的本科专业。
其中公共基础课和学科基础课根据实验班的需要而设置。
实验班的学生低年级通识和基础教育内容主要为：全校公共课：英语、政治、体育、计算机和公共选修课；公共基础课：高等数学、人文及社会科学方面的课程。
高年级宽口径专业教育内容为：学生在有关院系选课，进行专业学习，修学各专业教学计划规定的专业必修课和任意选修课。
3、实行全程导师制 实验班实行导师制。
学生在学习期间可以得到来自文科各学院资深教授组成的学生学习指导委员会的全程指导。
每位导师对指导对象进行选课、选专业、学习内容及方法、思想品德等方面的指导。
4、在一定范围内选择专业 为了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实验班学生可在一定范围内选择专业。
学生进校时只分类，不分专业。
低年级主要进行通识教育，在他们对吉林大学的学科状况、专业设置、培养目标等有了进一步了解后，可以根据自己的志趣于第二学期末提出专业选择意向（可跨类，人文科学实验班暂在文学院范围），一般在第四学期末最后确定专业。
但每个学生修读专业的最后确定还必须考虑相关专业教育资源及学生本人的综合条件。
5、双学位 人文科学实验班实行文学和史学双学位制，学生毕业时在授予主修专业学科学士学位的基础上，同时获得由学校颁发的第二学科学士学位。
6、本硕贯通培养 实验班培养计划实行本硕贯通，直读硕士研究生的比例应大于一般的本科专业。
7、实行单独招生和管理 实验班单独招生、单独全程管理。
考生填报志愿时只填写：人文科学实验班。
人文科学实验班由文学院负责管理。
基本要求 1、学生进校后先按大类学习规定的课程。
然后在教师的指导下，根据自己的意愿选择主修专业并实行导师制和个性化培养； 2、学生有足够的时间、空间选修或辅修其它专业的课程，学院鼓励学生跨学科选课，学科交叉，也可提前修习研究生课程； 3、学生在课堂学习的基础上，要广泛参与课堂外的学术活动、课题研究或参加社会实践，开发学生潜力和培养综合能力； 4、强化学生的外语和计算机能力； 5、学生有充分的可自由支配的时间，可在需要时约见教授共同讨论； 6、学生的口头和书面表达能力要得到充分培养。
老科学家都有谁全部
“老科学家”很难确定。
下面是中科院1955年中国科学院院士（那时称学部委员）1955年中国科学院院士名单（共172人）数学物理学部（30人）马大猷，王竹溪，王淦昌，王湘浩，叶企孙，华罗庚，江泽涵，许宝，严济慈，苏步青，李国平，吴有训，余瑞璜，张钰哲，陆学善，陈建功，周同庆，周培源，赵忠尧，胡宁，柯召，段学复，饶毓泰，施汝为，钱三强，钱伟长，钱临照，黄昆，彭桓武，葛庭燧化学部（22人）卢嘉锡，庄长恭，纪育沣，李方训，杨石先，吴学周，汪猷，张大煜，张青莲，赵承嘏，柳大纲，侯祥麟，恽子强，袁翰青，钱志道，唐敖庆，黄子卿，黄呜龙，梁树权，傅鹰，曾昭抡，虞宏正生物学部（60人）丁颖，马文昭，王应睐，王家楫，贝时璋，邓叔群，叶桔泉，冯泽芳，冯德培，朱洗，伍献文，刘承钊，刘崇乐，汤佩松，李庆逵，李连捷，李继侗，杨惟义，肖龙友，吴英恺，吴征镒，沈其震，张孝骞，张景钺，张锡钧，张肇骞，陈桢，陈凤桐，陈文贵，陈世骧，陈焕镛，林熔，林巧稚，罗宗洛，秉志，金善宝，周泽昭，郑万钧，承淡安，赵洪璋，胡经甫，钟惠澜，侯光炯，俞大绂，秦仁昌，钱崇澍，殷宏章，涂治，诸福棠，黄家驷，盛彤笙，梁希，梁伯强，童第周，蔡翘，蔡邦华，潘菽，戴芳澜，戴松恩，魏曦地学部（24人）尹赞勋，田奇，乐森，许杰，孙云铸，李四光，杨钟健，何作霖，张文佑，武衡，竺可桢，孟宪民，赵九章，侯德封，俞建章，夏坚白，顾功叙，涂长望，黄汲清，黄秉维，斯行健，程裕淇，谢家荣，裴文中技术科学部（36人）王大珩，王之玺，石志仁，叶渚沛，朱物华，刘仙洲，刘敦桢，孙德和，严恺，李强，李薰，李文采，李国豪，杨廷宝，吴学蔺，汪胡桢，张维，张光斗，张德庆，邵象华，茅以升，周仁，周志宏，孟昭英，赵飞克，候德榜，钱令希，陶亨咸，黄文熙，章名涛，梁思成，程孝刚，靳树梁，雷天觉，褚应璜，蔡方荫
为什么北京工业大学考研率那么低
单，因为北京工业大学是北京市属的211院拿了北京市政钱，就要招北京市的，北工大的本科生百分之八十以上是北京的考生，他们大多有北京市户口，家庭条件好，路子也比较多，一般毕业在北京就可以找到比较可以的工作。
换句话说，这些人不用考研就有好工作。
而别的学校的本科生外省学生多，情况就没那么乐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