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初见曾国藩时对的对联
二人初次见面倒是有一次谈话，不过没有涉及到对联，有关的情况，解释如下：梁启超对曾国藩的景仰与仿效——节选自畅销书《中国人的智源》梁启超（1873～1929），先生早年求学过程中，受其师康有为的思想启迪颇大，但是戊戌变法后他逃亡日本，以至最后病逝于北京，曾国藩对他起了极具关键性的作用。
换言之，康梁维新失败后亡命海外，分道扬镳之后，《曾国藩家书》成为梁启超日日必读之书，曾国藩在德性修养方面的克己慎独工夫，长随伴梁启超左右，也因此使梁启超在几次重大挫折与情感的激愤中，能很快地恢复平静沉着。
就此而论，曾国藩对梁启超的无形影响，实甚于其师康有为。
光绪二十六年春夏间，梁启超旅居美国檀香山，筹办保皇会勤王事，在三月二十六日致其师康有为信函，提到读《曾国藩家书》之感想与内观自省之愧疚：“弟子日间偶观《曾文正公家书》，猛然自省，觉得不如彼处甚多，觉得近年以来学识虽稍进，而道心则日浅，以此断不足以任大事。
因追省去年十月、十一月间上先生各书，种种愆戾，无地自容，因内观自省，觉妄念秽念，充积方寸，究其极，总自不诚不敬生来。
……”在同年四月二十一日写信给友人叶湘南、麦孺博等，梁启超也提到以曾国藩为自己修养之圭范，并有意矢之终身：“弟日来颇自克万，因偶读曾文正家书，猛然自省，觉得非学道之人，不足以任大事。
自顾数年以来，外学颇进，而去道日远，随处与曾文正比较，觉不如远甚
今之少年，喜谤前辈，觉得自己偌大本领，其实全是虚伪，不适于用，真可大惧。
养心立身之道，断断不可不讲。
去年长者来书，责以不敬诚，切中其病，而弟不惟不自责，乃至不受规，有悻悻之词色。
至今回思，诚以狗彘不如，惭汗无极，其大病又在不能慎独戒欺，不能制气质之累也。
故弟近日以五事自课：一曰克己，二曰诚意，三曰立敬，四曰习劳，五曰有恒，盖此五者，皆与弟性质针对者也，时时刻刻以之自省，行之现已五日，欲矢之终身，未知能否
然习染已深，今力洗之，觉大费力。
甚矣
弟近年之薄穷时名，众皆悦之，自以为是而不知其堕落，乃至如是之甚
近设日记，以曾文正之法，凡身过、口过、意过皆记之……”梁启超先生用以“自课”的“五事”：克己、诚意、立敬、习劳、有恒，都是曾国藩在家书中不厌其烦地教谕兄弟及子侄的修养要点。
光绪三十一年十一月，梁启超完成了《德育鉴》一书，此书内容分为辨术第一、立志第二、知本第三、存养第四、省克第五以及应用第六。
值得注意的是，此书引曾国藩之言颇多，梁启超在书中盛赞曾国藩道：“即曾文正生雍、乾后，举国风习之坏，几达极点，而与罗罗山诸子，独能讲举世不讲之学，出道自任，卒乃排万险冒万难，以成功名，而其泽至今未斩，今日数甚踸踔敦笃之士，必首屈指三湘，则曾、罗诸先辈之感化力，安可诬也
由是言之，则曾文正所谓转移习俗而陶铸一世之人者，必非不可至之业，虽当举世混乱之极点，而其效未始不可观，抑正惟举世混乱之极，而志士之立于此漩涡中者，其卓立而湔拔之，乃益不可已也。
”这番话中，对曾国藩忻慕景仰之心，溢于言表
到了宣统年间，梁启超效法曾国藩修养锻炼之法，由许多书信中，即已见端倪。
如在宣统元年七月二十四日致其弟梁启动的信中，提及他取法曾国藩每日练字，书法进步神速，以致于其弟竞无法辨识其笔迹，以为请人捉刀，说：“来自有‘孟哥代笔书’一语，可谓奇极，孟哥并不在日本，何从为兄代笔，且兄致弟之书，亦何至倩人耶
兄三月以来，颇效曾文正每日必学书二纸，宜弟之不复能认吾墨迹也。
”宣统二年二月，梁启超致友人徐佛苏先生的信中，则透露出生活在极端困顿之下，犹能心境不受拂逆干扰，常保舒泰平和，实是拜曾国藩的修养锻炼方法之赐：“今每日平均作文五千言内外，殊不以为苦……，文大率以夜间作，其日间一定之功课，则临贴一点钟、读佛经一点钟、读日文书一点半钟、课小女一点钟，此则自去年七月初一至今未歇者也（从是日起每日用日记，逝持以毅力，幸至今未间断），心境常泰，虽屡遇拂逆（弟生平于事虽尽力谋所以应之，然力已尽而无如何者，则惟听之，若以忧伤心，弟断不肯为此愚举），未尝以撄吾胸，精神尤充足，过于前此（湘乡言精神愈用则愈出，此诚名言，弟体验而益信之），吾兄勿为我多虑矣。
……”梁启超先生每日有定课，且能持续以恒，一直维持到晚年，仍然力行不辍。
一位曾听过任公在南京讲学的学生回忆道：“他治学勤恳，连星期天也有一定日课（工作计划），不稍休息。
他精神饱满到令人吃惊的程度——右手写文章，左手却扇不停挥，有时一面在写，一面又在答复同学的问题。
当他写完一张，敲一下床面，让他的助手取到另室，一篇华文，打字机印稿还未打完，第二篇稿又摆在桌面了，无怪梁启超是一个多产作家。
其实还不止此，他每天必得看完‘京沪日报’和一本与《新青年》等齐厚的杂志，还得摘录必要材料。
每天固定要读日文和中文书籍，纵在百忙中也全不偷懒。
”一九一八年五月十日致友人蹇秀常书信提及起居生活的规律，可见晚年任公仍自律不稍松懈，若无光绪年间效法曾文正克己工夫，岂能如此呢
其书曰：“弟顷早起已成新习惯，每日起居规则极严，惟晚饭之酒，亦随而成习，颇自知不可，未自克也，所著书日必成二千言以上，比已然巨帙，公来时可供数日消遣也。
字课则大减矣。
”梁启超晚年，学识与智慧已臻于成熟圆融，在给其孩子们的书信中，谈到做学问的进境，很客观静气地说他一生受到曾文正的助益非浅：“我生平最服膺曾文正两句话‘莫问收获，但问耕耘’，将来成就如何，现在想他则甚，着急他则甚
一面不可骄盈自慢，一面又不可性弱自馁，尽自己能力做去，做到那里是那里，如此则可以无入而不自得，而于社会亦总有多少贡献。
我一生学问得力专在此一点，我盼你们都能。
”“莫问收获，但问耕耘”一语正是曾国藩在家信中对弟弟们的教诲。
一九二七年八月二十九日，梁启超在家书中说：“我国古来先哲教人做学问的方法，最重‘优游涵饮，使自得之’，这句话以我几十年之经验结果，越看越觉得这话亲切有味。
凡做学问总要‘猛火熬’和‘慢火炖’两种工作，循环交互着用去，在慢火炖的时候，才能令所熬的起消化作用，融洽而实有诸己。
”这与曾国藩在致诸弟的信中所谓的“先须用猛火煮，然后用慢火温”，几乎是翻印而来。
由此可见，梁启超先生效法踵武曾国藩非仅是德性修养方面，即以做学问的方法而言，亦是达到亦步亦趋、形神毕肖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