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有哪些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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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建立黄埔军校的目的是什么
瞿秋白，原号雄魄，1899年1月29日出生在常州城一个破落的士绅之家。
自己改名为瞿爽、瞿霜，后由“霜”引申为“秋白”。
他自幼多病，读书却非常用功。
9岁入常州冠英小学，尚未毕业就考入常州府中学堂，喜欢议论时政。
辛亥革命周年纪念日，他在宗祠门上悬挂一只白灯笼，上面书“国丧”两字，表示了对革命结果的失望和不满。
1916年底，瞿秋白到北京考进外交部办的俄文专修馆，学习俄语、英语、法语，研究文学、哲学、佛学，并去北京大学旁听陈独秀等人的课。
“五四”运动爆发后，他担任北京学联评议部负责人，带领俄文专修馆的同学参加了游行示威和火烧赵家楼的行动。
1920年3月，他参加了李大钊倡导成立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接受了社会主义思想。
翌年初，他以特约记者的身份到达莫斯科，取俄文名字“维克多尔·斯特拉霍夫”，译成汉语即“战胜恐惧、克服困难”之意。
当时，他撰写了《饿乡纪程》（后人改为《俄乡纪行》）、《赤都心史》等文，并在北京《晨报》等刊物发表文章，歌颂十月革命。
1921年，他经赴俄的张太雷介绍加入俄共（布）党组织，翌年转为中共党员。
他当时兼任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中国班俄文教习和政治理论课的翻译，此间曾经两次荣幸地觐见革命导师列宁。
1922年11月，瞿秋白作为陈独秀的翻译出席了在彼得格勒举行的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
数月后回国，起草了中共“三大”的纲领草案，并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
随后，他任苏联顾问鲍罗廷的助手和翻译，赴广州参加国民党“一大”宣言的起草，又到上海大学任教。
在党内，他是第一个尝试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研究中国革命的一般性和特殊性的人，也首次把辩证法与唯物论、把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作为整体来宣传。
1927年秋大革命失败时，瞿秋白成为中央临时政治局的主持人，在陈独秀离职、党内处于危急之际确定了展开武装斗争的方针和策略。
翌年，他赴苏出席了莫斯科中共“六大”，会后留任驻共产国际的中共代表团团长。
1930年夏，党内出现李立三的“左”倾盲动错误时，他回国主持纠正。
1931年初，共产国际代表米夫及其支持的王明等人批评瞿秋白采取“调和主义”，将他排挤出中央领导层。
此后他在上海从事文艺工作，1933年进入中央苏区。
1934年秋红军长征时，瞿秋白被留下负责中央分局的宣传工作。
1935年2月，他在突围时被俘，同年6月18日慷慨就义。
■青年时的志向只是做一个报人和学者。
然而革命大潮却一度把他推到党的主要领导者位置上，其间既留下了光辉的业绩，也因时代和自身的局限犯过盲动错误■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书出版后，陈独秀认为过激，瞿秋白却为之撰写序言，并安排出版单行本从外表看，瞿秋白完全像一个文弱书生，并长年患有严重的肺病。
青年时的志向只是做一个报人和学者，然而革命大潮却一度把他推到党的主要领导者位置上。
其间，既留下了光辉的业绩，也因时代和自身的局限犯过盲动错误。
瞿秋白作为一个具有独立思想的知识分子，生长在苦难的中国。
他想借用外来的“天火”燃烧并改变整个社会。
五四时期，他最欣赏俄国无政府主义者克鲁泡特金的名言：一次暴动胜于数千百万册书报。
当十月革命后俄国内战不已时，他却主动奔赴那里。
虽然看到俄乡因饥荒已成“饿乡”，但他认为只有这种革命才是改变贫困和落后的动力。
回国后，他在党内最早成为武装斗争的大声疾呼者，并从他那病躯中吟诵出《国际歌》的强劲旋律。
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书出版后，陈独秀认为过激，瞿秋白却为之撰写序言，并安排出版单行本。
他大声疾呼：“中国革命家都要代表三万万九千万农民说话做事，到战线去奋斗，毛泽东不过开始罢了。
中国的革命者个个都应当读一读毛泽东这本书。
”在大革命失败、共产党人遭到屠杀的时刻，瞿秋白的革命激情更剧烈地迸发出来。
他听到李立三等人关于在南昌暴动的提议后，马上代表中央表示支持。
1927年8月7日，他在汉口秘密主持召开了“八七”会议，决定在湘、鄂、赣、粤等省发动秋收暴动。
随后，国内爆发了一百多次起义，为建立红军和根据地奠定了重要基础。
不过，瞿秋白毕竟是长期从事理论和翻译工作的书生，缺乏基层实际工作的经历，没有能科学地分析各地的形势。
有的城市只有七名党员，他也要他们暴动。
不久，瞿秋白便被批评犯有“左”倾盲动主义的错误。
1928年，中国共产党在莫斯科郊外一个旧庄园中召开了“六大”。
会上，共产国际领导布哈林批评两个知识分子都犯了错误———瞿秋白“左”，张国焘右。
于是，此次会议选举工人出身的向忠发当总书记，但他的领导能力较弱。
历史证明，革命知识分子是最先进的思想文化和生产力的代表，无疑应该担当先进政党的领导之责。
不过知识分子又要同实际工作相结合，否则又容易出现走极端的失误。
■他12次用鲁迅的笔名发表文章，二人相交甚密，互视为知己瞿秋白从青少年起便喜好文艺，1931年离开领导工作岗位后，参加并领导了上海的左翼文化运动，自己也有大量创作、翻译和论著。
他与茅盾、鲁迅、夏衍等著名作家有亲密的友谊。
鲁迅曾赠他一副立轴：“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
两人的杂文堪称“双璧”，瞿文似照妖镜，鲁文像解剖刀。
在国民党当局搜捕下，瞿秋白有12篇杂文用非共产党人的鲁迅为笔名发表。
《鲁迅杂感选集》也由瞿秋白编选并作序。
有几次敌特搜捕时，瞿秋白和夫人还躲到鲁迅家过夜。
瞿秋白早就立志借俄罗斯革命民主主义文学唤醒中国人民，推动中国新文学和革命文学的发展。
他的译作文笔流畅。
鲁迅曾赞许说：“像他那样的，我看中国现在少有。
”得知这位好友牺牲，鲁迅伤悼许久，并在谈到《死魂灵》的翻译时又说：“秋白若不死，译这种书是极相宜的，即此一端，即足判杀者为罪大恶极。
”抗战爆发后，有人向毛泽东讲述了瞿秋白殉难的情形。
毛泽东惋惜地说，如果他不牺牲，现在来领导延安的文艺工作多好。
这一评语，应该是对瞿秋白相知甚深的中肯之言。
■瞿秋白将从法文译来的词和简谱发表在《新青年》上，《国际歌》才在社会上传唱起来■瞿秋白因有病无力奔跑被俘；临刑前唱起了自己翻译的《国际歌》瞿秋白在党内素有才子之称，是第一个把《国际歌》正式译成汉语的人。
1920年，瞿秋白旅俄途经哈尔滨时，在参加俄国人庆祝十月革命三周年大会上首次听到此歌。
1923年春夏之交，瞿秋白把这首歌译成汉语。
此前，虽有耿济之、郑振铎（都是瞿秋白在北京俄文专修馆的同学）以《第三国际党颂歌》之名对此歌做过翻译，却因没有附曲无法传唱。
瞿秋白将从法文译来的词和简谱发表在1923年6月的《新青年》复刊号上，《国际歌》才在社会上传唱起来。
现行的中文《国际歌》歌词由萧三于60年代初再译定稿，但其中“Internationl”（英特纳雄耐尔）一词保持音译不变首创于瞿秋白。
1935年初，中央苏区陷落前夕，分局书记项英派便衣队护送瞿秋白、何叔衡等不便打游击的人向闽西突围，想从那里再化装去上海。
途中遇保安团截击，瞿秋白因有严重肺病无力奔跑被俘。
起初，他自称只是医生，并在监房内寄信给上海的鲁迅，望能设法保释。
正当办理有眉目时，同行被俘者中出现叛徒，供出他的真实身份。
国民党中央随后派人来，声称可不必发表反共声明和自首书，只要答应到南京政府下属机构去担任翻译即可。
对这种貌似保全面子、实则要他放弃政治原则的条件，瞿秋白断然拒绝。
蒋介石见劝降不成，下令处决。
囚禁瞿秋白的国民党师长宋希濂是他在上海大学的学生，为表示一点对老师的尊重，送瞿秋白出监房并置办了酒席。
瞿秋白神色自若，走到一处草坪上坐下，说了一句：“此地就很好”，然后平静地让宋的护兵从脑后开枪。
宋希濂从战犯管理所被特赦后回忆说，瞿秋白临刑前唱起了自己翻译的《国际歌》。
张永权的2006狗年画狗
韩绍功，热播电视剧《中国远征军》的主人公。
由黄志忠饰演，是一位经历了大小各种战役的上校军官，远征军战斗英雄的代表人物。
远征军电视热映 部分史实被误读 部队不是一拨人 败军背后有隐情寻找原型 200师没有韩绍功军队溯源此远征军非彼远征军《中国远征军》片名源自缅甸和滇西与日军作战的中国军队统称，不过如果从当时中国军队的编制情况来看，该片却并不能涵盖所有的参战部队。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美英三国开始把中国派遣远征军入缅作战提上正式议程。
不过，最初各方使用较多的说法为入缅军。
1942年3月12日，中国远征军第一路长官司令部正式成立，“中国远征军”才成为我军的正式番号。
戴安澜将军的第200师，就隶属于远征军的主力，第5军。
孙立人将军的新38师则在第66军麾下。
我军第一次入缅作战失败后，部队分别撤往印度和国内。
撤往印度的部队后来改编为中国驻印军，在注入新的兵员后编成两个军。
驻印军是我军缅北反攻的主力，其中参加过第一次入缅作战的部队只有新38师和新22师，这两支部队在后来的缅北反攻中是我军的绝对主力，席卷缅北，势不可挡。
反攻缅北 其实是“驻印军”电视剧主人公韩绍功所在的第200师在撤回国内后，归入重新组建起来的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部指挥。
重组后的远征军扩充到5个军16个师，是1944年滇西反攻的主力。
不过，200师在滇西反攻中未能重现之前的辉煌，没有参加著名的松山战役。
据《远征军各部编成参战概见表》统计，200师在滇西反攻中主要参加了收复龙陵的战役，损失也不大，截至1944年12月31日，200师共伤亡官兵 3200余人，在各参战部队中并不算多。
因此，从当时中国军队的编制来看，远征军指的是参加了第一次入缅作战或是滇西反攻的部队。
要讲述缅北反攻的故事，用“驻印军”的说法会更准确。
对接原型200师仨团长 哪个都不是韩绍功根据远征军战史记载，入缅参战的200师下辖三个主力团，其中包括第598团团长郑庭笈、第599团团长柳树人、第600团团长刘少锋。
在远征军向国内撤退途中，柳树人率599团担任后卫，途中遭日军伏击，以身殉国。
598团团长郑庭笈当时兼任师步兵指挥官，在师长戴安澜殉国后代任师长，并于1942年6月被任命为师长。
而刘少锋后来也担任了200师副师长。
所以，从履历看，像韩绍功这样在200师、新38师任要职的人是不存在的。
不过，从200师到新38师，正好与中国军队在缅甸作战的重心转移相匹配。
第一次入缅作战中，同古大战与野人山撤退这两大事件，200师都是主角。
第二次入缅作战时，200师的经历比较简单，而新38师却打出了中国军队的威力，无疑是缅甸作战的重心。
所以电视剧为韩绍功设计了这样传奇的履历，更多的是为了全面完整地展示中国军队两次入缅的作战经历。
评价盟友四处逃窜 英军确实“不给力”在电视剧《中国远征军》中，曾有这样的剧情，在重庆的谢孝彰发现，因人性的自私和国家利益原因，英国人实在难以指望，并且我军应早做打算。
但谢的建议却遭到上司、同事的嘲笑。
英国在缅甸战役中的表现，确实令人大跌眼镜。
一方面装备先进的英缅军队被日军撵得到处跑，另一方面又对中国军队入缅抗战百般阻挠，不得已请来中国援军后，又处处为自己打算，不惜牺牲我军以保全自己。
不过，对于英国盟友的不给力，其实中国政府、军队的高层早在入缅作战之前就有领教。
而并非剧中所言那样，谢孝彰曲高和寡。
在1941年12月底与英方的一次会议中，由于英国人坚持要瓜分美国援华抗战物资，谢孝彰的“大老板”、当时的国防部长何应钦甚至和英国人闹得面红耳赤，说出“中国愿将所有在缅甸的租借物资全部退回美国，停止中、英、缅合作”的气话。
蒋介石也下令已经动员起来的第5军和第6军暂时不用入缅。
中国方面对这个盟友的不满，可见一斑。
实际上，由于英方不配合，我军在经历了三次动员后，到开战两个多月以后的1942年2、3月间才得以逐步进入缅甸。
求助中国 其实是想弃缅保印物资还是小问题，英方更担心的是，向中国军队求援会影响英国人在战后继续统治缅甸。
为此，英国在向中国求援的同时，已定好了“弃缅保印”的战略。
请求中国出兵，与其说是为了保卫缅甸，倒不如说是用来掩护英军撤往印度。
所谓旁观者清，在这一点上，日本人把英国人看得很透。
日军编写的《大东亚战争全史》指出，“老奸巨猾之英国，不外以重庆军与英领马来、香港之印度兵，同为一种消耗品尔。
”在第一次入缅作战失利后，远征军参谋团团长林蔚在所写的报告《缅甸作战经过及失败原因》中，痛陈了英方对缅甸作战中给我军造成的不利影响。
林蔚指出，我远征军失利有三大主因，分别是：主力的第5军和第6军入缅动作过慢，以致错失战机；英方毫无全局谋划，无作战方案，而又要求我军逐次用兵，不能集中力量；英方对我军的胡乱指挥。
报告中指出，这三大败因，都跟英国人脱不开关系。
点击日军暴脾气的田中新一是咋没脾气的前后两次缅甸作战中，日军的第18师团是我军的老对手。
这支部队号称“丛林作战之王”，登陆仰光、占领曼德勒，都有这支部队的足迹。
在缅甸全境沦陷后，第18师团负责缅北防务，正好与我驻印军对敌。
第18师团的师团长田中新一算得上是日军中的一位“牛人”。
在来到缅甸之前，田中新一在日军中枢机关的参谋本部担任作战部长。
此人脾气暴躁，动辄与同僚“武斗”，更因征用民船的问题与当时的日本首相兼陆军大臣东条英机大吵一架。
当时田中在气急之下，对着东条大爆粗口，称其“八格牙鲁”，结果第二天就被赶到了缅甸。
而就是这样一位连首相也敢骂的牛人，在胡康河谷战役中被孙立人将军的部队打得落花流水。
孟关之战，第18师团损失万余人，田中新一自己也被我军赶进了野人山，吃足了苦头才逃出来，第18师团司令部的大印也被我军装甲部队缴获。
而这一次，暴躁的田中新一全没了脾气。
据统计，第18师团在缅甸作战4年，先后损失兵员3万多，绝大部分是被我驻印军所消灭。
本版文/记者 杨铮 制图/李铭 周建文全国人大代表裘山山日前在人大会议上建议，搜寻中国远征军抗战烈士遗骸，迎接亡灵回国。
裘山山说，远征军为抗战胜利付出了巨大牺牲国家不应忘记。
今天，本报推出七个版策划，向您展示远征军背后的故事。
喜欢看《中国远征军》的观众往往会有一些疑问，“上校连长”韩绍功是否真有其人
号称日不落的大英帝国怎会在日军面前一触即溃
与远征军对垒的日本军队究竟什么来头
为了还原这些历史，记者近日来到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这座位于南京中山东路的档案馆，曾是南京国民政府的旧址，距离总统府也不过数里之遥，是国内收藏民国时期历史档案最丰富的地方。
在这里，记者查阅了大量有关中国军队入缅作战的珍贵史料，也发现了许多电视剧中略去或者误读的史实。
第一次入缅时中国远征军序列司令长官卫立煌 （杜聿明代理）第5军 杜聿明新22师廖耀湘96师余韶200师戴安澜第6军 甘丽初49师彭璧生93师吕国铨暂编55师陈勉吾第66军 张轸新28师刘伯龙 新29师马维骥 新38师孙立人张轸甘丽初卫立煌杜聿明编辑本段“虚实结合”还原远征军群像前仆后继奔赴远征部队的，多达30万人。
如何将浴血奋战的将士在一部电视剧中集中体现
邱对的做法是“虚实结合”。
总参谋长史迪威、第5军军长杜聿明、第200师师长戴安澜、新编38师师长孙立人，这些在历史上客观存在的将领，邱对如实记录；那些连尸体都无法找到的无名老兵，则以群像的形式，集中在韩绍功、大秦、姚二林、木匠身上。
真实人物孙立人（张丰毅饰）还原程度：★★★★史书记载：仁安羌大捷让孙立人一举成名，也让他赢得英美将领的信任与尊重，但他后来作为“亲美派”而饱受猜疑，最终含冤被禁。
仁安羌大捷功臣之一、团长刘放吾，也跟着自己的长官饱受冤屈。
此后，仁安羌大捷的功劳被人冒领，更是让这段历史混乱不堪。
一直到最近几年，经过重新挖掘研究，这段历史的真相才得以重现。
剧集回放：《中国远征军》中设计了一段杜聿明与孙立人的对话，杜聿明警告孙立人，说去印度会让中国军人受辱，孙立人表示肯定不会让这种情况发生。
电视剧设计了一句经典台词：“尊严是在自己心里，别人拿不走的。
”一句话，不仅让孙立人的性格彰显，也令观众动容。
张丰毅扮演的孙立人，在剧中是仅次于虚构主人公韩绍功的第二号角色。
剧中突出了其在战争中的冷静与果敢，战术上的敏锐与大胆，处理问题时的聪明与自尊。
在仁安羌大捷中，剧集将其重新定位———不再是不顾一切救人的感性将军，而是靠情报和审时度势做出决定的理性人士。
戴安澜（徐永革饰）还原程度：★★★★★史书记载：史料对戴安澜事迹的记载少之又少，其人物个性更是鲜为人知。
戴安澜被称为“黄埔之英，民族之雄”，毕业于黄埔军校第三期，以作战勇敢闻名。
1942年5月16日，戴安澜撤退时在与日军的激战中身负重伤，陷入昏迷。
一天，戴安澜从昏迷中醒来，喃喃说道：“反攻
反攻
”另一说法是，他指着祖国的方向，大喊“祖国万岁”。
从此，一代抗日名将就此陨落，年仅38岁。
剧集回放：剧中，徐永革表现出戴安澜的三个方面：爱兵如子的柔情，用兵如神的智慧，死而后已的忠诚。
这些特点，在第一次入缅战役的悲剧结局衬托下，显得更加悲壮———戴安澜将军牺牲的一段，包括受伤、病重、手指北方充满遗憾地逝去，都成为该剧最大的煽情泪点。
如果说《中国远征军》中，孙立人是新派美式风格的军人代表，那么戴安澜将军就是黄埔军人的代表，电视剧不仅强调了戴安澜忠诚与热血的一面，从他给妻子的遗书和诗歌中也展现了他才华横溢的另一面。
史迪威（Zuborenko Nikolay饰）还原程度：★★★★★史书记载：约瑟夫·沃伦·史迪威上将（1883—1946），美国将领。
1904年毕业于西点军校。
曾在驻菲律宾美军服役，后任西点军校教官，其间于1911年首次来华。
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
1920—1939年间数度来华，历任驻天津美军第十五步兵团营长、驻华使馆武官等职。
因其态度直率措词尖刻而得诨名“醋酸乔”（Vlnegar Joe）。
剧集回放：史迪威在剧中显得温和了很多，那种尖酸刻薄的个性没有太多表现，虽然他在剧中也说出了那段中国将官不可救药的名言，但更多地表现为一个不了解中国军人、不了解中国政治的平庸的外国指挥官的形象。
他过于信任英军，对战情估计不足，和孙立人在军官任用上的冲突，完全从本国利益出发的思考问题方式，在观众眼中近乎反派。
不过，电视剧也表现了他对中国下层士官的爱护和欣赏，他平易近人的性格，对国军士兵不遗余力的赞扬，也有全面的表现。
虚构人物谢孝彰（刘小宁饰）和韩绍功的纯粹相比，刘小宁扮演的谢孝彰代表了军人中迷失本质的一部分人，这是电视剧对国民党军队中阴暗面的暴露，当军人开始计较利益得失，试图剑走偏锋时，他们就偏离了作为军人的正常轨道。
相对于韩绍功，谢孝彰这个人物更加复杂，也更加矛盾，他与韩绍功的对手戏，两种不同理念的撞击构成该剧的看点之一。
刘小宁将这个角色演得细腻可信，性格塑造得非常丰满。
杨文（郝柏杰饰）由一个虚构人物带出大的历史事件，是《中国远征军》的故事特征之一。
杨文是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和秦大岭的东北身份一样，是这部剧试图囊括全国抗日众生相的印记。
他是日军在滇缅之战中卑劣使用毒气的见证人，也是野人山大撤退中女兵几乎全军覆灭的见证人。
秦大岭 （郑昊饰）秦大岭算得上军官和大兵之间的分水岭。
职位不高不低，副连长；一口东北腔，让人想起远征军中的东北军士兵。
大秦作为韩绍功的左膀右臂，是个合格的基层军官，粗鲁仗义，还带点喜剧色彩。
也许是为了突出东北特征，他的东北话显得有些“用力过猛”，但是这个人物却被塑造得非常可爱，让人喜欢。
姚二林（谢孟伟饰）姚二林代表了远征军中一部分从没上过战场，不曾有过军人精神的士兵，他们不是为了信仰而战，也不是为了激情而战，因此在战场上与真正的军人格格不入，甚至险些因为当逃兵而被枪毙。
但在战火中他们一步步成长。
这样的人物让远征军故事显得更加可信，有着浓厚的人情味。
汉语版<<国际歌>>是谁译的?
张自忠 （1891-1940） 汉族，字荩忱，山东临清人，抗日将领。
1911年在天津法政学堂求学时秘密加入同盟会。
1914年投笔从戎。
1917年入冯玉祥部，历任营长、团长、旅长、师长等职。
1930年中原大战后，冯玉祥军事集团被瓦解，张自忠所部被蒋介石收编。
1931年后，张自忠曾任第二十九军第三十八师师长、第五十九军军长、第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兼第五战区右翼兵团司令等职。
1937年，上海、南京相继沦陷后，日本侵略者又把兵锋直指徐州，志在夺取这一战略要地。
1938年3月，日军投入七八万兵力，分两路向徐州东北的台儿庄进发。
待至临沂、滕县时，同中国军队发生了激烈的战斗。
当时守卫临沂的是庞炳勋的第三军团。
由于实力过于悬殊，伤亡惨重，庞部急待援军。
张自忠奉调率第五十九军以一昼夜180里的速度及时赶来增援。
张自忠与庞炳勋原是宿仇，但他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摈弃个人恩怨，率部与庞部协力作战。
敌军在飞机大炮掩护下，配合坦克、装甲车向茶叶山阵地发起进攻。
张自忠以“拼死杀敌”“报祖国于万一”的决心，与敌激战，反复肉搏。
茶叶山下崖头，刘家湖阵地失而复得达三四次，战况极其惨烈。
经过数天鏖战，敌军受到重创，节节败退。
中国军队相继收复蒙阴、莒县，共歼敌4000余人。
不久，日军再派坂本旅团向临沂、三官庙发起攻势，妄图有所突破。
张自忠和庞炳勋部两军奋力拼杀，经彻夜激战，日军受到沉重打击，其向台儿庄前线增援的战略企图被完全粉碎，保证了台儿庄大战的胜利。
1940年5月，日军为了控制长江交通、切断通往重庆运输线，集结30万大军发动枣宜会战。
当时中国军队的第33集团军只有两个团驻守襄河西岸。
张自忠作为集团军总司令，本来可以不必亲自率领部队出击作战，但他不顾部下的再三劝阻，坚持由副总司令留守， 5月6日晚致书副总司令兼七十七军军长冯治安一函： “仰之吾弟如晤：因为战区全面战争之关系，及本身之责任，均须过河与敌一拼，现已决定于今晚往襄河东岸进发，到河东后，如能与三十八师，一七九师取得联络，即率两部与马师不顾一切，向北进之敌死拼。
若与一七九师，三十八师取不上联络，即带马师之三个团，奔着我们最终之目标(死)往北迈进。
无论作好作坏，一定求良心得到安慰，以后公私均得请我弟负责。
由现在起，以后或暂别，永离，不得而知，专此布达。
”他自己亲自率领两千多人渡河作战。
5月1日，张自忠亲笔昭告各部队、各将领：“国家到了如此地步，除我等为其死，毫无其他办法。
更相信，只要我等能本此决心，我们国家及我五千年历史之民族，决不至亡于区区三岛倭奴之手。
为国家民族死之决心，海不清，石不烂，决不半点改变。
”张自忠率两千多人东渡襄河后，一路奋勇进攻，将日军第13师拦腰斩断。
日军随后以优势兵力对张自忠所部实施包围夹攻。
张自忠毫不畏缩，指挥部队向人数比他们多出一倍半的敌人冲杀十多次。
日军伤亡惨重。
5月15日，日军一万多人分南北两路向张自忠率领的部队实行夹击。
激战到16日佛晓，张自忠部被迫退入南瓜店十里长山。
日军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向中国军队的阵地发起猛攻。
一昼夜发动九次冲锋。
张自忠所部伤亡人员急剧上升，战况空前激烈。
五月十六日一天之内，张自忠自晨至午，一直疾呼督战，午时他左臂中弹仍坚持指挥作战。
到下午二时，张自忠手下只剩下数百官兵，他将自己的卫队悉数调去前方增援，身边只剩下高级参谋张敬和副官马孝堂等八人。
他掏出笔向战区司令部写下最后近百字的报告，交给马孝堂时说：“我力战而死，自问对国家对民族可告无愧，你们应当努力杀敌，不能辜负我的志向。
”稍后，张自忠腰部又被机枪子弹击中，他卧倒在地浴血奋战最后壮烈牺牲 张自忠战死后，日本人发现张将军遗体，审认无讹，一起膜拜，用上好木盛殓，并竖木牌。
并全军向他行礼，甚至在他的遗体运回后方之时，日军收到消息便下令停止空军的空袭一日，避免伤到张自忠的忠骸。
可见，张自忠将军在对日抗战所展现军人武德，连当时崇尚军国主义的日军都为之感动。
蒋介石惊闻张自忠殉国，立即下令第五战区不惜任何代价夺回张自忠遗骸。
一百多名优秀将士，抢回张将军的尸骨，连夜运往重庆。
当灵柩经过宜昌时，全市下半旗，民众前往吊祭者超过十万人。
灵柩运抵重庆时，蒋介石特亲临迎灵致祭，抚棺痛哭，并手书“英烈千秋”挽匾以资表扬。
张自忠殉国时，年仅五十岁，他的夫人李敏慧女士闻耗悲痛绝食七日而死，夫妻二人合葬于重庆梅花山麓，后建有张自忠将军陵园和张自忠将军生平事迹陈列馆。
岳飞名言：“文官不爱财，武官不惜死，则天下太平矣
”张自忠将军抗日体现的正是这种“武官不惜死”的精神。
他生前的最后一句话是： “我这样死得好，死得光荣，对国家、对民族、对长官，良心很平安。
”到了弥留之际，他还念念不忘“这样死得好......良心很平安。
” 1982年4月1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追认张自忠为“革命烈士”。
历史《南京大屠杀,永远不能忘记》的短文
<<南京大屠杀 永远不能忘记的中国痛>>妇女……对于反抗的人就以武力解决。
（曾根一夫，《南京大屠杀亲历记》）12月4日，日军逼近南京外围。
8日，日军占领南京外围阵地，已从北、东、南三面包围南京，此时南京守军只剩西面的长江一条退路，然而唐生智做出 “背水一战”的姿态，一方面下令集中力量固守复廓阵地，另一方面命令销毁长江上全部渡船，并令宋希濂三十六师看守城内通向下关的唯一通道挹江门，严禁部队从此处退出。
自此，南京城内守军和平民的退路被全部切断。
10日，日军发动全线进攻，但直到12日仍未能突破南京城防。
12日晚7时，唐生智突然下令突围撤退，自己乘保留的汽艇出逃。
南京守军瓦解，大部向下关溃退，在挹江门与三十六师发生激烈冲突，最终击破城门逃至下关。
由于渡船已经销毁，许多难民与士兵仅试图依靠木板渡江，最终大多冻溺江中。
其他人见渡江无望，返回城内。
许多士兵脱下军装躲入南京安全区。
暴行大规模集体屠杀南京下关码头尸体堆积如山（村濑森安（Murase Moriyasu，南京大屠杀参与者）拍摄）放大南京下关码头尸体堆积如山（村濑森安（Murase Moriyasu，南京大屠杀参与者）拍摄）进城兵力约50000，执行军纪维持的宪兵却仅有17人的日军除了个别地或小规模地对南京居民随时随地任意杀戮之外，还对中国人，特别是解除了武装的军警人员以及日军认为是可能参加过抗日活动和适合兵役年龄的中国青壮年，进行过若干次大规模的“集体屠杀”。
大规糢屠杀方法有机枪射杀、集体活埋等，手段极其残忍。
* 12月15日（日军占领第3天）：已放下武器的中国军警人员3000余人被集体解赴汉中门外用机枪密集扫射，多当场遇难。
负伤未死者亦与死者尸体同样遭受焚化。
夜，解往鱼雷营的中国平民及已解除武装的中国军人9000余人被日军屠杀。
又在宝塔桥一带屠杀3万余人。
在中山北路防空壕附近枪杀200 人。
* 12月16日（日军占领第4天）：位于南京安全区内的华侨招待所中躲避的中国男女难民5000余人被日军集体押往中山码头，双手反绑，排列成行。
日军用机枪射杀后，弃尸于长江以毁尸灭迹。
5000多人中仅白增荣、梁廷芳二人于中弹负伤后泅至对岸，得免于死。
日军在四条巷屠杀400余人，在阴阳营屠杀100多人。
* 12月17日（日军占领第5天）：中国平民3000余人被日军押至煤炭港下游江边集体射杀。
在放生寺、慈幼院避难的400余中国难民被集体射杀。
* 12月18日（日军占领的第6天）夜，下关草鞋峡。
日军将从南京城内逃出被拘囚于幕府山的的中国难民男女老幼共57418人，除少数已被饿死或打死，全部用铅丝捆扎，驱集到下关草鞋峡，用机枪密集扫射，并对倒卧血泊中尚能呻吟挣扎者以乱刀砍戮。
事后将所有尸骸浇以煤油焚化，以毁尸灭迹。
此次屠杀仅有伍长德一人被焚未死，得以逃生。
大方巷难民区内日军射杀4000余人。
杀人竞赛主条目：百人斩1937年12月13日《东京日日新闻》有关杀人竞赛的报道。
放大1937年12月13日《东京日日新闻》有关杀人竞赛的报道。
1937年12月13日，《东京日日新闻》（即现在《每日新闻》）报道两名日本军官的“杀人竞赛”。
日军第十六师团中岛部队两个少尉军官向井敏明和野田毅在其长官鼓励下，彼此相约“杀人竞赛”，商定在占领南京时，谁先杀满100人为胜者。
他们从句容杀到汤山，向井敏明杀了89人，野田毅杀了78人，因皆未满100，“竞赛”继续进行。
12月10日中午，两人在紫金山下相遇，彼此军刀已砍缺了口。
野田谓杀了105人，向井谓杀了106人。
又因确定不了是谁先达到杀100人之数，决定这次比赛不分胜负，重新比赛谁杀满150名中国人。
这些暴行都一直在报纸上图文并茂连载，被称为“皇军的英雄”。
日本投降后，这两个战犯终以在作战期间，共同连续屠杀俘虏及非战中人员“实为人类蟊贼，3 南京大屠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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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公敌”的罪名在南京执行枪决。
强奸日军侵占南京期间强奸了成千上万的妇女，他们不分昼夜并在受害妇女的家人面前施行强暴。
有些妇女被日军强奸了好几次，往往有妇女受不住日军的折磨而死。
除此之外，日军还强迫乱伦行为。
估计当时发生的强暴案可能超过20,000宗。
参与大屠杀的日军部队参与大屠杀的中支派遣军主要由上海派遣军第10军构成。
* 中支那方面军 - 司令官：陆军大将 松井石根o 上海派遣军 - 司令官：陆军中将 朝香宫鸠彦王+ 第3师团先遣队 - 连队长：陆军大佐 鹰森孝+ 第9师团 - 师团长：陆军中将 吉住良辅+ 第16师团 - 师团长：陆军中将 中岛今朝吾+ 山田支队（第13师团的一部分） - 歩兵第103旅团长：陆军少将 山田栴二o 第10军 - 司令官：陆军中将 柳川平助+ 第6师团 - 师团长：陆军中将 谷寿夫+ 第18师团 - 师团长：陆军中将 牛岛贞雄+ 第114师团 - 师团长：陆军中将 末松茂治+ 国崎支队（第5师团歩兵第9旅团） - 支队长：陆军少将 国崎登日军罪行的证据收尸记录据统计，世界红十字会在南京城内外掩埋尸体总计43,121具，南京红十字会收埋22,371具，慈善机构崇善堂收埋112,267具，慈善机构同善堂共埋尸7,000余具，鸡鹅巷清真寺王寿仁以“南京回教公会掩埋队”名义掩埋回族尸体400余具。
仅此5个慈善团体收埋尸体就达18.5万余具。
另有中国平民芮芳缘、张鸿儒组织难民30余人掩埋尸体7,000余具；湖南木商盛世征雇工，收埋上新河地区死难者遗体28,730具。
此外，日军支持的傀儡政权对尸体也进行了掩埋。
如伪下关区公所在下关、三汊河一带收埋尸体3240具；第一区公所在城东南一带收埋尸体1,233 具；南京市政公署命伪卫生局于1939年1月收集中山门外灵谷寺一带遗骨3,000具，葬于灵谷寺之东，立“无主孤魂碑”记录埋尸经过。
南京沦陷前，日军曾在上海、苏州、嘉兴、杭州、绍兴、无锡、常州等地屠杀平民。
有日本部分历史学家曾经怀疑中方声称的三十万被杀平民，实际上包括了这批南京以外被杀的华东人口。
而中国历史学家认为若华东地区被杀人口也计算在内的话，总数可能高达一百万人。
根据孙宅巍（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高兴祖（南京大学教授）的研究认为死亡30万人以上。
非交战国人证物证* 《拉贝日记》* 《魏特琳日记》*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前印有222名“历史证人的脚印”的铜版路。
路长40米、宽1.6米。
* 美国牧师约翰·马吉1937年用一架1930年代的老式16毫米摄影机、拍摄记录了迄今唯一的南京大屠杀影像，共四盘放映长度达105分钟的电影胶片（2001年约翰·马吉的儿子大卫·马吉亲自将它捐赠给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
约翰·马吉在当时的信件中也有大量关于大屠杀的描写：“强奸妇女的行为已无法形容和想象”，“我能说的是，这个城市的每一个大街小巷都有死尸，我去了很多地方，包括下关地区。
”* 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总干事费区目睹日军在南京地区的暴行，将马吉牧师拍摄的记录日军暴行的胶片偷运到上海柯达公司，制作并带到美国各地放映，并在美国《读者文摘》上揭露日军违反国际战争法的暴行：“日本人从我们的宿营地抓人时，把手上有老茧和剃光头的，都当作当兵的证据，认为务必判以死刑。
他们想要枪杀谁，就把谁拉出去。
”* 1930年代英国《曼彻斯特导报》驻华记者田伯烈1938年初撰写了《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一书，第一次向世人完整公布了日军南京大屠杀的真相，痛斥日军制造了“现代史上破天荒的残暴记录”。
4 南京大屠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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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7年任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的约翰·拉贝救助中国难民时，详细记录了日军的杀人暴行：“12月14日，日军士兵的抢劫、强奸和屠杀等恐怖活动铺天盖地地压了过来……”受害者人证* 李秀英，怀着7个月身孕，与3个日本兵搏斗身中37刀，在鼓楼医院收治并留下了影像资料。
她并赴日本进行对日索赔诉讼，在审讯期间逝世。
* 夏淑琴，全家9口人被杀7口，她被刺伤后从死人堆里爬出。
* 姜根福（1929年12月20日-），弟弟被日本兵摔死，母亲因为反抗强奸而被开枪打死，父亲被抓走，二姐因反抗强奸被刀劈死。
* 崔金贵，亲眼见慈善团体崇善堂的收尸埋尸过程，并确定崇善堂在埋尸时有计数。
* 尚德义，1937年12月6日上午11时被日军抓获，同时与1000名以上的中国男子一起被机枪扫射，绝大多数当场死亡。
他由于被尸体压住晕倒而幸免于难。
* 伍正禧，在南京新华巷62号避难时，其二哥伍正保、大表哥云馆、三表哥三云、表叔老王被抓走并枪杀。
祖父被刀捅死，30岁的表娘被强奸。
* 邵翰珍，父亲邵锦晴、祖父邵才潮和舅舅任发和被日军枪杀。
* 皇甫泽生，保卫南京的一个士兵。
被日军俘获后与几百人一起，在板桥镇一个山沟里集体被日军用机枪射杀。
日军在射杀后再用刺刀捅死幸创只斑。
他和另一个重伤难友为仅创只斑。
* 孟宪梅，在淌水沟接水时，亲眼看到日军用多辆卡车把老百姓押到现在的汉中门新桥桥口下面用机枪射死。
* 陈光秀，在南京汤山镇许巷村，父亲被枪杀，包括弟弟在内的村里100多个年轻人被刺刀刺死。
艾家四兄弟被扔到天空摔死。
多名女性被强奸。
母亲因为父亲和弟弟被杀导致忧郁而死。
* 刘文静，大方巷广场集体屠杀（一百多人）见证人。
* 天津工商银行退休职工、南京大屠杀幸创只斑刘钟铭当年在南京一家商铺当学徒，说道：“日本鬼子进城后见人就杀，城里到处都是尸体，载着日本兵的汽车就从尸体上开过去。
那个惨景，我一辈子也忘不了。
”更多幸创只斑介绍请参见南京大屠杀幸创只斑侵华日军及战后日方的人证物证侵华日军各级指挥机构当时的命令和军官的记录为直接物证：* 攻占南京的日军第6师团司令部曾接到命令：“不论妇女儿童，凡中国人一概都杀，房屋全部放火焚烧。
”* 日军第16师团长中岛今朝吾的日记中也记道：“大体上不保留俘虏，全部处理之。
”日本外相广田弘毅致日驻美国大使馆的电文放大日本外相广田弘毅致日驻美国大使馆的电文* 1938年1月11日，日本外相广田弘毅在电文中称：“自从前几天回到上海，我调查了日军在南京及其他地方所犯暴行的报道，据可靠的目击者直接计算及可信度极高的一些人来函，提供充分的证明：日军的所作所为及其继续暴行的手段，不下30万的中国平民遭杀戮。
”（吴天威，译自华盛顿国家档案馆公开的《日本外交档案》）侵华日军随军记者的报道、士兵的日记、证言也被列为南京大屠杀的证据：* 侵入南京的日军第6师团辎重第6联队小队长高城守一日记中说，1937年12月14日，他看到南京下关江边：“尸体像漂流的木头被浪冲了过来；在岸边，重叠地堆积着的尸体一望无际。
这些尸体可能有几千、几万，数目大得很。
”* 日军第16师团老兵东史郎的日记（《东史郎日记》）为重要实证，例如他在1937年12月21日的日记中写道：“哭喊着的支那（中国）人被装进邮袋中，西本（日本兵）点着了火，汽油一下子燃烧起来。
就在这时袋子里发出了一种无法言状的可怕的喊叫声。
袋中人用浑身的力气使袋子跳了起来，自己滚动。
……手榴弹在水中爆炸了，水面一下子鼓了起来，然后平静下去。
”* 其他重要的日本兵日记还有：高岛市良日记、小原孝太郎日记、会攻南京的日侵5 南京大屠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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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军第十六师团师团长中岛今朝吾的日记等。
* 《朝日新闻》记者本多胜一的著作《中国之旅》，记录“百人斩”等屠杀事件。
* 笠原十九司教授，日本国内研究南京大屠杀的权威学者之一，曾多次提供南京大屠杀证据（《侵略亚洲的日本军队》，大月书店出版）。
远东军事法庭的调查远东国际法庭的判决书上写道：“在日军占领后最初六个星期内，南京及其附近被屠杀的平民和俘虏，总数达20万以上。
这种估计并不夸张，这由掩埋队及其他团体所埋尸体达十五万五千人的事实就可以证明了（由红十字会掩埋的是43071人，由崇善堂收埋的是112266人，这些数字是由这两个团体的负责人根据各该团体当时的记录和档案向远东法庭郑重提出的）。
”法官之一的梅汝璈指出，对于南京大屠杀一案“花了差不多三个星期的工夫专事听取来自中国、亲历目睹的中外证人（人数在十名以上）的口头证言，及检查和被告律师双方的对质辩难，接受了一百件以上的书面证词和有关文件，并且鞫讯了松井石根本人”，“审理是特别严肃认真的”。
松井石根听取了法庭宣布的罪状和科刑后，表示“南京事件，可耻之极”。
法庭判决书中遂有郑重声明：“这个数字还没有将被日军所烧毁了的尸体，以及投入到长江或以其他方法处死的人们计算在内。
”值得注意的是：远东国际法庭认定被杀害者为二十万人以上，未包括尸体被日军消灭了的被害者在内，而且这个数字仅是“在日军占领后六个星期内”的。
东京审判判处死刑的7名甲级战犯中，松井石根的唯一罪状是南京大屠杀。
战后日方观点许多曾在当时南京附近作战的日籍老兵承认南京大屠杀的存在。
日本左翼的日本社会党及左翼背景的日本教职员组合对南京大屠杀也多抱持承认大规模屠杀的立场。
但因为日本政府始终否认该罪行与日本右翼民族主义教育下，不少未经历过侵华战争的日本人否认南京大屠杀的存在。
但因为秉持观点与政治立场不同，不少日本人对南京大屠杀有不同的解读与看法，其中死伤人数的部分，有二十多万人、四万、数千、数百乃至于完全否定者等各种说法。
对大屠杀的不同看法日本对南京大屠杀最大的争议在于，否认方认为日军进入南京城后城内人口仅二十万人，认为拉贝日记等可以佐证，而拉贝日记记载的事实是——在南京城中的国际安全区内就有20万平民，中国方面认定至少有三十万人罹难；埋葬总人数的问题，也是否认方对南京大屠杀进行质疑之处。
另外，日军无条件投降之后到盟军接收之前，有充足的时间销毁随军文件和照片等直接罪证，造成日后追查的直接证据不足，无法一一求证其事实，也是遭到否认方质疑之处。
日本否认方认为有不少的书面记录都显示，日军进入南京后南京并未成为空城，没有屠杀的迹象；另外国民党军队仓促撤退，使不少国民党军成为游击队在南京进行巷战，使得平民死伤的责任不清楚。
另外日本否认方提出，有国民党军便衣兵假冒日军犯罪而遭国际安全委员会发现的事情。
研究大屠杀事件的日本学者对死亡人数主要有几种看法：* 二十数万人以上: 主要支持者有笠原十九司（都留文科大学教授）、洞富雄 （早稲田大学教授）、藤原彰（一桥大学教授）、吉田裕（一桥大学教授）、吉见义明（中央大学教授）、井上久士（骏河台大学教授）、本多胜一（新闻记者）、小野贤二（化学工作者）、渡辺春巳。
* 四万人左右 : 主要支持者有秦郁彦（日本大学教授?法学博士），另外冈村宁次在《冈村宁次阵中感想录》中认为约有4到5万人被屠杀，抢劫、强奸等“大有其人”。
* 两万至数千 : 主要支持者有亩本正己（元防卫大学教授）、板仓由明（南京戦史编集委员?南京事件研究家）、原刚（防卫研究所调查员）。
* 认为仅有数百人死亡，乃至于完全否定的态度: 主要支持者有铃木明（雑志记者6 南京大屠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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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中正明（拓殖大学讲师）、东中野修道（亜细亜大学教授）、冨泽繁信（日本“南京”学会理事）、阿罗健一（近现代史研究家）、胜冈寛次（明星大学戦后教育史研究）、杉山彻宗（明海大学教授）、渡部升一（上智大学名誉教授）、大原康男（国学院大学教授）、竹本忠雄（筑波大学名誉教授）、西冈香织（军事史学会会员）、深田匠（日本历史修正协议会会长）、前野彻、铃木正男。
早稻田大学教授洞富雄，1973年7月发表《南京事件和史料批判》。
《驳南京大屠杀是所谓“无稽之谈”》（日本现代史出版会），批判铃木和山本的否定史观。
1967年写成《近代战史之谜》（人物往来社，后半部分为《南京事件》），1972年4月出版单行本《南京事件》（新人物往来社），1972年11月出版日中战争史资料《南京事件》（河出书房新社），1982年日本文部省在审定教科书时对教科书文字进行修改，他又立即于同年12月出版定本《南京大屠杀》进行驳斥。
1984年教文社出版了松井石根的亲信秘书田中正明的《“南京大屠杀”之虚构》。
战后的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诉讼和政界事件* 1973年日本作家铃木明出版《南京大屠杀之虚幻》一书中首次指出“百人斩”为虚构。
此后在日本，关于“百人斩”是否属实成为争论的话题。
2005年，参与百人斩的两名日军军官向井敏明和野田毅的3名遗属向东京地方法院控告《东京日日新闻》于1937年11至12月间的报道失实，和《朝日新闻》于1971年出版的《中国之旅》一书中所提及关于两名军人的“百人斩”竞赛失实并损害其名誉，向该两出版社索偿3600万日元。
东京地方法院审判长土肥章大于2005年8月23日裁定报道属实并非捏造，驳回赔偿请求。
撰写《中国之旅》的前《朝日新闻》记者本多胜一在判决后指“‘百人斩竞赛’真实性无容置疑，原告意图否定整个南京大屠杀以至对中国发动侵略。
不过在诉讼过程中找到新的事实和资料，却进一步肯定这个史实。
”[1]* 众议员石原慎太郎1990年在接受采访时说：“人们说日本人在那里(指南京)搞了一次大屠杀，但那不是真的。
它是中国人编造的故事。
这个故事破坏了日本的形象，它全是谎言”。
* 索尼公司董事长盛田昭夫、自民党国会议员石原慎太郎等人撰写的《日本可以说“不”》、《日本还要说“不”》、《日本坚决说“不”》三本书中说道：“无端挑起战争的好战的日本人，制造南京大屠杀的残暴的日本人，这就是人们对日本人的两个误解，也是‘敲打日本’的两个根由，我们必须采取措施消除它。
”* 战时日军大佐、二战后日本法务大臣永野茂门，1994年接受《每日新闻》采访时说：“(在日军进入南京后)不久，我就到了南京”，“我认为南京大屠杀及其他事情是编造的谎言”。
* 战时特别高等警察课（特高课）课长、二战后法务大臣、文部大臣、日本国土厅首脑奥野诚亮1988年春否认南京大屠杀，“东京审判无效”，要从舆论上“再审东京审判”，遭到日本国内外舆论抨击，当年5月被迫辞职。
* 1986年9月，日本文部大臣藤尾正行宣称南京暴行不是战争罪行而“仅仅是战争的一部分”，并说1910年日本对朝鲜的吞并是朝鲜心甘情愿地成为殖民地，发言当日被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免职。
* 1977年，日本文部省在一个标准历史书中把二战中的日本给战争对方造成的伤亡、日本的战争暴行，和强行将中国及朝鲜犯人送往日本劳动营的内容删去，只留下了一些美国轰炸东京的照片、一幅广岛废墟的照片和一份日本战争死亡人数的统计表。
* 1965年，日本历史学家家永三郎起诉日本教科书审查部门大幅删改掩饰日军在南京大屠杀和整个侵华战争中的暴行描写，遭到日本右翼势力的在家门口的围堵骚扰。
1970年，东京地区法院法官杉本良吉裁决，教科书审查不得超出纠正事实及印刷错误的范围，家永胜诉，右翼极端分子向律师、法官和家永本人威胁要暗杀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