营销的名人名言都有哪些
1、Thomas Watson （托马斯·沃森）,IBM 创始人造就了一个世界级的大公司.他在总结其终生经验时,语重心长地指出：“一切始至销售”,“没有销售,就没有美国的商业.”
经济学彦语
【◆】【你好】【◆】.包含经济学原理的谚语如下：.薄利多销——需求富有弹性谷贱伤农——需求缺乏弹性入芝兰之室，久而不闻其香——边际效用递减有得必有失——机会成本（失者为得者之机会成本）鱼与熊掌不可兼得——机会成本（鱼与熊掌互为机会成本）三人成虎——规模经济三个和尚没水喝——搭便车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抵押花盆里种不出全世界粮食——边际产量下降手忙脚乱——效率增加成本不入虎穴，焉得虎子---风险成本美名胜过美貌-----无形资产棋错一着，满盘皆输----机会成本人中有吕布，马中有赤兔---蓝筹股十年栽树，百年歇凉----长期投资它山之石，可以攻玉----准备金三个臭皮匠，胜过诸葛亮----规模经济嫁出去的女，泼出去的水----呆账画蛇添足：边际效用为负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经济周期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成本概念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共用品韩信点兵，多多益善——管理能力，企业家才能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围魏救赵——外部效应三人行必有我师——相对比较优势有花堪折直须折----时间偏好理论天有不测风云：不确定性月有阴晴圆缺：周期鸡蛋不放在一个篮子里：投资多样化久病床前无孝子：资源的稀缺性如果你认为我的解答对解决你的问题有帮助.请点击我的回答下方【选为满意答案】按钮.
求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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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的时间 从经济思想史上时间问题是经济学理普遍涉及到的。
当推马克思。
或许可 以这样讲，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就是以对时间的分析为基础的，他的劳动价值论，就是说 商品的价值及其市场价格，最终取决于生产该商品所耗费的时间。
去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贝克尔的获奖原因之一，就是他在“时间价值”理论方面的杰出贡献。
依贝克尔之见，所谓 时间价值，等于个人把某段时间用于工作时，它能为之带来的额外货币收入。
举例来说，当 人们花四小时看电视而不去工作挣钱时，他便“损失了”四小时的工资。
这里，人们宁肯呆 在屋中借电视消磨时光，显然是因为他们认为这样做的效用或好处相对于四小时的工资而言 更大。
虽然在整个理论和思维方式上，马克思与贝克尔区别很大，但仅就把时间作为衡量价 值的尺度，并且点明时间就是价值这一点而言，他们是不谋而合的。
与时间价值密切相关的，有一个在经济学说史上十分著名的“新酒陈酒”的故事。
如果承认劳动时间是价值的唯一源泉，那么，新酒在放置了一段时候(其间绝无额外的劳动时间 介入)变成了陈酒以后，为什么价格要大幅度上涨呢
对此，英国经济学家麦克库洛赫曾认为，在新酒被搁置的期间内，人力虽然停止了工作，但是“自然力”却进入了角色并开始作 用。
结果，新酒在经过了一段时差变成陈酒后，其价格便“自然地” 上升了。
马克思则从各 种资本参与瓜分剩余价值的角度来阐释了等量资本必须获得等量利润的原理、进而说明了那 些投资于新酒的资本在一段时间后也一定要获得同投资于其他项目的资本一样得到相当的利 润。
对于因“时间差”而出现的利润的解释——这里我冒昧地将它称之为“时差价值”，影 响深远的理论之一，当首推庞巴维克的所谓“时差利息论”。
其基本思想脉络是：现在的物 品通常比同一类和同一数目的未来物品更有价值。
为什么人们会如此低估未来的需要呢
在 庞巴维克看来，是由于人们大多缺乏想像力，由于人们在意志上有缺陷而无法抗拒现在欲望 的诱惑，由于人们无法确定地知道自己生命的长短，是由于现在的物品比未来的物品更为优 越——前者可能使人们在未来获 得更多的物品。
显而易见，时间价值与时差价值之间虽然可 以说有“异曲同工”之妙，但它们的区别也是实实在在的：如果说前者拥有客观基础的话， 后者则带有浓厚的主观色彩。
边际分析是经济学家们手中主要的分析工具之一。
所谓边际分析，主要是指，无论是对 生产、分配及消费等人类选择行为来说，所“连续追加(或减少)的”物品、服务的最后一个 单位量是举足轻重的。
边际分析似乎与时间无关。
但仔细琢磨之后，便很容易得出这样的结 论：边际分析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时间分析，因为“连续”的基本涵义只能在时间座标中显 现其意义，而“追加”两字实际上告诉了我们人的选择有“先”有“后”。
吃第一个葡萄时 的感觉和吃第二十个葡萄时的满足程度恐怕是大不一样的。
所吃的最后一个葡萄的滋味(假 定还有葡萄可吃)可能谈不上什么甘美了，至少相对于人的有限的胃而言是如此。
这里，吃 葡萄无疑是一个过程。
而最后一个葡萄的经济学意义在于 ，如果消费者们是花钱购买葡萄的 话，那么葡萄的市场价格，据边际效用价格论的支持者说，便决定于这最后一个葡萄给其购 买者带来的效用满足。
然而，尽管许多经济学同行可能会不赞成我的见解，但我还是认为， 报酬递减律应当被视为边际分析的精神或观念上的先驱。
法国重农学派的领袖人物杜尔哥大 概是最早察觉土地报酬递减现象并且明确适当地加以表述的经济学家。
马尔萨斯的人口论， 李嘉图的地租理论，西尼尔的政治经济学等，无不是建立在报酬递减规律之上的。
在现代版本的经济学中，人们称报酬递减律为“边际收益递减规律”。
经济周期问题，是经济学家从历史时间的角度来考察人类经济活动及其结果所发现的一 个现象。
一八一五年爆发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现代意义的经济危机。
若干年后又重复出现。
一些思想敏锐的经济学家注意到了这种现象，并试图用既有的经济学理论解答，或用统计学 描述各种现象。
西斯蒙第大概是首先站出来的一位。
在他看来，周期性出现的萧条，主要导 源于为数众多的穷人低下的购买力。
结果便出现了生产过剩的危机。
这一见解深深地打动了 同情无产者的马克思，并影响了马尔萨斯。
后者的观点，如“有效需求”不足造成萧条，在 危机时应该去“修筑道路与公共工程”的建议等，又被其后辈同胞凯恩斯加以发扬光大了。
将经济危机按时间顺序划分为四个阶段——危机、萧条、复苏、高涨——是一种普遍的作法 。
可它要多久才能走完“一圈”呢
正是由于前几辈的经济学怀这样的疑问，我们今天才有 了建立在统计学基础之上的所谓“基钦周期” (约四十个月)、“朱格拉周期”(约八—十年) 、“库兹涅茨周期”(约二十年)和“康德拉杰耶夫周期”(约五十年)。
有趣得很，还是那个 西斯蒙第，为后来的微观经济学中的“蛛网理论”奠定了基础。
他曾经注意到，工商业者不 能正确判断他们的产品将有多少 、并在多长时间内被市场所吸收。
因此他们只能根据过去的 经验来调整未来的产出。
假如今年大白菜因丰收而跌价，那么明年就少种些。
但是如果大家 均这么想，则菜价便会上升。
人们不断地进行调整，菜价和产量便终将趋于稳定，也就是说 达到均衡。
当然，人们的适应性调整最终导致更剧烈的不稳定，亦不是不可能的。
近几年方 出现的、且颇为活跃的“混沌经济学”的一个基本信念便是，一个初始扰动并不一定象钟摆 那样在经过了一段时间后总要使该系统回到中点，相反，整个系统却可能出现无任何规律可言的“巨涨落”。
说到周期问题，我们恐怕不能不对最初由凯恩斯提出、最终由萨缪尔森完善的“乘数— 加速”原理不闻不问。
凯恩斯给出所谓乘数概念，旨在说明在时间序列中投资变动 本身所带 来的一系列连锁反应，最后会对经济或收入产生某种放大式的效应或影响。
随后，年仅二十 四岁的萨缪尔森受到乘数的启发而首创了所谓加速原理。
其基本涵义是，要想使投资保持不 变，消费就必须持续增长。
这等于是说，在经济过程中仅仅由于消费量增长的“加速度”下 降——尽管其绝对量仍旧增长，经济衰退也还是可能到来。
结果，在乘数和加速原理的共同 作用下，便可能出现一个越来越严重的通货收缩或通货膨胀的螺旋。
这也就是人们经常耳闻 目睹的经济波动或经济周期。
在此展示的凯恩斯－萨缪尔森的想法，虽然讨论的直接对象是 投资－收入－需求之间的相互关系，但我们不难发现这一切都是在时间的座标中发生的。
这 里，如果说有什么要补充的话，那就是他们把其主要精力汇聚于宏观总量分析，而其微观基 础却是由其他人来完成的。
对个人而言，他(她)在青壮年时“拼命”工作挣钱、储蓄，而在 退休后进行“负储蓄”(即花钱)。
虽然人们的收入大多在其一生中被消费掉，但一个增长着 的经济则会产生一个正值的总储蓄，这是因为年轻一代的储蓄者要比老一代的负储蓄者更为 富裕。
此理论便是与莫迪格里安尼这一名字密不可分的所谓“生命周期假定”。
与之相应的 理论还有弗里德曼的“持久收入假定”——个人的储蓄是预期收入的函数而非当今收入的函 数，以及舒尔茨和贝克尔的“人力资本”理论——人们今天花钱受教育，不过是一种智力投 资，以期在明天获得更高的收入。
既然时间有过去、现在、未来之分，那么它们在经济学中的意义就十分重要了。
以门格 尔、米塞斯和哈耶克为首的奥国学派，其四大公理中的两个，都是同时间有着密切关系的： 所有行为的发生都有一个时间过程，人们是从经验中获得知识的。
照我的理解，这两个公理 所包含的基本信念在于：一切皆变；人的行为是以以往的经验为基础的，并且人们总是带着 过去经验的有色眼镜来看待现在、审视将来的。
无独有偶，以凡勃伦、康芒斯、米契尔为首 的制度学派的一个核心结论便是所谓“过去决定论”。
尽管上述两派在许多问题上水火不容 ，但它们却都为搭筑过去与未来之间的桥梁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相比之下，主流经济学强调 的则多是“时点”上的人，而非站在以往的经验上面向 未来的人。
至于“现在”，米塞斯曾 经有过一段精彩的议论。
当我们说完“现在”这个词的一瞬间，它就已经成为过去了。
难道 不是这样吗
大概这便是一些经济学家仅将“现在”处理为时点，而把“过去”和“未来” 看做是时段的理由吧
当然，这还取决于我们怎么样定义“现在”。
布坎南在谈论赤字与 民主问题时，专门批驳了凯恩斯的赤字财政政策，并且把它视为政府或某个(些)利益集团， 在民主(准确说是“一人一票，多数决定”)的规则下，为了现在的暂时利益而使后代付出沉 重的代价。
这里，“现在 ”也具备了时段的性质。
将时间进行先、后式的区分虽意义重大但恐怕还是不够的。
罗宾逊夫人讲过一句名言： 过去是不能招回的，未来是不能确知的。
她的话包含着两个极深刻的道理，即时间不仅仅意 味着变化，意味着昨天、今天和明矢之间的差异，更重要的还在于时间是不可逆的，是一去 不复返的；同时，时间问题和不确定性问题是紧紧联系的。
每每想到不可逆问题时，我就不 能不想到哈耶克。
他在痛斥那些“构建主义”——凭借人的理性设计出一个美好的社会，并 不惜用强制的办法加以推行——时指出，尽管摧毁作为一个自由文明必不可少的基础的那些 自发制度并不困难，但是一旦这些基础被摧毁，我们也许就再也无法创造出这样的文明了。
从某种意义上讲，把不可逆性推至顶峰的经济学家之一，是缪尔达尔。
之所以这样讲，是由 于他提出了所谓“循环积累因果论”。
其大致思路是：在社会系统中，所有内生条件中的某 一条件变化后，其他条件会随之变化。
在正常情况下，这一系列连锁变化会使整个系统朝某 种方向运动。
动因→支持性变动→更大的动因，……便是其内在的逻辑。
这里，积累本身就 意味着不可逆性。
至于不确定性，经济学家们则更是煞费苦心。
奈特最先将人们所关心的、 却又无法确知的未来事件区分为 风险和不确定性——前者可用概率表示，后者则不能。
他所 归纳的产生不确定性的四点原因，用一句话概括就是，人的认知能力有限。
凯恩斯、哈耶克 、阿罗等人，均持类似观点。
与将未来处理为不确定性相对应，以穆斯和卢卡斯为首的“理 性预期学派”则宁愿用风险概念来处理未来。
他们的信念是，在不确定的情况下，经济学的 推理没有任何价值。
不过在我看来，他们拒绝不确定性的根本原因，恐怕还在于目前尚没有 处理不确定性的数学手段。
而用概率表述的风险，却可进入数学模型，并在数量上得到分析 。
谈时间，总是免不了要触及到长短问题。
主流微观经济学中在讨论成本时就对时间进行 了划分：短期成本和长期成本。
坦率地讲，这种区分仅仅是概念上的，因为我们并没有区分 时间长短的客观标准。
不过尽管如此，经济学家们仍旧在强调长期或注重短期问题上泾渭分 明地划为两大阵营。
马尔萨斯—凯恩斯大致可作为短期分析的代表。
凯恩斯曾经讲过，“长 期”往往使人误入歧途，因为在长期中我们都会死去。
制度主义、特别是那些后制度主义经 济学家们也自觉或不自觉地加入了这一注重短期分析的队伍中。
亚当·斯密、哈耶克、弗里 德曼恐怕是长期分析的坚定信奉者。
这批经济学家坚信，只 要时间足够长，市场最终总会发 挥作用的，就是说，市场能够在足够长的时间内进行自我调整，从而使经济达到完全均衡。
多久才算是“足够长”呢
他们认为是市场全部出 清所需的时间。
由此看来，对时间长短的 侧重不一的背后，还隐藏着很深的政策分歧呢
倡导国家干预和鼓吹自由放任竟然也可以从 “时间”上推演出来。
此外，作为补充， 时间的长短对个人或集体选择而言，亦影响深远。
在由诺依曼和摩根斯坦开创的、并被 一大批后来者发展了的博弈论里，一次博弈与多次博弈 ——后者中的当事人必须要认真考虑将来再次博弈时的成本和收益——的划分，亦可被看作 是短期与长期的对应物。
另一方面，个人行动通向集体行动的必要条件之一，也还是时间。
在新政权建立之初，各官僚机构中的各级官员是很难拉帮结派、互相串通的。
然而，随着时 间的推移，“共谋”便逐渐形成。
他们各自结成利益集团，为了自身的利益“欺下瞒上”。
这就是欧森对传统苏联型经济之崩溃所做的解释。
上述所谈，毫无例外地均与时间有关。
我这样做的目的有两个，一是理一理经济学家们 究竟是如何处理时间的，他们已经做了哪些工作；二是试图找到一个一般性的经济学之时间 基础。
关于头一个目标，现在看来大体上是完成了。
作为价值尺度之时间，体现变化的时间 ，主观或客观的时间，统计意义上的时间，“宏观化”与“微观化”的时间，刻画先后顺序 的时间，与不确定性唇亡齿寒的时间，连续不可逆的时间，有长有短的时间等等，可以约略 地勾勒出“经济学中的时间”的全貌。
关于第二个目标，现在看来我至多是做了些铺垫性的 工作。
这样说是因为把时间的上述各种性质统一起来困难重重。
我们不难发现，前文提到的 诸位经济学大师在处理、使用时间无疑是不连贯、不系统、不规范、并且缺乏一个统一的时 间基础的。
这便是这种困难的真实写照。
另外，时间竟能够从如此多的角度“进入”经济学 领地，到真是印证了马歇尔的一句话：时间这个要素几乎是每一个经济学问题中的主要困难 的核心。
话说到这里，我记起了弗里德曼的名言：世界上只有两种经济学，即好的经济学和 坏的经济学。
我不敢妄言自己有足够的资格批判什么是好的经济学，但是我却有足够的勇气 说，凡是不包含或不涉及时间问 题的经济学，肯定是坏的经济学。
对这个问题的另一种答案就是应专注于一样事物直至将它完全弄明白。
1，对于所有人来说，人的生命周期中的每一天是不一样的，而对于每一天来说，每一小时也是不一样的。
因此每一小时的价值不一样，在不同时间内工作所应获得的报酬也应该有不同。
2，对于一天的24个小时，对于正常上下班的人来说，早上工作四小时，下午工作四小时，周末有双休，每个小时所应得的报酬可以认为应当是一样的。
而对于三班倒的工人来说，却大不一样。
3，白天上8个小时和晚上上8个小时肯定是不一样的，假如他们的工作效率相同，报酬也应该相同，但是上晚班的工人必须要牺牲额外8个小时来恢复自己的劳动力，这工人未工作的8个小时也应该得到报酬。
而对于非正常工作时间还有三餐的时间等，同样需要得到补偿。
4，对于三班倒的企业，每个班都是八个小时，这看似公平其实一点都不公平，因为白天工作和晚上工作的痛苦程度和等待痛苦程度（每个小时的边际痛苦程度加和）是不同的，因此，必须要对其进行改变，可以是9（白班）+8（中班）+7（夜班）=24小时，而不应该是3*8=24小时
问一个名言的出处
正其谊以谋其利，明其道而计其功——试论颜元经世致用的义利观在我国古代哲学理论中，义利关系问题集中了伦理道德的价值取向。
孔子认为：“仁者人也……义者宜也”。
追求私利是人的欲望本能，但是追求私利应以“义”为前提，以义制利，见利思义：“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他的义利观可概括为“重义而不轻利”。
而荀子则提出：“先义后利者荣，先利后义者辱。
”已经有了重义轻利的倾向。
董仲舒提出：“夫人仁者，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
”否定了君子在合乎“义”的情况下追求“利”的合理性，这与孔子所赞许的“义然后取”和荀子说的“好利恶害”明显不同，进一步割裂了义利之间的关系，也把重义轻利的观点绝对化了。
宋明理学家承袭、发挥董仲舒的观点，严义利之辨，倡导贵义贱利。
程颢认为“出义则入利，出利则入义”，义利关系被视如水火之不相容，有义则无利，有利则无义，朱熹提倡“革尽人欲，复尽天理”。
心学大师王阳明也主张“去人欲而存天理”。
“义”作为一种价值原则被提升到宇宙本体和形而上学终极存在的高度，称为“天理”，“利”因“人欲”恶的性质而失去了存在的合理性，先秦儒家所谓“合义”的利也不存在了，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利”存在的客观性和必要性。
清初，思想家颜元继承、发扬了事功派的功利思想，在义利关系上对董仲舒和宋明理学的观点作了尖锐的批判，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孔子义利观的本来面貌。
他主张“以义为利”的观点。
他说：“以义为利，圣人平正道理也。
……义中之利，君子所贵也。
后儒乃云‘正其谊，不谋其利’，过矣
宋人喜道之以文其空疏无用之学。
予尝矫其偏，改云：‘正其谊以谋其利，明其道而计其功。
’”义利并不对立，在正谊、明道的前提下，必须谋利计功，求义中之利。
颜元还以种田、捕鱼为例说明人们进行生产活动，是必须讲求功利和收益的：“世有耕种，而不谋收获者乎
世有荷网持钩而不计得鱼者乎
”正义明道就应该谋利计功，不讲功利，义、道之事空洞的腐儒直言，于国于民毫无益处。
这里，颜元实际上是将功利看作是“正谊”、“明道”的出发点和归宿。
颜元对程朱理学将义利对立而主张存天理灭人欲的义利观尤为反感，他认为，舍形无性，人形不但不是人性的累害，而且正实现了人性。
而人的欲望又满足人形体各方面的需要，因此也是人性的必然表现，是人之常情，不能像程朱那样将其看作是罪恶性质的人欲。
所以他说：“故礼乐缤纷，极耳目之娱而非欲也”；“位育乎成，合三才一性而非侈也”。
主张有其体必有其用，并以其用通有其体，这是对封建禁欲主义的根本否定。
颜元认为，谋利计功是人的活动的普遍特征，道德不是空话而存在于人们谋利计功的行为之中，“正谊便谋利，明道便计功”，所以“义中之利，君子所贵也”。
他的这些观点，继承了先秦儒家“富贵乃人之所欲”，君子“义然后取”的义利观中的合理成分，比较好的将义利统一起来，可以说是向传统儒家义利观的复归。
在道德评价中，之所以谋利计功，就在于“理由事先”、“理由功著”，必须通过实事实功的实际效果，道德才得以充分体现。
仁义并非仅存于内在的道德世界之中，还应当具体展现于外在事功的开创过程之中。
正是外在事功，构成了内在道德的现实确证。
外在事功对于实现人之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彰显内在德性的光辉是非常必要的。
所谓的离事功则“言仁义者陆沉泥腐”，“无事功之仁义”强调的正是这一点。
而理学家中时道德境界，轻视物质生活，把两者对立起来，宣扬重义轻利，甚至讳言功利、不求效用，必然导致道德价值发生混乱。
颜元反对只强调动机而否定效果，它批判理学家热衷于静坐空谈心性道德，不办经济生民的实事，形成了一种崇尚空疏、鄙弃实事实功的社会风气。
认为其所造就的只能是“无事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的无用腐儒，“莫谓唐、虞、三代之英，孔门贤众之士，世无一人，并汉、唐杰才亦不可得”。
由此可见，在道德和事功的统一中，颜元的侧重点由道德转向了事功，外王事功成为了价值的重心和目标。
正是基于这一点，颜元为了扭转空疏的社会风气，扶正被颠倒了的道德评价标准，提出了“身心一致加功”的原则，即在道德评价过程中，既要注意言行一致，又要注意义利统一，动机和效果的一致。
要把个性修养同成就事业联系起来，考察实事实功的完成，特别强调义利并重、道功兼收，以“功”、“用”来判断、评价道德。
同样，为学求知的目的也在于“务期实用”。
颜元认为：“学必求益，凡举步，觉无益就莫行；凡启口，觉无益就莫言；凡举念，觉无益就莫思。
”颜元把“有益”看作为学求知的前提，无论行、言、思都必须以“有益”为出发点。
讲义不能不讲利，只有义利一致才能对社会有所贡献。
基于对宋明以来崇虚黜实、讳言功利的严重弊害的深刻认识，颜元提出了功利主义的圣贤观，把能够“建经济生民之勋，成辅世长民之烈，扶世运，奠生民”的圣贤作为最高的人才理想和德育目标。
他强调知识分子要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并且还要有济世救民的本领。
颜元所谓的圣贤已不同于传统儒家的圣贤。
在儒家传统观念中，圣贤主要指个人道德修养的完善状态，而颜元的圣贤范畴则是社会本位的，着重从个人在社会生活中所发挥的作用、具备的实际才能及实际功利的完成方面来要求和衡量，既有个人品德修养方面的内容，又有实事实功的要求，而对于后者尤为注重。
可见，颜元把“斡旋乾坤、利济苍生”的实际功业以及“有真才真器”，“致君泽民”的能力作为人才的标准。
在心性道德之体和经世济民之用之间，颜元所强调的是通过经世致用来体现德性。
颜元的所谓理想人格不再是静坐读书，重义轻利的腐儒，而是与社会实践融为一体，义利兼重的有用之才；他所关注的不再是挺立的道德人格和“存天理，灭人欲”的内圣工夫，而是能否开创盛大的外王事功。
颜元并不否认内在德行的涵养和修持，只不过以一种不同于宋明儒者的理念开创出内外圆融的为学路向，赋予了宋明儒学因过分脱离外王路线而腐朽生蠹的思想以崭新的生命。
综上所述，颜元的义利观以经世致用为旨归，更以“正其谊而谋其利，明其道而计其功”为原则，实现了对儒家义利观的复归。
颜元提倡经世致用“正谊谋利，明道计功”的义利观，既重义又重利，既重内圣又重外王，既重“尊德性”又重“道问学”，既肯定多学而识的博学多问，又强调理乐六艺等实用技巧的价值，在工夫路线上异乎宋儒，开出了一条客观、具体、务实的实学思想的新路数，实现了由内圣转向外王，由虚空转向实在，追求经世致用的实学思想的新路数，实现了由内圣转向外王，由虚空转向实在，追求经世致用的实学思想路向。
此是颜元思想的真正价值所在。
当然，颜元的义利观的提出有其深刻的历史条件和时代背景，他所反对的是当时重义不追求正当利益的腐儒。
我们今天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要深切理解古人思想的精华，既要避免不顾国家和他人利益，损人利己，损公肥私的舍义重利倾向，又要兼顾合理的追求利益的经济商业活动。
只有以团结互助为荣、以损人利己为耻，以诚实守信为荣、以见利忘义为耻，使义利并重，协调一致，调节好物质利益和道德精神的关系，才能更好的开创我们灿烂光明的未来。
文章出处：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