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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而不淫、哀而不伤——“三言”的情感形式
“三言”在总体的情感形式上呈现上“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中和形式,在“三言”中看不到纯粹意义上的悲剧或喜剧。情感表达上通过悲喜交织,让悲喜趋向中和。通过这种情感形式使人得到审美享受的同时,又不至于使人有过分强烈的情感刺激。这主要是由中国的文化传统决定的。“西洋文艺自希腊以来富有的悲剧精神、在中国艺术里,却得不充分的发挥,且往往被拒绝和闪躲。人性由剧烈的内心矛盾才能发掘出的深度,往往被浓挚的和谐愿望所淹没。”(《中国艺术与社会》)
为了论述的方便,在这里姑且借用“悲剧”、“喜剧”的概念来对“三言”中的一些作品作个简单的界定。
《杨思温燕山逢故夫》是个悲剧。爱情的离合悲欢被嵌入国破家亡的大框架中。杨思温只是陪衬人物,他因靖康事变,流落燕山,而对燕山元宵灯市,“情绪索然”初露悲剧倪端。遇见嫂子郑义娘,后者的遭遇加深了悲剧性。
韩思厚出使金国,在秦楼题写吊妻词。杨韩晤面义娘丈夫韩思厚叙说与义娘生死离别境况,追寻义娘遗骨,得遇义娘鬼魂。义娘说:"太平之世,人鬼相分,今日之世,人鬼相杂。"愈见悲凉,但夫妇(人鬼)相见,相约决不辜负对方。悲中透出几分喜气。义娘虽死,而鬼魂时隐时现。以"喜"淡化悲剧性。韩背叛义娘,娶妻刘氏,义娘遭遇更令人同情,悲剧性得到强化。但紧接着魂附刘氏,揪骂韩思厚,在悲剧中掺入喜剧因素。最后义娘鬼魂把韩郑二人拽入水中,则稍快人心。无论女主人公的悲剧命运,还是小说中的悲剧气氛,都未达到惨痛的地步,读者的心理也趋于平衡。
《杜十娘怒沉百宝箱》、《王娇鸾百年长恨》都是爱情悲剧,前者写李甲与杜十娘的相爱过程,颇具喜剧色彩,直到高潮李甲才露嫌弃之心,且将她卖给孙富,杜十娘怒斥孙、李,抱匣沉江而死,悲剧始得完成,整篇小说悲愤而不低沉,女主人公虽沉江身亡,却在道义上获得胜利,李甲郁成狂疾,孙富奄奄而终,反面人物得到应有下场。悲剧性得到缓解中和。后者写王娇鸾与周廷章相爱,诗词酬答,全无一点悲剧痕迹。近结尾处,周廷章变心,王娇鸾自缢,悲剧仿佛在刹那间形成,由原初的郎情妾意突变为负心他求。但最终一顿乱棒打死周廷章,正义战胜了邪恶,悲剧性又得以缓解。
喜剧中的“中和之美”的情感形式,在“三言”中亦十分突出,"中和之美"在喜剧的本质上,表现为"乐而不淫",即要求喜剧性不应过度,而要恰当。讽刺喜剧较之幽默喜剧,其讽刺,嘲弄的程度更为强烈,其主人公多为作者批判的对象,揭示其虚伪可笑的本质,撕破其毫无价值却伪装有价值的假面,用笑声去否定和鞭挞丑恶的人和事。
而幽默喜剧对喜剧人物虽作某种讽刺,但程度较轻微,作者对喜剧人物会露出会心的微笑,喜剧人物未必是坏人,只不过性格,行为具有某种弱点、缺陷,这是种轻松的喜剧。儒家的"中和之美"制约"三言"的喜剧艺术,造成讽刺喜剧少,幽默喜剧多的情况。
《陈御史巧勘金钗钿》、《钱秀才错占凤凰俦》、《乔太守乱点鸳鸯谱》、《苏小妹三难新郎》《唐解元一笑姻缘》都属于幽默喜剧。讽刺喜剧仅《桂员外途穷忏悔》,《滕大尹鬼断家私》等二、三篇,但冷嘲热讽十分尖刻,桂富恩将仇报,作者对之予以严惩,安排了桂氏之妻及二子变犬,其女为妾,报答施金的喜剧情节。
小说对桂家落难得施济时的感激涕零,掘得园中埋银别置产业时的虚伪狡诈,发迹后的倨傲负义,最终荡尽家产时的嗟伤忏悔,都刻画得活灵活现,也讽刺得淋漓尽致。更兼以夸张虚幻之笔,画出"变犬"结局,对假丑恶的鞭挞毫不留情。滕大尹始以正剧人物的面目出现,直至最后,他装神弄鬼,攫取千两黄金,把一坛黄金抬回衙内受用,才露出喜剧角色的真相。对此,作者嘲讽的态度十分严峻。
“三言”中的喜剧作品,大多把幽默戏剧与讽刺喜剧融与一篇之中,而以幽默喜剧为主导,将正剧因素注入喜剧,使喜剧性不至于过分浓烈,甚至悲喜交揉,以悲淡化喜,形成“谑而不戏”、“婉而多讽”的格调。《陈御史巧勘金钗钿》的喜剧性在于"有老婆的翻没了老婆,没老婆的翻得了老婆"故事情节朝喜剧主人公愿望的对立面转化,构成诙谐有趣的情节。
喜剧主人公梁尚宾乃冯梦龙鞭挞的对象,他与鲁学曾为表兄弟,鲁向其借衣,他因贪心,冒名顶替去会孟夫人,孟夫人不知,赠金银首饰,此一错也;梁向阿秀求欢,阿秀屈从,此二错也;滑稽的底蕴包含着悲剧性。梁走后,鲁求见,阿秀因已失身,赠金钗二股,叫鲁"别选良缘",此三错也;阿秀自缢,此四错也。小说掺进了悲剧性。
梁回家,无意中泄露了冒充之事,夫妻感情破裂,田氏与其离婚,此一正也。顾佥事告状,鲁屈打成招,此五错也。陈御史细审此案,微服出访,掌握物证,此二正也。梁尚宾不知陈御史身份、底细,把孟夫人所赠金银首饰换成银子,一味蒙在鼓里空欢喜,运用了喜剧“嘲弄”的手法,此三正也。阿秀附魂田氏,孟夫人认田氏为义女,把她嫁给鲁学曾,结局出人意料,真喜剧也。
一篇之中,一错再错,而至五错。错者,误会或失误也。其中多属喜剧性。又有三正。正者,正剧因素也。阿秀的失身,亡身,则带有悲剧性。喜剧因素占据主导地位。一篇之中,梁尚宾是讽刺喜剧中的恶棍歹人形象,鲁诚实善良,是无辜受害者的形象,陈御史乃正剧中的人物,阿秀却是悲剧人物。无论人物,情节,总是喜剧性,悲剧性交织,主要倾向是喜剧性。把喜剧、悲剧这些矛盾对立的因素统一起来,使得小说不至于"过"喜,也不至于"不及"喜,而达到“中和之美”的理想境界。
“三言”的此种情感形式,与当时的市民文艺的发展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市民有着自己独特的审美方式。"所谓常人,是指那些天真朴素,没有受过艺术教育与理论,却也没有文艺上任何主以及学说的成见的普通人。他们是古今一切文艺的最广大的读者和观众。文艺创作家往往虽看不起他们,但他自己的作品之能传布与保存还靠这无名的大众。“
而"常人犹爱以‘人性’附与万物,诗人,小孩,初民,这些十足的常人都相信‘花能解语’,‘西风在树林里叹息’”(《常人欣赏文艺的形式》)。也就是说冯梦龙为了更好的达到“情教”的目的,必须尊重广大市民(常人)的审美习惯,接受心理。儒雅与情俗的内在调适在冯梦龙那里成为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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