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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立佛·哥尔斯密(1730-1774)英国诗人、剧作家、小说家.1730年11月10日出生在爱尔兰中部的帕拉斯，父亲是牧师。
1749年毕业于都柏林大学三一学院。
1752年到苏格兰爱丁堡大学学医，1754年又到荷兰莱顿大学继续学医，但他从未行过医。
他带着一支长笛徒步漫游欧洲。
1756年回到伦敦，身无分文，此后就为生活而艰苦奋斗。
曾在出版商和小说家塞缪尔•理查逊手下当编辑，又给《每月评论》杂志写稿。
1759年给一家小刊物《蜜蜂》撰稿时才作为文学批评家和散文家初露锋芒。
他先后结识了托马斯•珀西和约翰逊博士，成为约翰逊博士的文学俱乐部的一个成员。
他是感伤主义文学的另一位代表性作家.他的《威克菲牧师传》写了 牧师一家的苦难经历,揭露了地主的残忍,讽刺了中下层人们的虚荣，以及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思想,给牧师一家安排了美好结局。
他是十八世纪后期重要作家，大学毕业后又学医后住在伦敦，主要靠写作为生，和约翰逊友善。
他写过许多类型的作品，他的诗歌、小说、喜剧都有相当成就。
《世界公民》原名《中国人信札》(1760-1761)，假托一个中国人把他在伦敦的见闻写成书信，寄回中国，讽刺了英国社会的风俗习惯、文学、各种社会类型以及他们的精神道德面貌。
他的风俗讽刺喜剧《好心人》(1768)和《委曲求全》(1773)在当时获得很大成功。
诗作《荒村》(1770)哀悼资本主义工业化所破坏的农村，以理想化的旧农村的淳朴安适和当前的荒凉作对比。
“梵谷”是什么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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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君影的献身归主
尔·笛福(1660～1731)小说家，英国启蒙时期现实主义小说的奠基被誉为“小父”。
他是一个现代主义作者。
丹尼尔·笛福出生于伦敦。
父亲营屠宰业，信奉不同于国教的长老会。
笛福原姓福，1703年后自称笛福。
他受过中等教育，但没有受过大学古典文学教育。
他一直保持不同于国教信仰的立场，政治上倾向于辉格党。
他在学习当牧师多年后，才发觉自己并不适合宗教生活，因此转而选择了经商。
他广泛游历，经商也很成功。
在此期间，他成了家，开始了养家糊口的生活。
1692年，他的生意失败了，32岁的笛福负债累累，同时还要养活妻子和6个孩子。
由于对政治一直有较浓厚的兴趣，他开始为报社撰写政论文章来谋生。
因为这些文章经常抨击国王和执政党，结果，笛福数次入狱，在监狱里呆了不少年。
由于政论文章只能给他惹麻烦并增加债务，笛福只好转向小说创作。
1719年，年近60岁的笛福发表了第一部小说，后来该小说成为世界上著名的冒险小说之一——《鲁滨孙漂流记》。
250多年后的今天，这部小说仍然脍炙人口。
《鲁滨孙漂流记》给笛福带来了巨大成功并帮他还清了部分债务。
此后，他还陆续写成了《莫尔·弗兰德斯》、《杰克上校》及另外两本写鲁滨孙的小说，但债主总是跟着他追债。
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中，笛福体弱多病，无人陪伴，债主不断上门，孩子们也对他撒手不管。
1731年，丹尼尔·笛福去世，终年71岁。
像生活在荒岛上长达28年之久的他的小说主人公鲁滨孙一样，他孤独而又恐慌。
他早年经营内衣、烟酒、羊毛织品、制砖业，曾到大陆各国经商。
1685年参加蒙茅斯公爵领导反对天主教国王的叛乱；1688年荷兰信奉新教的威廉率军登陆英国，继承英国王位，笛福参加了他的军队。
1692年经商破产，负债达17000镑，以后又屡屡失败，因而不得不用各种方法谋生。
他曾充当政府的秘密情报员，设计过各种开发事业，同时从事写作。
1698年他发表《论开发》，提倡筑公路，办银行，立破产法，设疯人院，办水火保险，征所得税，办女学等。
1701年他发表一首讽刺诗《真正英国人》，认为没有纯种的英国人，反对贵族天主教势力，为外籍的信奉新教的威廉三世辩护。
此诗连印9版。
1702年发表政论《消灭不同教派的捷径》，用反讽手法，反对国教压迫不同教派人士，文笔巧妙，开始竟未被人识破是反对国教。
后被发觉,受到罚款和坐牢的惩罚，入狱6个月,枷示3次，却被伦敦市民奉为英雄。
在狱中他仿希腊诗人品达罗斯的颂歌体写了一首《立枷颂》(1703)，讽刺法律不公。
1704年他为辉格党魁哈利办《评论》杂志，主要为哈利的英格兰——苏格兰联合政策争取支持。
此后11年间他一直往来于英格兰、苏格兰之间，充当哈利及其继任者托利派戈多尔芬的秘密情报员，搜集舆论。
在此期间，他又因写文章而短期入狱。
但从未终止为辉格党当政者搜集情报，办报，写文章。
笛福在59岁时开始写作小说。
1719年第一部小说《鲁滨孙漂流记》发表，大受欢迎，它成功地塑造了一个理想化的资产者的形象，在欧洲小说史上是一项创举。
同年又出版了续篇。
1720年又写了《鲁滨孙的沉思集》。
此后，他写了4部小说：《辛格尔顿船长》(1720)、《摩尔•弗兰德斯》、《杰克上校》（均1722）和《罗克萨娜》(1724)。
此外他还写了若干部传记，如《聋哑卜人坎贝尔传》(1720)、《彼得大帝纪》(1723)；几部国内外游记，如《新环球游记》（1724）、《罗伯茨船长四次旅行记》（1726）、《大不列颠全岛游记》(1724～1727，3卷，导游性质)。
他还有几部关于经商的书，如《经商全书》(1726)、《英国商业方略》(1728)和《使伦敦成为世界最繁荣都市之道》(1728)。
他的《英国绅士全书》则在他死后于1890年刊印。
他的小说以《鲁滨孙漂流记》流传最广，被认为是他的代表作。
据说笛福曾与26家杂志有联系，有人称他为“现代新闻报道之父”。
他的作品，包括大量政论册子，共达250种，无一不是投合资产阶级发展的需要，写城市中产阶级感兴趣和关心的问题。
如《维尔夫人显灵纪实》(1706)对一个流行的鬼故事作了逼真的报道；《瘟疫年纪事》(1722)写1665年伦敦大瘟疫，把这场鼠疫的发生、传播，它引起的恐怖和人心惶惶，以及死亡数字、逃疫的景况写得如身临其境。
当时法国马赛鼠疫流行，引起了人们的特别关注，笛福的作品满足了市民对鼠疫的好奇心。
笛福的《鲁滨孙漂流记》，是一部流传很广的代表作。
1704年苏格兰水手赛尔科克在海上叛变，被抛到智利海外荒岛，度过5年，最后得救，笛福受到这一事件的启发，写成此书。
鲁滨孙不听父亲劝戒，出海经商贩卖黑奴，在海上遇难，流落荒岛28年，在岛上与自然斗争，收留了野人星期五，救了一艘叛变船只的船长，回到英国，又去巴西经营种植园致富。
此外还有续集。
第二部写他旧地重游，以岛的主人自居，开化岛上居民，又视察巴西种植园，接着到世界各地冒险，包括中国和西伯利亚。
第三部则是一部道德说教的作品。
《辛格尔顿船长》写主人公幼年被绑架，当了海盗，在非洲和东方冒险致富的故事。
《摩尔•弗兰德斯》有人认为是笛福最好的小说,主人公是一个女贼的女儿,出生在监狱，被一个好心肠的市长收养。
她靠勾引男子、多次结婚和偷窃为生,被判刑发配到美洲弗吉尼亚，与一前夫经营种植园终其一生。
《杰克上校》写得最差，主人公幼年就沦为小偷，当过兵，被贩卖到弗吉尼亚，最后成为种植园主，回到英国。
《罗克萨娜》的主人公是法国新教徒的女儿，流落在英国，嫁给了伦敦一个酒商，被遗弃，在其他地方沦为妓女，又嫁给一个荷兰商人，商人负债入狱，她也在悔恨中死去。
笛福的小说继承了文艺复兴时期西班牙流浪汉小说的传统，往往写一个出身低微的人，靠机智和个人奋斗致富,获得成功。
社会不容许这种人出头，他或她只好不择手段，干一系列欺骗、盗窃以至出卖肉体的勾当。
作者出于清教徒道德观，总是使他笔下的主人公表示悔恨，立誓不干坏事，但环境又一再迫使主人公违背誓言。
笛福对他所描写的人物理解较深，他善于写个人在不利的环境中克服困难。
他的主人公有聪明才智，充满活力，不信天命，相信“常识”。
情节结构不落斧凿痕迹。
他尤其擅长描写环境，细节逼真，虚构的情景写得使人如身临其境，不由得不信服。
他的语言自然，不引经据典；故事都是由主人公自述，使读者感到亲切。
在英国18世纪四大著名小说家中，笛福是第一个，他所写的《鲁滨逊漂流记》在当时有很大影响，至今是雅俗共赏的名著。
笛福生于1660年。
1640年，英国资产阶级以暴力取得政权，但是在笛福出生那年，代表封建反动势力的斯图亚特王室又在英国复辟，笛福出生于一个小油烛商人的家庭，属于中下层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反对斯图亚特王室的封建统治。
笛福28岁那年，即1688年，资产阶级又赶走了斯图亚特王室，重新掌了权，他一面经商，一面从事政治活动，写下不少小册子。
因为有的书和演说揭露了当时社会的不合理现象，曾先后三、四次被关进监狱。
59岁时，写成了《鲁滨孙漂流记》。
这部小说是以一件真事为素材写成的。
200多年前，有一个苏格人塞尔柯克在一艘英国海船上当水手。
1704年9月的一天，塞尔柯克因为和船长发生冲突，被遗弃古拉丁美洲的一个荒无人烟的小岛上，塞尔柯克心情很坏，但后来慢慢地习惯了。
他捕山羊做食物，用木头和羊皮盖了两间小房子，拿钉子做针，把破袜子拆开来做线，用来缝东西。
他在荒岛上生活两年四个月，1709年2月12日，一位英国航海家把他救离了海岛，塞尔柯克回到苏格兰后，经常在酒店里向人们讲述他不平凡的经历。
后来，笛福就根据这个故事写成了此书。
继《鲁滨孙漂流记》后，又写了许多小说，比较有名的有：《辛格顿船长》、《杰克上校》、《罗克查娜》、《大疫年日记》、《一个骑士的回忆录》等。
但他终生没有混入当时有名的文人圈子里。
这些文人出身的社会地位比他高。
他一生穷困，临死前为了避债不得不离家藏起来。
和合本圣经的翻译背景
中文圣经翻译历史东正教的中文圣经俄罗斯东正教在华传教历史可从1695年在北京成立的「圣索菲亚」教堂开始．并於1715年有第一届的「驻北京传道团」来华正式传教。
然而他们的传教工作成果很少，据1892年北京传道团教徒名册的资料，当时教徒有459人，其中只有310人是地道的中国人，这可能是传教士太少的缘故。
他们对翻译圣经的热诚及规模相对於天主教及基督教来说也少得多，在十九世纪後期才有第一次的中文圣经翻译本出现。
其中有一本《新约》，是第14届驻北京传道团神父固里·卡尔波夫将《马礼逊译本》(见後)校订後出版；另外还有一本名为《福音义解》的部分内容，可能出自神父米哈伊尔所编的《福音书》，由第16届驻北京传道团神父弗拉维昂·高连茨基在巴拉第·卡法罗夫神父的指导下，用汉语编写而成。
然而这两本书译自那种圣经版本，运用什麽翻译原则、在什麽时候出版，这些问题都尚待考证。
基督教的中文圣经译本自基督教来华传教伊始，圣经的翻译工作便从无间断地进行，并出现了许多各具特色的中文译本版本。
基督教不同於天主教会有统一的教制，不同的基督教派有各自强调的神学观点(如浸礼宗坚持圣洗礼需全身浸入水中，灵恩派强调圣神的临在与工作)，引致在圣经翻译上有不同的用语(就如现今常用的基督教和合本圣经也有「神版」及「上帝版」两版本)。
另外基督教普遍以圣经为教义及真理的唯一标准，故此他们非常注重圣经的传播及教导。
这些因素促使基督教在华传教史上比天主教更重视圣经翻译，也因此出现了较多不同的译本。
马礼逊译本基督教的圣经中译是随着第一位来华传教士马礼逊牧师(Rev. R. Morrison)的传教生活而开始。
与他一起做翻译工作的有米怜牧师(Rev. W. Milne)，他们同属於伦敦传道会(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的传教士。
马礼逊於1807年来华，即着手翻译圣经，於1813年将新约译好；旧约部份与米怜合译，至1819年完成所有翻译，整本圣经在1823年於马六甲出版，名为《神天圣书马氏自述他的译作是「忠於原文」，有学者认为他译新约所依据的是「公认本」(Textus Receptus)，并参考了英文「钦定本」(Authorized Version)及从大英博物馆抄来的「巴设译本」。
至於译文方面，马氏自言较着重「正确明了原文的意义、感觉与精神、用普通大众的文字；避免使用宗教与哲学专门名词」。
这译本虽然在英国甚为有名，但是在中国不大受人欣赏，於是马氏提议由麦都思(W. H. Medhurst)，郭实猎(K.F. A. Gutzlaff)，裨治文(E. C. Bridgman)及马儒翰(J. R. Morrison)组成四人小组，於1840年出版了一本「新遗诏书」(或称为四人小组译本)。
这译本的新约部分後由郭实猎修改出版，名为「救世主耶稣新遗诏书」，及後为太平天国洪秀全等人采用，并作了许多删改。
马士曼译本另一本早期中文译本是由英国浸礼会(Baptist Missionary Society of England)的马士曼(John Marshman)及拉沙(Joannes Lassar)合译的。
马士曼之所以参与译经工作，是受了当时一位公理会(Methodist Church)宣教士要求所影响，这位宣教士要求「设立一个公会，专责翻译圣经使它成为东方最多人口的国家的语言」。
他随即加入了当时设在印度的译经小组，结识了拉沙，展开了圣经中文翻译的工作。
据马士曼所述，他们的译经方式是拉沙首先将圣经由英文译成中文，每译完一段後，由马士曼根据希腊文新约圣经逐句斟酌修改，然後再让一位不懂英文的中国人加以修改。
前後需要经过十多次修改审阅，才可付印。
新约部分於1816年完成，旧约译就於1822年，并在印度出版，此版本较马礼逊译本早一年面世。
马士曼译本与马礼逊译本可说是同期基督教宣教士的产品，最有趣的是当学者比较他们两者时，发现他们在字句上有很多相合之处，这令人怀疑他们同时各自拥有一个相同的蓝本作参考；进而推测他们同时参考了巴设译本。
若然事实如此，那可说基督教早期的圣经译本不约而同地已具有天主教译本的影子。
委办译本步入十九世纪中期，中国被迫开放更多通商口岸与西方列强，也同时容许更多宣教士入华传教。
於1843年英国伦敦传道会、美国及美南浸信会、美国长老会等几个在华传教会派代表在香港开会，商讨重译圣经。
他们决定在全中国分区域组成五个译经委员会，每一区译完经文後便寄给其他区委会。
他们又决定以「公认本」为翻译蓝本，并规定译文应与原文本意相同，成语方面也要符合原文意义。
在1847年代表举行第二次大会，在此次会议中，浸信会代表退出；与会者又因「神」、「上帝」、「灵」等译名的争论而分成两派，因而出现了两种版本的新约译本(美华圣经公会采用「神」字；大英圣经公会用「上帝」)。
在旧约翻译方面，与会代表又因意见不合而分散，留下来的英国代表们於1853年将旧约译好，次年出版，名为「委办译本」。
至於美国代表们则另起炉灶，於1859年出版新约，1862年出版旧约，名为「裨治文译本」，由美华圣经公会出版。
和合译本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在中国开始有较通俗语言(官话)中文圣经，例如在北方有施约瑟为首的新旧约官话译本(1878年)；南方有杨格非(John Griffith)所译的官话译本。
另加上其他已完成的译本，此时期的宣教士都体会到有数种圣经译本在中国同时通行，实在对传教工作带来诸多不便。
於是在1890年在上海举行的一次宣教士大会中，与会成员就划一中文圣经译本问题达成协议：分别就深文理、浅文理及官话叁种和合译本的工作成立叁个翻译委员会，将南北两部官话圣经合并(和合)，加以改良，并以1885年版的《英文修订本圣经》(Revised Version)为蓝本进行翻译。
而各圣经公会可自行决定英文名词God，Holy Spirit， Baptism的中译词。
这叁个译委会各有不同的工作进度，只有官话和合本的翻译工作对以後一世纪有巨大的影响。
这官话和合译本翻译委员会起初共有七位成员，在1906年新约完成时剩下五人，分别是狄考文(C. W. Mateer)、富善(C. Goodrich)、欧文(G. Owen)、鲍康宁(F. W.Baller)及鹿依士(S. Lewis)。
自1891年第一次译委会开始，以28年时间，将整部圣经译毕，於1919年出版，定名为《国语和合译本》。
这译本出版後不久，即通行全国，自始成为全中国的通用译本。
其翻译共有四项原则：1.译文必须为全国通用语言，不可用地方土语；2.行文须简单，在礼拜堂讲坛诵读时，各阶层人士都能明了；3.字句必须忠於原文，同时又不失中文的韵气；4.暗喻应尽量直译，而非意译。
他们认为这些原则中，尤以第3项最为重要；然而在译经的过程中，又渐渐倾向重视意义上的准确性。
华人翻译的基督教中文圣经译本以上所提及的各种译本，全是由外国宣教士所翻译。
由和合本圣经得到空前成功以後，基督教圣经翻译亦进入了一个新纪元：翻译工作由西方教士转为以华人为主。
朱宝惠与赛兆祥(Sydenstriker)合译的新约(於1929年出版)，为这段历史开展了序幕。
然而他们觉得有需要重译，於是由朱独力依据希腊文新约逐字逐句，用通俗显浅的中文译出，成书於1936年，得到了甚好的评价。
还有王宣忱译的《新约全书》，於1933年出版，译自1916年伦敦印行的拉丁文新约译本，并参考了1901年纽约印行的英文圣经译本，据说这译本也颇有参考价值。
另外於1932年郑寿麟博士及陆享理牧师(Rev. H Ruck)开展了合译新约的工作，并於1939年出版部分新约，名为《国语新旧库译本新约全书》。
此译本的特点在於强调「信」的翻译原则，由希腊文直接译出。
还有吕振中译的《新约全书》，原文根据苏特(Alexander Souter)的新约希腊文版本。
吕氏的翻译原则有：1.照原文直译；2.不避免非中国式的语法；3.尽量保持原文结构。
此译本於1946年出版，1952年出版译修稿。
旧约部份以玛索辣经卷作为底本，并参考撒玛黎雅古卷，拉丁通行译本，七十贤士译本等。
整部圣经译本於1970年出版。
从这段时期开始，基督教的圣经中译工作正式由本地华人担任，也采用了当时流行的原文校订版本作为翻译蓝本。
用语方面，亦因着白话文的流行而采用日常惯用的中文词语。
然而翻译工作仍多偏重新约；这可能因当时懂得希伯来语的学者甚为稀少，也可能因新约较旧约更易广为传诵和了解。
七十年代以後基督教的圣经中文译本直至六十年代末期，基督教的圣经中文译本已不下数十本之多；旧的翻译因语文潮流的变化而渐被淘汰，新的译本又因要达至较好的翻译效果而相继出现，却唯独是国语和合本在基督教会的地位仍屹立不倒。
事实虽然如此，但基督教内对圣经译本仍有两种要求倾向：1.在过去六十多年来，中国白话文经历了不少变化；以现代日常用语来看，和合译本的语文则略为过时，为使更多人(特别是非信徒)了解圣经，有需要将圣经用现代语言重新翻译；2.这几十年有许多圣经古抄本及译本被发现出来，大大充实了经文校勘本的内容；和合本的蓝本主要是「公认经文」，未能反影当代经文研究的成果，所以有需要重译。
由此引发当代两个大规模的圣经重译工作，就是《现代中文译本》及《圣经新译本》。
现代中文译本这译本的翻译工作於1971年开始，以奈达博士(Dr. Eugene A.Nida)及一群译经专家所拟定的「国语新约翻译指导原则」(Kuoyu New Testament guidingprinciples of translation)，将《现代英文译本》(Today's English Version)翻译出来。
之後由八位学者组成审阅小组，根据亚兰(KurtAland)等人所编的《希腊文新约》(The Greek New Testament)校对译稿，并交回译者及顾问们作最後定稿。
当时译者为许牧世，而审阅小组的成员有骆维仁、周联华、房志荣等。
译本的新约部分於1975年出版，整部圣经於1979年出版。
此译本的特色在於运用「意义相符、效果相等」(Dynamic equivalence)的原则翻译，比直译较有弹性，句子亦较自然，但难免牺牲了希腊原文字句的结构。
译本的对象是具有中学程度的读者，故此，避免运用宗教术语，可使非教徒也能阅读。
另外，由於此译本最初原意是一部天主教及基督教的「合一译本」，以回应当时合一运动的需要，故此在审阅小组里的成员有天主教的代表。
但始终在用词上未能达至共识，最後只能出版一部只将「上帝」改为「天主」，将「圣灵」改为「圣神」、「耶和华」改为「上主」的所谓「天主教」版现代中文译本，实属可惜。
圣经新译本这译本的起缘，是由一个专门资助各地信徒重新翻译当地语言圣经的一个基金会发起，於1971年开始蕴酿，1972年正式成立「中文圣经新译会」执委会，并开始翻译工作。
最初他们将约翰福音(若望福音)译出作为试验，让教内人士提出意见。
之後又译出约拿书(约纳先知书)、哈巴谷书、玛拉基书(玛拉基亚先知书)等试译本。
1974年订出了翻译工作的具体过程：这译本在旧约方面采用德国圣经公会出版的希伯来文圣经(Biblia Hebraica Stuttgartensia. Deutsche Bibelstiftung Stuttgart,1977)为蓝本；新约方面以亚兰等人所编的《希腊文新约》的第二版(1968年版)为底本，由原文直接译出。
之後将译稿交由叁人小组分别从原文、神学及语文叁方面加以审阅，完毕後将小组意见寄交各地华人教会领袖、圣经学者等徵询意见。
最後再将收回来的意见加以综合、取舍；将译稿、研究报告、补充资料等交回审裁委员会作最後定稿。
经过4年的努力，终於在1976年出版了《新约全书新译本》，然而因翻译专才不足及经费问题，整本圣经的翻译至1992年方能完成，并於1993年出版，定名为《圣经新译本》。
此译本能否取代和合本圣经成为基督教通行译本，尚要拭目以待。
总结──天主教与基督教中文圣经译本的简略比较以上篇章已分别简介了各种天主教中文圣经译本与基督教译本的翻译历史，现在让我们将两者作一比较。
就历史年代而言，天主教较基督教早二百多年来华传教，然而较为正统的圣经翻译工作则相差不到半个世纪。
两教早期的译经工作都从个人力量开始(如巴设、马礼逊等)，多从新约方面入手开始翻译。
另外基督教因其内部具有各宗派特色，他们各有其在华工作的传教士，於是也产生了具有不同神学观点的译经小组，出版了各具特色的中文圣经译本。
还有传统基督教一般以圣经为基督徒生活及神学的无上准则，故此对圣经的翻译及传播甚为重视，也间接促使更多传教人员从事圣经翻译工作，其译本数量也较天主教的译本为多。
另一方面，两教亦意识到要产生一本更为准确，措词更为流畅的圣经中译本，就必须集数人之力，方可完成。
这方面基督教的意识较天主教为早，在十九世纪初已有「委办译本」的翻译小组出现；而天主教则要到二十世纪中叶思高圣经学会的产生才有较具规模的译经小组。
还有西方教士们渐渐意识到更好的翻译必须有华人信徒的参与，方可达成，故此翻译的重心由以西方传教士为主，渐渐转移至以华人信徒为主，这方面天主教的转变则较基督教为早。
在这章结束之前，就以一个简表为天主教与基督教各通行译本作一个简单的比较：和合译本思高译本现代中文译本圣经新译本翻译蓝本《英文修订本圣经》旧约：基特耳《希伯来文圣经》第3版 新约：默尔克《新约全书》第七版《现代英文译本》旧约：德国圣经公会出版的希伯来文圣经 新约：《希腊文新约》的第二版参考圣经版本旧约：不详 新约：公认本圣经旧约：西乃抄本及有关死海古卷等 新约：峰索登、乃斯特尔等校勘本旧约：基特耳的《希伯来文圣经》第3版 新约：《希腊文新约》第叁版不详参考译本旧约：不详新约：英皇钦定本、委办译本等旧约译本：七十贤士译本、拉丁通行本、叙利亚简明译本、贺清泰译本等 新约译本：拉丁通行本、巴设译本、和合译本等《新英国圣经》 (New English Bible)、《耶路撒冷圣经》(Jerusalem Bible)、《标准修订译本》 (Revised Standard Version)等不详成书年份1919译释本：1961 合订本：196819791993工作方式小组翻译小组翻译一人翻译，小组修改分各部分合译，最後由叁人审阅修改翻译重点以信为主以信为主，达为次以达为主以信为主基本翻译原则形式相符(Formal Correspondence Translation)形式相符意义相符、效果相等忠於原文译者/翻译团体狄考文、富善、欧文、鲍康宁、鹿依士思高圣经学会(全为方济会神父)译者：许牧世 审阅者：骆维仁、周联华、房志荣等中文圣经新译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