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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是“被坑的一代”,但我活在最好的时代

你们是“被坑的一代”,但我活在最好的时代

文/苏清涛

“党的政策确实好”,这样的话,前两年我也听过,说话的,也是有着漫长的“被洗脑史”的老人。与对洗脑有极强的免疫力、但牢骚和抱怨也比较多的年轻人相比,这些“被彻底洗脑”的老人,对生活现状有着更强的认同感,在客观方面,他们的生活处境并不好,但在主观方面,他们的“痛感”却很轻,这不得不归功于我党多年以来的“洗脑”。

我知道,因为这篇,我要被很多人扣上“五毛”的帽子了。对此,我坚决不承认;因为,我其实是个“零毛”。

话说,前一段时间,“全面放开二孩”政策刚一公布,就有人为80后捏把汗:

作为中国历史上唯一的一代独生子女,他们将要面对上有4老、下有2孩的局面。

这样的“新痛”,同时也勾起了曾经的“旧怨”,那些老掉牙的段子又开始沉渣泛起,什么80后刚上大学,大学就开始收费了;什么80后刚参加工作,单位分房就结束了;什么80后还没能工作的时候,工作是分配的,而到了可以工作的时候,撞得头破血流才勉强找份饿不死人的工作做… …

言语之下,80后似乎是改革过程中“被坑的一代”,这代人的命运除了苦还是苦。还有人补刀了一句:“我只想说,咱能不能换一代人坑?”

对段子手来说,写这样的话,也许是调侃、是卖弄才情,但对好多80后人而言,这却是心声。然而,作为一个从西部的农村出来、输在起跑线上的“苦孩子”,我从未觉得自己属于“被坑的一代”。甚至,在读现当代的小说及政治经济改革史的时候,我常常觉得,自己“生活在最好的时代”。

作为一个能力不行却又频繁跳槽的人,我最感激的就是,我“错过了”那个“毕业包分配”的年代。我不用担心被分配去干一份自己不喜欢或“不明觉厉”的工作,然后,再守着那个无聊的“铁饭碗”从一而终——极可能是庸碌的一生。在这个可以自由选择的时代,我可以依靠自己的个性生活,我选择适合自己的工作,而不是强迫自己去适应一份无趣的工作。正因为如此,毕业八年半了,我身上的锋芒也没有被磨掉。

前两天跟一个即将于明年6月份研究生毕业的朋友聊天, 最近,她冒着拿不到硕士学位证的风险,论文还没写完,就跑杭州学自己热爱的越剧了。她是师范类专业,去某些好一点的小学教书,可以拿到1万元的月薪,但她都放弃了。“当教师,太不自由了,我就没有时间玩越剧了。” 想想看,在那个“工作包分配”的年代,能做到这一点吗?可能是,她对越剧再有兴趣,也只能度过压抑的一生了。

很多人会羡慕以前“单位分配房子”的年代,但我要说的是,大一时读一本小说,看见90年代的人,苦苦地“熬工龄”,仅仅为了等到单位给他分房子的机会,并因此而不敢放弃那份自己并不喜欢的工作。当时,我感到无比恐惧:妈呀,我以后是不是也得为了房子而把自己的一生都许配给一个单位啊?这个念头吓得我出了一声冷汗。 稍后,合上书,我方才清醒过来:现在,已经住房商品化了。或许我永远也买不起房子,但我至少不必再为了一套破房子而“终身为奴了”。如释重负的感觉。

在我之前的几代农村人,常常为了一个城市户口,干一份自己并不喜欢的工作;为了一个城市户口,嫁给自己不喜欢的男人;为了一个城市户口,娶一个自己并不爱的女人。而到了我们80后一代,无论多惨,我们至少不必让自己的爱情和婚姻被户口给绑架了。甚至,现在,随着城乡一体化的发展,在一些地方,农村户口比城市户口还值钱了。

三四十年前,年轻人谈个恋爱,都可能被定性为“耍流氓”、“反革命”,而我们,赶上了一个可以婚前同居、可以自由地离婚的时代。在做某些自己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再也用不着像我们的父辈们那样担心世人们的说三道四。

可能是因为自己是学历史的缘故吧,我对一切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变化,都感到新奇。我曾为自己晚出生了十几二十年,未能见证“激荡三十年”的轰轰烈烈而感到遗憾,但我们却有幸经历或见证了互联网颠覆人类生活方式的整个过程;直到小学和初中阶段,我还常常把银行和邮局当做“政府机关”,但此后,我们有幸赶上了市场化改革,赶上了“国退民进”,然后,见证了这些“国家机关”的服务质量的持续提升。

市场化的一个副产品是:很不幸,我们进入了一个“富人得势”的时代。很多人因此而痛恨这个时代。但是,我们可以想象,在市场化之前的计划经济时代,是一个“只有得势的人才能致富的时代”。无论如何,一个富人得势的时代,也要比一个只有得势的人才能致富的时代强得多。把赚钱做为理想,要比把当官当理想高尚得多;向钱看,要比向权看更纯净。

所有这些变化,对我来说都格外刺激,格外有趣,让我感到无比兴奋。能成为历史的见证人,成为这个时代的观察者、思考者,我感到无比荣幸。

当然,在这个时代,最有幸的,也许是段子手遍地开花,并且,因为经历的特殊性,我们也成为了最能“读懂”那些段子的人。

上个月底,《人民日报》发了篇文章《80后真是被坑的一代吗?》,这才表达了我的心声。作者在文章中写道:

在这样一个崇尚多样性的时代,抽象地评论一代人的命运,是一件很危险的事。那些动辄囊括一代人的抽象怨念,并不足以概括80后的真实处境。毕竟,抽象的概括遮蔽了年轻人的丰富性与可能性,也掩盖了那些具体而微但却激荡人心的奋斗故事。一代人或许具有共同的宏观特质,但是一个人的命运并不取决于此,而是掌握在自己手里。如果能做出独领风骚的产品,如果能创造令人艳羡的业绩,就能获得同样的成功,谁会关注你是70后还是80后?

年轻人面临的问题确实不少,但是与问题相伴而生的,恰恰是解决问题的努力与希望。如果只看问题、不看破题,只看反面、不看正面,那就是选择性忽视,只会激发徒然无用的伤感。

虽然这段文字出自“喉舌”之手,但我还是发自内心地赞同。每一代人的青春,都不容易,但我们这一代人的特殊性在于,我们在自己正值青春期的时候,掌握了网络舆论的话语权。不过,我们却没有珍惜这个话语权,而是拿它来抱怨、发牢骚了。结果,就是,显得自己成了“最苦逼的一代”。

刘瑜老师在《送你一颗子弹》中有句话:决定一个人的生活的色彩的,不是他眼前的景色,而是他的眼睛。对此,我相当同意。这就是,为什么,同样的时代背景,有些人感受到的是苦逼,而有些人感受到的是波澜壮阔、激荡人心了。

当然,生活中并不是只有这种“于丹式”的鸡汤。下面,再说个具体的例子:

今年6月,去四川巴中市的一个贫困山村采访,一位72岁的老人在向我讲述扶贫工作开展以来他的感触时说:“现在的生活质量,比以前好出十几倍、一百倍。”然后:又反反复复地说“党的政策就是好啊”,“感谢党”。

换做以往,如果是在电视上或报纸上看到这句话,我一定会觉得可笑,甚至是发出一点冷笑。“真是被洗脑了”。然而,当我亲耳听见眼前的这个人几次三番地重复这句话时,我竟十分感动——他之所以反复说“党的政策好”,主要有两个原因:表达能力欠缺,除此之外,不知道还能说啥;他确实对当下的生活比较满意,对当地的政权有发自内心的拥护。

如果是一个国家的首富或其他既得利益者在公开场合说“党的政策好”,我们会很容易理解;但一个刚脱贫不久的“前贫困户”竟然也感谢党,这难免让人意外。从聊天的其他内容和他说话的语气看,这位老人现在的幸福感确实是挺高的,这一方面是因为他的欲望比较少,很容易满足;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党对他的“洗脑”确实是成功的。

其实,“党的政策确实好”,这样的话,前两年我也听过,说话的,也是有着漫长的“被洗脑史”的老人。与对洗脑有极强的免疫力、但牢骚和抱怨也比较多的年轻人相比,这些“被彻底洗脑”的老人,对生活现状有着更强的认同感,在客观方面,他们的生活处境并不好,但在主观方面,他们的“痛感”却很轻,这不得不归功于我党多年以来的“洗脑”。

洗脑,并非全都一无是处。在某种意义上,其实是“被洗脑得越彻底,便越幸福”。

每个人的脑海中、思维中都一些会降低幸福感的因素,我们把这些“负能量”的东西从大脑和思维中清除出去,便是洗脑了。这种洗脑,就像是洗衣服、洗碗一样必要。

我们常说,幸福与不幸,并不取决于实际生存境遇,而是取决于“心态”、取决于思维方式。在幸福感比较差的时候,“调整心态”,实际上就是一种洗脑。对身处逆境的人来说,自我洗脑,就是在吸食精神鸦片。

一说到洗脑,我就不由得想起如过街老鼠般被人人喊打的“心灵鸡汤”了。但我想说的是:很多人,之所以不幸福,恰恰是因为他们对心灵鸡汤缺乏信仰、缺乏基本的敬畏之心。

处于某种同样的困境中,容易被心灵鸡汤“洗脑”的人,通常都能告别痛苦和烦恼,而那些始终无法摆脱思维局限性的“理智者”,则无一例外地充满了焦虑和忧愁,他们总是满腹的牢骚和委屈。这,正是身为一个“鸡汤厌恶者”最大的倒霉和悲哀之处。

鸡汤厌恶者们总是居高临下地嘲笑那些喜欢心灵鸡汤的人逃避现实;可是,如果一个人“面对现实”的目的就是为了得到更多的烦恼和痛苦的话,那他真是蠢得可以啊。

有的人,之所以将那些谈调整心态的文章都定性为心灵鸡汤,其实是因为他自己的心态很差,并且还不具备调整心态的能力——自己没能力做到,便认为别人从实践中感悟出来的真知灼见都是“空洞的大道理”。

作者简介:苏清涛,1984年出生,金牛座,2021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历史系,一个不务正业的记者,不会写诗的诗人,不懂艺术的艺术家,“尽管我毫无艺术细胞,但我自己就是个艺术品”。微信号/charitableman,公众号/扯淡不二·chedanbu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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