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名言的出处
正其谊以谋其利，明其道而计其功——试论颜元经世致用的义利观在我国古代哲学理论中，义利关系问题集中了伦理道德的价值取向。
孔子认为：“仁者人也……义者宜也”。
追求私利是人的欲望本能，但是追求私利应以“义”为前提，以义制利，见利思义：“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他的义利观可概括为“重义而不轻利”。
而荀子则提出：“先义后利者荣，先利后义者辱。
”已经有了重义轻利的倾向。
董仲舒提出：“夫人仁者，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
”否定了君子在合乎“义”的情况下追求“利”的合理性，这与孔子所赞许的“义然后取”和荀子说的“好利恶害”明显不同，进一步割裂了义利之间的关系，也把重义轻利的观点绝对化了。
宋明理学家承袭、发挥董仲舒的观点，严义利之辨，倡导贵义贱利。
程颢认为“出义则入利，出利则入义”，义利关系被视如水火之不相容，有义则无利，有利则无义，朱熹提倡“革尽人欲，复尽天理”。
心学大师王阳明也主张“去人欲而存天理”。
“义”作为一种价值原则被提升到宇宙本体和形而上学终极存在的高度，称为“天理”，“利”因“人欲”恶的性质而失去了存在的合理性，先秦儒家所谓“合义”的利也不存在了，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利”存在的客观性和必要性。
清初，思想家颜元继承、发扬了事功派的功利思想，在义利关系上对董仲舒和宋明理学的观点作了尖锐的批判，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孔子义利观的本来面貌。
他主张“以义为利”的观点。
他说：“以义为利，圣人平正道理也。
……义中之利，君子所贵也。
后儒乃云‘正其谊，不谋其利’，过矣
宋人喜道之以文其空疏无用之学。
予尝矫其偏，改云：‘正其谊以谋其利，明其道而计其功。
’”义利并不对立，在正谊、明道的前提下，必须谋利计功，求义中之利。
颜元还以种田、捕鱼为例说明人们进行生产活动，是必须讲求功利和收益的：“世有耕种，而不谋收获者乎
世有荷网持钩而不计得鱼者乎
”正义明道就应该谋利计功，不讲功利，义、道之事空洞的腐儒直言，于国于民毫无益处。
这里，颜元实际上是将功利看作是“正谊”、“明道”的出发点和归宿。
颜元对程朱理学将义利对立而主张存天理灭人欲的义利观尤为反感，他认为，舍形无性，人形不但不是人性的累害，而且正实现了人性。
而人的欲望又满足人形体各方面的需要，因此也是人性的必然表现，是人之常情，不能像程朱那样将其看作是罪恶性质的人欲。
所以他说：“故礼乐缤纷，极耳目之娱而非欲也”；“位育乎成，合三才一性而非侈也”。
主张有其体必有其用，并以其用通有其体，这是对封建禁欲主义的根本否定。
颜元认为，谋利计功是人的活动的普遍特征，道德不是空话而存在于人们谋利计功的行为之中，“正谊便谋利，明道便计功”，所以“义中之利，君子所贵也”。
他的这些观点，继承了先秦儒家“富贵乃人之所欲”，君子“义然后取”的义利观中的合理成分，比较好的将义利统一起来，可以说是向传统儒家义利观的复归。
在道德评价中，之所以谋利计功，就在于“理由事先”、“理由功著”，必须通过实事实功的实际效果，道德才得以充分体现。
仁义并非仅存于内在的道德世界之中，还应当具体展现于外在事功的开创过程之中。
正是外在事功，构成了内在道德的现实确证。
外在事功对于实现人之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彰显内在德性的光辉是非常必要的。
所谓的离事功则“言仁义者陆沉泥腐”，“无事功之仁义”强调的正是这一点。
而理学家中时道德境界，轻视物质生活，把两者对立起来，宣扬重义轻利，甚至讳言功利、不求效用，必然导致道德价值发生混乱。
颜元反对只强调动机而否定效果，它批判理学家热衷于静坐空谈心性道德，不办经济生民的实事，形成了一种崇尚空疏、鄙弃实事实功的社会风气。
认为其所造就的只能是“无事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的无用腐儒，“莫谓唐、虞、三代之英，孔门贤众之士，世无一人，并汉、唐杰才亦不可得”。
由此可见，在道德和事功的统一中，颜元的侧重点由道德转向了事功，外王事功成为了价值的重心和目标。
正是基于这一点，颜元为了扭转空疏的社会风气，扶正被颠倒了的道德评价标准，提出了“身心一致加功”的原则，即在道德评价过程中，既要注意言行一致，又要注意义利统一，动机和效果的一致。
要把个性修养同成就事业联系起来，考察实事实功的完成，特别强调义利并重、道功兼收，以“功”、“用”来判断、评价道德。
同样，为学求知的目的也在于“务期实用”。
颜元认为：“学必求益，凡举步，觉无益就莫行；凡启口，觉无益就莫言；凡举念，觉无益就莫思。
”颜元把“有益”看作为学求知的前提，无论行、言、思都必须以“有益”为出发点。
讲义不能不讲利，只有义利一致才能对社会有所贡献。
基于对宋明以来崇虚黜实、讳言功利的严重弊害的深刻认识，颜元提出了功利主义的圣贤观，把能够“建经济生民之勋，成辅世长民之烈，扶世运，奠生民”的圣贤作为最高的人才理想和德育目标。
他强调知识分子要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并且还要有济世救民的本领。
颜元所谓的圣贤已不同于传统儒家的圣贤。
在儒家传统观念中，圣贤主要指个人道德修养的完善状态，而颜元的圣贤范畴则是社会本位的，着重从个人在社会生活中所发挥的作用、具备的实际才能及实际功利的完成方面来要求和衡量，既有个人品德修养方面的内容，又有实事实功的要求，而对于后者尤为注重。
可见，颜元把“斡旋乾坤、利济苍生”的实际功业以及“有真才真器”，“致君泽民”的能力作为人才的标准。
在心性道德之体和经世济民之用之间，颜元所强调的是通过经世致用来体现德性。
颜元的所谓理想人格不再是静坐读书，重义轻利的腐儒，而是与社会实践融为一体，义利兼重的有用之才；他所关注的不再是挺立的道德人格和“存天理，灭人欲”的内圣工夫，而是能否开创盛大的外王事功。
颜元并不否认内在德行的涵养和修持，只不过以一种不同于宋明儒者的理念开创出内外圆融的为学路向，赋予了宋明儒学因过分脱离外王路线而腐朽生蠹的思想以崭新的生命。
综上所述，颜元的义利观以经世致用为旨归，更以“正其谊而谋其利，明其道而计其功”为原则，实现了对儒家义利观的复归。
颜元提倡经世致用“正谊谋利，明道计功”的义利观，既重义又重利，既重内圣又重外王，既重“尊德性”又重“道问学”，既肯定多学而识的博学多问，又强调理乐六艺等实用技巧的价值，在工夫路线上异乎宋儒，开出了一条客观、具体、务实的实学思想的新路数，实现了由内圣转向外王，由虚空转向实在，追求经世致用的实学思想的新路数，实现了由内圣转向外王，由虚空转向实在，追求经世致用的实学思想路向。
此是颜元思想的真正价值所在。
当然，颜元的义利观的提出有其深刻的历史条件和时代背景，他所反对的是当时重义不追求正当利益的腐儒。
我们今天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要深切理解古人思想的精华，既要避免不顾国家和他人利益，损人利己，损公肥私的舍义重利倾向，又要兼顾合理的追求利益的经济商业活动。
只有以团结互助为荣、以损人利己为耻，以诚实守信为荣、以见利忘义为耻，使义利并重，协调一致，调节好物质利益和道德精神的关系，才能更好的开创我们灿烂光明的未来。
文章出处：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
李白的一生是怎样的
李白是唐代诗坛上的一颗巨星，被历代文人称为“诗仙”，杜甫的诗句“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就是对李白诗歌高度成就的十分形象的概括。
李白，字太白，于唐武后长安元年（公元7O1年）出生在中亚的碎叶；5岁时，随父亲迁居四川江油县青莲乡。
李白从小就受到良好的教育。
他说：“五岁诵六甲·十岁观百家。
”15岁时，学习剑术。
20岁前后，在家乡的匡山读书，从友人学习纵横术。
李白勤奋好学，“常横经籍书，制作不倦”。
在 20岁以后，李白游历了蜀中不少名胜古迹。
蜀中雄伟壮丽的山川，培育了李白开阔的襟怀，豪放的性格和对大自然的热爱。
由干受纵横家和儒家思想影响，李白有着很强的事业心，希望建功立业；但他受道教和道家思想影响较深，又热切地向往着求仙学道的隐逸生活。
这种矛盾的生活理想，在他身上最后形成二者兼顾的愿望，即“功成，名遂，身退”。
开元十四年（公元726年），李白“骇骥筋力成，意在万里外。
”于是“仗剑去国，辞亲远游”。
在途中，他写了著名的《峨眉山月歌》：“峨眉山月半轮秋，影人平羌江水流。
夜发清溪向三峡，思君不见下渝州。
” 出三峡后，李白首先漫游了长江中下游地区。
当时正是开元盛世，国家呈现一派欣欣向荣景象，李白坚信“天生我材必有用”，对前途充满了信心。
那时的人，要想在政治上有所作为，通常是走科举考试的道路。
此外，还有一条“终南捷径”，即通过求仙访道的隐居生活，扩大影响，引起朝廷重视，也可能被召去做官。
李白豪放不羁，又抱负很大，自视甚高，不愿走科举道路，所以选择了一终南捷径。
为此，李白在江陵拜访了著名道士司马承祯，并写了一篇《大鹏赋》，用寓言形式记叙这次会晤。
此赋通过“激三千以崛起，向九万而迅征”的大鹏形象，抒写了他远大的抱负。
李白在求仙访道的同时，很注意结交“豪雄”，即那些能够抗暴扶弱、仗义舍身的游侠人物。
李白自己就“少任侠”，“轻财好施”。
他在东游吴越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就散金三十万，周济生活困难的人。
李白一生写了许多歌颂侠士的诗，赞美那些在国家危急关头，勇于舍身赴难而不居功、不贪恋爵禄的豪侠。
如《侠客行》赞美侯赢、朱亥“三杯吐然诺，五岳倒为轻。
”“纵死侠骨香，不惭世上英。
”《古风》第十首赞美鲁仲连“却秦振英声，后世仰末照。
”并说“吾亦澹荡人，拂衣可同调。
”他景慕这些历史人物，反映了他的性格、抱负和理想。
”李白在游历中，很注意向乐府民歌学习，加上阅历的增长，使他的诗歌创作日益提高，写下了不少著名的诗篇。
如《望天门山》：“天门中断楚天开，碧水东流直北回。
两岸青山相对出，孤帆一片日边来。
”再如《望庐山瀑布二首》其二：“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
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
”雄伟壮丽的祖国山川景色，经过诗人别出心裁一番吟咏，更给后人留下了深刻难忘的印象。
李白在学习乐府民歌时，创作了不少乐府诗。
《长干行》第一首开头六句是：“妾发初覆额，折花门前剧（游戏）。
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
同居长干里，两小无嫌猜。
”后来“青梅竹马”和“两小无猜”，便成了比喻小儿女相亲相爱的著名成语。
开元十六年早春，李白来到湖北安陆。
在这里，他和曾在唐高宗时做过宰相的许围师的孙女结婚，开始了“酒隐安陆，蹉跎十年”的生活。
他曾隐居安陆境内的寿山和白兆山桃花岩，后又与道士元丹丘一道隐居嵩山。
开元二十四年，他去山东，又和孔巢父、韩准等人隐居祖徐山的竹溪，时人号为“竹溪六逸”。
他写的《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表白自己此时的隐居是“养贤”而非遁世，是在等待时机。
文章说，“奋其智能，愿为辅粥，使衰区大定，海县清一。
”可见隐而不忘政事。
开元二十二年，李白在襄阳，“高冠佩雄剑，长揖韩荆州”。
韩荆州即韩朝宗，任荆州大都督府长史，兼判襄州刺史、山南东道采访处置使。
李白《与韩荆州书》是他初见韩时的一封自荐书。
文章开头借用天下谈士的话－－“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赞美韩朝宗谦恭下士，识拔人才。
接着毛遂自荐，介绍自己的经历、才能和气节。
文章表现了李白“虽长不满七尺，而心雄万夫”的气概和“日试万言，倚马可待”的自负，以及他不卑不亢，“平交王侯”的性格。
文章写得气势雄壮，广为传诵。
在此期间，李白结识了比他大12岁的孟浩然。
孟浩然以善写山水田园诗著名，二人一见如故。
当他们分手时，李白写了著名的七言绝句《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
孤帆远影碧空尽，惟见长江天际流。
” 开元二十四年，李白移家东鲁任城（今山东济宁），自己则继续往来各地，寻找政治出路。
天宝元年（公元742年），他又举家南下，住到安徽南陵去了。
不久，李白被朝廷征召去长安，临行时写的《南陵别儿童人京》一诗，表达了他踌躇满志和狂喜的心情：“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
” 在长安，李白结识了任太子宾客的老诗人贺知章。
贺知章对李白的《蜀道难》十分赞赏，“读未竟，称叹者数四”，认为此诗只有神仙才写得出来，因而称李白为“滴仙人”。
《蜀道难》描绘了由秦人蜀途中的山川，一开头就以“噫呈*，危乎高哉
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
”这种充满磋叹的情调很快抓住了读者，中间以“黄鹤之飞尚不得过，猿揉欲度愁攀援”等，竭力形容人蜀途中山川的高危险峻，再衬以“悲鸟号古木”、“子规啼夜月”的凄厉气氛，以及诗人的反复嗟叹，把蜀道的高危艰险渲染得十分突出而激荡人心。
由于玉真公主和贺知章的进一步推荐，李白终于受到玄宗皇帝的亲自接见，并以翰林供奉的身份被安置在翰林院。
翰林供奉的主要职责是为皇帝草拟文浩诏令之类文件。
同时也迎合皇帝的兴趣，随时写些应景诗文。
李白曾利用与玄宗接近的机会，向玄宗申述过自己对国家大事的看法和主张。
遗憾的是，这时的玄宗，已不是早年那个励精图治，能够任用贤才的开明君主，而是已经变成贪图享乐，不问政事的人了。
他把“朝事付之宰相，边事付之请将”．深居官中，沉溺声色。
玄宗曾一度受重李白，目的是要他写诗作词，供自己享乐。
当玄宗觉得李白好言政事，不满足于当驯服的御用文人时，就疏远了他。
从李白方面来说，玄宗之所以疏远他，与他那傲岸性格有关。
杜甫在《饮中八仙歌》中说：“李白一斗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
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
”李白这种无视封建秩序的叛逆精神，显然是统治者所不喜欢的。
相传，玄宗在便殿召见李自时，李白曾让高力士为他脱靴。
高力士是最有权势的一个大宦官，为解“脱靴”之恨，他挑拨杨贵妃说，李白《清平调》词中的“借问汉宫谁得似，可怜飞燕倚新妆”二句，“以飞燕指妃子，是贱之甚矣
”使杨贵妃由此深恨李自。
他们都是玄宗最宠的人，在玄宗面前进谗言，自然会影响玄宗对李白的看法，何况对他进行中伤的，还有驸马张*等人。
权臣贵成的谗毁，玄宗的疏远，使李白很苦闷，发出“行路难”的感叹。
天宝三载春，李白知道自己留在长安已不能再有所作为，于是上疏，“恳求归山”。
玄宗没有挽留他，而是“赐金放还”。
李白在长安实际上只有一年半时间。
这期间，他亲眼看到朝政的黑暗腐败，以满腔忧愤写下了许多揭露和批判现实的诗篇，如《古风》第十五首，谴责统治阶级“珠玉买歌笑，糟糠养贤才”。
天宝三载，李白在东都洛阳认识了比他小11岁的诗人杜甫。
杜甫“性豪业嗜酒，嫉恶怀刚肠。
”其抱负是“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
”与李白意气相投。
他们情同手足，“醉眠秋共被，携手日同行”。
和杜甫分别后，李白又在漫游中度过了1O年。
这时，他因夫人许氏早已去世，又在广州梁国（在今河南开封）与相门之女宗氏结婚，并常住于此，所以他说：“一朝去京国，十载客梁国”。
以梁园为中心，李白往南到过越中，往北去过幽州，有不少地方，如金陵等地，则是旧地重游。
他的漫游，一是求仙访道，一是欣赏大自然的美。
他说：“五岳寻仙不辞远，一生好人名山游。
”此外也是寻求为国效力的机会。
他在《梁园吟》中说：“东山高卧时走来，欲济苍生应未晚。
” 这个时期，朝政更加黑暗，把持朝政大权的宰相李林甫，大兴冤狱，打击迫害正直贤能的官员。
目睹国是日非，李白内心的痛苦也与日俱增。
但他决不向权贵屈膝，在著名的《梦游天姥吟留别》一诗中，他写道：“安能推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
”表现了他的高尚人格。
他还写了许多揭露和鞭挞黑暗现实的诗篇。
《远离别》对玄宗宠信李林甫等奸臣，大权旁落，提出警告：“君失臣兮龙为鱼，权归臣兮鼠变虎。
”《北风行》批判了安禄山“欲以边功市宠”而挑起的对奚、契丹等少数民族的战争。
在长期的漫游中，李白和劳动人民有较多接触，写了一些反映他们的诗篇。
《宿五松山下苟媪家》对“田家秋作苦，邻女夜春寒。
”深表同情。
《秋浦歌》第14首歌颂冶炼工人：“炉火照天地，红星乱紫烟。
赧郎明月夜，歌曲动寒川。
”对酿酒老头也充满感情，｛哭宣城善酿纪叟》写道：“纪英黄泉里，还应酿老春。
夜台无李白，沽酒与何人
” 歌颂祖国大好河山，是李白这个时期诗歌创作的一个主要方面，也取得了新的成就。
例如对黄河的描写，就有不少名句：“西岳峥嵘何壮哉
黄河如丝天际来。
”“黄河西来决昆仑，咆哮万里出龙门。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独坐敬亭山》一首；“众鸟高飞尽，孤云独会闲。
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
”则把山写活了。
天宝十四载，安史之乱爆发。
当时任平卢、范阳、河东三镇节度使的胡人安禄山，率所部兵15万，认范阳（今北京大兴）出发．进攻中原。
仅30多天，洛阳就陷于乱军之手。
次年正月，安禄山在洛阳称帝，自号大燕皇帝。
六月，京都屏障憧关失守。
玄宗仓皇西选，于是京都长安也为乱军所据。
安史之乱初，梁园沦陷，李白带着夫人到江南避难。
他写了许多诗篇，表达他对乱军的痛恨，对国家和人民命运的担忧。
《古风》第十九首中写道：“俯视洛阳川，茫茫走胡兵。
流血涂野草，豺狼尽冠缨。
”诗人这时渴望报国杀敌，《赠张相镐》诗云：“抚剑夜吟啸，雄心日千里。
誓欲斩鲸*，澄清洛阳水。
” 天宝十五载，玄宗西逃成都，太子李亨于七月在灵武即帝位，是为肃宗，改年号为至德。
永王李*奉玄宗之命，以抗敌为号召，在江陵起兵。
次年正月，永王经过寻阳，知道李白在庐山隐居，派谋士韦子春三次上山聘请李白参加他的幕府。
李白的《永王东巡歌》第二首写道：“三川北虏乱如麻，四海南奔似永嘉。
但用东山谢安石，为君谈笑静胡沙。
”他以东晋名臣谢安自比，表示要辅佐永王，平定叛乱。
但没想到，永王与肃宗发生矛盾，不久，永王即被肃宗的军队所消灭。
李白也因此获罪，被捕入狱，流放夜郎（今贵州桐梓县一带）。
他这时的心情是很沉重的，“夜郎万里道，西上令人老。
”乾元二年（公元759年）二月，在经历15个月的流放，行至巫山时，遇到朝廷大赦，李白才重新获得自由。
他随即雇船东归，名作《早发白帝城》写道：“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
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
”此诗笔调明朗轻快，反映了李白遇赦获释的欢快情绪。
上元元年（公元760年），李白从江夏到豫章（今江西南昌）与夫人重聚。
李白在一生的最后几年中，穷愁潦倒，生活十分凄凉。
但他对时局的变化还是始终关心的。
上元二年，当东南地区又告吃紧，朝廷派李光弼出镇临淮（今安徽泅县）时，61岁高龄的李白，仍不肯放弃这最后的报国机会，打算赶往临淮，参加李光弼的军队。
可惜走到半路就病倒了，未能如愿。
第二年，李白在安徽当涂与世长辞。
李白一生政治上不得志，在贫病中死去，但他以杰出的诗歌创作，为自己树起了一座丰碑。
他继承了屈原和庄子开拓的浪漫主义传统，反对齐梁柔靡诗风，在诗歌革新方面取得了突出成就。
他的诗留传下来的近千首，各体皆备，都有脍炙人口的名篇，尤以七言歌行和五、七言绝句成就最大。
其诗气象宏大，格调雄浑，感情豪迈，境界开阔，清新自然，余味无穷。
李白和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杜甫，把中国诗歌艺术推向顶峰，给后世留下了宝贵的遗产。
正如韩愈所说：“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
”
对联。
上联：出耕入读；求下联。
上出耕入读下联：穷济“穷善达济”化用自：“穷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出自《孟子·尽心上》原句为“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意思是“不得志时就洁身自好修养个人品德，得志时就兼顾天下苍生”。
亦或上联：出耕入读下联：进儒退道但是感觉还是没有上面“穷善达济”那个好一点。
因为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对联，平仄就不必太讲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