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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宋代文学唯美句子

宋代文学家文学才能最全面的是谁

苏轼是中国文学一个多艺的文学家,诗、文、书、画样样精,是宋代(北宋)著名的文学家、书画家。

他与他的父亲苏洵、弟弟苏辙皆以文学名世,世称“三苏”;与汉末“三曹父子”(曹操、曹丕、曹植)齐名。

且苏轼与唐代的韩愈、柳宗元和宋代的欧阳修、苏洵、苏辙、王安石、曾巩合称“唐宋八大家”。

并与黄庭坚、米芾、蔡襄被称为最能代表宋代书法成就的书法家,合称为宋四家。

在宋代的文学家中首推他的文学才能最全面。

宋代著名的文学家有哪些?

1、散文:唐宋八大家,宋有六,分别是苏轼、苏洵、苏辙、欧阳修、王安石、曾巩;2、诗词:宋诗著名诗人有王安石、欧阳修、陆游、辛弃疾婉约派的柳永,姜夔,李清照,周邦彦(另有晏殊,)

材料一分别写的什么唐朝,宋代文学的主要表现形式

这个题目太大了,只能给你一些参考:1、按载体分为:口头文学、书面文学、网络文学三大类;2、按作者所在的时代分为:古代文学,近代文学,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

他们的范围都是随着读者而不断迁移的;3、按产生地域分为:欧美文学,中国文学,日本文学,拉美文学等。

4、按读者分为: a、按受众身份/年龄有儿童文学 b、按读者群体及内容分为严肃文学和通俗文学或大众文学、民间文学、少数民族文学、宗教文学等。

5、按内容分为:史传文学、纪实文学、奇幻文学、报道文学等。

6、按表达体裁分为:小说、散文、诗歌、报告文学、剧本、民间传说、寓言、笔记小说、野史、童话、对联和笑话等;其他如史传、哲理、赋、骈文、小品文、文学批评、电影、有文字剧情架构的电脑游戏(含游戏主机)等7、按创作理念分为:浪漫主义文学、现实主义文学等主要的四种形式1 传统的诗是有韵律的文学作品。

它通过诗的想像与抒情来表达某种强烈的情感。

诗是历史最悠久的文学形式,中国是世界上诗歌最发达的国度之一。

从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最早的长篇抒情诗离骚以来。

汉代的乐府,唐宋格律诗,和唐末兴起的词,元曲以及五四以来的新诗。

历代的民间歌谣。

构成了中国诗歌无以伦比的巨大传统。

相比之下西方的叙事诗发达较晚,并结合戏剧,成就很大。

例如荷马史诗,但丁神曲,莎士比亚剧本。

2散文是没有严格的韵律和篇幅限制的文学形式。

与韵文相对。

中国的散文从先秦诸子散文发展而来,代有散文名家名作。

其中历史散文和赋体以及奏议文告等应用文体,对后代产生了深远影响。

中国自古是世界上散文最发达的国度。

3戏剧是另一种古老的文学形式。

它主要通过不同角色之间的对话来表达作者的思想和感情。

戏剧可以用于舞台的表演,也可以阅读。

4小说是以虚拟世界为内容的综合文学形式。

传统上以散文为主体。

庄子:饰小说以干县令。

中国现代意义上的小说,是从先秦散文中的寓言滥觞,经过汉末六朝的笔记,到唐传奇宋话本拟话本而成熟,再传至明清以四大奇书为代表的长篇小说和以聊斋志异为代表的短篇小说。

西方的小说称为fiction,被称为散文史诗。

小说上接神话传说,作为后起的文学形式。

由于其巨大的容量,深刻全面地反映了现实和人们的思想,成为近代以后主流的文学形式之一。

文学的意义:首先,人是生存在社会上的动物,这种生存是以理智和情感为指导的,具有方向性和目的性的。

作为与万物共生的人,他的最基本的使命是为自己的存在寻求意义,我是谁,我为什么而生,我为什么而活着

而文学最基本最伟大的功能就是给予意义,是对人类的生存赋予意义。

荷马史诗、希腊悲剧、《神曲》、《浮士德》、莎士比亚、托尔斯泰,还有屈原,史记、唐诗宋词、元代杂剧、清代的民间戏曲等等,不管它们是什么题材体裁,实质上都是告诉人们生活的意义。

文学不是哲学或宗教,它不提供生存的理论,而是以它对世界的感悟保障人类的精神永远有一个支点,这个支点即理想。

不管是在精神迷茫的时候,还是在情绪晦暗的时候,或者在我们陷入迷狂的激动时刻,文学总会给予我们可靠的心灵指引。

人们通过阅读,以至聆听和观看文学,领悟到人生或世界的某种真相,点燃起心中生存的信念,寻找到个人的生存目标……今天,类似于传统的文学性阅读已经很少见了。

无论学生还是成年人,都在忙于读实用类书籍。

一些想读文学而又没有耐心的人,则去读网络文学作品,或是读那些所谓“新锐作家”的私人写作、肉体写作。

但是,现实中还有大量给人以温暖的作品。

比如,严歌苓《第九个寡妇》和铁凝《笨花》,都是在大的社会背景中的小人物的人性挖掘;杨显惠的《夹边沟纪事》、《定西孤儿院纪事》以一种近乎冷漠的笔调回叙历史,显示出强烈的批判意识和喷薄欲出的人道主义激情,具有罕见的震撼力。

还有像《英格力士》、《藏獒》、《兄弟》、《等等灵魂》、《城的灯》等都是既有可读性又有文学性。

而像张洁的《知在》、张炜的《刺猬歌》等虽然读起来比较累,但却可以证明确实有作家从未忘记理想和责任。

在这里,文学最可贵之处在于它不管在什么环境中,总会让人懂得生活并不是茫无头绪的存在,而是充满着可能性与选择性的生机勃勃的过程。

其次,在人的文明演进过程中,文学全面而无微不至地帮助人类建立了自己的价值系统。

人的价值观的形成,一方面来自社会的规范,比如政府的诱导之类,一方面来自生活中环境的影响,比如家人亲戚邻居的榜样作用。

而在官方律令和家人的言行之间,可能文学对人的影响更广泛一些。

比如《史记》甚至就是中国传统价值观的重要源头。

中国文化的现实精神,中国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都与《史记》以来的精神脉络相通。

《史记》提供了面对现实的批判态度,提供了不以成败论英雄的道德判断标尺,提供了知识分子独立人格的样板,提供了知识分子参与社会改造的理想,最重要的是它提供了文学参与文化价值建设的鲜明范例。

而民间的说唱和戏曲等等,也始终起着传播教化的作用。

至于外国作品,我们熟悉的《老人与海》、《鲁滨逊漂流记》、《堂·吉诃德》、《十日谈》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等,都明确地在不同文化价值观的形成过程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通过树立英雄榜样,通过英雄的现身说法而逐步建立起公众的价值信仰,再通过榜样的力量和信仰的力量使公众将公认的价值观融入自己个人的日常行为即生活细节中,文学就这样以潜移默化的方式在我们成长的过程中帮助我们建立起了完整的价值系统。

它以形象的方式告诉人们,人是什么样的,人应该怎么样。

而我们在阅读中,就接受了既定的精神秩序和系统化了的价值观,这就是文学的力量。

再次是文学承担着文化的自我修正功能。

文学给虚悬着的人类精神建设起一个支点,即理想,它使我们觉得活着是一件有意义的事。

文学同时又告诉我们,人是什么样的,人应该怎么样,使我们有了具体的生存目标和方向。

当人们为之奋斗的一切在某一天可能会显得非常不可思议的时刻,文学往往可以发挥文化自我修正的功能。

比如文艺复兴就是对欧洲中世纪的宗教专制主义的反叛与修正,而现代主义文学则又是对资本主义的高度垄断和机械化生活秩序的批判。

中国上世纪80年代的以“新时期文学”为标志的一段文学历史和文学思潮,正是对此前的文化禁锢和思想禁锢的反叛,其中所洋溢的对现实的参与精神、批判精神,对个性自由和人性解放的追求,对理想主义、现代化、民主化的向往等,对我们今天的改革开放和文化多元化局面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决不是像今天一些对生活毫无所知的时髦的学者所说的“伪理想主义”。

文学是人类价值生长的过程,也是人类文化的镜子,它照耀着人类的灵魂,同时也照耀着人类的行为,使人成为人。

所以,文学总是与人的生活融为一体的。

所谓文化的自我修正,就是指这些文学的努力文学的叙述以其对生活的直观感悟默默地温暖着读者的心灵,于不知不觉中影响着读者对生活的判断,使读者能在纷乱嘈杂的多元化声浪中渐渐找到一条清晰的精神生长脉络,从而也为自己的生存找一个合适的方向或目标。

已经迷失方向的当代文学也就在不经意中回到了它的正常发展轨道中。

以宋词为例谈谈宋代文学成就

国维《宋元戏曲考》:“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唐之诗,宋之词,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

”宋词是中国文学史上璀璨夺目的宝石,在古代文学的阆苑里,她是一块芬芳绚丽的园圃。

她以姹紫嫣红、千姿百态的丰神,与唐诗争奇,跟元曲斗妍,同唐诗并称双绝,都代表一代文学之胜。

她从《诗经》《楚辞》及汉魏六朝诗歌里汲取营养,又为后来的明清对剧小说输送了有机成分。

直到今天,她仍在陶冶着人们的情操,给我们带来很高的艺术享受。

词初名曲、曲子、曲子词。

简称“词”,又名乐府、近体乐府、乐章、琴趣,还被称作诗余、歌曲、长短句。

归纳起来,这许多名称主要是分别说明词与音乐的密切关系及其与传统诗歌不同的形式特征:我国古代诗乐一体,《诗三百篇》与汉魏六朝乐府诗大都是合于音乐而可歌唱的。

“乐府”原为汉时政府音乐机关之名。

汉以后的五、七言古体诗和唐以后的近体诗始为徒诗而不可歌。

唐人的拟乐府古题与新乐府不再合乐,实为古体诗了。

唐代绝句也有可配乐歌唱的,或称“唐人乐府”,有时与词相混,如《阳关曲》《杨柳枝》等,也被作为词调名。

唐宋之词,系配合新兴乐曲而唱的歌词,可说是前代乐府民歌的变种。

当时新兴乐曲主要系民间乐曲和边疆少数民族及域外传入的曲调,其章节抑场抗坠、变化多端,与以“中和”为主的传统音乐大异其趣;歌词的句式也随之长短、错落、奇偶相间,比起大体整齐的传统古近体诗歌来大有发展,具有特殊表现力。

曲子词、近体乐府、诗余、长短句之名由此而得。

作词一般是按照某种乐调曲拍之谱填制歌词。

曲调的名称如《菩萨蛮》《蝶恋花》《念奴娇》等叫做“词调”或“词牌”,按照词调作词称为“倚声”或“填词”。

宋词唱法虽早已失传,但读者当时的倚声或后来依谱所填的词,仍然可以从其字里行间感受到音乐节奏之美,或缠绵宛转,或闲雅幽远,或慷慨激昂,或沉郁顿挫,令人回肠荡气,别有一种感染力量。

二.分类宋词是继唐诗之后的又一种文学体裁,按语言内容及抒情方式分为:婉约派、豪放派两大类。

婉约派的代表人物:李煜、李清照、柳永、秦观等;中国宋词流派。

明确提出词分婉约、豪放者,一般认为是明人张詅。

婉约,即婉转含蓄。

词本为合乐而歌,娱宾遣兴,内容不外离愁别绪,闺情绮怨。

北宋词家承其余绪,晏殊、欧阳修、柳永、秦观、周邦彦、李清照等,虽在内容上有所开拓,运笔更精妙,并各具风韵,自成一家,但仍未脱离宛转柔美之风。

其特点主要是内容侧重儿女风情,结构深细缜密,音律婉转和谐,语言圆润清丽,有一种柔婉之美。

我国词坛是一个群芳竞艳,姹紫嫣红的百花园。

多彩多姿、千娇百媚的婉约词,为我国古典诗歌增添了无限光彩,也为我国文学的发展起着继往开来的作用。

首先是它具有“可歌性”。

婉约词是一种配乐歌唱的新体诗,从其诞生之日起,就跟音乐结下了不解之缘。

《旧唐书·温庭筠传》曾记载飞卿“能逐弦歌之音,为侧艳之词”。

天才的作家们既有文学素养,又都洞晓音律。

每填一阕,往往锤字炼句,审音度曲,把如画的意境,精炼的语言和美妙的音乐紧密结合起来,既表情达意,又悦耳动听,具有感人的艺术魅力。

婉约词便是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一曲新词酒一杯”,这些温柔香艳之曲,怀人赠别之调,又多是歌伎舞女们在花间、樽前,轻歌曼舞中弹唱的。

一曲之后,余音绕梁,沁人心脾。

“杨柳岸,晓风残月。

”(《柳永《雨霖铃》)便只合十七八女郎,执红牙板,浅斟低唱。

这类“旖旎近情,铺叙展衍”的新曲,往往使闻者销魂。

婉约词音节谐婉,“语工而入律”。

情调柔美,容易为人们所接受。

唐五代词早就具有这一特点。

欧阳炯在《花间集序》中说:“……绮筵公子,绣幌佳人,递叶叶之花笺,文抽丽锦;举纤纤之玉手,拍按香檀。

不无清绝之辞,用助娇娆之态”。

两宋时期,婉约词空前繁荣,风靡全国。

柳永的词,“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之。

可见当时传播之广。

直至近代,婉约词依然具有“可歌性”。

这是它的突出特点。

言情,是婉约词的传统题材,也是婉约词的主要特点。

它以情动人,道尽人间的悲欢离合,喜怒哀乐。

文采灿烂的《花间集》,就是一部言情之作。

五代词人韦压,善于运用各种抒情手法,成功地抒写自己对生活的感受。

晏殊的《珠玉词》,抒情委婉。

如明珠美玉,光艳照人。

欧阳修是一位领袖儒林、肩负文统道统的中心人物。

在他的诗文里,只能看到他严肃的护道面孔,而他的抒情小词,却写得婉媚轻柔,情致缠绵。

清代著名词人纳兰性德,工文章,精骑射,而小词却委婉传情,凄恻动人。

盖“情有文不能达,诗不能道者,而独于长短句中可以委婉形容之。

”(查礼《铜鼓堂词话》)。

作家们把肺腑中的真情,悲愁与欢愉,通过抒情的婉约词,曲折细腻地透露出来,赢得古今无数读者的同情与共鸣。

爱情是人们生活的重要部分。

抒写爱情,反映在封建礼教统治下,人们对爱情的热烈追求,对幸福生活的向往,以及遭到迫害、受到挫折时的悲愁与哀怨,也就成为婉约词的重要内容。

它首先表现在对爱情的大胆追求与歌颂。

敦煌曲子词《菩萨蛮》的作者,大胆坦率而又委婉曲折地写出“枕前发尽千般愿,要休且待青山烂……”表达了爱情永恒不变的心愿。

冯延巳的《长命女》,写夫妻祝酒陈愿,地久天长,永不分离。

韦庄的《思帝乡》“妾拟将身嫁与,一生休。

纵被无情弃,不能羞。

”歌颂了天真少女对爱情的热烈追求。

李清照的名作《醉花阴》“薄雾浓云愁永昼”,是对爱情的表露,抒写她美满幸福的爱情生活。

多情的词人,往往通过抒写离愁别恨,歌颂爱情的真挚。

婉约词的又一特点是“以美取胜”。

它以美的语言、美的形象、美的意境,展观自然美与生活美,歌颂人物的心灵美。

作家们把美的语言、美的形象、美的意境,和谐地统一起来,创作出大量具有诗情画意的绝妙好词。

“问君能有几多愁

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虞美人》)、“车如流水马如龙,花月正春风”(李煜《望江南》)、“帘外雨潺潺,春意阑珊”(李煜《浪淘沙令》)、“舞低杨柳楼心月,歌尽桃花扇底风,(晏几道《鹧鸪天》)“醉别西楼醒不记。

春梦秋云,聚散真容易。

”晏几道《蝶恋花》)凡此,皆美妙动人,绚丽多彩。

往往片时佳景,一语留住;万端情绪,一语吐出。

一首词,可因一妙句而千古流芳。

“红杏枝头春意闹”(《玉楼春》),作者宋祁因而得到“红杏尚书”的美称

“云破月来花弄影”(《天仙子》),作者张先遂有“张三影”之称;“一川烟草,满城飞絮,梅子黄时雨”(《青玉案》,贺铸因而被称为“贺梅子”。

爱美是人之天性。

美的艺术形式,是沟通人类感情的桥梁。

创造美的意境,是婉约词的基本特征。

李清照《如梦令》“常记溪亭日暮”,就是一幅优美的图画,把读者带入美的意境。

“无言独上西楼,月如钩,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李煜《相见欢》),创造了凄凉而又幽美的意境。

“春无踪迹谁知,除非问取黄鹂,百啭无人能解,因风飞过蔷薇”(黄庭坚《清平乐》),作者通过奇妙的想象,把惜春之情、寻春之意,熔铸在一起,意境极美。

苏轼的《蝶恋花》“花褪残红青杏小。

燕子飞时,绿水人家绕。

”全词绘出暮春景色,在美的意境中,蕴含着伤春情绪。

豪放派的代表人物:辛弃疾、苏轼等.豪放派:中国宋词风格流派之一。

北宋诗文革新派作家如欧阳修、王安石、苏轼、苏辙都曾用“豪放”一词衡文评诗。

第一个用“豪放”评词的是苏轼。

据南宋俞文豹《吹剑续录》载:“东坡在玉堂,有幕士善讴,因问:‘我词比柳词何如

’对曰:‘柳郎中词,只合十七八女孩儿执红牙拍板,唱杨柳岸晓风残月。

学士词,须关西大汉,执铁板,唱大江东去。

’公为之绝倒。

”这则故事,表明两种不同词风的对比。

南宋人已明确地把苏轼、辛弃疾作为豪放派的代表,以后遂相沿用。

因其词作的题材、风格、用调及创作手法等与婉约派多不相同,故被视婉约派为正统的词论家称为“异军”、“别宗”、“别派”。

豪放派的形成与发展约分为四个阶段范仲淹写《渔家傲·塞下秋来风景异》,发豪放词之先声,可称预备阶段。

苏轼大力提倡写壮词,欲与柳永、曹元宠分庭抗礼,豪放派由此进入第二阶段即奠基阶段。

当时学苏词的人只有十之一二,学曹柳者有十之七八,但豪放词派毕竟肇始于此。

南宋词论家王灼说苏轼作词“指出上天一路,新天下耳目,弄笔者始知自振。

”张炎《词源》将“豪放词”与“雅词”对举。

沈义父《乐府指迷》说:“近世作词者不晓音律,乃故为豪放不羁之语,遂借东坡、稼轩诸贤自诿。

”上述诸条都可印证此说。

苏轼之后,经贺铸中传,加上靖康事变的引发,豪放词派获得迅猛发展,集为大成。

这是第三阶段即顶峰阶段。

这一时期除却产生了豪放词领袖辛弃疾外,还有李纲,陈与义,叶梦得、朱敦儒、张元干、张孝祥、陆游、陈亮、刘过等一大批杰出的词人。

他们相激相慰,以爱国恢复的壮词宏声组成雄阔的阵容,统治了整个词坛。

第四阶段为延续阶段,代表词人有刘克庄、黄机、戴复古、刘辰翁等。

他们继承辛弃疾的词风,赋词依然雄豪,但由于南宋国事衰微,恢复无望,风雅词盛,渐倾词坛及豪放词人偏擅粗直词风等原因,豪放派的词作便或呈粗嚣、或返典雅,而悲灰之气渐趋浓郁则是当时所有豪放词人的共同趋向。

豪放派特点大体是创作视野较为广阔,气象恢弘雄放,喜用诗文的手法、句法写词,语词宏博,用事较多,不拘守音律,然而有时失之平直,甚至涉于狂怪叫嚣。

南渡之后,由于时代巨变,悲壮慷慨的高亢之调应运发展,陈与义、叶梦得、朱敦儒、张孝祥、张元傒、陈亮、刘过等人承流接响,蔚然成风。

豪放词派不但震烁宋代词坛,而且广泛地影响词林后学,从宋、金直到清代,历来都有标举豪放旗帜,大力学习苏、辛的词人。

它不仅描写花间、月下、男欢、女爱。

而且更喜摄取军情国事那样的重大题材入词,使词能象诗文一样地反映生活,所谓“无言不可入,无事不可入”。

它境界宏大,气势恢弘、不拘格律、汪洋恣意、崇尚直率,而不以主含蓄婉曲为能事。

词论家对苏轼词所作的“横放杰出” “词气迈往”“书挟海上风涛之气”之评,对辛弃疾所作的“慷慨纵横”“不可一世”之评,可移向豪放派。

豪放派内部的分派较少,仅有苏派、辛派、叫嚣派三个阶段性的细支。

其风格虽然总称豪放,然而各词人风格亦有微差:苏词清放,辛词雄放,南宋后期的某些豪放词作则显粗放,清朝的豪放词人如陈维崧等亦多寓雄于粗,以粗豪见长。

由于豪放词人嗜于用典、追求散化、议论过多,某些豪放词篇遂有韵味不浓、词意晦涩、形象不明、格律欠精等缺点,这些亦是无庸讳言的。

豪放派虽以豪放为主体风格,却也不乏清秀婉约之作,不名之家如此,名家亦如此。

苏词《贺新郎乳燕飞华屋》、《水龙吟似花还似非花》,辛词《粉蝶儿昨日春》、《青玉案东风夜放》等皆是可伯仲婉约词的名篇。

总之婉约派词是适合在花前月下浅吟低唱,而豪放派词更适合把酒临风、对酒当歌。

婉约派词侧重于抒发离愁别恨的个人感情,而豪放派则侧重于抒发对事物的感慨。

一个是小调,轻轻的哼出,一个是高歌,放声高歌。

词的初期极尽艳丽浮华,流行于市井酒肆之间,是一种通俗的艺术形式,五代时期的《花间集》就很明显地展露了词美丽绚烂的文采,但是这期间的词题材还仅限于描写闺情花柳、笙歌饮宴等方面,可以说还显得很“小气”。

虽然艺术成就上已经达到了相当的水准,但是在思想内涵上层次还不够。

宋代初期的词一开始也是沿袭这种词风,追求华丽词藻和对细腻情感的描写。

像曾因写过“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而得罪了仁宗皇帝的柳永,郁郁不得志,一生就流连于歌坊青楼之间,给歌妓们写写词。

所谓“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

当时的词被认为是一种粗俗的民间艺术,不登大雅之堂,以至于宋朝的晏殊在当上宰相之后,对于他以前所做的词都不承认是自己写的。

宋朝的艳妓之多,水平之高为其它朝代所罕有,她们和宋朝的才子们一起共同推动了词这一新兴艺术形式在民间的广泛流传。

但是,随着词在宋代的文学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词的内涵也在不断地充实和提高。

“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

”奠定了边塞词在宋词中的地位,使只闻歌筵酒席、宫廷豪门、都市风情、脂粉相思之类的世人一新耳目。

到苏轼词首开豪放词风,宋词已经不仅限于文人士大夫寄情娱乐和表达儿女之情的玩物,更寄托了当时的士大夫对时代、对人生乃至对社会政治等各方面的感悟和思考。

宋词彻底跳出了歌舞艳情的巢窠,升华为一种代表了时代精神的文化形式。

三.宋词的由来词,诗歌的一种。

因是合乐的歌词,故又称曲子词、乐府、乐章、长短句、诗余、琴趣等。

始于隋,定型于中晚唐,盛于宋。

隋唐之际,从西域传入的各民族的音乐与中原旧乐渐次融合,并以胡乐为主产生了燕乐。

原来整齐的五、七言诗已不适应,于是产生了字句不等、形式更为活泼的词。

四.宋词的发展历程宋词的发展共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晏殊、张贤、晏几道、欧阳修等承袭“花间”余绪,为由唐入宋的过渡;第二个阶段,柳永、苏轼在形式与内容上所进行的新的开拓以及秦观、赵令畤、贺铸等人的艺术创造,促进宋词出现多种风格竞相发展的繁荣局面;第三个阶段,周邦彦在艺术创作上的集大成,体现了宋词的深化与成熟。

这三个阶段在时间上非截然分开,而是互相交错在一起的;就其发展演变的实际情况看,继承与创新也不是相互脱节的。

晏殊与欧阳修生当承平之世,二人喜爱南唐冯延巳词,而又无冯延巳的经历与感慨,其所作词,或“风流蕴藉”“温润秀洁”而多带“富贵气”,或“疏隽”“深婉”而兼有“鄙亵之语”,与西蜀“花间”并有许多共通之处。

晏殊的《珠玉词》以及欧阳修的《近体乐府》和《醉翁琴趣外篇》,在思想内容上,未曾突破传统题材,在艺术形式上,也未见新的创造。

在北宋词发展的第一个阶段中,晏殊、欧阳修的创作,主要在于继承;张先、晏几道的创作,则已稍露宋人特色。

张先、晏几道二人,在承袭“余绪”的同时,已出现“革新”的苗头。

张先歌词创作,宛转典丽,思想内容虽未曾突破“花间”范围,但他创制了若干慢词,在艺术形式上,为词体的变革作了准备。

晏几道的创作,在艺术形式上,虽仍为“花间”式的令词小曲,但其“寓以诗人句法,清壮顿挫,能动摇人心”(黄庭坚《小山集序》),在思想内容上为宋词的革新开了先例,不可视之为“追逼花间”(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二十一)而已。

宋词发展至张先、晏几道,真正完成了由唐入宋的过渡。

然而,在这一过渡阶段中,宋词的变革已经开始。

其中,第一位变革者就是柳永。

柳永比晏殊大4岁,比欧阳修大12岁,三人同属于北宋前期的歌词作家。

但是,柳永的影响却不限于北宋前期,而波及于整个北宋词坛。

柳永所走的道路与晏、欧完全不同。

晏、欧是政界、文坛的显要人物,柳永却是个“失意无聊,流连坊曲”的落拓文人。

但正因如此,柳永有机会深入社会下层,他的创作广泛地接触了社会人生,除了男女恋情,还反映了都市生活的某些侧面,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一部分城市下层人民的生活和思想情感。

而且,他还善于吸取民间歌词的养分,采摘民间曲调入词,大量创作慢词,有效地扩大了词的体制。

因此,柳永的创作获得了广泛的社会基础,对宋词的发展起了奠基的作用。

北宋中后期,苏轼登上词坛,为北宋词的发展打开了新的局面。

苏轼把词当作“诗之裔”(《祭张子野文》),在柳永开拓疆界、扩大体制的基础上,进一步加以“变革”。

《东坡乐府》中出现了〔沁园春〕“孤馆灯青”、〔江城子〕“老夫聊发少年狂”、〔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以及〔念奴娇〕“大江东去”等一类篇章,为北宋词坛增添异彩。

词至苏轼,“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刘熙载《艺概》卷四),已成一种独立的抒情诗体;在欧、晏时,词的创作已不仅仅为了应歌,为妓女立言,而且可以直接用以言情、述志。

苏轼的出现,促进了北宋词朝着多极方向发展。

一方面,柳永的影响极为深远,北宋慢词创作,自苏轼、秦观继起之后,更加兴盛;另一方面,苏轼同时及稍后,若干追随者学其作词,虽各有所得,却不拘一格,各自朝着不同的方向发展。

柳、苏的“变革”及其相互竞争的结果,使得北宋词坛出现了多种风格竞相发展的繁荣局面。

发展变革阶段中的北宋词,并非所谓“婉约”“豪放”两种风格、两种流派所能概括。

在这一阶段中,除了柳永、苏轼的“变革”,秦观、赵令畤、贺铸等人的艺术创造,也为北宋词的发展起了一定的推进作用。

秦观出于苏轼门下,他“自辟蹊径,卓然名家”(况周颐《蕙风词话》卷二)。

他的词“俊逸精妙”(王灼《碧鸡漫志》卷二),与苏轼并不相近。

赵令畤为苏轼门客,学苏轼作词,亦未得其真髓。

但是,秦观所作〔调笑令〕10首(并诗),歌咏历史上许多美女的故事,赵令畤的商调〔蝶恋花〕12首,将张生、崔莺莺的故事谱入歌词,构成了大曲的雏形,不仅为后世戏剧之滥觞,而且也为多种风格的北宋词增加了品种。

此外,贺铸的歌词,“高绝一世,盛丽如游金、张之堂,而妖冶如揽嫱、施之祛,幽洁如屈、宋,悲壮如苏、李”(张耒《贺方回乐府序》),这同样也为发展中的北宋词增添了姿态。

北宋后期,周邦彦兼采众家之所长,进行了一系列集大成的工作,促进词体的成熟。

在歌词创作的思想内容上,周邦彦“以旁搜远绍之才,寄情长短句”(刘肃《片玉集》序),增强了词的“体质”;在艺术表现手法上,周邦彦“多用唐人语檃括入律”(《直斋书录解题》卷二十一),并注重词调的整理与规范化,为词的创作提供了典型。

南宋词体的蜕变南渡后,歌词创作出现了新的情况。

一方面,江左偏安,出现了经济、文化的“繁荣”局面,社会上唱词之风仍然盛行,为歌词创作提供了有利的社会环境;另一方面,社会历史的大变革,由北宋而南宋,政治上的动荡必然波及词坛与歌坛,对词体的发展演变产生一定的影响。

南宋时期的歌词作家,在各自不同的创作道路上,以各自不同的态度与方法进行创作,为宋词的继续发展及蜕变,发挥了各自不同的作用。

南渡作家李清照与向子諲,由北而南,他们的创作是歌词由北宋向南宋发展的过渡。

李清照亲身经历了由北而南的社会变革,她的生活遭遇、思想情感发生了巨大变化,歌词的内容、情调,乃至色彩、音响,都随之发生了变化,由明丽清新变为低徊惆怅、深哀入骨,但是,词的“本色”未变,她的创作为南渡作家如何以旧形式表现新内容,树立了榜样。

向子諲于“靖康之变”前,过着闲适的和平生活,所作词多为“花间”“尊前”的娱乐品,是地地道道的酒边词;“靖康之变”后,他被卷入急剧变化的社会生活旋涡当中,其所作词,内容、风格都与前不同。

向子諲将“江南新词”排列于前,而退江北所作于后,称之为“江北旧词”,这是有其用心的。

向子諲的创作,同样为大变革中的歌词创作提示了门径。

南渡以后歌词作家,诸如陆游、辛弃疾、陈亮、刘过、刘克庄、刘辰翁以及姜夔、史达祖、吴文英、张炎等人,在李清照、向子諲的基础上,继承、发扬了前代作家的艺术创作经验,为词体继续发展起了推进的作用,同时,在“工”与“变”的过程中,他们的创作也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词体的蜕变。

辛弃疾生当衰世,“负管、乐之才,不能尽展其用”,他将自己无处发泄的“一腔忠愤”及其“抑郁无聊之气”寄之于词。

不但在词中抒写抗金、恢复的大题材、大感慨,而且在词中歌咏自然风光,赞颂农家生活,多方面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风貌。

在艺术创造上,辛弃疾经过多种探讨与尝试,形成了自己的特色。

辛弃疾的创作体现了南宋词的最高成就。

但是,辛弃疾的某些作品,表现形式上“大声鞺鞳,小声铿鍧”(刘克庄《辛稼轩集序》,似十分狂放;某些作品着力太重处也不免剑拔弩张,这对于词体的蜕变也产生了一定的作用。

与辛弃疾同时代的作家陆游、陈亮、刘过,或者与稼轩“人才相若,词亦相似”(刘熙载《艺概·词曲概》);或者效法稼轩,“词多壮语”(黄升《花庵词选·中兴以来绝妙词选》卷五);或者激昂感慨,有过于稼轩(刘克庄《后村大全集》卷一百八十《诗话》续集)。

可以说是辛弃疾的“同调”或“附庸”。

南宋后期及宋元间歌词作家刘克庄与刘辰翁,是辛弃疾的崇拜者,在南宋词坛上,称得上辛词后劲。

陈亮、刘过以及刘克庄、刘辰翁等人的创作,是对辛词的补充,同时,对于辛词的缺点也有所发展。

南渡以后作家陆游、辛弃疾等人的成就主要在于以歌词形式反映时代生活,体现时代精神;姜夔、吴文英等人的成就则在于他们对于词的艺术表现所作的探讨与尝试。

姜夔登上词坛,正面临着词体的蜕变问题。

姜夔依据自己关于“合”与“异”的理论(《白石道人诗集自叙二》),以江西诗派诗法入词,别裁风格,于清真、稼轩之外,自创一体。

同时,因其长于音律,精通乐理,词与音乐相结合已臻极诣,所谓“音节文采,并冠绝一时”(《四库全书总目》)。

其艺术追求也获得了较高的成就。

史达祖的词奇秀清逸,风格颇与姜夔为近。

论者或以姜、史并称,或将史作为姜之羽翼。

在艺术创造上,史词“妥帖轻圆”,“辞情俱到”,“有镶奇、警迈、清新、闲婉之长,而无訑荡、污淫之失”(张镃《梅溪词序》)。

但因其缺乏深刻的思想内容,而且“用笔多涉尖巧,非大方家数”(周济《介存斋论词杂著》),其成就仍逊于姜夔。

姜夔之后,南宋词坛的另一巨擘当推吴文英。

吴文英曾提出论词四标准:“音律欲其协,不协则成长短之诗;下字欲其雅,不雅则近乎缠令之体;用字不可太露,露则直突而无深长之味;发意不可太高,高则狂怪而失柔婉之意。

”(沈义父《乐府指迷》引)所谓协与不协,雅与不雅,直突与深长,狂怪与柔婉,相对立论,说明吴文英的主张是针对词坛现状而提出来的。

吴文英“以隽上之才,举博丽之典,审音拈韵,习谙古谐”,其词“沈邃缜密,脉络井井,缒幽扶潜,开径自行”(朱祖谋《梦窗词集补》跋)。

应该说与这一主张相关。

但是,吴文英过分强调内容上的“雅”,过分追求形式上的“协”与不露,其词“用事下语太晦处,人不可晓”(沈义父《乐府指迷》)。

这对于南宋词的衰微却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宋元之间,号称“乐笑翁”的张炎,是一位兼擅乐律的词学家。

张炎既“大段瓣香白石,亦未尝不转益多师”(《艺概·词曲概》),对于词坛先辈的各种长处,多所采摘,又“能以翻笔、侧笔取胜”(《词林纪事》卷十六引),“研究声律,尤得神解”(《四库全书总目》)。

他的词“清远蕴藉,凄怆缠绵”(《艺概·词曲概》),自成一家。

但是,在“声音之道久废”的情况下,张炎“独振戛乎丧乱之余”(殷重《山中白云》序),终究无法挽救宋词的厄运。

至此,宋词的时代已经结束。

宋代文学的主要成就是

宋朝文学主要涵盖了宋代的词、诗、散文、话本小说、戏曲剧本等等,其中词的创作成就最高,诗、散文次之,话本小说又次之。

宋代散文是中国散文史上一个重要的发展阶段。

在三百多年间出现了人数众多的散文作家。

所谓“唐宋古文八大家”中,宋人就占了六位(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王安石、曾巩),写作了不少文学散文和带有文学性的散文,也有许多议论文的名作。

词作为新兴的诗歌形式,从隋唐发轫,至宋代进入鼎盛时期。

唐圭璋先生所编《全宋词》收词人千家以上,词作二万首。

最近还陆续有所增补(如孔凡礼先生《全宋词补辑》等)。

虽因词在开始时还未被承认为“正统”文学,亡佚很多,但目前搜集的成果就足以反映出宋词的繁荣兴盛和丰富多彩了。

宋诗方面则受到唐诗的巨大影响,北宋初期,主要沿袭中晚唐诗风馀韵,大致可归为三体。

最初是效法白居易诗风的白体诗,主要诗人是李昉、徐铉、王禹偁等,其中王禹偁特别关注民生疾苦,风格通俗,暗示了宋诗发展的新方向。

宋代小说和戏曲为元明清小说、戏曲的大发展准备了良好的条件。

宋代的小说主要是“话本”,它原是说话人说书的底本,实即白话短篇小说。

宋代的民间戏曲还处在戏曲的萌芽阶段。

如傀儡戏、影戏、歌舞戏等,前两种不是由人来扮演的,后一种由人扮演,但还是叙事体而非代言体。

总之,由于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向文学提出新的要求,也由于文学本身发展的规律,中国古典诗、词和散文逐渐度过了它的黄金时代,失去支配文坛的地位,小说戏曲等文学样式正在酝酿着更大的文学高潮,进而成为文坛的重心。

宋代文学正是处在这样一个过渡的转变阶段。

关于宋代文学的问题

柳永的资料在正史里没有,关于他的轶事都是后代的笔记,非常零星,很不利于研究,只能通过现存的作品来看,《全宋词》应该比较全。

晏几道的话有《小山词》,像这些婉约词人的研究,《人间词话》是很好的参考。

苏辙可以直接查《宋史》,里面有他的传,或是有讲三苏的书,其实看苏轼的传是很好的研究苏辙的佐证,他们兄弟关系很好,之间有很多书信。

我看过一本不是很正规的研究,有比较多个人情感的书叫《人闲桂花落》,里面有些关于柳永的词和轶事,可以看看

宋代诗文中含有文学的句子

宋代诗文本身就是文学,句句展现文学的美和魅力。

所以不存在你说的“含有文学的句子”这种情况,句句都有。

影响到宋代文学发展的重要因素有哪些

这个问题简单的说影响因素如下(1)政治方面,对外关系方面软弱。

宋初皇帝用儒将治国,消除国内军事割据的隐患,造成了边防虚弱,对外交战屡战屡败。

于是民众希望从其他方面强大。

(2)宋代兵制介绍。

把具有实战能力的禁兵大部分放在京城而不是边防,造成了重文不重武的局面。

(3)经济情况介绍,繁荣,印刷业发达。

使读万卷书成为可能,提高了学术水平。

城市的繁荣促进了人们对于文化娱乐的要求,同时也提供了可能性。

(4)考试制度变化。

考试内容形式的变化,实行弥封制度,考试有严格的规定,人为因素减少了,科举制度的进一步完善吸引了不少知识分子通过考试进入仕途。

(5)宋代文人地位的变化。

宋代文人士大夫物质生活十分宽裕,生活富足。

促进了文化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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