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芳的名字不用说将来是与中国的历史同垂不朽了。但他之所以能名垂史册，不是因为他贵为今日的“人大代表”；也不是因为他曾经立过什么“功”，什么“德”足以造福人群，而是因为他能以男人扮演女人的成功！ ----唐德刚《五十年代的尘埃》
●据说兰芳少时即“以家贫，演戏之暇，时出为人侑酒”。有一个广东籍姓冯的豪客为他“营新宅于芦草园。屋宇之宏丽，陈设之精雅，伶界中可称得未曾有。冯又延请豪贵，往来其宅中，因之梅之名誉大著”。关于这位冯姓豪客于民国初年在北京传说尤多，今姑从略。盖那时捧梅者甚众，不必多考。 ----唐德刚《五十年代的尘埃》
●这一类的社会史料，在清人的笔记内真多不可数。清季士大夫阶级荒淫的罪恶，真罄竹难书。但是这个罪恶的渊薮便是兰芳出身的社会背景。由此也可知道他的职业的性质。 ----唐德刚《五十年代的尘埃》
●一个曾经看过梅剧的苏联剧作家问中国驻苏大使颜惠庆说：“你们中国人为什么要用个男人来扮演女人呢？”颜说：“如果以女人来扮演女人，那还算什么稀奇呢？”
兰芳现在是名满全球了！但是老实说西方人之欣赏梅剧，恐怕多少要受几分好奇心的驱使。可是我们看惯了“男人扮演女人”的几万万中国人和日本人，为什么又对他疯狂地爱慕呢？这分明不是因为他“稀奇”；而是因为他“更别有击人心处！” 兰芳才四岁时，父亲便去世了。十年之后母亲又死了。他既无兄弟，又无姐妹，所以一小便孤苦伶仃，正如他自己所说的：“世上的天伦乐事，有好些趣味，我是从未领略过的。” ----唐德刚《五十年代的尘埃》●兰芳在清末本专唱青衣正旦，所谓贴旦。民国以后乃兼唱花衫。他本人是以皮黄起家的。但他并未忘记他梅家祖传的昆曲。《刺虎》便是他昆曲的拿手戏。
中国戏剧自宋元而后以至于他们梅家之崛起，都是昆曲的天下。自元人杂剧到吴梅所搜罗的一百四十六种“清人杂剧”，骚人墨客们也着实下过了一番功夫。至于情节的动人与夫唱词的娴雅，昆曲可说已到登峰造极的程度。惟其伴奏的乐器则只以笛子为主。 ----唐德刚《五十年代的尘埃》●我觉得，人生最大的失败不是无权无势，而是过一种恶劣的生活。可是这只是我觉得而已。唐德刚先生说，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历史开始了从帝制转向民治的过程，这个过程至少需要两百年才能完成，这就叫历史的三峡。我的切身体会是，在这历史的三峡中，“不靠谱”正是社会生活的底色，真理会被嘲笑为迂腐，美善会被讥讽为无用，只是实利才会令人感觉安稳。地位、金钱，看得见摸得着，就成了人们评判他人的仅存的标准，余者则大半被弃诸荒... ----李海鹏《佛祖在一号线》
●试一翻梅式个人的历史，他自十二岁为人侑酒起，他看过多少权贵的兴亡，五十年来北京王的此起彼伏，正和兰芳舞台上的变化初无二致。他参与过活的“老佛爷”七十万寿的庆贺大典，他也看过死的“老佛爷”为孙殿英的士兵所尸奸；他看过洪宪皇帝的登基，他也看过袁大太子卖龙袍；他看过汪精卫刺杀摄政王，他也看过汪精卫当汉奸……眼看他起高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五十年来他看过北京当朝多少跳梁小丑的兴亡！ ----唐德刚《五十年代的尘埃》
●概念既然绝对化，只容“信仰”，不许“探索”，则科学就变成了神学。 ----唐德刚《晚清七十年》
●须知当时北京的优伶，没有人“捧”是永远不能成名的。在那千万个捧客之中，最重要的还要“豪客”。
至于豪客在当时的北京是所在皆是的。那儿有的是王公贵人，贝勒公子；有的是腰缠十万想到北京“捐”个知府道尹的地主富商；有的是进京会试想谋个一官半职的各方名士和新举人；有的是卸职还京，在习礼三月等候便衣殿召见的封疆大员。他们都是有钱有势的有闲阶级。客居无聊，便去包妓女，捧戏子。 ----唐德刚《五十年代的尘埃》●在那种农之子恒为农，工之子恒为工，考究出身非常严格的社会里，他们梅家便世世代代做着优伶。但是在那个时代，做个伶人也着实不易。他要应付当朝权贵；他要敷衍地方上的恶势力；还要浓妆艳抹地去为捧客们征歌侑酒。据说梅巧玲还有几分侠气，每不惜巨金去救济那些为他捧场的寒士。所以他虽然做了四喜部头，也往往入不敷出。所以当他于光绪八年病死的时候，遗产所余也很有限。 ----唐德刚《五十年代的尘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