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随笔【第一篇】：考古发掘报告在网上被低价买卖的担忧
前天在网上，发现考古发掘报告《宝鸡关桃园》竟在网上被十三个地方叫卖，其中北京10家，西安一家，安徽一家，上海一家。这部发掘报告是由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与宝鸡市考古研究所联合发掘编写，由中国文物出版社2007年出版，定价248元。在网上叫卖的这十三个地方，除上海一个摊子出价248元外，其他十二个地摊多是原价位的二分之一以下出售，最低的竟然出价5元。
考古发掘报告是考古工作者辛勤劳动的结晶，一般印量少，印刷质量上乘，图版精，价位高。发行对象主要在文物考古部门内部与高校与社会科学研究单位，部分是赠阅，部分是价购。上述流传到网上被低价叫卖的，我估计多是属于赠送的，而这些获赠者，本身就不是文物考古工作者或是就不喜爱历史考古，所以认为意义不大，按废纸出售又有点可惜，于是一部很有价值、质量上乘的考古发掘报告就被低价上网叫卖了。这就提醒考古工作者，赠书要选好对象，不要把这类专业性很强的考古发掘报告之类书籍，赠送给不喜爱的对象。而真正需要这些资料的往往又很难得到。
考古随笔【第二篇】：考古学人文价值
时常有人谈论知识考古学，大意是用考古学的眼光，对当代、近代和历史的知识进行再诠释。我们现在所拥有的关于人与文化的知识笼罩着太多的主观性，它是各个时代的、古人的以及我们自己的主观性的大杂烩，是由历史沿革下来的庞杂话语集群在权力冲突的支配下，经由不断的剔除、混淆和积淀的结果。因此，要寻找真理，就必须首先去伪存真，对关于知识的语汇进行语义学和发生学的还原，对历史与文化进行事件和现象的还原，然后才谈得上意义的还原和重新结构。即先让它们赤裸——就像考古中的出土物一样，然后再试图解释。
知识考古学并不就是我们所从事的考古学，但是，它却抓住了考古学两点最重要的本质，其一是对象的特性，其二是方法的特性，从而使它在诸多人文科学中获得了一种鲜活的震撼力量。这可以视为考古学对一般人文科学的一点贡献，更应被看作是对考古学的一种回馈性启示。
考古学对象的特性是它的原初性，知识考古学中的妓女、监狱、同性恋，作为文化结构中的现象，和考古学中的器物、遗迹、遗址等异质同构，都是毫无欺骗意图的文化元质;考古学方法的特性在于对研究对象进行辨识的至关重要——必须首先确证它们是原初的、可信的、物性的，然后才能触及解释。考古学不反对理论和模式，但理论与模式首先是为了解构对象，鲜血淋淋之后，模式或者被粉碎，或者被验证并获得空前强大的物质性力量。因此，考古学的魅力主要应在于木石陶铜的冰凉以及考古学家逼近这种冰凉的艰难过程。新考古学的“中程理论”(MIDDLE-RANGE THEORY)一词，道尽了自地层学、类型学以来考古方法的全部奥义。
但是，公众并不理会考古学这种内在的魅力。他(她)们更为关心的是结果，是考古发现的珠光宝气和那些先于考古而存在的理论模式在与考古学交锋之后，是粉身碎骨还是获得了那种令人慑服的物质性力量。
初生的经典阶段的考古学曾经扮演过人类知识价值革命的重要源泉。在十九世纪的西方，考古学与进化论以及其他科学大发现一起，完成了对神创论世界体系的最致命的痛击，将人类的命运从上帝的巨手中解救出来;在二十世纪的中国，考古学基本上解决了信古或疑古的问题，一个民族、一种文化的来龙去脉由此获得了物质性的坚实着落。
这是考古学与公共知识水乳交融的蜜月时期。此后，东西方传统考古学的命运都无可挽回地式微了。拿中国来说，尽管更加辉煌的考古发现还是一而再、再而三地通过日益迅捷的媒体走向公众，近年的牛河梁、陶寺、果园、二里头、三星堆、大洋洲等，与早年殷墟等的发现也完全可以等量齐观，但是，考古学却已丧失了触动公共知识敏感部位的那根触角。
其实，考古学与公共知识的契合，不在于媒体和考古科普的有无，也不是简单如英译汉或者汉译英那样的话语转换或诠释。考古学根本没有必要放弃自己那种冷冰冰的物质性、巨大的时空场以及特殊的方法论体系(这些是考古学的立身之本)，通过媚俗、放弃自己和迁就公众这些大众传播时代的惯用伎俩，通过对一门严肃科学的釜底抽薪，来谋求在当代人文精神与知识领域中占居一席之地。早期考古学对公共知识和人文价值的贡献，来自于考古学与当时世界知识结构的契合，因为早期考古学的诞生，原本就是当时世界知识结构与世界观转型之要求和压迫的产物——考古学兢兢业业地回答了人从哪里来(西方)和中国从哪里来(中国)的问题，从而非常自然地加入了当时知识进步的大合唱。由史观今，当代考古学也只能坚定不移地继续自己的老路，并在学科进步与时代变迁的双重轨迹中，不断地寻找新的知识生长和契合点，从巨大的时空体系中用物质性的说服力输送对当代世界人文价值的持续关怀。考古学作为一门关于日常生活的锅碗瓢盆衣食住行以及生活方式的基本学问，作为对帝王将相和普通百姓一视同仁、远离文化霸权和话语垄断的学问，有这个义务也拥有这个能力。
问题是，这样的新的知识契合之点是否存在?回答是理所当然，否则，考古学这门与人息息相关的人文科学便丧失了继续存在的任何理由。那么它是什么?学科进步与时代变迁的交叉之点究竟在什么地方?
从考古学的发展史来说，经典考古学的最大贡献是不同地区不同文化演进过程时空框架的建立。当殷墟、二里头、龙山、仰韶、裴李岗等不同阶段的文化演变序列和谱系基本清晰以后，经典考古学在中国的历史使命便大体完结，揭示中国国家、中国文明和中华民族的三大起源问题被明确提上日程。
再来妄谈一下我们这个时代的特点。现在似乎正是一个各个民族、各个文化体系行将交出自己的历史与个性的最后时刻。这不是谁战胜谁、谁压倒谁的问题——西方文明的传统同样在衰微和没落;这是传统让位于现代、分散让位于一体化的问题，是一种全球性的、史无前例且为大多数人孜孜以求的新的生活方式出现的必然代价。正确估价这样一场全球性的文化与生活方式大变革，如果我们试从文化演进的整个历史去寻找合理等量的参照，那么就可以发现，类似的变革实在不多，虽然文化从来没有静止的时候，但是，这样级别的、涉及到世界各主要区域、生活方式的各个方面包括经济基础、社会组织和观念形态的文化变革，还只有后冰河时代的农业革命及由此导致的各早期农业中心的文明化运动差可堪比。
因此，在二十世纪之末的世界，在全球性的现代化运动潮起潮涌的今天，考古学的任务之一是，彻底、系统地清理传统文化的遗产，在最漫长的时空体系中为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提供合理、等量的参照。具体化为学术的课题，就是追寻人类各个文明体系与各不同地域性文化传统的来龙——其发生发展的轨迹、机制与内在的价值。这既是学科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把握各个文化传统未来去脉的第一道关隘。
在此，有必要再次铺陈一下历史与现代的关系问题。现代是历史实实在在的继续，而未来，不过是现代人在现代所面临的种种可能性中所作的取舍——虽然现代人到底有多大的能力、以怎样的方式进行这种取舍尚属可疑，但是文化的宿命性却决定我们必须取舍，而且只能选择唯一——未来在踏进现代的一瞬间，就由种种可能转变为唯一的可能，就成为历史链条上有机的一环。历史可以说就是一连串的被选择了的可能性的累积。因此，在这里不存在重复而只有启示，相似的不是事件而是机制。研究历史不是为了寻求一劳永逸的结论，而是每一个现代在面对未来时必需进行的心智操练——历史性是人性的必不可少的构成部分。
这从最根本之处解释了为什么在我们这个古老的国度，只要真正抬起腿来迈向现代的门槛，关于传统与国故的争论必然如影相随。世纪之初如此，世纪之末仍然如此。但是，更为重要的也许应是，上述这些向我们暗示着历史研究的基本单位，应当是一种文明或者说一种生活方式运作的一个完整的周期，暗示着在当前的中西文化比较与中国文化传统寻根中存在的某些方法论的误区——那就是对这一传统诞生过程及其机制的忽略与短视。
通常的看法是，春秋战国为中国文化的轴心时代，秦汉大一统是中国传统文化基本形成并稳定的关键时期。这未免有点像传说中老子一生下来就是白胡子的老人。考古学的发现一直在不断地刷新我们的视野：夏商周三代不但存在，而且其文化面貌的统一性和文化结构的稳定性，明确说明一个以中原为核心的中国传统已经形成;三代均由不大的地方性部族文化经过立国然后入主中原建立文化优势的考古事实，暗示着一个理念中的“中国”先于三代既已出现，从仰韶开始直到夏代以中原及其周边地区为舞台的波澜壮阔的数次史前文化整合运动，对“中国”作为一种时空框架、政治理念、文化内容与文化结构的形成，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夏商周以族为本的立国与扩张机制，奠定了中国滚雪球一般膨大、融合的最初机制和中国文化连续性等重要特性;这一机制通过商周的分封——文化结构的复制和增生，得到普遍推广与认同，通过秦、金、元、清的立国与加盟，得到翻版、再现和充实。以往我们过于注意春秋战国时代的百家争鸣对于中国民族文化传统最终形成的重大意义，其实农业革命以来的村居、城市和国家的发生与特点，曾经依次扮演了推进中国文化结构的演进与形成的重要力量，西周的分封制度起了将这一文化结构复制放大的催生作用，才为春秋战国及秦汉时期的争鸣、融合、深化与巩固提供了前提条件，而中国文化与社会的决定性基因乃至它迎答挑战的未来姿势，早已根植于中国文明早期演进过程及其建立的机制与文化结构之中。这一漫长过程与机制的最后澄清，应是经典之后的中国考古学再次焕发人文价值的最佳入口。
曾经存在的，都是合理的;存在而又消失的，也是合理的。历史的过程就是迎来送往，考古的责任就是为一切曾经的存在立此物质的存照——它既是人类生活种种可能的基因贮存，也是一种变相的路标。考古学的产生既然是人类自我意识的一次充分体现，新的考古发现和认识，当然也会成为那些注重自醒的人与文化的源源不断的新的镜子，每一位新时代的阿喀索斯，都会从中窥见自己美丽的倒影。
考古随笔【第三篇】：李零：说考古“围城”
《读书》出题，要咱们讨论“考古对研究历史文化有什么作用”，我觉得这是个好题目。上次《读书》已就同样的题目请社科院考古所和中国历史博物馆的几位青年学者座谈过一次，我也忝列其中。那次，陈星灿说，考古学是一门革命的学问，不仅对研究历史文化是挑战，而且对近代学术思想和价值观念也有巨大冲击，我很赞同。前不久，北大举行《国学研究丛刊》发行会，与会者有中文、哲学、历史、考古四个系的人。袁行霈先生让我发言，我说，这次出书，中文系占了好几本，但要谈国学，要谈传统，考古系的人才应该“挺身而出”。考古对改写中国史作用太大，比如《剑桥中国史》，本来是从秦汉写起，现在欧美学者为什么要补写秦汉以前，原因就是考古材料层出不穷，已经到了谁也不能忽视的地步。同样，我们这儿对疑古思潮大反动，重提“五千年文明史”，重提“黄炎”，也是受考古发现(即五千年左右遍地开花的城邑、早期铜器、玉器和刻划符号等等)的鼓舞。
研究考古对我们思想的冲击，这需要写一部历史出来。最近张光直先生在台北联经出版了他的考古学论集和考古学随笔。张先生送书给我，读后我的一个强烈感受是，应该有人赶紧做这样的工作，不但“正史”要写，“野史”也要写。现在我知道，新石器部分，陈星灿已经写了书。通史，则有王世民先生在北大考古系开课。还有美国加大洛杉矶分校的罗泰(LotharvonFalkenhausen)先生，他也有这方面的冲动。我想，如果中国人从中国的角度写，外国人从外国的角度写，内外有别，互相对照，效果可能更好。
考古学伟大，原因很简单，就是孔夫子所慨叹：“文献不足征也。”文献不足，要靠考古去补充，证实或推翻还在其次。人生苦短，百年为限，“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文献虽然可以把我们的视野扩大一点，但毕竟是“一时障目”，看见的顶多是“几千年的辉煌”，人类历史的大部分还是落于视野之外。考古学对人类历史的补充，不是补充一点，而是一补一大块，补出来的部分才是“主体”。毛泽东说“一万年太久”，但这一块却是以万年为计，比我们这点文明史长出几百到上千倍。人类的史前史，拿“文明”的眼光去看，好像很寒碜，箭头鱼钩，石刀石斧，陶盆瓦罐，破破烂烂，但其筚路蓝缕，艰苦卓绝，不能不令人肃然起敬，即其聪明智慧也不让今人。比如近代有“地理大发现”，哥伦布、达•伽玛、麦哲伦之名几乎家喻户晓，好像很了不起。但真正的“地理大发现”、更伟大的“地理大发现”是什么?恐怕还是旧石器时代的“地理大发现”。当时的人，绝无令名传世，但他们已到达地球各处：不但各大洲的崇山峻岭、荒漠绝原都有他们的足迹，而且就连高寒极地、大洋深处也都有人居住。我们今天的生存方式，衣食住行，方方面面，大格局都是很早就已奠定。我们的文明史，离开这种背景，是看不清的(顺便说一句，我们从小就学“社会发展简史”，其实这门课早已落伍，很多“常识”都最没常识)。
现在谈考古对研究历史文化有什么帮助，圈外的人和圈内的人感受很不一样，好像有一堵高墙围在那里：城里的人想出出不去，城外的人想进又进不来，彼此都很苦恼。因为真正的考古是田野考古，这本“书”是从地下一锄头一锄头挖下去，一铲子一铲子抠出来，它很强调资料记录的原始性和完整性，有一种技术很强的专业语言。我们要想从“地下”讲“地上”，从“空间”讲“时间”，从直观的物质形态讲抽象的思想观念，必须有一整套语言转换。圈里的人干久了，难免有职业病，团结、紧张、严肃有余而活泼不足，出土材料在头脑中板结成一块，拆不开，打不散，除了“报告语言”就不会说话。况且他们还受工作压力，风吹日晒，辛苦异常，很多人不仅没时间读书，就连考古材料都来不及消化。而圈外的人看考古报告又如读天书，不知所云，不但不知道怎么找材料，也不知道怎么读材料和用材料。
今天参加座谈，就是一种“圈里”和“圈外”的对话。在座各位，要说圈里人其实只有陈星灿。我虽毕业于社科院研究生院的考古系，在考古所呆过六七年，但早就离开这一行。当年听唐兰先生讲课，他说，我们干古文字这一行的，是被“章黄之学”革出教门。同样，我也是被考古学“革出教门”。过去，我在考古所学殷周铜器，挖过西周遗址和春秋秦墓，这使我受益匪浅。但古文字在外面的人听起来还以为是考古，在里面的人看来却不是玩意儿，好像狗肉上不了席面(我在那里受的教育是：“正宗考古”要同历史学、民族学、古文字学、金石学和文物研究划清界线)。我和兆光、平原不同，他们是正经中文系出身;和星灿也不同，只是“坐而论道”(西方叫armchairarcheologist)，两边都是“票友”。虽然至今，我对考古还是旧情难忘，一直徘徊逗留于它的大门之外，“对屠门大嚼，聊以快意”，但自己给自己定位，还是考古学的“读者”，它的忠实“读者”。
用考古学的东西讲历史文化是个常做常新的事业，也是个冒险的事业。很多人进了这个门，都不免受发现诱惑而驰骋其想象，但“肺腑而能语，医师色如土”，它对玩弄假说也最不客气，几乎到处都是陷阱，没有什么安全岛。况且“考古”和“历史”是两本“书”，各有各的读法，“结合”这件事是说着容易做着难。史前这一大块，我们苦于没有文献;历史时期，文献又太多。早了，搞文献的是干瞪眼;晚了，搞考古的也难双肩挑。
考古与历史相结合，从学术传统讲是“中西合璧”。因为考古是门洋学问，它在西方的传统中，主要作用是补史而不是证史。在他们的概念里，考古和狭义历史学(即依托文献的历史学)完全是两码事，界限很分明。而我们中国，因为文献资料太丰富也太连贯，从一开始就很难抱这种态度。在中国的语汇中，“考古”，即吕大临讲的“考古”，是指用出土发现(主要是铭刻资料)“证经补史”，补充和印证我们从文献获得的历史知识。本世纪的“罗王之学”是依托“三大发现”(殷墟卜辞、西域汉简、敦煌文书)，资料虽新，但所谓“地下地上相结合”、所谓“二重史证”，在方法上仍是承袭宋代金石学。即使真正的田野考古，如中研院史语所和中科院考古所(现属社科院)的发掘，其制度创设、工作程序和训练方法虽然是西方或准西方式的，李济学于美，夏鼐学于英，确实是引进了西方的一套，但它毕竟有自己的接受背景，不可能像西方学者那样“各行其是”，光拿眼睛做研究。中国的考古和历史总是分不开，别的不说，光是它在学科中的位置就很说明问题。例如中研院是把考古设于史语所，我们的考古专业原来是设于历史系(如现在的北大考古系就是从历史系分化，它为中科院考古所和各博物馆的考古队输送了大批人材，有“考古黄埔”之称)，博物馆也多半是历史博物馆(现在其考古队多已独立为研究所)。中国考古，其真正特色是“史学传统”。
中国文献史料太多，这究竟是好事还是坏事?我们一向都认为是好事，而很少想到它的副作用。但一九九四年夏，我到洛杉矶同罗泰讨论他的大作《中国考古学的历史癖》(Onthehistoriographicalori-entationofCninesearchaeology，AntiquityNO.67，pp.839-49)，才知道他和我们的看法很不一样，有些在我们这儿不成问题的问题，到了他们那儿就成了大问题。罗泰对中国考古学的“文献情结”批评很多，上至宋代金石学和清代考据学，下到罗王之学和考古所，从意识形态、民族感情到理论方法，都有所涉及。最为好感是《古史辨》。他认为我们是“文献反被文献误”：由于迷信文献，滥用文献，因而不但背离了西方的考古方法，也糟蹋了中国的考古资料。他这篇文章是写给西方读者看的，属于关起门来讲悄悄话，当然话说得相当不客气(我们这儿的“悄悄话”也一样)。但他的文章却很有警醒的作用。东西方两种传统的接合点在哪儿?文献和考古的接合点在哪儿?我们该怎么掌握其分寸?这样的问题还是很重要。
中国的历史文化是前后一条龙。最近，中央一台在播美国电视片《失落的文明》(LostCiviliztions)。世界上的文明几乎都是“失落的文明”，比如现在的埃及和古埃及，现在的希腊和古希腊，前后那是两回事。人类的文化和文明都很脆弱，特别是早期，只要来点天灾人祸，马上就土崩瓦解，“算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但中国是个例外，恐怕不能算“失落的文明”。我个人认为，中国对工业革命前的世界史研究，如果不说是最好的标本，也是相当了不起的范例。我们中国向以农业立国，土地开发程度高，人口众多而聚落密集，地下的文化层特别厚，稍一动土，就“地不爱宝”，不仅文献史料有连续性，就连考古材料也有连续性。“连续性”也是我们的特点之一。
中国的史料既然这么丰富这么连贯，所以我们都很习惯于“一气呵成”地讲历史：“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例如司马迁作《史记》就是从五帝讲到武帝，民国以来也有所谓“黄帝纪年”。但近代以来，经《古史辨》一辨，大家对黄炎就不怎么敢讲了，过去，《古史辨》的“疑古”其实是两种“疑”，一种是疑“古史”，一种是疑“古书”。他们怀疑前者当然和后者有关，是疑讲这种“古史”的“古书”不可信，才说这种“古史”也不可信。但这两个问题还不太一样。这里的“古书”，即通常所说的先秦古书，主要是战国古书。这些古书虽有“滞后性”，但除少数源出旧典的故籍，绝大多数都是公元前五百——二百年左右的东西，不可能提得太前，也不可能落得太后。现在出土的古书，已经可以延伸到这个时段之内，即使未见龙首也已看见龙脖子。我们从古书类型、古书体例、字体源流和学术源流看，局面已经比较明朗。但是“古史”是另一回事。在这方面，不管你有多大热忱投入多少钱，没有发掘材料，全是白搭。中国的历史，三代以前是一段，主要是考古学的天下;三代以后是一段，主要是文献学的天下：中间一段是拉锯战，必须考古、古文字、古文献齐上阵。中国文献讲三代的东西有没有?有。讲三代以前的东西有没有?也有。问题是怎么看待和运用这些史料。三代和三代以前，所谓史料，作为框架的东西，其实不是《诗》、《书》，而是一种讲族源世系，类似后世谱牒的书，古人叫作“世”，比如《世本》就是其中的一种。司马迁作《史记》就是采用这种史料作框架，不但《五帝本纪》、三代《本纪》是这样，而且全书都是靠这种史料来组织。这种书应该怎么读，现在还值得讨论。疑古派认为“三皇五帝”(《周礼》中已有这种讲法)都是神话，西方学者也这么看，但蒙文通、傅斯年、徐旭生则认为是传说，因而各构其“族团”说。我个人认为，“世”这种书和祭祀有关，并用以教育贵族子弟，在古代很严肃，它有追溯极限，但不是随意虚构。这类追溯有不同层次，共和以下有“年”，最可信;三代以下有“世”，也比较可信;三代以上只有“姓”，有点模糊，但验之两周金文，也不可能是太晚的东西，至少在这一时间范围里，和当时的国族还是很吻合;真正属于神话，还是帝姓所出的感生故事。
徐旭生等前辈讲“族团”其实是从古代的“帝系”推演。古代帝系有很多种，如《世本》讲黄帝、颛顼、帝喾、尧、舜，是以姬姓(周)为主，祁(唐)、妫(虞)、姒(夏)、子(商)四姓为辅，代表中原和中原偏北地区的族团，其实是周帝系;而《封禅书》讲少昊、太昊、黄帝、炎帝，是以赢姓(秦)为主，风姓(赢姓在东方的兄弟氏族)次之，并包括属于陕甘土著的姬(周遗民)、姜(周遗民的兄弟氏族)二姓，代表西北地区的族团，则属秦帝系。还有《国语》、《世本》提到传出颛顼的“祝融八姓”，则是以己姓为主，曹、芈等姓为辅，代表中原和中原偏南地区的族团，与楚人有关;《左传》郯子述五纪之帝为黄帝、炎帝、共工、太昊、少昊，同秦帝系相似(秦出东夷，与郯同祖)，则属东部地区的族团。这些族团都是族姓的区域联合(通过联姻或盟会)，不同于血缘关系(所言苗裔，并非亲产)，空间关系强而时间关系差。我很怀疑，这些“五族共和”恐怕主要反映的是商周时期的格局。它们虽与较早的族团分布可能有某种承袭，在一定程度上可作划分考古区系的参考，但年代不明，终难与考古文化对号入座。
三代的情况与“族团”不同。《史记》的夏、商、周《本纪》都有“世”。三种“世”，至少商、周已得到证明，没有证明的只是夏。过去疑古派讲“古史”，他们有一个神话学逻辑，就是年代越早的东西是年代越晚的时候编出来的。照此推理，我们本来应该认为，夏是商编出来的，商是周编出来的，唐、虞是战国编出来的，黄帝是汉代编出来的。现在还有不少西方学者相信这套逻辑。但我们中国人对历史总是喜欢做连贯思考，如果这套逻辑有一环崩溃，就会有连锁反应。本世纪上半叶，罗振玉发现殷墟，王国维证明商世，中研院做十五次发掘，“商”这个环节被突破后，人们自然会想，既然就连作于汉代的《殷本纪》也可以信据(司马迁参考各国史记、世谱甚多，这是不足怪的)，那么焉知《夏本纪》就不是如此呢?由于这种“信心”的恢复，后来徐旭生才去找夏墟，考古所才做二里头发掘，终于使“夏”成为本世纪下半叶考古学上的重要话题。
现在对于“夏”这个话题，我们中国人是“宁信其有不信其无”，西方学者的态度刚好相反。问题仍处于讨论之中。我们“宁信其有”，是因为古书动称“三代”，在我们这儿太深入人心，少了一代，也就不成其为“三代”。例如张光直先生就使用“三代考古”这样的名词。有人说凡是黄皮肤的都说“有夏”，白皮肤的都说“无夏”。可见这才是“古史”拉锯战的前沿。兆光说，现在都说“走出疑古，进入释古”，但实际状况却是“非信则疑”。我想，这话要讲“古书”不一定对，但讲“古史”大体不误。我发现，中西学者的态度和彼此的法学传统正好相反。他们是“宁可错杀三千，不能放走一个”，而我们是“宁可错放三千，不能冤枉一个”，和美国审辛普森差不多。我们讲究“多闻阙疑”，唯恐“厚诬古人”，也是属于“无罪推定”。但有“杀”、“放”的选择，还是难守中立。
对于解决“古史”上的焦点难题，我认为真正需要的是具体工作，在答案未明之前，“疑”、“信”同为猜测，就像占卜的正反对贞(“天下雨还是不下雨”)，其实只是两种可能。这两年，张光直先生正领导中美联合考古队在河南商丘发掘，希望找到早一点的“商”，或至少也能找到“宋”。这一工作目前还前途渺茫，国内学者早就断言“没戏”。但我理解，张先生是想把问题的研究切实推进一步，哪怕是很小的一步。因为现在不但“夏”的问题还没有解决，而且“早商”和“先商”也没有解决。如果我们能把“商”的问题推进一步，这也是破记录的。更何况它还有助于弄清“夏”、“商”的时空交叉，就是对于“夏”的研究也是推动。
本世纪上半叶，中研院的最大成就是殷墟发掘。而本世纪下半时的“三代考古”则是由中国大陆的学者在进行。最近到台湾中研院访问，我不但看到了许多当年的发掘品和当年的照片，还有幸见到当年从事一线发掘，现已九十多岁还在整理故物的石璋如先生。七月十日演讲，他就坐在第一排杜正胜先生的旁边(可惜这是事后经人提起，当时并没人介绍)。现在我们正处于本世纪临近结尾的几年，老天保佑!我希望在我的有生之年可以看到中国的“三代考古”迈出其关键一步，可以同殷墟发掘旗鼓相当的一步(地点、世系、遗址、遗物、铭刻都能对得上号)。至于黄炎二昊之类，我才不做那个梦。
考古随笔【第四篇】：访问日本国纪实
这是一个日本枫叶满山红的金秋季节。
应日本中日新闻社和日中友好协会的邀请，并受省文物局的派遣，我和省政协副主席田源、秦俑博物馆副研究员秦仙梅，包括山西省文物局副局长张茂英，国家文物局中国文物交流中心总经理张亚克在内的中国文物代表团一行五人，从十一月十一日至十一月十七日，去日本名古屋参加了《大唐王朝女性之美展》的开幕式活动，并在名古屋、京都、奈良、大阪、东京等地进行了访问和参观。
这次展出是由国家文物局牵头，陕西省文物局和山西省文物局共同参加的一次出国展览。这个展览计划从十一月十三日开始，先后到日本名古屋、福罔、罔山、大坂、宫崎等地展出，到二OO五年七月三十一日结束。我们的这次出国访问虽然时间短促，但由于日本方面的精心安排，还是取得了满意的效果，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记忆和影响。
一、
国家文物局要求，十一月十日下午两点钟到北京国家博物馆集中。我们下飞机时已是下午一时多了，为了不耽误时间，省政府驻京办事处的杨主任接机后派一人去日本大使馆办理签证手续，派两辆车送我们直达国家博物馆。在那里，由中国文物交流中心主任杨扬主持开会，讲了这次出国访问的安排和要求。我们十一日中午十二时到达首都机场，办理完各种出关检查手续后，三时四十分从首都国际机场搭乘日本601航班起飞，日本时间晚七时十五分到达名古屋机场。中日新闻社文化事业部久田到一先生、冈村女士和日中文化协会专务理事唐启山先生到机场迎接我们。
十二日上午，中日新闻社事业局局长高坂毅和中日新闻事业局文化事业部部次长尾久充弘接见了我们，对我们的到来表示欢迎。他说，近年中日关系在政治上处于低潮，但经济来往还可以。这次中国文物在日本名古屋展出，是为明年在名古屋召开的世界博览会作准备。他希望以此来推动中日文化交流。中国文物代表团团长、陕西省政协副主席田源也讲了话。晚上，中日新闻社、日中文化协会和松坂屋商店为我们举行了欢迎宴会。中日新闻事业局局长高坂毅、中日新闻事业局文化事业部部次长尾久充弘、东海放送局事业局次长黑宫正之、松坂屋株式会社中部地区本部长兼名古屋店长田近健也等出席，中日新闻社和东海放送局的记者也参加了宴请。席间气氛热烈，日方朋友为田源副主席对日中关系的精辟见解和对中国改革开放中日本朋友不大清楚的问题的解答深感敬佩。
按计划，十三日展览正式开展。但从新闻媒体上传出我国核潜艇进入日本领海的消息，日本政府对此提出了抗议。我们意识到这可能要影响我们的这次访问活动。果不其然，早餐后，日方工作人员来到我们下榻的宾馆，告诉我们，由于十二日核潜艇事件，担心右翼势力借题发挥，出现不必要的麻烦，同时也为了我们的安全，对开展活动作了“降温”处理，如取消了官员参加的典礼仪式，推迟开馆时间。我们对此表示理解。尽管《中日新闻》等各大媒体在十一日就对这次展览作了报导宣传。但参观的人员比预计要少，这是日方和我们都事先未能料到的。面对中日关系如此复杂的政治背景，结果也只能如此。
二、
接下来的参观访问就比较轻松和自在了。为了能腾出更多的时间多看些地方，我们向日方要求尽量减少与官方的礼仪性活动，这样正式的场面就不太多了。
在日方陪同下，先后在名古屋、京都、奈良、大阪等地进行了参观访问。东京是计划中没有安排的，十六日这天，日方只安排田源主席、张茂英局长和我去东京参观，其他两位与随展的同志在爱知县继续参观。由于是在他国，尽管日本的民族在长相，服饰文化上和我国有许多相似之处，可看到的，接触到的依然是全新的感觉，一天跑下来，虽然有点劳累，但这种疲惫被在异国他乡的新鲜感受和兴奋给冲淡了。
先说文物安全。在国内，长期从事文物工作的同志，一提到安全几乎成了神经质的条件反射——那可马虎不得！是的，我们的文物出国展览，首先考虑的还是安全。但是到了日本，这种压抑的心境起码减去了一半。日本朋友可能也了解我们的心情，我们代表团刚到名古屋，他们安排我们与官方会见后，第一件事就是带我们去看文物的安全。实际上，这也确实是我们的一件任务。这批展品有相当一部分是易碎陶质，出国时，由于种种原因，未能直达名古屋，而是从国内到东京后，再转运名古屋。名古屋到东京300多公里，这种运送方式，确实让我们有点不放心，但日方朋友却胸有成竹的作到了万无一失。开箱后所有展品完好无损，此时，我们悬着的心也就放了下来。
日本是一个多地震的国家，这次展出的地方是在世界颇具影响的松板屋商店下属的一个美术馆，不是一所专门博物馆，但他们在文物安全上的周到令我们惊叹。置放文物的展台下都有防震设置，他们还给我们作了摸拟表演。这在认知程度和技术层面上都是我们一下子作不到的。光源的处理也相当先进，特别是壁画展柜的用光都作了特殊处理，冷光源处置的十分到位；湿温的控制装置也很先进。值得提及的是，这个展览在那里展出的时间只有24天，但给我们看不出有临时凑合的感觉。在我们中国人的眼里，这里展览的不但都是中国的珍品，而且还有日本大坂、兵库等地出土的珍品，门卫和展厅内的警卫肯定不少。但奇怪的是，从布展到正式展出那天，这种情况我们始终没有看到，展厅内看不到保安，门口没有警察。这使我们百思不得其解。但往后几天的参观，才使我们对这个问题有了新的理解。不论是明治村博物馆、奈良国立博物馆、东京国立博物馆，都是这样。像在奈良的“正仓院展”、东京的“中国国宝展”上，都是人流如潮，但看不到像国内那种荷枪实弹的感觉。不仅如此，细心观察，在日本，城市房屋的窗户上看不到防盗网，乡间的民宅很少能见到围墙，机关大门没有门卫。就连东京日本国两院办公所在地——东京都厅第二本厅舍的门前也看不到警察。那里的大楼是东京最高的建筑物，不论你是日本人，还是外国人，都可以登上楼顶鸟瞰东京市容市貌。只是在那里，我们进入电梯前看到了两名警察，他们的职责是检查上楼参观的人是否有爆炸物，只要没有这些东西，不论国籍，你都可以自由出入。这在我们国内是不可想像的，这实际上是一个安全的大环境，是一个国民素养意识的整体体现。
再说博物馆。我们参观的博物馆虽然不多，但却留下了很深的影响。日本人在办馆宗旨上，很注意古为今用，突出为现实服务。他们也很重视自己民族的历史，但他们更重视对国家现在的发展有用的历史。和我们国家的博物馆相比，不论是办馆宗旨、陈列形式、社会效益等方面，都有着鲜明的差距。
我们从北京出发前，就看到了计划中有一天的时间用于参观考察日本明治村博物馆。因为注明这个博物馆是民俗博物馆，我们当时就提出能改变这个安排，由于这已通过双方的外交途径商定好了的，要变动比较麻烦。十四日到达这个博物馆后，大出所料，一天参观下来，给我们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影像。
明治村博物馆是一所完全由民营投资建设起来的大型博物馆，距名古屋大约不到一个小时的路程。四周风光明媚，占地面积达100多万平方米。搬入和复原了60多座日本明治时代的建筑物。其主题之突出，规模之宏大，陈列手段之新颍，参观人数之多，令人叹为观止。
日本明治时代相当于我国清代的晚期到民国初期，距今只有100多年的历史，和日本古老的历史相比，它还只能算作一个小字辈。但它对日本后来的发展却至关重要。明治以前，日本的经济实力还相当落后，甚至在很多方面还赶不上我国。就是从明治维新开始，日本对外开放门户，吸收西洋文化与技术，才奠定了近代日本强国的基础，使日本在短短的一百多年时间里，很快超过了英法，一跃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经济强国。因此，日本人就特别注重对这段历史的开发和利用，把这段历史看的相当重要，也感到很自豪。私人投入巨资兴建这样大的博物馆，对国民进行教育，激发他们奋发向上，这就是例证。虽然是私人投资建设的，但对老人和学生实行优惠票价，凡星期六对中小学生免费开放。每天来这里参观的人络绎不绝，而且绝大多数都是日本本土的年轻人。足见日本人对历史教育的重视，对社会效益的重视。
我们虽然对日本的文化了解的不很全面，但从日本的博物馆陈列内容中，也可以明显的感觉到，他们也比较重视古为今用，重视历史研究为现实服务。日本人是善于学习外国先进的文化，比较崇尚强者。就中国而言，他们非常看重我国盛唐时期的题材。从日本多次举办中国唐代文化展和奈良国立博物馆举办的与我国唐代文化有密切联系的正仓院展中，可以看出日本人对中国的盛唐文化特别感兴趣，是因为他们认为中国的唐代很了不起。那时，日本人为了学习中国先进的东西，派出了不少遣唐使来到中国。以至于到现在，日本民间还保留有许多我国盛唐时期的服饰和生活习俗，奈良、京都等地的许多寺庙建筑和我国盛唐时期的建筑物没有什么区别。因此，我国的唐文化题材展览在日本各地很受欢迎。相反，其它题材的展览就没有这么红火，显得有点门庭冷落，这是日本人实用的价值取向所决定的。日本各地的博物馆只所以人潮如流，被广大群众所认可，与博物馆的办馆宗旨有很大的关系。
日本博物馆的陈列手段给人以身临其境、回味无穷的感觉。走进名古屋城遗址博物馆，那巨大的石头城墙是怎么样堆砌上去的？这是包括我们中国人在内的许多观众产生的第一个疑问。但进入展厅后，一个活生生的筑城场景便展现在人们的眼前：一个从白天到深夜，再到黎明的全天候时空，蜡像、灯光、鸡鸣、狗叫、星空、铁匠铺的敲打声，抬石头的号子声交织在一起，这种模拟的场面一下子把观众的心绪引进了那个筑城的场景，太动人心弦了。进入明治村博物馆，仿佛走进了那个一百多年前的日本社会，当时的学校、医院、军营、监狱、巡查派出所、教会、剧场、银行、邮电所、法庭、商铺、工厂、铁路、民宅、酒房、移民住宅以及当时最具现代化的帝国宾馆等等，一应俱全，保存的那样完整，恢复的那样逼真，展现的那样生动，难怪参观的人们络绎不绝。
也许长期以来，对我们国内博物馆工作人员的服务态度司空见惯的原因，看到日本博物馆工作人员的态度就格外稀奇。观众比较多的博物馆，入口处和每一个单元，都有穿戴整洁的工作人员端庄的站立,躬腰微笑向你频频点头示意，表示欢迎。在一些观众不太多的展区，也没有离岗聊天现象，只见工作人员尤如一个军人，看似呆板，实际上是很规范的端端正正的坐在橙子上，当你从她们面前经过时，她们都很自然的向你点头微笑。当然，这是我们在博物馆的感受。在其它场所如飞机上，商店里，酒店里，看到的也大致相同，观众（顾客）就是上帝的感觉我们在异国他乡真正的感受到了。在松板屋美术馆布展那天，我们代表团成员与先期到达的我国布展人员准备一同乘电梯上楼，结果两名随展人员被挡驾在外。后来才知道，他俩佩带有松板屋工作人员的牌照，按日本规定，工作人员不能乘电梯，因为电梯是给观众用的，开电梯的人员不认识他俩是中国人，也不懂中国话，把他们当作松板屋的职员，才挡驾了他们。这件事让我们很受感动，与我们的社会制度不同的日本社会，都能如此尊重观众和顾客，看来胡锦涛同志提出的“以人为本”的含义确实需要我们去深刻的理解。
说到博物馆，还有一点感受也特别深，这就是日本博物馆的商业运作和民间投入。如我国文物这次赴日本展览，经费的来源政府不作投入，而是由民间团体或财团以商业运作的方式来承办。日中新闻社，是日本中部地区的新闻机构，在日本新闻界排行第三。就这样大的一个新闻媒体，却不是日本官方办的。但它却在政界、企业界和民间有着很深的影响，连日本政府都得敬它三分。名为新闻，但文化产业是其一个重要的部分，他们对文化遗产的保护、开发和利用很重视。日中文化交流协会是一个民间社会团体，它以商业和企业财团为经济后盾，在促进中日文化交流方面十分活跃。松板屋商店在日本很有影响和实力，在日本本土和世界有很多分支机构，他能投入巨资开办一个美术馆，这次展览又把他那里作为第一站，就足以说明问题了。还有如前所述，明治村那样大规模的博物馆，完全由一个企业家投入建设，我们在和日本朋友谈及这样大的投资是否能够收回时，他们说，这些企业家办馆的初衷恐怕就不是为了收回投资，他们是在办社会公益事业，办教育。谈到这里，我们对其对学生实行免票参观的举动，就很好理解了。这在我们国内的大多公办博物馆里恐怕都一时难以做到。这是需要我们认真思考和借鉴的。
最后再说说日本的考古。对於我来说，很想有机会能看看日本的考古，但因时间太紧不得如愿。可运气偏偏这么好，在东京，从金龙山寺院参观出来，还有一点时间，日本朋友准备开车让我们看看市容市貌，而后再返回名古屋。谁知，路边竖立了一块十分醒目规范的“发掘调查”牌，我们虽然不懂日文，但大体可以肯定这是一个考古发掘工地。停车请日本朋友一解释，果真如此。上面对建设单位、考古发掘单位、发掘范围，施工范围、工期时间要求、施工负责人姓名和住所，发掘负责人姓名和住所，批准文号都标的十分清楚。虽然由于时间关系，加之事先没有预约联系，未得近前参观，但从中足以看出日本对古文化遗址保护的重视和考古调查与发掘工作的规范化程度。再联系到前不久陪同明治大学教授石黑高田、东京学艺大学教授太田辛男等来宝鸡进行考古考察时的情景，为他们的治学精神所感动。石黑高田是一位女士，太田辛男教授已年过六旬，为了能亲眼看到斗鸡台遗址上的文化堆积，不管道路怎么难走，那怕是坐下蹭，也要到达现场亲眼看一看，亲手摸一摸。
短短的七天访问，虽然所见所闻有限，但这足以改变我多半生对一些问题的看法。飞机虽然已经飞离日本，但浮想依然翩翩。隔着悬窗向外看去，七彩夕阳，一片云海，无边无际。飘飘然然，忽忽悠悠，是梦？是景？是情？是，又都不是。这是人生的感悟！思想好象溜缰的野马，不知不觉就回到了北京，又急急匆匆的回到了宝鸡。与其说给这次难忘的出国访问画上了一个圆圆的句号。倒不如说给自己匆匆的42年工作历程画出了一个圆圆的句号。因为，回到宝鸡的第二天，就看到了我退休的通知。与其说这是巧合，倒不如说这是命运。我要感慨考古，感谢文物，这似用语逻辑上的错误，其实蕴含着我人生经历的酸甜苦辣。记下这难忘的感受，也许对同行，对以后有所启迪
考古随笔【第五篇】：张光恒：古代避暑“神器”
读《红楼梦》，知道薛宝钗给人出过一个谜语：“有眼无珠腹内空，荷花出来喜相逢。梧桐叶落分离别，恩爱夫妻不到冬。”谜底正是彼时一种避暑“神器”——竹夫人。
竹夫人长约1米，中间通空，其身遍布洞孔，是古人根据“弄堂穿风”原理设计出的器物，利用浑身的窟窿收风窜散，供人纳凉，巧妙至极。这种原始的“空调器”在炎炎夏日里给古人带来凉爽的享受。
扇子是古人夏天必用之物。殷代就有用鸟的羽毛制成的“羽扇”，只限于达官贵族使用，与平民百姓无缘。至西汉，京城长安有位叫丁缓的能工巧匠，把7个一丈长的大轮子连在一起，做成了能扇凉风的七轮扇，“一人运之，满堂寒战”，制冷效果惊人，堪称清凉巨无霸。
唐代是科学文化发达时期，民间能工巧匠们设计出一种木制器具，可引水向上喷淋房屋顶部，并使水沿屋檐流下，成为人造水帘，冷气袭人。同时，借用水循环摇转水扇产生风力将冷气送入房中，让房内凉爽宜人。
在明代，高濂的《遵生八笺》里记载有一种独特的消暑建筑——霍都别墅，“一室之中开七井，皆以镂刻之，盘复之，夏日坐其上，七井生凉，不知暑气”，可谓是对水井的巧妙利用。
到了清代中叶，北京城郊的圆明园中，能工巧匠们在园中设计安装了一套叫“水上明瑟”的机械设备，用水力作动力，鼓风降温，性能接近当今的电风扇，纳凉避暑效果奇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