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曾对自己的传记作者说过：《随想录》是“在纸面上树立我的博物馆”。通过《随想录》，巴金祈盼恢复中国知识分子乃至全体国民的历史叙述、历史意识和历史情怀，建立一种经过淬炼的历史观。他的忏悔，在于当年没有阻止、甚至参与了对所有这一切的侏儒化、虚无化过程。下面，让我们去看看这位忏悔了几十年的世纪老人吧！
写关于巴金忏悔的随笔【第一篇：一个时代的终结】
巴金是20世纪中国最后一个离世的文学大师。为此，20世纪中国文学的大师时代结束了。巴金留给读者作品和译作1500万字。其中长篇小说《家》、《春》、《秋》、《寒夜》深受广大读者喜爱，还有他所写的《随想录》、《真话集》，在国内外读者和文学界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他早期的长篇小说《家》、《春》、《秋》控诉和批判了封建社会的专制和灭绝人性，他晚年所写的《随想录》、《真话集》等散文，在控诉和批判之外还有着深刻的忏悔意识。
有人说我们的绝大多数民众在一个运动到来的时候，集体下跪说：我忏悔！在那个运动结束之后，又集体昂首站起来说：我控诉。然而，巴金的可贵之处在于他在十年动乱结束之后，却跪着说：我忏悔。他忏悔，是因为在那个运动开始的时候，他也跟着那集体下跪说：我忏悔！
巴金从1955年反胡风运动中开始忏悔，他当时曾经在那个运动中“在上海写过三篇文章，主持过几次批判会”，这些事虽然早已被人们忘记，但是巴金在《随想录》中说：“印在白纸上的黑字是永远揩不掉的。子孙后代是我们真正的裁判官。究竟对什么错误我们应该负责，他们知道，他们不会原谅我们。20世纪50年代我常说做一个中国作家是我的骄傲。可是想到那些‘斗争’，那些‘运动’，我对自己的表演（即使是不得已而为之吧)，也感到恶心，感到羞耻。”
巴金回忆往事时，为自己的唯唯诺诺，不敢坚持真理而忏悔；他在回忆鲁迅时，为自己在鲁迅“先生的言论被利用、形象被歪曲、纪念被垄断的时候，没有站出来讲过一句话”而忏悔，为自己丧失了“为了真理，敢爱、敢恨、敢说、敢做、敢追求”的鲁迅精神而忏悔。
巴金的晚年是忏悔的晚年。
具有忏悔意识的作家才是真诚的作家，没有忏悔意识的作家是没有良知的冒牌作家。
当傅雷用自己的力量结束生命的时候，他还结束了一个维护尊严的时代，在他之后，很少有作家懂得维护人的尊严。
巴金的去世还结束了一个忏悔的时代，在他之后很少有作家忏悔，更多的作家在躲避忏悔，躲避崇高，躲避历史与政治，尽情抒写着故纸堆中的陈年旧事，尽情歌颂专制和皇帝，尽情描绘暴力与性爱，尽情叙述个人的离合悲欢……
在我们纪念巴金先生110周年诞辰之际，让我们尊敬他的良知，同时也唤起我们的良知，做一个正直的人。
写关于巴金忏悔的随笔【第二篇：再论巴金忏悔】
我总觉得中国人很少有资格来批评巴金，但网上最近流行的论调不得不使我感叹。在纪念巴金的贴子当中有不少人提出巴金的忏悔是虚伪的，是之后的事。他们甚至问：为什么巴金在当时不忏悔非得等到一切安定后才发出慈悲与自省？当然，这种论调遭到很多人的批评，不过我认为这种批评软弱无力，甚至是谩骂，因为这是个尖锐而实际的问题，是我们当前应该为大师解决的问题。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悲哀的不是巴金，是我们后辈。
首先，巴金是否具有勇气？
不得不承认，当时的巴金是软弱的，他在朋友受难时没有勇气帮助，甚至还落井下石。但我们不得不追寻一下为什么？这个话题很长，但我简单一点讲：这是一场对中国人特别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洗礼。用“洗礼”已经显得够客气了，我们不妨来看看期间文人的表现，瞧瞧那些被审判被关牛棚的人是怎么说的。在我的印象中，他们像极了宗教徒或者一心想造贞洁牌坊的烈女。他们一心认为自己有错，并一心寻找自己的错误，而这批人在很久前就开始转型并毫无疑问的接受党派的教诲。比如丁玲，她从旧时充满才气和小资情调的略带同性恋题材一直转到《太阳照在桑干河上》。除丁玲外，按照政策和路线写小说一直成了各位作家的宗旨。可以说，他们在之前已经完全被洗礼，虽然罪名有点让他们晕头转向，但既然发动者是自己心目中的神，那么，错的肯定是自己。幸运的知识分子之后又干了什么？他们又开始膜拜，开始欢天喜地“认为自己没有被母亲所抛弃”。这是种什么情绪？是种奴性！在这种奴性面前，胡风，冯雪峰等已经屈服，但巴金呢？从他后来的言论来看，他是极明白性质的。在那种反抗等于死的年代，没有勇气做出行动并不代表心里不反抗。所以，当时的巴金虽然不具备行动的勇气，虽然不如张志新和顾准以至于张中晓，但如果承认他停止思考，是对他最大的诬陷！
其次，之后的巴金是否是假忏悔。
在这里我想牵扯到另一个别人未曾提过的话题：为什么产生，是否已经在巴金时代完全停止。这件事的产生是集体压制的结果，是中国历史不注重个人而注重团体力量的结果，是中国没有个性解放偏偏有个人必须服务集体的结果，我们认定集体的就是对的，个人的就是错的，我们认定只要是上级的指示一定是对的，而个人在集体中等于虚无。既然中国可以让女人包小脚，既然中国代代都有文字狱，为什么不可以有？难道在历史中我们看不出来其产生的必然性吗？另一个问题，是否完全停止。我认为，只要这个时代不注重个人的自由与民主，只要这个时代还没有足够的人性化，只要这个时代还是人控制而非法控制的，就依然阴魂不散？巴金先生是否认识到这一点呢？我深信他认识到了。我注意到巴金在《随想录》中说过：我们是人，不是神。这句话的含义是非常深刻的，只是很少有人能理解。我们不是谁，我们曾经把谁当成了神？我们现在是否把他当成神？是否像皇帝的新装一样知道他不是神还依然把他当成神？
换言之，我认为巴老的忏悔意义重要的不是针对过去，而是现在。可是这点往往被人们所忽视。这是巴金的悲哀，更是我们大家的悲哀。那些怀疑巴老忏悔精神的人，也是忽视了这一点的存在。他们把自己完全孤立在某个时代去看问题，没有想到这个时代是另一个时代的延续。
最后，我们是否有资格批评巴金？
且来看看我们的当代文学一路子怎么走过来的。之后的新人们在八十年代可谓潮起潮落，从一般定名来看很有意义，如伤痕文学，寻根文学，反思文学。这些代表人物现在都是名作家。但我并不认为他们的文学何等神圣。我们经过几批人后才回归反思，这本身就很成问题，但他们又是如何反思的呢？他们宁肯追念俄国的索尔仁尼琴也不知道中国还有位叫张中晓的人物，他们宁愿佩服俄国人的硬骨头也不愿发掘中国真正的脊梁。一代不愿正面直视的人物有什么来反思？我以前注意过余杰等人的写作，后来我绝望的发现余杰不过是新时代的红卫兵罢了，他逼着别人忏悔和小将们逼着别人伏罪并无本质区别。
我们现在谈《随想录》，不是为了过去，而是为了我们所生存的时代，我不知道在当代这么多人追骂以前的作家，在后面的时代，我们的子孙们会不会也如此骂我们。如果说这是自由的对立，是黑暗的产物，那么我们这一代是否真的理解了自由是什么，个人是什么？在这个时代是否还是有阴影存在？我们在不负责任的责骂前人时，是否也意识到自己身上的责任。如果不担起这份责任，谁有资格来批评巴金，如果不担起这份责任，谁有资格来批评那些受苦受难的前辈？我们是人，不是神。在批评别人的同时，你是否在自省，是否在人与兽中做出选择！
巴金已死。死者不再会知道我们的想法，他们脱下沉重的担子交给了我们。至少，巴金在那个时代，他经过犹豫和徘徊，最后以年老之躯担任起了任务。我再声明一点：这任务不是反省，而是借来反省现在！我不知道是否还有一批中国的脊梁站出来，默默的接过巴老手中的担子，但我明白，接过担子的人一定是鲁迅笔下的沉默者，而非那些叫嚣东西的人物！
谨以此文纪念巴老先生，并致以我沉痛的敬意！
写关于巴金忏悔的随笔【第三篇：向巴金老人学习反思和忏悔】
巴金的急流三部曲《家》、《春》、《秋》、他的随笔、他的译作，至今仍闪耀着夺目的光芒。毫无疑问，巴金是当代中国的文学巨匠，是几代文学青年心中的偶像。
很多人真心实意地钦佩他的道德品质和文章的，也有很多人是赶时髦、凑热闹的。当然，赶时髦、凑热闹并不一定有什么恶意，然而心知肚明的巴金老人也许不喜欢这一套。
巴金给我们留下了什么？一百个人可能会有一百个说法。但是，正如一位学者所说，巴金在他的著作和谈、话里所透露的对自由的渴望，对暴力的憎恨，以及反思和忏悔的精神核心，是任何人都否定不了的。
对自由的渴望和对暴力的憎恨，相对来说比较容易。反思和忏悔却是一般人难以做到或不愿去做的。巴金对自己的某些行为的反思和忏悔，给了我们多么巨大的震撼。从中，我们看到了一个真正的巴金，一个理性的、敢于负责的、真正献身于人民的巴金。这样的智者越多，我们的社会就会越健康、越美好。对照现实，有多少人学会了反思？有多少人真心的忏悔？一批贪官倒台，极力提拔他们的人、大肆吹捧他们的人反思了吗？一个地方发生灾难，几十条生命、上百条生命消亡，负有责任的官员自责了吗？为了自己的升迁，不惜说假话、吹牛皮，给国家和人民造成巨大损失，这样的官员忏悔了吗？缺乏反思和忏悔的环境，使得社会的悲剧一再重演。这当然不是唯一的原因，但却是一个不容回避的因素。
纪念巴金，最有意义的是继承他的人格精神。我们不要把他当作一位神。他是我们中间的一位长者，是我们的一位老师，是我们可以推心置腹进行交谈的朋友。我们要像他那样，反思那些荒唐的行为，忏悔自己不洁的灵魂，免得我们的人民再去遭受苦难，免得我们的国家再堕落深渊。
其实，社会不需要太多的“高、大、全”式的英雄，太高、太大、太全，人们不好学，也学不了，最终不了了之。反而，我们喜欢巴金老人这样的智者，他给我们提供了怎样思考、怎样追求、怎样奋斗、怎样做人的范例。他不喜欢自己被人弄得神不神、仙不仙的样子。他就是他，一个中国的作家，一个中国的公民。
新时期新阶段，建设民主和法制成为主流的呼声，改革和发展推动着社会的进步。尽管我们的社会还有某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但是人们正在逐步明白，怎样做对人民有利、对国家有利、也对自己有利，怎样才叫真正代表人民的利益，怎样才能切实维护人民的权益。反思和忏悔并不丢脸，无知和一意孤行倒有可能毁掉美好的一切。
我们要真诚地说一句：巴金老人，谢谢您教给我们许多！
写关于巴金忏悔的随笔【第四篇：《小狗包弟》的读后感】
巴金先生在《小狗包弟》中介绍，包弟是只讨人喜爱的小狗，而且和作者有着亲密的感情，但是在当时那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他不得不把包弟送到医院里当实验品。虽然情非得已，但在文章最后，作者还是满怀不安地向包弟表示道歉和忏悔。
和包弟的命运相似的狗有很多，但并不是所有被送到实验室里去的小狗都是因为主人的情非得已，甚至有的是标价出售。为什么他们不能用爱去对待小狗呢？难道一只小狗的价值仅仅是那点钱吗？难道用钱就可以衡量一条生命的价值吗？
作者与小狗包弟的愉快相处，再因外部压力而视之为包袱，再将它送去医院供解剖了事，从而心中内疚、自责的过程。两只狗的故事，真实的反映了当时环境的恶劣，缺乏人性，同时也真实地再现了“我”的怯弱和逆来顺受。其次，强烈的反思和自我拷问精神。不仅是小狗包弟，连“我”自己也在受解剖。不能保护一条小狗，“我”感到羞耻；为了想保全自己，“我”把包弟送到解剖桌上，“我”瞧不起自己！“我”不能原谅自己！“我”不怕大家嘲笑，“我”要说：我怀念包弟，我想向它表示歉意。
读《小狗包弟》后，我不仅要问：由于形势所迫，我们真的要放弃很多吗？即使是自己最亲密的朋友，自己最热爱的事业，自己最美好的生活？噢，不，我不想这样！如果这样，我就会像巴金先生将他的小狗包弟弃置于医院一样，虽然获得了一时的轻松，但接踵而来的是十年良心的煎熬。
我不由得记得我也有一条讨人喜爱的小狗，我与它的情感不是用三言两语就能诉说的尽的。我无论怎样欺负它，它都毅然接受。摇摇尾巴向我示好。它乖巧的似绵羊，可爱的如白兔。体形娇小，凡是什么我都喜欢让着它。用餐时，我吃白米饭，它尽情享受牛肉、鸡腿的等美味。要明白，她在我心目中就像妹妹一样。然而，随着岁月的流逝，我长大了，要入学了，我不得不放弃我最愿听我诉说心声的“家人”。父母曾训诫我：不是想怎样就有怎样的！你要是想有所成就的话，就给我认认真真地学习。整天和狗混在一起，有什么出息，难道你长大了也想当一条狗 ？父母的话骂得我狗血淋头。就这样我离弃了我心爱的狗。看得出，它对我也是舍不得的，因为它湿润的眼眶分明告诉我，我错了，我不能这样。之后，我一个月才去看它一次，后来又因学习繁忙，大半年也难见它一次。再后来，寄住在外婆家的它似乎不认识我了。啊！我们曾经可是最好的伙伴呀！我有点接受不了，离开，不是我的选择，但我至少按父母要求的去做了，这真是咎由自取，活该活该！使它把我当成陌生人也不稀奇。随着时间的流逝，我在不断反思，并且得以解脱：是的，我是失去了它对我的爱，但在这大好时光，我们需要的是珍惜。不要让时间从饭碗里溜走，从生活的点点滴滴中溜走。用有限的时间做更多的事，生命的意义在于奉献，而不在于索取。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吧！
小狗包弟是否上了解剖桌，我们不得而知，但从字里行间，我们也能看出巴金先生的痛苦，与他的煎熬相吻合。最后只能用道歉来偿还这笔“心灵上的欠债”。或者说，没人能体会巴老的痛苦。他自己终于也变成了包弟，没有死在解剖桌上，倒是他的幸运；他好像做了一场大梦，满园的创伤使他的心仿佛又给放在油锅里煎熬。
看完巴金先生对于包弟的歉意以及自己过去十年的苦难生活做的总结，我的泪水早已将衣衫打湿，但我更期待美好的明天。错了，不能让它轻易过去，更不能痛苦的永远无法忘怀。社会需要我们的给予，未来的国家需要我们更新的思想。
写关于巴金忏悔的随笔【第五篇：巴金的解脱】
巴金走了。这位深深自责几十年忏悔几十年的世纪老人，终得大解脱。
正如巴金的活着，已经是超出个体生命意义的符号象征。他的逝去，也同样超越一般的生死，成为一场蕴涵丰富的公共事件──从人们纷纷的缅怀语辞中不难看出，此时的巴金，如同一块无所不包、人人可挤的思想海绵，诸多人借巴金争相阐述“社会责任”、“文学良知”、“忏悔勇气”等概念；更有许多人在借着肯定巴金的机会，表达自己对“讲真话”这一文学良心的忠诚追随，对自己作着或直白或曲尽其意的肯定。
巴金得到了无上的赞誉。在一个忏悔了几十年，对自己始终不愿意宽恕的老人灵前，这样众口一词，令人微微感觉到一种郁闷──这样的赞颂，难道真是巴金老人愿意听到的吗？所谓“盖棺定论”，对巴金这样的智者、勇者来说，我想，倘其在天有灵，他愿意听到的肯定是更为中肯的评价，而不是有溢美之嫌的谀词。当然，在以“逝者为大”、“为逝者讳”的社会传统中，这样的赞颂是符合常情的。但具体到巴金老人身上，却未免是对其度量和智慧的小觑。一个真诚的忏悔者，他决不是为了表演而忏悔的。对一个真诚的忏悔者，他所需要的也不仅是赞颂。忏悔不只是为了告慰自己的心灵，更希望更多人及至整个社会共同的反思──不是以中庸姿态作“适可而止”的安慰，更不需太多赞颂。对忏悔行为的过度赞颂，势必将忏悔轻佻化、戏剧化、庸俗化，冲淡忏悔中所包含的那些真诚。
我们必须注意这么一种滥俗的倾向：就是将赞颂巴金，当作一种“表态”，当作一种标榜。赞颂巴金与否，不是、也不该是区分所谓“文学良心”的试纸。赞颂别人的忏悔，决不是等同于自身的忏悔。
文学的良心和勇气决定着一个时代的历史标高。没有自嘲勇气的文学，不仅无法拯救更多的心灵，甚至有可能将一些心灵引向肤浅和堕落。李敖写道：“第一流的知识分子，他的职业就是反对、反对、反对……”真正的文学家，最应该的姿态只能是批判、揭示和自省。巴金是中国那段特殊动荡时期文人生活的典型标本之一──他不同于沈从文式的埋头故纸堆一言不发，也不同于老舍不堪受辱毅然自裁。他曾经真诚地写作，也曾经违心地“批斗”，最后又回归真诚的忏悔。可以说，勇敢地对巴金一生的悲喜剧进行反省，，其实也是对那一代中国知识分子命运的反省。从巴金老人后半生的心路历程看，这样做非但没有丝毫对巴金老人的不敬，甚至还是对其的大敬。
所以，巴金的解脱，不是生者的解脱──相反，面对逝去的巴金，凡以著述中人自许，自觉是以文学为使命者，都应该以巴金为鉴，对自己的作品和良心进行一番回视内省。比如，在当前这个商业文化泛滥的时代，自己是否坚守住了文学的贞操？是否如巴金一样务求“蘸着心血写作”？对世人世事，是否抱着一种大悲悯的态度观察，像巴金一样“以人类之悲为自己之悲”，勇作“人类苦难的歌人”？
这样的充满理性色彩的反躬自省，才是对巴金老人最好的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