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十年内乱的随笔（一）――虚无主义
理想主义已经百孔千疮。但虚无主义不也充满了危机吗？
当“新生代”的某些诗人在1986年喊出“捣乱、破坏以至炸毁封闭式或假开放的文化心理结构”的口号（《莽汉主义宣言》）和“捣碎！打破！砸烂！它（诗）绝不负责收拾破裂后的局面”（《大学生诗派宣言》）时，甚至当一位青年诗人“以一腔热血，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而拍案叫绝”（《穿越地狱的列车》，《作家》1989年第7期）时，那股子浮躁的情绪、破坏的渴望与红卫兵的狂热在本质上又相去多远？
韩少功在《世界》一文中指出：“新派人士们是憎恶的，但他们的政治抗议常常摆不脱那个时期的流行词语和句式。”（《花城》1994年第6期）这一现象是情结的另一种效应。它使人感悟：历史的幽灵至今还徘徊在现实生活中。那么，这个幽灵也是民族劣根性的体现吗？因为，问题在于：为什么没有经历过的人也会喊出极其相似的狂热口号？
以为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就意味着放言无忌、放荡成性，以为“上帝死了”就可以唯“我”独尊（不是有“唯我独左”、“唯我独革”的说法么），以为标新立异就意味着打倒别人、膨胀自我，结果常常是在亵渎了艺术的同时也亵渎了自我。现代诗在1986年后的衰落，实在是狂人心态极度膨胀的必然结果——诗人们恣意亵渎了诗神，尽情宣泄了放荡的激情，而读者们也就远离了他们。在当代诗人“捣碎！打破！砸烂！”的狂叫与红卫兵“打倒一切！”“砸烂旧世界！”的狂叫之间，在当代诗人“唯我独尊”心态与红卫兵“唯我独左”心态之间，存在着一条若隐若现的连线。偏狭心态，是当年的红卫兵冲入深渊的原因之一，也是前些年的部分青年诗人闯入迷津的原因之一。时代变了，偏狭心态却一直延伸了下来，这个问题值得注意。为什么浮躁的意气、狂人的妄言几十年来绵绵不绝？诚然，在一个巨变的世纪里，浮躁心态在所难免。浮躁情绪曾经大伤过民族的元气，许多有识之士有鉴于此，一再呼吁重建理性。然而，浮躁情绪还是以难以遏止之势不断蔓延开来……这一问题值得警惕。当代人正在从事的经济建设正在削弱历史重演的社会基础，但浮躁情绪的根深蒂固仍然使人感到：历史重演的心理基础依然存在。
看来，作为一场对当代人影响极深极远的噩梦，它注定将在一段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在各个方面对我们民族的文化继续发挥不可思议的效应。
因此，千万不要忘记。
关于十年内乱的随笔（二）――记忆
这是一段让许多中国人刻骨铭心的记忆，当时的造反派以及革命小将们用他们愚昧的空前热情，来制造事端、捏造事实以达到迫害各界精英的目的，这场长达十年的浩劫，今天看来当时的国人是多么的虚伪、无知和愚蠢，它不仅仅带给我们的是中国社会的倒退，而且也促使我们去思考，为什么我们的先辈们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3年自然灾害都保持着一颗爱国、向上的心，却在中国平稳发展时期很容易被一些坏人利用，说开了希望我们的国人，在任何时候都要继承中华名族的优良传统，以诚实、宽厚待人、处事，抛弃一切用虚伪制造的光环，促使社会和谐发展。
俗语：江上来的水上去，意思是说有许多东西怎么获得就会怎么消失，好比_制造了众多的冤假错案来窃取权力，最终还是在权力争夺中灰飞烟灭。好比当官，如果这个官你是用钱买来的，你一定要加倍的把这钱拿回来，如果是领导馈赠的，你一定会用顺服的方式回报领导，如果是集体投票选举的，也一定会施恩惠于民众，正如一些民主国家，要用竞选的方式产生国家元首、省长、州长，还有如果一个人好逸恶劳，无所事事，而有人会给他提供金钱、生活必需品以及各种享受，那这个人一定是在做一些不为人知的阴暗勾当，为供给者效命。当时，许多的热血青年被蛊惑去制造谎言、迫害善良，而带来的是当时整个社会的混乱，受到攻击的不仅仅是那些高官及文艺、学术界的精英，受害最多的还是众多的普通老百姓，贫穷是不用提了，事实是整日生活在恐惧和迷惘中，这个俗语就是在告诉我们，如果我们继续沉湎于虚伪、沉湎于小利，沉湎于散布谣言，最终的动乱和不稳定，还得由我们自己来承担。哎！江上来的水上去，谁说不是这样啊！
关于十年内乱的随笔（三）――“潘多拉的盒子”，毛泽东关不上了
毛泽东的档案保存得很完整。凡是他看过的文件，画过一道线的都保存着，而且附件都还在，人家的来信、报告，附件也在。那么多的档案看下来，我明白前面他犯了那么多的错误，但有很多事情情况的发展，往往并不是他所预期的，甚至于有相反的。比如说时间搞多久。
一开始毛泽东并没有想到会延长到十年之久，但头儿一开，只能是按局势的发展一步步滑下去，他也控制不住了。毛泽东最初的设想是搞到1966年底，到1966年8月，他说看来到年底还不行，先搞到春节再说。在这一年10月份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他说，这个运动才5个月，可能要搞两个5个月，或者还要再多一些时间。1967年1月全面夺权开始，他说现在两方的决战还没有完成，大概2、3、4这三个月是决胜负的时候，至于全部解决问题可能要到明年2、3、4月，或者还要长。全面夺权以后，各地的武斗愈演愈烈。
对于武斗，毛泽东很吃惊，他跟很多外宾讲，“有些事情，我们事先也没有想到。每个机关、每个地方分两派，搞大规模武斗，也没有想到。”局面失去控制以后，时间越拉越长，到1969年要开九大了，他觉得这是从“天下大乱”到“天下大治”的转折了，所以讨论文件时说，“小组不要加上，是管革命的，革命快结束了，用常委。”但九大不久，九届二中全会又发生了林彪事件。第二年毛泽东又开始病得很厉害。
大家知道，高文谦写了一本《晚年周恩来》，他在序言里面讲，周恩来死了以后，毛泽东就要在中南海要放鞭炮，很多人一看，毛泽东丧尽天良，怎么能干这件事儿。问张玉凤，因为放鞭炮的是张玉凤。她说：大家看毛主席是伟大领袖，我们天天伺候着的只感到他是又老又病的病人，周总理是1976年1月8日去世的。去世后，毛报过一次病危。在那时候的1月底，当时北京没有禁止放鞭炮，中南海是到处响起鞭炮声，毛看着人家都回去过年了，说就你们几个陪我这个病人，你们也拿两个鞭炮去放放。高文谦说的仿佛也有根据，周恩来是1976年1月去世的，毛泽东是1月份说的让人在中南海放鞭炮。事情的性质都不一样。现在很多人搞这些花样，什么手段都有，“谎言说上一百遍就成了真理”。
中国人可能习惯了，只要是排成铅字的，就感到是真的，假定有很多人讲，觉得至少是无风不起浪，不会是凭空来的。
关于十年内乱的随笔（四）――年代的故事
真正“革”到我家，正是轰轰烈烈的时候。当时我还小，平日里玩耍总是由隔壁邹伯伯家的小民哥领着。因此，小伙伴中我和他最要好。邹伯伯是我父亲所在科的科长，上下级关系较为融洽。不上班的时候，两家也时常串串门。后来却发生了一件不愉快的事，在两家的心头多多少少地留下了一些阴影。
有一次，厂里开动员大会，动员大家检举揭发隐藏在革命队伍中的“大毒草”。会议开得很长很长，开会的人听得很累很累。望着窗外晚霞的余晖一丝丝地隐没，父亲心里更惦记着家里生病的母亲。他急了，不由得说了一声：“太阳下山喽——”无意中将后面的一个语气词拖得很长。可算是巧得不能再巧了，此时在上面作报告的革委会主任正好在说“毛主席在世界人民心目中，是永远不落的红太阳”。父亲那个长音还没完全拖完，便知道自己说错了话。他看看坐在旁边的邹伯伯和其他几个同事，笑了笑，稍稍放宽了心。
开完了会，厂革委会让中层干部留下，大概要布置什么任务，其他人可以回去。当即，厂革委会布置给邹伯伯一个任务：让他在自己所管的科室里揪出一名“大毒草”。这下邹伯伯可犯难了，科里连他总共５个人，一个是厂革委会主任的侄儿，一个是我父亲，另外两个是烈军属。邹伯伯后来回忆说，开会的那天晚上，是他一生中最不好过的夜晚。
第二天下午，父亲吃过午饭上班时，就看见邹伯伯写的令他两眼发黑的大字报：要坚决揪出混在革命队伍中的“大毒草”某某某（我父亲的名字）。还说父亲恶毒诅咒伟大领袖，拿出了昨天开会时父亲所说的那句话作为“证据”，说那是对革命大好形势的恐惶，因此要毫不留情、决不手软地予以打击。父亲没等看完，腿就软了。他如同没有线牵引的木偶一样在办公室呆坐了一下午。下班后，邹伯伯把我父亲扶回了家。
不久，小民哥就给我做了一顶纸帽子，上面写着“小毒草”。我无所谓，戴着纸帽子，依旧和小民哥玩耍在一起。随着声势浩大的揪“大毒草”运动的深入发展，厂里成立了许多专案组。其中一个专案组负责调查父亲究竟是怎么混入革命队伍的。于是，这个专案组还去了父亲的老家作了长时间的调查和取证。可调查的结果令人瞠目结舌，父亲一家三代都是贫农。爷爷是多个学校的校外辅导员，常在外作忆苦思甜报告会，向学生们控诉万恶的旧社会；父亲有一个堂叔牺牲在解放战争中；父亲的两个弟弟至今仍战斗在革命第一线，其中一个还是革委会主任。
当调查报告送交厂革委会时，厂革委会主任看后，一拍桌子说：“我们的政策是决不冤枉一个好人，也决不放过一个坏人。对待自己的同志要像春天般的温暖，对待我们的敌人要像冬天般的寒冷。总之，与人民为敌的人是没有好下场的。”于是，专案组又马不停蹄地奔赴邹伯伯的老家。可邹伯伯家也是三代贫农，根正苗红。没办法，专案组又调查了我母亲和邹伯伯的妻子王阿姨，可她们都是好人。最终，专案组历尽千辛万苦，还是在王阿姨身上打开了缺口：王阿姨在上海有一个姨妈，她姨妈已经死去的前夫曾经当过国民党兵。一夜间，邹伯伯成了厂里隐藏最深的“大毒草”。批斗他的大字报铺天盖地，说他怀着不可告人的目的，妄图通过诬告革命同志来隐藏自己，谋划着替台湾主子卖命，是一个从头到脚和每个毛孔都流着肮脏的血的“反革命分子”。在批判邹伯伯的大会上，在一阵阵热烈的口号声之后，父亲颤抖着走上主席台，泣不成声地说：“是党拯救了我，是党给了我新生……”
我长大后在外地工作，逢年过节总要回家，依旧常去邹伯伯家。每次说起这段往事，我和民哥总是笑得很开心，而父亲和邹伯伯的笑声中多少有一些尴尬。
关于十年内乱的随笔（五）
（文前说明：邓小平同志曾任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
愚笨的脑袋混乱了足足好几天，终于想明白了一些什么，原来，饭吃三碗闲账莫管的老话是真理。“诸位，国事莫谈，莫谈国事哟，喝茶，喝茶。”电影《重庆谈判》中那位茶馆老板的劝导语被我牢牢地记住了。然而，话虽如此，于心却又不甘；再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就是“贼心”，也是难死的唻。我早已吃不下三碗干饭，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若再不趁着尚在阳间之际多言几句，那日后的后悔是肯定来不及的。怕啥子嘛。
毛主席，有关于他老人家的丰功伟绩，草民不想再说了，众所周知，全世界皆晓，故多说便是背时。毛主席的丰功伟绩中的一部分是他的敌人，还是批评、批判者——不论是国内的国外的——都公认了的。（极少数人渣的恶意污蔑和诽谤，只能当作放狗P。）据实际上未经中央确认的说法，毛主席曾说过他一生办了两件大事，其中之一就是发动（并领导）了无产阶级革命。草民是经历全程之人，当过红小兵、红卫兵的正头和副头，但并无劣迹，自个说了不算，但可去派出所查证。而今天还嚷嚷着要“坚决守住彻底否定的底线”的人们，怎么就如此的健忘，早在30余年前，这件事就被一纸最高决议全盘否定了，还嚷嚷个啥呢？又为啥如此的害怕呢？司马平邦先生说了，历史不会再回来了，放心吧，毛泽东的死对头们。以草民的体会，这件事使我的胆量变大了，人民群众运动确实了不起，威力无比巨大。对此，邓主任曾说过：“中国人民永远怀念毛主席。我们所取得的成功是与他的领导分不开的。十年，我们是肯定的，我们在十一次党代表大会上重申了其伟大意义，指出这样性质的大革命今后还要搞，当然怎么搞，采用什么方式，不是照抄过去的。毛主席生前就对此作了正确的评价。他说，有缺点，但基本是正确的。用他的话来说就是：“七分成绩，三分错误”。我们中国人民对七分成绩是感觉到的。为什么搞，就是鉴于苏联变修的经验……当时党内就有某某某（草民隐去了原姓名）为首的机会主义路线反对毛主席，毛主席纠正了多次，没有纠正过来。——（1978年7月17日《邓小平同英国朋友詹金森的谈话》）”1978年，刚复出不久的邓小平又说：“关于这件事，也应该科学地历史地来看。毛泽东同志发动这样一次大革命，主要是从反修防修的要求出发的。至于在实际过程中发生的缺点、错误，适当的时候作为经验教训总结一下，这对统一全党的认识，是需要的。这件事已经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历史发展的一个阶段，总要总结，但是不必匆忙去做。要对这样一个历史阶段做出科学的评价，需要做认真的研究工作，有些事要经过更长一点的时间才能充分理解和作出评价，那时再来说明这一段历史，可能会比我们今天说得更好。”（邓小平文选《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1978年12月13日 ，第2卷第149页）现任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同志也说过：“我认为他搞，是真真切切地感觉到，我们国家不能简单地发展生产，要防止新生资产阶级的出现，防止工人农民重新沦为社会的底层，他的动机是无可厚非的。”读了两位重要人物的观点，草民更加的犯傻，假如不是编造，草民就有个不够确切的比方，故意杀人与过失杀人，导致的后果一样，判决的结果却不一样。既然要全盘否定之，就像判了死罪，怎么还会有“无可厚非”的好动机呢？以草民的水准，想不通。当然，通不通，三分钟，不通也得通——当然，通了也白通，还是想不通。
我们承认一个事实，不同的人对同一个事物会有不同的评判和感受。草民认为，（有）知识分子感到了迫害，（有）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感到了歧视，（有）老干部感到了委屈，走资派感到了打击，阴谋家感到了机会，切盼蒋介石“光复大陆”的人们感到了失望、乃至绝望，而人民群众则感到了民主——社会主义中国的民主。
谓之正确也好，谓之荒谬也罢，总之，时间是最好的作者，现实是最有说服力的作品。
邓主任——这么称呼他老人家实无丝毫的贬意，在一段必要时期内，“中顾委”起过重大的历史作用。——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尽了他自己说的作为“中国人民的儿子”的历史责任。因为任何一个国家都要靠不断地改革，才能不断地向前迈进。改革，只有改革，才能使国家更兴旺，人民有真正的幸福感。按照他的改革思路，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不变，人民民主专政不变，人民群众的地位不变，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不变，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不变。并要让先富者帮带未富者，实现共同富裕。谁如果反对这样的改革，谁就是神经病。
邓主任主张的改革开放，被改革派誉为“继辛亥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之后的第三次伟大革命。（参见《复兴之路》幕前词）”这样讲不是不可以，而是怎么理解它的问题，改革派有没有切实遵循邓主任改革方针和改革道路的问题。“无知牛啊马啊”们、“新闻官”同志们，你们一定是耳聪目明的精英，但你们敢说“我们是邓主任的忠实信徒”吗？蒋介石就没有一次承认过他违背了孙中山现总理的遗愿。别真正的把全体老百姓当木偶、傻瓜，何谓天？芸芸苍生是也！当然，不管如何，改革开放的成就是抹煞不了的，它引起了美国足够的高度重视，因为毕竟崇美者还不是中国人的主流。于是，对中国的挑衅又开始了。但是，改革开放之成就的代价是巨大的，这一点无需草民多言。但草民仍然要说几件事。像在浙江，各地治水污正高潮迭起，好多地方的各条支流均有了“河长”之民间官职，杭州就有一位河长从堂堂市长手里接过了“委任状”。“共饮一江水，保护母亲河”便是他（她）们的职责所在。此种办法倒是好办法，但更好的省力省钱的办法，还应数科学地发展经济建设，环保管理部门平时少坐坐衙门，多去看看河道，并严格执法，以儆效尤。浙江有一个县（未改为市，足见其小）竟然有两万多家水晶制造厂，而其实多半是违法经营的中、小家庭作坊。等到由于河水被严重污染，当地居住户不得不背井离乡，或投亲靠友，或在它地租屋、买房以求安生时，大规模的治水污行动才开始了，关掉了近两万家私企，现在还有好几千家，天哪。
其次，亿万大富豪马先生曾放豪言：“银行不改变，我们就改变银行！”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极端的贫富悬殊的事实，这等的豪言是何等的振聋发聩啊！这与邓主任的改革初衷还挨得着边吗？再次，速冻了数年的楼市，正慢慢地融化坚冰，浙江房地产“首评”今天说，现在摆在房产商面前的是两条路，要么亏死，要么等死，都是死，那就等死吧，等死等于死缓，或许会……呢？最后谈一下丑牛先生新近的文章，其中有一个内容令草民的脊背一阵阵地发寒，浑身虚汗直冒。法律，以法治国，却原来可以是这样的！依草民只见，丑牛先生的这篇文章应当删除，虽然草民在其文后点了“支持”。草民推荐给新闻官们也读一下，丑牛先生是如何揭辉煌时代之短的。
从1984到2014，三十年时光，弹指一挥间。30年，把草民从年轻人推入了老年人的行列；30年，草民是“运交华盖欲何求，未敢翻身已碰头”，有时候常常想，还是“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吧。
以一篇网友博文的末段作为本篇拙文的结束语：“当作者读到多篇由欧、美人士撰写的为毛鸣不平的文章，作为毛泽东为之奉献一生的中华民族的一分子，真不知该深感欣慰，还是无地自容。在由西方舆论和文化主导的世界天空上有一颗我们自己的星，那就是毛泽东。希望更多的同胞行动起来，共同拭去上面的尘埃，恢复其原有的光亮；无需为其装饰美化，他本来已经够美够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