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剧与方言（侯宝林）的台词
甲：做一个相声演员啊，可不容易。
乙：怎么
甲：起码的条件儿，得会说话。
乙：这个条件倒很容易呀，谁不会说话呀
甲：说话跟说话不同啊。
乙：怎么着
甲：你看一般人说话：只要把内容表达出来，让对方领会了就行啦。
乙：哦，那么说相声的呢
甲：相声它是艺术形式啊，就得用艺术语言。
乙：噢。
甲：它这个艺术语言跟一般人说话有很大的不同。
乙：是啊
甲：相声的语言哪，它必须得精炼。
乙：哎。
甲：您看我们表演，说的是北京话。
乙：是啊。
甲：我们说的北京话不是一般北京话，是精炼的北京话，是经过了提炼，经过了艺术加工。
乙：相声台词儿啊，就是语言精炼。
甲：哎，相声语言的特点呢，就是短小精干而逻辑性强。
乙：对。
甲：您看我们说的北京话，外埠观众他也听得懂。
乙：噢。
甲：这怎么回事
经过了艺术加工了。
乙：哦。
甲：不像一般北京人说话那么啰唆，什么名词、副词、代词、动词、语气词、感叹词用得那么多，啰里啰唆一大堆。
乙：那么您给举个例子，要用这啰唆的北京话怎么说
甲：啰唆北京话
那比如说吧，哥儿俩，住一个院里，一个在东房住，一个在西房住。
夜间都睡觉啦，忽然间那屋房门一响，这屋发觉啦，两个人一问一答，本来这点儿事几个字就能解决，要用老北京话能说得啰里啰唆一大堆。
乙：怎么说
甲：比方说夜间了，都睡觉了，忽然间那屋屋门一响，这屋发觉了，“哟嗬
” 乙：“哟嗬”
甲：啊
先来个感叹词。
乙：你瞧瞧这个。
甲：“哟嗬
那屋‘咣当’一下子门响，黑更半夜，这是谁出来啦
一声不言语呀，怪吓人的。
” 乙：嗬
这一大套啊。
甲：这回答也这么啰唆啦
“啊，是我，您哪，哥哥，您还没歇着哪
我出来撒泡尿。
没有外人，您歇着您的吧，甭害怕，您哪。
” 乙：这位比他还啰唆。
甲：这位还关照他呢。
乙：还要说什么
甲：“黑更半夜的穿点儿衣裳，要不然就冻着可不是闹着玩的，明儿一发烧就得感冒喽。
” 乙：嗬
甲：这说：“不要紧的，哥哥，我这儿披着衣裳哪，撒完尿我赶紧就回去，您歇着您的吧，有什么话咱们明儿见吧您。
” 乙：这够多少字啦
甲：三百多字。
要用精炼的北京话，说这点儿事情，分成四句话，用十六个字就解决问题。
乙：一句话用四个字
甲：哎。
乙：怎么说呢
甲：那儿屋门一响，这儿发觉啦，一问：“这是谁呀
” 乙：四个字。
甲：回答也四个：“是我您哪。
”“你干吗去
”“我撒泡尿。
” 乙：哎
这个省事多啦。
甲：您听这个省事啊
还有比这省事的呢。
乙：哪儿的话
甲：山东话。
山东人要说这点儿事情，同是四句话，用十二个字就行啦。
乙：十二个字……噢
三个字一句啦
甲：哎。
乙：怎么说呢
甲：山东话啊。
那儿屋门一响，这儿发觉一问：“这是谁
”（学山东话） 乙：嗯，三个字。
甲：回答也三个字：“这是我。
”“上哪去
”“上便所。
” 乙：嘿，这个更省事啦。
甲：不，还有比这省事的。
乙：哪儿的话
甲：上海话。
乙：上海
甲：上海人说话呀，八个字就够了。
乙：噢，两个字一句。
甲：哎。
乙：那怎么说呀
甲：那儿屋门一响，这儿发觉一问：（学上海话）“啥人
”“我呀。
”“啥去
”“撒尿。
” 乙：嘿
这有点儿意思，省事多喽。
甲：不，还有比这省事的哪。
乙：还有比这省事的
哪儿的话
甲：河南话。
乙：河南
甲：哎，河南人说话，说这点事情，四个字就解决。
乙：一个字一句
甲：哎， 乙：那怎么说
甲：那儿屋门一响，这儿发觉一问：（学河南话）“谁
”“我。
”“咋
”“溺
” 乙：嗐
您说的是各地的方言。
甲：哎，各地有各地的方言，各地有各地的艺术。
乙：是啊。
甲：说相声就用北京话。
乙：那是啊，相声是北京的土产嘛。
甲：对，可是不归土产公司那边儿卖。
乙：地方剧的一种。
甲：是嘛。
北京的地方戏曲：相声、单弦、京戏。
乙：京戏，就带着地名儿哪嘛。
甲：是嘛，京戏。
它不管剧中人是什么地方人，他唱出来也是按照北京音，北京味儿。
乙：是
甲：比如说京剧唱《空城计》。
乙：主角儿是诸葛亮。
甲：诸葛亮念白是这味儿，“把你这大胆的马谡哇
临行之时，山人怎样嘱咐与你，叫你靠山近水，安营扎寨，怎么不听山人之言，偏偏在这山上扎营，只恐街亭难保
” 乙：嗯
是北京味儿。
甲：原来诸葛亮不是北京人。
乙：诸葛亮是山东人呢。
甲：山东人说话什么味儿
乙：什么味儿
甲：山东人说话都这味儿：（学山东话）“喂，我说三哥，你上哪儿去啦
”“哎，我上北边儿。
”“上北边儿干什么去啦
”“上北边那个地场找个人。
你没事吗
咱一道去要吧。
” 乙：这就是山东话呀。
甲：可京戏里的诸葛亮，一点儿这味儿也没有。
乙：那是怎么回事啊
甲：有这味就不好听啦
诸葛亮坐大帐，拿起令箭一派将，山东味儿的，（学山东话）“哎，我说马谡哪去啦
马谡上哪个地方去啦
哎，马谡听令。
”马谡过来，“啊，是
” 乙：也这味儿。
甲：“叫你去镇守街亭，你可敢去呀
”“丞相你说什么
不是镇守街亭吗
小意思，没大关系，告诉你说吧，交给我你就Ｘ（左贝右青）好吧
”“哎，马谡我告诉你说，那个街亭虽小，关系重大
街亭要是一丢，咱们大家全都玩完啦
” 乙：这像话吗
甲：是嘛，要这味儿就不行了嘛
乙：要这么唱就不叫京戏啦。
甲：哎，京戏不管剧中人是山东的，山西的都不管。
乙：剧中人也有山西人哪。
甲：有啊，关云长。
乙：是啊。
甲：你比如京戏唱这个《古城会》。
乙：啊，关公戏。
甲：关公唱这个“吹腔”，唱起来是这个味儿。
乙：怎么唱啊
甲：（学唱）“叫马童，你与爷忙把路引，大摇大摆走进了古城。
” 乙：京字京韵。
甲：一点儿山西味儿也没有啦。
乙：对。
甲：叫板也是这样，“马童，抬、刀、备、马
” 乙：有劲。
甲：可是山西人说话没这么硬。
乙：山西人说话什么味儿啊
甲：说出来那么温柔、那么缓和、那么好听，山西人说话都这味儿，（学晋中话）“老王，你上哪儿啦
近些来生意很好吧，没有事到我们家去吃饭吧
” 乙：哎，这个语言呢，非常的柔和。
甲：哎，京戏里头关云长要这味儿，可就没劲儿啦。
乙：那是啊。
甲：一叫板，（学晋中话）“马童，抬刀带马，咱们一块儿出去吃饭吧。
” 乙：嗐
也没有这么唱的呀。
甲：是吧
乙：啊。
甲：各地的地方戏呀，都是按照当地的方言去发展。
乙：是。
甲：北方的这些地方戏呀，我们北方人都听得懂。
南方人有时候听着差一点儿。
乙：是啊
甲：它是语言关系。
乙：对呀。
甲：到南方啊，有很多剧种，我们北方人听不懂。
乙：是吗
甲：到上海，有沪剧呀。
乙：上海本滩的。
甲：哎，沪剧
你要不懂上海话，你就不知道他那儿说的什么话。
乙：是吗
这沪剧您会唱吗
甲：会唱啊。
乙：您可以唱几句。
甲：这儿唱两句
这儿唱两句有人听得懂吗
乙：您唱两句。
甲：南方人听得懂。
乙：对。
甲：北方人听不懂。
乙：您唱。
甲：唱出来这味儿：（学唱）“我与你是两……”这什么词儿这是
乙：我不知道。
甲：你不懂上海话。
乙：对，这听不懂。
甲：我去过上海，刚一到那儿的时候，我也不懂。
乙：是啊。
甲：不知道他唱的是什么，慢慢学，就行啦。
你要是不学上海话，在上海呆着，那可别扭啦。
乙：是啊
甲：说话就闹误会，人家说是这么一个意思，你体会呢，另外一个意思。
我刚到上海那儿，我到理发馆去刮刮脸，洗洗头吧。
哎，闹笑话啦。
乙：怎么
甲：它名词不一样啊。
乙：刮脸
甲：刮脸，他们叫“修面”。
乙：修面。
甲：哎，到上海我修面。
乙：修面
甲：就是刮脸。
乙：洗头呢
甲：洗头啊
那你一听就得害怕
乙：怎么
甲：他们叫“汰头”。
乙：打头
甲：洗什么东西都叫“汰”。
咱们说“洗一洗”，他们说“汰一汰”。
乙：洗什么就叫“汰”。
甲：哎。
乙：咱们洗洗手绢儿。
甲：叫“汰汰绢头”。
（学上海话） 乙：什么
甲：“汰汰绢头”。
乙：噢，汰汰绢头。
洗洗大褂
甲：叫“汰汰长衫”。
（学上海话） 乙：汰汰长衫。
甲：哎，长衫。
我刚一到上海的时候，我想我得刮刮脸呢，我就到理发馆去啦。
我说：“掌柜的，你给我拾掇拾掇这个。
”（指头） 乙：你干吗还比划着说呀
甲：我怕他听不懂啊。
乙：人家怎么样
甲：乐我啦。
（学上海话）“好格，侬坐屋来呀。
”我说，“什么
”“让侬坐屋来。
”我坐屋里
我说，“我没在街上啊
是在屋里哪。
”他说，“是要侬坐屋来。
” 乙：怎么句话呀
甲：喔，是让我坐下。
坐下怎么叫“屋里”呀
乙：言语不同嘛。
甲：哎。
给我刮脸。
刮完脸呢，把椅子推起来，我在前边这儿坐着。
乙：是啊。
甲：他在后边儿站着啊，他指着我脑袋问我。
乙：问什么
甲：（学上海话）“喏
侬汰一汰好不哦
” 乙：要打你。
甲：我一想解放以后不准打人啦
在这儿刮刮脸还得打我一顿哪
乙：你可以问一问他呀。
甲：是啊，我很不高兴地问他了，“你是就打我一个呀
还是来的几位全打呀
” 乙：他说什么
甲：他说啦，“一样了，统统汰了。
” 乙：统统打
甲：我一想统统全打呀
乙：您怎么样
甲：咱也别给破坏这规矩呀。
“哎……那就打吧
”一会儿给我洗头、吹风，临完拿镜子一照，告诉我，“好啦
” 乙：好啦
甲：我说：“好了您怎么不打我呀
” 乙：他说什么
甲：（学上海话）“汰过啦
” 乙：打过啦
甲：“打过啦，我怎么一点儿不疼啊
” 乙：嗐。
甲：你说闹多大笑话。
乙：说的是啊。
甲：他不懂话嘛。
乙：对，这就要吃亏。
甲：慢慢学就行啦。
你要不懂南方话，越剧多好啊，你听不懂啊。
乙：越剧是绍兴戏。
甲：绍兴戏呀，那唱出来那调子多好听啊。
乙：是啊。
甲：哎，可是非得懂话。
唱出那味儿可好听。
乙：越剧
甲：越剧呀
唱出这味儿。
乙：你唱两句。
甲：（学越剧）“天花传播快如飞，传到东来传到西，空气之中能散布，一经染病便难医。
” 乙：哎，好听
甲：后来我喜欢学。
我最爱听的就是《梁祝》。
乙：梁山伯、祝英台。
您会唱吗
甲：会唱。
乙：您唱两句儿。
甲：一个人儿唱没意思。
乙：怎么
甲：梁山伯、祝英台得俩人儿啊。
乙：那我帮您唱，唱吧
甲：那可以啦。
你来小生。
我唱那个女的——祝英台。
乙：我这儿梁山伯。
甲：哎。
“侬两个在这儿唱啊。
侬是梁山伯，我是祝英台。
”（用绍兴方言） 乙：对对，咱们唱哪点儿啊
甲：咱们就唱“吊孝”那点儿。
乙：给谁吊孝啊
甲：给梁山伯吊孝啊。
乙：那……这幕里头没有我啦
甲：也可以有你呀。
乙：有我
甲：啊，你在那床板上停着。
乙：噢
死的
甲：啊。
（用绍兴方言）“侬也来戏唱。
” 乙：那我还唱个什么劲儿啊
去活的呀
甲：活的
你连话都不懂，一句也不会唱，你活的了吗
那个
再者说，真要唱你这模样
唱小生也不好看哪。
你就来死的吧。
乙：那么就听你这段唱。
甲：哎，你就来这道具。
乙：我就来那死梁山伯
甲：对。
乙：那我得躺这儿吧
甲：哎，别躺下呀
乙：我不死了吗
甲：那你也立在这儿。
乙：死了还立着
甲：因为咱们这不是“立体艺术”嘛。
乙：哎，特别。
唱吧
甲：（学唱）“梁兄，梁兄，梁兄啊
”你这死人，你还晃悠啊
乙：这是咱们两个人的感情。
甲：噢，死人还有感情啊
没有。
乙：没有动作
甲：哎
乙：那您唱吧。
甲：（学唱）“一见梁兄魂魄消，不由英台哭号啕。
楼台一别成永诀，前世无缘同到老。
我只望天从人愿成佳偶，谁知道姻缘簿上名不标。
” 乙：嘿嘿
甲：你乐什么呀，你别乐啊。
你听这个字啊，你听不懂。
乙：哎。
甲：它非得用人家这个方言，唱出来才好听。
乙：是啊。
甲：你比如说这句词。
乙：哪句呀
甲：“我还当笙箫管笛来迎娶，”那人家唱起来呢，字就变啦。
乙：怎么唱
甲：（学唱）“我本当笙箫管笛来迎尺。
” 乙：不是娶吗
甲：哎，要唱这个“来迎尺”。
乙：啊，得这么唱。
甲：哎，唱出来好听啊。
乙：噢
甲：你用北京字唱出来不好听啊。
乙：是吗
甲：（用普通话唱）“我还当笙箫管笛来迎娶。
” 乙：是不好听。
甲：它南方的艺术就得用南方话。
乙：对喽。
甲：还有一种弹词。
乙：弹词是苏州的地方剧呀。
甲：非得用苏州话才好听。
乙：是啊。
弹词你也会吗
甲：会唱。
乙：那你唱两句儿。
甲：我这儿唱
有人懂吗
乙：也许有人懂啊。
甲：北方人多。
这样，先把词儿介绍一下。
乙：对，把词儿介绍介绍。
甲：我唱这个故事大家都知道。
乙：啊，什么故事
甲：《林冲发配》。
乙：野猪林
甲：哎。
回头我一唱这字可就变了，大家听不出来啦。
懂南方话的能听出来；北方人就听不懂了。
我先用北方话把这个词儿介绍一下。
大家注意听啊，要记住啊。
啊，最好能记录的尽量记录，那么听完以后咱们就分组讨论啦
乙：嗐
这不是听报告哪
甲：啊
乙：这有什么讨论的呀
甲：没必要讨论
乙：没有必要讨论。
甲：那好吧，那听完了就自由活动吧。
乙：嗐。
您把这词儿介绍出去。
甲：《林冲发配》。
乙：哎。
甲：林冲刚一出东京，第一句词儿， 乙：什么词儿
甲：“无端受屈配沧城，好一似虎落平阳鸟失群。
一别东京何日返
我此仇不报枉为人。
” 乙：这么四句。
甲：哎，唱出来是这样。
（学唱评弹）“无端受屈配沧城，好一似虎落平阳鸟失群，一别东京何日返
我此仇不报枉为人。
”哎
鼓掌的人不多呀
鼓掌的人都是南方人
北方人还是没听懂。
乙：哎。
甲：南方人听着好。
哪一点不对，请南方朋友提提意见，哪点儿不对您尽管说。
啊，是腔调是韵调
哪点儿不对您告诉我，别客气
哪位要说我唱的不对
乙：怎么样
甲：那……你来唱。
乙：啊
甲：管保比我唱的好。
乙：是喽
就咱们唱。
甲：啊，我们唱啊，很困难。
我们是北京人呢， 乙：是啊。
甲：学的是苏州话呀，难啦。
我们这个嘴呀，很吃力的。
乙：喔，用劲。
甲：哎，还学着不完全像，吃力呀。
乙：是啊。
甲：您比如说这句词儿吧， 乙：哪句呀
甲：“可恨高俅用毒谋”。
你要用北京话说，我们嘴上一点儿也不吃力——“可恨高俅用毒谋”；要唱这弹词用苏州字，我们嘴上就吃力了。
唱出来得这个样。
乙：怎么唱
甲：（学唱）“可恨高桔（俅）”。
乙：不是“俅”吗
甲：“不是，桔
”（学唱）“用毒谬（谋）”。
乙：谋啊
甲：“谬”
“害得我，披枷戴锁配沧揪（州）” 乙：州啊
甲：是“揪”。
乙：嗬。
甲：非得这样它才像那个字。
乙：是啊
甲：北方人学南方的就这么费劲。
可是南方人你让他学京戏呀，也很费劲。
乙：费劲
甲：上海人唱京戏
他也不好听。
乙：我听着也有唱的不错的呀。
甲：上海的名演员，名票
乙：啊。
甲：那功夫大啦。
乙：噢。
甲：他得学北京话。
按照北京音唱京戏，他才好听。
要用上海话唱京戏那绝对不好听。
乙：上海话好听啊
甲：上海话
有的人讲话好听。
妇女讲话好听。
有时候你走街上，看见两个上海妇女，人家在那儿说话，你在旁边听着，对话也是很美。
乙：是吗
甲：不但是发音美，你在旁边看着，连她那个表情显得那么活泼。
乙：喔
您来来。
甲：两个人碰到啦，（用苏州话）“你到啥地方去啦
”“大马路白巷白巷
”“依到我此地来吃饭好啦
”“我勿去格
”你听这话蛮好听吧
乙：哎，音调蛮美的。
甲：那你要用这话唱京戏，它就不好听啦。
乙：是啊
甲：念出白来不是味儿啊。
你比如说唱《朱砂痣》。
乙：这是老生戏呀。
甲：老生叫板有一句白。
乙：什么词儿
甲：“丫环掌灯，观看娇娘。
”用北京话说就是“丫头，点个灯来，看看新娘”。
乙：是啊。
甲：要用上海话一说，这字就变啦。
乙：喔，字音就变啦
甲：变啦。
丫头啊，上海话叫“乌豆”。
乙：什么
甲：（学）“乌豆”。
乙：乌豆
甲：“乌豆”干吗呀
（轻声地）“乌豆”。
乙：掌灯。
甲：掌灯
上海话说“拿一把灯火来呀
” 乙：噢，拿一把灯火来。
甲：“看看”，上海人说“觑觑”，“觑觑”，“觑觑”
乙：噢。
甲：比如说念这京白。
乙：怎么念啊
甲：是这味儿，（学京戏道白）“丫环，掌灯观看娇娘
”这好听， 乙：好听。
甲：你要用上海话它“觑觑”就不好听了。
乙：还念这句白。
甲：这味儿啦
（用上海话）“乌豆
侬格拿盏灯火来，阿拉觑觑小娘子啥格面孔啊
” 乙：嗐
论述五六十年代戏剧内容
雨》：中国话剧百年第一戏中国话的一座丰碑使24岁的曹禺一鸣惊人，使中国话向成熟。
中国话剧这一百年来，如果只选一部戏作为代表，则非《雷雨》莫属。
它是中国第一部可读、可演的话剧，它的诞生打破了此前中国只能演国外话剧的局面；它是中国话剧史上演出最多、演出团体最多的杰作，是中国话剧百年史的神话和奇迹；《雷雨》几十年的演出史，同时也是一部中国话剧导演艺术史和社会接受史，更是中国话剧表演的发展史。
这些都使《雷雨》成为当之无愧的“中国话剧百年第一戏”。
《茶馆》：“东方舞台上的奇迹”当代中国话剧舞台最享盛名的保留剧目，老舍后期创作中最为成功的作品，被外国专家誉为“东方舞台上的奇迹”。
当话剧后辈们不断以仰望的姿态回望这部经典时发现，剔除庞杂的情节转合、剔除特有时代的立场判断，游走于老舍笔端的其实是一种“大写意”式的蓄势而发的经典东方美学。
1980年9月，《茶馆》应邀赴前西德、法国和瑞士三国演出，中国话剧第一次走出国门。
到2004年5月27日，《茶馆》公演500场……一部三幕话剧，世俗百态、小人物的悲欢离合，浓缩了中国半世纪的沧桑沉浮，为后世留下一个巨大的文化背影。
《屈原》：历史剧集大成者《屈原》不但是上世纪40年代革命历史剧最辉煌的代表作，而且在整个现代文学史上，也是不可多得的艺术瑰宝。
这部一气十天呵成的五幕历史剧，可谓话剧巨匠郭沫若历史剧当中成就最高、影响最大的集大成者，淋漓尽致地展现了郭氏的革命浪漫主义风格。
日本、苏联、罗马尼亚、捷克等国上演《屈原》共达600余场，创中国话剧在国外上演最高纪录。
《压迫》：现代主义话剧的典范作于1925年冬天的独幕剧《压迫》，被洪深认为是“那时期创作喜剧中的惟一杰作”。
该剧创造出了堪称典范的人物语言和最为人称道的剧作结构，在同期大多数粗糙、低质的作品中显得凤毛麟角一般可贵。
丁西林的“世态喜剧”在他所生活的年代，并未得到应有的评价，《压迫》也不例外。
事实上，以《压迫》为代表的丁西林喜剧，是中国最早成功尝试现代派话剧的典范，具有某种程度的“超前性”，在整个中国话剧史上都是一个独特的存在。
《上海屋檐下》：抗战戏剧的嚆矢创作于抗日战争前夕的《上海屋檐下》，通过一群生活在上海弄堂中的小人物的悲惨遭遇，和他们的喜怒哀乐，揭露了国民党统治下的黑暗现实，暗示出雷雨将至的前景，力图使观众“听到些将要到来的时代的脚步声”。
作者夏衍说这是一出悲喜剧。
《上海屋檐下》因“八
适合学生表演的简单经典的戏剧剧本
强烈推荐 丁西林的 《三块钱国币》，15分钟左右 语言搞笑 精髓 有深度 结局跳跃， 是非常不错的汇报本本 道具仅需 棋盘 几把椅子 2个花瓶即可
外国喜剧 ，全程没有台词，是几个男的在一起做的事特别搞笑。
不是电影 应该是九十年代的
活宝三人组（1965）喜剧 动画 家庭/美国/1965年导演： --主演： Moe HowardJoe DeRitaLarry Fine简介：通过三位著名喜剧明星Curly, Shemp and Larry幽默而诙谐的表演，向观众讲述了一个又一个发生在不同场景的短小精悍的喜剧故事。
虽然他们总是遭遇种种不幸，但在三个人的共同配合下，总是能给观众带来喜剧性的结局。
该片不但继承了卓别林时代的节目风格，以……
20年代和30年代诗歌、散文、小说、戏剧的代表作家，分别属于哪些社团，有哪些代表作品。
二十年代诗歌流派主要包括：尝试派、文学研究会（人生派）、创造社（早期浪漫主义）、湖畔诗派、新格律诗派（新月派）、中国早期象征诗派。
尝试派 中国历史上最早的白话诗歌是胡适1917年在《新青年》发表的《白话诗八首》，1918年刘半农、沈尹默也开始在《新青年》上发表白话诗，中国的现代白话文诗歌从此诞生。
1920年，胡适的个人诗歌专集《尝试集》出版，受到读者的欢迎，这是历史上首次出现的现代诗歌个人专集，因此有更多的诗人开始效仿胡适的白话诗体写作，形成了中国的文学史上的第一个流派“尝试派”。
该诗歌流派的成熟标志是胡适《尝试集》的出版，所以一般被称为中国现代诗歌的尝试派。
代表诗人： 胡适、刘半农、沈尹默、俞平伯、康白情、刘大白等。
人生派 人生派(文学研究会)是“五四”新文学运动中最早成立的文学社团，1921年成立，代表诗人主要有鲁迅、冰心、朱自清、周作人等。
文学态度和创作实践均倾向于现实主义。
主张“文学是一种工作，而且又是于人生很切要的一种工作。
”文学研究会的主要成员朱自清、叶绍钧（叶圣陶）、刘延陵、俞平伯等之后在上海成立了现代文坛上第一个新诗社团——中国新诗社，并于次年1月创办了第一个新诗专刊《诗》。
先后加入文学研究会的还有沈雁冰（茅盾）、叶绍钧（叶圣陶）、刘延陵、俞平伯、许地山、王统照、耿济之、郭绍虞、周作人、孙伏园、朱希祖、瞿世英、蒋百里、黄庐隐、老舍、胡愈之、刘半农、刘大白、朱湘、徐志摩、彭家煌等加入，会员人数曾一度多达170多名。
文学研究会的诗人以“为人生”为核心的诗歌价值观念，因此常被称为“人生派”或“为人生”派。
代表诗人： 鲁迅 冰心 朱自清 周作人 王统照 刘延陵 朱湘 刘半农 刘大白 徐志摩生命的体验与沉思——论卞之琳30年代诗歌的思想发展【原文出处】天津师大学报：社科版【分 类 名】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 作 者】具guāng＠①范（韩 具guāng＠①范）精湛的艺术“技巧”〔①〕和深刻的思想深度的高度统一，是卞之琳对中国现代诗歌的杰出贡献，也是他被称为中国现代杰出诗人之一的原因所在。
〔②〕就思想性而言，我以为卞之琳诗歌的重要特征之一就在于，它是诗人对人生的体验和沉思的思想结晶。
对人生的体验，是指卞之琳的诗思（或者说艺术“灵感”）是有感而发，而不是无病呻吟。
卞之琳说过：“没有真情实感，我始终是不会写诗的。
”〔③〕所谓“沉思”，是指卞之琳的诗不是浪漫的抒情，而是把来自人生（对他人和自我两个方面）的体验和观察上升到理性的高度，即诗人的所谓的“喜爱淘洗，喜爱提炼，期待结晶，期待升华”〔④〕。
基于这种理解，我把卞之琳30年代诗歌的思想内容，分为两个方面加以考察：一是对自我之外的人生形式的观察和思考；二是对自我人生体验的思考。
而事实上，这两点作为关于“人生”的大主题，贯穿卞之琳整个30年代的诗歌创作，并且是并行不悖、相生相依，只不过前后略有偏重而已。
一卞之琳第一阶段的创作（1930—1932）〔⑤〕，如他自己所说，“我主要用口语，用格律体，来体现深入我感触的北平郊外，室内院角，完全是北国风光的荒凉境界”〔⑥〕。
这一类作品如《一个闲人》、《一个和尚》、《傍晚》、《寒夜》、《酸梅汤》、《叫卖》、《过节》、《苦雨》、《几个人》等等，都是写自我之外的种种人生形式和生活态度，即卞之琳所谓的“倾自于小说化，典型化，非个人化，甚至偶尔用出了戏拟（parody）”〔⑦〕。
也许我们可以注意这些作品的现实性和社会性，透视到30年代北平市民生活的一个侧面，进而考察诗人对社会现实的态度、观察和思考。
因为，卞之琳也曾自谦地说过，他“这阶段写诗，较多表现当时社会的皮毛，较多寄情于同归没落的社会下层平凡人，小人物”〔⑧〕。
但是，我倒更倾向于关注诗人这些作品中所蕴含的人生沉思的思想。
《几个人》这首诗，十分突出地表现了这种思想。
原诗如下：叫卖的喊一声“冰糖葫芦”，吃一口灰像满不在乎；提鸟笼的望着天上的白鸽，自在的脚步踩过了沙河，当一个年轻人在荒街上沉思。
卖萝卜的空挥着磨亮的小刀，一担红萝卜在夕阳里傻笑，当一个年轻人在荒街上沉思。
矮叫化子痴看着自己的长影子，当一个年轻人在荒街上沉思。
有些人捧着一碗饭叹气，有些人半夜里听别人的梦话，有些人白发上戴一朵红花，像雪野的边缘上托一轮落日……〔⑨〕十月十五日诗中一再重复“当一个年轻人在荒街上沉思”，并且重复的间距越来越小，显然突出了全诗“沉思”的思想。
把“年轻人”的“沉思”放在一个极不和谐的境地，既暗示读者沉思他和荒街上其他人的对照，又暗示读者沉思“年轻人”眼前现实的种种人生和他联想到的“有些人”的人生形式之间的对照。
这个“在荒街上沉思”的“年轻人”显然带有明显的卞之琳的个人色彩。
〔⑩〕因此，我们不妨把卞之琳这一类表现平凡人物的无奈而可怜的人生形式和生活态度的作品，看作是诗人对外在于他的某种人生的审视，以及由此所引起的诗人关于人生的“沉思”的结果。
《一个闲人》的最后一句：“唉
磨掉了多少时光
”这一句显然是诗人的声音，肯定性的问句实际上表现了诗人对“一个闲人”白白消耗人生时光这种人生态度的否定。
《苦雨》、《叫卖》、《过节》等作品，既有对小人物可怜人生的同情，也有对他们无奈的生活态度的批判和微讽。
这就是诗人所说的，“我也常用冷淡盖深挚，或者玩笑出辛酸”〔①①〕。
但实质上，诗的主题却是在否定性的叙述中隐含着诗人对人生的思考。
也许正因为如此，诗人在另外一些作品中，明确表达了超越现实的，当下的人生的思想。
卞之琳1932年10月15日写有《登城》一诗。
“登城”是中国古代诗词的一个常见的题材，无论由此而生的是“怀古”或者“怀远”的情怀，都寄托了某种针对现实的思想。
〔①②〕这首诗中两句“不愿”，包含了诗人对过去和未来的双重回避，或者说是惘然。
但是，诗的主题显然是诗人表达试图超越当下的自我人生的情怀。
仅隔四天（即1932年10月19日），卞之琳又写了一首题为《大车》的诗，同样表达了对自己当下的灰色人生的否定这个主题。
全诗如下：拖着一大车夕阳的黄金，骡子摇摆着踉跄的脚步，穿过无边的疏落的荒林，无声的扬起一大阵黄土。
叫坐在远处的闲人梦想古代传下来的神话里的英雄腾云驾雾去不可知的远方——古木间涌出了浩叹的长风
十月十九日（1932）这首诗中的“闲人”和《几个人》中的“一个年轻人”形象相似，也带有诗人自己的影子。
诗人通过“骡子”形象，从时间（“夕阳的黄金”）和空间（“无边的疏落的荒林”）两个维度上，表现了对现实的否定（弥漫的“黄土”），继而把诗的思想指向“梦想／古代传下来的神话里的英雄／腾云驾雾去了不可知的远方”。
和《登城》一样，在否定中（既有对现实的否定，又有对“梦想”的反省）包含着肯定的思想：对理想人生的思考和探寻。
事实上，早在1930年，卞之琳就通过《远行》一诗，表现了超越现实的人生形式，对理想人生向往的思想。
“远行”即意味着对当下的现实人生的否定，而向往探寻和追求的人生。
并且，诗的最后一节以毅然决然的语调结束全诗，强调诗的主题。
当我们认识到卞之琳描写北平市民人生和生活的作品是“抒情诗”〔①③〕，蕴含着作者对人生的沉思，也就不难看出这些作品的艺术特征。
不作关于自我的直接抒写，就是为了获得审视，思考的理性视角；也就是说，通过对“非个人化”的种种人生形式和生活态度的否定性的描写，来表现诗人对人生的沉思和对生命意义的探寻。
这也许就是卞之琳所谓的“这时期我更多借景抒情，借物抒情，借人抒情，借事抒情”〔①④〕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所在吧。
而且，即使《几个人》中的“一个年轻人”，《大车》中的“我”和《登城》中的“闲人”，明显地带有卞之琳个人的色彩，但这些形象决不是诗人“自画像”〔①⑤〕。
例如《大车》中“梦想”一词的性质，明显地包含着对这个“闲人”不现实不切实际的“梦想”的反讽。
二卞之琳30年代第二阶段（1933—1935）的创作，明显地从侧重于对自我之外的人生形式的观察和思考，转向侧重于直接对源于自我人生体验的思考。
虽然《秋窗》、《入梦》、《水成岩》等作品仍然通过“像”、“想”、“设想”、“（水边人）想”和“（沉思人）叹息”把诗人自我加以对象化艺术处理（即“非个人化”），但是，人物的思想及其“沉思”的性格，显然明显带有诗人的自我色彩。
而到第三个阶段（1935—1937），即《雕虫纪历》“第三辑”中的作品，显然就是直接源于卞之琳的自我人生和情感生活的触发。
〔①⑥〕写于1933年8月的《寄流水》一诗，诗人把生命的存在和时间的流逝归结于“流水”这一传统意象。
这使我们想到中国古代诗文中常见的关于“逝水流年”的思想主题，1934年8月，卞之琳的《水成岩》一诗，重复这个意象，更为明确地表现了诗人对“逝水流年”的思考。
这首诗的最后一节如下：“水哉，水哉
”沉思人叹息古代人的感情像流水积下了层叠的悲哀。
这就使我们想到《论语》中的一段话：“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昼夜
”〔①⑦〕自孔子之后，“流水”就成为中国古代诗歌中一个相当突出的意象，蕴含着对生命、人生的时间意义的思考。
例如李白的《将进酒》云：“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为青丝暮成雪。
”杜甫《登高》诗云：“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李清照《武陵春》词云：“物是人非事事休”，“只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许多愁”。
乃至《红楼梦》第廿八回林黛玉的感伤，如此等等，举不胜举。
对于卞之琳而言，“流水”这一意象，既有传统的意味，更有他所谓的“古意翻新”〔①⑧〕的思想。
即通过这个传统意象，在对人生的时间意义的沉思中，融入现代性质的思想，把抒情性的感伤转化为理性的思考。
通过“沉思人叹息”，把自我对象化、客观化，表明卞之琳对古人感伤式的“悲哀”有着清醒的警惕和对自己某种程度上的类似情感加以理性的反省，即不单作为表现的对象，更是作为思考的对象，试图从对它的思考中摆脱感伤式的“悲哀”。
因此，接下来，在卞之琳此后的创作中，“沉思”的结果便是使感伤式的“悲哀”升华为积极意义的思想结晶。
这种思想较早出现在《圆宝盒》一诗中。
“我幻想在哪儿（天河里
）／捞到了一只圆宝盒，／装的是几颗珍珠。
”诗一开头就表现了在“临流而叹”的“悲哀”更为积极的思想，即期待把情感的体验升华为思想的晶体。
接下来诗人明确地说：别上什么钟表店听你的青春被蚕食，别上什么古董铺买你家祖父的旧摆设。
这实际上是对“你”的那种感伤式的情感的否定，〔①⑨〕紧接着诗人正面提出自己的思想：你看我的圆宝盒跟了我的船顺流而流了，虽然舱里人永远在蓝天的怀里…对此，诗人说，他的另一首诗的“结尾三行，可供参考”〔②⑩〕。
这三行是：让时间作水吧，睡榻作舟，仰卧舱中随白云变幻，不知两岸桃花已远。
很显然，诗人所暗示的思想是：在时间的流逝中，抛弃了情感的“悲哀”之后，顺应自然（即时间的流逝），与物俱化（类似苏轼《前赤壁赋》中“苏子”的思想），就会获得一种理性的清明和精神的愉悦。
两年之后的1937年，卞之琳在《白螺壳》一诗中，则进一步认为：如海水淘洗螺壳，使之“空灵”得“孔眼里不留纤尘”一样，时光的流逝也使人“成长”，在失去的同时也有收获。
因为，如果“忍耐”了时光对人的痛苦的磨炼（“滴穿”、“锯缺”、“磨透”），人生便可获得一种超越世俗的“空灵”（“纤尘”）境界。
卞之琳的这种思想，既有对中国传统思想的积极性的发挥，也有来自瓦雷里的启发。
写于1936年的散文《成长》，卞之琳通过对孔子、瓦雷里等人思想的阐释，明确地表述了与这首诗相同的思想。
张曼仪女士说，《白螺壳》“这首诗正好代表了他（按：卞之琳）诗创作第一个阶段（按：指1930—1937）结束时期达到的人生境界”〔②①〕。
这个结论是十分准确的。
把这首诗看作卞之琳30年代诗歌对生命的体验和沉思的结果，是指这首诗标志着卞之琳这种沉思所达到的最高境界。
这既是沉思的不断深化的结果，也是对这之前的某些思想偏向的否定和校正。
因为在这里，卞之琳已不再“设想”作超脱现实人生的“远行”，也不“梦想”像古代神话里的英雄那样“腾云驾雾去不可知的远方”；而是“明白指出充分参与生活才是自然成长的途径”〔②②〕。
当然，这种思想的获得，显然是源于作者对自己人生体验的沉思的结果。
卞之琳在回答别人对《白螺壳》的解释时说，这首诗“也象征着人生的理想和现实”〔②③〕；而这种思想的来源和《圆宝盒》一样，是对人生的体验和沉思所获得的“心得”、“道”、“知”、“悟”，卞之琳说，“或者恕我杜撰一个名目：beauty of intelligence”〔②④〕。
（本文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攻读博士学位韩国留学生。
）注：① 闻一多1943年致臧克家信中称戴望舒、卞之琳是“技巧专家”（《闻一多全集》庚集，54页）；另，参阅卞之琳《完成与开端：纪念诗人闻一多八十生辰》，此文收入卞之琳文集《人与诗：忆旧说新》，北京，三联书店，1984。
② 王佐良在《一个莎剧翻译家的历程》中说：卞“是中国现代诗诗人成就最高的少数人之一”。
见《卞之琳与诗艺术》（袁可嘉等人编），65页，河北教育出版社，1990。
③ ④ ⑥ ⑦ ⑧ ①① ①③ ①④ ①⑤ ①⑥ ①⑧ 卞之琳：《雕虫纪历》（增订本）“自序”，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
⑤ 对卞之琳30年代创作的时间分期，依据卞之琳《雕虫纪历》（增订本）“自序”。
⑨ 本文所引卞诗，俱见《雕虫纪历》（增订本），版本同注③，下文不另注明。
⑩ 张曼仪女士以“当一个年轻人在荒街上沉思”为标题，论述卞之琳30年代的创作。
此文收入《卞之琳与诗艺术》。
张是对卞之琳研究最有成就的专家，其专著《卞之琳著译研究》，给笔者以极大启发；此书为香港大学中文系文史丛书之一，1989。
①② 中国古代这类诗词很多，如唐代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杜甫的《登高》，宋代王安石的《桂枝香·金陵怀古》，辛弃疾的《永遇乐》（“千古江山”）等等。
①⑦ 参见卞之琳《成长》一文。
见卞之琳《沧桑集》（“杂类散文”），江苏人民出版社，1982。
另，周作人《〈论语〉小记》一文对《论语》这一章十分称赞，此文引起梁宗岱注意并写有《说“逝者如斯夫”》一文（《诗与真·诗与真二集》，外国文学出版社，1984）；周的这篇文章发表在卞之琳编辑的《水星》（4）。
①⑨ 卞之琳《关于“你”》一文说，这四句“是‘悟’出来的教训（虽然不是严重的教训），可以教训随便哪一个人”。
此文作为附录收入刘西渭《咀华集》，花城出版社，1984。
②⑩ 《雕虫纪历》（增订本），135页，版本同注③。
②① ②② 《卞之琳与诗艺术》，127页，版本同注②。
②③ 朱自清：《新诗杂话·序》，见《朱自清全集》第2卷，317页，江苏教育出版社，1988。
②④ 卞之琳：《关于〈鱼目集〉》，见《咀华集》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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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戏剧的发展历程
1、新兴话剧的萌芽－－文明戏(1899一1918)中国戏剧概念的产生是学习西方戏剧理论的结果。
中国近代学者王国维较早地使用了戏剧概念，并与戏曲区分开来。
严格地说，中国戏剧发端于话剧。
中国新兴话剧萌芽于戊戌变法(一八九八年)至辛亥革命(一九一一年)年间。
在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影响下，伴随着传统戏曲的改良和文明戏的崛起中国戏剧迈出了从古典形态向现代形态转变的第一步。
在当时盛行日本的新派剧影响下，一部分爱好文艺的留学生于一九○六年底，在东京成立了春柳社。
这是一个以戏剧为上的综合性艺术团体。
春柳社的发起人为李叔同和曾孝谷。
欧阳予倩、陆镜若也相继加入，并成为该社的主要领导者。
不久，演出了法国小仲马的《茶花女》第三幕。
接着在一九○七年六月初，经过扩充后的春柳社，又在东京本乡座戏院演出了根据林纾、魏易的同名翻译小说由曾孝谷改编的大型剧本《黑奴吁天录》。
这是第一出由中国人创作演出的话剧，也标志着文明戏的正式开端。
一九○七年秋，上海出现了由著名的新剧活动家王钟声领导的春阳社，以及第—所新剧教育机构—通鉴学校。
震惊中外的辛亥革命将文明戏推向了高潮时期。
这种新生的话剧形式以其迅速反映现实的特长，有力地配合了现实斗争。
在文明戏高潮时期，众多的剧团中，最重要和最有影响的是任天知创办并领导的进化团。
一九一四年以后辛亥革命随着其果实被哀世凯之流窃取而归于失败，文明新戏也从鼎盛走向衰落。
对后期文明戏的转变起直接影响作用的是郑正秋组织的新民社。
2、现代戏剧观念的确立与新兴话剧的发展（1918-1929）胡适的《终身大事》发表于一九一九年三月《新青年》第六卷第三期，同南开学校新剧团的《新村正》一起，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早的话剧剧本。
它们已经脱离了话剧的早期形式—文明戏。
一九二一年三月，第一个“爱美的”戏剧团体在上海成立，五月，它创办了新文学运动中第一个专门性的戏剧杂志—《戏剧》。
最初的成员除发起人和主持者汪仲贤外，尚有沈雁冰、郑振铎、陈大悲、欧阳予倩、熊佛西、徐半梅等，共十三人。
沈雁冰仿效法国罗曼·罗兰倡导“民众戏院”，给这个团体取名为“民众戏剧社”。
真正重视舞台实践而成为“爱美的”戏剧运动柱石的是前后奋斗十二年、举行过十六次公演的上海戏剧协社。
一九二三年洪深加入协社，建立严格的排演制和导演制，他废除了男扮女装这一旧戏和文明新戏的非现代化、非现实主义的演出方式，次年四月，协社举行第六次公演，洪深执导的《少奶奶的扇子》获得很大成功，这是中国第一次严格地按照欧美演出话剧的方式来演出的。
从—九二○年《华伦夫人之职业》的演出失败，到—九二四年《少奶奶的扇子》的演出成功，新兴话剧经艰难的探索，终于立足于中国舞台。
一九二二年十一月，浦伯英出资联合陈大悲在北京创办了人艺戏剧专门学校(简称“人艺剧专”)，聘请一些社会名流如鲁迅等担任校董。
学生除上课外，还进行舞台实践。
“人艺剧专”是我国第一所试用西方戏剧艺术教育方式培养话剧专门人才的学校。
南国社是二十年代影响最大队戏剧团体。
九二七年，田汉主持私立上海艺术大学文科，不久任校长，将南国电影剧社改组，活动范围扩及文学、戏剧、电影、美术、音乐诸方面，正式定名为南国社。
思想解放运动与戏剧思潮的开放，形成了“五四”时期和二十年代戏剧创作在艺术上的丰富多样性。
种种外来的戏剧新观念和创作手法，有模仿也有突破和创新。
话剧的各种体裁、样式如现实剧、历史剧、悲剧、喜剧、独幕剧、多幕剧、诗剧、散文剧、活报剧等都有不同程度的发展。
尤其是独幕话剧的创作，在艺术上已臻成熟， 出现了《获虎之夜》、《一只马蜂》、《泼妇》、《醉了》等一系列优秀之作。
诗剧的创作在二十年代也占有突出的地位。
除郭沫若的诗剧外，白薇、杨骚等人的诗剧也取得了一定成就。
3、中国话剧艺术的成熟(1930-1937)一九二九年六月五日，上海艺术剧社成立，参加者冯乃超、郑伯奇、陶晶孙、孟超、叶沉、许幸之、刘保罗、司徒慧敏、朱光、石凌鹤、李声韵、陈波儿、王莹、易洁、唐睛初、吴印成、侯鲁史，社长郑伯奇，主要负责人夏衍。
艺术剧社的成立，开始了中国共产党对现代戏剧运动的直接领导，第一次提出了“无产阶级戏剧”的口号。
戏剧运动的发展促成了联合。
—九三○年三月十九月，戏剧协社、南国社、摩登社、辛酉剧社、艺术剧社、剧艺社等联合成立“上海戏剧运动联合会”。
同年八月—日“中国左翼剧团联盟”正式成立，简称“剧联”。
田汉、刘保罗、赵铭彝等为负责人。
这一时期，以话剧为代表的中国戏剧对艺术的追求不断提高 ，创作、演出、理论研究等各个领域逐步专业化与正规化，终于形成了关键性突破，洪深的《五奎桥》（一九三○）、曹禺的《雷雨》(一九三四)、《日出》（一九三五）、《原野》(一九三六)、李健吾的《这不过是春天》 (一九三四)、田汉的《回春之曲》 (一九三五)、夏衍的《上海屋檐下》 (一九三七)等艺术上一批成熟的剧作标志着中国话剧艺术进入了成熟期。
4、现代戏剧的黄金时代（1937-1949）。
“七七”卢沟桥事变发生，在现代戏剧的中心上海，立即引起强烈反响。
在党组织的建议下，原上海剧作者协会改为中国剧作者协会，这是全国文艺界最早成立的抗日统一战线组织。
在一九三七年七月十五日的成立大会土，决定集体创作三幕剧《保卫卢沟桥》。
章泯、尤兢、张季纯、崔嵬、马彦祥、姚时晓、姚莘农、石凌鹤、宋之的、陈白尘、阿英、张庚、郑伯奇、孙师毅等参加创作，在沪的戏剧、电影界近百人参加演出。
剧作气势滂沱、慷慨激昂，表现了中华民族以血肉之躯誓死保卫家园的决心，拉开了整个抗战戏剧的序幕。
上海、南京相继失守后，抗战戏剧运动的中心移到武汉。
从全国各地来的救亡演剧队和大批戏剧工作者陆续汇集于武汉三镇。
戏剧界为援助前方将士举行过多次联合公演。
为了加强团结，有计划、有组织地开展戏剧运动，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于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在汉口成立。
它会合数十个戏剧团体，包括全国不同阶级、阶层、剧种、流派的千百戏剧工作者。
新兴话剧和传统戏曲的平剧、汉剧、楚剧、川剧、粤剧、陕西梆子、山西梆子、河南梆子等剧种，以及各种民间曲艺(如大鼓、相声等)和杂技、武术团体，都汇集在一起了。
之后，全国各主要城市都成立了“剧协”分会。
组织上的空前统一，为各类戏剧在艺术上、美学上的互相影响和渗透提供了条件。
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确定每年十月十日为中国戏剧节(一九四三年国民党政府下令改为十一月十日，次年又下令改为二月十五日)。
抗战初期，各种通俗、小型的戏剧演出(如活报剧、街头剧、茶馆剧、游行剧、灯剧、傀儡剧等)发挥了很好的宣传鼓动作用。
“好一计鞭子” (即短剧《三江好》、《最后一计》、《放下你的鞭子》)演遍大江南北，激发了千百万观众的爱国热情。
关于民族形式问题的讨沦和论争促进了戏剧观念现代化和民族化的融合，促进了中国戏剧的新发展。
抗日时期的产生了大量重要剧作，如郭沫若的《屈原》、阳翰笙的《天国春秋》、于伶的《夜上海》、宋之的的《雾重庆》、曹禺的《北京人》、田汉的《秋声赋》、夏衍的《芳草天涯》、吴祖光的《风雪夜归人》、陈白尘的《升官图》等，都有着比二十和三十年代初剧作更强烈、鲜明的民族风格。
一些具有戏剧新观念的剧作家，在向旧剧学习的同时，也力图给它输入新的生命。
国统区田汉和解放区延安平剧院进行的京剧改革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新歌剧是“五四”以来新剧中的一支，它也一直探索民族化的道路。
抗日时期的《红梅阁》 (沙梅)、《木兰从军》 (欧阳予倩)，尝试在传统戏曲的基础上发展新歌剧。
解放区的新秧歌运动为歌剧的发展开一新途。
《兄妹开荒》等新秧歌剧的产生，在歌剧民族化的探索上取得了可喜成绩。
新歌剧《白毛女》(贺敬之、丁毅)，可以说是在戏剧现代化和民族化的融合上的成功之作。
5、现代戏剧的多元化发展（1949-2000）在党的“双百”方针指导下，新旧两种戏剧形式都得到了很大发展。
建国初到一九五六年是新中国戏剧创作的第一个高潮。
一九五一年先后开展了对《武训传》、《新天河配》讨论，促进了戏剧朝着民族化、大众化的道路前进。
产生了老舍的《龙须沟》、《茶馆》，田汉的《关汉卿》、《文成公主》，郭沫若的《蔡文姬》，朱祖贻的《甲午海战》等优秀作品。
一九六二至一九六五年间主要以现实生活为题材的话剧创作再次形成高潮。
刘穿川的《第二个春天》、胡万春的《激流勇进》、张仲朋的《青松岭》、江文等的《龙江颂》、蓝澄的《丰收之后》、沈西蒙的《霓虹灯下的哨兵》、王树元的《杜鹃山》、葛翠林的《草原小姐妹》成为这一时期的名作。
戏曲的创编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红灯记》、《奇袭白虎团》、《芦荡火种》、《杜鹃山》、《智取威虎山》等深受群众欢迎。
文革中，《红灯记》、《沙家浜》、《奇袭白虎团》、《杜鹃山》、《智取威虎山》同歌舞剧《白毛女》、《红色娘子军》被称作“八大样板戏”，家喻户晓。
歌剧创作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出现了《洪湖赤卫队》、《红霞》、《江姐》、《刘三姐》等优秀作品。
一九七八年以后戏剧发展进入了新时期，数量、质量、深度和广度上均有重大突破。
苏叔阳的《丹心谱》、宗福先的《于无声处》、曹禺的《王昭君》、丁毅的《傲雷·一兰》、陈白尘的《大风歌》、魏明伦的《四姑娘》、马中俊等的《屋外有热流》、《街上流行红裙子》、沙叶新的《陈毅市长》、高行健的《绝对信号》呈现出了五彩缤纷，百花齐放的良好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