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年回家吗?”——这句话大概是春节前使用频率最高的寒暄语。俗话说:“父母在,不远游。”春节将至,不少老家在外地的人开始张罗着订票回家,他们的归心似箭令过节的气氛骤然升温。
随着时代和社会的变迁,春节回家已非外地人的唯一选择。现代人对回家过年可能有着迥异的感受,有的热切期盼,有的却充满着恐惧或烦恼。都市“恐归族”的形成,让中国传统民俗多了些别样的意味。
繁文缛节不胜其烦。“过年探亲访友比上班还累!”家在河北的刘颖一提起春节回家就双眉紧皱。“家里七大姑八大姨,去每家探访让我把时间排得满满的,有时光吃一顿饭都要分成上下场。结果每次春节过完后才发现,本来是回家陪父母的,可跟老爸老妈话都没说上几句。”记者问:“何必搞得这么累啊?”刘颖说:“亲戚朋友去了一家不去另一家,别人会认为你瞧不上他,会得罪人的。要不一家不去,要不家家必去。”
衣锦还乡情结难改。中国人在异乡闯荡时总带着要“衣锦还乡”的情结,这种情结往往会成为其奋斗的动力,但在还乡途上也会成为一种心累。陈良程来广东奋斗十年,在单位是处级干部,一家三口也过得很富足,可他已有十年没回老家了。在他心中有一种深藏而不能言说的理由,就是嫌自己官当得不够大、钱挣得不够多,所以怕承受不了乡亲们那种崇拜的眼神!所以他今年还是决定索性不回家了!
人生大事未定。一到春节,28岁的小李又犯愁了,因为今年还是不能给爸妈带回一个“准儿媳”。家人近年来多次为此感到失望,随之而来的便是喋喋不休的轮番说教,甚至还会被强迫去相亲。看到自己儿时的伙伴们大多都为人父母了,小李心里多少也会感到有些失落。“想起这些烦心事,就不想回家了!”
派发红包囊中羞涩。对于经济实力不强的年轻人来说,最不愿回家的原因是口袋不够鼓。中国不同地区派发红包的习俗不同,有的是饯作了的要给没工作的,有的是结婚了的要给没结婚的,虽然没有规定的数目,可总不能“拿不出手”。周洋洋的老家在贵阳,按照当地的风俗,今年她参加工作了,就要派红包给其他小孩。可她掐指一算,至少也得派5000元的红包。“这简真是大出血啊!”
终日奔忙难得偷闲。李江南小两口为了求个清静,这个春节打算避开旅游热线,躲到广西柳州去度假。搞销售的小李平时工作压力较大,与客户打交道的各种应酬较多。小李说:“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好不容易捱到可以完全放松休息的春节长假,何必为了回趟老家在‘千金难求一票’的春运中找累受呢?”
不愿打乱生活惯性。不少人习惯了在大都市里的快节奏,一旦回到远在农村的故里,猛然间失去熟悉环境的心理寄托,总有一种无所适从的感觉。家在陕西的孙真彬就有着这种强烈的感受,他认真地告诉记者:“在广东生活时间长了,平时像刹不住车的跑车,对老家农村的生活真有些不习惯了,家乡同龄人那种安逸舒适的生活方式多少会让我变得有些意志薄弱。”
“恐归”会背上人情债?
回家过年是中国传统的习俗,它不仅是亲情团聚与人际的沟通,更是父母的期盼。面对父母一次次打电话苦苦要求,“恐归族”多少显得有点冷血、有点反叛、有点另类。因此,“恐归族”能够获得过年的自由时空,却要担心因违背传统而背上人情债。
杨先生曾十分感慨地告诉记者这样一件事:去年春节,夫人带着孩子出国旅游去了,直至大年初一自己才从繁忙的公务中松口气。百无聊赖中,突然想起还是回老家去看看老母吧。于是,他从广州驱车三小时赶到阳江。到家一推门,母亲的孤独伴着心酸扑面而来。房里黑漆漆的没有开灯,母亲一人正枯坐在空荡荡的屋子里发呆。“让母亲孤孤单单地过春节实在是做儿女的不孝啊!”
《顺德时尚》杂志社主编冯冬生是个有名的孝子,前年他在番禺特地给父母买了一幢别墅。虽然在顺德工作,可只要时间允许,他都会驱车回去探望父母。每逢佳节,他的一个不变的节目就是召集全家老小团聚。
他认为,如果没有特殊原因,春节应该回家过春节,陪陪父母,尽尽孝心,否则当“子欲养而亲不在”的时候,就只能是懊悔了。其实,父母对子女没有别的苛求,他们不需要子女带来荣华富贵,“常回家看看”往往是他们最朴素的唯一要求。
也有社会学家认为,不能轻易地把“恐归”算做不孝。很多回乡过年者,由于工作和生活的空间发生了变化,心里都不同程度地产生了震荡。“恐归族”属于敏感人群,对外界变化反应敏锐而其适应能力偏差,同时可能确有一些客观原因,使回乡对他们来说会使身心受到伤害。因此,有社会学家呼吁,老家的人们应当对身在异乡的“恐归族”给予足够多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