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辞官归隐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1、明辞官归隐因（1） 陶渊明的归隐，不为五斗米折腰层原因。
更深层的原因是中国古代哲学的“天人合一”观，所谓“一天人，合内外”。
（2） 陶渊明的归隐，是道家哲学对儒家哲学的反叛。
那就是脱离社会人伦，放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回归自然。
在自然之中，他找到了真，他说“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对陶渊明而言，回到故乡务农，就是回归自然，务农就是直接和自然打交道。
（3）陶渊明的归隐，是个体对群体的逃离。
2、陶渊明简介陶渊明（352或365年—427年 ），字元亮，又名潜，私谥“靖节”，世称靖节先生。
浔阳柴桑人。
东晋末至南朝宋初期伟大的诗人、辞赋家。
曾任江州祭酒、建威参军、镇军参军、彭泽县令等职，最末一次出仕为彭泽县令，八十多天便弃职而去，从此归隐田园。
他是中国第一位田园诗人，被称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3] ”，有《陶渊明集》。
为什么陶渊明想隐居山林
陶渊明被称为“隐逸诗人之宗”。
他的创作开创了田园诗一体，为我国古典诗歌开创了一个新的境界。
从古至今，有很多人喜欢陶渊明固守寒庐，寄意田园，超凡脱俗的人生哲学，以及他冲淡渺远，恬静自然，无与伦比的艺术风格；同时对陶渊明归隐田园的原因以及他的隐居生活情况表示关注或进行研究分析。
下面结合陶渊明的诗歌试对此作出探讨。
一、陶渊明少年时受家统和儒经的影响，怀有兼济天下大济苍生的壮志。
但是，由于门阀制度的存在，庶族寒门出生的人不可能突破门阀士族对高官权位的垄断，在这样的情况下，陶渊明的理想是难以化为现实的，他理想的梦幻注定会破灭。
陶渊明直到二十九岁的“高龄”才出仕为官，但终其一生，他所做的也不过是祭酒、参军、县丞一类的芝麻小官，不仅壮志无法施展，而且不得不在苟合取容中降志辱身和一些官场人物周旋委蛇。
到他三十九岁时，多年来的经历使他的思想发生了质的变化，他开始转向躬耕自己自足，追求心灵的宁静与澹泊。
此后，他又为彭泽令，因不愿为五斗米折腰，上任八十余日就解印挂职而归。
从此，他结束了他仕途的努力和曾经的彷徨，义无返顾地走上了归隐田园之路。
自四十一岁归隐田园之后，陶渊明确确实实享受了一段“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
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的田园乐趣。
然而书香门第出来的陶渊明毕竟不是稼穑的好手，“开荒南野际”的辛勤也未必能使他过上衣食无忧的小康生活。
义熙四年在陶渊明四十四岁时，一场灾祸更使得他全家一贫如洗。
这年夏天，诗人笔下洋溢着生活气息的“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被一场无情的大火烧光了，全家只好寄居在船上，靠亲朋好友的接济过活。
永初三年（422年）陶渊明五十八岁时生活已近绝境，其情状反映在《有会而作》一诗中，“弱年逢家乏，老至更长饥。
菽麦实所羡，孰敢慕甘肥
”元嘉四年（427年），诗人贫病交加，在其《挽歌诗》中第二首自挽诗中，诗人对死后可以“鼓腹无所思”的幻想读来让人心酸：“在昔无酒饮，今但湛空觚。
春醪生蜉蚁，何时更能尝。
肴案盈我前，亲旧哭我傍”。
元嘉四年（427年）十一月，六十三岁的陶渊明黯然瞑目。
二、关于陶渊明的出仕与隐退，人们习惯于从社会大环境崇尚隐逸之风和他内儒外道的思想去解释。
其实，抓住陶渊明五次仕宦经历，历史地具体地去分析他为何隐退守拙的原因，可以得出一些新的认识。
可归结为两点：一是陶渊明本性使然，一是社会现实使然。
陶渊明性格的本质特征是追求心灵的最大自由和心态的闲适优雅，仕宦生活不符合他崇尚自然的本性。
陶渊明处于一个崇尚自由、玄风扇炽的时代，政治上的篡夺和杀伐使一意寻求避祸全身的士人极易形成隐逸的品格。
陶渊明隐逸性情的形成，应当说与东晋士族文人这种普遍企羡隐逸，追求精神自由的风尚不无关系。
就是这种崇尚自然、悠然洒脱的天然禀赋，使他不堪“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而最终挂官归田。
他写了《归去来辞》，在诗中他十分坦诚地讲，就任县令，是为生计所迫；之所以辞职，是因为“质性自然，非矫励所得，饥冻虽切，违己交病”，超然的性格使他宁可饿肚子，也不愿违心地逢迎上司而混迹官场了。
在《归园田居》中，诗人歌道：“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
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
羁身恋归林，池鱼思故渊。
”“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
”短短几句，对仕途的厌恶之情溢于言表。
因“质性自然”“本爱山丘”，视仕宦之途为樊笼的陶渊明，终辞职归隐，抛离尘杂，返归自然。
陶渊明归隐田园不仅要与他率真的个性结合考虑，更要从广阔的政治背景以及他的仕宦生涯去体察，他的入世与出世可以说都与当时的社会现实有关。
陶渊明虽最终解职归田，但他少壮时，却是有一番建功立业、兼济天下的思想的。
在《饮酒》《杂诗》等诗歌中，他曾道：“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少时壮且厉，抚剑独行游”，表明了他并非一开始就有出世的想法。
他出生于世代官宦的家庭，又是元勋之后，也曾期望在仕途中有所进取，在政治上有所作为。
但他所处的东晋末年时局动荡：宗室内部的斗争，军阀对政权的野心，不断引起血腥的杀戮乃至激烈的火拼。
这种社会动乱不仅给人民带来灾难，同时在社会上层也造成严重的不安感。
这使陶渊明的政治雄心不得不有所消减。
另外，在这种权力争夺之中，一切卑污血腥的阴谋，无不打着崇高道义的幌子，这使秉性真淳的陶渊明也难以忍受。
从晋孝武帝太元十八年，二十九岁的陶渊明第一次出来做官，到四十二岁挂冠归田共十三年。
这期间，陶渊明一直处于“出世”与“入世”的矛盾斗争中，这在他的诗中多有体现。
在《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等诗中，他叹道：“如何舍此去，遥遥至西荆”，“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聘”，诗中蕴籍着诗人太多的失望和悲慨，可以看出诗人也曾为是否归田有过痛苦的徘徊和犹豫，但终究“爱丘山”的夙愿压倒了“逸四海”的猛志，他终于找到了他最终的路——归隐田园。
所以说，他的归隐是社会现实使然，是他的思想与社会现实无法调和的结果。
三、从陶渊明归隐后的生活来看，陶渊明的归隐不同于东晋时借归隐买名邀誉的其他隐士，他是真隐，是一种人生的选择，是一种对“举世皆浊”、“众人皆醉”的厌恶。
且看陶渊明一生大致经历：始为州祭酒，不堪吏职，少日自解归。
后仕职于桓玄、刘裕、刘敬宣的幕下，最后任职彭泽令八十余日，因不肯为五斗米向乡里小人折腰，毅然辞职归耕田园。
后有人劝他再度出仕为刘宋王朝服务，他宁愿贫病交加，穷困潦倒也不愿再涉官场。
可以说，陶渊明归隐得真守拙得真。
在《归园田居》、《饮酒》等诗中，诗人对自己归隐后的生活作了描写，“白日掩柴扉，对酒绝尘想。
时复墟里人，披草共往来。
相见天杂言，但道桑麻长。
”“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
”“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
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
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这些别人都瞧不上眼的乡村、平凡的事物、乡间生活，在诗人笔下却是那样的优美、宁静，显得格外亲切。
归隐后的陶渊明还亲自参加生产劳动，接近劳动人民，歌颂劳动，这使得他的田园诗更具劳动生活气息。
《癸卯岁始春怀左田舍》《归园田居》《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等，都描写了诗人参加劳动的情况：“在昔闻南苗，当年竟未践。
屡空既有人，春兴岂自免。
夙晨装吾驾，启涂情已缅。
”癸“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
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
”“开春理常业，岁功聊可观。
晨出肆微勤，日人负来还。
”“温原长如此，躬耕非所叹。
”在早出晚归的辛勤耕作中，诗人与劳动人民的关系更为密切，对劳动人民的感情也更为真挚：“且入相与归，壶浆劳近邻”，“时复墟曲中，披草共来往。
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清晨闻叩门，倒裳往自开。
问于为谁欤，田父有好怀。
壶觚远见候，疑我与时乘。
”从这些诗中，读者可以看出，在这种闲适的田园生活中，诗人心情自然而宁静，达到了心灵发展的真正和谐的境地，这才是真正的归隐。
陶渊明的隐居生活并非完全的出世，他隐居的本身就是对于黑暗现实不同流合污的一种反抗，这和逃避现实不一样。
诗人在农村长期参与田间劳作，感情上越来越贴近劳动人民，更了解人民疾苦，在他的诗中对劳动人民的贫寒生活以及仕途的黑暗虚伪多有反映。
他在诗中写到：“夏日常抱饥，寒夜无被眠”，“旧谷既没，新谷未登，颇为老农，而值年灾，日月尚悠，为患未已”，“羲农去我久，举世少复真”，“重华去我久，贫上世相寻”。
虽然归隐田园，但诗人心中并不平静，他不愿也不可能完全抛却社会现实，他将自己未尽的政治理想寄寓诗中。
在《桃花源记》里，诗人描述了一个心中的理想社会：“春蚕收长丝，秋熟靡王税”，“重孺纵行歌，斑白欢游诣”，人人都“怡然自乐”。
这里没有剥削，没有压迫，人人劳动，大家过着富庶和平的生活。
这个“世外桃源”反映了诗人美好的愿望，它和当时黑暗的社会现实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是诗人对现实社会的一种否定。
它是诗人归田后对农村生活实践的结晶，是诗人思想进一步发展的结果。
这也足以证明，归隐后的陶渊明并未完全脱离现实。
从陶渊明的归隐和他归隐后的生活可以看出，陶渊明向往的社会是和平与安宁、自耕自食、无竞逐、无虚伪、没有相互压迫和残害的社会；追求的人生是淳朴真诚，淡泊高远，无身外之求的人生；喜爱的人生环境，也是恬静而充满自然之趣的乡村。
由于这些追求，使他大多数的田园诗呈现出冲淡平和、旷洁悠远的外貌，但其背后却充满了对现实社会的憎恶与不安，对人生短促、身感无所感的焦虑。
所以正如鲁迅先生所说：“陶潜正因为并非浑身是静穆，所以他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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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渊明为什么会归隐山林?
公元365年，陶渊明出生在江西的一个没落官僚地主家庭。
先祖侃曾任大司马，后因家道中落，才生活困顿。
年轻的陶渊明深受儒家思想的浸染，立下大济苍生的抱负。
而在封建社会，想要实现抱负，唯一的一条路就是入仕为官，治国平天下。
由此可以看出，为官，曾是陶渊明追求的梦想。
但是，当时的士族门阀制度阻碍了非士族出身的陶渊明的进身的机会，做一个能治国平天下的大官成了他毕生无缘的梦想，所以他一直不愿为官。
直到29岁，他开始做一些小官，历任江州祭酒、镇军参军、建威参军、彭泽令等官职，直到41岁，任彭泽令的80天后，因为不肯“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人“而辞去官职从此过着躬耕归隐的生活，成为中国隐逸诗人之祖。
陶渊明的为官生涯一直持续了十三年，这对一个古人来说是不算短的年份，笔者如果陶渊明真的那么讨厌为官，他不可能持续那么长的时间，他之所以坚持，几次为官，是因为他没有放弃自己的抱负，试图为百姓谋福利，然而，官小权微，官场黑暗，再加上自己刚烈的性格，使他与那个黑暗的官场格格不入。
在不容于官场和想要实现愿望而这个愿望在实际上是不可能实现的矛盾冲突中，他作了痛苦的抉择，归隐田园。
他的归隐，是一种悲哀的淡出，看似平淡的语句中包含的是对现实深沉的愤慨。
因此，他在离开后也问自己：“既自以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
”他的归隐带着解脱的快乐，但更多的是苦难的加剧。
在陶渊明归隐后，依然为“世与吾相违”而悲哀，还会问自己“胡为忽惶惶欲何之
” 诗人的归隐是对“本我”“真我”的追求，也是放纵心灵（对于社会政治理想和人格价值的保存）与山水的安慰。
一 陶渊明的归隐，不为五斗米折腰是表层原因。
更深层的原因是中国古代哲学的“天人合一”观，所谓“一天人，合内外”。
中国古人把人看作天地万物之一，与宇宙是一体的。
不象今天人们把人当作一个独立的个体，异化于天地万物之外。
在哲学上有主体和客体之分，有自我，社会，自然几个不同的概念。
陶渊明在官场，在社会中，他感到与天地万物的疏离，于是他要回归故里，融于天地万物之中。
二 陶渊明的归隐，是道家哲学对儒家哲学的反叛。
那就是脱离社会人伦，放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回归自然。
在自然之中，他找到了真，他说“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对陶渊明而言，回到故乡务农，就是回归自然，务农就是直接和自然打交道。
三 陶渊明的归隐，是个体对群体的逃离。
关于群体，存在主义大师萨特作过很好的分析：我这个主体的眼里，他人是客体；而再他人的眼里，我又成了客体。
与他人相处，就必须把自己置于客体的地位，这就是矛盾与共在。
他更说了一句名言：“他人就是地狱”。
陶渊明无法忍受这种矛盾，他选择了逃离。
农村居民散落为户，他的自我主体保持了独立，完整，自由。
在学习《归去来兮辞》时，分析的为： 陶渊明自幼家贫，为生活所迫才出来做官，正当“程氏妹丧于武昌”（客观），再加上自己“性刚才拙，与物多杵”与腐败的社会风气格格不入，而自己又爱好自然（主观）等主客观原因，使得陶渊明归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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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以该年前后的史事件及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人物为中心，抽丝剥茧，梳理了中国传统社会管理层面存在的种种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探索现代中国应当涉取的经验和教训。
作者以其“大历史”观而闻名于世，本书中这一观念初露头角，“叙事不妨细致，但是结论却要看远不顾近”。
本书自80年代初在中国大陆出版以来，好评如潮，在学术界和文化界有广泛的影响。
...《万历十五年》由黄仁宇先生于1976年在美国所著，在国内直到近些年才引起大众的注意。
其实这一年大明王朝并没有发生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所以不为一般研究者所注意，但在这一年发生的许多琐细小事，却如青萍之末成为帝国走向崩溃的前兆。
元辅张居正已去世五年，海瑞在这一年也故去了，一代名将戚继光也在年底殁了，时年29岁的努尔哈赤在东北崛起了：始建宫室，布教令于部中，禁暴乱，戢盗窃，立法制……然而朝廷却未予注意；西班牙无敌舰队即将出征英吉利，揭开世界历史新的一页……??9.《美的历程》 作者:李泽厚《美的历程》从宏观鸟瞰角度对中国数千年的艺术、文学作了概括描述和美学把握。
其中提出了诸如原始远古艺术的“龙飞凤舞”，殷周青铜器艺术的“狞厉的美”，先秦理性的“儒道互补”，楚辞、汉赋、汉画像石之“浪漫主义”，“人的觉醒”的魏晋风度，六朝、唐、宋佛像雕塑、宋之山水绘画以及诗、词、曲各具审美的三品类，明清时期小说，戏曲由浪漫而感伤而现实之变迁等等重要观念，多发前人之所未发，此书于一九八一年初版，多次再版理印达几十万册。
已有英文、德文、日文、韩文等多种译本问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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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围城》 作者:钱钟书《围城》是中现代文学史上一部风格独特的讽刺小说。
作者钱钟书1910—1998，江苏无锡人，1933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外文系，后留学英、法，是位学贯中西而富才情的学者。
《围城》动笔于1944年，完稿于1946年，其时，作者正蛰居上海，耳闻身受日本侵略者的蛮横，“两年里忧世伤生”《围城·序》，同时又坚韧地“锱铢积累地”把自己对人生、对学术的感悟与思考付诸笔端，先后完成了小说《围城》和学术著作《谈艺录》。
就凭这部唯一的长篇小说，钱钟书成为中国现代文学中小说大师级人物。
本书自四十年代末出版以来，有多少人为它哭，为它笑，为它深深长叹，为它久久思索。
人生是围城，婚姻是围城，冲进去了，就被生存的种种烦愁包围。
钱钟书以他洒脱幽默的文笔，述说着一群知识分子的快乐与哀愁。
钱钟书的深入骨髓的洞见，通达超脱的生存智慧足以让读者品评再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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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活着》 作者:余华这部作品的题目叫《活着》，作为一个词语，“活着” 在我国的语言里充满了力量，它的力量不是自来于喊叫，也不是来自于进攻，而是忍受，去忍受生命赋予我们的责任，去忍受现实给予我们的幸福和苦难、无聊和平庸。
作为一部分作品，《活着》讲述了一个人和他的命运之间的友情，这是最为感人的友情，因为他们互相感激，同时也互相仇恨；他们谁也无法抛弃对方，同时谁也没有理由抱怨对方。
他们活着时一起走在尘土飞扬的道路上，死去时又一起化作雨水和泥土。
与此同时，《活着》还讲述了人如何去承受巨大的苦难，就像那句老话：千钧一发。
让一根头发去承受三万斤的重压，它没有断。
《活着》还讲述了眼泪的宽广和丰富；讲述了绝望不存在；讲述了人是为了活着本身而活着的，而不是为了活着之外的任何事而活着。
12.《许三观卖血记》 作者:余华《许三观卖血记》是余华1995年创作的一部长篇小说,它以博大的温情描绘了磨难中的人生,以激烈的故事形式表达了人在面对厄运时求生的欲望.小说讲述了许三观靠着卖血渡过了人生的一个个难关,战胜了命运强加给他的惊涛骇浪,而当他老了,知道自己的血再也没有人要时,精神却崩溃了.法国《读书》杂志在评论《许三观卖血记》时说道:这是一部精妙绝伦的小说,是朴实简洁和内涵意蕴深远的完美结合.余华目前正在创作一部长篇小说,讲述的是一个时间跨度很大的爱情故事,从文学风格上说,这将是一部与《许三观卖血记》迥然不同的作品,这部小说将于明年初完成. 这本书表达了作者对长度的迷恋,一条道路,一条河流,一条雨后的彩虹,一个绵延不绝的回忆,一首有始无终的民歌,一个人的一生.这一切尤如盘起来的一捆绳子,被叙述慢慢拉出去,拉到了路的尽头. 在这里,作者有时候会无所事事.因为他从一开始就发现虚构的人物同样有自己的声音,他认为应该尊重这些声音,让它们自己去风中寻找答案.于是,作者不再是一位叙述上的侵略者,而是一位聆听者,一位耐心,仔细,善解人意和感同身受的聆听者.他努力这样去做,在叙述的时候,他试图取消自己作者的身份,他觉得自己应该是一位读者.事实也是如此,当这本书完成之后,他发现自己知道的并不比别人多. 书中的人物经常自己开口说话,有时候会让作者吓一跳,当那些恰如其分又十分美妙的话在虚构的嘴里脱口而出时,作者会突然自卑起来,心里暗想:我可说不出这样的话.然而,当他成为一位真正的读者,当他阅读别人的作品时,他又时常暗自得意:我也说过这样的话. 这似乎就是文学的乐趣,我们需要它的影响,来纠正我们的思想和态度.有趣的是,当众多伟大的作品影响着一位作者时,他会发现自己虚构的人物也正以同样的方式影响着他. 这本书其实是一首很长的民歌,它的节奏是回忆的速度,旋律温和地跳跃着,休止符被韵脚隐藏了起来.作者在这里虚构的只是两个人的历史,而试图唤起的是更多人的记忆. 马提亚尔说:回忆过去的生活,无异于再活一次.写作和阅读其实都是在敲响回忆之门,或者说都是为了再活一次.13.《牛虻》 作者:伏尼契牛虻:为信仰赴死如散步他，牛虻——一个为了自己的革命信仰，甘愿被命运折磨的人。
他深爱过两个人——父亲蒙坦里尼和高洁的女人琼玛，但后来的他一生都没有再给机会让他们来爱他。
他的内既是慷慨动人的革命书籍，又是高雅纯正的文学名著，本书充满深刻描写人情人性的艺术感染力。
在人口最多的中国和土地最宽的前苏联，《牛虻》拥有着无数的、几代人的崇拜者。
主人公牛虻，是上流社会的叛逆。
年轻时经历过几番刻骨铭心的感情苦难。
他曾因无知而铸成大错。
他最热爱的姑娘，给予他惨痛的心灵伤害；他尊敬的生父，却是凶残的政敌
然而他义无反顾地追真理，抛弃了爱情与生命――为意大利的独立与自由。
牛虻，成为青年人心中“坚强”的化身
小说围绕牛虻，恋人琼玛以及性格复杂的蒙泰尼里主教展开，线条简明而又写得波澜起伏、惊心动魄，显示了作者激越的感情世界和浓厚的艺术功力。
14.《呼啸山庄》 作者：艾米莉·勃朗特《呼啸山庄》是一部震撼人心的“奇特的小说”，是英国女作家艾米莉?勃朗特毕生的唯一力作。
弃儿希刺克厉夫被“呼啸山庄”的主人恩萧收养，恩萧的女儿凯瑟琳与他从小友爱，产生了炽烈的爱情。
而庄主的儿子辛德雷却仇恨他，老恩萧死后，把他降为奴仆，百般凌辱。
凯瑟琳为了得到“画眉山庄”主人林顿的财产资助希刺克厉夫而嫁给了林顿。
希刺克厉夫得知后愤然出走。
几年后，希刺克厉夫致富归来，使辛德雷倾家荡产，并诱骗林顿之妹与他成婚，恣意虐待。
凯瑟琳终因不能同希刺克厉夫结合而凄然病逝。
15.《尘埃落定》 作者:阿来《尘埃落定》是青年藏族作家阿来的小说，该小说获第五届茅盾文学奖。
在上个世纪四十年代的四川阿坝地区，当地的藏族人民被十八家土族统治着，麦其土司便是其中之一。
《尘埃落定》讲述的是康巴藏族的故事，这当然是一个很民族化的题材。
因为作家的族别，他的生活经历，这个看似独特的题材的选择其实是一种必然，但小说并不囿不于民族题材，小说中涉及到的权力、英雄、宗教、信用、仇杀、爱情等话题都具有现代意义。
这使《尘埃落定》在题材上不仅有特殊性，更具有普遍意义。
《尘埃落定》写的是历史，但历史也是一种现实，而这种现实得到更为充分的表达，它的面貌会更加文阔，更加深远。
同一种空间，也就是具有演绎多种故事的可能。
关于这段历史，阿来说“史是写出了它的一种状态，或者说是我对它某一方面的理解。
”16.《拿破仑全传》 作者:刘乐土1804年，在一个盛大无比的典礼中，拿破仑.波拿巴为自己加冕，成为法国的皇帝。
他的法语带着浓厚的科西嘉口音，看起来好像不大适宜做法国的领导人。
可是他却几乎征服了整个世界。
他是一个军事天才，铁蹄踏遍了整个欧洲大陆和埃及……1815年，英国和普鲁士联军在滑铁卢战役里使他一败涂地。
拿破仑被放逐到南大西洋的一个英国的小岛上，6年之后与世长辞。
拿破仑还是一位既爱江山，也爱美人的大丈夫。
其一生风流情债无数……他猎取美女芳心的招法，与他天才的军事才干一样出类拔萃…… 本书是迄今为止最全面、最公正、最生动、最细腻展示拿破仑军旅生涯和情感世界的著作!17.《破碎的四月》 作者:卡达莱乔戈的哥哥被仇家杀死，从那一刻起，乔戈的生活便离他而去。
根据统治阿尔巴尼亚北部高原地区的卡努法典：如果一个人被杀死，他的家人必须为他报仇。
乔戈无法摆脱宿命，三月十七日，他成功地射杀了那个凶手。
在被死者家属追杀之前，他被允许了三十天的休战协定，于是他的四月破碎成了两部分：在四月十七日之前，是“白色”的，安全的；之后便是“黑色”白，亡命的。
与乔戈的命运交织在一起的是一对新婚夫妇。
他们来自都市，对高原文化充满向往。
新娘迪安娜对被死亡威胁着的乔戈一见钟情，与此同时，乔戈也想在四月转成黑色之前再次邂逅迪安娜。
当人一降生在这个世界上，就陷入一场追杀或者杀人的宿命中，生命只能如破碎的四月般短暂和仓煌。
《破碎的四月》以简洁、诗一般的笔调讲述了一个人一个月的故事，却反映了一个民族几百年的固扰和悲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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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 此句完整的是什么，出处是哪里
在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我不知道，诗歌遭遇奥斯威辛是否属于历史的必然，但这种诗与奥斯威辛的狭路相对，确实产生了“如一架缝纫机和一把雨伞在解剖台上偶然相遇”一般惊心动魄的语言效果。
“自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这就是为什么在今天写诗已成为不可能的事情。
” 自从阿多诺公然挑明了诗与奥斯威辛这种令人不安的紧张对峙以来，诗人们陷入了一种普遍的尴尬，写诗成为一件越来越难之事。
我不知道，诗歌遭遇奥斯威辛是否属于历史的必然，但这种诗与奥斯威辛的狭路相对，确实产生了“如一架缝纫机和一把雨伞在解剖台上偶然相遇”一般惊心动魄的语言效果。
自奥斯威辛之后，诗歌当然不会因一句话抹杀自己的存在。
倘若阿多诺此言本身意味着对诗的最后宣判，我们为什么还常常会从中闻到一股痛彻肺腑的味道——是从奥斯威辛传来那股挥之不去的煤气味吗——因为最起码我们可以发出一声叫，或者只写一首诗，一首最后尖叫之诗。
甚至阿多诺自己也并不否认：“日复一日的痛苦有权利表达出来，就像一个遭受酷刑的人有权利尖叫一样。
因此，说在奥斯威辛集中营之后你不再写诗了，这也许是错误的。
” 应当承认，历来存在着各种不同自命诗人，他们能够在各种环境下制作出形形色色被为“诗”的东西。
就此而言，集中营里确实可能存在某种“艺术”。
奥斯威辛的另一位辛存者、精神病科医生弗兰克博士曾著文谈及这种《营中艺术活动》，“这要看你所谓艺术究竟是指什么而定。
” 对一个真正的诗人而言，写诗无须任何理由，它就像呼吸的本身一样自然。
但当我们说到奥斯威辛，痛苦的回忆令舌头打结，要么选择沉默，从此三缄其口，任世界陷入混乱与无名，像一个完全转身离去的上；要么装作充耳不闻，好像什么都未曾发生。
或者干脆将阿多诺式的断言视为一种阿多诺式的德语、阿多诺式的危言耸听，继续制作一种我们称之为诗的、分行或不分行的玩意儿。
老实说，就在写这篇文章时我还在想，倘若一个人经常被诸如此类的问题困扰是否算得上明智。
写作本身无疑就是参与讨论的最佳方式。
这的确不为面对此类问题的最美妙的方式之一：以一首诗来作出回应。
德国著名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格拉斯甚至认为，“在奥斯维辛之后写作——无论写诗还是写散文，唯一可以进行的方式，是为了纪念，为了防止历史重演，为了终结这一段历史。
” 诗与文字本身将显示见证的力量，写作终于不得不成为这样一种见证的方式。
大屠杀由此侵入到文学艺术的所有领域，成为诗歌、小说、戏剧、电影、绘画等取之不竭的写作资源。
Holocaust（大屠杀文学）已经成为一个文学术语。
依阿多诺之见，在现代化的大工业生条件下，“通过管理手段对数百万人的谋杀使得死亡成了一件样子上并不可怕的事情，” 也使为满足下意识受虐欲望的仿真式复制与再现，成为轻而易举之事。
因而，通过尖叫和从尖叫中获取的快感，不过是施虐与受虐的快感，是属于资本主义文化工业的副产品。
好莱坞电影就是将这种快感推向高潮的标志，斯皮尔伯格更将对这种题材的提炼和加工提升到一个临界点，从而备美国电影学院犹太裔评委们的青睐。
最近的例子，就是在罗曼·波兰斯基导演的《钢琴师》中扮演男主角的演员获奥斯卡最佳男演员奖。
虽然，人类从荷马史诗、从《圣经》时代开始起，就不断地描写谋杀和屠杀的故事，这几乎已经构成文学艺术的一种惯例，“争斗，尤其是腥的争斗，总是故事的好材料。
种族灭绝很早就随着洪水和旱、丰年和荒年的轮替而进入故事画面。
”（格拉斯语）即便一向如此，其合法性也并不是没有受到过任何质疑，尤其是针对像奥斯威辛这样空前的大屠杀。
威塞尔曾不无忧虑地警告：“……小说家在他们的作品中随意地把‘大屠杀’取作题材……不仅削弱了它的意义，也使它的价值大打折扣。
‘大屠杀’现在成为风靡一时的流行话题，容易引人注意，并很快获得成功……”这一切令不禁像他那样担忧：难道特雷布林卡和贝尔森都将结束于……词语或银幕
而发生在奥斯威辛的一切，也只不过是个用词与剪接问题
一个有良心的艺术家很难回避在使用大屠杀作为题材达到文学目的时愧疚之心。
这或许有助于我们解，为什么这一代的许多优作家，包括像莫里亚克、福克纳、托马斯·曼和加缪等等，都选择了置身其外。
大屠杀文学的开创者，自奥斯威辛生还的作家莱维正是在获知自己极有可能得诺贝尔奖的那一年自杀的。
莱维甚至认为“幸存的不是真正的见证——被淹没的、没有归来的才是完的见证”。
大杀文学的另一位开创者布洛夫斯基没有死于毒气室，却死于煤气自杀。
幸存者保罗·策兰差点成为一个例外，他的名作《死亡赋格曲》，被公认为成功地以诗化的语言再现了集中营中犹太人的悲惨命运。
“只有少数几个人能够这么做，” 策兰的诗人同行兼好友，与阿格农分享 1966年诺贝尔文学奖的奈丽·萨克斯也是其中之一。
她在给友人的信中曾引用年轻的德国诗人恩岑贝尔格的话，“哲学家阿多诺说过这么一句话：‘在奥斯威之后写诗不再可能’，这是对我的时代的最强硬的判断。
如果我们要活下去，就必须驳斥这句话。
” 策兰无疑以自己的诗作出了驳斥，最终自沉于塞纳河。
奥斯威辛牢牢地攫住了每一个人，包括那些看来从它伸出的魔爪中已经成功地脱了的人。
美国作家威廉·斯塔隆笆下的索菲也正是因为不堪记忆之重，不得不自杀以尽。
对于某些幸存者而言，他们好像只是代替那些死去的人而活，重述或写下那些濒临遗忘或将被别有用心者歪曲的事，为死难者作证，而后追随死难者，回到他们自以为早就该去的地方。
因为在他们看来，那些死去的人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为活下来的人死去的。
活着，仅仅为了记并不想以此去博取诗人的声名。
但这记忆沉重到让幸存者如此不堪其重，让受苦的人在回忆中再受第二次苦，最终被压垮。
那些置身于奥斯威辛以外的作者，除了必须面对使用大屠杀作为题材的合法性问题之外，又陷入了另外一种困惑。
斯塔隆曾描述过这种心情：“我已被一种猜想所缠绕，常常觉得自己像入侵者一样，残忍地侵入了一个说不清道不明、令幸存者一直无法摆脱的苦痛与死亡的领域。
”在《索菲的选择》的结尾斯塔隆不得不承认，即使通过他的作品，人也无法理解奥斯威辛。
“如果写得更准确，我以为可能是这样：‘迟早我要写索菲的死与生，写出来的东肯定有助于明宣示，恶绝对地没有从这个世界上断种绝根’。
奥斯威辛本身作为一个无法说明的东西留在世界上。
曾经有过的关于奥斯威辛最深刻的解说，根本不是解说而是回答。
问：‘告诉我，在奥斯威辛，神曾经在哪里
’／于是回答说：‘人曾经在哪里
’” 在奥斯威，缺席的不仅是上帝，还有人。
在较深刻的层面上，奥斯威辛呈现的正是一幕幕人性的悲剧，集中营集中地暴露出如纪德所谓的魔鬼的一面。
纳粹恶魔并非是人类的新品种，而正是人性恶的产物。
就此而言，正是人性的弱点与黑暗面造成了奥斯威辛集中营。
自奥斯维辛之后，写诗之所以不可能，是因为失去了诗得以存在的人性基础。
奥斯威辛不仅毁掉了诗，也毁掉了人——也就是说毁掉的不仅仅是犹太人。
如阿多诺所言，“在魔法支配下，生存者要在不自觉的无动于衷——一种出于软弱的审美生活——和被卷入的兽性之间进行选择。
二者都是错误的生活方式。
”幸存者常常不免自问：我因什么而幸存
幸本身好像也成了一种罪孽，成为苟活的代名词，它牵连出有罪的记忆。
幸存者出于自我保护完全有选择遗忘或反记忆的权力。
因此，也有人认为，记忆本身不应该成为奥斯威辛之后写作主要题材。
至少就心理疗救这一层面，“好了疮疤忘了疼”自有其一定的合理。
在一项针对集中营幸存者的调查中，大约有接近三分之一的人表示“我想把所有这一切忘掉”。
而当作家凯尔泰斯被问到“是否强迫自己面对这些记忆
”时，他的回答是：“不, 对我来说并不难。
我觉得不解的是, 为什么有人难以面对这些记忆。
是这样, 集中营内的一些行为是伤害人的。
”凯尔泰斯曾经谈到另一位自集中营生还的作家Roman Frister，在集中营里丢了帽子。
不戴帽子参加第二天的演出就会被处决。
于是他半夜里偷了一顶帽子, 而那个丢掉帽子的人将因此掉脑袋。
我们也应该记得电影《逃离索比堡》中纳粹军官玩弄的一场恶作剧:未能逃脱的十四位囚徒面临着选择，他们被勒令在被处死之前，选择陪死的同伴；拒绝选择的话，就会殃及更多的无辜者，不是十四——而是五十
那种生命面临死亡绝境的求生欲望、那种挣扎与搏斗，让人想到凯尔泰斯小说中曾揭示的那“与奥斯维辛达成默契的被囚者的承受力”，同样也是合乎人性的。
奥斯威辛叩开的正是记忆最野蛮的一面，没有谁百分之百是无辜的，大屠杀把每一个人都卷了进去。
那些看上去无辜的词变得可疑了，“词语都必须重新定义，净化，重新发明。
一个词如‘夜——一个美丽、诗意、浪漫的词--对我们不再意味着它曾经意味的东西了。
’”（威塞尔语）所有一味赞美人性、赞颂人的精神、人生的美好、人道主义的诗歌都应该受到质疑与重审。
因此，可以肯定地说，奥斯威辛之后，单纯歌唱人性美好的一面，是不可能。
诗歌从此不再允诺幸福，而只展露批判的省悟与清醒的痛苦。
诗与奥斯威辛的冲突也并非绝然等同于善与恶、梦与现实、道德与正义的冲突。
在这种对决中，诗歌并不代表至高的善，它甚至必须为自的讴歌而羞愧。
因为被它讴歌人犯下了谋杀同类的罪行。
而这些罪行往往正是在追求纯粹与至善的名义下实施的。
种族清洗连接着所谓种族纯洁的梦想，同样可能连接着一首纯诗的理想。
虽然，很难断言，奥斯威辛在何种程度上，正是一首伪诗、一种伪抒情的必然结局。
阿多诺的警告因此并非毫无来由，“奥斯威辛集中营之后，任何漂亮的空话、甚神学的空话都失去了权利，除非它经历一场变化。
”对那些保留了有关奥斯威辛的野蛮记忆的人，写诗是野蛮的了。
而要让写诗重新成为能之事，看来只有选择遗忘与反记忆，而这正是为富于良知的诗人们所拒绝的。
写作即意味承担人性及其所有后果，奥斯威辛是绕不过去的。
诗歌不能帮助我们躲过一颗子弹，更用说是去制止一场大屠杀，却仍然可以展示某种面对生活的姿态。
这种姿态让一个人即使身处奥斯威辛，仍然会为一只飞鸟、一片绿草而流泪，并从中体会到某种活着的幸福感，寻找到某种自我拯救的形式。
诗神青睐的始终是这种个体的经验，哪怕它只是生活在集中营里的残缺个体的脆弱体验。
弗兰克谈到过这种“死囚的美感经验”，罗伯特·贝尼尼戏谑地把它称之为“美丽人生”。
因为你尽可以把周遭的一切当作一场戏，以尝试从这种间离中享受到片时的快感。
这一切让我想起幅画：一个囚犯正在做自由的梦。
他梦见自己被长出翅膀的小天使引领着飞越监狱的铁栅栏，但这却不能帮他越过现实的冰冷围墙—诗意却可能正由此而生。
某种意义上，诗歌的功效等于零——从来没有一首诗阻止过一辆坦克。
但在另一种意义上，它是无限的。
希尼曾引用弗洛斯特的一句话，用来作为对一首诗作出的奇妙界定：“有么一刻止住了混乱。
” 我想阿多诺原意应该是清楚的，甚至可以从他的否定中感受到一种肯定：对诗以及源于诗本身力量的肯定。
他警醒诗人重新省自奥斯威辛之后，诗歌从中失去的、和它必须面对与应当重建的究竟是什么。
如果说奥斯威辛之后，你不能写诗了，是指不该再写那种软绵绵的抒情诗，那种空洞的、虚伪的、怯懦的、粉饰的诗。
所谓写诗之野蛮，可能意味着必须重新唤醒一种野性的力量、批判性的力量。
用阿多诺的话来说，是以丑的外观抛弃丑自身、以内在的异化形式，来控诉外在的异化状态。
卡夫卡小说，贝克特的戏剧，连同勋伯格的音乐因而受到阿多诺的垂青。
一种受难的、令人战栗的语言，贫乏和破碎化的形象，断裂与碎片，能更充分地体现出他所谓的否定的真理。
诗也并不例外，在阿多诺看来，不同的艺术门类只是体现出不同质料的差别。
阿多诺强调的是以一种不完整性和零散性，来对抗那种对一体性和完美性的渴望。
它们与营造奥斯威辛的渴望有着相同的根源。
秉从阿多诺的否定辩证法，奥斯威辛之后的艺术，将成为一种“反艺术的艺术”，即“否定的艺术”。
尽管，阿多诺一向拒绝萨特式的“介入”，而将革命性语言本身视同社会实践，从而将现代艺术成功地纳入了他的批判理论。
阿多诺驱逐了美学中的形而上学，代之以社会学。
多诺式的美学理论，往往正是在其最深刻处陷入某种意识形态的牢笼。
一种理论的彻底性恰好反映出其自身实践的盲点，这同样也是辩证的。
霍克海默在给阿多诺的信中嘲笑说：哈贝马斯把哲学看得和社会学一样有力量。
其实完全可以把霍克海默的话，照单归还给阿多诺。
陶渊明归隐的原因100字原创必采
社会污浊，官场黑暗。
追求内心的宁静，对官场的失望。
田园清幽，不为五斗米折腰。
保持自己心灵的本原，过自己想要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