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何谓文化》「下」
世界报告（5）
难道，文化人为了“学术研究”和“社会调查”，就应该起这样的作用？
扩大了看，我觉得“文明冲突论”和其他许多类似的理论，也或多或少进入了这样的模式，必须引起警觉。
文化和文明，不管在任何情况下都应该从它们的“研究需要”回到人文道德的伦理本体，不要因手段而使目的异化。二十一世纪，随着传媒技术和互联网系统的突飞猛进，那种以“文化”的名义造成恶果的可能性，比过去任何时代都大大增加。
六
二○○五年四月十五日，我应邀在哈佛大学演讲。演讲结束后，又两度与该校二十几位教授长时间座谈，话题频频涉及“文明冲突论”。春夜别墅林苑的温煦话语，令人难忘。听教授们说，那些天亨廷顿先生不在波士顿，否则他们就把他也请来了。我倒是很想与他当面切磋一番。
二○○八年夏天，在中美两国很多学术界朋友的策划下，准备在美国举办一个论坛，邀请亨廷顿先生与我对谈，时间定在二○○九年春天。一切都已经安排就绪，但遗憾的是，亨廷顿先生却在二○○八年十二月廿八日去世了。一代学人，语势滔滔，竟戛然中断，溘然离去，实在令人不舍。
从他最后两年发表的文章看，他已经知道国际间有人批评“文明冲突论”诱发了冲突，他为此感到委屈，进行了自辩。
我愿意相信，这位学者并不存在点燃和扩大冲突的动机。但遗憾的是，一切理论的初始动机和实际效果并不一致，而更应该重视的却是后者。
亨廷顿先生表现出来的问题，是很多西方学者的习惯性思维。因此，即便在逝世之后，我们也不妨再探讨几句。
一种出于西方本位论的自以为是，使“文明冲突论”在论述其他文明时只停留在外部扫描，而没有体察它们的各自立场，以及它们实际遇到的痛痒。
例如，亨廷顿先生把儒家文化看成是二十一世纪“核心中的核心”的三大文化之一，说了不少话，并把亚洲“四小龙”的经济发展往事也与之相连。但是，他对儒家文化的了解实在是太少、太浅、太表面了，说来说去，基本上是“行外话”。因此，立论于一九九四年的他，并没有预见到中国经济的快速崛起。而在同样的时间，曾任美国威斯康辛大学经济研究所所长的高希均教授，由于他自身的文化背景，却准确地作了这种预见。
根据亨廷顿先生和很多西方学者的立场，其他文明即使获得了不小的经济发展，在“精神价值”和“制度文化”上也应该归附于西方文明。如果不归附，他们就无法进行阐述，因此在他们的内心认知上就是“麻烦”，冲突在所难免。
由此可见，“文明冲突论”表面上气魄雄伟，实际上仍是西方本位论面对新世界的一种新表述。因此，事情不能推到亨廷顿先生一个人身上。
可以肯定，文明与文明之间的课题，将会在二十一世纪被反复讨论。本来，我是准备在与亨廷顿先生对谈时向他提供一些有关中国文化的素材的。例如，就“文化”中处于重要地位的“制度文化”而论，西方建立于近三百年间，而中华文明却已实际延续了四千多年而未曾中断；这四千多年，中华文明成就可观，且基本上没有与其他文明发生过严重冲突。
这个素材与冲突有关，应该会引起他的重视。
好了，我今天的发言就是这一些。
历史将证明，今天发布的这个报告，和联合国长期以来在文化上所做的种种努力一样，是人类理性和智慧的当代展现。它虽然显得低调，却非常重要。我们这代人的使命之一，就是让这种重要，真正成为重要。
谢谢总干事。谢谢诸位。
身上的文化（1）
二十年前，在上海一辆拥挤的公共汽车上，一个工作人员开始查票。查票很安静，工作人员只对乘客点一下头，乘客看一眼他的胸牌，便从口袋里取出票来。工作人员立即用红铅笔在票上划一下，便把脸转向另一位乘客。整个过程，几乎没有一点声响。
终于，有一位中年乘客拿不出票来。工作人员说：“逃票要罚款。”
“逃票？”中年乘客激动起来。因为一个“逃”字，完全排除了遗忘的可能，听起来很刺耳。他看了一眼周围人的脸，发现大家都有点幸灾乐祸。乘公共汽车太枯燥，人人都期待着发生一点与自己无关的事，解解闷。
中年乘客这一看就更恼怒了。他拿不出票，却要快速找到不是“逃票”的理由，而且不仅仅要说服工作人员，还要说服周围所有的人。他憋红了脸，慌忙从上衣口袋里取出一张名片塞给工作人员，说：“你看我管着多少人，还要逃票？”
他在摸名片的时候无意中碰到了放在同一口袋里的一个银行存折。千不该万不该，他居然把这个存折也塞到工作人员手里，说：“你看看这个，我还用得着逃你的票吗？”
当年的工作人员很有修养，既没有看名片，也没有看存折，而是礼貌地把这两件东西塞回到他手里，说：“这与职位、金钱没有关系。上车买票，是一种城市文化。”
“文化？”中年乘客受不了当众被教育的情景，何况又扯上了文化。他不知怎么回应，便说：“你还给我说文化？我儿子已经是硕士……”
这一下，整个车厢都笑了。大家也不清楚这儿怎么冒出来了文化，只是在笑这位乘客说不过人家的时候，拉出儿子来做救兵。
二十年过去，社会变化天翻地覆。有趣的是，那次公共汽车上出现的最后一个概念——文化，已成为人们区分荣辱的第一防线。
一位企业家的最大荣耀，不是财报上公布的当年业绩，而是无意中听到职工的背后议论：“我们的董事长比较有文化。”
据调查，目前多数城市富裕家庭之间最大的攀比，是孩子的文化程度。
据调查，目前多数退休官员晚年生活质量的差异指标，除了健康，就是文化，即有没有戏剧、音乐、文学、书法方面的兴趣相伴随。
这儿所说的文化，都是个体文化，也就是每个人身上的文化。
过去，每个人身上的文化只有文化界里边才会关注，现在，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都关注了。这样的情况，可能是宋代以来第一遭吧？因为明清两代的朝廷不断实行文化恐怖主义，文为祸源，避之唯恐不及；近代和现代，则以军事和政治的交杂为主调，有限的那一点文化一直在蓬头垢面地颠沛流离。其他逃难者看到几副厚厚的眼镜也许会投来几分怜悯，却怎么也构不成向往。
但是，现在，当大家都在向往文化的时候，怎么来处置落到自己身上的文化，也就变成了一个问题。
而且，这个问题变得越来越迫切，越来越重要。
近年来，先是学生们问我这个问题，后来，不同领域的一些重要人物也都来问了。其实我自己也在为这个问题苦恼、思考、观察、比较。终于能作一些回答了，供大家参考。
我认为，一个人身上要拥有真正的文化，必须先“祛病”，再“进补”，这就体现为两个“不再”，两个“必要”——
第一，不再扮演；
第二，不再
身上的文化（2）
第四，必要风范。
下分述之。
不再扮演
真正有了文化，就不会再“扮演文化”。这个道理，一听就明白。
这真像，真正的功夫高手不会一边走路一边表演拳脚。因此，我们或许可以凭着是否扮演，来猜测真假和深浅。
我想起了两件小事。
很多年前，我还在任职的时候，曾经组织过上海人文学科著名教授的一次聚会，《英汉大辞典》主编、复旦大学外文系的陆谷孙教授也应邀前来。很多教授看到他来了就纷纷围上去，其中好几个对他说话时都夹着英语。但他，从头至尾没说一个英语词。因为在他看来，那次聚会，从内容到人员，都没有讲英语的理由。而他，更没有理由要表演英语。
还有一次，东北某地聘请我和当时还健在的汪曾祺先生担任文化顾问。聘请仪式上的发言者也许考虑到我们两人都写散文，便美词滔滔。汪曾祺先生显然有点受不住了，便边听边轻声地把那些话“翻译”成平常口语，像一个语文老师在当场改错。他的年龄，使他有资格这么做。发言者说：“今天丽日高照，惠风和畅”，汪先生立即说：“请改成今天天气不错”；发言者说：“在场莘莘学子，一代俊彦”，汪先生立即说：“请改成在场学生们也挺好”；……
这就构成了一种幽默效果，现场气氛一下子活跃起来。发言人不仅没有生气，而且以自嘲的口气感谢汪先生，说：“您老人家已经在做文化顾问了。”
一听就知道，汪曾祺先生和那位发言者，谁更有文化。那位可爱的发言者唯一的毛病，是在“扮演散文”。
因此，我一再告诫学生，拥有文化的第一证明，是不再扮演文化。
按照这个标准，我们可以省察四周了。
一个真正拥有文化的人，不会扮演“当代名士”。他不会写着半通不通的民国文言，踱着不疾不徐的遗老方步，数着百年文坛的散落残屑，翻着笔迹草率的谁家信笺，又矜持地抖一下宽袖。
他也不会扮演“历史脊梁”。不会用嫉妒来冒充正义，用诽谤来展示勇敢，用疯话来显露风骨，顺便再从电视剧中学一点忧郁的眼神，慈祥的笑容。
他也不会扮演“文坛要人”。总是迟到，总是早退，总在抱怨，“部长又打来电话，近期有五个论坛……”，边叹气边摇头，像是实在受尽了折磨。
我曾从一个文艺刊物上抄录过这样一段论文：“Writingisasystemofsigns，一点不错，巴尔特消解了索绪尔的符号理论，认为作品是单数，文本是复数，但那文本也是一种元语言（metelanguage），福柯则认为不必复现创造主体的荣耀，宁肯归于薄暮时分的荒凉……”
很多朋友认为，这种论文太艰深，没有考虑到广大读者。我则要以内行的身份判定，作者完全不懂自己所写的任何一个概念，只是在“扮演艰深”，恰恰是想吸引广大读者。
……
种种扮演，本该很累却居然不累，原因是同道很多，互相观摩。由于势头不小，触目皆是，这倒也树立了一个“反向路标”：避开它们，才有可能找到真文化。
当然，文化中也有正常的扮演，那就是在舞台上。擅长于舞台艺术的人最容易识破生活中的扮演，一看便笑，轻轻拍着对方的肩，说一句：“咳，别演了，剧本太老，又在台下。”
从事文化，从诚实开始。
不再黏着
文化的一大优势，就是宏观。从宏观来看，世界一切都只是局部，都只是暂时。因此，文化的宏观也就成了达观。
过去乡村里的农民，只知埋头种地，目光不出二三个村庄。突然有一个游子回来，略知天下，略懂古今，又会讲话，从此村里有事，有了他，大伙就能往大里想。一想，心胸就宽，龃龉就少。这个人，就是村里的“文化人”，或者说，是“身上有文化的人”。
从农村扩大到整个社会，道理一样。文化，让人知道更大的空间，更长的时间，因此不会再囿于鼻尖、作茧自缚。
我们经常会闹的一个误会，是把“专业”当作了“文化”。其实，“专业”以狭小立身，“文化”以广阔为业，“专业”以界线自守，“文化”以交融为本，两者有着不同的方向。当然，也有一些专业行为，突破了局限，靠近了文化。
遗憾的是，很多专业人士陷于一角一隅而拔身不出，还为此沾沾自喜。
我们经常会听到这种嘲笑别人的声音：“听不懂古琴，也不知道昆曲，真是没有文化！”
我不赞成这种嘲笑。文化的天地很大，如果把文化切割成小块还以为是全部，黏着自己倒也罢了，还要强制性地去黏别人，恰恰是丢失了文化的浩荡魂魄。
这种情况，在近年来的文物收藏热潮中表现得尤其明显。文物很容易被等同于文化，结果，“身外的文物”也就取代了“身上的文化”。其实，无论是中国还是外国，一切真正的文化巨匠都不热衷于文物收藏。即便偶有所得，也只是稍稍观赏，便轻易过手，多不沉溺。算起来，只有一位文化巨匠的家属是收藏家，那就是李清照的丈夫赵明诚。当然，李清照在丈夫死后为那些文物吃尽了苦头。我们平日经常听到的所谓“盛世收藏”，乃非真言，不可轻信，因为并无多少事实根据。当然，收藏能保存文化记忆，因此也有一些通达之士涉足其间，例如我的朋友曹兴诚先生、马未都先生、海岩先生都是，但与他们聊天，话题总是海阔天空。他们懂得，文物再好，也只是文化鹰隼偶尔留下的爪印，而鹰隼的生命在翅翼，在飞翔。
在诸多粘着中，黏着于专业、古琴和文物还算是最好的。最不好的黏着，是一些人以文化的名字自辟擂台，自黏目标，寻衅滋事，长黏不放。这已经成了最常见的文化风景，不少朋友都曾遭遇。
面对这种遭遇，文化人的最佳选择是不计成本地脱离黏着，哪怕是肌肤受伤，名誉蒙尘，也要脱离。
摆脱粘着，不管是正面的黏着还是负面的黏着，都是人生的一大解放。这一点我要感谢伟大的佛陀，他关于破除一切执著而涅槃的教言，帮助人们在文化的天域中获得了真正的大自在。
对此，请允许我讲几句私人的切身感受。
以我的经验，不黏着于官位是容易的，不粘着于他人的诽谤也不难。但是，当大家发现我还在进一步摆脱黏着，亲手把自己创建的文化专业搁置，把已经取得的文化成就放弃，就不能不惊诧了。
我记得，当时连一些非常抬举我的文化长辈也深感奇怪。本来，由于国内一批著名文史权威的强力推荐，我连副教授都没有做过一天，破格升任全国最年轻的文科正教授。但他们很快发现，我转眼就不再黏着于他们对我的高度评价，独自一人开始了废墟考察，而且范围漫无边际，完全不可归类。连山西商人、清代流放、民间傩仪都成了我实地研究的对象，他们对我产生了陌生感。而我，则因摆脱了一种高雅的黏着而无比兴奋。
现在，海内外的读者都能证明，我在“脱黏”后的成果，远超以前。
黏着，使人有所依靠，但这种依靠也是一种限制。一旦摆脱，就会发现，我们有可能以“陌生化”、“间离化”的视角看得更深、更广、更远，甚至产生专业之外的洞见和预见。
那就不妨再举两个私人例子。
我并不具备财经专业背景，却早在十多年前考察欧洲的时候就判定西班牙、希腊、爱尔兰、葡萄牙四国会是“贫困国家”，每年必须接受欧盟的援助（见《行者无疆》初版第289页）；其中，又判定希腊社会已经“走向了疲惫、慵懒和木然，很容易造成精神上的贫血和失重，结果被现代文明所遗落”。（见《千年一叹》初版第27页）；而且，我还判定欧洲很多富裕国家“社会福利的实际费用是一个难以控制的无底洞，直接导致赤字增大和通货膨胀”（见《行者无疆》初版第326页）。
好几位财经专家问我，为什么能在十多年前就得出如此准确的预见？我说，原因就在于我不是财经专家，不会黏着于那么多数据、报表、曲线，只能从整体上粗粗地观察这些国家的支柱产业、社会生活和精神状态，反而对了。
记得就在准确地预测了欧洲经济之后，我还以非专业的外行目光，对自己身边的一家老式百货商店进行了预测。当时，在各种新兴“超市”的包围下，上海街市间的这种老式百货商店早已奄奄一息，即使“转制”也无人看好。而事实上，全上海同类商店这么多年下来的存活比例，确实也微乎其微。但我，却早早地发现了这家商店一位能干的年轻经理，觉得他就是前途，便进行了投资。现在证明我的这个预测又对了，有的财经评论员有点嫉妒。我说，很抱歉，你们这些财经评论员太黏着于专业了，看不到活生生的人，因此只能作“事后预测”。
有很多“策划专家”喜欢给每个地区、每个行业、每个单位、每个人“定位”，但这只是一时之需。文化的使命之一，恰恰是给“定位”太死的社会带来自由活力，让每个人的综合天性充分发挥。
说到这里，也许可以作一个小结了：只要摆脱黏着，摆脱定位，摆脱局限，让文化回到宏观的本性，我们就能天马行空。
必要贮存（1）
前面所说的不再扮演，不再黏着，是做减法。紧接着，我要做一点加法了。
一个真正拥有文化的人，为什么可以不扮演、不黏着？是因为“有恃无恐”。那么，他“恃”的是什么呢？
是胸中的贮存。
文化多元，贮存可以各不相同。但是，文化作为一种广泛交流、对话、沟通的纽带，不可以没有共同基元。这种共同基元，也就是文化人的“必要贮存”。
说“必要贮存”，当然是针对着“非必要贮存”。平心而论，多数人身上的文化贮存，实在是太杂、太乱、太多了。
要想做一个受人尊敬的文化人，那么，他的“必要贮存”也应该受到时间和空间的普遍尊敬。也就是说，这些“必要贮存”已被漫长的历史接受，也被庞大的人群接受。因此，量不会太多，大家都应知道。
对此，我想稍稍说得实在一点。
我觉得一个人身上的文化，最好从自己的母语文化出发。对此，中国人的理由更充分，因为中华文化是人类诸多古文化中独独没有中断和湮灭的唯一者。我们身上的“必要贮存”中如果不是以中华文化打底，连外人看来也会觉得十分奇怪。
中华文化历时长，典籍多，容易挑花眼。我很想随手写出一个简单目录出来作为例证，说明对于非研究人员而言，至少应该浏览和记诵一些必要的文本。例如——
《诗经》七、八篇，《关睢》、《桃夭》、《静女》、《氓》、《黍离》、《七月》等等；
《论语》，应该多读一点。如要精读，可选《学而》、《为政》、《里仁》、《雍也》、《述而》、《卫灵公》等篇中的关键段落，最好能背诵；
《老子》，即《道德经》，总共才五千多字，不妨借着现代译注通读一遍，然后划出重要句子，记住；
《孟子》，可选读《梁惠王上》、《尽心上》等篇；
《庄子》，读《逍遥游》、《齐物论》、《大宗师》、《至乐》等篇；
《离骚》，对照着今译，至少通读两遍；
《礼记》，读其中的《礼运》即可。“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那一段，要背诵；
《史记》，应读名篇甚多，如《项羽本纪》、《游侠列传》、《屈原贾生列传》、《刺客列传》、《李将军列传》、《魏公子列传》、《淮阴侯列传》、《货殖列传》等篇，包括《太史公自序》。在《史记》之外，那篇《报任安书》也要读。司马迁是中国首席历史学家，又是中国叙事文学第一巨匠，读他的书，兼得历史、文学、人格，不嫌其多；
曹操诗，读《短歌行》、《龟虽寿》、《观沧海》；
陶渊明诗文，诵读《归去来兮辞》、《归田园居》、《饮酒》、《读山海经》、《桃花源记》、《五柳先生传》；
唐诗，乃是中国人之为中国人的第一文化标志，因此一般人至少应该熟读五十首，背诵二十首。按重要排序为：第一等级李白、杜甫，第二等级王维、白居易，第三等级李商隐、杜牧，第四等级王之涣、刘禹锡、王昌龄、孟浩然。这四个等级的唐诗，具体篇目难以细列，可在各种选本中自行寻找，也是一种乐趣；
李煜，一个失败的政治人物，却是文学大家。可读《浪淘沙》、《虞美人》；
宋词，是继唐诗之后中国人的另一文化标志，也应多读能诵。按重要排序为：苏东坡、辛弃疾、李清照。三人最重要的那几首词，应琅琅上口。陆游的诗，为宋诗第一，不输唐诗，也应选读；
必要贮存（2）
明清小说，真正的顶峰杰作只有一部，是《红楼梦》，必读。第二等级为《西游记》、《水浒传》。第三等级为《三国演义》、《儒林外史》、《聊斋志异》。
为什么选这些文本？这与中国文脉的消长荣衰有关，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学术课题，可以参见我的著作《中国文脉》，以及我为北大学生讲授中国文化史的纪录《四十七堂课》一书。
完成以上阅读，一年时间即可。如果尚有余裕，可按个人需要旁及孙子、墨子、《中庸》、韩愈、柳宗元、朱熹、明、《人间词话》。当然，这个目录中我没有把具有文学价值的宗教文本包括在内，如《心经》、《六祖坛经》。
除了阅读，“必要贮存”中也应该涉猎一些最有代表性的中国艺术，例如以敦煌、云冈、龙门、麦积山为代表的石窟艺术，以《石鼓文》、《兰亭序》、《九成宫》、《祭侄稿》、《寒食帖》为代表的书法艺术，以张择端、范宽、黄公望、石涛为代表的绘画艺术，以关汉卿、王实甫、汤显祖、孔尚任为代表的戏曲艺术。涉猎的结果，要对它们不感陌生，又有自己的特别喜爱。
对于国际间的文化，怎么才能构成“必要贮存“呢？
那么多国家，范围实在太大。我建议，先把哲学、人文科学放一边，只记住文学艺术方面的一些名人经典。例如，美术上的达芬奇、米开朗琪罗、拉斐尔、伦勃朗、罗丹，文学上的莎士比亚、歌德、塞万提斯、雨果、托尔斯泰，音乐上的贝多芬、巴赫、莫扎特、施特劳斯、肖邦。基本是十九世纪之前的，现代太多，须自行选择。
对于国际间这些名人的作品，不必制定研习计划，可以用潇洒的态度随机接受，只要知道等级就行。
不管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必要贮存”迟早要完成。而且，最后是以欣赏来完成贮存的，使它们渐渐成为自己生命的一部分。
这是真正“身上的文化”，比任何最高学历的叠加，还要珍贵。
必要风范
既有贮存，即非扮演。明乎此，我们就不妨让身上的文化很自然地显现出来，不必隐蔽，不必遮盖。
今天的社会，太少斯文之气，太少文化魅力。因此，适度地自然显现，为人们提供一种“必要风范”，倒是功德无量。
那么，这种出自文化的“必要风范”，大概包括哪些特征呢？
我概括为四点：书卷气，长者风，裁断力，慈爱相。容一一道来。
一、书卷气
身上的文化，首先显现为书卷气。
书卷气已经不是书卷本身，而是被书卷熏陶出来的一种气质。大致表现为：衣貌整洁，声音温厚，用语干净，逻辑清晰。偶尔在合适的时机引用文化知识和名人名言，反倒是匆匆带过，就像是自家门口的小溪，自然流出。若是引用古语，必须大体能懂，再作一些解释，绝不以硬块示人，以学问炫人。
书卷气容易被误置为中国古代的冬烘气、塾师气、文牍气，必须高度警惕，予以防范。目前在一些“伪文化圈”中开始复活的“近代文言”、“民国文言”绝不可用，因为那是一种很低级的“孔乙己腔调”。古文，盛于汉唐，止于明末；现代，美文尽在白话，而且是一种洗去了骈俪污渍的质朴白话。近代的落第秀才、账房先生学不会这种白话，才会有那种不伦不类的文言，恰恰与“书卷气”背道而驰。
此外，现代的书卷气没有国界，不分行业，表现为一种来回穿插、往返参照的思维自由。自由度越高，参照系越多，书卷气也就越浓。
必要贮存（3）
书卷气一浓，也可能失去自己。因此，要在“必要贮存”中寻找自己的最爱，不讳避偏好。对于自己的语言习惯，也不妨构建几个常用的典雅组合，让别人能在书卷气中识别你的存在。
二、长者风
这里所说的“长者”，不是指年龄，而是指风范。由于文化给了我们古今中外，给了我们大哲大美，给了我们极老极新，因此我们远比年龄成熟。身上的文化使我们的躯体变大，大得兼容并包、宽厚体谅，这便是长者风。
对一般民众而言，与一个有文化的人谈话，就是在触摸超越周围的时间和空间，触摸超越自己的历练和智慧，因此觉得可以依靠，可以信赖。这就给予文化人一种责任，那就是充分地提升可以被依赖、被信赖的感觉，不要让人失望。
长者风的最大特点，就是善于倾听。这就像在家里，孩子遇事回家，对长者的要求，九成是倾听，一成是帮助。甚至，根本不要帮助，只要倾听。倾听时的眼神和表情，就是诉说者最大的期待。
长者风容易落入一个陷阱，那就是滥施怜惜、即刻表态。一旦这样，你就成了诉说者的小兄弟，而不再是长者。长者当然也充满同情，却又受到理性的控制，决不把事情推向一角。长者风的本质，是在倾听之后慢慢寻找解决问题的恰当之道、合适之道，其实也就是中庸之道。
因此，长者风让人宽慰，让人舒心，让人开怀。除非，遇到了真正的善恶之分、是非之辨。
那就需要紧接着讲第三个特征了。
三、裁断力
越是温和的长者，越有可能拍案而起。这是因为，文化虽然宽容，却也有严肃的边际，那就是必须与邪恶划清界线。历来政治、经济、军事等行为，都会以利益而转移，但文化不会。文化的立场，应该最稳定、最恒久，因此也最敏锐、最坚守。
对于大是大非，文化有分辨能力。它可以从层层叠叠、远远近近的佐证中，判断最复杂的交错，寻找最隐蔽的暗线。它又能解析事情的根源、成因和背景，然后得出完整的结论。因此，一个身上有文化的人，除了保持宽厚的长者风，还须展现果敢的裁断力，让人眼睛一亮，身心一震。
裁断力是全社会的“公平秤”，它的刻度、秤砣和砝码，全都来自于文化。文化再无用，也能把万物衡量。
文化裁断力的表现方式，与法院的裁断并不相同。它没有那种排场，那种仪式，那种权威，那种语言。有时，甚至没有任何语言，只是沉默，只是摇头。它可以快速分辨出什么是谎言，然后背过脸去；它也可以顷刻便知道什么是诽谤，然后以明确的态度表示拒绝。
文化裁断力的最高表现，是在谣诼成势、众口起哄、铺天盖地的时候，不怕成为“独醒者”。身上的文化在这种情况下总会变成一系列怀疑，提出一项项质询。同样，对于如日中天、众声欢呼的人和事，也会后退三步，投之以寻常观察，仍然以“独醒者”的冷静，寻出最隐晦的曲巷暗道，最细微的拼接印痕。
于是，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即便是一个人身上的文化，也成了一支“定海神针”。这种风范，让人难忘。
四、慈爱相
慈爱相，是文化的终极之相。所有的风范，皆以此为轴。
多年来，我对文化人的判断形成了一个基本标准：不看他写了什么，说了什么，只看每次民族大难、自然灾害发生时，他在哪里，表情如何。遗憾的是，很多“言论领袖”都会在那个时候整体隐遁。当然，也有另一些人意外地站了出来，满眼都是由衷的善良。
我的好友陈逸飞从来不找我做什么事，却在SARS疫情肆虐期间突然找到我，破天荒地约我和他一起在最短的时间内做一个宣传短片，安抚人心。我看着这位国际大画家满头大汗的着急样子，刹时感动。
我的一名学生，并不熟悉，在汶川大地震后的一个民众捐款站，一身黑衣，向每一位捐款者深深一鞠躬。多数捐款者其实并没有发现她，但她还是不停地鞠躬。我看到后心里一动，默默称赞一声，真是一个懂文化的好孩子。
我当时也到废墟之间，含泪劝慰遇难学生的家长，并为幸存的学生捐建了三个图书馆。但由于所有的图书需要由我亲自挑选，时间有点慢，就受到一些奇怪文人的攻击。这时，一批著名的文化大家立即从四面八方向我伸出援手，寄来了为三个图书馆的热情题词。我当时觉得奇怪，他们也不知道事实真相啊，怎么就能作出判断？但我很快明白了：野熊隔得再远，也能闻到自己同类的气息。
大爱无须争，大慈无须辩，但一旦出现，哪怕是闪烁朦胧、随风明灭，也能立即在最远的地方获得感应，这就是文化横贯于天地之间的终极仪式。
古人说，“腹有诗书气自华”。这里所说的“气”和“华”，没有具体内容，却能让大家发现。可见，它们与众人相关，真所谓“无缘大慈，同体大悲”。文化，就是要让这种终极性的慈爱生命化、人格化，变成风范。
现今的中国文化，作品如潮，风范还少。因此，构成了殷切的企盼。
在我看来，中华文化的复兴，不在于出了几部名作，得了几个大奖，而在于由“身外”返回“身上”，看人格，看风范。
读余秋雨《何谓文化》有感
五一放假三天，百无聊赖，就在家宅起看书，无意翻起了不久前刚买的余秋雨先生的又一部探讨文化的新作——《何谓文化》，便随性翻阅起来。对于余秋雨先生，我始终带着无尚的敬仰，我钦佩他的人品、文笔、胆识和勇气，也经常接触他的着作，他的《文化苦旅》、《行者无疆》、自传《借我一生》等我都看过不止一次，所以不久前逛书店，看到这本新书，没怎么犹豫就直接买走了，只想有时间闲下来的时候翻看，以慰藉干渴的魂灵。
对于“文化”，很多时候，我们都有一种很迷惑的感觉。一直认为，所谓“文化”，应该是一种积淀很深的东西，包括约定俗成的习惯、世界观、价值观、当然是能够凝聚其受众的一种人文财富。而现实中耳闻目睹的那些所谓的文化：企业文化、饭桌文化、酒文化，甚至是厕所文化等等，这些动辄以文化自居的一些东西觉得很搞笑。但搞笑归搞笑，内心里还是想对文化有一个较为确切的认识。拿到《何谓文化》之后，略略翻一下目录和序言：这本书不过是他的一些演讲、文章、碑文和一些翻译的合辑，跟他之前的一些书籍不太一样。
全书共分为四个部分：学理的回答，主要是他的一些演讲；生命的回答，主要是他对一些名人的追忆；大地的回答，主要是他写的一些碑文；古典的回答，主要是他对一些古文的翻译。由于阅读时间充裕，加上没有什么杂念和负担，所以看得很仔细，获益匪浅。
在本书的四个部分中，我觉得最有价值的就是第一部分“学理的回答”了。这一部分主要收录了作者的几篇讲稿，受众分别是联合国的各位文化官员、大学生、教授以及市民。虽然是演讲稿，但仔细看下来，发现都是作者对文化的叙述，足见他对文化有深入而独特的领略。
我一直觉得，文化是民族存在于世上的标签，如果一个民族的文化消亡了，这个民族也没有什么能让这个世界留恋的价值了，正如波斯文明和埃及文明，如今的波斯人和埃及人，在大家眼里应该都是阿拉伯人了吧。因此，我也认为民族要维护其在世界的存在感，必须要努力维护自己的文化，当然，这种文化不是固步自封，而是保持自己的文化的独特性的同时积极吸收其他文明的有益元素，并努力修正自己的文化中的不足。正如我们的文化，在保持自己儒释道一体文化的独特性的同时，也要摒弃传统的人治观念、愚民观念，吸收西方文明的法制思想、人权思想，以达到“中体西用”。作者在演讲中提到的“文明冲突论”，将所有冲突归结于各种文化的冲突，他的反驳发人深思。在看本书之前，我也认为当代世界的冲突本质上也是不同文明的冲突，因为不同文明的凝聚力和排他性，文明之间会有对各自意图的误判，导致了许多国家之间关系的紧张，正如“中国威胁论”，西方和伊斯兰世界的紧张。但看了作者的演讲之后，我又有了一种新的认识，按他的定义，所谓文化，是一种包含精神价值和生活方式的生态共同体。它通过积累和引导，创建集体人格。从这个观点出发，所谓文化也不是多高深的东西，它也存在于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用礼仪的方式来规范每个文明圈的受众，大家不知不觉的被其引导。因此，所谓文化的冲突，底层民众不是很容易觉察得到，他们只是会觉得对方的饮食或习惯很奇怪而已，并不会上升到文化的角度来思考。并且，对于一些文化交汇的地方，不同文明圈的人也可以很和谐的生活在一起，并不会因为彼此的生活习惯不一致而有所冲突。而现实世界中各个国家之间的矛盾，如中日韩的`冲突、以色列和阿拉伯世界的冲突、阿拉伯世界中什叶派和逊尼派的冲突等，很多人会不自觉地将其归结为历史原因，其实仔细思考，这其中也可能是存在着不同文明间的冲突，但也正是这种冲突，也使得各个文明能够互相包容、接纳，最终融合成一种新的文明。正如西汉末年入土中原的佛教，佛教刚入中原的时候，作为一种外来文化，也遭过本土文化的极力排斥，历史上几次大的佛道论战足以说明，甚至连当时的政府机构也牵扯进去。()但儒释道互相纠缠了上千年，竟然慢慢都成为中华文明的一部分，以至于后来许多文人都是儒释道三修。当然，这与中华文明本身就是一种比较包容的文明密不可分。当代世界，西方的基督教世界和伊斯兰教世界，都是建立在宗教的基础上，排他性都比较强，所以双方的冲突会特别激烈，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相信双方会慢慢找到一个平衡点来互相接纳、改变。但是面对这两种文明的夹击，我们的文化该怎么办？它有没有足够的生命力来包容它们？还是会慢慢被它们消化？这是我们国家的学者现阶段要考虑的问题。
当然，通过对比和学习其他文明，我们的文化中多少也存在一些问题。所幸作者提出的一些问题目前也都被大家所渐渐重视，我觉得可预见的未来，这些问题会慢慢解决。但在反观当前我们社会的时候，作者提出的问题倒很有意思，就是民粹主义和复古主义。所谓复古主义，顾名思义，其实也是有传统的，中国的文人向来都有厚古非今的传统，但当前确实做得有些过了，所谓厚古，并非是古代的一切都是好的，无论是服饰、语言、礼仪、还是观点。这种风气确实会误导广大青少年，毕竟社会是向前进的。相对这个而言，另外一个更为严重的是民粹主义，所谓民粹主义，我是不了解的。但看作者的说法，也略知一二了。作者说民粹比专制更可怕，因为“专制可以让人向往民主，而民粹则让人误解民主”，看看如今社会上的乱象，确实如此。因为一些人，原本饱含赞扬色彩的“公知”如今都成为贬义词了，有时候连我也怀疑民主有没有那么好。
总而言之，这本书给了我许多不同的视野。这本书所讲的内容，深入浅出，又发人深省。可以说，这本书已经让我对文化有了一个基本的认识。
余秋雨的何谓文化读后感
连着几日大雨，无法安然劳作，一时无聊透顶，便随手在书架上拿了本书准备扫扫盲。书拿到手一看——是余秋雨大师的——《何谓文化》一书。
此书刚买不久，因诸事繁多且杂，没能在书到手第一时间即看。又因我现居农村，买东西极为不便，此书还是托友人在重庆书展时买下寄予我的。书价不菲，还好包装不错，书也厚重。
打开书页一看，的确，内容也很厚重。余老惜言如金，开篇即奔主题——何为文化。没想到如此厚重的一本书一日光境便被我收入腹中。我于是又开始起了漫长的消化吸收这何为文化之路。
说实话，活这多年，我还从未认真的思考过这个问题。或者说，在此之前我完全没有想过文化到底为何物这一话题。虽然我本来就不算“文化界”里的人。当然了，以我的资质，也许根本就没有资格把这个话题经深思熟虑后再发上几句无关痛痒的蹩言。但我还是想说说，也算是一个生活于人类生活最低层的人的个人对文化的感悟和看法。
2、对于何为文化这个话题，用余老自己的话说他“决定用最诚恳、最隆重的方式来试着回答”。从内容上看，他在回答这个问题时还很认真、也很仔细和耐性。
接着，他从四个方面全面的阐释了他内心的“文化”之所有内涵与范畴。这四个部分如下：
一、学理的回答；
二、生命的回答；
三、大地的回答；
四、古典的回答。
至此，我突然发现，要系统的解释出“文化”这两个字的内容所涉及的方面实在是太多太复杂了。
余老对“文化”的定义据他自己说“可能是全世界最简短的——文化，是一种包含精神价值和生活方式的生态共同体。它通过积累和引导，创建集体人格。”这就是他所拟定的文化涵义。马上，他又通过一桩跨国婚姻在“精神价值”和“生活方式”上引出了“文化差异”。而到底什么是真正的“精神价值”和“生活方式”他却因草草收笔而使我未见诸端。
“精神价值”为目前可知的唯一高等生物——人类所独有。我想这是余老之所以第一个词语便用这“精神价值”的原因——这是他将要谈到的文化的侧重点，原因很简单，目前人类可知的只有人类才有文化，亦只有人类才懂得这“精神价值”为何物。
那么，什么叫“精神价值”呢？可惜，余老他没明说。于是我只能自己猜测。我猜，这个“精神价值”应该是囊括了人类除物质外所有的人类活动中在精神层面上的东西。具体可以指向为：个人修养和个人品格。个人修养又可细分为个人习性、个人学识和个人技艺，个人品格也可细分为个人对待生活的态度、个人道德和个人人格。初一看这书名时就想着：何谓文化？文化，应该就是一切与文字有关的东西吧。到现在才知道我对文化的理解是如此之肤浅。没有“精神价值”的文字最多只能称为文化的载体之一——文字而不能称为文化，这正如一个没有灵魂的`人只能称其为行尸走肉般。
“文化差异”是最能体现人类在“生活方式”多样化中又有着许多不确定因素的境况下是如何凸显并定性成为一种文化意识形态而被我们加以隔离和区分的。
想知道什么是“文化差异”就得回到文章的开头看一看余老对文化定义的那段话的最后了——没错——正是集体人格。象征一个民族的文化，或象征一个国度的文化都是这个民族或国度的集体人格通过长时间的积累、沉淀并溶合后的呈现。例如我们说到古希腊文化，就会马上想到艺术、哲学、优雅和民主等等以形容这种文化的字眼；当我们说到中国文化时，就立刻会想起老、孔、孟、庄、墨和中庸等等形容中国文化的字眼；而当我们说到古埃及文化时，第一想到的便是“法老”、“金字塔”等等透着神秘和森冷的文字。当此三种文化凑在一起，便形成了色彩鲜明的差异，这便是“文化差异”。那么这种“文化差异”是如何形成的呢？——答：“生活方式”的不同。所以这个“生活方式”所饱含的东西也不少。因为“生活方式”的不同，自然这些差异也不同，而差异的不同之中还有因各种差异不同而形成的差异。比如法国和英国，虽然都是欧洲国家，但他们间的文化依然有差异：法国人讲究浪漫邂逅，而英国人则注重绅士之风。正所谓“差之毫厘，谬之千里”便是此理也。
这样一来，我们就有了这样一种迷惑：即我们在用前人遗留下来的“精神价值”建立起的“集体人格”描述现在因“生活方式”的不同而产生的各种有着“文化差异”的“文化”。而我们将要形成的“集体人格”又将通过我们现在仍然在“生活方式”上的不同来定格未来有着“文化差异”的“文化”。绕了一圈，又回到原地。但有一点不能忽视，那就是我们的未来文化取决于我们现在的“精神价值”之决择和我们为“精神价值”所付出的具体行为。
关于“积累”和“引导”我想不必再费言辞一一论述了。很显然，“积累”是一个过程，需要时间的净化和查验。在时间的浪淘面前，一代代人誓死追随的“精神价值”才会被打磨得清晰可鉴，经过时间玩味的东西方才值得我们去捍卫与保护。至于“引导”，则需要真正有前瞻性眼光的智者在前面打着火把耐心引路，我等一干随从才敢大步向前无畏的迈进。“引导”者是个危险的差事，冷不丁的就会有人从后面或侧面或不知哪里冒出来给智者一个措手不及的痛击，轻者致死智者放弃理想，重者陷智者于万劫不复之境地。我们应该庆幸并感谢上苍，在我们这个社会里，还有着这样的一群人在为人类未来的出路探索方向且如此的呕心沥血的在路上步履蹒跚艰难行进着。他们的伟大光辉和真诚、渴求之梦我相信总有一天会可照日月。
论述中，他把人类独有的“精神价值”做为侧重点，“生活方式”是对“精神价值”具备不确定因素的总结，“积累”和“引导”是人类在进化过程中所采用的办法与方式。如此一来，经过前面的几道工序加以时日，自然就能达到“集体人格”的目的。
他用学理的回答肯定了“精神价值”对人类的重要性；用生命的回答举证和总结了在各种不同“生活方式”中的不确定因素下依然坚持着传播人类“精神价值”的可歌、可贵和可敬；用大地的回答证明了人类在文化进化过程中所“积累”的“精神价值”的力量和渗透力。而古典的回答则证实了在前人的“精神价值”的不断“引导”下“集体人格”所散发出的炙热的光芒……
总的来说，余老这个对文化的定义主要目的是在人类独有的精神价值上看到了受不确定因素影响的各种生活方式（包括由此而带来的各种文化差异），他希望通过生活经验的积累后，再以主观上正确的引导来控制和把握住文化的方向，从而将人们带入到他所描述的集体人格之中。这种集体人格进一步提升就将变成未来一个民族的图腾和一个国家的形象。
可以说，文化包括了一切人类活动的所有范围。不管这些活动是美是丑、是善是恶，对人类有利还是有害，都是文化的一部分。文化是人类文明的象征，它一直静静的或躺、或坐、或卧、或立在那里，等待着我们去一一书写、补充和牵领。也正是因为这样，余老才不遗余力的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来引导人们的“精神价值”，以期达到他希望迸发出的撼动山岳的崇高的“集体人格”。
这样一来，我便有了与余老不同的对“文化”这两个字新的定义了。
那就是:文化，是人类在进化过程中对生活活动轨迹的记录与解释。是对人类文明的阐释。它是人类唯一不确定性的难以掌控的东西。
人类的生活活动包括了人类在进化中的生活感悟（比如发明语言、积累生活知识）、生活经验（比如种植、养殖）和生活创造力（比如人类发明的伦理道德、人文科学与各种提升人类生活质量的工业技艺）。生活轨迹的记录和解释便是人类文化的“积累”。文化对人类文明的阐释中有着所有的“集体人格”。 生活感悟产生了“精神价值”；“生活方式”本就存在于“生活经验”之中；生活创造力正是生活“积累”后将产生的“集体人格。”一定有人问，“引导”这么重要的环节去哪里了？不好意思，这得取决于政党和那些站在文化最高处的选择了。
到快完成此文章时我又突然发现，一向以懒惰为优点力求在写文章时只图简短的我居然写了这么长一篇读书笔记，还是一气呵成，这于我来说的确是一个不易。正如余老花费如此多的文字来讲清文化为何物一样不易。只是，我没有他的高尚情怀，他写此书的目的是为想搞懂何为文化的芸芸众多的菁菁学子们解惑——正如他在书中提到的——他对文化的终极目标——通过文化来创建人类的集体人格。
而我，只是其中一无名小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