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城隍庙在中山四路的忠佑大街，原是供奉守护城池神只的坛庙。城隍神是古代宗教文化中普遍崇祀的重要神之一，是护城佑民、主掌冥籍之神。城隍庙主祀城隍，另有文武判官、二十四司。二十四司中地狱司威慑人。广州城隍庙始建于明朝，在明清时期是广州城内的标志性建筑，规模比得上北京的城隍庙。
蜷缩于街巷一隅的广州城隍庙，早已经淡出了现代人的生活，但曾几何时，它却是城市的灵魂。
不仅每逢正月元宵、城隍寿诞、清明节、七月十五日、十月十五日这些大日子，官府衙门要循例举行官方祭祀，同时或他时举行的民间庙会活动更是香客云集，热闹非凡。城隍庙是慈善会，常常有钱米医药、被服棺木施舍；城隍庙是山寨法院，要为人主持公道，排解纠纷；城隍庙是大剧院，演绎忠臣孝子、节妇烈女的悲欢离合，娱乐民众，教化群氓；城隍庙还是穷人的最后避难所，无家可归的落难者，可以侥幸讨得一餐，求得一宿；城隍庙也像教堂，普通人家的婚丧嫁娶，官场里的荣辱沉浮，生意上的盈亏赔赚，都可以在这里找到庇佑和安慰；不仅新官上任要到城隍爷面前宣誓就职，甚至，就连刑场监斩官，行刑结束后，也一定要绕道城隍庙烧炷香，让城隍爷拿下可能跟在身后的冤魂……城隍庙曾经是城市的先人们在生活中和精神上都无法绕开的地方。
城隍和作为民间信仰的城隍崇拜，都是伴随着城市产生的。没有城市就没有城隍。
“城”，本义就是土筑的高墙，高墙之外，再挖深沟，有水者为“池”，无水的壕沟便是“隍”。城与隍，构成了冷兵器时代官府与“市民”最安全的保护屏障。因此，远在孔夫子时代，每逢除夕，人们都要极隆重地“腊祭八神”，八神中的第七神水庸，即城隍。因为水即隍，庸即城。广州人口语中形容一个人走狗屎运有“水鬼升城隍”之说，殊不知城隍原本即是水鬼。
城隍文化第一人
最早有史籍记载的城隍庙在安徽芜湖，为三国时孙权所建，距今已悠悠1770年矣。
隋唐宋元，城隍崇拜相当普遍，《太平广记》就有吴地“每州县必有城隍神”的说法，也有关于广州城隍的记载。不仅杜甫、韩愈、张九龄、杜牧、李商隐等都留下祭祀城隍的诗文，宋元话本、水浒英雄传里更是诸多场景都在城隍庙里外上演。
不过，若说到对城隍文化的贡献，上下古今第一人，非明太祖朱元璋莫属。
朱皇帝杀进南京，屁股下的龙椅尚未坐热，便于当年(洪武元年)及次年下诏大封天下城隍。他一改过去各地城隍名目不清，权限不明、等级不严的混乱状况，很英明地将战争中牺牲的将士封到各地做城隍老爷，严格规定了城隍的都、府、州、县的四级制，并下令各地城隍庙统统不得杂祀其他神灵。他不顾战后千疮百孔的局面，执意重建各地城隍庙，规模宏大，与当地官署衙门完全相当，还按级别配制衣冠旗号，全国各地一千多座城隍庙便如雨后春笋般茁壮成长起来。位于今天中山四路忠佑大街48号的广州城隍庙，就是这股“城隍风”的产物，始建于洪武三年(1370年)。
对于朱元璋为何如此热衷于加封城隍，许多人的解释是朱皇帝是个苦出身，生于土地庙中，因而对土地神的上司城隍爷便格外敬重一些。这个说法很可疑，甚至有点搞笑，因为太草根。就如同把朱元璋竭力推崇朱熹的道学理论归因于“大家都姓朱”一样，未免过于高估了这个草莽英雄的小资情调，而大大低估了一个开国之君的政治智慧。
其实，皇上本人将他与城隍爷的关系在与大臣宋濂的对话里说得明明白白：“朕立城隍神，使人知畏；人有所畏，则不敢妄为。”这才是一个政治家的真正心思。从此，“使人知畏，使人有所畏，使人不敢妄为”的官方意识形态，毫无悬念地渗透到原本只是民间信仰的城隍爷的神像中，形成城隍文化最核心也最精彩的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