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大连去旅顺口，交通极方便。一条铁路，三条公路，可以任选。三条公路是北路、中路和南路，其中北路历史最悠久。因为旅顺口古属金州之境，北路是金州城与旅顺口之间的一条官道，沿途设有数个官家驿站。如牧城驿、革镇堡、三涧堡，这是明清之际驿站的名字，现在还这么叫。上个世纪初，俄国人把东清铁路南满支线修到了旅顺口，这条支线与北路并行，于是在大连和旅顺口之间来往，公路或者铁路就可以任选了。
走北路，不论坐汽车还是坐火车，途中要经过好几个小镇。镇，就是站。上个世纪70年代末，夏家河子前一站是革镇堡，下一站是水师营。在我眼里，水师营更像是一个村庄。后来觉得它名字叫得挺奇怪，就想知道究竟。翻开书后，大吃了一惊，原来它有那么多故事，不论是想了解古代的旅顺口，还是想了解近代的旅顺口，它都是一个不能被忽略的地方啊。
书上说，明万历三十年，朝廷批准辽东巡抚赵楫的奏请，决定在旅顺口设置水军，修造战船。四年之后，一名守官和五百名水军正式来这里报到。
这也是迫不得已的事情，明廷知道形势不大妙了，以努尔哈赤为首领的后金势力已经在东北兴起，他们非常害怕守卫京畿门户的旅顺口失守于一旦。然而，别说这几百个水军，即使有黄龙这种不怕死的部将，最终也保不住旅顺口。
在明朝，叫水军。到了清代，则改叫水师。那是康熙五十二年秋天，一直忙着入主中原的大清朝，总算转了一个身，决定在旅顺口设置水师营。编制与明朝的水军一样，也是五百个官兵。这些官兵大部分是就近从金州一带招募来的壮丁，其中有几十个还是刚刚抓来的海盗。让海盗充军，一是因为他们熟谙水性，二是让他们帮助练兵。清代的水师营，就是这样一支杂牌军。
不知是朝廷不够看重，还是下面渎职，当年水师营出海巡哨所用的十来只小船，居然是别处用过的淘汰货。只有官兵住宿的营舍是新建的，一共建了一千二百间。一个水兵分给两间，剩下的二百间，按军阶大小分给那几个军官。水师营实际上是半军半民的性质，允许水兵们带家眷，他们在这里有房子有地，可以一边出哨巡逻，一边种粮植桑，自给自足，这样就可以不发兵饷了。水兵们每年三月出哨，九月回营，军务并不紧迫。所谓的水师营，既像兵营，又像村庄。
自康熙至乾隆，中国是盛世之邦，四邻安宁，海内归服，辽东半岛也一直没有大的兵灾匪患。在这漫长的太平光景里，原本就闲散松弛的水师营，一点点地就怠慢衰败下来。以至于19世纪中叶，曾经像一座大村庄般的水师营，已然是房塌船朽，没有一点战斗力了。
道光三年七月，京城内阁有人奏请皇上，要将旅顺口水师营的一千二百间营舍只留四百间，拆除八百间，变卖成银子，归皇家府库。皇上听了，认为很有些道理，朝廷正缺银子花呢。然而，十多年后，在中国的东南沿海，爆发了震惊世界的鸦片战争。人们猛然发现，英国人向中国开来的不是木船，而是用钢铁制造的军舰。这支庞然大物般的舰队一出现，从皇帝到臣子，全部被惊呆吓傻。
其实，就在英国舰队向中国开来的前夕，道光皇帝曾责问奉天将军耆英说，不是叫你派人查办偷运鸦片烟的事儿吗？为什么两个多月了还不奏报上来？不知耆英当初如何回答皇帝，只从皇帝的责问就可看出，设置在旅顺口的水师营，此刻不但不能防什么海盗贼寇，就连查办烟贩这种事情也不能胜任了。据记载，那些被派去查禁鸦片烟的水师营官兵，个个都是吸鸦片的主儿，他们在暗中早已经成了烟贩子们的保护伞，一为有鸦片可吸，二为勒索钱财。至于海上防务，哪还放在他们的眼里。
道光二十年，即公元1840年，中英在东南沿海开战。朝廷大概怕北部沿海也出事，曾让奉天将军禧恩奏报旅顺口的防御情况，这位将军竟然谎报说：“该处口门狭窄，水势平浅，其岸上皆系荒山旷野，且形如釜底，无险可守，敌人不能据为巢穴。”
可是，在后来发生的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英国人的舰船在渤海湾和大连湾如入无人之境，英军还持枪上岸，一次次袭扰村镇，抢劫民财。旅顺口被改叫“亚瑟港”，普兰店湾被改叫“亚当湾”，大连湾则被改叫“维多利亚湾”。这时候，水师营的兵和船，早已逃匿得不知所向。
在同治年间，还发生了一件事。那是1875年秋天，有人向皇帝奏报说，春天的某日，水师营一个名叫齐永杰的佐领奉命率船出海，去堵截一股横行海上的贼匪，还没等打仗，先遇上了风浪，一会儿就把战船掀沉了，水兵们手中的军械也都遗失贻尽。就是说，这支建于康熙五十二年秋天的水师，此时连抓几个小盗贼也已不能胜任了。
这就是大清朝的水师营。它在这里驻扎了165年。后来还是光绪皇帝看明白了，这个水师营，简直是形同虚设。于是，在光绪六年，他作出了一个决定：裁撤水师营，由李鸿章的北洋海军取而代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