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文秀元帅府位于大理古城复兴路111号，已改建为大理市博物馆。博物馆成立后，对杜文秀帅府四合院古建筑进行修复并作为博物馆基本陈列展厅和库房使用，先后恢复重建帅府紫禁门、扩建碑林展区、新修钟亭。在全区进行绿化，广泛种植山茶、桂花、南样松、翠竹等绿色植物，同时对博物馆建筑进行粉刷和彩绘，古建面貌筑焕然一新。博物馆在保持原有清代建筑风貌的基础上，将陈列展览与园林古建巧夺天工地融为一体，形成了园林式博物馆的独特风格。
大理市博物馆的藏品涵盖了大理地区从新石器时代到近代的珍贵文物，类别包括了铜器、铁器、金器、银器、锡铅器、铜钱、纸本字画、绢本字画、碑贴、石雕、石刻、石碑、玉石、砚台、印章、丝织品、毛织品、棉织品、麻织品、皮革制品、竹器、木器、象牙、陶器、瓷器等。
元帅府全名为“总统兵马大元帅府”，整体外观以宝蓝色为主，青瓦配朱红大门，沉静而不张扬，从整体布局来看，元帅府沿袭了中国明清时的建筑——三进院落。进院落后，顿感清净，虽只一墙之隔，但府内却像是另一个世界，风声，树叶沙沙声，偶尔几声鸟鸣，更显幽静。
从新石器时代到元明清
紫禁门延续了大门的建筑风格，不同的是左右两边分别镶嵌了两块圆形大理石，左边的墙上还挂了幅博物馆平面图，游人通过图就可以清楚的知道应该往什么地方走。庭院两旁是两棵高大的乔木——南洋杉和蓝桉。负责人说，蓝桉在当地非常常见，又叫洋草果树，果子有一元硬币大小，就像小陀螺，用手一拧就会在地上打转。每到成熟的季节，果子从树上一颗一颗掉下，小孩总会全部捡了去玩。
一楼展厅主要展览的是从新石器时代到元明清时期的历史文物。参观的顺序是从里到外，按历史发展顺序排列展品，青铜器以东汉时期的尤为瞩目，铜双龙衔柱摇钱树就是其中的精品：两条蟠龙首尾相连，盘成椭圆形做为底盘，两条龙昂首张口，口中垂直咬着一圆铜柱，作为树干，柱高31.5厘米，大约就是一支筷子那么高，柱子上也缠绕着一条细长型的龙。柱子顶部有一“十”字型交叉，平行对称，延伸1.7厘米，两边各铸有一个小方孔，用来插摇钱树枝，树枝上铸有方孔圆形钱币，树下散落两枚铜钱，这很容易就让人想起《神笔马良》的摇钱树。铜镜也是一大看点，装饰除了传统的兽纹、龙纹以外，还有铭文装饰，如汉代的铜日光镜上书“见日之光，长不相忘”。展馆还存有一幅圣旨，内容是嘉庆皇帝称赞云南当时的“省长”——杨士云及其父母。
二楼陈列的是明代的陶俑，有持琴案的，持伞的，持盆的，其中不乏仪仗俑，有吹笙的，弹琴的，极具生活化，女俑大都梳着双髻，面色祥和，男俑同样面色沉静。最引人注目的是一组牵马俑，看打扮都是十多岁的男童，其中一个背对马匹，回手拉着马缰，战马一副不情愿的样子。男童神采飞扬，一副踌躇满志的表情，不禁让人想起“白马饰金羁，连翩西北弛。借问谁家子？幽并游侠儿。”的诗句来。
嘉禾门 几大展馆争奇斗艳
进了嘉禾门，就看到杜文秀起义展馆，以图片和文字为主，也陈列有几支起义时所用的兵器，其中一把铁铸大刀重达100多斤，不知当年是怎样的猛将可以将其舞得虎虎生风、见者胆寒。白族民间扎染馆以图片和文字介绍扎染的发源地和工艺。书画艺术馆里陈列的书画都是历史文物，讲解员说古玩和书画来源比较广，董其昌和黄慎（扬州八怪之一）的画也保存在这里。艺术家沙龙（展馆）所陈列的多为大理现今闻名的书画家作品。
佛教艺术馆展品就丰富得多，大理自唐以来佛教盛行，各类表现佛教的艺术品也应运而生。展馆内一尊铜杨枝观音立像姿态十分优美，观音戴项圈、披璎珞，一条彩带通肩缠绕全身，如飞天般的飘逸，身体呈“S”形，右手持杨枝，左手提净瓶，赤足立于莲座之上。
碑林 尘埃落定 历史见证
碑林位于元帅府西侧，数量之多，可谓云南之冠，碑文内容涉及历史、政治、经济、文化、宗教、名人传略、风土人情等等，明初的山花碑最具特色。山花碑通篇用汉字记录白语而成（白族没有自己的文字，语言都是口耳相传），字虽然是汉字，但是要用白语诵读。从碑文看，大都颂咏大理风光，也包含作者的感悟。元世祖平云南碑也是其中最具价值的一块，碑身由两块青石组成，上石写征伐事迹，下石则颂扬元世祖功绩，这块碑对于考古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参考依据。
碑林和钟亭是一体建筑，钟亭里的钟称为晨昏钟，重达1.5吨，是明代万历年间的文物。钟亭本身就有种荒废的意味，或许是竹高叶茂，落叶萧萧，或许是断首的石人石马伫立其间，又或许是还没整理的残破石碑四下堆叠，就连茂密的虎头兰花也是暗淡的褐色。
历史在这里静默，曾经的辉煌只剩下满目萧条，只有从这些残破的石碑里，可以依稀看到当年的兵戎、当年的盛世。（李景暄）
总统兵马大元帅府
总统兵马大元帅府又名大理元帅府、杜文秀帅府，是清代咸丰、同治年间云南回族穆斯林起义领袖杜文秀建立的当地民族自治政权所在地。
当你从大理古城南门往北行走百余米，在街的西侧有一座与临近的民居截然不同的宅院。在十四级石阶之上，绛红色的三开间门厅显出这组建筑的身份不凡。蓝底金字的“总统兵马大元帅府”牌匾在蓝天和苍山的衬托下格外地庄严。在这组建筑中，真实地记录了一段云南西部人民在回族人杜文秀的领导下，英勇抗清的可歌可泣的历史事件。
1840年以后，清朝的腐朽无能将中国社会拖向更加黑暗的深渊，中国人民反封建、反殖民、反帝国主义三座大山的斗争此起彼伏，清王朝处于风雨飘摇之中。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社会的阶级矛盾、民族矛盾更加突出和尖锐。在云南，汉、回地主和商人因为兼并土地、争夺矿权和绅权，矛盾和冲突日益尖锐，两族间群众的仇杀和械斗时有发生。道光二十五年(1845)，云南永昌府的官绅屠杀回民，造成“永昌惨案”。杜文秀先后赴省会、赴京城上诉，但是都没有得到官府公正的处理。在为大家讨公道的过程中，杜文秀在众人的心目中建立了威信。
咸丰六年(1856)，昆明的官绅又屠杀回民，而且，社会上盛传当局要屠杀全省回民。于是，各地回民纷纷组织起来，进行反对清朝屠杀回民的斗争。姚安、巍山、玉溪、建水、澄江、昆阳等地的回民纷纷起义，起义队伍不久就汇合成两支，其中云南西部的回民就在杜文秀的领导之下。清咸丰六年(1856)，杜文秀被群众推举为“总统兵马大元帅”，在大理城原云南提督府署内建“大元帅府”，设官建制，大理政权由此建立。
杜文秀领导的大理政权实际上是一次回汉联合为基础的各族人民的抗清斗争。大理政权提出“锄满、扶汉、除奸”的口号；实行了整顿吏治、严肃军纪、减轻赋税、鼓励农耕、保护贸易、提倡文化教育等一系列安定社会秩序、扶助生产的措施。他的军队纪律严明，所到之处人心悦服，农民工商各安其业。在政权建立不久，杜文秀起义军数次进攻省城昆明，杀死云南总督潘铎。杜文秀四次打败前来进剿大理的清朝军队。到1866年时，起义军已经夺取了53座城池，占领了云南省的大半，大理政权达到极盛。
同治六年(1867)，杜文秀决定乘胜东进，派20万大军进军省城，采取先肃清云南清军势力，再图谋进军川黔的方针。但是，由于主将指挥不力，战术混乱，大理政权的军队包围昆明许久，却久攻不下，义军停留在昆明城外达两年之久，坐失战机。与此同时，清军却得到了喘息、整顿、部署的机会。同治八年(1869)，清军发动反攻，杜文秀的主力大部溃败，形势急转直下。起义军由优势转为劣势，据守滇西，无力进攻；而清军则转守为攻，步步进逼大理。
同治十一年(1872)11月，清军围困大理。26日，杜文秀以牺牲自己为代价，以他和全家服毒自尽来换取全城百姓的生命安全。当杜文秀的部下将服毒后的杜文秀抬到清军杨玉科的营地后，杜文秀仍然被斩首示众，年仅49岁。更为残忍的是，云南巡抚岑毓英、总兵杨玉科进人大理后，不仅杀死了所有的降将，而且血洗了大理城。一时间，生灵涂炭，田亩荒芜，满目疮痍。
杜文秀墓，就在今大理古城南面七里桥乡下兑村。杜文秀墓是一处南向的、简洁的陵园。一走进陵门，甬道两侧种植有苍翠的松柏。在方型灰白色的台基上，安放着杜文秀的麻布石石棺。石棺正面镌刻着“大元帅杜文秀之墓”几个醒目的汉字，墓的两侧和背面均为阿拉伯文饰。墓为长方形，南北向，长1.40米，宽0.70米，四周用青石镶嵌，墓顶为屋面形，大理石墓碑。原碑立于1917年，建国后重立。碑正中书“杜文秀之墓”，右书“原命生于道光癸未年十一月初八日”，左书“大限卒于同治壬申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在墓前还竖立着一块大理石质的石碑，石碑碑文是由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白寿彝先生撰写的。碑文介绍了杜文秀的生平事迹，对杜文秀及其领导的反清斗争给予极高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