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4月18日，一封信从杭州寄给时任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书记的陈云同志。信中写道：
我是瞿秋白妹妹瞿轶群，现在冒昧地给你写信。
文化大革命期间，我的哥哥被套上了“叛徒”的罪名，我是一直想不通的。但我无处可说，心里非常难过。我的丈夫和子女，也都受到牵连。……我相信党中央一定能审查清楚他的问题。我希望在我的有生之年，看到他的“叛徒”罪名能洗刷掉，使我死后能瞑目于九泉。
我最小的弟弟坚白（我兄弟姐妹中，秋白最大，我其次，下依次是云白、景白、坚白），在我婚后也是与我住在一起的。1938年他到武汉，由徐特立同志介绍到延安陕北公学。1944年在日寇大扫荡中牺牲于山西武安百草坪，是烈士。1949年第二野战军政治部民运部写信给我，告知他牺牲之事并赞扬他的革命精神。我希望中央有关部门查明坚白原来的具体单位（他牺牲前是在太行区地委调查研究室工作），以便联系，了解他生前的情况，使我的后辈能永远纪念他。
20多天后，中央纪委派人专程到杭州看望瞿轶群老人，并向她转达了陈云同志和中央纪委第二书记胡耀邦同志在信上的亲笔批示。陈云的批示是：瞿秋白的问题不能再拖了。胡耀邦的批示是：要给瞿秋白一个公正的评价。
这样，瞿坚白烈士牺牲和安葬的地方——武安，也进入中央层面的视野。
其实，瞿轶群的这封信中有两处是不准确的，一是武安当时属河南省而非山西省，新中国成立后划归河北省；二是瞿坚白的牺牲时间是1943年5月14日。
2020年3月，我曾随市总工会到瞿坚白首次安葬的之地武安车谷村考察，在公路旁边的一个小卖铺里与十几位村民挤在一起座谈，他们中有当年参加过瞿坚白遗体安葬的老党员、老民兵。此行我们确认了瞿坚白安葬的地点，并修墓立碑，以示纪念。几天后《燕赵都市报》刊登消息：“瞿秋白之弟瞿坚白殉国安葬处在武安立牌。”
家庭清贫母亲在自杀前给小儿子赶制了顶狗头帽
上世纪70年代，我有机缘阅读了4卷本的《瞿秋白文集》，内页有插图、照片和作者的手迹，包括作者临刑前写下的那篇给他带来巨大争议和不幸的文章《多余的话》。
从中，我知道了瞿家的变故。
瞿坚白，江苏省常州人，学名铨，化名谷生，在家里排行老六，也是最受全家人疼爱的小儿子，用常州的话说是“末郎头”。瞿父瞿稚彬与瞿母金璇共生五男二女，其中二子一女夭折。瞿坚白生于1914年初，此时瞿家的境况已十分困顿，多靠亲戚们的帮助和借债度日。
1916年正月初六的凌晨，正当多数人家还沉浸在春节的香梦时，从瞿家却传来了父亲悲怆而急促的呼喊声。哥哥姐姐们赶到父母的房间时，母亲已经脸似白霜，生命垂危了。她是用了半瓶虎骨酒吞服了剥好的火柴头丸自尽的，意在必求一死。床头，整齐地摆放着各种借据、欠账、当票，她平时爱读的书籍和手迹。还有前一夜为小儿子精心赶制的一顶狗头帽，上面缝钉了福、禄、寿、喜4个银铸的字。
这一年，瞿坚白只有一岁多，他瞪着惊恐的眼睛送走了被穷苦逼死的可怜的母亲。
瞿母死后，瞿父借了100多元买了一口棺材，又因无钱安葬，暂时寄存在当地瞿氏宗祠里。十几年后，棺材被搬到常州城东郊乱坟堆中草草地掩埋了。直到1962年，瞿秋白的夫人杨之华从《瞿秋白文集》稿费中拿出300元作为经费，在常州市人民政府的主持下，才将瞿母迁到常州西郊公墓，墓碑上刻着“瞿秋白烈士母亲金夫人之墓”。
在母亲去世的这一年清明节，瞿秋白含悲写下了一首七绝《哭母》：
亲到贫时不算亲，
蓝衫添得泪痕新。
饥寒此日无人管，
落上灵前爱子身。
不久，瞿父便带着年幼的瞿坚白到山东济南，投奔在那里做官的亲戚，当了一名小职员。这样的家庭悲剧，对瞿家兄弟心灵上的创伤是永远也抹不去的。
瞿坚白从9岁起与姐姐瞿轶群、三哥瞿景白一起，寄居在杭州四伯父家。15岁从杭州志城小学毕业后，再也无力升学，就随着景白哥哥的同学，先后到浙江省淳安、嘉善、镇海等地的县教育局当雇员。瞿坚白受父亲和大哥的影响，从小喜爱京剧和写文章，经常给报馆寄出一些短小的剧评发表。那时瞿秋白已是中共著名的领导人，受到国民党的通缉。为了防止暴露与大哥的关系，瞿坚白在教育局工作时用的名字是瞿谷生，写文章也是化名。他对国民党政权的腐败强烈不满，他虽然年纪很轻，却充满正义感，在镇海县教育局任事务员时，当局强令公务员集体加入国民党，他坚决不肯，宁肯丢这个来之不易的饭碗，也不随波逐流。
瞿门三烈士
瞿家一共出了3位革命烈士：瞿秋白、瞿景白、瞿坚白。在四兄弟中，老三瞿景白是牺牲最早的。
瞿景白年长瞿坚白7岁，为人正直，性情刚强。1923年6月，瞿秋白到杭州参加浙江省党团会议，传达中共“三大”会议精神。期间到四伯父家探望，与阔别7年的弟弟妹妹轶群、景白、坚白团聚。
“见到了亲人，我是多么高兴啊！”瞿轶群回忆说：“那些天的晚上，（大哥）总睡得很晚，忙着什么工作。清早我去给他打扫房间，满地烟蒂，看样子一晚上吸了一包多烟。”与哥哥瞿秋白的朝夕相处，对景白、坚白以后走上革命道路产生了很大影响。
在几个弟弟中，瞿秋白对三弟景白是寄予厚望的。1923年10月28日，瞿秋白在给景白写的信中亲切寄语：“弟弟，景白，你大概渴望那东方早升旭日！”一年多后，瞿秋白将景白带到上海，在上海大学读书深造。
1928年4月，负责中共中央和政治局会议记录工作的瞿景白被党派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在同年6月召开的中共“六大”上担任大会秘书处秘书。他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当时，共产国际和苏联共产党内的斗争极为尖锐复杂，莫斯科中山大学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强烈的冲击。王明等人在副校长米夫的支持下，诬蔑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瞿秋白是“右倾机会主义”，瞿景白因坚决反对王明的宗派主义而遭受打击。1930年初，在中山大学一次苏共会议上，瞿景白对王明等人肆意污蔑以瞿秋白为首的中共代表团极为愤慨，当场把苏共预备党员的党证退给苏共区党委。当天，瞿景白就神秘失踪了。
瞿景白的不幸，令瞿秋白极为伤心，直到瞿秋白牺牲前所写的《未成稿目录》中，就有《忆景白》一文。
瞿秋白是1935年2月在福建长汀县被俘的。当时，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开始长征，身患重病的瞿秋白被迫留在江西苏区。为了给他治病，中央分局决定让他秘密转移到上海，走到长汀县境时，遇上了国民党军队的搜捕。
瞿秋白曾在1927年大革命遭受失败的紧急关头，担任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书记，主持中央工作，后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共产国际执行委员和主席团委员、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对于这样一位中共高级领导人的被俘，正在全力追剿红军的国民党政府自然是欣喜若狂。蒋介石派人来，声称瞿秋白可不必发表反共声明和自首书，只要答应到南京政府下属机构去担任翻译即可。这当然遭到瞿秋白断然拒绝。蒋介石见劝降不成，下令处决瞿秋白。
1935年6月18日8时，国民党军三十六师一个连长走进囚室，向瞿秋白出示枪决命令。瞿秋白即挥笔写下了绝笔诗：
夕阳明灭乱山中，落叶寒泉听不穷。
已忍伶俜十年事，心持半偈万缘空。
餐毕，瞿秋白慢步走向刑场，沿途瞿秋白手夹香烟，用纯熟的俄语唱着《国际歌》，唱着《红军歌》，高呼着“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国革命胜利万岁”、“共产主义万岁”的口号。到达刑场后，瞿秋白盘膝坐在草坪上，对刽子手微笑点头说：“此地很好！”瞿秋白就义时年仅36岁。
这年6月的一天，瞿坚白仍然像往常一样上班，来到镇海县教育局办公室，刚一坐定，就听到同事们的议论着：“看到报纸了吗，又抓住了一个共产党的大头目。”
“哎，他叫什么名字？噢，瞿秋白！”
瞿坚白急忙抓起桌上的国民党《中央日报》，只见上面的大标题赫然写着哥哥瞿秋白牺牲的消息。这时，他再也压抑不住内心极度的悲哀，不顾一切地夺门而出，跑回住所，失声痛哭起来。从下午到夜晚，他一直沉默不语，此时他的心中，已决定投奔革命。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国共两党实现第二次合作，浙江省政府在丽水县创办政治工作训练团，培训战时地方行政干部，瞿坚白辞去公职前往报到，后又辗转到了上海、武汉，经哥哥瞿云白介绍给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徐特立。瞿云白在自传中写道：“在汉口送坚白去抗大”。
这里说到瞿云白，就多写两句。瞿云白又名瞿昀白，生于1902年，在瞿家四兄弟中是个异数。他早年毕业于北京俄文政法专科学校，受兄瞿秋白的影响参加了五四运动。大革命时期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被捕“反省”，参加了国民党特务组织，从事反共宣传活动。解放前夕，他没有逃离大陆；建国后被安排在中国人民大学担任俄文译员，后因历史问题在政治运动中受到管制处分。1958年病逝，终年56岁。
1938年5月瞿坚白到达延安，先在陕北公学第3期第25队学习，8月毕业后，转到抗日军政大学学习。1939年，瞿坚白在给姐姐瞿轶群的信中说：将调往别处，难以确定地址，不要再寄信去。自此便与亲友断绝了音信。
血染百草坪瞿坚白英勇牺牲
瞿坚白是1940年到达太行山八路军总部的。这一年夏季，在129师政委邓小平的提议下，冀南太行太岳联合办事处（简称“冀太联办”）成立，瞿坚白由八路军总部调到冀太联办教育处工作。1942年到太行第一中学任教导主任，年底又调到晋冀鲁豫边区政府教育厅任科长，地点是涉县悬钟村。
在敌后抗战的艰苦岁月里，瞿坚白充分发挥写作的特长，主动担任了《新华日报》（华北版）的通讯工作，采写了大量稿件。偶尔也写一点诗文。1942年5月的反“扫荡”，是太行山最激烈最残酷的一次对日军作战。5月25日，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将军在战斗中英勇牺牲。6月27日，亲自经历了这场生死考验的瞿坚白，想到了在战场上指挥作战的左权，想到了走向刑场时高唱《国际歌》的哥哥瞿秋白，随笔写下《杂感》三则，其中诗句：
生与死间只一刹那，
英勇就义前的一刹那，
是最光明最坦然最愉快的，
如果屈辱偷生虽百年又何足乐呢？
瞿坚白喜爱诗文，在清漳河两岸的抗日机关中是有名的。1987年6月，瞿坚白在太行的战友、原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党委书记兼院长张新铭寄给常州瞿秋白纪念馆的信中，有一束瞿坚白烈士的诗文，发表在《瞿秋白研究》第10辑上。
张铭新在信中说：“抄附的两节散文诗、三节杂感是瞿坚白同志写在我的笔记本上的，我随后撕下一直保存的。这些诗文是写于1942年太行区5月大‘扫荡’后的5月15日和6月27日，当时我们都在晋冀鲁豫边区政府教育厅工作，驻在清漳河畔涉县的悬钟村。”
2020年，常州瞿秋白纪念馆馆长侯涤看到我写的瞿坚白研究文章，寄来一本书《瞿秋白家世》，其中有瞿坚白致张铭新一封信：
新铭兄：
我于三月十九日离开边府，二十一日到此，适逢开县长会议，一连四天参加他们的会议，所以也没顾得即刻给你们写信。
我，现在决定在专署办公室工作，做调查研究的工作。据说要经常到区村去，研究典型，这样对于我却是很好的锻炼机会。但是，初次做这一类的工作，不知如何着手，自己的基础差，能力弱，怕搞不好。望你能多来信，指示一些办法，提供一些经验。我倒不怕钉子，准备把自己好好磨炼一番。除自己主观的努力外，还望老友们多多给以帮助。
坚白2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