瘟疫（天花、鼠疫、霍乱等）自古便是一个社会性的难题。早在商代，中国就有了瘟疫的文献记载《小屯·殷墟文字乙编》，到春秋战国时，人们已对疫情有了较高的认识，《礼记·月令》多次提到“疫”：
“孟春行秋令，则民大疫。”
“季春行夏令，则民多疾疫。”
“果实早成，民殃于疫。”
先民们早已总结出，季节异常、违背自然规律行事，容易爆发疫情。
在古代中医典籍中，记载了大量瘟疫理论。《素问·本病论》中首次提出了“瘟疫”病名，《黄帝内经》则出现了“疠”、“温厉”、“疫”等九个概念，《内经》提出五运内气导致瘟疫，张仲景《伤寒杂病论》的问世也是由于疫病。
那么古代是如何解决疫病问题的呢？
晋、隋、唐时期，人们对瘟疫的认知处于上升阶段，但留下了许多方剂，流传至今，依然沿用。这时期提出的“太乙流金方”流传极广：
将草药香物制成香囊佩戴于胸，如藿香、艾草、千里光、佩兰等，或悬挂于帘帐，或烧燃烟熏于居室。
唐代王焘于《外台秘要》中记载了22种辟瘟方，如知母解肌汤、大青消毒汤、地黄汤、香豉汤等。
到了宋、元、金时期，中医学的发展已趋向于完善，将瘟疫性质仔细区分、对症下药。宋代庞安在《伤寒总病论》中，将伤寒与温病区分；金代刘完素则为寒凉派代表人物；张从正在《儒门事亲》中将瘟疫分为“天”与“地”两类。这些理论研究，对后世影响非常深远。
到明清时期，中华民族已经总结出一系列相当完善的经验。
首先是隔离控制。
西汉时，《后汉书·孝安帝纪第五》就有记载：
“会稽大疫，遣光禄大夫将大医循行疾病……赐棺木。”
——对瘟疫患者的尸体进行隔离，能有效防范疫情传播。光进行尸体掩埋是不够的，清代熊立品《治疫全书》中记载道：
“伤寒无鬼，气候相传”
“福祸无门，唯人自召”
即邻里之间，首先就要切断联系。家人之间，亦要注意隔离，如清代陈耕道《疫痧草》记载：“家有疫人，吸收病人之毒而发病者，为传染，兄发痧而预使弟服药，若弟发痧而使兄他居之为妙乎？”
强调环境隔离。王孟英《重订霍乱论》中记载：“人烟稠密之区，疫疠流行。”，强调在疫情传播阶段，人们要避免聚集性活动，避免近距离接触。
其次是控制环境。
《鸡肋篇》中记载：“纵细民在道路上，亦必饮热水。”，和西方人不同，我国自古就重视喝煮沸过的水，这样就能防止病菌侵入。但光靠煮沸热水也是不够的，在疫病传播期间，将井水消毒、空气消毒也是重要的举措之一，在古装类型的电视剧中，我们也可以经常看到，一旦出现瘟疫，井水就成了需要切断的来源之一。
《肘后备急方》中首次提出了空气消毒法，即用雌黄、雄黄、朱砂等消毒物制成虎头杀鬼方，在房屋中燃烧进行空气消毒；清代刘松峰的《松峰说疫》记载了饮用水消毒法：用赤豆、糯米浸泡在水缸中，每日取用；将苍术净水消毒；用麻子三七粒、赤豆七粒共撒水井中。
此外，居住之所的洁净也极为重要，陈虬《瘟疫霍乱乱答问》中写道：
“沟渠宜打扫清洁，衣服宜浆洗干净。”
“房屋大者宜多开窗牖，小者须急放气孔，而尤要者，则厕桶积秽之处，日施细炭屑其上，以解秽毒。”
最后是个人调养。
疫情泛滥时，应当注意个人卫生。《备急千金要方》中记载：“凡时行疫疠，常以月望日，细锉东引桃枝，煮汤浴之。”
《延年秘录》中记载，用桂心、兰草、大黄、麻黄等沐浴，可止疫情。
在精神上，《内经》中记载：“正气存内，邪不可干。”“志闲而少欲，心安而不惧，形劳而不倦。”陈虬《瘟疫霍乱乱答问》中写道：“一切耗神之事，总宜戒断。”，强调颐养正气，注重精神调养。
此外，饮食方面，需要忌口。晋代葛洪《肘后备急方》记载：“凡得毒病后百日之内，禁食猪、犬、羊肉……又禁食面食、胡蒜、韭、生菜、虾辈。”
总之，清代基本形成了对抗疫情的体系，但由于科学技术不够，无法如现代这般快速有效地解决疫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