丧葬民俗文化，是中国传统民俗文化的又一重要内容。明清以来，随着台湾的逐步开发，台湾和大陆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交往联系的不断加强，台湾地区民俗文化的演变发展，更加文明开放。而台湾地区散居的少数民族，由于社会历史发展条件的限制以及自然生态环境的制约，直至明清时期乃至于近代，其生产力发展水平仍然十分低下，民俗文化仍然保留了较大的原始性与分散性。丧葬民俗文化，也是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台湾少数民族民俗文化的风貌与特色。对于进一步认识台湾少数民族总体社会发展水平，以及民俗文化演变的规律与态势，或可提供更多的历史认识与借鉴。
1、墓地选择
墓地，即埋葬死者之地。中国古代民俗文化中，古人非常重视墓地的选择，经过长期的实践与总结，逐渐形成了一整套充满迷信色彩的风水理论。选择墓地，需要观察地形地貌，山水形势，以便趋吉避凶，庇佑后代。而台湾少数民族，于墓地的选择则较为淡化简单。虽然台湾少数民族，在长期的生产与生活活动中，也有一套选择墓地的方法，但至少显得较为粗糙随意。台湾少数民族的墓地选择，多取死者死亡之地作为埋葬之地，故多实行室内葬，这是一种较为独特的葬俗。如台东地区所谓“生番”，“人死，即葬于死所，死于路者葬于路，死于床者，葬床下，掘地数尺，然后埋之。其生平所用剑戟，同瘗穴中，附食物少许，以为祭奠之仪，此外则无丧礼。”
台湾少数民族所盛行的室内葬，是有其重要的民俗文化意义。如南投县泰雅族人认为室内葬是一种善终的标志。他们称死亡意义是灵魂出窍不归，把死亡分为善终与恶死两类。而其善终，是指死者死亡在家而有亲属在侧者。恶死，则包括野外露死，或被害非自然的死亡，自杀、难产等亡故者。所以一般善终者均实行室内葬，装殓妥当后，即由男性近亲在死者临死之床下掘一圆穴，深五六尺，足以竖放下尸体后头上尚余一、二尺之高度，然后将尸体下葬，并以死者之番刀、烟斗等常用之物为附葬品，最后盖一石板，覆土平穴。剩余的墓土与死者留下来的衣物一齐运出弃之野外，参加埋葬之人，葬毕则在溪流之处洗身，并将其身上的衣服弃之荒野而归。而所谓恶死者则不能享受此待遇。
泰雅族认为一切非自然的死亡，或战死、自杀、难产者等死亡者，皆为不吉，普遍即在其死亡的地方就地掩埋之。难产死者，葬后全家充屋而走，另建新居。凶死之丧葬事毕后，一定要请巫师作祭，驱除恶灵，而后始能恢复正常。实际上是鬼魂祭拜的一种反映，迷信鬼魂有超人的力量，所以需要以躲避的方式，或借助宗教力量驱除恶灵，以庇护在生之人。
有些地区的少数民族，其家人即使是属于善终一类的死者也未必可以长眠室内，还必须迷信一些自然现象，以判明死者室内葬是否合适。如彰化县少数民族，“瘗，或于门内之右，掘深窑，编竹置尸其上，室其下，离土可三、四尺间，数旬辄发视，窑有菌生或草木则喜为吉，置酒会邻里聚欢，或土色不佳，则涕泣号跣，移置他所。”
一些地区的少数民族则盛行室外葬，即使善终之人也不例外。如花莲县阿美族他们把一些所谓善终之人埋葬在室外。一般把尸体移到本家，由本家老人在前庭选择埋葬地点。砍一株香蕉置墓穴预定地，干南梢北，随穴掘入。挖掘墓穴之人须一气完成，工作时不得休息吃饭。并忌用水。墓穴凹壁用木板或茅草围起，再钉木桩巩固之。墓穴造成后，本家与丧家各制半熟饭团，用蕉叶包裹，再以破布扎好，放置穴内西南隅。这是不同民族、部族所具有的不同风俗习惯，并非有一定很严格的标准，墓地选择也是一样。
台湾少数民族墓地选择，显然较为杂乱。民族、部族之间仍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性，但也显示了其独特的地方民族丧葬民俗文化意义。一方面把墓地选择作为庇佑后人，趋吉避凶的一种手段。如墓地的选择加工就有诸多禁忌。如上述花莲阿美族，墓地的选择制作表现了诸多禁忌与规矩，表达了对死者鬼魂的恐惧与崇拜。另一方面通过墓地的选择，作为死者死亡性质类别的鉴别与标志。如善终者，在台湾不少地区的少数民族，多实行室内葬，而对于其它由于各种意外而死亡的死者则一般随地而葬。即使有将恶死之人葬在屋内，全家也要迁移他所。他们认为类似的所谓恶死之人，会给后人带来厄运。可知台湾少数民族墓地的选择，具有独特社会民族文化意义。尽管与中原汉族相比，尚缺乏较完整的风水相地理论。而较多地表现在民族的习惯习俗上。
2、葬具的构成
用于殓葬死者遗体的器具称为葬具。葬具的构成也是丧葬文化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份。因为葬具的构成应用，同样受到文化传统、生活习俗以及自然环境等因素的影响，台湾少数民族的葬具构成也不例外。
或有裸葬，即不用葬具殓葬尸体。这在台湾少数民族的丧葬文化中，表现较为普遍，其形式也是多种多样。有载：“人死，结彩于门，所有器皿衣服，与人生均分，死者应得之分，同其尸埋于床下，三月后会集同社，将死者取出灌以酒，然后深葬，葬不用棺槨，移居，仍取出再埋。”
又新竹地区，“凡下山番，男女老幼身亡，不用棺殓，只就着身衣服或制以新衣穿之，床下开一穴以掩其尸。”［7］反映了台湾一些少数民族对保存或保护先人遗骸意识十分淡薄。
有些地区的少数民族则以番布或鹿皮包裹尸身入土。南路凤山傀儡番，“父母兄弟故，家业器用一家均分，死者亦一分，埋葬于屋内，挖穴四围立石，先后死者，次弟坐葬穴中，无棺木，只以番布包裹，其一分物件，置尸侧，大石为盖，米粥和柴灰粘石罅，使秽气不泄。”淡水地区，“淡南番死，男女老幼皆裸体，用鹿皮包裹，亲属四人舁至山上，用鹿皮展铺如席，以平生衣服覆之，用土掩埋，服尚白。”
上述裸葬或以番布鹿皮裹葬，是和台湾少数民族的某些宗教信仰观念有关。台湾少数民族认为人死以后灵魂不灭，尸体虽裸露，但灵魂已在形体以外，却是穿着衣服的。因为无形的灵魂已离开尸身，因此尸身已无关紧要，其保存保留与否已毫无意义，更无需入棺或实行二次葬俗。类似的特殊丧葬民俗，当与台湾少数民族的狩猎形态与文化有关。某些地区少数民族以藤缠尸，外包鹿皮，也反映了其狩猎生产经济形态特色。新竹地区，“又有顶山番，死后皆以藤捆缚其身，作危坐之形，外包鹿皮蒙面及身，又藤二条，自下而上，结束巩固，另结一圈于顶，以木棍横穿于圈，亲属四人舁至山，开一穴，深四、五尺，坐而埋之，不封，不树，并死者财物衣服，弃置墓侧。”
另有一些少数民族则以天葬形式，弃尸野外，任鸟兽啄食。噶玛兰地区，有番人葬礼，“置死者于树枝间，任鸟雀食之，三日肉尽，乃大喜。”认为死者的灵魂已升天，故认为是大吉之喜。
或有以葬具葬尸，其葬具质料构成，则以木石材料为多见。北路诸罗番坑仔等社，“番亡用枋为棺，瘗于厝边，以常时什物悬墓前，三日外，阖家澡身除服，又与别社期年三月十日者不同。”有些则只有富者贵族方用棺木，所谓：“富者棺木，贫者草席。”也有用石棺为葬具。北路诸罗番阿里山等社，“凡遇父母兄弟夫妇之丧，头裹皁布，号哭十日，不言不笑，不履门外，葬用石板四片，筑四方穴，屈曲尸膝，坐埋于中，上盖以石板，覆以土。”也有以窑缸为葬，北路诸罗番傑巅、大武垅等社，“番死，名麻八歹，当未葬时，在社鸣锣，丧家披发，皁布裹头，而止露二目，亲属酹死者以酒，哭尽哀，以大窑缸作棺，瘗本厝内。”也有一些以树身为葬尸之处。北港“王字番”，“死后刳大树以尸入其中，仍以树皮包裹，隔年胶合无缝，树杆苍翠胜常，子孙常以牲牢祀之。”
树葬，又有称为风葬，实际上是一种古老的丧葬形式，在中国古代，南北地区的少数民族，都曾以树为葬，当然形式乃不尽相同。台湾少数民族，以树为葬，可能也是对其原始狩猎时代树居生活的某种追忆意识的反映。台湾地区湿热多雨，林木茂盛，居住在深山密林的少数民族，对森木林木有着特殊的感情与寄托，其葬尸于树，并以树为祀，拜祭先人，可能也是出于祖先崇拜、自然崇拜思想观念的影响。
台湾少数民族葬具构成，反映了台湾少数民族葬具应用的多样化与不规范性。一方面说明了台湾少数民族丧葬民俗文化的丰富多彩，地方民族特色浓厚。另一方面也可能反映了台湾少数民族的文化习俗与精神意识，至少在明清时期，仍具有相当的原始性。因为按照葬具演变的一般历史规律，随着生产力与科学文化水平的发展进步，人类认识水平的提高以及科学思想意识的普及吸收，葬具的发展必然趋向统一，更为简化。所以台湾少数民族葬具构成的多样化，应该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其思想文化意识仍处于相对较低的水平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