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的平安老醮九大会(简称老醮会)原是当地民众在民国十八年发生的重大灾难面前为稳定人心，以追念、祭奠因瘟疫而死去的“三代亡灵”为契机，以陕北源远流长的民间宗教信仰为纽带,以“祈保平安”为主题，集成了舞蹈、音乐、戏曲等多种文化形式，形成了黄土地上一个综合性的大型文化活动。
延安老醮会由延安市安塞县东部和宝塔区西北部3个乡镇的100余个自然村组成，建会至今活动已延续整80年。
80年前，陕西还有甘肃、宁夏、山西、河北等省发生了一场连续三年的大灾难。特别是1929年的陕西，灾种多达7种，灾荒遍及全省92县。
据1929年11月陕西官方就关中地区8个县的不完全统计，死亡人数即达398，270人，另有受灾642，308人，逃荒121，689人，三项合计约占8县原总人口的77％；民国19年（1930年）底陕西省赈务委员会主席、民政厅长邓长耀的《陕灾报告》发布：全省有200多万人活活饿死，200多万人流离失所，逃亡他乡，800多万人以树皮、草根、观音土苟延生命于奄奄一息、在旱灾发生的同时，又有风灾、雹灾、虫灾、瘟灾、水灾、火灾、兵匪之灾一起袭来。使全省92县尽成灾区。赤野千里，尸骨遍地。甚而人人相食，惨绝尘寰。
当时的陕北，据《赈务总干事年度报告》称：“西部三年迭遭歉收，东部客岁农收占二成至二成五，西部仅占一成至一成五……灾民自客秋起即纷纷迁避出境，至本年五月至人口总数仅剩十今之四，其中死于饥馑食亦复不少……至灾民食物代用品，大抵为草根、树叶、麸糠等”。近年在陕北考察中民间犹听老年人传说：各地饿殍遍野，树皮剥尽，饥民吃泥土、石头、牛粪乃至人相食；更可怕的是断续反复了3--5年的瘟疫，多处有全家人死光、全村人逃亡、连年大牲畜大片瘟死的情况。
“民国十八年大年馑”给陕西历史留下了可怕的伤痛和惨重的教训。而延安老醮会，就是在这场大灾难面前，陕北农民为救人济世、稳定社会，以追念、祭奠、超度民国十八（公元1929）年因瘟疫而死去的“三代亡灵”为契机，在陕北民间真武祖师崇拜基础上，推出西天古佛、道教药圣，以“祈保平安”为主题，形成的一个综合性的民俗文化活动空间。其中包括祭祀礼仪、手工艺制作、建筑、绘画、雕塑、舞蹈、音乐、巫术、歌谣、说唱、戏曲等多种文化形式。
延安老醮会“祈保平安”的主题，通过一系列活动反复表述----村民一齐动手制作、赠送和张挂“平安吊”彩笺；扎制和装置纸塔；诵经、献祭、礼拜等公众仪式场面；唱“阳歌”、打腰鼓“沿门子”、迎神、转灯（转九曲）；专为追悼 “三代亡灵”举行的“升幡”、“扬幡”、“收幡”，是醮会活动的核心环节，忌口人引导阳歌队、腰鼓队与村民们走“须弥山”、转“八卦”，路线盘旋绵长，节奏庄穆舒缓，形式古老深奥而美观；抬起楼轿“圈村”禳灾、拜谢匠人、迎布施，体现了顽强的生命意志和深厚的人性关爱；还有为保佑小孩健康成长的“过关”仪式，富于生机和风趣，气氛喜庆欢快。
延安老醮会是活态的“纪念碑”。民间信仰是传统乡俗文化艺术核心层的动力，促成民间信仰发生和变迁的主要因素是灾难，面对强大的灾难，秉持信仰的民间善士除过自愿从事社会救助之外，还实行心理自救和发挥了慰藉民众、鼓励生命勇气、维系社会安定的积极意义。延安老醮会比较鲜明地显示了民教宗教义愍的本原，这也是它最具现代人文化价值之处。
80年前7个村发起的“平安醮会”，后来成为有100多村加入的“老醮会”，根据当地具体条件形成九大会，每年由一个会的一个村子轮值办会，而各会各村协同支持。它的发展凝聚了丰富深厚的乡村生活内涵，除过广为人知的“腰鼓”之外，还保留了一批本土神秘文化的知识和技术，也保留了许多独特的手工艺技术，为近现代乡村社会史研究提供了一个完整的典型。
它的组织脉络有如一株盘根错节的大树，成为延安乡民精神生活结构中一部分，这也是观察研究我国民间“社——会”文化生态机制不可多得的生动案例。当前我国社会处于全面转型阶段，陕北农村社会也处在工业开发和“退耕还林”、“退牧还林”政策双重推动、剧烈变动的环境下，采用适当措施保护延安老醮会，并密切观察它如何在新社会环境之中获取新的生命空间，对我们整个民族的精神生活取向可能会有深长的参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