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一新（1846—1894），字蓉生，号鼎甫。义乌毛店镇朱店人。清光绪二年登进士，历官内阁中书舍人、翰林院编修、陕西道监察御史。为官正义刚直，爱国忧民，直言遭贬。致意执教，任广东肇庆端溪书院主讲及广州广雅书院（广州中山大学前身）山长（校长）。著述颇丰，对经学尤有研究，为清末著名学者、汉宋调和学派代表人物之一。
没一日弃书不看
朱一新生于清道光二十六年（1846）十一月初五。五岁从师认字，听邻座同学读《中庸》、《论语》，就默默记住，等到塾师教他时，大半已能背诵。
咸丰十一年（1861），太平军占义乌，朱一新父朱凤毛带头组织民团抗御，家属避居深山。时一新已成少年，往来家中与避居地，父亲说他：“小少荒山弟妹俱，往来侍母备薪储；最难一卷随身读，避寇三年不废书。”同治三年（1864）十二月，补办癸亥科试，一新得入县学。接着举行本届岁试，一新中秀才（增生）。次年科试，又成为可以月领膏火费的廪膳生。
同治七年（1868），一新就读金华丽正书院。次年，在杭州西湖孤山的“诂经精舍”肄业。这所由乾隆时著名学者阮元创办的书院，照例于每年六月由学使命题考试。此年，学使徐寿衡侍郎出了经、史、辞章数十道题，连当时颇有名气的生员都感到为难，不得不“殚精罩思，并力合作”。唯有一新独自答卷，写成的卷纸厚达一寸。徐侍郎大为赞赏，评为“一日干里，必可大成”。是时诂经精舍特置超等生六名，一新即属其中之一。在金华、杭州数年的求学生涯，诚如他自己所说成：那时十分拘谨，慎交友，不优游，专心学业，终其一生也。“没有一日弃书不观”。
在朝为直臣
同治九年（1870），一新参加乡试，与比他小四岁的胞弟怀新同时中了举人。一新所作策论中已露直陈时弊的端倪。考中举人，一新当年就到北京，捐资任职“内阁中书舍人”，担任一般文秘工作。因为在京都，又在收藏掌故档案图籍极其丰富的内阁办事，见闻多，视野也更广阔。内阁中书舍人三日轮到一次值班，十日轮到一次值宿。一新有较宽裕的时间从事读书著述，著成《汉书管见》，着手编纂《京师坊巷志》。光绪二年（1876）中恩科进士，殿试二甲，朝考一等，授翰林院庶吉士。次年散馆，改列一等，升翰林院编修，为《国史》儒林、文苑传搜撰资料。
光绪九年（1883）夏，法国军队强使越南成为法国殖民地，进而窥视我国云南、广西。八月廿二日，朱一新上《请速定大计以耆危局疏》，请求坚决抗阻法军侵越。同年十二月，法军大举进攻中越边境的中国驻军，因将领互相拆台，中国军队溃败，朝廷又派李鸿章与法国特使在天津议和，处处退让。十年（1884）四月十八日，朱一新与同事二人上《和议末可深恃疏》，建议加强海防。九月初七又单独上《敬陈管见疏》，提出加强防务、抵抗入侵之策略。
十一年（1885）秋，朱一新被简放湖北乡试副考官，参与选拔人才。生员周树模策论中有触犯时忌的语言，一新仍大胆荐拔他中举人。工作结束，受慈禧破例召见。是年冬，任陕西道监察御史，职司言官，更敢直陈己见，指斥时弊。十二年六月，他上《敬陈海军事宜疏》，提议将胶州建成海军基地；闽粤添置水陆学堂，训练储备人才……这些议论颇受当时有识之士赞赏，但未被掌权者采纳。这一年，慈禧派醇亲王奕擐（道光帝第七子，光绪帝戴湉能生父）到天津巡阅北洋海军，又派太监李莲英随行。八月十四日，朱一新上《预防宦寺流弊疏》，其中说：
今夏巡阅海军之役，闻有太监李莲英者随至天津，道路哗传，士庶骇愕。意深宫或别有不得已之苦衷，非外臣所能喻。然宗藩至戚，阅军大典，而令刑余之辈厕乎其间，将何以诘兵戎而崇体制？……
从古阉宦之流，巧于逢迎而昧于大义，往往引援党类，播弄语言，使宫闱之内，疑贰渐生，而彼得售其小忠小信之为，以阴窃夫作福作威之柄。此前代之积弊，皆史册所昭垂。
疏入，朝士震骇，一新坦然无惧。慈禧阅表震怒，诘问“深宫或别有不得已之苦衷”是什么意思?八月廿七日，一新上《明白回奏疏》作辩解；大意说：现在醇亲王整顿海军，不能不出去巡回视察，可是他位高望重，远涉海洋，圣心可能为他安全考虑，而派太监随行，表示体恤重臣，这就是臣所谓“不得已之苦衷”的意思。由于措词不够明白，以致造成误解。
他不但不承认自己说错了，反而进一步揭露李莲英这个奴才恃宠而骄、妄自尊大的罪过：亲藩远涉，内侍随行，在朝廷则为曲体宗亲，在臣庶则很新鲜。还听说北洋大臣曾以座船迎接醇亲王，亲王不肯乘坐。李莲英却上船乘坐，沿途办差的误以为亲王来了，真骇人观听，如果该太监不收敛，继续这样做，“为害何可胜道?”
呵责奴才，伤及主子。慈禧更加恼怒，将朱一新降职为六部主事候补。直言受责，朱一新就以母亲患病为由请准回乡。
泰然恬退
一新以母疾求归，台省同官相送，京师士民皆说他是真御史。他认为直抒己见，指陈时弊，是守职尽责，因此丢官并不怨愤后悔。他在致友人的信中表白：所谓谏臣，要论理是非，不计利害，不诡随，不矫激，……今则多半明哲保身而不说。该说的大家不说，那怎么行呢!我自不量力，想振厉颓俗，使天下知道有正确的言论。虽因此不幸而获罪，但亦无愧职守。另一信中说：
一新身唐言责，愧负清时。近以灾异，上言请斥宦寺，迭奉严旨诘责，左官六曹。一身之进退行藏，久已置之度外。第念时艰方亟，丝毫无补，而徒使小臣得直谏之名，大局鲜转圜之益。深愧积诚未至，无以感动圣听也。窃意居言路时，当直陈所见，以期无负此官；既凿枘矣，则老亲在堂，自当早为归养计。
一新自京归里，母病即愈。他曲尽孝养，布衣素食，无异寒士。一生自奉俭约，在京供职13年，无官邱亦无私宅。他先是寄离草市苏家坡金华会馆，光绪五年大病，友人以其地偏僻，照顾不便，改赁位于广宁门（俗称彰义门）大街西砖儿胡同的法源寺僧舍居住。官俸菲薄，除书籍衣被外，别无长物。当官时已清苦，丢官后连原来的一点固定俸禄也失去，当然更清贫。他说：“至境遇之顺逆，则有莫之为而为者，凡事到无可奈何时，唯有听之于数，固未尝以是为戚戚也”。
直言遭谪丢官，一新心胸坦荡，更不以清贫为耻，因一向认为“士不固穷，何以为士；素位而行，贫贱无可耻也。”故乡山水虽美，长期寓外后得以叙天伦之乐，承菽水之欢，但没有多少积蓄，又无大片田土，一家老少衣食难缺，难以长期优游自适。离京不久为谋甘旨之需致书知己求助。远在广州的两广总督张之洞，驰函商聘朱一新到广东肇庆主讲端溪书院。张之洞（1837—1908），字香涛。直隶（今河北）南皮县人。同治三年（1864）会试、殿试中一甲第三名，曾任翰林院编修、国子监司业，此时任两广总督。他们在北京时就相互熟悉，并曾同为纂修《顺天府志》出力。张之洞深知朱一新的学识、才能和事业心，这时以疆吏要员身份，不顾社会上可能发生的罗致重用谪官人士的非议，诚恳函邀一新赴粤。虽然路途较远，一新还是于光绪十三年（1887）八月到广东，次年初到肇庆，任端溪书院主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