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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义乌先贤朱一新

浙江义乌先贤朱一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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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一新(1846—1894),字蓉生,号鼎甫。义乌毛店镇朱店人。清光绪二年登进士,历官内阁中书舍人、翰林院编修、陕西道监察御史。为官正义刚直,爱国忧民,直言遭贬。致意执教,任广东肇庆端溪书院主讲及广州广雅书院(广州中山大学前身)山长(校长)。著述颇丰,对经学尤有研究,为清末著名学者、汉宋调和学派代表人物之一。

没一日弃书不看

朱一新生于清道光二十六年(1846)十一月初五。五岁从师认字,听邻座同学读《中庸》、《论语》,就默默记住,等到塾师教他时,大半已能背诵。

咸丰十一年(1861),太平军占义乌,朱一新父朱凤毛带头组织民团抗御,家属避居深山。时一新已成少年,往来家中与避居地,父亲说他:“小少荒山弟妹俱,往来侍母备薪储;最难一卷随身读,避寇三年不废书。”同治三年(1864)十二月,补办癸亥科试,一新得入县学。接着举行本届岁试,一新中秀才(增生)。次年科试,又成为可以月领膏火费的廪膳生。

同治七年(1868),一新就读金华丽正书院。次年,在杭州西湖孤山的“诂经精舍”肄业。这所由乾隆时著名学者阮元创办的书院,照例于每年六月由学使命题考试。此年,学使徐寿衡侍郎出了经、史、辞章数十道题,连当时颇有名气的生员都感到为难,不得不“殚精罩思,并力合作”。唯有一新独自答卷,写成的卷纸厚达一寸。徐侍郎大为赞赏,评为“一日干里,必可大成”。是时诂经精舍特置超等生六名,一新即属其中之一。在金华、杭州数年的求学生涯,诚如他自己所说成:那时十分拘谨,慎交友,不优游,专心学业,终其一生也。“没有一日弃书不观”。

在朝为直臣

同治九年(1870),一新参加乡试,与比他小四岁的胞弟怀新同时中了举人。一新所作策论中已露直陈时弊的端倪。考中举人,一新当年就到北京,捐资任职“内阁中书舍人”,担任一般文秘工作。因为在京都,又在收藏掌故档案图籍极其丰富的内阁办事,见闻多,视野也更广阔。内阁中书舍人三日轮到一次值班,十日轮到一次值宿。一新有较宽裕的时间从事读书著述,著成《汉书管见》,着手编纂《京师坊巷志》。光绪二年(1876)中恩科进士,殿试二甲,朝考一等,授翰林院庶吉士。次年散馆,改列一等,升翰林院编修,为《国史》儒林、文苑传搜撰资料。

光绪九年(1883)夏,法国军队强使越南成为法国殖民地,进而窥视我国云南、广西。八月廿二日,朱一新上《请速定大计以耆危局疏》,请求坚决抗阻法军侵越。同年十二月,法军大举进攻中越边境的中国驻军,因将领互相拆台,中国军队溃败,朝廷又派李鸿章与法国特使在天津议和,处处退让。十年(1884)四月十八日,朱一新与同事二人上《和议末可深恃疏》,建议加强海防。九月初七又单独上《敬陈管见疏》,提出加强防务、抵抗入侵之策略。

十一年(1885)秋,朱一新被简放湖北乡试副考官,参与选拔人才。生员周树模策论中有触犯时忌的语言,一新仍大胆荐拔他中举人。工作结束,受慈禧破例召见。是年冬,任陕西道监察御史,职司言官,更敢直陈己见,指斥时弊。十二年六月,他上《敬陈海军事宜疏》,提议将胶州建成海军基地;闽粤添置水陆学堂,训练储备人才……这些议论颇受当时有识之士赞赏,但未被掌权者采纳。这一年,慈禧派醇亲王奕擐(道光帝第七子,光绪帝戴湉能生父)到天津巡阅北洋海军,又派太监李莲英随行。八月十四日,朱一新上《预防宦寺流弊疏》,其中说:

今夏巡阅海军之役,闻有太监李莲英者随至天津,道路哗传,士庶骇愕。意深宫或别有不得已之苦衷,非外臣所能喻。然宗藩至戚,阅军大典,而令刑余之辈厕乎其间,将何以诘兵戎而崇体制?……

从古阉宦之流,巧于逢迎而昧于大义,往往引援党类,播弄语言,使宫闱之内,疑贰渐生,而彼得售其小忠小信之为,以阴窃夫作福作威之柄。此前代之积弊,皆史册所昭垂。

疏入,朝士震骇,一新坦然无惧。慈禧阅表震怒,诘问“深宫或别有不得已之苦衷”是什么意思?八月廿七日,一新上《明白回奏疏》作辩解;大意说:现在醇亲王整顿海军,不能不出去巡回视察,可是他位高望重,远涉海洋,圣心可能为他安全考虑,而派太监随行,表示体恤重臣,这就是臣所谓“不得已之苦衷”的意思。由于措词不够明白,以致造成误解。

他不但不承认自己说错了,反而进一步揭露李莲英这个奴才恃宠而骄、妄自尊大的罪过:亲藩远涉,内侍随行,在朝廷则为曲体宗亲,在臣庶则很新鲜。还听说北洋大臣曾以座船迎接醇亲王,亲王不肯乘坐。李莲英却上船乘坐,沿途办差的误以为亲王来了,真骇人观听,如果该太监不收敛,继续这样做,“为害何可胜道?”

呵责奴才,伤及主子。慈禧更加恼怒,将朱一新降职为六部主事候补。直言受责,朱一新就以母亲患病为由请准回乡。

泰然恬退

一新以母疾求归,台省同官相送,京师士民皆说他是真御史。他认为直抒己见,指陈时弊,是守职尽责,因此丢官并不怨愤后悔。他在致友人的信中表白:所谓谏臣,要论理是非,不计利害,不诡随,不矫激,……今则多半明哲保身而不说。该说的大家不说,那怎么行呢!我自不量力,想振厉颓俗,使天下知道有正确的言论。虽因此不幸而获罪,但亦无愧职守。另一信中说:

一新身唐言责,愧负清时。近以灾异,上言请斥宦寺,迭奉严旨诘责,左官六曹。一身之进退行藏,久已置之度外。第念时艰方亟,丝毫无补,而徒使小臣得直谏之名,大局鲜转圜之益。深愧积诚未至,无以感动圣听也。窃意居言路时,当直陈所见,以期无负此官;既凿枘矣,则老亲在堂,自当早为归养计。

一新自京归里,母病即愈。他曲尽孝养,布衣素食,无异寒士。一生自奉俭约,在京供职13年,无官邱亦无私宅。他先是寄离草市苏家坡金华会馆,光绪五年大病,友人以其地偏僻,照顾不便,改赁位于广宁门(俗称彰义门)大街西砖儿胡同的法源寺僧舍居住。官俸菲薄,除书籍衣被外,别无长物。当官时已清苦,丢官后连原来的一点固定俸禄也失去,当然更清贫。他说:“至境遇之顺逆,则有莫之为而为者,凡事到无可奈何时,唯有听之于数,固未尝以是为戚戚也”。

直言遭谪丢官,一新心胸坦荡,更不以清贫为耻,因一向认为“士不固穷,何以为士;素位而行,贫贱无可耻也。”故乡山水虽美,长期寓外后得以叙天伦之乐,承菽水之欢,但没有多少积蓄,又无大片田土,一家老少衣食难缺,难以长期优游自适。离京不久为谋甘旨之需致书知己求助。远在广州的两广总督张之洞,驰函商聘朱一新到广东肇庆主讲端溪书院。张之洞(1837—1908),字香涛。直隶(今河北)南皮县人。同治三年(1864)会试、殿试中一甲第三名,曾任翰林院编修、国子监司业,此时任两广总督。他们在北京时就相互熟悉,并曾同为纂修《顺天府志》出力。张之洞深知朱一新的学识、才能和事业心,这时以疆吏要员身份,不顾社会上可能发生的罗致重用谪官人士的非议,诚恳函邀一新赴粤。虽然路途较远,一新还是于光绪十三年(1887)八月到广东,次年初到肇庆,任端溪书院主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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