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莆田市，有所谓“九头十八巷”，其中一条叫御史巷，尽管时过境迁，物是人非，但仍有来自天南海北的游客流连忘返。据史料记载，自唐代以降，莆田任御史官见之于史志者超二百人，堪称“御史之乡”，莆田御史巷也因此得名。
莆田籍御史的足迹遍布神州大地，他们大多勇于为生民立命，甘做中流砥柱，忠于职守，胸怀政治抱负，每遇时局危难，多能舍生取义，救时救国，革弊除害，严明执法，匡扶正义，弹劾权奸，为后人绘就清廉高洁、浩然正气的铁面御史形象，令后世敬仰。
早在二千多年前就已经懂得对权力实行监督的必要性，并初步形成监察制度。御史制发端于战国，韩赵魏齐秦都设御史，其主要职能虽然是记史，但已经兼有监察的职务。初设于秦汉，成熟于隋唐，复兴于宋代，明清也有新发展。御史官品位不低，更因其以掌管批评朝政得失，纠弹不法臣僚为首务，并由皇帝任命，直接对君王负责，“朝廷用之为纪纲，人君视之如耳目”，向为朝野所看重。故欧阳修有“谏官虽卑，与宰相等”之说。
据记载，自唐代以降，莆田任御史官见之于史志不下百人，堪称“御史之乡”，先后涌现“祖孙三代御史”的郑积祖孙、“连弹四奸”的陈次升、“仁者之勇”的陈俊卿、“鲠论劘切”的丁伯桂、“敢言御史”的杨琅、“摧奸戢暴”的黄誉、“良御史”的林正、“铁面御史”的林兰友、“有清御史第一人”的江春霖等，他们大多满怀为民立命，忠于职守，为万世开太平的政治抱负，置个人生死于不顾，指陈朝政，救时救国，革弊除害，严明执法，匡扶正义，刚正敢言，弹劾权奸，成为社会公平正义的中流砥柱，为后人绘就清廉高洁、浩然正气的铁面御史形象，组成一幅幅光彩耀人的历代莆田御史谱。
有史料记载，莆田籍第一个御史是仙游人郑积，唐太宗贞观六年（632）登第的，曾任殿中侍御史兼右散骑常侍，身兼中央门下省和御史台要职。665年，唐高宗欲劳民伤财为其九子楚王建王宫，郑积“抗疏以陈其非，高宗乃止。汉阳（今湖北）百姓立碑以纪之”。此外，在唐代任御史官还有郑方迕、郑朗、林藻、陈峤，以及任荆州道御史的白金。
武则天废中宗为庐陵王后，郑方迕（系郑积之子），因堂堂男子不能“屈身于女主之座下”，遂解官而去。郑朗为郑方迕之子，史称其遇事敢言，不屈不阿，慷慨劲直，以汉汲黯、晋嵇绍自许。郑积祖孙三代御史，成为莆田御史谱的佳话。
白金任荆州道御史时，史称其布德施惠于民，民爱之如父母，当地歌谣曰：“我爱白公治万民，枯株落草见阳春；我爱白公仁百姓，穷谷深山闻善政。赤子何辞祝我公？愿言代代相君王。”
唐代任职最高的御史官是郑良士（856-930）。他任康州（今广东德庆）恩州（今广东阳江）刺史，兼御史中丞（御史台副职）时，年不到三十。后因目睹朝政腐败，才华难以施展，毅然弃官归隐故里。无独有偶，黄滔（840-911）于唐昭宗时任国子四门博士，因宦官乱政，愤然弃职返乡。后为时任威武军节度使王审知所赏识，奏请朝廷授为监察御史里行兼本节度使推官，辅佐王治闽，颇有政绩。翁承赞（859-932）也曾任五代后梁朱温政权的左散骑常侍兼御史大夫，后也因不满朱之骄恣而辞官回闽，被王审知拜为同平章事，位居相位。向以直言敢谏为朝野所推举。
宋代，莆田人御史官人数倍增，有记载者二十余人，且均居高位。其中任御史台台院侍御史者有：陈次升、蔡卞、叶大有。任殿院殿中侍御史者有：薛岳、方慎言、翁损、郑伯玉、方禧、林大鼐、陈俊卿、黄黼、傅楫、陈谠、余崇龟。任察院监察御史九人：许彦正、许稹、龚茂良、康梦庚、丁伯桂、林彬之、陈文龙、陈靖、方偕、王回、傅淇、李梦龙。
宋代莆田籍御史官履职御史台相当活跃。傅楫于宋徽宗时任殿中侍御史。奸相曾布试图拉拢其同流合污，傅楫岿然守正，不徇私情。对朝廷及曾布颁令不妥者，均直谏不讳。殿中侍御史陈谠，秉性爽直，论事直言不讳，不计得失，因而触怒权相陈自强终被调任。历任监察御史、殿中侍御史、台院侍御史等职的陈次升，坚持弹劾奸相章惇、蔡卞、蔡京、曾布恶行，曾一度致四奸先后被罢贬出京。殿中侍御史陈俊卿，直言敢谏，宋高宗誉其为“仁者之勇”，官至相位。陈文龙任监察御史，奏劾追究范文虎坐失襄阳之罪，批评朝廷赏罚不明，用人失当，因而激怒权相贾似道，被借故调离、罢官。余崇龟系权相史弥远荐举任监察御史的，他上章揭露朝臣和大夫们“叙谱系，结姻亲，称门生，呼恩府”廉耻道丧的腐败风气，建议“整肃朝纲”。他坚决反对史弥远屈服金朝，献韩侂胄头颅求和，痛言“函首送敌，辱国甚矣！”丁伯桂“论事戆直，无所附丽”，任监察御史二年，“鲠论劘切”，直指权相史弥远擅权误国丑行，呼吁朝廷改弦更张，富国强兵。
据史志记载，整个明代莆田籍御史官员的人数激增至八十余人，其中任都御史、右副都御史、右佥都御史者计二十三人，他们是：翁世资、林棨、彭韶、方良永、林富、林有孚、林大辂、刘勋、林云同、郭应聘、陈志、林润、柯昶、唐际盛、郑懋华、陈应元、吴兆元、林贽、黄鸣俊、林一柱、林兰友、余飏；任监察御史者二十五人，他们是：方征、周弼、陈道潜、黄建、陈用、林辉、李梁、黄誉、叶峦、林正、方岳、吴玉荣、朱悌、吴球、陈杰、马明衡、姚鸣凤、陈应之、林应聪、林若周、张日韬、方一桂、朱浙、郑芸、林应箕、史梧、林道南。
派任全国各道任监察御史有：山东道的林熊、方元会，浙江道的朱胜、方鲤、黄待显、郑洛书，云南道的黄深、俞诲，广东道的林诚、林正、林秀琼、朱俨、许瀚、詹宽，河南道的杨琅、林休征，贵州道的方珪，陕西道的陈珀，河南道的陈茂烈，广西道的陈伯献，南京道的姚鸣凤、姚虞，湖广道的陈扬善。
任六科给事中的御史官有：周弼、方征、程士、陈继之、宋雍、朱宽、陈按、黄琏、陈鲤、林元甫、朱文汉、黄谦、戴士衡。
明代莆田籍御史履职事迹，史志记载较多。杨琅任河南道御史时，上书建言人主“用贤修德”，并品点人事，时称杨为“敢言御史”。黄誉历任南京监察御史、浙江按察司、布政司并巡按两准、应天等职，所到之处，“摧奸戢暴”，得绰号“括地黄”，喻除草必尽。林正任监察御史，巡按苏松常镇四郡和广东等地，击贪戢暴，凛凛有风，官吏敛肃，时称“良御史”。张日韬，四个月连上七疏，慷慨指陈时政得失，吁请抑制外戚权势。后因谏阻嘉靖帝称生父为帝之违礼行径，被廷杖至死，刘勋、姚鸣凤、郑洛书、林若周、林应聪等莆籍御史官也同案遭廷杖。彭韶，以都察院副都御史巡抚江南时，以简洁廉明行政，吏不敢犯。后升任刑部尚书，坚决法办在两广总督任内贪赃巨万的安远侯柳景。
彭韶历事三朝，崇尚正气，不避权贵，秉公执法，勋业显著。林俊为官持正不避嫌，处事“宁违诏，不改法”，为朝野所推崇。刘瑾专权之时，他毅然上书“请除大逆刘瑾，以谢天下”。曾因疏谏明宪宗发巨额库银建寺养寿一事，激怒宪宗，致被廷杖，下至死狱。林润任南京道御史时，正值奸相严嵩弄权，其子严世藩与党羽鄢懋卿、罗龙文等朋比为奸，无恶不作。林上任后即弹劾鄢懋卿五大罪状，不久继续疏劾严世藩、罗龙文狼狈为奸、多行不轨、密谋谋反，促使世宗怒斩二人于市，并将严嵩削职为民，抄了家。林兰友任南京湖广道监察御史时，不徇私情，一日内三次疏劾时任户部尚书的同乡并同科的薛大丰恶行，轰动朝野，人称为“铁面御史”，后升任兵部尚书、右副都御史。
清代，莆田籍御史官的人和事，见之于史志者大为骤减，主要因为明末倭寇对莆田府、县、卫学的严重摧毁和对士人的野蛮残杀；莆田仕族对清朝入侵者的强烈抵制情绪和清政权对莆田实行报复性的截界、迁民政策，致使士人科举热情大降，中举者剧减，任御史者自然稀少。不过，仍不无光耀史册的人和事。
他们是：浙江道监察御史廖必琦，福建巡抚吴孙逢，湖广道监察御史林扬祖，佥都御史、巡抚广西、广东的彭鹏，“有清御史第一人”的江春霖。江春霖于光绪三十年（1904）考取御史，时人称他“直声动天下”，慈禧称之为“戆直御史”，林纾在为江春霖撰写的墓志铭中称江为晚清“谏官第一人”。
莆田历史上出现众多铁面御史并非偶然，而是家族重视清廉教育的结果。清康熙中，彭鹏尝致书教育胞弟说：“普天下争于名利关头，营营恋恋。汝寡兄胸中，绝无此两字。贫者士之常；清白者，吾家祖训。为儒食贫，为吏清白。咬断菜根，万事作得，耐之而已。”彭鹏的清正廉介之风，正是其不畏强御，参劾权邪的底气所在，亦是得以建功立业的一个重要原因。
兴化大地上走出的这些御史，他们的节操德行，对后代莆田人产生巨大的示范作用，是莆田丰富历史文化遗产之精华，是托举“文献名邦”辉煌的一大支柱。对于当今人才、价值观教育及廉政建设等方面，均有可资借鉴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