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板桥是清朝的一位书画家。他一生最杰出的成就，是在诗、书、画方面独树一枝，堪称“诗、书、画”三绝”
郑燮（1693.11.22-1765.1.22），清代著名画家。字克柔，号板桥，也称郑板桥。“扬州八怪”之一。乾隆时进士，曾任潍县县令，书画史。江苏兴化人，应科举为康熙秀才，雍正十年举人，乾隆元年(1736)进士。官山东范县、潍县知县，有政声“以岁饥为民请赈，忤大吏，遂乞病归。”作官前后，均居扬州， 以书画营生。工诗、词，善书、画。诗词不屑作熟语。画擅花卉木石，尤长兰竹。兰叶之妙以焦墨挥毫，藉草书中之中竖，长撇运之，多不乱，少不疏，脱尽时习，秀劲绝伦。书亦有别致，隶、楷参半，自称“六分半书”。间亦以画法行之。印章笔力朴古逼文、何。为人疏放不羁，以进士选县令，日事诗酒，及调潍县，因岁饥为民请赈，忤大吏，罢归，居扬州，声誉大著。恣情山水，与骚人、野衲作醉乡游。时写丛兰瘦石于酒廊、僧壁，随手题句，观者叹绝。著有板桥全集，手书刻之。所作卖画润格，传颂一时。为“扬州八怪”之一，其诗、书、画世称“三绝”，擅画兰竹。郑燮一生画竹最多，次则兰、石，但也画松画菊，是清代比较有代表性的文人画家。卒年七十三。
清代的郑板桥，是历史上的杰出名人，“扬州八怪”的主要代表，以三绝“诗书画”闻名于世的书画家、文学家。他 的一生可以分为“读书、教书”、卖画扬州、“中举人、进士”及宦游、作吏山东和再次卖画扬州五个阶段。 一、读书、教书 郑燮（1693--1766年），字克柔，号理庵，又号板桥，江苏兴化人。祖籍苏州。他的先祖于明洪武年间由苏州阊门迁居兴化城内 至汪头，至郑板桥已是第十四代。父亲郑之本，字立庵，号梦阳，廪生， 郑板桥故居 品学兼优，家居授徒，受业者先后达数百人。 1693年11月22日子时郑板桥出生，其时家道已经中落，生活十分拮据。三岁时，生母汪夫，人去世十四岁又失去继母郑夫人。乳母 费氏是一位善良、勤劳、朴真的劳动妇女，给了郑板桥悉心周到的照顾和无微不至的关怀，成了郑板桥生活和感情上的支柱。 郑板桥资质聪慧，三岁识字，至八、九岁已在父亲的指导下作文联对。少时随父立庵至真州毛家桥读书。十六岁从乡先辈陆种园先生学 填词。大约在二十岁左右考取秀才。二十三岁娶妻徐夫人。是年秋郑板桥首次赴北京，于漱云轩手书小楷欧阳修<<秋声赋>>。二十六岁至真州 之江村设熟教书。三十岁，父亲去世，此时板桥已有二女一子，生活更加困苦。作<<七歌>>诗，慨叹郑生三十无一营” 二、卖画扬州 由于生活困苦，郑板桥在三十岁以后即弃馆至扬州卖画为生，实救困贫，托名风雅”。在扬州卖画十年期间，也穿插着一些旅游活动。不幸 的是徐夫人所生之子去世，郑板桥曾作诗以致哀。三十二岁出游江西，于庐山结识无方上人和满洲士人保禄。三十三岁，出游北京，与禅宗尊宿 及其门羽林诸子弟交游，放言高论，臧否人物，因而得狂名。在名期间，结织了康熙皇子、慎郡王允禧，即紫琼崖主人。三十五岁，客于通州。 三十六岁，读书于扬州天宁寺，手写<<四书>>各一部。三十七岁时，作<<道情十首>>初稿.三十九岁,徐夫人病殁。郑板桥十载扬州，结论了许多 画友，金农、黄慎等都与他过往甚密，对他的创作思想乃至性格都有极大的影响。 三、中举人、进士及宦游 1732年，郑板桥四十岁，是年秋，赴南京参加乡试，中举人，作<<得南捷音>>诗。为求深造，赴镇江焦山读书。现焦山别峰庵有郑板桥手书木刻 对联室雅何须大，花香不在多。”1736年，乾隆元年，四十四岁，在北京，参加礼部会试，中贡士，五月，于太和殿前丹墀参加殿试，中二甲第 八十八名进士，为赐进士出身”，特作<<秋葵石笋图>>并题诗曰我亦终葵称进士，相随丹桂状元郎”，喜悦之情溢于言表。1737年,四十五岁, 滞留北京一年左右,以图仕进,未果,南归扬州.得江西程羽宸资助,娶饶氏。乳母费氏卒。1739年，四十七岁，作七律四首赠淮南监运使虞见曾。1740年， 四十八岁，为董伟业<<扬州竹枝词>>作序。1741年，四十九岁，入京，候补官缺，受到慎郡王允禧的礼诚款待。 四、作吏山东 郑板桥五十岁时，即1742年春天，为范县令兼署小县朝城，始订定诗、词集。1743年，五十一岁，将<<道情十首>>几经修改，至是方定稿，刻者为上元 司徒文膏。1744年，饶氏生子。郑板桥宰范期间，重视农桑，体察民情、兴民休息，百姓安居乐业。 1746年，乾隆十一年，五十四岁，自范县调署潍县。是年山东大饥，人相食。潍县原本繁华大邑，然自是年灾荒连年，救灾便成了郑板桥主持潍县政事的一项 重要内容，他开仓赈货，令民具领券供给，又大兴工役，修城筑池，招远近饥民就食赴工，籍邑中大户开厂煮粥轮食之。尽封积粟之家，活万余人。秋以歉收，捐廉 代轮，尽毁借条，活民无算。潍县饥民出关觅食，板桥感叹系之，作<<逃荒行>>。1748年大学士高斌和都御史刘统勋为特使到山东放赈，板桥随之。秋大熟，潍县灾情 渐趋缓解，饥民也由关外络绎返乡，板桥作<<还家行>>纪其事。为防水浸寇扰，捐资倡众大修潍县城墙。秋末，书<<修潍县城记>>。1751年，海水溢，板桥至潍县北边 禹王台勘灾。 郑板桥作官意在得志则泽加于民”，因而他理政时能体恤平民和小商贩，改革弊政，并从法令上、措施上维护他们的利益，板桥宰潍期间勤政廉政，无留积，亦无冤民”， 深得百姓拥戴。 潍县富商云集，人们以奢靡相容，郑板桥力倡文事，发现人才，留下了许多佳话。1747年，满洲正黄旗人、侍讲学士德保主试山东，板桥同在试院，相与唱和。1748年，乾隆 出巡山东。郑板桥为书画史，参与筹备，布置天子登泰山诸事，卧泰山绝顶四十余日，常以此自豪，镌一印章云乾隆柬封书画史”。1749年，五十七岁,饶氏所生之子又于兴化 病殁。与御史沈延芳同游郭氏园。重订<<家书>>、<<诗钞>>、<<词钞>>，并手写付梓。1750年撰<<板桥自序>>。。同年，重修文昌祠，倡建状元桥，作<<文昌祠记>>。1751年， 五十九岁，作<<难得湖涂>>横幅。1752年，主持修潍县城隍庙，撰<<城隍庙碑记>>。在<<文昌祠记>>和<<城隍庙碑记>>里，板桥力劝潍县绅民修文洁行”，在潍且百姓间产生了 相当大的影响。同年，与潍县童生韩镐论文，并作行书七言联删繁就简三秋树，领异标新二月花。”郑板桥在潍县任上著述颇多，其<<潍县竹枝词>>四十首尤为脍炙人口。 五、再次卖画扬州 民于顺处皆成子，官到闲时更读书”。官潍七年，板桥无论是在吏治还是诗文书画方面都达到了新的高峰，吏治文名，为时所重”。 板桥居官十年，洞察了官场的种种黑暗，立功天地，字养生民”的抱负难以实现，归田之意与日俱增。1753年，郑板桥六十一岁，以为 民请赈忤大吏而去官。去潍之时，百姓遮道挽留，家家画像以祀，并自发于潍城海岛寺为郑板桥建立了生祠。 去官以后，板桥卖画为生，往来于扬州、兴化之间，与同道书画往来，诗酒唱和。1754年，郑板桥游杭州。复过钱塘，至会稽，探禹穴，游兰 亭，往来山阴道上。1757年，六十五岁，参加了两淮监运使虞见曾主持的虹桥修禊，并结识了袁枚，互以诗句赠答。这段时期，板桥所作书画作品 极多，流传极广。 1766年1月22日（乾隆三十年十二月十二日）板桥卒，葬于兴化城东管阮庄，享年七十三岁。板桥二子均早卒，以堂第郑墨之子鄣田嗣。 画 郑板桥善画竹、兰、石、松、菊等，而以体貌疏朗、风格劲健的兰竹最为著称。他主张不泥古法，师法自然，极工而后能写意”。他提出了眼中之竹”、 胸中之竹”、手中之竹”的绘画三阶段说，把深思熟虑的构思与熟练的笔墨技巧结合起来，板桥画竹以草书之中坚长撇法运之”，收到了多不乱，少 不疏，脱尽时习，秀劲绝伦”的艺术效果。板桥所画之竹气韵生动，形神兼备。意在笔先”趣在法外”。板桥画兰，多为山野之兰，以重墨草书之笔，尽写 兰之烂漫天性。板桥画石，骨法用笔，先勾出石的外貌轮廓，有时配以兰竹，极为协调统一。郑板桥的画给当时清代书坛带来了一股清新的活力，广大知识分子， 劳动人民视为珍宝，不惜重金争购，广为流传。 郑板桥画扇 相传，清朝的郑板桥在晚年时，曾在潍县当县令。秋季的一天，他微服赶集，见一卖扇的老太太守着一堆无人问津的扇子发呆。郑板桥赶上去，拿起一把扇子看，只见扇面素白如雪，无字无画，眼下又错过了用扇子的季节，自然也就没有人来买了。郑板桥在询问的过程中得知老太太家境贫困，决定帮助她。于是，郑板桥向一家商铺借来了笔、墨、砚台，挥笔泼墨。只见冉冉青竹、吐香幽兰、傲霜秋菊、落雪寒梅等飞到扇面上，又配上诗行款式，使扇面诗画相映成趣。周围的看客争相购买，不一会儿功夫，一堆扇子便销售一空
郑板桥辞官回家，“一肩明月，两袖清风”，惟携黄狗一条，兰花一盆。一夜，天冷，月黑，风大，雨密，板桥辗转不眠，适有小偷光顾。他想：如高声呼喊，万一小偷动手，自己无力对付，佯装熟睡，任他拿取，又不甘心。略一思考，翻身朝里，低声吟道： “细雨蒙蒙夜沉沉，梁上君子进我门。”
此时，小偷已近床边，闻声暗惊。继又闻：“腹内诗书存千卷，床头金银无半文。”小偷心想：不偷也罢。转身出门，又听里面说：“出门休惊黄尾犬。”小偷想，既有恶犬，何不逾墙而出。正欲上墙，又闻：“越墙莫损兰花盆。”小偷一看，墙头果有兰花一盆，乃细心避开，足方着地，屋里又传出：“天寒不及披衣送，趁着月黑赶豪门。”
诗歌史上独树一帜的人是
独树一帜的天才诗人——李贺
——从《金铜仙人辞汉歌》看诡异凄艳的风格
肖旭
李贺(790—816年)，字长吉，昌谷(今河南宜阳县)人。父名晋肃，有人说晋与进同音，为避父讳，李贺不宜考进士。此说影响很大，使李贺无法应试，只作了一个职掌祭祀的九品小官奉礼郎。死时才二十七岁，终生沦落不仕。现存诗二百四十一首，有《昌谷集》。
在唐代诗擅上，李贺是一位以其怪异，主观性很强的诗风而自成一家的优秀诗人，其主观性之强，在李白之后是无人可与比并的。
由于生当青春年少，李贺心怀壮志，对生活颇有向往。然而过早地遭遇不幸，又使他不平、忧戚。他说：“我有迷魂招不得，雄鸡一声天下白。少年心串当孥云，念幽寒坐呜呃。”(《致酒行》)“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南园十三首》之五)“ 忧眠枕剑匣，客帐梦封侯。”(《崇义里滞雨》)
正因为有这种积极的向往，他写过《黄家洞》、《感讽》(合浦无明珠)、《猛虎行》、《老夫采玉歌》等关切民生、国事的诗。可是，仕途的艰阻却使他的精神过早地陷入抑郁忧戚。他亦曾为自己“臣妾气态间，唯欲承箕帚”的屈辱地位发出过“天跟何时开，古剑庸一吼”(《赠陈商》)的呼吁，发出过“男儿屈穷心不穷，枯荣不等嗔天公”(《野歌》)的抗争声音。但是，更多的还是忧戚与迷惘，以至于使他在心理上和生理上都出现了病态。从他在诗中一再提到“病骨伤幽素”、“病骨犹能在”、“惊霜落素丝”、“秋姿白发生”的情况，可知他虽年少，却已病骨支离，白发早生，这自然更会加重他的心理负担。所以他说：“长安有男儿，二十心已朽。”(《赠陈商》)“我当二十不得意，一心愁谢如枯兰。”(《开愁歌》)
一方面，是青春的渴望，生命力的充盈；一方面，是悲怆忧戚，精神的早衰。这种矛盾的交融，凝为李贺特有的心理素质，和审美追求的基础。对生命的关切和对人生奥秘的追寻，是李贺诗的一大主题。由于仕途困踬、早衰多病所形成的忧郁性格，使李贺对生死问题异常敏感，写下了不少与生死问题有关的作品。这个颇有哲学深度的内容，在李贺诗中并不是作为哲学命题的求索，而是作为对于时光流逝、人寿短促的敏感、恐惧、彷徨和感到痛苦的心境而表现的。“奇俊无少年，日车何辟噼。我待纡双绶，遗我星星发。”（《感讽五首》其二)“南山何其悲，鬼雨洒空草。长安夜半秋，风前几人老。低迷黄昏径，袅袅青栎道。月午树立影，一山惟白晓，漆炬迎新人，幽圹萤扰扰。”(《感讽五首》其三)
衰老死亡的威胁沉重地压迫着他，使他感到人生的短暂，渺小，他急迫而苦恼地渴望摆脱这种威胁，于是引出了种种幻想。他诅咒时间，幻想使时间停止，求得人的永生：“飞光，飞光，劝尔一杯酒。吾不识青天高、黄地厚，惟见月寒日暖，来煎人寿。……天东有若木，下置衔烛龙。吾将斩龙足，食龙肉。使之朝不得迥，夜不得伏。自然老者不死，少者不哭。……”(《苦昼短》)这种对于“东方日不破，天光无老时”(《拂舞歌辞》)的幻想，在《日出行》中也有表述。李贺看到，宇宙变化无穷，人世的一切都是短促渺小的。这种看法在他的许多作品中都曾悲戚地反复表现。他既幻想永生，便进而向往着进入一个永恒与无限的境界，这个境界，就是如他在《梦天》、《天上谣》等作品中表现的“天”，即时间永恒、空间无限的宇宙本体。在天上，不仅人的自然生命得以永生，人自身也获得了永恒的价值与意义。在这一幻想中，常常包含着年轻的生命力最容易得到表现的内容，即对于异性的爱慕，天上常有女性，而李贺即生活于其中。他以这种超越人世的幻想，肯定了生命，肯定了自己。
当然，这种对于永恒的追求，是无从实现的。从李贺创作的总体看，他也并未把它奉为理想、信仰，而只是从深感死亡威胁的心灵遑遽骚动中产生出来的念头。这念头是荒诞的，然而是执拗的，它以极端的扭曲的形式表现着诗人对于生命的爱，对于人生意义的追求。
青春的希望与对于死亡的恐惧，使李贺的诗作从内容到形式都有异乎寻常的怪异色彩。他的诗，无论什么题材，常常都有事物的两种对立状态的结合。青春与死亡，浓艳与枯索，明朗与阴暗，热烈与冷漠，欢乐与痛苦，希望与颓废，幻觉与真实，种种对立的物象、氛围与心态，都混合在一起，构成了诡异凄艳的风格。“琉璃钟，琥珀浓，小槽酒滴真珠红。烹龙炮凤玉脂泣，罗帏绣幕围香风。吹龙笛，击鼍鼓。皓齿歌，细腰舞。况是青春日将暮，桃花乱落如红雨。劝君终日酩酊醉，酒不到刘伶坟上土。”(《将进酒》)
他的想象，异乎常人，直至以妖、鬼入诗，阴森恐怖。前引《感讽五首》之三，即是一例。其它尚有《南山田中行》之“鬼灯如漆点松花”，《神弦曲》之“百年老鸮成木魅，笑声碧火巢中起”，以及《秋来》等，都是不寻常的惊人想象。其想象之诡异，还表现在他有时写一些平凡、不美的，或丑陋、可厌的事物，如鼠径、蛇涎、树中蛀虫等，他把这些丑的事物与美的事物联系在一起，形成了以不美为美的瑰诡之美。
李贺诗的构词，也是独特的。他喜用老、死、血、瘦、古、寒、泣、愁等表示衰败，死亡、痛苦的字，以及表现颜色对比度强烈的红、绿、黑、紫等字。他往往把这些字同具有华丽、优美意义的字结合在一起，构成怪异的意象。如：“冷红泣露娇啼色”、“山头老桂吹古香”、“老兔寒蟾泣天色”、“谁知死草生华风”、“无人死芳色”、“老鱼跳波瘦蛟舞”、“塞上燕脂凝夜紫”、“凄凄古血生铜花”，等等。这些怪异的富有浓烈刺激性的意象，都反映了诗人诡怪凄艳的审美趣味。
上述特色，是同李贺诗歌创作的主观性分不开的。他的诗歌创作，多半是抒情的，即使写客观事物，也都是从主体的特异的感受中写出，或者说，只是写主观的感受，而不是如实的客观描写。他的诗，是一片心灵的世界，客观世界常依心灵的骚动而变形，以其荒诞的形态折射出诗人扭结着生的欲望与死亡威胁的浓烈情思，青春活力与病态早衰相结合的奇异心理。
《金铜仙人辞汉歌》是李贺诗集中的名篇，足以代表其诡异凄艳的诗歌风格及所达到的艺术成就。
“茂陡刘郎秋风客，夜闻马嘶晚无迹。画栏桂树悬秋香，三十六宫土花露，魏官牵车指千里，东关酸风射眸子。空将汉月出宫门，忆君清泪如铅水。衰兰进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携盘独出月荒凉，渭城已远波声小。”
此诗咏叹曹魏青龙年间拆迁汉代在长安的金人承露盘的故事，在当时就为人们所称道。但那种幽深窘窈的词句，似乎又使人们不容易探寻其明确的意旨，与李贺同时代的诗人杜牧在所作《李长吉歌诗序》里说，李贺“能探寻前事，所以深叹恨古今未尝经道者，如《金铜仙人辞汉歌》……求取情状，离绝远去笔墨畦径间，亦殊不能知之。”细玩杜牧序文用意，并不是说李贺的诗不能理解，而是因为用意深微，用词奇谲，开辟了一个艺术的新天地，不能用寻常的笔墨畦径去探求，正因为他的创作方式不同于现实主义的诗人，我们就不能用读白居易《新乐府》的方式去读。李贺的诗歌是继承屈原以来的浪漫主义手法，所谓“盖骚之苗裔，理虽不及，词或过之”，在迷离诡诞的词句中，还是“言及君臣理乱，时有以激发人意，”只要知人论世，千载之下，他的诗歌的主旨，还是大致可以寻求的。
朱自清在考订这首诗的作年时说：“盖辞京赴洛，百感交并，故作非非想，寄其悲于金铜仙人耳。”极是。一般推测是唐宪宗元和八年(813)，李贺辞去奉礼郎的职务离京赴洛而作，在凄迷的神话境界中笼罩着一种极其沉郁的气氛，所以铜人下泪，恐怕不能不认为寄寓着身世之感，当“悲凉之雾，遍彼华林”，像李贺这样极其敏感的诗人，自然“呼吸而领会”的是时代的凄凉气味，诗歌只能是时代的产物。
“安史之乱”后，唐王朝日趋衰微，藩镇割据，外族侵逼，朋党倾轧，政治腐败，面对现实，诗人李贺虽有“少年心事当拿云”的壮志，却遭受排斥而不得施展抱负，作为李唐王朝的宗室，这种特殊的家国之感和身世之忧交织在心中，于是凭借金人被迁的历史故事，感发而为诗歌，冥搜幽讨，想入非非，造就出神奇怪诞的艺术境界，但其主旨仍不外是以前代的兴亡为殷鉴，给当朝统治者敲警钟。杜牧所谓“亦殊不能知之”的，是因为用象征性的语言表现他的孤愤哀思，诗的一篇序文是耐人寻味的。这首诗的自伤之情远胜于所谓的家国之慨。它借铜人辞汉而下泪的故事，与其说是为了表现对唐王朝的无限兴衰之感，不如说是真实地写出李贺自己离京时的孤寂绝望的心情。因为叙述金人由于拆迁而流泪的故事以为作诗缘起，其实这故事在《魏略》及《汉晋春秋》等古籍中已有记载，并非李贺独得之秘。如果只是为了猎奇而诗，实在没有必要复述其事。用意很显然，序文中指出，魏已代汉，李贺以“唐王孙”的身份感事而作，这明明是有感于前代兴亡，而与朝廷又是休戚相关。所以在描写金人离开长安汉宫时，那样眷恋之深，怨愤之广，这当然在曲折地反映诗人自己的“宗臣去国之思”。
这首诗共有十二句，每四句一转韵，分为三段。亦幻亦真，构思奇诡，确是呕心的“奚囊佳作”。
第一段的四句写汉朝宫苑的凄清，一开头是阴森幽官的境界，显示出时移世换。“茂陵刘郎秋风客，”称汉武为“刘郎”、“秋风客”，未必是李贺对君权意识的反抗，而是诗人从历史的高度，对一种已经逝去的荣华感叹。这开头四句，写即使像汉武帝这样不可一世的威严，也竟像平民一样消失得无踪无迹，空剩下画栏桂树，苔钱满地，传达出一种岁月人生之慨。制造金人的汉武帝刘彻已经死葬茂陵了，在世时虽有赫赫功业，现也只是萧瑟秋风中的一员过客。夜间的马嘶，是精灵恍惚，虚幻无凭，到天亮却无踪无迹，这位刘郎确已不存在了，而且汉宫也成了废苑。深深庭院中，画栏围护的桂树还在开花，空气沉寂得像死一般，所以桂树不说“飘香”，而说“悬香”，其下，阴湿的地面，苔痕斑驳，“三十六宫土花碧”，金人处境是多么幽丽凄清。这四句又用不同的笔意，互相映衬，前动后静，前疏后密，前面是迷离恍惚，若有若无，出现一种非现实的境界；后面是可见可闻，形象鲜明，描绘出一个实实在在的环境。
第二段的四句写金人去国之悲，以拟人化的手法，寄托深沉的情绪。李贺在长安是很不得意的，其时的长安也王气黯然，繁华鼎盛时期已过去了。但是，它仍是唐王朝的政治文化的中心，因此对于每一个土大夫来说，它都代表着希望，辞别京华，对李贺就意味着希望的破灭。“魏官牵车指千里”一句，陡然楔入，与前段诗句之间有很大的跳跃，这中间略去了多少兴亡大事，也略去了多少拆迁细节。汉朝既为魏朝所取而代之，金人必然拆迁，千里迢迢，势将远去，临别时面对凄凉废苑，就潸然泪下，这里作者所赋予金人以人的感情，自然把自己的去国之思渗透进来了。“东关酸风射眸子”的“酸”字用得好！用得尖利、刺眼、凄楚，这只能是李贺的独特感觉，一种美好的幻想毁灭后的极其伤心难以言喻的感觉。通常说“大风”，“寒风”或“悲风”，形容所感到的风的力度、温度或引起人们情绪的反映，但都不及“酸风”的含义丰富。这里既有去国的感伤，又有冷风的刺激，充分表达了酸楚之情。
这段又分两层：前两句一层，外界的客观事物对拟人化的金人所起的感情作用，后二句又一层，金人离别时的主观情绪的迸发，从不同的角度，用不同的手法来烘托去国的愁怀。“空将汉月出宫门”，可见前朝遗物，荡然无存，“汉月”一词，正如王琦在《李长吉歌诗汇解》中所说的，“铜人在汉时，朝夕见此月体……因革之间，万象为之一变，而月体始终不衰，仍似汉时，故曰汉月”。有的解说者以为“汉月”指承露盘，似乎还不如指月亮的好。因为一说成盘，不仅与后面的“携盘独出”语意重复，而且诗的意境也浅狭得多了。金人因“亿君”而流泪，已属荒诞不经，但赋予金人以人的性格，可以让它泪泗横流，已属奇思妙想；以铅水喻清泪，虽是巧妙地切合铜人的金属属性，但更重要的是它传达出一种辞别京华时的无比沉重的心情。这就体现了物性，在荒诞中又合乎情理了。
最末一段别离情绪表现得多么深沉。何况这时只有孤月相照，衰兰送客，如此地凄凉落寞!在这样的氛围下，咸阳道上只有衰兰送客，孑然孤身，没有一个相送的人。这是用了杜甫《发潭州》中“岸花飞送客，桔燕语留人”的手法，表现临行寂寞。不过李贺写来，更觉凄厉。此情此景，谁不伤心？“天若有情天亦老”，这飞来的奇句就很自然地产生了。天是无情的，命运是无情的，但诗人的真实而强烈地体味到的孤独和绝望却汇成感情旋涡，使诗人和读者都会觉得天应该会受到感动。这怨愤多么深广！苍天呀，如果你也和人一样有知觉，有感情，饱看了这人世间的悲欢离合，还能万古常青吗？正因为苍天无情，所以能常青不老。相形之下，诗人是多情的，又怎能禁受这番去国之悲？造句奇而托意深，这样的诗句，一直在震撼着千百年来读者的心。最后的场面是“携盘独出月荒凉，渭城已远波声小”，在荒寒月色中，悠悠道路，踽踽独行，渭水波声，终于悄寂，满腔眷恋之情，寓之于景，有悠然不尽之致。
这首诗的感情表达方式是独特的，它对痛苦的感受相当实在。这种痛苦不像杜甫那样有着深沉博大的内涵，而只是一个青年诗人的个人的孤独和绝望的痛苦，但比杜甫的感情烈度更大，具有无比的尖锐性、刺激性，因而更有个性。
作为诗人的李贺，虽然较少直接反映现实的诗歌，可是在诗篇中出现的那种凄凉情调，却是他对所处时代的真切感受。他这位极富于创造性的诗人，在诗歌艺术上开创了新的天地。虽然高才短命，但在文学史上已具有不可磨灭的光辉。他的诗，构思奇特，跳跃性大，却又脉络分明；意境怪诞，迷离恍惚，却又奇险中见妥帖。《金铜仙人辞汉歌》是一个实际例证。
李贺的创作，接受了楚辞、南朝乐府和南朝宫体诗的影响，但不蹈袭前人，别有创造，不仅在中唐，即使在整个诗史上，他都是独树一帜的天才诗人。当然，由于心理状态的影响，他的创作也有思路跳跃过大，意义晦涩的缺点。
题目： 独树一帜的诗歌理论
白居易(前772--前846)，字乐天，号香山居士。祖籍太原[今属山西]。，到了其曾祖父时，又迁居下邽（音guī）（今陕西渭南北）。白居易的祖父白湟曾任巩县[河南巩义]县令，与当时的新郑[属河南]县令是好友。见新郑山川秀美，民风淳朴，白湟十分喜爱，就举家迁移到新郑城西的东郭宅村（今东郭寺）。唐代宗大历七年（公元772年2月28日）正月二十日，白居易在东郭宅降生了。武宗会昌六年(846年)八月卒于洛阳[属河南]，享年75岁。著有《白氏长庆集》七十一卷。
晚年官至太子少傅，谥号“文”，世称白傅、白文公。在文学上积极倡导新乐府运动，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诗歌合为事而作，写下了不少感叹时世、反映人民疾苦的诗篇，对后世颇有影响。是我国文学史上相当重要的诗人。
一生以44岁被贬江州司马为界，可分为前后两期。前期是兼济天下时期，后期是独善其身时期。白居易贞元二十六年（800）29岁时中进士，先后任秘书省校书郎、盩至尉、翰林学士，元和年间任左拾遗，写了大量讽喻诗，代表作是《秦中吟》十首和《新乐府》五十首，这些诗使权贵切齿、扼腕、变色。元和六年，白居易母亲因患神经失常病死在长安，白居易按当时的规矩，回故乡守孝三年，服孝结束后回到长安，皇帝安排他做了左赞善大夫。元和十年六月，白居易44岁时，宰相武元衡和御史中丞裴度遭人暗杀，武元衡当场身死，裴度受了重伤。对如此大事，当时掌权的宦官集团和旧官僚集团居然保持镇静，不急于处理。白居易十分气愤，便上疏力主严缉凶手，以肃法纪。可是那些掌权者非但不褒奖他热心国事，反而说他是东宫官，抢在谏官之前议论朝政是一种僭越行为；还说他母亲是看花时掉到井里死的，他写赏花的诗和关于井的诗，有伤孝道，这样的人不配做左赞善大夫陪太子读书，应驱逐出京。于是他被贬为江州司马。实际上他得罪的原因还是那些讽谕诗。
贬官江州给白居易以沉重打击，他说自己是 “面上灭除忧喜色，胸中消尽是非心”，早年的佛道思想滋长。三年后他升任忠州刺史。元和十五年，唐宪宗暴死在长安，唐穆宗继位，穆宗爱他的才华，把他召回了长安，先后做司门员外郎、主客郎中知制诰、中书舍人等。但当时朝中很乱，大臣间争权夺利，明争暗斗；穆宗政治荒怠，不听劝谏。于是他极力请求外放，穆宗长庆二年出任杭州刺史，杭州任满后任苏州刺史。晚年以太子宾客分司东都。七十岁致仕。比起前期来，他消极多了，但他毕竟是一个曾经有所作为的、积极为民请命的诗人，此时的一些诗，仍然流露了他忧国忧民之心。他仍然勤于政事，作了不少好事， 如他曾经疏浚李泌所凿的六井，解决人民的饮水问题；他在西湖上筑了一道长堤，蓄水灌田，并写了一篇通俗易懂的《钱塘湖石记》，刻在石上，告诉人们如何蓄水泄水，认为只要“堤防如法，蓄泄及时”， 就不会受旱灾之苦了。这就是有名的“白堤”。
白居易的祖父白湟、父亲白季庚及外祖父都是诗人，在这种家庭背景下，白居易读书十分刻苦，终成诗人。但白居易和李白、杜甫一样，也嗜酒成性。 张文潜在《苕溪鱼隐丛话》中说：陶渊明虽然爱好喝酒，但由于家境贫困，不能经常喝美酒，与他喝酒的都是打柴、捉鱼、耕田的乡下人，地点也在树林田野间，而白居易家酿美酒，每次喝酒时必有丝竹伴奏，僮妓侍奉。与他喝酒的都是社会上的名流，如裴度、刘禹锡等。
他在67岁时，写了一篇《醉吟先生传》。这个醉吟先生，就是他自己。他在《传》中说，有个叫醉吟先生的， 不知道姓名、籍贯、官职，只知道他做了30年官，退居到洛城。他的居处有个池塘、竹竿、乔木、台榭、舟桥等。他爱好喝酒、吟诗、弹琴，与酒徒、诗宇航局、琴侣一起游乐。事实也是如此，洛阳城内外的寺庙、山丘、泉石，白居易都去漫游过。
每当良辰美景，或雪朝月夕，他邀客来家，先拂酒坛，次开诗箧，后捧丝竹。于是一面喝酒，一面吟诗，一面操琴。旁边有家僮奏《霓裳羽衣》，小妓歌《杨柳枝》，真是不亦乐乎。直到大家酩酊大醉后才停止。白居易有时乘兴到野外游玩，车中放一琴一枕，车两边的竹竿悬两只酒壶，抱琴引酌，兴尽而返。
又据《穷幽记》记载，白居易家有池塘，可泛舟。他宴请宾客，有时在船上，他命人在船旁吊百余只空囊，里面装有美酒佳肴，随船而行，要吃喝时，就拉起，吃喝完一只再拉起一只，直至吃喝完为止。
如此说来，与陶渊明的苦况，当然不同。
方勺《泊宅编》卷上说：白乐天多乐诗，二千八百首中，饮酒者八百首。这个数字不算小。
他喝酒时，有时是独酌。如在苏州当刺史时，因公务繁忙，用酒来排遣，他是以一天酒醉来解除九天辛劳的。他说：不要轻视一天的酒醉，这是为消除九天的疲劳。如果没有九天的疲劳，怎么能治好州里的人民。如果没有一天的酒醉，怎么能娱乐的的身心。他是用酒来进行劳逸结合的。
更多的是同朋友合饮。他在《同李十一醉忆元九》一诗中说；花时同醉破春愁，醉折花枝当酒筹。在《赠元稹》一诗中说：花下鞍马游，雪中杯酒欢。在《与梦得沽酒闲饮且约后期》一诗中说；共把十千沽一斗，相看七十欠三年。在《同李十一醉忆元九》一诗中说：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河南尹卢贞刻《醉吟先生传》于石，立于墓侧。传说洛阳人和四方游客，知白居易生平嗜酒，所以前来拜墓，都用杯酒祭奠，墓前方丈宽的土地上常是湿漉漉的，没有干燥的时候.
白居易是中唐时期极可注意的大诗人，他的诗歌主张和诗歌创作，以其对通俗性、写实性的突出强调和全力表现，在中国诗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在《与元九书》中，他明确说：“仆志在兼济，行在独善。奉而始终之则为道，言而发明之则为诗。谓之讽谕诗，兼济之志也；谓之闲适诗，独善之义也。”由此可以看出，在白居易自己所分的讽谕、闲适、感伤、杂律四类诗中，前二类体现着他 “奉而始终之”的兼济、独善之道，所以最受重视。而他的诗歌主张，也主要是就早期的讽谕诗的创作而发的。
早在元和初所作《策林》中，白居易就表现出重写实、尚通俗、强调讽谕的倾向：“今褒贬之文无核实，则惩劝之道缺矣；美刺之诗不稽政，则补察之义废矣。……俾辞赋合炯戒讽谕者，虽质虽野，采而奖之。”（六十八《议文章》）诗的功能是惩恶劝善，补察时政，诗的手段是美刺褒贬，炯戒讽谕，所以他主张： “立采诗之官，开讽刺之道，察其得失之政，通其上下之情。”（六十九《采诗》）他反对离开内容单纯地追求“宫律高”、“文字奇”，更反对齐梁以来“嘲风月、弄花草”的艳丽诗风。在《新乐府序》中，他明确指出作诗的标准是：“其辞质而径，欲见之者易谕也；其言直而切，欲闻之者深诫也；其事核而实，使采之者传信也；其体顺而肆，可以播于乐章歌曲也。”这里的“质而径”、“直而切”、 “核而实”、“顺而肆”，分别强调了语言须质朴通俗，议论须直白显露，写事须绝假纯真，形式须流利畅达，具有歌谣色彩。也就是说，诗歌必须既写得真实可信，又浅显易懂，还便于入乐歌唱，才算达到了极致。
白居易对诗歌提出的上述要求，全部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补察时政。所以他紧接着说：“总而言之，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 （《新乐府序》）在《与元九书》中，他回顾早年的创作情形说：“自登朝来，年齿渐长，阅事渐多，每与人言，多询时务；每读书史，多求理道，始知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为时为事而作，首要的还是“为君”而作。他也说：“但伤民病痛，不识时忌讳”（《伤唐衢二首》其二），并创作了大量反映民生疾苦的讽谕诗，但总体指向却是“唯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寄唐生》）。因为只有将民情上达天听，皇帝开壅蔽、达人情，政治才会趋向休明。
《琵琶行》与《长恨歌》是白居易写得最成功的作品，其艺术表现上的突出特点是抒情因素的强化。与此前的叙事诗相比，这两篇作品虽也用叙述、描写来表现事件，但却把事件简到不能再简，只用一个中心事件和两三个主要人物来结构全篇，诸如颇具戏剧性的马嵬事变，作者寥寥数笔即将之带过，而在最便于抒情的人物心理描写和环境气氛渲染上，则泼墨如雨，务求尽情，即使《琵琶行》这种在乐声摹写和人物遭遇叙述上着墨较多的作品，也是用情把声和事紧紧联结在一起，声随情起，情随事迁，使诗的进程始终伴随着动人的情感力量。除此之外，这两篇作品的抒情性还表现在以精选的意象来营造恰当的氛围、烘托诗歌的意境上。如《长恨歌》中“行宫见月伤心色，夜雨闻铃肠断声”、《琵琶行》中 “枫叶荻花秋瑟瑟”、“别时茫茫江浸月”等类诗句，或将凄冷的月色、淅沥的夜雨、断肠的铃声组合成令人销魂的场景，或以瑟瑟作响的枫叶、荻花和茫茫江月构成哀凉孤寂的画面，其中透露的凄楚、感伤、怅惘意绪为诗中人物、事件统统染色，也使读者面对如此意境、氛围而心灵摇荡，不能自己。
闲适诗和讽谕诗是白居易特别看重的两类诗作，二者都具有尚实、尚俗、务尽的特点，但在内容和情调上却很不相同。讽谕诗志在“兼济”，与社会政治紧相关联，多写得意激气烈；闲适诗则意在“独善”，“知足保和，吟玩性情” （《与元九书》），从而表现出淡泊平和、闲逸悠然的情调。
白居易的闲适诗在后代有很大影响，其浅切平易的语言风格、淡泊悠闲的意绪情调，都曾屡屡为人称道，但相比之下，这些诗中所表现的那种退避政治、知足保和的“闲适”思想，以及归趋佛老、效法陶渊明的生活态度，因与后世文人的心理较为吻合，所以影响更为深远。如白居易有“相争两蜗角，所得一牛毛” （《不如来饮酒七首》其七）、“蜗牛角上争何事，石火光中寄此身”（《对酒五首》其二）的诗句，而“后之使蜗角事悉稽之”（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八）。即以宋人所取名号论，“醉翁、迂叟、东坡之名，皆出于白乐天诗云”（龚颐正《芥隐笔记》）。宋人周必大指出：“本朝苏文忠公不轻许可，独敬爱乐天，屡形诗篇。盖其文章皆主辞达，而忠厚好施，刚直尽言，与人有情，于物无着，大略相似。谪居黄州，始号东坡，其原必起于乐天忠州之作也。”（《二老堂诗话》）凡此种种，都展示出白居易及其诗的影响轨迹。
（自无常冥使吧）关盼盼原是徐州名妓，后被徐州守帅张愔纳为妾室。白居易远游徐州，张愔设宴款待他，席间，还让宠妾关盼盼歌舞助兴，白居易大为赞赏关盼盼才艺，写下了“醉娇胜不得，风袅牡丹花”一诗。两年后张愔病逝，姬妾们作猢狲散，只有关盼盼难忘恩情，移居旧宅燕子楼，矢志守节，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
一晃，十年过去了。白居易听闻了关盼盼守节一事，认为她既已坚持这么久，何不索性以死殉夫，留下贞节烈妇的名声，成就千古美谈呢。于是提笔作诗，托人转交关盼盼只见上书：
黄金不惜买娥眉，
拣得如花四五枚，
歌舞教成心力尽，
一朝身去不相随。
关盼盼看到这首诗，立刻大哭一场。她之所以不死，是唯恐别人误会张愔自私，让爱妾殉身，反辱没了张愔名声，所以苛延残喘，偷生了这些年，而白居易竟以诗作讽，逼她殉夫，怎不悲愤？性情贞烈的关盼盼在十天后绝食身亡。一个出身风尘的女子，本来就无法以忠诚贞洁来要求她，就算良家妇女为亡夫守节，也只是个人选择，或取决于夫妻感情。
像关盼盼这样痴情重义的，只能说是张愔的福分，遇上一个知恩图报情深意切的女子。注意，关盼盼守了十年，而不是一年半载地摆摆姿势，沽名钓誉。
惨淡哀戚地活十年，不是更难于一死了之吗？但是，向来都很悲天悯人的白居易不仅不同情她的境遇，还狠推一把，认为她应该自杀殉情，用粗暴的男权主义给她指出一条绝路，译成口语就是，你怎么不去死？
殉葬这种事有多么不人道，已不用再三论证，而殉情，完全要看个人意愿，你死了，我也无法独活，那我们就一起去。可白居易作为一个旁观者，有什么资格指手划脚呢？
吃人的礼教终于生吞了关盼盼，她临死前念了一句，儿童不识冲天物，漫把青泥汗雪毫———你白居易稚若幼童，怎识得我冰清玉洁。
她以自己高贵的死，回敬了大诗人白居易。白居易听闻死讯也大为后悔。若干年后，他归隐洛阳香山，心知时日不多，就遣散了侍姬樊素与小蛮（其实这是白又反下的第二个错误，两个小妾本就命苦，又已是“残花败柳”之身却被老白扫地出门，老白看来是没想过她们其实也是也自己一样的人），不想她们重蹈关盼盼的悲剧。
白居易逝世时，时年75岁。葬于龙门山。他去世后，唐宣宗写诗悼念他说："缀玉连珠六十年，谁教冥路作诗仙？浮云不系名居易，造化无为字乐天。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文章已满行人耳。一度思卿一怆然。"
白居易
（772～846）
唐代诗人，字乐天，号香山居士、醉吟先生。原籍山西太原，祖上迁下陕西渭南。晚年官太子少傅，谥号“文”，世称白傅，白文公。
生平
他生于“世敦儒业”的中小官僚家庭。生地郑州新郑（今河南新郑县）。11岁起，因战乱颠沛流离五、六年。少年时读书刻苦。贞元十六年（800）中进士，十八年，与元稹同举书判拔萃科。二人订交。以后诗坛元白齐名。十九年春，授秘书省校书郎。元和元年（806），罢校书郎，撰《策林》75篇，登“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授县尉。作《观刈麦》、《长恨歌》。元和二年回朝任职，十一月授翰林学士，次年任左拾遗。四年，与元稹、李绅等倡导新乐府运动。五年，改京兆府户曹参军。他此时仍充翰林学士，草拟诏书，参与国政。他能不畏权贵近，直言上书论事。元和六年，他因母丧居家，服满，应诏回京任职。十年，因率先上疏请急捕刺杀武元衡凶手，被贬江州（今江西九江）司马。次年写下《琵琶行》。开始“吏隐”，在庐山建草堂，思想从“兼济天下”转向“独善其身”，闲适、感伤的诗渐多。元和十三年，改忠州刺史，十五年还京，累迁中书舍人。因朝中朋党倾轧，于长庆二年（822）请求外放，先后为杭州、苏州刺史，颇得民心。文宗大和元年（827），拜秘书监，明年转刑部侍郎，四年，定居洛阳。后历太子宾客、河南尹、太子少傅等职。会昌二年（842）以刑部尚书致仕。在洛阳以诗、酒、禅、琴及山水自娱，常与刘禹锡唱和，时称刘白。会昌四年，出资开凿龙门八节石滩以利舟民。75岁病逝，葬于洛阳龙门香山琵琶峰，李商隐为其撰写墓志。
诗歌理论
白居易的思想，综合儒、释、道三家。立身行事，以儒家“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为指导思想。其“兼济”之志，以儒家仁政为主，也包括黄老之说、管萧之术和申韩之法；其“独善”之心，则吸取了老庄的知足、齐物、逍遥观念和佛家的“解脱”思想。二者大致以白氏被贬江州司马为界。白居易不仅留下近3000首诗，还提出一整套诗歌理论。他把诗比作果树，提出“根情、苗言、华声、实义”（《与元九书》）的观点，他认为“情”是诗歌的根本条件，“感人心者莫先乎情”（同上），而情感的产生又是有感于事而系于时政。因此，诗歌创作不能离开现实，必须取材于现实生活中的各种事件，反映一个时代的社会政治状况。他继承了《诗经》以来的比兴美刺传统，重视诗歌的现实内容和社会作用。强调诗歌揭露、批评政治弊端的功能。他在诗歌表现方法上提出一系列原则：
“辞质而径”，辞句质朴，表达直率；
“言直而切”，直书其事，切近事理；
“事核而实”，内容真实，有案可稽；
“体顺而肆”，文字流畅，易于吟唱（《新乐府序》）。他的这种诗歌理论对于促使诗人正视现实，关心民生疾苦，是有进步意义的。对大历（766～779）以来逐渐偏重形式的诗风，亦有针砭作用。但过分强调诗歌创作服从于现实政治的需要，则势必束缚诗歌的艺术创造和风格的多样化。
文学创作
白居易曾将自己的诗分成讽谕、闲适、感伤和杂律四大类。大体上，前三类为古体，后一类为近体。前三类大致以内容区分，但有相交。四类诗中，白氏自己比较重视前两类，认为讽谕诗反映了“兼济之志”；闲适诗显示出“独善之义”；都是他人生目标的直接体现。感伤诗和杂律诗则“或诱于一时一物，发于一笑一吟，率然成章，非平生所尚”（《与元九书》）。讽谕诗是白诗中的精华。代表作有《新乐府》50首，《秦中吟》10首。它们广泛反映了中唐社会生活各方面的重大问题，着重描写了现实的黑暗和人民的痛苦。这些诗措辞激烈，毫无顾忌，突破了“温柔敦厚”的诗教传统，在古代批评时政的诗歌中十分突出。讽谕诗在形式上多直赋其事。叙事完整，情节生动，人物情节细致传神。另一部分讽谕诗则采用寓言托物的手法，借自然物象寄托政治感慨。这两类作品都是概括深广，主题集中，形象鲜明，语言晓畅明白。部分《新乐府》还采用“三、三、七”言句式，有民间通俗文艺的痕迹。闲适诗多抒写对归隐田园的宁静生活的向往和洁身自好的志趣。不少诗也宣扬了知足保和、乐天安命的思想。但也有些诗从侧面表现对现实的不满，说明他追求闲适只是无可奈何的解脱。感伤诗以叙事长诗《长恨歌》、《琵琶行》最为著名。《长恨歌》歌咏唐玄宗和杨贵妃的婚姻爱情故事，既有“汉皇重色思倾国”的寄讽，更有“此恨绵绵无绝期”的感伤和同情。《琵琶行》则有“天涯沦落人”的遭际之感，且语言成就突出。此二诗叙事曲折，写情入微，善于铺排烘托，声韵流畅和谐，流传甚广。白氏还有不少赠酬亲朋篇什，情真意切，挚朴动人。但这类诗中较多叹老嗟病，伤往悼亡的伤感色彩及度脱尘嚣的佛家思想。杂律诗在白诗中最多，以一些耐人寻味的抒情山水小诗较著名，白描手法，寥寥几笔，生意盎然。另有一些铺陈故实、排比声律的长篇排律和杯光酒影、艳情风月的小诗，也颇为时人效仿。白诗在当时流传广泛，上自宫廷，下至民间，处处皆是，其声名还远播新疆和朝鲜、日本。白诗对后世文学影响巨大，晚唐皮日休、陆龟蒙、聂夷中、罗隐、杜荀鹤，宋代王禹偁、梅尧臣、苏轼、张耒、陆游及清代吴伟业、黄遵宪等，都受到白诗的启示。
后代剧作家也多有据白诗故事进行再创作，如白朴、洪据《长恨歌》分别作《梧桐雨》、《长生殿》；马致远、蒋士铨据《琵琶行》分别作《青衫泪》、《四弦秋》。白诗词句，也多为宋、元、明话本所采用。白居易不属韩柳文学团体，但也是新体古文的倡导者和创作者。其《策林》75篇，识见卓著，议论风发，词畅意深，是追踪贾谊《治安策》的政论文；《与元九书》洋洋洒洒，夹叙夹议，是唐代文学批评的重要文献。《草堂记》、《冷泉亭记》、《三游洞序》、《荔枝图序》等文，均文笔简洁，旨趣隽永。为唐代散文中的优秀之作。白居易还是词创作的有力推动者，《忆江南》、《浪淘沙》、《花非花》、《长相思》诸小令，为文人词发展开拓了道路。
本集和研究资料
白居易生前曾自编其集《白氏文集》（初名《白氏长庆集》），收诗文3800多篇，后散乱。现存最早的《白氏文集》是南宋绍兴刻本，收诗文3600多篇（羼入几十篇他人作品）。明马元调重刻本和日本那波道园1618年本与绍兴本基本相同。清初汪立名《白香山诗集》仅收诗。今人顾学颉以绍兴本为底本，参校各本而成《白居易集》及《外集》，附白氏传记、白集重要序跋和简要年谱。近人陈寅恪有《元白诗笺证稿》，中华书局1962年出版陈友琴编《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白居易卷》、日本花房英树《白居易研究》等，都是较重要的研究参考书籍。
白居易的诗
贺雨
皇帝嗣宝历，元和三年冬。
自冬及春暮，不雨旱(左火右三虫)(左火右三虫)。
上心念下民，惧岁成灾凶。
遂下罪己诏，殷勤告万邦。
帝曰予一人，继天承祖宗。
忧勤不遑宁，夙夜心忡忡。
元年诛刘辟，一举靖巴邛。
二年戮李(钅奇)，不战安江东。
顾惟眇眇德，遽有巍巍功。
或者天降(珍左换氵)，无乃儆予躬？
上思答天戒，下思致时邕。
莫如率其身，慈和与俭恭。
乃命罢进献，乃命赈饥穷。
宥死降五刑，已责宽三农。
宫女出宣徽，厩马减飞龙。
庶政靡不举，皆出自宸衷。
奔腾道路人，伛偻田野翁。
欢呼相告报，感泣涕沾胸。
顺人人心悦，先天天意从。
诏下才七日，和气生冲融。
凝为悠悠云，散作习习风。
昼夜三日雨，凄凄复蒙蒙。
万心春熙熙，百谷青(艹凡)(艹凡)。
人变愁为喜，岁易俭为丰。
乃知王者心，忧乐与众同。
皇天与后土，所感无不通。
冠佩何锵锵，将相及王公。
蹈舞呼万岁，列贺明庭中。
小臣诚愚陋，职忝金銮宫。
稽首再三拜，一言献天聪：
君以明为圣，臣以直为忠；
敢贺有其始，亦愿有其终。
读张籍古乐府
张君何为者？业文三十春。
尤工乐府诗，举代少其伦。
为诗意如何？六义互铺陈。
风雅比兴外，未尝著空文。
读君学仙诗，可讽放佚君。
读君董公诗，可诲贪暴臣。
读君商女诗，可感悍妇仁。
读君勤齐诗，可劝薄夫敦。
上可裨教化，舒之济万民。
下可理情性，卷之善一身。
始从青衿岁，迨此白发新。
日夜秉笔吟，心苦力亦勤。
时无采诗官，委弃如泥尘。
恐君百岁后，灭没人不闻。
愿藏中秘书，百代不湮沦。
愿播内乐府，时得闻至尊。
言者志之苗，行者文之根。
所以读君诗，亦知君为人。
如何欲五十，官小身贱贫。
病眼街西住，无人行到门。
哭孔戡
洛阳谁不死？戡死闻长安。
我是知戡者，闻之涕泫然。
戡佐山东军，非义不可干。
拂衣向西来，其道直如弦。
从事得如此，人人以为难。
人言明明代，合置在朝端。
或望居谏司，有事戡必言。
或望居宪府，有邪戡必弹。
惜哉两不谐，没齿为闲官。
竟不得一日，謇謇立君前。
形骸随众人，敛葬北邙山。
平生刚肠内，直气归其间。
贤者为生民，生死悬在天。
谓天不爱人，胡为生其贤？
谓天果爱民，胡为夺其年？
茫茫元化中，谁执如此权？
凶宅
长安多大宅，列在街西东。
往往朱门内，房廊相对空。
枭鸣松桂枝，狐藏兰菊丛。
苍苔黄叶地，日暮多旋风。
前主为将相，得罪窜巴庸。
后主为公卿，寝疾殁其中。
连延四五主，殃祸继相钟。
自从十年来，不利主人翁。
风雨坏檐隙，蛇鼠穿墙墉。
人疑不敢买，日毁土木功。
嗟嗟俗人心，甚矣其愚蒙。
旦恐灾将至，不思祸所从。
我今题此诗，欲悟迷者胸。
凡为大官人，年禄多高崇。
权重持难久，位高势易穷。
骄者物之盈，老者数之终。
四者如寇盗，日夜来相攻。
假使居吉土，孰能保其躬？
因小以明大，借家可喻邦。
周秦宅崤函，其宅非不同。
一兴八百年；一死望夷宫。
寄语家与国，人凶非宅凶。
梦仙
人有梦仙者，梦身升上清。
坐乘一白鹤，前引双红旌。
羽衣忽飘飘，玉鸾俄铮铮。
半空直下视，人世尘冥冥。
渐失乡国处，才分山水形。
东海一片白，列岳五点青。
须臾群仙来，相引朝玉京。
安期羡门辈，列侍如公卿。
仰谒玉皇帝，稽首前致诚。
帝言汝仙才，努力勿自轻。
却后十五年，期汝不死庭。
再拜受斯言，既寤喜且惊。
秘之不敢泄，誓志居岩扃。
恩爱舍骨肉，饮食断膻腥。
朝餐云母散，夜吸沆瀣精。
空山三十载，日望辎(车并)迎。
前期过已久，鸾鹤无来声。
齿发日衰白，耳目减聪明。
一朝同物化，身与粪壤并。
神仙信有之，俗力非可营。
苟无金骨相，不列丹台名。
徒传辟谷法，虚受烧丹经。
只自取勤苦，百年终不成。
悲哉梦仙人，一梦误一生！
观刈麦 时为周至县尉。
田家少闲月，五月人倍忙。
夜来南风起，小麦覆陇黄。
妇姑荷箪食，童稚携壶桨。
相随饷田去，丁壮在南冈。
足蒸暑土气，背灼炎天光。
力尽不知热，但惜夏日长。
复有贫妇人，抱子在其旁。
右手秉遗穗，左臂悬敝筐。
听其相顾言，闻者为悲伤。
家田输税尽，拾此充饥肠。
今我何功德？曾不事农桑。
吏禄三百石，岁晏有余粮。
念此私自愧，尽日不能忘，
题海图屏风 元和己丑年作。
海水无风时，波涛安悠悠。
鳞介无小大，遂性各沉浮。
突兀海底鳌，首冠三神丘。
钩网不能制，其来非一秋。
或者不量力，谓兹鳌可求。
(尸贝)(三贝)牵不动，纶绝沉其钩。
一鳌既顿颔，诸鳌齐掉头。
白涛与黑浪，呼吸绕咽喉。
喷风激飞廉，鼓波怒阳侯。
鲸鲵得其便，张口欲吞舟。
万里无活鳞，百川多倒流。
遂使江汉水，朝宗意亦休。
苍然屏风上，此画良有由。
羸骏
骅骝失其主，羸饿无人牧。
向风嘶一声，莽苍黄河曲。
踏冰水畔立，卧雪冢间宿。
岁暮田野空，寒草不满腹。
岂无市骏者，尽是凡人目。
相马失于瘦，遂遗千里足。
村中何扰扰，有吏征刍粟。
输彼军厩中，化作驽骀肉。
废琴
丝桐合为琴，中有太古声。
古声淡无味，不称今人情。
玉徽光彩灭，朱弦尘土生。
废弃来已久，遗音尚泠泠。
不辞为君弹，纵弹人不听。
何物使之然？羌笛与秦筝。
独树一帜的诗歌理论
——解读白居易的诗歌批判理论
提纲：
一、诗歌批判理论的体现；
对梁陈时代的文学“嘲风雪，弄花草”的批判。——《与元九书》。
二、诗歌理论方面的建树：
1、 诗歌创作主张；
（1） 诗者，根情，苗言，华声，实义；
（2） 歌诗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
2、 诗歌的功用；
（1） 补察时政，泄导人情。
（2） 救济人病，裨补时阙。
三、诗歌政治功能的创新——独特的讽喻诗。
满足要求的论文一篇，下载的写的都可以！
凶宅
长安多大宅，列在街西东。
往往朱门内，房廊相对空。
枭鸣松桂枝，狐藏兰菊丛。
苍苔黄叶地，日暮多旋风。
前主为将相，得罪窜巴庸。
后主为公卿，寝疾殁其中。
连延四五主，殃祸继相钟。
自从十年来，不利主人翁。
风雨坏檐隙，蛇鼠穿墙墉。
人疑不敢买，日毁土木功。
嗟嗟俗人心，甚矣其愚蒙。
旦恐灾将至，不思祸所从。
我今题此诗，欲悟迷者胸。
凡为大官人，年禄多高崇。
权重持难久，位高势易穷。
骄者物之盈，老者数之终。
四者如寇盗，日夜来相攻。
假使居吉土，孰能保其躬？
因小以明大，借家可喻邦。
周秦宅崤函，其宅非不同。
一兴八百年；一死望夷宫。
寄语家与国，人凶非宅凶。
梦仙
人有梦仙者，梦身升上清。
坐乘一白鹤，前引双红旌。
羽衣忽飘飘，玉鸾俄铮铮。
半空直下视，人世尘冥冥。
渐失乡国处，才分山水形。
东海一片白，列岳五点青。
须臾群仙来，相引朝玉京。
安期羡门辈，列侍如公卿。
仰谒玉皇帝，稽首前致诚。
帝言汝仙才，努力勿自轻。
却后十五年，期汝不死庭。
再拜受斯言，既寤喜且惊。
秘之不敢泄，誓志居岩扃。
恩爱舍骨肉，饮食断膻腥。
朝餐云母散，夜吸沆瀣精。
空山三十载，日望辎(车并)迎。
前期过已久，鸾鹤无来声。
齿发日衰白，耳目减聪明。
一朝同物化，身与粪壤并。
神仙信有之，俗力非可营。
苟无金骨相，不列丹台名。
徒传辟谷法，虚受烧丹经。
只自取勤苦，百年终不成。
悲哉梦仙人，一梦误一生！
白居易(前772--前846)，字乐天，号香山居士。祖籍太原[今属山西]。，到了其曾祖父时，又迁居下邽（音guī）（今陕西渭南北）。白居易的祖父白湟曾任巩县[河南巩义]县令，与当时的新郑[属河南]县令是好友。见新郑山川秀美，民风淳朴，白湟十分喜爱，就举家迁移到新郑城西的东郭宅村（今东郭寺）。唐代宗大历七年（公元772年2月28日）正月二十日，白居易在东郭宅降生了。武宗会昌六年(846年)八月卒于洛阳[属河南]，享年75岁。著有《白氏长庆集》七十一卷。
晚年官至太子少傅，谥号“文”，世称白傅、白文公。在文学上积极倡导新乐府运动，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诗歌合为事而作，写下了不少感叹时世、反映人民疾苦的诗篇，对后世颇有影响。是我国文学史上相当重要的诗人。
一生以44岁被贬江州司马为界，可分为前后两期。前期是兼济天下时期，后期是独善其身时期。白居易贞元二十六年（800）29岁时中进士，先后任秘书省校书郎、盩至尉、翰林学士，元和年间任左拾遗，写了大量讽喻诗，代表作是《秦中吟》十首和《新乐府》五十首，这些诗使权贵切齿、扼腕、变色。元和六年，白居易母亲因患神经失常病死在长安，白居易按当时的规矩，回故乡守孝三年，服孝结束后回到长安，皇帝安排他做了左赞善大夫。元和十年六月，白居易44岁时，宰相武元衡和御史中丞裴度遭人暗杀，武元衡当场身死，裴度受了重伤。对如此大事，当时掌权的宦官集团和旧官僚集团居然保持镇静，不急于处理。白居易十分气愤，便上疏力主严缉凶手，以肃法纪。可是那些掌权者非但不褒奖他热心国事，反而说他是东宫官，抢在谏官之前议论朝政是一种僭越行为；还说他母亲是看花时掉到井里死的，他写赏花的诗和关于井的诗，有伤孝道，这样的人不配做左赞善大夫陪太子读书，应驱逐出京。于是他被贬为江州司马。实际上他得罪的原因还是那些讽谕诗。
贬官江州给白居易以沉重打击，他说自己是 “面上灭除忧喜色，胸中消尽是非心”，早年的佛道思想滋长。三年后他升任忠州刺史。元和十五年，唐宪宗暴死在长安，唐穆宗继位，穆宗爱他的才华，把他召回了长安，先后做司门员外郎、主客郎中知制诰、中书舍人等。但当时朝中很乱，大臣间争权夺利，明争暗斗；穆宗政治荒怠，不听劝谏。于是他极力请求外放，穆宗长庆二年出任杭州刺史，杭州任满后任苏州刺史。晚年以太子宾客分司东都。七十岁致仕。比起前期来，他消极多了，但他毕竟是一个曾经有所作为的、积极为民请命的诗人，此时的一些诗，仍然流露了他忧国忧民之心。他仍然勤于政事，作了不少好事， 如他曾经疏浚李泌所凿的六井，解决人民的饮水问题；他在西湖上筑了一道长堤，蓄水灌田，并写了一篇通俗易懂的《钱塘湖石记》，刻在石上，告诉人们如何蓄水泄水，认为只要“堤防如法，蓄泄及时”， 就不会受旱灾之苦了。这就是有名的“白堤”。
白居易的祖父白湟、父亲白季庚及外祖父都是诗人，在这种家庭背景下，白居易读书十分刻苦，终成诗人。但白居易和李白、杜甫一样，也嗜酒成性。 张文潜在《苕溪鱼隐丛话》中说：陶渊明虽然爱好喝酒，但由于家境贫困，不能经常喝美酒，与他喝酒的都是打柴、捉鱼、耕田的乡下人，地点也在树林田野间，而白居易家酿美酒，每次喝酒时必有丝竹伴奏，僮妓侍奉。与他喝酒的都是社会上的名流，如裴度、刘禹锡等。
他在67岁时，写了一篇《醉吟先生传》。这个醉吟先生，就是他自己。他在《传》中说，有个叫醉吟先生的， 不知道姓名、籍贯、官职，只知道他做了30年官，退居到洛城。他的居处有个池塘、竹竿、乔木、台榭、舟桥等。他爱好喝酒、吟诗、弹琴，与酒徒、诗宇航局、琴侣一起游乐。事实也是如此，洛阳城内外的寺庙、山丘、泉石，白居易都去漫游过。
每当良辰美景，或雪朝月夕，他邀客来家，先拂酒坛，次开诗箧，后捧丝竹。于是一面喝酒，一面吟诗，一面操琴。旁边有家僮奏《霓裳羽衣》，小妓歌《杨柳枝》，真是不亦乐乎。直到大家酩酊大醉后才停止。白居易有时乘兴到野外游玩，车中放一琴一枕，车两边的竹竿悬两只酒壶，抱琴引酌，兴尽而返。
又据《穷幽记》记载，白居易家有池塘，可泛舟。他宴请宾客，有时在船上，他命人在船旁吊百余只空囊，里面装有美酒佳肴，随船而行，要吃喝时，就拉起，吃喝完一只再拉起一只，直至吃喝完为止。
如此说来，与陶渊明的苦况，当然不同。
方勺《泊宅编》卷上说：白乐天多乐诗，二千八百首中，饮酒者八百首。这个数字不算小。
他喝酒时，有时是独酌。如在苏州当刺史时，因公务繁忙，用酒来排遣，他是以一天酒醉来解除九天辛劳的。他说：不要轻视一天的酒醉，这是为消除九天的疲劳。如果没有九天的疲劳，怎么能治好州里的人民。如果没有一天的酒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