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巫蛊之案发生的背景是什么?汉武帝是怎么解决巫蛊之案的?

  武帝天汉年间,国内流行疫病。这种疫病最初可能来自匈奴发动的生物战。由于汉武帝不断对匈奴发动大规模战略进攻,匈奴王庭远迁漠北。为阻挡汉军,匈奴使用“胡巫”的萨满巫术。这种巫术的“诅军”方法之一,是将疫马、牛、羊埋到汉军经过的水头水源上,或将染有烈性病毒的疫马施放给汉军,使汉军人畜染疫。(《汉书·西域传》及注)疫病随归师传回长安。下面365句子网小编就为大家带来详细的介绍,一起来看看吧!

  武帝中后期以后疫病流行国中。汉宫人多染疫者。武帝晚年也染疫多病。“上春秋高,意多所恶”,又“以为左右皆为蛊道祝诅。”怀疑自己中了巫蛊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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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书·武帝纪》记: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秋,止禁巫祠道中者,大搜。”所谓“大搜”,臣瓒以为:“‘搜’,谓索奸人也。”晋灼注:“搜‘巫蛊’也。”

  巫蛊之案是在疾疫流行的这样一种背景上发生的。

  受害者

  巫蛊之案的第一个受害者,是战功卓著的名将公孙敖家族。公孙敖是卫青好友,参与过多次对匈奴远征,封侯。太始元年春正月,公孙敖坐妻为巫蛊,腰斩。

  征和二年(公元前91年),又有人举报丞相公孙贺的儿子公孙敬声以巫蛊之术诅咒皇帝。

  公孙贺武士出身,青年时代是卫青的好友,曾多次追随卫青征伐匈奴,以战功封侯。他娶卫子夫之姊君孺为妻,与汉武帝有连襟之亲,因而一度深受重用。先为太仆,太初二年(前103年)继石庆为丞相。而他的儿子公孙敬声则接替了其太仆的职务,父子并居公卿位,一时宠贵莫比。

  但公孙敬声“将家族亲贵之势”,“骄奢不奉法”,擅自挪用“北军钱千九百万”,案发后被捕。公孙贺向武帝请求以立功赎子罪,自请追捕早被通缉但一直未归案的阳陵大侠朱安世以交换儿子。

  朱安世被公孙贺捕得后,仰天大笑,说:你杀我一个,我灭你一族。于是自狱中上书首告,“举报敬声与阳石公主私通,及使人巫祭诅上,于皇宫甘泉驰道埋偶人,祝诅皇帝有恶言。”

  根据举报,武帝诏公孙贺全家“下有司案验于皇宫,穷治所犯。”

  这就是巫蛊之案的缘起。受公孙贺之案牵连的有诸邑公主、阳石公主以及卫青的儿子长平侯卫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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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征和二年春正月,丞相贺下狱。”“父子死狱中,全家灭族”。(《汉书·公孙贺传》)公孙贺妻是卫皇后之姊、是卫青的姐夫。阳石公主是武帝与卫皇后所生的女儿。数月后,卫皇后女“诸邑公主、阳石公主皆坐‘巫蛊’死”。

  公孙贺一案,遂成为点燃巫蛊大案和长安政变的导火索。

  经过

  在纠治公孙贺案时,武帝已染病。“时上疾,避暑甘泉宫”,长安“独皇后、太子在”。但是,武帝却不信任他们,而把纠治公孙贺案的责任,全权委托给了新任丞相刘屈氂和御史章赣。具体察办此案的则是一个政治背景复杂可疑的宠臣江充。

  江充是赵国邯郸人,本出身于市井无赖。年轻时他将貌美的妹妹嫁给赵太子刘丹而成为赵王的座上客。后又与赵太子发生龌龊,即入长安诣阙举报太子丹有种种不法事。

  武帝劾治刘姓诸王及家属极严,根据江充的举报,赵太子获罪死狱中。汉武帝赞许江充,任命他以谒者的官职出使匈奴。出使前武帝曾问他出使时作何计划,他说一切随机应变。江充在匈奴中活动了近一年。归后得到重用,武帝委任他担任钦差无定所的检查官“直指绣衣使者”,负责京师治安,“督三辅盗贼,禁察逾制”。

  在任上,江充严厉劾察亲王贵戚及其子弟,敢于碰硬,因此深得武帝赏识。“上以充忠直,奉法不阿,所言中意。”例如,江充曾将在驰道中奔驰的武帝之姑馆陶长公主的车骑“尽劾没入官”。又曾惩办在御用驰道中疾驰的太子家使。太子亲自出面说情,江充也不给面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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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孙贺案结束后,武帝为疫病所困,长居远离长安的甘泉宫中。江充目睹武帝已年老,怕他死后太子继皇位报复自己,在丞相刘屈氂的支持下,决定借公孙贺一案罗织陷害太子和卫皇后。《汉书·江充传》记:“(江充)奏言上疾祟在‘巫蛊’”。“于是上以充为使者治巫蛊。”他面见武帝,说武帝生病的原因是由于遭受巫蛊。于是武帝授权江充成立专案,对“巫蛊”作进一步调查。

  案子愈查愈大,以致武帝“疑左右皆为蛊祝诅”。江充乘机指使胡巫檀何欺骗武帝说:“皇宫中大有蛊气,不除之,上疾终不瘥(chài,病愈)。”武帝相信其言,指令江充入宫穷治,又派按道侯韩说、御史章赣、黄门(宦者)苏文等协助江充督办。

  江充接受在长安大规模调查“巫蛊”一案的指令后,“知上意”久已不满卫氏集团,于是任用了一批来自匈奴和西域的“胡巫”。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胡巫多来自汉朝的敌国匈奴。“胡巫”与江充相勾结,罗织陷害,株连牵引数万人,通过查“巫蛊”,把一个长安城搞得乌烟瘴气。

  最终,则将调查矛头引向皇宫中的卫太子和卫皇后。《汉书》记:“充将胡巫掘地求偶人,捕蛊及夜视,视鬼,染污令有处,辄收捕验治,烧铁钳灼,强服之。民转相诬以巫蛊,吏辄劾以大逆无道,坐而死者前后数万人。”

  江充亲自带领胡巫入宫搜查。“入宫至省中,坏御坐掘地。”“充先治后宫希幸夫人,以次及皇后、太子宫,掘地纵横,太子、皇后无复施床处。”

  结果,江充果真在太子宫中掘出了桐木人和写有咒语的帛书,他得意洋洋地宣告:“于太子宫得木人尤多,又有帛书,所言不道,当奏闻。”

  其实,太子宫及皇宫中所发现的巫偶,全部都是江充指使胡巫及宫人所预先设置。

  《汉书》颜师古注引“《三辅旧事》云:‘(江)充使胡巫作而埋之。’”“张晏曰:‘(江)充捕巫蛊及夜祭祠祝诅者,令胡巫视鬼,诈以酒辍地,令有处也。’师古曰:‘捕夜祠及视鬼之人,而(江)充遣巫污染地上,为祠祭之处,以诬其人也。’(《汉书·武五子传·戾太子刘据》记:“(江)充典治‘巫蛊’,既知上意,白言宫中有蛊气,入宫至省中,坏御座掘地。上使按道侯韩说、御史章赣、黄门苏文等助充。充遂至太子宫掘蛊,得桐木人。”王先谦《汉书补注》:“掘得桐人六枚,尽以针刺之。”

  眼看冤案就要罗织到自己和母亲卫皇后身上,太子情急,乃征求左右幕僚的意见。太子少傅石德劝刘据诛杀江充。他说:“先前的公孙贺父子、两位公主及卫伉家人都已受陷害被杀。现在胡巫又来陷害太子,已挖到了木偶。皇上不会知道这是胡巫所设置,会认为我们真在诅咒他,我们无法自白洗清。我们与其坐而等死,不如动手杀掉江充和胡巫。难道太子忘掉前朝秦始皇的太子扶苏受冤屈而死的事情了吗?”

  此时江充逼太子甚急,太子在情急下同意石德所言。七月壬午,太子派人假冒使者收捕江充等人。江充助手按道侯韩说怀疑使者身份,不肯受诏,被来人杀死。太子派人禀告皇后,又分发武器给侍卫,搜查全城涉嫌巫蛊之人,并向百官宣布江充谋反。太子随即杀死江充,处死上林苑中的巫蛊术士。

  但是百密一疏,让苏文侥幸脱逃,向武帝控诉太子起兵谋反,武帝开始并不相信:“太子必惧,又忿充等,故有此变。”派使者召太子,但使者不敢到太子那里,回报武帝说“太子反已成,欲斩臣,臣逃归。”

  父子终于失去了最后的沟通机会。被苏文等人连续欺骗两次后终于上当的武帝大怒,下令丞相刘屈氂率兵平乱。太子纠集了数万人,与丞相军激战五日,死者数万人。最终,太子势孤力弱而兵败,唯有逃离长安。皇后自杀,太子宾客多人亦被捕杀。

  此时武帝暴怒,然而臣下却惧而不言,壶关三老茂上书曰:“太子进则不得见上,退则困于乱臣,独冤结而无告,不忍忿忿之心,起而杀充,恐惧逋逃,子盗父兵,以救难自免耳。臣窃以为无邪心。”“智者不敢言,辩士不敢说,臣窃痛之!唯陛下宽心慰意,少察所亲,毋患太子之非,亟罢甲兵,无令太子久亡!臣不胜惓惓,出一旦之命,待罪建章宫下!”

  武帝醒悟,有悔意,但并未赦免太子,太子逃到湖县一户贫家,户主常卖屦以维持太子生活所需。太子有一位富有的故人在此地,因为刘据派人找他而被人发现,官吏围捕太子,太子因拒绝被捕而自杀,户主亦被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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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反与清洗

  征和三年(公元前90),武帝对巫蛊之事有所察觉,却难以推翻自己之前的作为,看守高帝庙的小郎官田千秋正好在此时上书为太子鸣冤:“子弄父兵,罪当笞;天子之子过误杀人,当何罢哉!臣尝梦见一白头翁教臣言。”

  武帝大悟,于是借机下台,将太子被逼起兵之事定性为“子弄父兵”,同时召见田千秋,并颇有深意地说道:“父子之间,人所难言也,公独明其不然。此高庙神灵使公教我,公当遂为吾辅佐。”并因此在一年间将田千秋连升数级,一跃而成丞相。

  随后。武帝愤而族灭江充及刘屈氂家族,焚苏文于横桥上,曾在泉鸠里对太子兵刃相加的人,最初被任命为北地太守,后也遭满门抄斩。

  武帝痛惜太子无辜,于是在爱子丧生的湖县(今河南三门峡灵宝县豫灵镇底董村南)修建思子宫以及归来望思之台,以寄托自己的哀思。此举令天下唏嘘不已。戾太子一案极大刺激了晚年的汉武帝,促使他颁布轮台诏,对自己过去几十年间的作为进行自我反思,并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修马政复令以补缺,毋乏武备,并为昭宣中兴创造了有利条件。

  太子死后,武帝迟迟不立太子,时为武帝长子的燕王刘旦请求宿卫长安(显然意谋太子位),武帝斥之曰:”生子当置齐鲁礼仪之乡!“并惩罚燕王,削其良乡、安次、文安三县。后元二年二月乙丑,武帝病笃,终于决定立赵国钩弋夫人之子刘弗陵为皇太子,翌日以霍光(霍去病异母弟)为大司马大将军,命其与车骑将军金日磾、左将军上官桀、御史大夫桑弘羊共辅少主。第三天武帝驾崩。

  太子有三子一女,长子史皇孙刘进(即汉宣帝刘询之父),一女尚平舆侯嗣子。全部因巫蛊之乱而遇害,只留下皇曾孙刘询。

  十七年后刘弗陵去世,无子。权臣霍光废刘贺后,扶助刘询登上帝位,是为宣帝,即位后刘询颁布诏书:诏曰:“故皇太子在湖,未有号谥、岁时祠。其议谥,置园邑。”谥刘据曰“戾”(东汉著作《说文》:“戾。曲也,从犬出户下。戾者身曲戾也。”故而“戾”字应取蒙冤受屈之意),所以刘据又称“戾太子”。

  戾太子之狱的悲剧表面上看是由许多偶然因素促成的,但实际上源于对“独占”、“排他”和“终身世袭”的皇权的争夺,是权势欲对人的自然本性的扭曲。从夏、商、周三代开始,延至大一统的秦汉皇朝,国君终身制、君位世袭制就成了社会认可的制度。君权至上,不受限制,君主绝对集权,也成为不容怀疑的理念。

  由此,觊觎和篡夺君位的事件层出不穷,即或是在骨肉至亲之间,为争夺皇位也酿成了一幕又一幕的惨剧。汉武帝受奸人蛊惑,小人利用武帝晚年的多疑乘虚而入,由是酿成了这对原本亲厚的父子间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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