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朝末期，朝中腐败。商纣王宠用费仲、尤浑两位奸臣小人。
虽然说“敬君子，远小人”，但同朝为官，朝臣们眼见费、尤二人把持朝政，知道惹不起，便有意讨好。
这些大臣，包括天下诸候中的东伯候姜桓楚，南伯候鄂崇禹，西伯候姬昌、北伯候崇候虎……
“未去朝天子，先来谒相公”。
别的大臣们慑于费、尤二人擅权作威，纷纷在进见时送礼示好。
但有一人却不这么做!他就是冀州候——苏护。
“源易缘”注意到，天下事，大概就是“木秀于林，风必摧之”，故讲求“中庸之道”。
神话名著《封神演义》里，奸臣费仲、尢浑两人看到众朝臣都送有礼单，却独不见苏护礼物，于是怀恨在心。
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没过几天，两人便在好色的纣王面前进了谗言，告诉商纣王帝辛：苏护家有国色天香，极为美姿漂亮的千金女——苏妲己。
纣王一听，求之不得。于是当即宣诏召见苏护，却遭到了拒绝。苏护因此又得罪了纣王，遭下令限期离开朝歌。
就在辞行前，气愤不过的苏护在驿亭的午门墙上，题下一首反诗，全诗为：君坏臣纲，有败五常。冀州苏护，永不朝商!然后扬长而去。
“源易缘”查阅资料发现，“五常”与中国传统文化《易经》中的五行五德有关。
天地五行中的“五德”：木、金、火、水、土，就分别对应着人的核心价值体系“五常”：“仁、义、礼、智、信”。
苏护公然题下反诗，因言获罪，更加激怒了纣王，于是发兵征讨。
结果基本上没有悬念：苏护虽为一方诸侯，勇猛有加，但纣王彼时还拥有天下之力。苏护肯定不能取胜。
那么，苏护明知打不过商纣王，为何还敢公然题下反诗，自留证据呢?
通读《封神演义》，“源易缘”认为，有以下几种可能：
一、性格的原因，一时的冲动
性格能决定人生，也能决定人的命运。
从朝臣们都向奸臣送礼，而只有苏护不送这一件事的细节上，不难看出，苏护是个耿直、正直的人;
从他题下反诗的细节中，又可看出，他还是性情直率、容易冲动的人。
再从他受到纣王提亲遭拒，有意掉为难他，而他敢于反抗一事上，还说明他是个性子刚烈，宁折不弯的人。
所以，冀州候苏护，敢公然题下反诗，应该大部分因素，就是自己的冲动使然，盛怒之下。
二、错误的判断，抵估了形势
苏护再怎么冲动，再怎样义气行事，但也不会傻到不知题反诗的严重后果。
要不然，苏护也做不到冀州候，苏家也不可能满门均为忠烈。
苏护在明知题下反诗，会遭到商朝大军的围攻下，依然题诗，是他对眼前的形势有个判断。
《封神演义》中，曾多次提到，纣王无德，沉迷色酒色，朝政大乱，百姓颠倒流离，这是亡国的征兆。
“可怜成汤社稷将化为子虚乌有……”这是苏护与众家将的原话。
在苏护的心里，他已经认定商朝要败亡，而自己行的是道义之事。
“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
既然纣王无道、百姓苦不堪言，苏护又是忠良君子，忠心为国，治兵有方……即使开打，自己也不一定就会输。
春秋战国时期的军事家孙武老人家，早就说过：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
错就错在，苏护高估了自己的形势一方，而忽略了纣王拥有的天下大势和四方力量：百足之虫，尚死而不僵。
三、两利取其重，两害取其轻
“我自思若不将此女进贡，昏君必兴师问罪之师;若要送此女进宫，以后昏君使德，使天下人则耻笑我不智;”
《封神演义》第2回，“冀州候苏护反商”一章节中，苏护就曾对众人说过上面的话。
或许，苏护明知道反出朝歌，自己会败，但他还是这么做了，视死如归!
权衡利弊之后，身为将军诸侯，他宁为玉碎，也不愿瓦全，这就是苏护选择的人生之道。
后来，“源易缘”也看到，原本想亲征的纣王，被众人劝下;只是动用了北方、西方二诸侯的力量，便令苏护陷入了困局，差些惹下灭门之祸。
好在西伯候姬昌的“大丈夫当舍小节，而全大义”的劝说解围下，苏护最终向纣王进献了自己的女儿苏妲己。
冲动是魔鬼!人在生气激动的时候，智商等于零。从苏护公然题下反诗，自留罪证的举动看，此举对他有百害而无一利。
从中，我们也得出一个经验教训：病从口入，祸从口出;少说多做，谨言慎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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