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欣赏论文
中国民族音乐中国民族音乐分为：民间歌曲、民间歌舞音乐、民间器乐、民间说唱音乐和民间戏曲音乐。
狭义上的中国民族音乐指的是汉族音乐，简称“民乐”。
中国的少数民族音乐却有着更多的样式和内容，如藏族音乐、蒙古族音乐、壮族音乐等。
汉族音乐 汉族音乐代表<<中国婚礼进行曲>>也被称为中国的<<亲嘴歌>>.是中国农村地地道道的娶媳妇歌,歌词是以北方方言<包括河北,北京,天津,黑龙,吉林 辽宁 ,山西,山东,内蒙古自治区 ,河南 等地方>为主,是用咱中国传统的乡音演唱的,让人一听就有亲切感,尤其最前面的那一段童谣会勾起许多中老年人的美好童年回忆,让人感慨万千,让人回味无穷.歌曲虽然是土了一些,可以说是土的掉渣,可是这个土恰恰是歌曲的特色,优点和耀眼之处,也是歌曲最有价值和意义的地方.因为咱们就是土生土长的中国人,咱们离不开土.土是一种美,土是一种自然,土是一种淳朴,是我们中国人灵魂和本质的体现和象征. 其它代表音乐歌曲有茉莉花 , 牧羊歌，兰花草, 小白菜, 兰花花,刨洋芋走绛州, 苏武牧羊, 北京的金山上 ,北京有个金太阳 ,凤阳歌 ,凤阳花鼓 ,收秋 ,大红枣儿甜又香等。
藏族音乐 藏族是个能歌善舞的民族，他们的歌曲旋律优美辽阔、婉转动听。
藏族音乐大体上可以分为佛教音乐和民间音乐。
佛教音乐中最著名的是喇嘛唱的无词的歌颂曲调。
藏族民歌高亢嘹亮，听起来就有高原蓝天辽阔的气象，曲调悠扬，但也是以五声为主。
歌舞形式有“果谐”、“果卓”（锅庄）等。
藏族音乐的一些元素被汉族和西方音乐所吸收。
有一些汉族歌曲作者模仿藏族音乐的特点创作了一些诸如《逛新城》、《青藏高原》一类的歌曲。
近年来，西藏的藏族歌曲也融入了其它音乐的元素。
著名的藏族歌手除了才旦卓玛和主要演唱汉语歌曲的韩红外，还有容中尔甲、亚东、琼雪卓玛等大量在藏区知名度很高的歌手。
正规戏剧方面，现在已经挖掘整理演出了藏族传统歌剧《格萨尔王》。
满族音乐 中国的东北和北京等地是满族的聚居地。
满族最有名的民间乐器是源自清朝的八角鼓。
满族的摇篮曲《悠悠扎》等作品很著名，经常被用现代的汉语翻唱。
蒙古族音乐 蒙古族民歌分“长调民歌”和“短调民歌”。
“长调”有许多无意义的谐音字拉长唱腔，有草原空阔的风格。
最有特色的乐器是马头琴，是一种拉弦乐器，由于琴柱上一般都雕刻一个马头装饰，所以由此命名。
壮族音乐 壮族聚居区广西是民歌的故乡，男女青年经常对歌，有人甚至说壮族人一生唱歌的时间比说话的时间长。
壮族民歌基本和汉族音乐风格相似，以五声音阶为主。
歌词有明显的对仗格式，内容则以象征、比喻等手法表述，以生活中的交流为主，有时歌词也引用中国古典故事和典故。
壮族音乐可以在电影音乐剧《刘三姐》中一窥其妙。
傣族音乐 傣族音乐和南亚地区缅甸、泰国的音乐风格类似，曲调婉转柔美，典型的乐器是葫芦丝和象脚鼓，葫芦丝独特的音色一演奏就是傣族的音乐风格。
纳西古乐 纳西古乐是在云南丽江纳西族老人中间演奏的音乐，据说是从明朝时中原地区传入的，由于当地原来交通不便，和外界交往不多，始终原汁原味地流传下来，现在只有一批老人乐队可以演奏，正在培养接班人，是中国14世纪音乐的活化石，受到音乐界的广泛关注。
侗族音乐 侗族“大歌”是中国唯一采用和声的民歌系统，基本为女声无伴奏合唱，由各声部嗓音的和声配合非常和谐，曾在国际引起轰动，并多次获奖。
维吾尔族音乐 维吾尔族音乐基本是阿拉伯音乐风格，非常注重节奏，用手鼓可以打出多达几十种不同的节奏，乐器主要是适合在马上弹奏的都它尔和热瓦甫，最大的是冬不拉。
维吾尔族的传统音乐《十二木卡姆》包罗万象，是许多民间音乐的源头。
塔吉克族音乐 塔吉克族音乐和汉族音乐有较大的区别，善于运用半音，旋律婉转多变，如同山鹰高鸣，最典型的是作曲家雷振邦为电影《冰山上的来客》配的歌曲，完全运用了塔吉克民歌的旋律。
朝鲜族音乐 朝鲜族音乐和朝鲜、韩国的音乐基本相同，主要乐器有长鼓和伽倻琴。
伽倻琴类似中国古代的筝，比现代的筝小，弹法也不一样，是放到盘坐的膝盖上弹。
音乐旋律有其独特的风格。
江苏的民歌童谣
当奶妈的卖儿郎 种地人，吃稻糠； 砖瓦匠，住草房； 织布娘，无衣裳； 卖盐人，喝淡汤； 当奶妈的卖儿郎。
看俺爷俩种庄稼 小蚂蚌，尾巴叉，公公犁地媳妇耙。
走路人，别笑话，看俺爷俩种庄稼。
大姐去瞧公公 天上有个星星，地下有个钉钉。
路上走个大姐，挎着一篮烧饼。
俺问大姐哪去
她说去瞧公公。
你公公昨的
帽子烧个窟窿。
那还值得瞧吗
大小是个灾星。
娶个媳妇没多高 小板头，弯弯腰，娶个媳妇没多高。
在屋里，怕鼠咬，在外头，怕鸡叨； 跑到河里洗个澡，给癞蛤螟摔一交。
娶了媳妇忘了娘。
小麻喳，尾巴长，娶了媳妇忘了娘． 烙油饼，卷砂糖，媳妇媳妇你先尝。
国家要啥咱结啥 白油饼，喷喷香，勤劳多得有余粮。
有余粮，咱胆大，国家要啥咱给啥。
不怕天热累得慌 白米饭，扑鼻香，吃完米饭下田忙； 生就一双勤劳手，不怕天热累得慌 小花鸡，上磨盘 小花鸡，上磨盘，一挠挠个大皮钱。
又买烟，又称盐，还娶媳妇过新年。
我国传统的非物质资源有哪些
“非遗”是活着的宝藏 文字表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相对“文化遗产”而言。
一般来说，人们对“文化遗产”有比较清晰的认识，其中包括敦煌壁画、故宫建筑群和等，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了解就比较有限了。
那么两者之间到底有什么区别呢
我想了半天，又查了很多资料——比如具体的，大伙都知道，有什么啊、、傩戏啊、啊、啊，这些带有地方特色的艺术和工艺品，都可以算是非物质文化遗产。
那泥人和年画不也是个东西么
不也是物质的么
后来我琢磨过来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是由人类以口头或动作方式相传，具有民族历史积淀和广泛、突出代表性的民间文化遗产，主要包括口头传统和表述形式、表演艺术、社会风俗、礼仪、节庆、有关自然和宇宙的知识和实践以及传统手工艺。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需要人来传播的——必须是一代又一代、深深融入到那片土地的人，用心灵及情感来传承。
它不是简单的一个手艺、一方习俗，而是一种地域文化，一种人们对故土的情感和对祖先的崇敬。
简而言之，“非物质文化遗产”就是活着的宝藏，是民族的记忆，而民间艺人则是“非遗”的守护神。
作为有着五千年悠久文明历史的东方古国，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非常丰富，但由于种种原因，目前我国经评定的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有昆曲、、新疆维吾尔艺术和蒙古族长调民歌等。
其实我国浩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大海中，这些仅仅是几朵浪花而已，仅我国各民族和地区的染织、年画、皮影、木偶、剪纸、戏剧和史诗等，就足有好几百种，它们都是我们祖先智慧的象征和勤劳的结晶。
相对于冷冰冰的文物和古建筑，“非遗”总是栩栩如生的，有憨厚可爱的，有细如毛发的，有悠扬哀怨的昆曲，还有欢快活泼的新疆。
在这些生动的“非遗”背后，还有一代代为之传承的艺人，他们沿袭着古老的传统，他们唱着古老的歌谣，他们的精神和作品共同构筑了一个个活着的文化宝藏。
“非遗”是民族的记忆 民族是需要记忆的，而“非遗”所体现的则是鲜活的民间和地方特色，能最真实地保存祖先们一路走来的欢笑和辛酸。
以往，很多传统地方艺术、手工艺和民俗习惯等并不为人所重视，认为这些都是土得掉渣的东西。
如今，恰恰是这些“土掉渣”的东西，让人们重新体验我们的民族感情，追溯我们民族根源。
人们自豪、人们赞叹：原来我的家乡还有这么精美的年画啊
原来用我们方言唱出的曲子这么好听啊
原来剪纸可以剪出这么丰富的花纹啊
“非遗”是一个民族或地区文化传统的表现形式，是寻找这个民族根源的重要途径，我们从中可以看到一个地区的发展，一个民族的情感。
失去了它们，我们对祖先文明的记忆将变得模糊。
由于历史的原因，这些民族的瑰宝曾一度悄无声息地离开过我们。
随着时代的发展，我们终于发现，远去的不仅仅是一段段民族歌谣或一件件手工艺品，更是对祖先的记忆。
当中国经历了一系列的文化断裂之后，传统文化正在复兴，无论是国学热也好，收藏热也好，都是人们关注传统文化的一个体现。
人们希望从老传统中寻找到新力量，希望在这个利益纷争的世界里寻求内心的平和，希望寻找一种对我们民族精神的认同。
“非遗”没有嘉峪关那样的雄浑伟岸，也没有那样的价值连城，但有的是民族的故事和传统，有的是故土情感和依恋，有的是我们将祖先故事讲给孩子们听的那份诚实。
一切的一切，都在我们即将失去它们的时候，重新回来了。
“非遗”的守护神是艺人 这次“宝马文化之旅”一启动就得到各方关注，媒体也花了更大力气来报道，那些民间艺术传承者面对镜头的时候也不再忸怩，而是自信，甚至骄傲，因为他们的背后有无数渴望探询祖先声音的中华儿女。
“非遗”保护和文物保护不同，不需要大型博物馆，不需要精密的防盗装置，需要的仅仅是在那片泥土里摸爬滚打出来的民间艺人——他们的艺术完全来源于生活，来源于传统，他们是真正的艺术家
“非遗”来自民间，最终的发扬光大还是要靠民间的力量。
在这艘“非遗”保护的轮船上，政府、文化机构和企业只是发动机，而支持这艘巨轮远航的燃料还是需要民间源源不断地提供。
民间艺人是否能一代代薪火相传，直接关系到某个“非遗”项目的兴衰存亡。
要保护并发扬“非遗”，就要让这些民间艺人有好的经济来源和生活保障，之后他们才能有热情和智慧投入到创作中。
因此，如何进一步提高民间艺人的地位，承认他们的智慧和价值，改善他们的生活，是“非遗”保护工作的当务之急。
这些民间艺人需要的不仅仅是几个文化节，或者几个记者采访，他们需要更大的舞台，更好的环境。
一些人认为文化和商业一挂钩，动机就不纯了，实际上，将“非遗”项目与商业活动挂钩，将能够更好地提高它们的知名度和认可度。
比如，现场聆听丽江纳西古乐已经成为丽江旅游的重点项目，假如没有这样的演出，也许不会有人再学习古乐，而这些演出催生的商业价值带动了一批当地年轻人学习古乐演奏。
多年之后，他们又会自然而然地成为纳西古乐的新一代传承者。
遗憾的是，我国目前仍有不少“非遗”项目并不为所了解，而“宝马文化之旅”活动正是想把这些项目深入广泛地宣传推广出去。
这种社会机构和大型企业携手、文化保护和综合宣传并举、整合社会资源、发挥各方特长、同时吸引广大民众重视和参与的活动，无疑是艰巨的“非遗”保护工作中，一个值得借鉴的新思路。
山西民风民俗
山西之名，因居之西而得名。
，大部分地区为晋国所有，所以简称“晋”；战国初期，韩、赵、魏，因而又称“三晋”。
全省总面积15.6万，总人口近3400万人，省内辖11个地级市，119个县、市、区。
NO1. ：是流行于临汾地区的一种集体敲击表演,得名于鼓手表演时展示的各种勇猛姿态。
它常常在庆祝农历新春,丰收,群众游行和其它欢乐的场合表演。
最早据说是在古代尧帝时期出现。
到现在已经有4000多年的历史。
每年农历四月初八,尧帝的娥皇和女英去看她们的父母时,尧所在的部落的人们敲锣打鼓为她们送行。
当她们回来时,她们村的人们也以同样的方式欢送她们。
从那时起,威风锣鼓就成了一种习俗。
许多大村庄都有他们自己的锣鼓队。
NO2. 晋南花鼓：晋南花鼓起源于万荣县,后来流行于整个晋南地区。
据说晋南花鼓是在明朝时期由安徽凤阳逃荒的人们将它带到了万荣县。
万荣花鼓表演有三种形式：高鼓（鼓置于胸前）,低鼓（鼓置于腰间）和多鼓（身体携带多面鼓）。
表演者边敲边舞,通常还伴有大锣和铙钹。
象木偶戏一样,皮影戏也常常演出一段民间故事。
戏中人物和道具由皮革制成,它们的轮廓被投影到屏幕上。
表演者在幕后为戏中的人物配音和演唱。
NO3. 炕画炕画山西有在炕周围墙上作画的习俗。
这些画用来装饰房间和保护粉刷的墙壁。
炕画内容丰富,从风景,花鸟,野兽到历史和传说故事。
在原平发掘的宋代古墓中发现了与现代炕画相似的壁画,证明了炕画这种民间艺术至少已有800年的历史了。
NO4. 刺绣刺绣山西农村的这种手工作品十分普及。
各地的刺绣都有它们独特的形式：有的华丽精美,有的庄严清晰,有的简单精制。
刺绣作品有三种,衣服、日常用品和典礼装饰。
在传统衣服上,刺绣通常用来装饰领子、袖子和童鞋、围兜和童帽。
日常用品中,一种典型的刺绣作品是枕头,有的设计成两只虎头、一只人脸虎头、一只鱼尾虎头或一只青蛙。
现在,刺绣更广泛地作在垫子、鞋垫、钱包和旅游纪念品。
用于典礼的刺绣作品主要有挂在庙宇上的垂帘和殉葬衣服。
NO5. 平阳木板年画平阳木板年画源于宋朝平阳（古临汾）的木板年画艺术在元、明、清时期得到广泛发展。
宋朝灭亡以后,元代统治者强迫许多印刷工人从南方迁到平阳,使这里成为印刷工业的中心,从而产生了平阳木板年画。
大部分平阳木板画是由有此嗜好的农民在业余时间雕刻印制而成的。
取材于当地的习俗和传说故事,木板画的内容主要是些花、鸟、鱼和历史人物。
采用夸张生动的和鲜明的颜色,画面充满当地的风味,反映了当地人民健康、勇敢、浪漫的性格。
平阳年画根据不同的用途有不同的种类。
有的悬挂在卧室,有的贴在门窗上,有的则用来装饰厨房或桌子。
NO6. 霍州面塑霍州面塑当地人称之为羊羔儿,古时的“羊”同“祥”,取吉祥的寓意。
春节来临前,农家妇女会捏制小猫、小狗、小虎、玉兔、鸡、鸭、鱼蛙、葡萄、石榴、茄子、佛手、等形象的面塑制品,以象征吉祥如意、福寿荣华。
在寒食节时,上坟祭祖用的面塑造型是“蛇盘盘”。
据说,吃掉“蛇头”便能“减毒头,免灾祸”。
,霍县境内面塑种类最多,有猪头、羊头、麦秸集、针线箩筐、顶针、剪子、针线、坐饽饽、狮、虎、狐狸等等造型。
农历七月七日“乞巧节”,传说在这一天妇女吃了“针线”、“顶针”之类的面塑就心灵手巧。
新媳妇过门第一年,娘家要给女儿送“羊羔儿馒头”。
婴儿满月,姥姥家制作直径达尺余的“囫囵”,即在面圈上塑出的面塑。
宾客来祝贺,便把“囫囵”切一块送给来人享用。
绛州面塑 降州即今日新绛县。
逢年过节,这里的家家户户都要用面粉捏制出千姿百态的面塑欢度节日。
由于这里的面塑注重彩色点染,花色绚丽,所以当地人称之为“花馍”。
花馍造型比较夸张,尤其以“走兽花馍”最为出色。
五寨面鱼 晋西北五寨县的老百姓,有一种捏面鱼的习俗。
捏面鱼就是用面粉捏成鱼的形状。
捏制的面鱼经过着色加彩,然后用文火烘干,便可当工艺品收藏了。
面鱼可用来赠送亲友或外出时作干粮。
除了捏面鱼外,还捏制瓜果类,花草类、动物类、禽兽类、人物类等多种类型的制品,也习惯称之为面鱼儿。
NO7. 山西的七月初七日为,亦称“乞巧节”、“少女节”、“情人节”。
七夕节,主要是庆贺天上牛郎与织女的一年一会。
来源于神话故事,民间习惯称为天河配。
依照七夕节天上牛郎、织女相会的情节,山西民间有扎像庆贺之俗,就是在街头巷口用树枝等物扎成一对青年男女像,代表牛郎、织女相会。
在像前敬献瓜果桃李以示祝贺。
星汉灿烂之际,如果看到天河中有奕奕正白气,闪耀着五色的光芒,就被认为是牛郎织女相见的征兆。
旧时此刻要下拜,乞求牛郎、织女恩赐。
据说牛郎织女是勤劳的化身,所以跪拜者求农求织求婚均可。
求金求银求暴利则要适得其反。
一人只能乞求一事,求多则不灵。
在吉祥征兆面前,连续三年诚心诚意乞求一事,则必然应验。
山西气候,七夕前后多降雨,能够连续三年乞求一事当属不易。
民间传说,七夕节如果天上降雨,就是牛郎织女哭诉衷肠,预兆着夫妻和睦,家庭兴旺。
七夕节里,姑娘媳妇还有许多向织女讨教手艺的活动,称为乞巧。
晋南地区习惯用当年产的新麦秸编成一座桥,配以牛郎、织女,男孩、女孩、老牛、喜鹊等编织物,置放案头。
或是用彩色纸,剪成上述景物,贴在墙上。
祈祷后,拿七根绣花针,用彩色线来穿针孔,能够一次顺利穿过七个针孔者就被认为乞得了巧。
曲沃县盛行男、女孩童以星星草、香节投水乞巧。
晋北地区习惯白天在院里晒一盆水,因微尘飘落,盆水的表面形成了一层薄薄的膜。
将绣花针涂油以后,轻轻放置水面,能够飘浮者则被认为是乞得了巧。
晋西北地区是在盆水中放置豆芽,将节前生好的豆芽,放置水面。
在阳光照耀下,经过盆水的折射,水底倒影会显示出各种动态,或蜈蚣、或水蛇、或水狗、小鸡。
倒影显得越复杂越逼真,意喻艺巧越多。
晋东南地区女孩子,七夕节要逮一只吐丝的蜘蛛,圈在匣子里。
第二天观察蜘蛛的结网疏密状况,越密乞巧越多。
与少女一样,少男在七夕节也要向牛郎讨教耕耘本领。
晋南地区,习惯在木板或石板上覆土,土上制作茅屋小景,屋旁作成田园。
田地中种粟生苗,称之为“谷板”。
晋北地区习惯将小麦及各种豆类用水浸泡,促其生芽。
七夕节,用彩线缠芽,称之为“种生”。
晋西北牧童要为耕牛编戴花环,称为“老牛过生日”。
晋东南流传有夜深人静,躺在葡萄架下偷听牛郎、织女说悄悄话的说法。
七夕节,民间喜用白面或糕面加油、糖、蜜做成各种糖果,称为巧食。
山西境内,家家要吃西瓜,喜欢在西瓜上刻画花纹图案,称为“花瓜”。
黄梅戏诞生的年代
黄梅戏在其漫长的过程中，不断地吸收了青阳腔、徽剧等和当地民歌及其他戏曲的音乐精华，逐渐形成了今天自己独特的风格。
黄梅戏用安庆语言念唱，唱腔淳朴流畅，以明快抒情见长，具有丰富的表现力；黄梅戏的表演质朴细致，以真实活泼著称。
黄梅戏来自于民间，雅俗共赏、怡情悦性，她以浓郁的生活气息和清新的乡土风味感染观众。
早期黄梅戏的演出剧目，大多为老艺人自编自演的反映底层民间生活的小戏。
本世纪50年代，一大批有志于戏曲事业的知识分子加入黄梅戏传统剧目的发掘与再创造的行列，他们的加入，大大丰富了黄梅戏的表现形式，加强了黄梅戏的文学性，发展了唱腔和伴奏，使其原来的民俗性和通俗性得到质的升华，旋律更为优美，影响更为扩大，黄梅戏真正迎来了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艺术春天。
也就是在这一时期，出现了严凤英、王少舫、潘璟琍、张云风等一大批优秀表演人才，《天仙配》、《女驸马》、《罗帕记》就是这一时期所产生的代表性作品。
随着众多优秀剧目的不断推出，国内外的观众，认识并接受了黄梅戏，使黄梅戏从乡村草台登上了都市的大雅之堂，最终成为驰名海内外的著名剧种。
本剧院的剧目和演员曾获得众多奖项，多次赴香港、澳门、新加坡、德国、台湾、美国、澳大利亚等国家和地区演出，获得文泛的好评，被外国友人誉为中国的乡村音乐。
骄傲和光荣已成为历史，新世纪已经找开希望之门，如今的安徽黄梅戏又涌现出如马兰、黄新德等为代表的众多新人。
面对新世纪，我们寄希望于新一代黄梅戏传人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用青春、美丽和智慧，创造新的灿烂…… 黄梅戏的艺术特色 在剧目方面，号称“大戏三十六本，小戏七十二折”。
大戏主要表现的是当时人民对阶级压迫、贫富悬殊的现实不满和对自由美好生活的向往。
如《荞麦记》、《告粮官》、《天仙配》等。
小戏大都表现的是农村劳动者的生活片段，如《点大麦》、《纺棉纱》、《卖斗箩》。
解放以后，先后整理改编了《天仙配》、《女驸马》、《罗帕记》、《赵桂英》、《慈母泪》、《三搜国丈府》等一批大小传统剧目，创作了神话剧《牛郎织女》、历史剧《失刑斩》、现代戏《春暖花开》、《小店春早》、《蓓蕾初开》。
其中《天仙配》、《女驸马》和《牛郎织女》相继搬上银幕，在国内外产生了较大影响。
严凤英、王少舫、吴琼、马兰是黄梅戏的著名演员。
黄梅戏的类别主要有花腔和平词。
花腔以演小戏为主，富生活气息和民歌风味。
平词，正本戏中的主要唱腔，常用大段的叙述、抒情，韵味丰富，如行云流水。
黄梅戏的优秀剧目有《天仙配》、《牛郎织女》、《槐荫记》、《女驸马》、《夫妻观灯》、《打猪草》、《柳树井》、《蓝桥会》、《路遇》等等。
黄梅戏有两大声腔体系———花腔体系、平词体系。
花腔体系脱胎于民歌小调，属曲牌体；平词体系渊源于高腔、弹词、罗汉桩、道情、吹腔、徽调、京剧等声腔，属板腔体。
这两大声腔体系，都植根于安庆地区的声腔土壤。
黄梅戏表演形式，在学习借鉴昆曲、京剧、徽剧等大剧种的基础上，逐步形成了自己的风格。
早期黄梅戏从业人员中，有成就、且有史料记载的黄梅戏老艺人，都是安庆地区的人。
例如蔡仲贤（已知最早黄梅戏演员，生于1821年，望江县人），胡普伢（最早黄梅戏女演员，生于1821 年，太湖县人）、洪海波（潜山县人）、叶炳池（东至县人）、咎双印（怀宁县人）、胡玉亭（望江县人）、龙昆玉（望江县人）、程积善（贵池县人）、查文艳（怀宁县人）、丁永泉（怀宁县人）、潘泽海（安庆市人）、严凤英（桐城罗岭人）等，他们之间都有师承关系。
建国前，黄梅戏没有文人介入，演出的百余本大小传统剧目，绝大部分都是移植于青阳腔、岳西高腔、京剧和徽剧。
通过以上对黄梅戏声腔形成的探讨，剧目积淀的溯源，演员师承关系的觅踪以及黄梅戏历史沿革发展的总体把握，我们对黄梅戏剧种的发展概貌，有了一个较为清晰的认识。
黄梅戏的源头就在安庆地区，黄梅戏诞生于安庆地区，成长于安庆地区，兴盛于安庆地区。
声腔系统是一个剧种的重要标志，任何一个剧种和隶属于这个剧种的声腔系统的形成，都有一个不断吸纳、借鉴、融会、扬弃、改造、流传、不断适应观众审美需求、艰难复杂的积累创造的过程。
在这个不断走向成熟的过程中，一定会有与本剧种在文化背景、人文环境、审美趋向、生活习俗等方面，存在着渊源关系的某一种或某几种音乐素材，是本剧种的重要养分，从而加速了这个剧种的形成。
如果我们将一个剧种比喻成一条江河，那么，对于催生这一剧种成熟的某一种或某几种音乐素材，只能算是沿途汇入那条江河的支流。
黄梅戏之于黄梅采茶调的关系，就如同江河与支流的关系，黄梅采茶调是促成黄梅戏成熟的重要因素，但决不是黄梅戏的源头。
黄梅戏源头的历史记载陆洪非先生在《黄梅戏源流》一书中，对黄梅戏的源头列举了几种传说。
传说之—∶“黄梅戏是在‘怀宁腔’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每当春种秋收之时，农民们惯唱‘怀调山歌’来歌颂自己劳动的丰收。
这种民间优美抒情的山歌小调，统称为‘怀宁调’。
” 传说之二∶“……黄梅戏起源于安徽安庆地区。
从前每逢黄梅季节，常常洪水成灾，四乡农民为了祈求丰年，就在这个时候举办迎神赛会，会上出现各种歌舞演唱，在这种歌舞演唱形式的基础上产生的一种戏曲形式，因与黄梅季节有关，故名曰‘黄梅调’。
” 传说之三∶“黄梅戏源于湖北黄梅县的民歌小调即黄梅采茶调。
” 以上三种传说，我认为前两种传说较为符合历史真实，后一种传说就显得牵强附会，很多人因为黄梅戏和黄梅县同字同音而趋同黄梅戏源于黄梅县的说法。
当然，一些专家也曾从音乐、剧目、师承的层面进行分析、推论，认为黄梅戏源于黄梅采茶调，但提出的论据、论点不具有说服力，他们也坦承由于可供借鉴的资料匮乏，所以，无法最终形成定论。
至于黄梅戏到底源于何处，很少人有兴趣去探讨研究。
这既有年代久远，原本就缺少文字资料，一些了解情况的老艺人也相继去世，又无经费支持的原因，也与人们普遍对黄梅戏起源持漠视态度有关。
性 黄梅戏经过一代又一代人艰苦卓绝的创造发展，已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民间小戏，一跃成为全国著名剧种，且在戏曲整体萎缩的形势下，依然保持着一种良好的发展态势，这得益于黄梅戏的通俗化、大众化的艺术品格和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
我们不能只将关注的目光聚焦在今日的成绩上，而漠视黄梅戏风雨兼程的来时路。
如果连一直以黄梅戏为家乡戏的安庆人，都无法说清黄梅戏的源头,岂不有数典忘祖之嫌
再者，厘清剧种的源头，找到我们共同的精神家园，唤起人们对黄梅戏的认同感和自豪感，正本清源，进一步凝心聚力开拓进取，也是黄梅戏在新世纪的持续发展. 主题开掘上更具深刻性 黄梅戏的再度繁荣的时代，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与世界文化优秀成果相互交融的时代，是多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的时代，也是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质量迅速提高的时代。
黄梅戏《红楼梦》所走过的戏曲主题深化道路，在20世纪末的时代氛围中得到更加广阔的延伸。
例如，《徽州女人》把一种等待升华为一种信念和人格力量，剧中的女人曾因等待不得而失望乃至绝望过，终因信念不倒而在绝望中获得洗礼和升华。
《风雨丽人行》把3个知识女性的人格升华作为主要表现对象，讴歌了她们在反抗非人道的斗争中“从人道主义走向英雄主义”。
黄梅戏电视剧《秋》在改编中，也把历史对年轻一代的选择和年轻人对历史的选择作为表达的重点。
这些剧目的演出和播映，能动人音容，撼人心魄，撩人情肠，无不在作品主题的开掘过程中显示出深厚的思想文化含量。
风格追求上更具多样性 受到应接不暇的当代艺术风格的启迪，踏着二度繁荣的艺术足迹，世纪之交黄梅戏的再度繁荣在风格追求方面显现出强烈的多样化意识。
例如：《秋千架》的舞台上荟萃了多种艺术形态，意在尝试黄梅音乐剧的风格，把古装题材表现成为一个现代童话，比较适合青年观众的口味；《风雨丽人行》把视角聚焦在几位知识女性的情感深处，用较多的篇幅进行诗意盎然的情感描述，使黄梅戏舞台上展示出一种儒雅风范，赢得了知识界的观众；《徽州女人》把形体语言作为重要舞台手段，实验一种风格化的表现方式，令许多观众耳目一新；《木瓜上市》和《柳暗花明》不同程度地对传统写意风格做了现代诠释，从而更接近时下观众的审美情趣；《斛擂》和《乾隆辨画》完全是一派风云际会、豪情冲天的舞台景象，为原本轻柔的黄梅戏输入了阳刚之气。
经由这些剧作的努力追求，黄梅戏的艺术风格真正呈现为多姿多彩的景观。
近年来，优秀的黄梅戏剧目被搬上荧屏和银幕，已经不再是对舞台景象的简单复制。
黄梅戏剧目得以用“音乐电视剧”和“电影故事片”的身份走向观众。
而且，黄梅戏电影和电视剧在影视美学追求上努力突出画面的多义性，尽量强化唱腔的唱歌性和表演的平实性，当这些追求受到充分关注，并在一定程度上反过来渗入舞台时，使得黄梅艺苑更是“万紫千红总是春”。
从艺术角度对黄梅戏的再度繁荣做出归纳和梳理之后，需要立即提出黄梅戏如何持续发展的问题。
黄梅戏今后的发展任务将会更重，也更加艰巨。
回顾黄梅戏几度繁荣的历程，有一条基本经验值得我们牢记，那就是充分发挥可塑性较大的艺术个性，充分展示轻灵飘逸的艺术魅力，坚持不懈地走艺术变革之路，坚持不懈地追求艺术创新的目标。
回首50年代，《天仙配》和《女驸马》中的那些脍炙人口的唱段，就是在当时的传统唱腔基础上，经过增加曲调种类和重新组合各种曲调，并且引进西洋乐器及其配器手法后形成的，就是艺术变革的成果。
到了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红楼梦》和《无事生非》的艺术变革主要表现在，用轻灵见长的黄梅戏来接纳曹雪芹和莎士比亚的博大精深，深化了剧种的思想内涵，拓展了剧种的承载容量。
再看近年来的黄梅戏，《徽州女人》的高雅风度，《秋千架》的童话色彩，《风雨丽人行》的诗化结构，《柳暗花明》和《木瓜上市》的质朴趣味，《斛擂》和《乾隆辨画》的阳刚气概，无不显示出黄梅戏的艺术变革精神。
因此，我们要认真总结半个世纪以来黄梅戏几度繁荣的经验，积极提倡黄梅戏的艺术变革和创新。
黄梅戏的可塑性较强，具备了腾挪转换的剧种优势，但要把这种客观优势转化为主观追求，还需要黄梅戏艺术家们更加敏锐和更加灵活，不断强化剧种里适应时代变化的艺术因素，保持与社会审美趋向的同步。
把握时代发展的脉搏进行艺术创新，不仅要改造艺术形式，也要在艺术内容上体现时代精神。
作为传统艺术样式的黄梅戏，演起古装戏来轻车熟路、得心应手；创作现代戏的数量较少，质量上总是差一把火，这种状况需要改变。
黄梅戏不能满足于古代题材，不能满足于改编和移植，要深入火热的现实生活，反映人民群众投身现代化建设的伟大社会实践，把形式的创新和内容的创新有机地结合起来。
摸索雅俗共赏的路子，应当研究当今流行的各种艺术样式。
这些年的实践证明，从现代媒体的丰富多彩出发，把黄梅戏舞台向荧屏和银幕延伸，就是扩大观赏面的一种有效手段。
黄梅戏能够流传得这样广泛，唱腔旋律好听是主要原因。
热爱黄梅戏的观众来到剧场，往往就是来欣赏黄梅戏的优美旋律，很怕在听觉感受上变味。
因此，唱腔看来是最能显示戏曲本质特征的部位，也是创新的过程中最讲究继承的部位，应当谨慎从事。
总起来说，黄梅戏要坚持艺术创新，但创新中要把握好“度”，要一步一个脚印地向前走。
黄梅戏语言以安庆地方语言为基础，属北方方言语系的江淮方言。
其特点为----唱词结构在整本戏多为七字句和十字句式。
七字句大多是二、二、三结构，十字句大多是三、三、四结构。
有时可根据需要以七字、十字句为框架，字数可压缩或增扩，曲调则常使用垛句。
花腔小戏的唱词灵活多变，有三至七字不等，中间常夹杂多种口语化无词意的字。
句数不一定为偶数有时奇数句重复最后一句便成偶数。
唱念方法均用接近普通话的安庆官话唱念。
整本戏中用韵母念、官话唱，小戏说白则用安庆地方的乡音土语，唱腔仍用官话唱。
若说到黄梅戏语言在塑造艺术形象，渲染艺术情境，迁移默化的“寓教于乐”的艺术功能，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概括： 其一，黄梅戏的语言具有“山歌”体的内在韵律美。
黄梅戏从抒情、嬉谑的小戏基础上发展起来，它的前身就是山歌时调，小旦、小丑舞台对唱，在此过程中，它吸引了各种时代的、地方的、人文的文化养料，发展为今天的黄梅戏剧种，而其主要的“灵魂”——山歌时调的美学特质却不变。
因此，黄梅戏的语言与它所依赖的音乐美质相辅相成，从而形成黄梅戏剧本语言的内在韵律美。
其二，黄梅戏的语言语近情遥，脍炙人口。
黄梅戏语言从表面上看，是比较土气的，句句都是大实话，但仔细一琢磨，就会发现它其实内蕴丰富，极富有弹性，在点染戏剧情境、表现矛盾冲突、突出人物此时此境上，有恰倒好处之功妙。
由于黄梅戏语言及唱词同时汲取了古诗、古词、民间口语、民谚、民歌的所长，摈弃其太雅，以至令人听不懂、不好入戏的弊端，发挥了语近情遥、明白如话的特点，因而成为一种雅俗共赏、文野合流、情浓语淡的剧本文学。
其三，黄梅戏语言的乐天夸张化倾向。
黄梅戏的语言犹如戏谑的外衣，覆盖在大多数传统剧目之上，从而形成特有风采。
这些语言基本出于劳动人民和下层社会人士的口头创作，到了黄梅戏里，经过艺人的加工提炼，使其更具有个性化，更能结合戏剧情境，引发观众的笑声，所以黄梅戏能给人以愉悦、朝气蓬勃之感。
第四，黄梅戏语言充满了当时现实社会的哲理经验之谈。
由于很多黄梅戏传统剧目都直接来自于传唱当时当地的真人真事的民间文学，因而它的语言和唱词就不可避免地渗透着那个时代的生活哲理及经验之谈，而且对下层社会生活民众的刻画及表述尤其细腻、独到，丰满。
第五，黄梅戏语言中的一些独特用法。
黄梅戏的语言及唱词有些特殊用法。
一是根据调式变化而加的衬词、垫词，如“呀嗬啥，依嗬呀”之类。
这种衬字垫词乍看不起眼，但将它们去掉，只唱实词就会索然无味。
衬字垫词是民歌韵味的体现，离开了它们，就等于好花离了泥土，无根无底了。
黄梅戏中对歌队舞的形式极普遍，小旦、小丑或猜谜，或对花，或报地名，或讲古，既热闹好看，也抒情有趣，它所要求的唱词一般都有形式上的同一格律。
此外，利用歇后语来猜药名，用一二三……十“的数目字来串唱词，都起到演唱活泼、生动抒情的效果。
可以用轻快、平易、幽默、风采四个词来概括黄梅戏的语言。
轻快，指它的深入浅出，明白如话；幽默，指它的风格与情趣落落大方，机智嬉谑；风采，指它不断汲取民间口头文学创作的养料，丰富自己，常有新鲜独到之处。
黄梅戏最初只有打击乐器伴奏，即所谓三打七唱。
抗日战争时期，曾尝试用京胡托腔；后又试用二胡伴奏，但都未能推广。
到建国初期，才逐渐确定用高胡作主要伴奏乐器，并逐步建立起以民族乐器为主、西洋乐器为辅的混合乐队，以增强音乐表现力。
伴奏锣鼓最初只有大锣、小锣、扁形圆鼓，被称作三打七唱，即3人演奏打击乐器并参加帮腔、7人演唱。
以后执堂鼓者又兼奏竹根节和钹，3名伴奏者分别坐在上场门内外侧和草台正中（奏鼓者）。
30年代后，因受徽班和京剧影响，逐渐移至下场的台侧。
传统的锣鼓点质朴、洗练，常用的有一、二、三、四、五、六、九槌，和十三槌半、四不粘（又名一字锣）、蛤蟆跳缺、凤点头、三条箭、推公车等。
配合身段表演的有起板锣鼓、十三槌半、七字锣、叫锣等。
建国后，又陆续吸收京剧技艺，编创了一些新锣点，以适应表演和声腔伴奏的需要。
起初，黄梅戏无伴奏曲牌，抗日战争前后因与徽调、京戏同台演出，才吸收了京剧中的《三枪》、《大开门》、《小开门》、《枯皇天》等曲牌。
建国初期，艺人又吸收了一些民间吹打及道教音乐中的《游春》、《琵琶词》等曲牌，使黄梅戏伴奏音乐逐步丰富起来。
黄梅戏是由山歌、秧歌、茶歌、采茶灯、花鼓调，先于农村，后入城市，逐步形成发展起来一个剧种。
他的起源，大约可以追溯到清朝乾隆年间，但形成一个完整的剧种，那还是近代的事。
在这段时间内，他吸收了汉剧、楚剧、高腔、采茶戏、京剧等众多姐妹艺术的精华，使自己逐渐完善起来而成为一个名剧。
在谈说这个名剧的时候，不能不注意到，表演这个剧种的团体，同样经历了这么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他也是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简单到复杂，逐步完善起来的。
也可以说，黄梅戏的形成发展和他的表演团体的形成发展是相辅相成的。
纵观黄梅戏的表演活动，从业余性到专业性，大略可分为四个阶段． (1) 萌芽阶段的表演活动： 只有表演者，没有表演团体。
这时期的黄梅戏，在宿松、怀宁的皖西一带(现在的安庆地区)，只是一些农民、手工业艺人如竹木匠、织工、裁缝等，用山歌、茶歌等结合旱船、龙舟民间歌舞形式，在庙会上或过年过节时演出、演唱，他们由一人牵头，把自愿者联络在一起，业余时间，自由结合，演唱完毕，各自散去，下次再演唱，重新组合。
而这一次的组合，与上一次的人员，就不一定相同了。
这种演出、演唱，纯粹是自娱自乐、与人同乐的性质，并不是以此为职业作为谋生的手段。
所以说，早期的黄梅戏，还没有形成真正的表演团体。
另外，当时的英山、黄梅一带，连遭水灾，灾民纷纷东逃安徽的宿松、怀宁等皖西各县。
还有从北方的凤阳、定远乃至淮北一带南下的逃荒者，他们其中的一部分人，演唱山歌、茶歌，或表演花鼓调、采茶灯，藉以乞讨饭食、谷物或钱财，所以早期的黄梅戏又叫化谷戏 (一说是花鼓戏的谐音)。
这些灾民，有一人演唱，有几人演唱，有的是一家人男女老幼一齐唱。
有的沿门乞讨演唱，有的打地摊演唱，因为都是暂时的谋生，不是以此为职业，无法形成表演团体，所以说，早期阶段的黄梅戏，只有表演者，没有表演团体。
(2)早期阶段的表演活动： 相对固定、人员很少、形成业余或半职业的班社黄梅戏从山歌、茶歌、采茶灯、风阳花鼓调的演唱，发展到有简单故事情节的二小戏、三小戏的时候，演唱者们，便不能如先前那样随意演唱了。
由于是戏的演出，必须有排练，有服装、道具等戏剧所需要的程序和要求，业余时间则不够，加之，这种演出可能变成表演者的职业或半职业，他们便自然结合成一个团体。
这就有了早期相对固定的黄梅戏班子，即现在称之为表演团体的。
这个时期的班子，有的是短期的，有的是季节性的，基本是业余性或半职业性的。
大多没有固定的班址，内部松散，组织结构不完整，没有严格的纪律约束，人员出入自由，因表演的内容不大，剧中的人物不多，只不过三两出二小戏(小生、小旦)和三小戏(小生、小旦、小丑)，所以班子的人员很少，七八个人即可，所谓七忙八不忙，这是黄梅戏班子里流行的一句俗浯，就是说，这个班子七个人，就忙些，有八个人就不忙了。
因此说，中期阶段的黄梅戏，已经有了一些相对固定的，人员很少的，但是业余或半职业性的表演团体。
(3)后期阶段的表演： 班社迅速发展，走上正规、固定，剧目增多，行当全，从农村进入城市黄梅戏到了清末民初，兼收并蓄，已经发展成比较完整、成熟的剧种。
除演二小戏、三小戏外，吸收了青阳腔、楚剧的大本戏。
演大本戏，就要求班社要相对的稳定，要具备表演大戏的表现能力。
因此这段时期，相继出现了固定的职业性的班社，这种职业性的表演团体，为了生计，为了营业，为了保证收入，剧目要经常翻新，表演也要有一定的质量，人员增加了，行当齐全了，舞台美术(衣箱、幕布、道具、刀枪把子)也有了发展。
班子不那么松散了，组织管理上，有了班主，还有了联系演出和管理生活的专职人员，流动性也增大了(即所谓跑码头)。
这种职业性的表演团体，大约在清咸丰年间就已出现，如在咸丰七年(1857年)．清军多隆阿、鲍超曾在冬至这天．在宿松缄为剧楼，演花鼓戏，邀各营队长洎众文吏聚观。
(宿松县志)这里说的花鼓戏就是黄梅戏。
这个记述，说明两个问题：一、多隆阿和鲍超看的这个黄梅戏，可能是一个阵容不错，有一定演出质量的固定性职业班社。
二、这个班社已进入剧场。
可惜这个记述未记班社名字及其他活动情况，因此有人说，他也可能是一个丰职业性的班子。
但是在光绪年间之后，黄梅戏的职业班杜，在岳西、宿松、潜山、太湖、怀宁的皖西一带就相继大量出现。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桐城人瓦匠彭鸿华，人称彭小佬，组织了黄梅戏班子，在怀宁的乡间演出，称彭小佬班。
又光绪三十年(1904年)前后，王宏元在岳西组同升班。
20年代到30年代，是黄梅戏职业班社发展比较多的时期，除长江以北皖西、长江以南的至德(今东至县)、青阳、贵池、铜陵乃至徽州地区均有黄梅戏班社的组建。
民国十五年(1926年)，张廷翰在岳西组建张翰班 (又称良友班)。
民国十六年(1927年>，檀槐珠在东至组建同乐堂，又名槐珠班、 檀家班。
王梓林于民因二十七年(1938年)，在宿松组建抗建班，又叫王梓林班。
时值抗战时期，这个班子到抗战后方演出，宣传抗日救亡。
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桂春柏、桂月娥，在铜陵组建椿月堂班。
抗战胜利后，大江南北，此散彼聚，聚而又散，散而又聚，比较活跃。
1932年，丁永泉与艺友们一起，带班子进入安庆市，结束了黄梅戏只在农村演出的历史。
此后，其他班社：仿效，也纷纷进入安徽的市县演出。
总的说，后期的黄梅戏表演团体，比较正规和固定，演出剧目增多，行当比较齐全，流行地区扩大，并从农村进入城市。
(4)近期阶段的表演活动： 从职业班社转为政府管理的职业剧团黄梅戏于1932年进入城市，到全国解放，20多年间，从当时的安徽省省会安庆市，到周围各县以及江南的铜陵、青阳、贵池等县镇，都有黄梅戏的班社活动。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人民政府的文化事业管理部门，通过对艺人组织学习、培训等方式，将他们重新组织起来，置于政府领导之下，使之更好的学习和演出。
如在安庆市，以丁老六(丁永泉)和他的儿子丁紫成、女儿丁翠霞，还有潘泽海和他的女儿潘王景琍，及后来从京班转来的王少舫兄妹，组建了民众剧场(当时场团合一，其实为民众剧团)。
不久，严风英回到安庆，参加了群乐剧场 (后改为胜利剧场，迁至钱牌楼新址)。
又如桂春柏、桂月娥组建的一二三班，在铜陵被政府改为铜陵新民剧团。
在此前后，安庆地区所辖各县及江南各县，将流动的职业班社及零星艺人，组成职业性的黄梅戏剧团。
如望江县艺人胡玉庭和怀宁艺人李桂兰等人，从江北流动到至德，被至德组建为至德大众剧团。
桐城县的文化部门将黄梅戏艺人陈国荣等，和一些业余演唱积极分子严云林等人，组成桐城人民剧团。
望江县则是把半专业性的凉亭剧团和业余活动骨干组成望江流动剧社。
这样的恢复和重建表演团体，使原本流动性很强的跑码头状况，都相对的稳定了下来，基本上在一个县的范围内活动和演出，并且多有固定的剧场。
演出条件大大改善，脱开了草台和地滩。
最主要的是，有了政府的领导和支持，自己管理自己，经济收入也有了一定保证。
简述戏曲现代化的特点
中国戏曲现的特点，可以从以下几个来概一是从题材上看，由于特定的要求，涌现出大量现代戏和以古喻今的历史戏。
二是从剧种生长来看，出现了越剧、黄梅戏等一大批流传遐迩的现代剧种和龙江剧、吉剧等新兴剧种。
三是从创作主体上来看，导演中心制逐步取代了演员中心制，一大批强势话剧导演乃至影视导演的涌入，舞美灯光和音响突飞猛进的技术化手段，都使得戏曲向着话剧和影视方面迅速看齐。
四是从音乐载体上看，主旋律、多声部模式已经逐步取代了以往的多旋律和单声部基调。
五是从悲剧精神上看，中国戏曲涌现出一大批向着古希腊悲剧精神和莎士比亚戏剧模式看齐的作品，模仿其他欧美作品的戏曲作品也不在少数。
六是在戏曲现代化与国际化的过程中，开始产生新的演出方式，未来也可能涌现新的剧种，闪烁新的国际化戏曲明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