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尔顿61弗里德曼的名言，通货膨胀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是货币现象
美国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者弗里德曼(Friedman)认为“通货膨胀在任何地方都是货币现象” (Inflation is always and everywhere a monetary phenomenon)。
然而，实际经济中的货币供给与通货膨胀的关系，并不是简单地为表现为货币的多少。
大量的数据经验表明，货币供给与通货膨胀之间存在着明显的正向关系主要适用于长期，在短期这种关系并不明显存在。
弗里德曼教授考察了美国历史上1867~1960期间货币供给(以M2度量)与通货膨胀(以GDP减缩因子度量)之间的关系。
注意，他考察的是这两个指标每十年的平均增长率之间的关系，即以每十年作为一个数据点来考察货币供给与通货膨胀的关系。
所得出总的结论是：高的货币供给导致高的通货膨胀。
但是，当把这种考察用于短期分析，特别是观察月度的货币供给与通货膨胀的数据时，经济学家们却很难发现二者之间有什么规律性的关系。
“通货膨胀是货币现象”这个说法，是从长期的角度，撇开了经济中具体因素作用的过程，而对最终结果所做的一种概括性描述：即通货膨胀最终都归结为货币过多。
这如同发洪水是由于水过多一样的道理，而不论水是来自长江的水，还是来自黄河的水，还是来自天上下的雨。
总之，水多是发洪水的基本条件。
同样可以理解为：货币过多是通货膨胀的基本条件。
因此，导致通货膨胀的原因与通货膨胀是货币现象谈论的是不同层面的问题。
这意味着从长期来看，要抑制通货膨胀就必须要有效地控制货币供给；而从短期来看，抑制通货膨胀必须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中国通货膨胀案例
1988：通胀“失控”根据吴敬琏的回忆，在1988年2月的十三届二中全会前后，理论界曾发生过一次关于通货膨胀的争论。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薛暮桥、马宾、吴敬琏和社科院副院长刘国光均认为，通胀已成当前经济的“最大敌人”，必须着手治理。
而厉以宁以及国家体改委所属的体改所的一些学者则持相反观点，决策层也持后一种意见。
1988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一改历年以农业问题为主题的惯例，专讲宏观经济问题。
文件指出，“1987年实现了有效益的增长，速度高而无通货膨胀的危险”、“对物价问题要进行科学的分析”。
当时的决策层认定，当前物价问题的焦点在食品，而不是别的东西。
而食品价格之所以上涨，说到底是因为供给不足。
在《中国当代经济改革》一书中，吴敬琏写道：领导上惑于“通货膨胀无害论”的观点，仍然认为1987年的问题不是总量问题，而只是由于农业生产的局部问题。
但是，吴敬琏仍然没有退缩。
1988年4月26日，吴敬琏和他的助手李剑阁给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领导写了一份研究报告，题目为《控制需求，疏导货币，改革价格》。
文中，他们重申了吴在1985年就提出过的“管住货币，放开价格”的政策主张，也就是说，进行价格改革势在必行，但是只有在“管住货币”的情况下，价格改革才有可能成功。
他们认为，在当前这种情况下，用价格管制的办法是难以维持的。
根据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联邦德国和日本的经验来看，“管住货币，放开价格”是“唯一可能获得成功的选择”。
价格改革适时推出虽然艰险，舍此却别无他途，而且随着时间的流逝，困难和风险会越来越大。
因此，他们写道，价格改革这个关“早晚要过，迟过不如早过，长痛不如短痛，贵在当机立断”。
然而，他们的论述重点还在于控制需求和管住货币。
他们指出，在多数人认识到价格改革既不能绕过，也不宜推迟以后，下述的可能性就会增大，即领导层在不改变扩张性货币政策的条件下做出积极推进价格改革的决策。
但是，在他们看来，“这是一种成功可能性很小的选择，因为在需求膨胀和待实现购买力大量积累的情况下，对价格作较大的调整和放开部分产品的价格，有可能引发严重的通货膨胀”。
在研究报告中，他们还列举南斯拉夫几次价格改革的案例，说明由于没有改变导致需求膨胀的经济体制和没有采取反膨胀的宏观经济政策，“结果都因物价暴涨超过了社会承受能力而不得不终止改革，重新冻结物价”。
吴敬琏们的观点仍然没有得到最高层的采纳。
仅仅几个月以后，他们所描述的场景就在中国出现了。
1988年4月，全国七届人大召开，原国务院主要负责人转任中央军委副主席，李鹏出任新一届的国务院总理。
到了5月上旬，中央领导发生了突然的变化。
时任总书记提出启动物价“闯关”。
“闯关”的意思是，在短期内迅速理顺紊乱的价格体系，从而让经济运行趋于正常。
由于体制内外落差很大，价格一并轨，势必会导致物价在一定时期内的上涨，所以，这是一个凶险的“关”，而且必须以“闯”的方式才可能顺利通过。
这是一个有着巨大风险和争议的经济决策。
吴敬琏日后分析，根据决定“闯关”的领导人当时的讲话，他之所以下决心“闯关”，是为了消除“双轨制”所滋生的腐败现象。
而在做决策时，对通货膨胀的危险性估计不足。
吴敬琏认为，这一判断是导致“物价闯关”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接下来发生的事实，是30多年的改革史上最为混乱和令人叹息的一幕。
5月16日到1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制定了物价改革方案，宣布用5年时间把物价放开。
为此，国务院建立了物价委员会，以国务院副总理姚依林为主任。
在政治局常委会闭幕的5月19日，新华社向全国发表通电称，“中国的物价改革是一个大胆行动，要冒一定的风险，但是中央有信心把这件事办好……”以此为标志，打响了启动“物价闯关”的信号弹。
也是在5月19日这一天，邓小平接见一批前来北京参加一个国际经济讨论会的外宾。
他在讲话中提出改革也要过五关斩六将，过价格这一关很不容易，“但物价改革非搞不可，要迎着风险，迎着困难上，十全十美的方针、十全十美的办法是没有的”，“我总是告诉我的同志们不要怕冒风险，胆子还要再大些。
如果前怕狼后怕虎，就走不了路”。
交谈中，一位拉丁美洲的国家银行行长应和说：“这叫做长痛不如短痛。
”邓小平说：“你说得对，长痛不如短痛。
”不过，邓小平接见外宾时的这段讲话在当时并没有发表。
5月25日至27日，时任总书记召集中央10多个部委的领导人开会，商议价格改革事宜，与会者中有两位经济学家，是刘国光和吴敬琏。
会上，各部委领导都同意立即进行“物价闯关”。
刘国光提出不同意见，他认为，由于连续几年的物价上涨，民众的通货膨胀预期正在形成，年初开始，各地已经发生了零星的抢购风潮，如果立即进行价格改革，势必促使通货膨胀预期完全形成和爆发全面的抢购风潮，所以，应当先用一两年时间治理好经济环境，再来进行价格改革。
总书记对刘国光的意见不以为然，他说，你们这些经济学家的思想就是有框框，以为高速度一定会有高通胀，要求先治理环境，再放开价格。
他援引韩国的经验说，韩国就是先通膨，后治理，打“时间差”，实践证明这是成功的经验。
吴敬琏觉得总书记所讲的道理不对，也加入了争论。
他说，刘国光所说的基本道理是对的。
打“时间差”要以居民还存在货币幻觉、没有形成通货膨胀预期为前提，这时多发票子他们不会马上作出反应。
但是，4月份开始已经出现了储蓄负增长和零星抢购，所以，在这种宏观情况下实施激进的价格改革方案，可能会使通胀预期完全形成并出现银行挤兑和恐慌抢购。
至于韩国，朴正熙搞“重化工业运动”以为打“时间差”是个好主意，结果造成严重通货膨胀，政局动荡，朴正熙的命都送掉了，这种教训不能不汲取。
领导也不同意吴敬琏的意见。
于是，两位学者与领导之间发生激烈的辩论，以至于争得脸红脖子粗，10多位部长们在一旁面面相觑。
在第二天的讨论会上，气氛缓和了下来。
领导人还是坚持他的观点，认为通胀根本不可能发生，而且即便发生了，也不可怕。
他谈到，体改所的一行人正在拉丁美洲考察，他们发回很多电报，说拉美的通胀率高达百分之几千，可是经济还是在发展。
他还举例说，前些日子阿根廷总统阿方辛访华，当他得悉中国的通货膨胀率时说，你们这点通胀算什么，如果能像你们这样，我就谢天谢地了。
后来才知道，当时体改研究所的一行人正在拉丁美洲访问，他们从大使馆给总书记和国务院领导人发来电报，力陈高通货膨胀没有什么可怕，拉美的经济十分繁荣。
至此，立即“闯关”的决策敲定。
从上述的这些细节以及综合后来的其他史料可以看到，在赞成进行价格改革的人士中实际上存在着两种意见。
第一种是薛暮桥、刘国光和吴敬琏的意见，他们都认为应当先治理经济环境，然后再进行价格改革，只不过对治理的力度和所需时间有不同的估计。
刘国光认为要花两年时间；吴敬琏则认为，只要力度足够，不需要两年。
第二种是立即进行“闯关”的意见，他们认为通货膨胀要么不会产生，要么并不可怕。
争论的结果是，第二种意见被采纳执行。
当时的决策层对立即“闯关”所可能引发的市场和社会动荡竟没有去设计一个防范性的预案。
用吴敬琏的话说，“根本不相信物价会飞涨”。
争论至此仍未结束。
5月30日，国家体改委召开经济体制改革中期规划研讨会，期间，专家们也自然讨论到迫在眉睫的物价改革问题。
6月1日，国务院总理李鹏接见与会专家，各个方案的代表吴敬琏、厉以宁、张卓元、王珏、吴树青等5人发言。
从当时发出的会议简报可以看到，他们均支持进行物价改革。
吴敬琏和张卓元都重申了治理环境、防止通胀的必要性。
厉以宁则谈到，可以利用政府手中掌握的金（黄金储备）、木（国有房产）、水（引进外资）、火（国有工厂）、土（土地使用权）和人（户口）等六种资源，通过出售黄金和房产、发行国营企业股票、卖掉小企业、有偿转让土地使用权和卖户口等办法，防止出现严重的通货膨胀。
8月，北戴河政治局会议正式公布“闯关”决定，确定5年理顺价格方案，前三年走大步，后两年微调，计划5年物价总计上升70%~90%，工资上升90%~100%。
这个“闯关”政策一公布，迅速震动全国。
从当月开始，全国中心城市的猪肉和其他肉食价格以70%左右的幅度上涨，其他小商品迅速跟进。
出乎决策层预料的是，“物价闯关”很快就呈现全面失控的可怕趋势，各地物价如脱缰的野马，撒蹄乱窜。
当时，全国居民的存款为3 000亿元（1992年为一万亿元，2008年为24万亿元），并不是一个很大的数字，但是由于公众的看涨恐慌心理，却造成全国性的抢购风，这似乎应了凯恩斯的那句名言，“社会心理决定了人类的永久的经济问题”。
根据当时的报纸报道，“人们像昏了头一样，见东西就买，既抢购保值商品，也抢购基本消费品，连滞销的也不放过，电视机有图像就抱，电风扇能转就买，电冰箱有冷气就要”。
不同寻常的是，民众的抢购已经与实际的供求脱节，以电扇为例，当时全国有200多家电扇厂，年产量达3 400万台，成为世界最大的生产国，从两年前开始，国内产销就出现供大于求的状况，电扇积压非常严重，但是在抢购风中，国内仓库里的所有电扇均被一抢而空。
8月下旬，上海抢购狂潮进入最高潮，市政府不得不采取紧急措施，实行凭票供应食盐和火柴，铝锅只能以旧换新或凭结婚证和户口证申请购买。
8月27日晚，中央总书记召开紧急会议，宣布暂停物价改革方案。
8月30日，国务院正式发布通知，下半年不再出台新的调价措施，下一年的价格改革也是走小步，工作重点从深化改革转到治理环境、整顿秩序上来。
1988年秋季爆发的这场物价暴涨和全面抢购，被认为是1978年改革以来最大的一次经济失控。
国家物价局的《中国物价年鉴》记载：“1988年是我国自1950年以来物价上涨幅度最大、通货膨胀明显加剧的一年。
在国家计算零售物价指数的383种商品中，动价面达95%以上，全年零售物价总指数比去年上升18.5%，这个上升幅度又是在持续3年物价累计上涨23.7%的基础之上。
”在吴敬琏看来，后来实施的“闯关”方案—在通货膨胀政策下放开价格的做法太过鲁莽，他在晚年口述史中说，“这就叫不幸而言中，因为物价飞涨和全民抢购是可以预见到的、一定会出现的事情”。
据《薛暮桥回忆录》记载：“1988年12月1日，时任总书记找我、刘国光和吴敬琏去谈话，表示接受我们对他的批评，说最近这一年犯了通货膨胀的失误。
我说不是一年，至少已有3年。
国光和敬琏也谈了自己的意见……但已造成相当大的损失，使改革走了一段不必要的弯路。
”1988的“物价闯关”失败，是中国经济改革史上最让人沮丧的一个事件，它的搁浅极大地改变了中国现代化的路径。
“闯关”失败后，宏观经济陷入紊乱，全国上下弥漫着阴郁的紧张气氛。
相关资料：1987~1988年是一个经济扩张的阶段。
以1985年的物价指数为基点，1986年的物价指数上涨6.0%，1987年的物价指数上涨13.7%，1988年的物价指数上涨34.8%。
此次通货膨胀的主要原因依然是政府为了满足社会固定资产的投资增长要求和解决企业的资金短缺问题，从1986年开始加大政府财政支出，不断扩大政府财政赤字，与此同时，为了解决政府赤字问题，货币连年超经济发行，到1988年第四季度，市场中的货币流通量为2134亿元，比上年同期上涨46.7%。
由于货币的超量发行，市场货币的流通量剧增，引发了物价的猛烈上涨，货币贬值。
由于当时政府着开放了名牌烟酒的价格，导致了居民的不确定性心理预期，引发了1988年8月中旬的抢购风潮和挤兑银行存款的现象。
1988年第四季度末的零售总额比上年同期上涨20.3%，8月份银行存款减少了26亿元，官方宣布的通货膨胀率达到18.5%。
关于通货膨胀的例子问题
兄弟你搞错了!许多知识点混淆了,GDP平价指数和实际和名义GDP知识点混淆了!通货膨正指数是个叫笼统的说法,他可以包括GDP平价指数还可以包括CPI和PPI,所以你需要自习把这些概念搞清处,不过你说的货币超发引起通货膨胀是货币主义的一种主张,这点在学术界有争议,不过还是有很多权威的专家支持这点,建议你仔细阅读下(西方经济学)这本书,对你有好处!
宏观经济学中如何比较短期与长期中储蓄与投资的因果关系
一、宏观经济变量的长期与短期决定因素宏观经济主要变量包括国内生产总值、失业率、通货膨胀率等，这些宏观经济变量的长期和短期的决定因素是不同的。
在分析重要宏观经济变量时，需要考察“这些变量的短期变化是由什么决定的
这些变量长期作何变化并由什么决定
”“宏观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实际上是从不同的时间角度来考察每个重要变量：当期、短期和长期，并运用不同模型分析长期问题和短期问题。
”（一）产出的决定因素在长期，工资和价格具有伸缩性，它们可以充分调整到使劳动市场达到充分就业，无论价格如何变化，产出总处于潜在水平，总供给曲线为一条垂直线。
例如，当价格提高时，名义工资和价格保持同比例增长，实际工资不变，劳动市场总处于充分就业状态，产量为充分就业的产出水平或潜在的产出水平（也称自然产量率）。
因此，长期产出水平与物价水平并不相关，它是由经济供给产品与服务的能力决定的，这种能力取决于资本和劳动的供给数量、制度因素以及可获得的技术水平。
经济增长模型用于研究长期产出的决定因素及变动趋势，解释各国居民生活水平差异的原因，在此基础上试图提出促进经济长期增长的政策。
在短期，由于工资具有粘性，当物价水平上升时，货币工资不会立即对此做出反应，随着实际工资的下降，企业将雇佣更多的工人，并增加供给量。
菜单成本等原因的存在使一些物品与劳务的价格对经济状况变动的调整也是缓慢的（即“价格粘性”），当物价水平提高时，一些企业保持其价格不变，这种低价格吸引了消费者，从而引起这些企业增加就业和生产。
工资和价格在短期的粘性特征使总供给曲线向右上方倾斜。
在这种情况下，消费者对经济前景的信心、企业对新投资项目盈利性的估计、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变动等会引起总需求曲线的移动，在供给不变的情况下，产出将达到新的均衡水平。
特别地，在极短时期内，价格水平是固定的，总供给曲线为一条水平线，无论产出的需求如何变化，企业都会提供与之相等的产出，此时的产出仅取决于总需求。
由此可见，影响总需求因素的变动会影响短期的产出水平。
由于潜在产出反映了经济社会的生产能力，受总需求影响的实际产出将围绕潜在产出水平上下波动。
大多数经济学家使用总需求与总供给模型来分析宏观经济诸如繁荣与衰退的短期波动，并考察经济从短期转向长期的内在调整过程。
（二）通货膨胀的决定因素货币量是物价水平和通货膨胀率的长期决定因素。
传统货币数量论认为，由于货币流通速度大体稳定，长期中的潜在产出水平由要素供给和技术水平决定，而与货币无关，货币数量增加只会导致物价水平上升和高通货膨胀率。
“古典二分法”和“货币中性”以及货币主义关于通货膨胀总是货币现象的观点揭示了货币与通货膨胀的长期关系。
凯恩斯也认为，一旦对应于充分就业的产量得以实现，古典理论就会再次盛行起来，货币扩张将产生“真正的通货膨胀”。
总需求和总供给变动是短期通货膨胀的原因，其主要类别有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和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
总需求不同组成部分的增加都可能带来通货膨胀压力，如消费需求的扩大、投资超速增长、政府赤字过大以及净出口增长都会直接拉动总需求，结果在短期引起整体物价水平上升。
成本是决定价格的最重要部分，如果农产品价格提高，能源价格上升或者工人和企业预期物价水平上升而达成高水平名义工资合同并在合同期保持不变，企业成本将上升，除一些企业迫于竞争压力而通过提高效率来降低成本外，其他企业通常有提高价格的动机和倾向，从供给方面引入通货膨胀压力。
20世纪70年代以后的世界经济史表明，石油价格上升导致的成本上升是成本推动通货膨胀的最重要因素之一。
通货膨胀的长期和短期分析视角并非绝对矛盾，需求和供给的变动、人们预期变化等都与货币数量变动存在直接或间接的联系，从需求、供给、制度及预期等不同角度剖析货币数量增加的原因，对于认识和治理通货膨胀是有益的，并且与通货膨胀“永远而且到处”是货币现象的论断并不相悖。
（三）失业的决定因素长期经济中趋近的失业率称为自然失业率，是长期中不会自行消失的失业，也是充分就业状态下潜在产出得以实现的失业率。
“摩擦性失业”和“结构性失业”对应的失业率即为自然失业率。
决定长期失业率的因素主要有人口组成、部门差异、工会的力量、最低工资制度等。
许多公共政策如能有效实施，则可以通过减少摩擦性失业来降低自然失业率，如政府就业机构及时传播工作空位信息，可以使工作岗位和工人更有效地匹配；公共筹资的再培范小仲：宏观经济学中的长期与短期率、通货膨胀率等，这些宏观经济变量的长期和短期的决定因素是不同的。
在分析重要宏观经济变量时，需要考察“这些变量的短期变化是由什么决定的
这些变量长期作何变化并由什么决定
”“宏观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实际上是从不同的时间角度来考察每个重要变量：当期、短期和长期，并运用不同模型分析长期问题和短期问题。
”（四）产出的决定因素在长期，工资和价格具有伸缩性，它们可以充分调整到使劳动市场达到充分就业，无论价格如何变化，产出总处于潜在水平，总供给曲线为一条垂直线。
例如，当价格提高时，名义工资和价格保持同比例增长，实际工资不变，劳动市场总处于充分就业状态，产量为充分就业的产出水平或潜在的产出水平（也称自然产量率）。
因此，长期产出水平与物价水平并不相关，它是由经济供给产品与服务的能力决定的，这种能力取决于资本和劳动的供给数量、制度因素以及可获得的技术水平。
经济增长模型用于研究长期产出的决定因素及变动趋势，解释各国居民生活水平差异的原因，在此基础上试图提出促进经济长期增长的政策。
在短期，由于工资具有粘性，当物价水平上升时，货币工资不会立即对此做出反应，随着实际工资的下降，企业将雇佣更多的工人，并增加供给量。
菜单成本等原因的存在使一些物品与劳务的价格对经济状况变动的调整也是缓慢的（即“价格粘性”），当物价水平提高时，一些企业保持其价格不变，这种低价格吸引了消费者，从而引起这些企业增加就业和生产。
工资和价格在短期的粘性特征使总供给曲线向右上方倾斜。
在这种情况下，消费者对经济前景的信心、企业对新投资项目盈利性的估计、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变动等会引起总需求曲线的移动，在供给不变的情况下，产出将达到新的均衡水平。
特别地，在极短时期内，价格水平是固定的，总供给曲线为一条水平线，无论产出的需求如何变化，企业都会提供与之相等的产出，此时的产出仅取决于总需求。
由此可见，影响总需求因素的变动会影响短期的产出水平。
由于潜在产出反映了经济社会的生产能力，受总需求影响的实际产出将围绕潜在产出水平上下波动。
大多数经济学家使用总需求与总供给模型来分析宏观经济诸如繁荣与衰退的短期波动，并考察经济从短期转向长期的内在调整过程。
（五）通货膨胀的决定因素货币量是物价水平和通货膨胀率的长期决定因素。
传统货币数量论认为，由于货币流通速度大体稳定，长期中的潜在产出水平由要素供给和技术水平决定，而与货币无关，货币数量增加只会导致物价水平上升和高通货膨胀率。
“古典二分法”和“货币中性”以及货币主义关于通货膨胀总是货币现象的观点揭示了货币与通货膨胀的长期关系。
凯恩斯也认为，一旦对应于充分就业的产量得以实现，古典理论就会再次盛行起来，货币扩张将产生“真正的通货膨胀”。
总需求和总供给变动是短期通货膨胀的原因，其主要类别有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和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
总需求不同组成部分的增加都可能带来通货膨胀压力，如消费需求的扩大、投资超速增长、政府赤字过大以及净出口增长都会直接拉动总需求，结果在短期引起整体物价水平上升。
成本是决定价格的最重要部分，如果农产品价格提高，能源价格上升或者工人和企业预期物价水平上升而达成高水平名义工资合同并在合同期保持不变，企业成本将上升，除一些企业迫于竞争压力而通过提高效率来降低成本外，其他企业通常有提高价格的动机和倾向，从供给方面引入通货膨胀压力。
20世纪70年代以后的世界经济史表明，石油价格上升导致的成本上升是成本推动通货膨胀的最重要因素之一。
通货膨胀的长期和短期分析视角并非绝对矛盾，需求和供给的变动、人们预期变化等都与货币数量变动存在直接或间接的联系，从需求、供给、制度及预期等不同角度剖析货币数量增加的原因，对于认识和治理通货膨胀是有益的，并且与通货膨胀“永远而且到处”是货币现象的论断并不相悖。
（六）失业的决定因素长期经济中趋近的失业率称为自然失业率，是长期中不会自行消失的失业，也是充分就业状态下潜在产出得以实现的失业率。
“摩擦性失业”和“结构性失业”对应的失业率即为自然失业率。
决定长期失业率的因素主要有人口组成、部门差异、工会的力量、最低工资制度等。
许多公共政策如能有效实施，则可以通过减少摩擦性失业来降低自然失业率，如政府就业机构及时传播工作空位信息，可以使工作岗位和工人更有效地匹配；公共筹资的再培范小仲：宏观经济学中的长期与短期训计划能使工人更容易从衰落行业转到新兴行业。
短期失业问题与经济短期波动密切相关，通常是由于总需求不足而导致的失业。
在宏观经济运行的繁荣与高涨时期，经济中对产品和服务的总需求上升，对劳动力的派生需求也上升，因而失业率较低；相反，在经济运行衰退和萧条阶段，对产品和服务的总需求减少，对劳动力的派生需求下降，失业率比较高。
由于难以避免的原因，经济中总存在失业，实际失业率将随经济周期的阶段性变动，在自然失业率水平上下波动。
二、宏观经济政策的短期效应和长期效应宏观经济短期波动主要源于总需求冲击，政府可以通过财政和货币政策影响总需求，以熨平经济波动。
然而，在宏观经济学发展史上，不同流派对总需求管理在短期和长期的政策效果却存在分歧。
凯恩斯主义认为当经济出现波动时，需要国家干预市场经济的运行，通过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配合来控制总需求，使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保持在一个合理的变动范围，以减少波动；向右下方倾斜的菲利普斯曲线为政策选择提供了菜单，决策者可以失业率上升为代价降低通货膨胀率，也能以通胀率上升为代价来降低失业率。
现代货币主义反对凯恩斯主义“相机抉择”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
其代表人物弗里德曼认为，人们的消费取决于恒久性收入而不是短暂性收入，所以凯恩斯主义财政政策中的减税政策或者增税政策可能是无效的。
在短期内，实际通货膨胀率可能高于预期通货膨胀率，企业收入增长率将高于名义工资增长率（即成本增长率），企业增加产量和就业是有利可图的，从而使失业率低于自然失业率水平，但由于人们适应性预期的作用，实际通货膨胀率最终将与预期通货膨胀率相一致。
所以，失业率与通货膨胀率之间的交替关系仅在短期存在，在长期不存在，长期菲利普斯曲线是一条位于自然失业率水平的垂直线，因而凯恩斯主义的货币政策最多只能在短期内有效，长期必然无效，从长期来看，扩张性货币政策不但不能降低失业率，还会使通货膨胀率不断上升。
货币主义还认为，由于政策时滞的存在，相机抉择的货币政策反而会加剧宏观经济的不稳定。
该学派认为货币是影响产量、就业和物价水平的最重要因素，主张实行“单一规则”或“固定规则”的货币政策，为经济运行提供稳定的环境。
对于凯恩斯主义积极的宏观政策，理性预期学派认为过多的政府干预只会引起经济的混乱，政府所使用的刺激总需求的货币政策是造成经济波动的原因。
如果政策事先被人们合理预期到，政策对产量的变动就会无效。
人们的理性预期使得实际通货膨胀率将总是与预期通货膨胀率相一致。
所以，无论在短期还是长期，失业率与通货膨胀率之间都不存在交替关系，菲利普斯曲线总是一条位于自然失业率水平上的垂直线，因而凯恩斯主义的宏观货币政策在短期和长期都无效。
理性预期学派认为，稳定的政策规则比政策本身更重要，政府应按稳定的政策规则行事，而不是采取积极行动主义政策。
20世纪80年代末，一些经济学家继续坚持原凯恩斯主义的信条，同时吸收其他流派的理论观点，采用新的分析和研究方法，批判地继承和发展了原凯恩斯主义，形成了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
该学派认为，当经济中出现需求或供给冲击后，工资和价格的粘性使市场不能出清，经济处于非均衡状态，即经济周期波动和存在非自愿失业，即使有理性预期的存在，由于经济自动恢复均衡是一个较缓慢的痛苦过程，政府的总需求管理政策仍然有积极作用。
三、长期问题与短期问题的分离与融合（一）古典经济学侧重经济的长期问题古典经济学的代表人物亚当•斯密试图解释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他的核心思想是：经济增长产生在资本积累及劳动分工的基础上，资本积累促进了生产的专业化并推动了劳动分工的发展，而劳动分工使得工人的生产率提高，从而提高社会总产出，进一步增加了资本积累。
古典经济学家认为在“看不见的手”的作用下，经济自身能够迅速实现均衡，使得供给量等于需求量，他们接受了供给本身会创造需求的萨伊定律的逻辑：经济社会一般不会发生任何生产过剩的危机，更不可能出现就业不足，因此政府不需要干预市场经济的运行。
可见，古典模型中工资和价格具有伸缩性的假设使短期保持稳定的问题并不在古典经济学家的考虑范围内，长期的经济增长和发展才是他们的兴趣所在。
(二）凯恩斯侧重短期经济波动问题20世纪30年代，西方世界发生了严重的经济危机，出现了经济大萧条，美国和许多其他国家经历了大规模失业和收入的大幅度下降，这次危机的影响在历史上是最为严重、最持久和最广泛的。
古典理论无法对此做出解释，根据这种理论，国民收入取决于要素供给和可获得的技术，而在1929～1933年间，这些条件并没有发生重大变动。
在大萧条爆发之后，许多经济学家认为需要一个新模型来解释这种大规模与突发性的经济衰退，并提出可以减轻众人所面临的经济困难的政策。
凯恩斯有一句名言：“在长期，我们都死了”，这是针对古典经济学的“从长远看，市场最终会达到均衡”。
他认为长期的观点无法指导当务之急，“古典学派的假设条件只适用于特殊情况，而不适用于一般实际生活中通常的情况……如果我们企图把古典理论应用于来自经验中的事实的话，它的教诲会把人们引入歧途，而且导致灾难性的后果”。
[3]凯恩斯否定了萨伊定律，认为总需求决定国民收入和就业，有效需求不足将会导致大规模失业和产能过剩，经济在短期内并不能迅速实现供求的均衡，主张政府采取财政政策来刺激总需求，以克服经济萧条和大规模失业。
凯恩斯使宏观经济学关注的重点由古典长期增长问题转向短期的经济波动问题，并开启了现代宏观经济学。
此后，总需求方面的短期问题成为当时宏观经济研究的前沿，而古典主义侧重的供给方面的长期问题则处于次要地位。
（三）新古典综合派将长期问题与短期问题进行综合二战后，随着经济分析的不断发展和深化，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开始对凯恩斯的“短期比较静态分析”提出批判和质疑。
新古典综合派为了弥补新古典经济学与凯恩斯理论之间的分歧，使凯恩斯的理论长期化和动态化，综合了各种经济波动理论与经济增长理论。
该学派实际上是把以马歇尔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和凯恩斯理论综合起来，主张采取凯恩斯的宏观经济政策包括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对经济进行调节，以避免经济波动从而达到充分就业，而当经济一旦实现了充分就业，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就可以适用，并且能够持续维持充分就业的均衡状态。
（四）“东亚奇迹”吸引经济学家将目光逐步转向长期增长问题20世纪70年代，西方国家经济处于“滞胀”之中，凯恩斯主义既无法予以解释，也不能提出合理的政策主张。
与此同时，东亚却正在创造着经济奇迹。
日本在20世纪60～70年代取得了经济的高速增长。
亚洲“四小龙”的韩国、新加坡、中国香港、中国台湾的经济也在此期间增长迅速。
东亚的奇迹与非洲国家地区相对落后贫穷的经济状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吸引了相当一部分经济学家来思考研究长期的经济增长问题。
东亚奇迹让人们感受到长期的经济增长比短期的稳定重要得多，虽然短期经济波动会影响人们的福利水平，但是长期经济增长带来的是人们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它是一国国民经济福利的最重要的决定因素。
“如果我们能使政府的政策选择对长期经济增长哪怕只有很小的影响，那么较之于逆周期政策和微调的宏观经济分析的全部历史，我们对提高生活水平的贡献也要大得多。
经济增长是宏观经济学中真正至关重要的一部分”。
20世纪80年代产生的内生增长理论是在继承和批判新古典增长理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以索洛模型为代表的新古典增长理论认为，人均产出增长取决于外生给定的技术进步，经济的自发运行使经济最终处于最优增长路径上，经济政策不会对经济的长期增长产生显著的影响，因而新古典增长理论无法为政策的制定提供理论指导。
内生增长理论则将技术进步因素视为内生变量，在经济系统内部讨论技术进步的来源与演进，以及技术进步与其他经济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
该理论把经济体系中的教育和研究开发活动视为技术进步的源泉，认为知识生产和人力资本生产的溢出效应即外部性使整个社会的生产具有收益递增的特征，进而实现经济的持续增长。
政府可以通过适当的税收或补贴政策鼓励研究开发和人力资本投资，以促进技术进步和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
(五)真实经济周期理论：长期与短期问题的融合真实经济周期理论认为经济波动主要是由意料之外的实际经济方面的原因造成的。
宏观经济经常会受到一些实际因素的冲击，比如石油危机和农业歉收，还有战争、人口变化、技术革新等。
该理论认为技术冲击是最常见、最值得分析的造成经济周期的实际因素，并把技术冲击作为经济波动的根源。
真实经济周期理论试图将长期增长和短期波动的研究统一在同一个模型之中，并且认为决定经济波动的因素与长期增长的因素是相同的，既有总供给又有总需求，可以归结为供给特别是技术方面的冲击，因而不存在短期和长期之间的区分。
经济周范小仲：宏观经济学中的长期与短期期不是短期经济对长期趋势的偏离，即不是国内生产总值对潜在的国内生产总值之间的偏离，经济周期是经济趋势本身的变化，经济增长与经济周期本身就是一个问题。
四、结语宏观经济研究对象如产出、物价、失业以及宏观政策等同时包含短期和长期因素，因而需要从短期和长期两种不同视角进行分析。
从宏观经济学的发展史来看，宏观经济学研究重心经历了由长期问题转向短期问题，再由短期问题重新转向长期问题，最终出现结合长期和短期分析方法来兼容现代宏观经济学不同流派理论分歧的趋势，这种趋势已经在当前宏观经济理论体系中清晰体现出来。
现代宏观经济学运用长期和短期分析方法研究宏观经济问题，以长短期结合的思维框架综合宏观经济的研究成果，使区分长期和短期及其分析方法，成为理解宏观经济理论与政策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