课文童趣作者是沈复
沈复（1763年—1825），字三白，号梅逸，清乾隆二十八年生于长洲（今江苏苏州）。
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随父亲到浙江绍兴求学。
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乾隆皇帝巡江南，沈复随父亲恭迎圣驾。
后来到苏州从事酒业。
嘉庆十三年（1808年）著《浮生六记》自传体散文集。
《浮生六记》共六卷，每卷皆有小题，依次是《闺房记乐》《闲情记趣》《坎坷记愁》《浪游记快》《中山记历》《养生记道》。
《浮生六记》是沈复（字三白，号梅逸）著的自传体散文。
清朝王韬的妻兄杨引传在苏州的冷摊上发现《浮生六记》的残稿，只有四卷，交给当时在上海主持申报闻尊阁的王韬，以活字板刊行于1877年。
据考证，最后两卷系伪作，文字亦不如前。
本文主旨是写作者儿时的“物外之趣”。
“物外之趣”虽非物自身所有，却又与物有关，它是观物者的主观体验作用于物的结果，也可以说是因物而生成之意趣。
本文中所说的夏蚊及草间之虫皆极细小之物，可以诱发儿童的好奇心和想像力，意趣即由此生成。
开篇先说作者儿时视力极好，然后点明文章主旨。
“张目对日”，犹言两眼能经受强光刺激；“明察秋毫”，言视力极佳，极细小之物也看得一清二楚。
有如此好的视力，再加上“见藐小之物必细察其纹理”的癖好，因而能发现“物外之趣”。
这是总提，仅用 32字，行文简洁可见。
以下分述。
夏蚊成雷，人不堪其苦，而年幼的作者异想天开，将它想像成“群鹤舞于空中”的动人图景，并且看得入了迷。
随后他又联想到曾经见过的“鹤唳云端”的图景，于是“留蚊于素帐中，徐喷以烟，使之冲烟而飞鸣”，结果是他真的见到了这样的图景。
这是一幅凭借想像而“放大”了的图景，它表现了一个孩子幼稚心灵中自发的审美意识。
此其一。
其二，作者年幼时居城中，渴望见到大自然风光而不得，于是他用想像来实现自己的愿望。
他把花园里土墙凹凸处和花台上的丛草想像成树林，把虫蚊想像成野兽，把高出的小土块想像成丘陵，把低陷的小土块想像成山沟，这使他有了一个自由而广阔的天地，可以饱览“大自然”的风光。
有一天，有两只小虫在草间相斗——在年幼作者的想像中就成了两兽在树林里相斗，使他看得格外入神；不料一个“庞然大物”拔山倒树而来。
一伸舌，便将两兽一齐吞入腹中。
年幼的作者被吓得六神无主；待到清醒过来，幻觉消失，才发现此前那个“庞然大物”不过是一只癞虾蟆。
他恼恨之极，却并不想伤害它，仅以鞭打示惩——用什么做鞭子，文章未做交代，大概是小树枝吧?他惩罚癞虾蟆，可能含有为两小虫复仇的意思，但从“驱之别院”一举来看，主要原因是它破坏了自己的审美情趣。
句子的朗读节奏。
(1) 见/ 藐小之物/ 必/ 细察其纹理,故/ 时有/ 物外之趣。
(2) 私/ 拟作/ 群鹤舞于空中。
(3) 心之所向,则/ 或千或百,果然/ 鹤也。
(4) 昂首/ 观之,项/ 为之强。
(5) 作/ 青云白鹤/ 观。
(6) 果如/ 鹤唳云端,为之/ 怡然称快。
(7) 蹲其身,使/ 与台齐。
(8) 见/ 二虫斗草间。
(9) 盖/ 一癞蛤蟆。
通假字 项为之强,强，通“僵”。
句意：脖子都因此而僵硬了。
译文[编辑本段]我回想自己在年幼的时候，能睁大眼睛直视太阳，视力好极了，每遇见细小的东西，一定要仔细观察它的纹理，所以常常能感受到超出事物本身的乐趣。
夏夜里，群蚊发出雷鸣似的叫声，我心里暗暗把它们比作群鹤在空中飞舞，心里这么一想，成百上千的蚊子,果真就变成鹤了；抬头看着它们，连脖子也变得僵硬了。
我又留几只蚊子在未染色的帐子里，慢慢地用烟喷它们，使它们冲着烟边飞边叫，构成青云白鹤的景观，果真像鹤群在青云边上发出叫声一样，我因此高兴得拍手称快。
我常在土墙高低不平的地方，在花台上杂草丛生的地方，蹲下身子，使身子跟台子一般高，聚精会神地看，把丛草当成树林，把虫蚁当成野兽，把土块凸出的部分当成丘陵，低陷的部分当成沟壑，我便凭着假想在这个境界中游览，愉快而又满足。
有一天，我看见两只小虫在草间相斗，便蹲下来仔细观察，兴趣正浓厚，忽然有个极大的东西跃过土块穿过草丛而来，原来是一只癞蛤蟆，舌头一吐两只小虫就全被它吃掉了。
我那时年纪很小，正看得出神，不禁哇的一声惊叫起来。
待到神智恢复，捉住癞蛤蟆，抽了它几十鞭子，把它赶到别的院子去。
形容素食的成语有哪些?
明朝人。
董小宛（公元16241651年），名白，字小宛，号，江苏苏州人家道中落生活贫困而沦落青楼，名隶南京教坊司乐籍，与柳如是、陈圆圆、李香君等同为“秦淮八艳”。
1639年，董小宛结识复社名士冒辟疆，后嫁冒为妾。
明亡后小宛随冒家逃难，此后与冒辟疆同甘共苦直至去世。
书上说诸葛亮好为《梁父吟》，可《梁父吟》到底是什么啊
《三国志·蜀书·诸传》载:躬耕陇亩,好为《梁》。
” 按,陈寿记诸葛居隆中时事,有“好为《梁父吟》”及“每自比于管仲、乐毅”。
“好为”和“每”,皆经常性行为。
自比管、乐,人皆知其抱负不凡。
至于诸葛亮何以“好为《梁父吟》”,则古今研究诸葛亮者虽多,却未见有深入探讨者。
“诗言志”,诸葛亮“好为《梁父吟》”,究竟有何寄托呢?此事于诸葛亮一生事业,有何意义呢? 清人张澍于所编《诸葛忠武侯文集》卷二《梁甫吟》题下,加案语云: 张衡《四愁诗》云:“欲往从之梁甫艰。
”注:泰山,东岳也,君有德则封此山。
愿辅佐君主,致于有德,而为小人谗邪之所阻。
梁甫,泰山下小山名。
诸葛武侯“好为《梁父吟》”,恐取此意。
《梁甫吟》即《梁父吟》。
按诸葛亮《梁父吟》有“一朝被谗言,二桃杀三士”,其意较《四愁诗》显豁。
张澍以张衡诗句“欲往从之梁甫艰”的寓意,来说明诸葛亮“好为《梁父吟》”之寓意,是离开本诗说诗,未免迂回,反致隐晦。
逯钦立辑校的《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汉诗》载有《梁父吟》,逯氏于题下说明: 《古文苑》作《古梁父吟》,不题诸葛亮名字。
《类聚》、《乐府诗集》等均题蜀诸葛亮作,按李勉《琴说》曰:“《梁父吟》,曾子撰。
”《琴操》曰:“曾子耕太山之下,天雨雪冻,旬月不得归,思其父母,作《梁山歌》,”蔡邕《琴颂》曰:“梁甫悲吟,周公越裳。
”按梁甫,山名,在秦山下。
据此,《梁父吟》不始于孔明,而此辞亦与孔明无关。
今附入汉《杂曲歌辞》中。
又,《乐府诗集·梁甫吟题解》谓:“《梁父吟》,盖言人死葬此山,亦葬歌也”。
《梁父吟》作为乐府古题,“不始于孔明”,是对的。
但无论曾子所作是古歌还是古葬歌,均不传。
至于传世的,“此辞亦与孔明无关”,即所叙非孔明事,也是对的。
但以“此辞”所叙非孔明事,即断言非孔明作,则不妥。
盖自来诗人吟咏,借他事以抒已怀者多矣。
再者,诸葛亮何以“好为《梁父吟》”,逯氏未作说明。
不过,逯氏据《梁父吟》本诗立论,是不错的。
《梁父吟》曰: 步山齐城(一作东)门,遥望荡阴里。
里中有三坟(一作墓),累累正相似。
问是谁家墓(一作冢)?田疆古冶子(一作氏)。
力能排南山,文能绝地纪(一作理)。
一朝被谗言,二桃杀三士。
谁能为此谋?国相齐晏子! 此诗所咏,为春秋时期齐国国相晏婴设谋“二桃杀三士”事。
事见《晏子春秋》卷二《内篇·谏下第二·景公养勇士三人无君臣之义晏子谏第二十四》: 公孙接、田开疆、古冶子事景公,以勇力搏虎闻。
晏子过而趋,三子者不起。
晏子入见公曰:“……今君之蓄勇力之士也,上无君臣之义,下无长率之伦,内不可以禁暴,外不可以威敌,此危国之器也,不若去之。
”……因请公使人少馈之二桃,曰:“三子何不计功而食桃?”公孙接仰天而叹曰:“……接一搏特 ,再搏乳虎。
若接之功,可以食桃,而无与人同矣。
”援桃而起。
田开疆曰:“吾仗兵而却三军者再,若开疆之功,亦可以食桃,而无与人同矣。
”援桃而起。
古冶子曰:“吾从君济于河,鼋衔左骖,以入砥柱之中流。
当是时也,冶……得鼋而杀之,左操骖尾,右挈鼋头,鹤跃而出。
……若冶之功,亦可以食桃,而无与人同矣。
二子何不反桃?”抽剑而起。
公孙接、田开疆曰:“吾勇不子若,功不子逮,取桃不让,是贪也。
然而不死,无勇也。
”皆反其桃,挈领而死。
古冶子曰:“二子死之,冶独生之,不仁。
耻人之言,而夸其声,不义。
恨乎所行,不死,无勇……”亦反其桃,挈领而死。
此即“二桃杀三士”之本事。
晏子以“三士”“无君臣之义”,故巧计除之。
《梁父吟》虽咏此事,而态度与《晏子春秋》迥异。
全诗抒写悼伤“三士”之情,而与《晏子春秋》以为“三士”当除不同。
“一朝被谗言”以下四句,严责“晏子”,尤与《晏子春秋》肯定晏子的立场相反。
故《梁父吟》虽用《晏子春秋》所记事,而旨趣有别。
显然,诸葛亮“好为《梁父吟》”,应有深意。
二 《梁父吟》所咏,为“三士”之死与“晏子”之谋。
诗的作者对于“三士”,是赞叹、惋惜、伤悼;对于“晏子”,则是严谴。
叹惋“三士”,言外寓含士人如何立身处世之思考;严谴“晏子”,言外寓含为相者如何用人及治国之思考。
有大抱负及大智慧者,读史观世,才能如此思考问题。
《乐府诗集》等以为此诗乃诸葛亮所作,很有见地。
诸葛亮隐居隆中之日,自比管乐,其对天下大势的思考,见于著名的《草庐对》。
从他“好为《梁父吟》”看,他在隆中所思考的,尚有士人如何立身及用世的问题。
中国古代士大夫的最高理想在于为相以施展抱负。
诸葛亮当时的身份是士,他后来的地位是相。
《梁父吟》一诗,寄托了诸葛亮作为士的立身之道,以及他后来作为相的治世及待士之道。
自比管乐并提出《草庐对》,见其不凡之才略;“好为《梁父吟》”,见其高出一世之志节与器识。
先论为士之道。
吴宓《雨僧日记》1919年9月8日记: 陈君寅恪尝谓:“昔贤如诸葛武侯,负经济匡世之才,而其初隐居隆中,啸歌自适,决无用世之志。
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
及遇先主,为报知己,乃愿出山,鞠躬尽瘁。
”宓按,武侯《梁父吟》之词意,原系明哲保身。
而太白乃云“长啸《梁甫吟》,何时见阳春”,其旨卑矣。
按,李白《梁甫吟》曰: 长啸《梁甫吟》,何时见阳春?君不见朝歌屠叟辞棘津,八十西来钓渭滨。
宁羞白发照渌水,逢时壮气思经纶。
广张三千六百钓,风期暗与文王亲。
大贤虎变愚不测,当年颇似寻常人……我欲攀龙见明主,……以额扣关阍者怒……智者可卷愚者豪,世人见我轻鸿毛。
力排南山三壮士,齐相杀之费二桃……《梁甫吟》,《梁甫吟》,声正悲!…… 观李白诗的本意,不但吟唱“何时见阳春”,一吐怀才不遇之块垒,抒写“逢时壮气思经纶”之抱负,而且深悼“力排南山三壮士,齐相杀之费二桃”之悲剧。
在后一点上,李白的态度同于诸葛亮《梁父吟》,而异于《晏子春秋》。
故李白《梁甫吟》,其旨不卑。
李白与陈寅恪、吴宓,皆以诸葛亮《梁父吟》之寄意为士人立身处世之道,这是不错的。
陈谓“其初隐居隆中,啸歌自适,决无用世之志”,吴谓“《梁父吟》之词意,原系明哲保身”,则误。
盖如此理解,则是以“好为《梁父吟》”者为一人,而以“每自比于管仲、乐毅”者为另一人。
至于李白《梁甫吟》,虽在同情“三士”和不满“齐相”上与诸葛同,但“长啸《梁甫吟》,何时见阳春”以及“《梁甫吟》,声正悲”,认为诸葛急于用世且以隐居躬耕为苦,则错会了诸葛之意,于诸葛之人格及“好为《梁父吟》”之深意,实未了解。
诸葛亮“好为《梁父吟》”,于士人立身之道深致感慨,有其深刻的历史及现实背景。
在春秋时期的社会变革中,产生了自由的士的群体。
孔子作为士的大师,提出了为士之道即君子之道。
《论语·宪问》载: 子路问君子。
子曰:“修己以敬。
”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
”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
” “安人”、“安百姓”,即以“仁道”治国平天下。
传统的为士之道,即是“修己”以成为君子,以仁道治世以安百姓。
“修己”是向内求诸己,“安百姓”是向外施于世。
“修己”是前提,盖未有不“修己”而能“安人”者。
士的优势是拥有知识,但是“无恒产”。
为生存,为行道,士都需要求仕。
《论语》里就有孔门弟子子张“学干禄”的事。
《史记·苏秦列传》记苏秦“出游数岁,大困而归,兄弟嫂妹妻妾窃皆笑之”。
后来苏秦佩六国相印,行过洛阳,“昆弟妻嫂侧目不敢仰视,俯伏侍取食”。
苏秦感叹:“此一人之身,富贵则亲戚畏惧之,贫贱而轻易之,况众人乎!且使我有洛阳负郭田二顷,吾岂能佩六国相印乎!”故士无恒产,便不得不干禄;而人情势利,尤驱使士人热中于富贵,君主亦因而得以爵禄驾驭士人。
孔子提倡的“修己以安百姓”的君子之道,多数士人其实难于遵行,所以孔子嘱其弟子“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
公孙接等“三士”,死于论功而食“二桃”。
“桃”所象征的,是功名利禄。
“桃”仅有“二”,是功名利禄甚少。
“士”却有“三”,是士较多。
论功食“桃”,是使士人竞相争夺功名利禄。
故“二桃杀三士”者,乃朝廷以功名利禄为陷阱也,亦士人以争夺功名利禄而自蹈于死道之悲剧也。
“三士”竟因此而遭杀身之祸,固然可伤;“三士”竟至死不悟杀身之由,尤为可叹!不仅“三士”也,多少士人为功名利禄所羁縻、所役使,感情系于得失,身心役于势利,又岂非无量数士人之大悲剧乎! 君主悬爵禄于上,士人相争相残于下,士之悲惨剧,非仅由君主用术造成也。
故士人于出处进退辞受之际,当思之又思,慎之又慎。
《论语·泰伯》:“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
”同书《述而》:“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
”真能做到浮云富贵、见利思义,则“二桃”安能杀“三士”?故诸葛亮由“三士”之死于“二桃”,思士之所以立身,感慨深矣。
“好为《梁父吟》”,其思虑远矣。
当汉末世乱,政衰俗怨,士多置身非所,亦多死非其所之时,诸葛亮躬耕陇亩,不求闻达,是天下“无道则隐”,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非无用世之情也,故刘备三顾草庐即出。
以此观之,诸葛亮啸歌自适之时,非仅全性命也,亦兼全志节也。
此即扬雄《法言》所谓“鸿飞冥冥,弋者何篡焉”! 三 次论为相之道。
诸葛亮淡泊躬耕,是“修己”之事。
“修己”不是目的,“安人”进而“安百姓”,才是目的。
《论语·泰伯》载孔门弟子曾参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
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士的使命,是行仁道于天下,而唯仁者能行仁道。
《论语·雍也》云:“夫仁者,已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
”持此以观“晏子”“二桃杀三士”之谋,则“晏子”为不仁。
此所以诸葛亮《梁父吟》由齐相“晏子”之设谋杀“三士”,而深思治国及用士之道也。
《孟子·尽心上》:“士穷不失义,达不离道。
穷不失义,故士得己焉;达不离道,故民不失望焉。
古之人,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
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
”诸葛亮隐居隆中,是士穷之时。
然而“穷不失义,故得己焉”。
“得己”者,“修己”以葆高格调也。
故诸葛之隐居,乃士“不得志”时,“修身见于世”也。
世称“卧龙”,其故在此。
故诸葛不但能以躬耕啸歌为乐,并且能在“得志”时“泽加于民”。
“独善其身”与“兼善天下”,是一人之事而不是二人之事,是同一人在“穷”或“达”时的不同表现。
二者是相通的。
诸葛亮隆中“修己”的一个成绩,是当刘备三顾草庐时纵论三分大局,这里展示了他非凡的相才。
另一个成绩,是他“好为《梁父吟》”,深思立身及用人治国之道,他后来为人称道的相德,即涵蓄其中。
故“每自比于管仲、乐毅”与“好为《梁父吟》”,皆为诸葛亮“穷不失义”的表现。
他后来“伯仲伊吕”的煌煌相业,则是“达不离道”的表现。
《诸葛亮传》载其临终上表后主:“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子弟衣食,自有余饶。
至于臣在外任,无别调度,随身衣食,悉仰于官,不别治生,以长尺寸。
若臣死之日,不使内有余帛,外有赢财,以负陛下!”《三国志》作者陈寿接着写道:“及卒,如其所言”。
则是身居丞相高位的诸葛亮,生活俭朴,政风清廉。
他能如此,与其在隆中“好为《梁父吟》”时,深以“三士”争“桃”致死为戒有关。
盖“穷”时不欲得“桃”,故能“不求闻达”,此即“穷不失义”。
“达”时不贪得“桃”,则不但正身以正天下,并且向天下人昭示了公忠廉让的志节,此即“达不离道”。
故虽“摄一国之政,事凡庸之君”,却能做到“专权而不失礼,行君事而国人不疑”(《诸葛亮传》注引《袁子》)。
中国古代史上辅政相臣,能令举国上下亲之、信之、服之、敬之者,诸葛亮一人而已。
此无他故,视名位利禄之“桃”如无也。
诸葛亮达时,不但立身不离于道,而且待士亦不离于道。
《蒋琬传》载:蒋琬为广都长。
“先主尝因游观奄至广都,见琬众事不理,时又沈醉,先主大怒,将加罪戮。
军师将军诸葛亮请曰:‘蒋琬,社稷之器,非百里之才也。
其为政以安民为本,不以修饰为先。
愿主公重加察之!’”后来,蒋琬继诸葛亮为相,“承诸葛之成规”,“边境无事,邦家和一”。
故诸葛亮当年力救蒋琬,是为蜀汉保全了一位国之栋梁。
此与“晏子”之待“三士”,用心全异。
《李严传》载:诸葛亮北伐,以李严为中都护催督粮运。
值天霖雨,运粮不继,严遣人呼亮还军。
军既退,严却说“军粮饶足,何以便归?”又上表后主,说“军伪退,欲以诱贼与战”。
诸葛亮“出其前后手笔书疏本末”,奏请废李严为民。
后来诸葛亮病死,李严因为“常冀亮当自补复,策后人不能”,由是“激愤”,亦“发病死”。
又,《廖立传》载:廖立以罪废为民,徙置汶山。
闻诸葛亮死,垂泣叹曰:“吾终为左衽矣!”李、廖皆不但服罪,而且深信只要诸葛亮在,自己终有起用之一日。
事实是,诸葛亮奏免李严以后,曾下教与李严之子李丰:“吾与君父子戮力以奖汉室,此神明所闻,非但人知之也。
……谓至心感动,终始可保,何图中乖乎!……愿宽慰都护,勤追前阙。
……否可复通,逝可复还也。
详思斯戒,明吾用心。
临书长叹,涕泣而已!”诸葛亮为国惜才如此,较之“晏子”谋诛“三士”,相去何可以道里计! 《杨洪传》载:杨洪原为犍为太守李严属下之功曹,以才略为诸葛亮知赏,破格升任蜀郡太守,其时李严仍在犍为太守任上。
同传又载:任祗原为蜀郡太守杨洪门下书佐,以“才策功干”升任广汉太守,其时杨洪亦仍在蜀郡太守任上。
以此之故,“西土咸服诸葛亮能尽时人之器用也。
”又,《诸葛亮集·称姚伷教》曰:“忠益者莫大于进人,进人者各务其所尚。
今姚掾并存刚柔,以广文武之用,可谓博雅矣。
愿诸掾各希此事,以属其望!”按:“进人者各务其所尚”,即能“广文武之用”,此即“尽其人之器用”。
盖用人如器,则各有长短之人才,皆得展其长处,如此,士人进身之路广矣,国家得人才之用亦多矣。
如此用人,则即使《晏子春秋》中勇而无礼之“三士”,亦可使之尽其所能,为国效力。
《董和传》载诸葛亮《与群下教》曰:“夫参署者,集众思广忠益也。
若远小嫌,难相违覆,旷阚损矣。
违覆百得中,犹弃弊蹻而获珠玉。
然人心苦不能尽,惟徐元直处兹不惑。
又董幼宰参署七年,事有不至,至于十反,来相启告。
苟能慕元直之十一,幼宰之殷勤,有忠于国,则亮可少过矣。
”又,《诸葛亮传》注引《汉晋春秋》载:街亭失利以后,诸葛亮“引咎责躬,布所失于天下”,并下教要求将士:“但勤攻吾之阙,则事可定,贼可死,功可蹻足而待矣。
”诸葛亮以丞相总理国政,位尊权重,与群下相处,如此披沥肝胆,开诚布公,“此贤愚之所以佥忘其身者也”!(《张裔传》) 诸葛亮达不离道,受其影响,蜀臣颇多贤德而清廉者。
《董和传》谓:和“死之日,家无儋石之财”。
《刘巴传》谓:巴“躬履清俭,不治产业。
”《董允传》谓:允“正色匡主”,“守正下士”,“甚尽匡救之理”。
《杨洪传》谓:洪“忠清款亮,忧公如家。
”《费祎传》注引《祎别传》:祎为相,“雅性谦素,家不积财。
儿子皆令布衣素食,出入不从车骑,无异凡人”。
《姜维传》载:维“据上将之重,处群臣之右,宅舍弊薄,资财无余,侧室无妾媵之亵,后庭无声乐之娱”。
《邓芝传》谓:芝“赏罚明断,善恤卒伍”,“不治产业,妻子不免于饥寒,死之日,家无余财。
”以此之故,诸葛亮治下的蜀汉,“科教严明,赏罚必信,无恶不惩,无善不显,至于吏不容奸,人怀自厉,道不拾遗,强不侵弱,风化肃然也”(陈寿《进〈诸葛亮集〉表》)。
总之,诸葛亮《梁父吟》之所寄寓,一为士之道,一为相之体。
盖士之处世,志在行道,而又不能无禄,故进退出处颇费斟酌,亦甚难处理适当。
而牢笼制驭之术,即“二桃杀三士”之类。
士惟淡泊可以免祸,亦惟淡泊可以全节。
至于为相,当为国惜才,尽其器用,开诚布公,集思广益。
故诸葛亮“好为《梁父吟》”,盖悲士人立身处世之不易,讽为相之不仁也。
此乃诸葛亮历观古今之士道与治道,有所感慨而作。
其在乱世,能如此读史并观世,是其器识甚远大,而立身甚崇高也。
以此观之,诸葛亮躬耕陇亩之日,“好为《梁父吟》”,用意深矣。
此事于诸葛亮一生之志节与事业,亦裨益深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