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钟书与杨绛”的故事
1932年，22岁的杨绛华园偶然碰见了钱钟书。
，杨绛说，“他穿一件青褂，一双毛底布鞋，戴一副老式大眼镜，一点也不翩翩。
”（杨绛 《记钱钟书与<围城>》） 杨绛本来是东吴大学的学生，因东吴大停课，学生借读北平高校，杨绛才来得到清华。
这般的阴差阳错，只能说他俩有姻缘在。
更有意思的是，这种偶遇实在是偶的巧极，杨绛的父亲杨荫杭和钱钟书的父亲钱基博都是无锡的名士，张謇曾把两人称为“江南才子”，江南才子们风流会友自然是往来不绝的，杨绛和钱钟书偶然一遇，再偶然一谈，方才知道，世交不说，原来早在十多年前，8岁的杨绛就曾经跟随父亲拜访过钱家，那时的钱钟书在庭院里跑闹打跳的时候未必注意过这么一个来造访本家的女孩子。
可当下一想，却觉得真是冥冥中自有定数。
后来杨荫杭曾打趣杨绛说，“阿季的脚下拴着月下老人的红丝呢，所以心心念念只想考清华。
”这巧缘，再加上两人文采的惺惺相吸，钱钟书和杨绛的恋爱，自然也不胫而走，流传于整个清华园了。
当时清华女少男多，而女生多住在“古月堂”，因此男生们有事没事都往那里跑去，情侣们也“每于夕阳西下，俪影双双徘徊于西园道上。
”为钱作传的汤晏笔调诙谐的说钱杨二人恐怕也是其中一对。
夏志清说钱锺书“才气高，幽默，很会讽刺人。
他什么人都看不起，当时联大的教授恨他的也不少。
他虽然一方面仍是谦虚，但是恃才傲物。
”这样的钱钟书，他的恋爱如果乏善可陈，与众雷同，那不免于泯灭可惜。
但这种担心是没有必要的，看看《围城》就知道了，什么事放到他手上，就消腾不了。
钱在清华的朋友许振德曾经说说，“钟书兄每将其恋爱经过逐一相告，并朗诵其情书佳作。
”（许振德《水木清华四十年》）这种得意于自己情书文采，倒是不稀奇，可隐私的情书也能当众宣读倒是钱钟书过人之处。
假使有人以此打趣杨绛，不晓得杨绛会不会诧异。
这一时期的钱钟书“好义山、仲则风华绮丽之体，为才子诗，全恃才华为之”，因此“写了很多有李义山风味的爱情诗。
”（汤晏《一代才子钱钟书》）他有一组《壬申年秋杪杂诗并序》就存留了写给杨绛的情诗，大抵可以窥见些风貌。
一首说，“缠绵悱恻好文章，粉恋香凄足断肠。
答报情痴无别物，心酸一把泪千行。
”钱才子诗意虽浅白，一番真情却是谁也不能怀疑得了。
又一首说，“困人节气奈何天，泥煞衾函梦不圆。
苦两泼寒宵似水，百虫声里怯孤眠。
”这是情诗的老调，因天而感人。
当然，钱钟书最让人诧异的就是写情诗用宋明理学入词，真是绝想妙想，当然也古怪的可以。
他自己对这一创举也很是自负，说“用理学家语作情诗，自来无第二人。
”（吴忠匡《记钱钟书先生》）这样的句子，我在别人写的传记里面找到几条，比如“除蛇深草钩难看，御寇颓垣守不坚。
”据说，这是以蛇比做相思，取捉摸不定，难以自持的意思。
做法倒是新奇，可总觉得不像情诗。
当年的杨绛看到这样子的情诗，赞叹之余恐怕要有点苦笑。
汤晏说《围城》实际上很间接的说了钱杨的恋爱。
除了书的写作年代基本契合以外，还透露了一个小故事。
有人曾当面问过钱钟书，说《围城》里的人都被他讽刺过，唯独“唐小姐例外”，最后也只是“fadeout”，这是什么原因。
钱钟书听完狡黠的反问，“难道你的意思说，唐晓芙是我的dream-girl
”钱钟书和杨绛的书信不是很勤快，如《围城》里描写的方鸿渐和唐晓芙一样，不过是“见了七八次，写给她了十几封信，唐小姐也回了五六封。
”放到现实中，假使杨绛回了五六封信，那么有一封肯定落到了钱老爷子钱基博手上，老先生三下五除二坦坦然的拆封一阅，见杨绛信中说，她和钱的事，自己同意没用，需要双方父母兄弟欢喜才好。
老先生看这女孩子通情达理，心里一高兴竟绕过钱钟书直接给杨绛去信一封，把杨绛夸奖了一番。
这种事情，说起来都让人忍俊不禁，这一家子可真是出奇人。
至于杨绛的父亲更是有意思的紧，和女婿钱钟书爱好到了一块，本来有个读书的女婿是差强人意，等知晓了这个女婿和自己一样喜欢读字典，一下子就大为赏识。
有一次偷偷问杨绛，“钟书常那么高兴吗
”一副欢喜关心的样子。
钱杨在双方家长满意后遂举行了婚礼。
杨绛后来回忆说，他们结婚前还有“订婚”一说，很是滑稽“明明是我们自己认识的，明明是我把默存介绍给我爸爸。
……可我们还颠颠倒倒遵循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杨绛《车过古战场—追忆与钱穆先生同行赴京》）婚后，两人即赴英国。
在英国期间杨绛怀孕，钱钟书说，“我不要儿子，我要女儿──只要一个，像你的。
”（杨绛《我们仨》）风雨半个世纪后，1999年，八十八岁的钱钟书从此永远的离开了杨绛。
四年后，杨绛写出了一本散文集《我们仨》，来追忆他和钱钟书的故事，风传一时，人人争相阅读，在书的开头杨绛说她做了一个梦，她梦见“我和锺书一同散步，说说笑笑，走到了不知什么地方。
太阳已经下山，黄昏薄幕，苍苍茫茫中，忽然锺书不见了。
我四顾寻找，不见他的影踪。
我喊他，没人应。
”后来她把梦告诉钱钟书，埋怨钱钟书不等她让她惶急和孤凄，钱钟书说，“那是老人的梦，他也常做。
”（杨绛《我们仨》）这是老人的梦，被杨绛冒冒失的说了出来，而钱钟书则长久的埋在心底。
因为钱钟书知道有一天当他们在古驿道上走散时，这便成了一个真的“长达万里的梦”，他要比杨绛更加勇敢的面对。
当年在和杨绛热恋时，钱钟书曾经写下一首诗，良宵苦被睡相谩，猎猎西风测测寒。
如此星辰如此月，与谁指点与谁看。
我长时间的念着最后的两句，于是久久地不能停下。
杨绛和钱钟书的小故事
这个是杨绛为钱钟书的围城写的序文的一部分，里边有很多他们夫妻之间以及钱钟书的亲人之间的故事，一直觉得这个序文很好，可惜网上很难找到完整版，对付看吧
一 钱钟书写 钱钟书在的序里说，这本书是他“锱铢积累”写成的。
我是“锱铢积累” 读完的。
每天晚上，他把写成的稿子给我看，急切地瞧我怎样反应。
我笑，他也笑；我大笑，他也大笑。
有时我放下稿子，和他相对大笑，因为笑的不仅是书上的事，还有书外的事。
我不用说明笑什么，反正彼此心照不宣。
然后他就告诉我下一段打算写什么，我就急切地等着看他怎么写。
他平均每天写五百字左右。
他给我看的是定稿，不再改动。
后来他对这部小说以及其它“少作”都不满意，恨不得大改特改，不过这是后话了。
钟书选注宋诗，我曾自告奋勇，愿充白居易的“老妪”——也就是最低标准；如果我读不懂，他得补充注释。
可是在的读者里，我却成了最高标准。
好比学士通人熟悉古诗文里词句的来历，我熟悉故事里人物和情节的来历。
除了作者本人，最有资格为《围城》做注释的，该是我了。
钟书和我一九三二年春在清华初识，一九三三年订婚，一九三五年结婚，同船到英国（我是自费留学），一九三七年秋同到法国，一九三八年秋同船回国。
我母亲一年前去世，我苏州的家已被日寇抢劫一空，父亲避难上海，寄居我姐夫家。
我急要省视老父，钟书在香港下船到昆明，我乘原船直接到上海。
当时我中学母校的校长留我在“孤岛” 的上海建立“分校”。
二年后上海沦陷，“分校”停办，我暂当家庭教师，又在小学代课，业余创作话剧。
钟书陷落上海没有工作，我父亲把自己在震旦女子文理学院授课的钟点让给他，我们就在上海艰苦度日。
有一次，我们同看我编写的话剧上演，回家后他说：“我想写一部长篇小说
”我非常高兴，催他快写。
那时他正偷空写短篇小说，怕没有时间写长篇。
我说不要紧，他可以减少授课的时间，我们的生活很省俭，还可以更省俭。
恰好我们的女佣因家乡生活好转要回去。
我不勉强她，也不另觅女佣，只把她的工作自己兼任了。
劈柴生火烧饭洗衣等等我是外行，经常给煤烟染成花脸，或熏得满眼是泪，或给滚油烫出泡来，或切破手指。
钟书一出世就由他伯父抱去抚养，因为伯父没有儿子。
据钱家的“坟上风文”，不旺长房旺小房；长房往往没有子息，便有，也没出息，伯父就是“没出息”的长子。
他比钟书的父亲大十四岁，二伯父早亡，他父亲行二，叔父行四，两人是同胞双生，钟书是长孙，出嗣给长房。
伯父为钟书连夜冒雨到乡间物色得一个壮健的农妇；她是寡妇，遗腹子下地就死了，是现成的好奶妈（钟书称为“姆妈”）。
姆妈一辈于帮在钱家，中年以后，每年要呆呆的发一阵子呆，家里人背后称为“痴姆妈”。
她在钟书结婚前特地买了一只翡翠镶金戒指，准备送我做见面礼。
有人哄她那是假货，把戒指骗去，姆妈气得大发疯，不久就去世了，我始终没见到她。
钟书自小在大家庭长大，和堂兄弟的感情不输亲兄弟。
亲兄弟、堂兄弟共十人，钟书居长。
众兄弟间，他比较稚钝，孜孜读书的时候，对什么都没个计较，放下书本，又全没正经，好像有大量多余的兴致没处寄放，专爱胡说乱道。
钱家人爱说他吃了痴姆妈的奶，有“痴气”。
我们无锡人所谓“痴”，包括很多意义：疯、傻、憨、稚气、呆气、淘气等等。
他父母有时说他“痴颠不拉”、“痴舞作法”、“呒著呒落”（“著三不著两”的意思——我不知正确的文字，只按乡音写）。
他确也不像他母亲那样沉默寡言、严肃谨慎，也不像他父亲那样一本正经。
他母亲常抱怨他父亲“憨”。
也许钟书的“痴气”和他父亲的憨厚正是一脉相承的。
我曾看过他们家的旧照片。
他的弟弟都精精壮壮，唯他瘦弱，善眉善眼的一副忠厚可怜相。
想来那时候的“痴气”只是稚气、呆气，还不会淘气呢。
钟书周岁“抓周”，抓了一本书，因此取名“钟书”。
他出世那天，恰有人送来一部，伯父已为他取名“仰先”，字“哲良”。
可是周岁有了“钟书” 这个学名，“仰先”就成为小名，叫作“阿先”。
但“先儿”、“先哥”好像“亡儿”、 “亡兄”，“先”字又改为“宣”，他父亲仍叫他“阿先”。
（他父亲把钟书写的家信一张张帖在本子上，有厚厚许多本，亲手帖上题签“先儿家书（一）（二）（三）……”；我还看到过那些本子和上面贴的信。
）伯父去世后，他父亲因钟书爱胡说乱道，为他改字“默存”，叫他少说话的意思。
钟书对我说：“其实我喜欢‘哲良’，又哲又良——我闭上眼睛，还能看到伯伯给我写在练习簿上的‘哲良’。
”这也许因为他思念伯父的缘故。
我觉得他确是又哲又良，不过他“痴气”盎然的胡说乱道，常使他不哲不良——假如淘气也可算不良。
“默存”这个号显然没有起克制作用。
伯父“没出息”，不得父母欢心，原因一半也在伯母。
伯母娘家是江阴富户，做颜料商发财的，有七八只运货的大船。
钟书的祖母娘家是石塘湾孙家，官僚地主，一方之霸。
婆媳彼此看不起，也影响了父子的感情。
伯父中了秀才回家，进门就挨他父亲一顿打，说是“杀杀他的势气”；因为钟书的祖父虽然有两个中举的哥哥，他自己也不过是个秀才。
钟书不到一岁，祖母就去世了。
祖父始终不喜欢大儿子，钟书也是不得宠的孙子。
钟书四岁（我纪年都用虚岁，因为钟书只记得虚岁，而钟书是阳历十一月下旬生的，所以周岁当减一岁或二岁）由伯父教他识字。
伯父是慈母一般，钟书成天跟着他。
伯父上茶馆，听说书，钟书都跟去。
他父亲不便干涉，又怕惯坏了孩子，只好建议及早把孩子送入小学。
钟书六岁入秦氏小学。
现在他看到人家大讲“比较文学”，就记起小学里造句：“狗比猫大，牛比羊大”；有个同学比来比去，只是“狗比狗大，狗比狗小”，挨了老师一顿骂。
他上学不到半年，生了一场病，伯父舍不得他上学，借此让他停学在家。
他七岁，和比他小半岁的常弟钟韩同在亲戚家的私塾附学，他念，钟韩念。
但附学不便，一年后他和钟韩都在家由伯父教。
伯父对钟书的父亲和叔父说： “你们两兄弟都是我启蒙的，我还教不了他们
”父亲和叔父当然不敢反对。
其实钟书的父亲是由一位族兄启蒙的。
祖父认为钟书的父亲笨，叔父聪明，而伯父的文笔不顶好。
叔父反正聪明，由伯父教也无妨；父亲笨，得请一位文理较好的族兄来教。
那位族兄严厉得很，钟书的父亲挨了不知多少顿痛打。
伯父心疼自己的弟弟，求了祖父，让两个弟弟都由他教。
钟书的父亲挨了族兄的痛打一点不抱怨，却别有领会。
他告诉钟书：“不知怎么的，有一天忽然给打得豁然开通了。
” 钟书和钟韩跟伯父读书，只在下午上课。
他父亲和叔父都有职业，家务由伯父经管。
每天早上，伯父上茶馆喝茶，料理杂务，或和熟人聊天。
钟书总跟着去。
伯父化一个铜板给他买一个大酥饼吃（据钟书比给我看，那个酥饼有饭碗口大小，不知是真有那么大，还是小儿心目中的饼大）；又化两个铜板，向小书铺子或书摊租一本小说给他看。
家里的小说只有、、等正经小说。
钟书在家里已开始囫囵吞枣地阅读这类小说，把“同呆 子”读如“岂子”，也不知里的“呆子” 就是猪八戒。
钟书小时候，中药房卖的草药每一味都有两层纸包裹；一张白纸，一张印着药名和药性。
每服一付药可攒下一叠包药的纸。
这种纸干净、吸水，钟书大约八、九岁左右常用包药纸来临摹他伯父藏的，或印在里的“诗中之画”。
他为自己想出一个别号叫“项昂之”——因为他佩服项羽，“昂之”是他想象中项羽的气概。
他在每幅画上挥笔署上“项昂之”的大名，得意非凡。
他大约常有“项昂之”的兴趣，只恨不善画。
他曾央求当时在中学读书的女儿为他临摹过几幅有名的西洋淘气画，其中一幅是（图名是我杜撰），魔鬼像吹喇叭似的后部撒着气逃跑，画很妙。
上课画《许眼变化图》，央女儿代摹《魔鬼遗臭图》，想来也都是“痴气”的表现。
钟书在他父亲的教导下“发愤用功”，其实他读书还是出于喜好，只似馋嘴佬贪吃美食：食肠很大，不择精粗，甜咸杂进。
极俗的书他也能看得哈哈大笑。
戏曲里的插科打诨，他不仅且看且笑，还一再搬演，笑得打跌。
精微深奥的哲学、美学、文艺理论等大部著作，他像小儿吃零食那样吃了又吃，厚厚的书一本本渐次吃完，诗歌更是他喜好的读物。
重得拿不动的大字典、辞典、百科全书等，他不仅挨着字母逐条细读，见了新版本，还不嫌其烦地把新条目增补在旧书上。
他看书常做些笔记。
我只有一次见到他苦学。
那是在牛津，论文预试得考“版本和校勘”那一门课，要能辨认十五世纪以来的手稿。
他毫无兴趣，因此每天读一本侦探小说“休养脑筋”， “休养”得睡梦中手舞脚踢，不知是捉拿凶手，还是自己做了凶手和警察打架。
结果考试不及格，只好暑假后补考。
这件补考的事，《围城》英译本《导言》里也提到。
钟书一九七九年访美，该译本出版家把译本的《导言》给他过目，他读到这一段又惊又笑，想不到调查这么精密。
后来胡志德（Theodore Huters）君来见，才知道是他向钟书在牛津时的同窗好友Donald Stuart打听来的。
胡志德一九八二年出版的《钱钟书》里把这件事却删去了。
钟书的“痴气”书本里灌注不下，还洋溢出来。
我们在牛津时，他午睡，我临贴，可是一个人写写字困上来，便睡着了。
他醒来见我睡了，就饱醮浓墨，想给我画个花脸。
可是他刚落笔我就醒了。
他没想到我的脸皮比宣纸还吃墨，洗净墨痕，脸皮像纸一样快洗破了，以后他不再恶作剧，只给我画了一幅肖像，上面再添上眼镜和胡子，聊以过瘾。
回国后他暑假回上海，大热天女儿熟睡（女儿还是娃娃呢），他在她肚子上画一个大脸，挨他母亲一顿训斥，他不敢再画。
沦陷在上海的时候，他多余的“痴气”往往发泄在叔父的小儿小女、孙儿孙女和自己的女儿阿圆身上。
这一串孩子挨肩儿都相差两岁，常在一起玩。
有些语言在“不文明”或“臭”的边缘上，他们很懂事似的注意避忌。
钟书变着法儿，或作手势，或用切口，诱他们说出来，就赖他们说“坏话”。
于是一群孩子围着他吵呀，打呀，闹个没完。
他虽然挨了围攻，还俨然以胜利者自居。
他逗女儿玩，每天临睡在她被窝里埋置“地雷”，埋得一层深入一层，把大大小小的各种玩具、镜子、刷子，甚至砚台或大把的毛笔都埋进去，等女儿惊叫，他就得意大乐。
女儿临睡必定小心搜查一遍，把被里的东西一一取出。
钟书恨不得把扫帚、畚箕都塞入女儿被窝，博取一遭意外的胜利。
这种玩意儿天天玩也没多大意思，可是钟书百玩不厌。
他又对女儿说，《围城》里有个丑孩子，就是她。
阿圆信以为真，却也并不计较。
他写了一个开头的《百合心》里，有个女孩子穿一件紫红毛衣，钟书告诉阿圆那是个最讨厌的孩子，也就是她。
阿圆大上心事，怕爸爸冤枉她，每天找他的稿子偷看，钟书就把稿子每天换个地方藏起来。
一个藏，一个找，成了捉迷藏式的游戏。
后来连我都不知道稿子藏到那里去了。
钟书的“痴气”也怪别致的。
他很认真地跟我说：“假如我们再生一个孩子，说不定比阿圆好，我们就要喜欢那个孩子了，那我们怎么对得起阿圆呢。
”提倡一对父母生一个孩子的理论，还从未讲到父母为了用情专一而只生一个。
解放后，我们在清华养过一只很聪明的猫。
小猫初次上树，不敢下来，钟书设法把它救下。
小猫下来后，用爪子轻轻软软地在钟书腕上一搭，表示感谢。
我们常爱引用西方谚语：“地狱里尽是不知感激的人。
”小猫知感，钟书说它有灵性，特别宝贝。
猫儿长大了，半夜和别的猫儿打架。
钟书特备长竹竿一枝，倚在门口，不管多冷的天，听见猫儿叫闹，就急忙从热被窝里出来，拿了竹竿，赶出去帮自己的猫儿打架。
和我们家那猫儿争风打架的情敌之一是紧邻林徽因女士的宝贝猫，她称为她一家人的“爱的焦点”。
我常怕钟书为猫而伤了两家和气，引用他自己的话说：“打狗要看主人面，那么，打猫要看主妇面了
”（《猫》的第一句），他笑说：“理论总是不实践的人制定的。
” 钱家人常说钟书“痴人有痴福”。
他作为书痴，倒真是有点痴福。
供他阅读的书，好比富人“命中的禄食”那样丰足，会从各方面源源供应（除了下放期间，他只好“反刍”似的读读自己的笔记，和携带的字典?/ 钟书上了四年高小，居然也毕业了。
钟韩成绩斐然，名列前茅；他只是个痴头傻脑、没正经的孩子。
伯父在世时，自愧没出息，深怕“坟上风水”连累了嗣给长房的钟书。
原来他家祖坟下首的一排排树高大茂盛，上首的细小萎弱。
上首的树当然就代表长房了。
伯父一次私下化钱向理发店买了好几斤头发，叫一个佃户陪着，悄悄带着钟书同上祖坟去，把头发埋在上首几排树的根旁。
他对钟书说，要叫上首的树荣盛，“将来你做大总统。
”那时候钟书才七八岁，还不懂事，不过多少也感觉到那是伯父背着人干的私心事，所以始终没向家里任何别人讲过。
他讲给我听的时候，语气中还感念伯父对他的爱护，也惊奇自己居然有心眼为伯父保密。
钟书十四岁和钟韩同考上苏州桃坞中学（美国圣公会办的学校）。
父母为他置备了行装，学费书费之外，还有零用钱。
他就和钟韩同往苏州上学，他功课都还不错，只算术不行。
那年他父亲到北京清华大学任教，寒假没回家。
钟书寒假回家没有严父管束，更是快活。
他借了大批的《华网书库》、《红玫瑰》、《紫萝兰》等刊物姿意阅读。
暑假他父亲归途阻塞，到天津改乘轮船，转辗回家，假期已过了一半。
他父亲回家第一事是命钟书钟韩各做一篇文章；钟韩的一篇颇受夸赞，钟书的一篇不文不白，用字庸俗，他父亲气得把他痛打一顿，钟书忍笑向我形容他当时的窘况：家人都在院子里乘凉，他一人还在大厅上，挨了打又痛又羞，呜呜地哭。
这顿打虽然没有起“豁然开通”的作用，却也激起了发奋读书的志气。
钟书从此用功读书，作文大有进步。
他有时不按父亲教导的方法作古文，嵌些骈骊，倒也受到父亲赞许。
他也开始学着作诗，只是并不请教父亲。
一九二七年桃坞中学停办，他和钟韩同考入美国圣公会办的无锡铺仁中学，钟书就经常有父亲管教，常为父亲代笔写信，由口授而代写，由代写信而代作文章。
钟书考入清华之前，已不复挨打而是父亲得意的儿子了。
一次他代父亲为乡下某大户作了一篇墓志铭。
那天午饭时，钟书的姆妈听见他父亲对他母亲称赞那篇文章，快活得按捺不住，立即去通风报信，当着他伯母对他说：“阿大啊，爹爹称赞你呢
说你文章做得好
”钟书是第一次听到父亲称赞，也和姆妈一样高兴，所以至今还记得清清楚楚。
那时商务印书馆出版钱穆的一本书，上有钟书父亲的序文。
据钟书告诉我，那是他代写的，一字没有改动。
我常见钟书写客套信从不起草，提笔就写，八行笺上，几次抬头，写来恰好八行，一行不多，一行不少。
钟书说，那都是他父亲训练出来的，他额角上挨了不少“爆栗子”呢。
钟书二十岁伯母去世。
那年他考上清华大学，秋季就到北京上学。
他父亲收藏的“先儿家书”是那时候开始的。
他父亲身后，钟书才知道父亲把他的每一封信都贴在本子上珍藏。
信写得非常有趣，对老师、同学都有生动的描写。
可惜钟书所有的家书（包括写给我的），都由“回禄君”收集去了。
钟书在清华的同班同学饶余威一九六八年在新加坡或台湾写了一篇《清华的回忆》①，有一节提到钟书：“同学中我们受钱钟书的影响最大。
他的中英文造诣很深，又精于哲学及心理学，终日博览中西新旧书籍，最怪的是上课时从不记笔记，只带一本和课堂无关的闲书，一面听讲一面看自己的书，但是考试时总是第一，他自己喜欢读书，也鼓励别人读书。
……”据钟书告诉我，他上课也带笔记本，只是不作笔记，却在本子上乱画。
现在美国的许振德君和钟书是同系同班，他最初因钟书夺去了班上的第一名，曾想揍他一顿出气，因为他和钟书同学之前，经常是名列第一的。
一次偶有个个能解决的问题，钟书向他讲解了，他很感激，两人成了朋友，上课常同坐在最后一排。
许君上课时注意一女同学，钟书就在笔记本上画了一系列的《许眼变化图》，在同班同学里颇为流传，钟书曾得意地面给我看。
一年前许君由美国回来，听钟书说起《许眼变化图》还忍个住大笑。
①《清华大学第五级毕业五十周年纪念册》（一九八四年出版）转载此门，饶君已故。
钟书小时候，中药房卖的草药每一味都有两层纸包裹；一张白纸，一张印着药名和药性。
每服一付药可攒下一叠包药的纸。
这种纸干净、吸水，钟书大约八、九岁左右常用包药纸来临摹他伯父藏的《芥子园画谱》，或印在《唐诗三百首》里的“诗中之画”。
他为自己想出一个别号叫“项昂之”——因为他佩服项羽，“昂之”是他想象中项羽的气概。
他在每幅画上挥笔署上“项昂之”的大名，得意非凡。
他大约常有“项昂之”的兴趣，只恨不善画。
他曾央求当时在中学读书的女儿为他临摹过几幅有名的西洋淘气画，其中一幅是《魔鬼临去遗臭图》（图名是我杜撰），魔鬼像吹喇叭似的后部撒着气逃跑，画很妙。
上课画《许眼变化图》，央女儿代摹《魔鬼遗臭图》，想来也都是“痴气”的表现。
钟书在他父亲的教导下“发愤用功”，其实他读书还是出于喜好，只似馋嘴佬贪吃美食：食肠很大，不择精粗，甜咸杂进。
极俗的书他也能看得哈哈大笑。
戏曲里的插科打诨，他不仅且看且笑，还一再搬演，笑得打跌。
精微深奥的哲学、美学、文艺理论等大部著作，他像小儿吃零食那样吃了又吃，厚厚的书一本本渐次吃完，诗歌更是他喜好的读物。
重得拿不动的大字典、辞典、百科全书等，他不仅挨着字母逐条细读，见了新版本，还不嫌其烦地把新条目增补在旧书上。
他看书常做些笔记。
我只有一次见到他苦学。
那是在牛津，论文预试得考“版本和校勘”那一门课，要能辨认十五世纪以来的手稿。
他毫无兴趣，因此每天读一本侦探小说“休养脑筋”，“休养”得睡梦中手舞脚踢，不知是捉拿凶手，还是自己做了凶手和警察打架。
结果考试不及格，只好暑假后补考。
这件补考的事，《围城》英译本《导言》里也提到。
钟书一九七九年访美，该译本出版家把译本的《导言》给他过目，他读到这一段又惊又笑，想不到调查这么精密。
后来胡志德（Theodore Huters）君来见，才知道是他向钟书在牛津时的同窗好友Donald Stuart打听来的。
胡志德一九八二年出版的《钱钟书》里把这件事却删去了。
钟书的“痴气”书本里灌注不下，还洋溢出来。
我们在牛津时，他午睡，我临贴，可是一个人写写字困上来，便睡着了。
他醒来见我睡了，就饱醮浓墨，想给我画个花脸。
可是他刚落笔我就醒了。
他没想到我的脸皮比宣纸还吃墨，洗净墨痕，脸皮像纸一样快洗破了，以后他不再恶作剧，只给我画了一幅肖像，上面再添上眼镜和胡子，聊以过瘾。
回国后他暑假回上海，大热天女儿熟睡（女儿还是娃娃呢），他在她肚子上画一个大脸，挨他母亲一顿训斥，他不敢再画。
沦陷在上海的时候，他多余的“痴气”往往发泄在叔父的小儿小女、孙儿孙女和自己的女儿阿圆身上。
这一串孩子挨肩儿都相差两岁，常在一起玩。
有些语言在“不文明”或“臭”的边缘上，他们很懂事似的注意避忌。
钟书变着法儿，或作手势，或用切口，诱他们说出来，就赖他们说“坏话”。
于是一群孩子围着他吵呀，打呀，闹个没完。
他虽然挨了围攻，还俨然以胜利者自居。
他逗女儿玩，每天临睡在她被窝里埋置“地雷”，埋得一层深入一层，把大大小小的各种玩具、镜子、刷子，甚至砚台或大把的毛笔都埋进去，等女儿惊叫，他就得意大乐。
女儿临睡必定小心搜查一遍，把被里的东西一一取出。
钟书恨不得把扫帚、畚箕都塞入女儿被窝，博取一遭意外的胜利。
这种玩意儿天天玩也没多大意思，可是钟书百玩不厌。
他又对女儿说，《围城》里有个丑孩子，就是她。
阿圆信以为真，却也并不计较。
他写了一个开头的《百合心》里，有个女孩子穿一件紫红毛衣，钟书告诉阿圆那是个最讨厌的孩子，也就是她。
阿圆大上心事，怕爸爸冤枉她，每天找他的稿子偷看，钟书就把稿子每天换个地方藏起来。
一个藏，一个找，成了捉迷藏式的游戏。
后来连我都不知道稿子藏到那里去了。
钟书的“痴气”也怪别致的。
他很认真地跟我说：“假如我们再生一个孩子，说不定比阿圆好，我们就要喜欢那个孩子了，那我们怎么对得起阿圆呢。
”提倡一对父母生一个孩子的理论，还从未讲到父母为了用情专一而只生一个。
解放后，我们在清华养过一只很聪明的猫。
小猫初次上树，不敢下来，钟书设法把它救下。
小猫下来后，用爪子轻轻软软地在钟书腕上一搭，表示感谢。
我们常爱引用西方谚语：“地狱里尽是不知感激的人。
”小猫知感，钟书说它有灵性，特别宝贝。
猫儿长大了，半夜和别的猫儿打架。
钟书特备长竹竿一枝，倚在门口，不管多冷的天，听见猫儿叫闹，就急忙从热被窝里出来，拿了竹竿，赶出去帮自己的猫儿打架。
和我们家那猫儿争风打架的情敌之一是紧邻林徽因女士的宝贝猫，她称为她一家人的“爱的焦点”。
我常怕钟书为猫而伤了两家和气，引用他自己的话说：“打狗要看主人面，那么，打猫要看主妇面了
”（《猫》的第一句），他笑说：“理论总是不实践的人制定的。
” 钱家人常说钟书“痴人有痴福”。
他作为书痴，倒真是有点痴福。
供他阅读的书，好比富人“命中的禄食”那样丰足，会从各方面源源供应（除了下放期间，他只好“反刍”似的读读自己的笔记，和携带的字典）。
新书总会从意外的途径到他手里。
他只要有书可读，别无营求。
这又是家人所谓“痴气”的另一表现。
钟书和我父亲诗文上有同好，有许多共同的语言。
钟书常和我父亲说些精致典雅的淘气话，相与笑乐＿一次我父亲问我：“钟书常那么高兴吗
”“高兴”也正是钱家所谓“痴气”的表现。
我认为《管锥编》、《谈艺录》的作者是个好学深思的钟书，《槐聚诗存》的作者是个“忧世伤生”的钟书，《围城》的作者呢，就是个“痴气”旺盛的钟书。
我们俩日常相处，他常爱说些痴话，说些傻话，然后再加上创造，加上联想，加上夸张，我常能从中体味到《围城》的笔法。
我觉得《围城》里的人物和情节，都凭他那股子痴气，呵成了真人实事。
可是他毕竟不是个不知世事的痴人，也毕竟不是对社会现象漠不关心，所以小说里各个细节虽然令人捧腹大笑，全书的气氛，正如小说结尾所说：“包涵对人生的讽刺和伤感，深于一切语言、一切啼笑”，令人回肠荡气。
钟书写完了《围城》，“痴气”依然旺盛，但是没有体现为第二部小说。
一九五七年春，“大鸣大放”正值高潮，他的《宋诗选注》刚脱稿，因父病到湖北省亲，路上写了《赴鄂道中》五首绝句，现在引录三首：“晨书瞑写细评论，诗律伤严敢市恩。
碧海掣鲸闲此手，祗教疏凿别清浑。
”“奕棋转烛事多端，饮水差知等暖寒。
如膜妄心应褪净，夜来无梦过邯郸。
”“驻车清旷小徘徊，隐隐遥空蹍薄雷。
脱叶犹飞风不定，啼鸠忽噤雨将来。
”后两首寄寓他对当时情形的感受，前一首专指《宋诗选注》而说，点化杜甫和元好问的名句（“或看悲翠兰苕上，未掣鲸鱼碧海中”；“谁是诗中疏凿手，暂教泾渭各清浑”）。
据我了解，他自信还有写作之才，却只能从事研究或评论工作，从此不但口“噤”，而且不兴此念了。
《围城》重印后，我问他想不想再写小说。
他说：“兴致也许还有，才气已与年俱减。
要想写作而没有可能，那只会有遗恨；有条件写作而写出来的不成东西，那就只有后悔了。
遗恨里还有哄骗自己的余地，后悔是你所学的西班牙语里所谓‘面对真理的时刻’，使不得一点儿自我哄骗、开脱、或宽容的，味道不好受。
我宁恨毋悔。
”这几句话也许可作《围城》《重印前记》的笺注吧。
我自己觉得年纪老了；有些事，除了我们俩，没有别人知道。
我要乘我们夫妇都健在，一一记下。
如有错误，他可以指出，我可以改正。
《围城》里写的全是捏造，我所记的却全是事实。
杨绛的经典事例
1966年，杨绛、钱钟书先后被打成“牛鬼蛇神”双双接受“改造”。
如果说是坚强构成了杨绛生命的支撑点的话，那么豁达则让她面对厄运不会选择逃遁。
老人身上表现出来的坚强和豁达，是对苦难的漠视和超越。
因为先生学识渊博，阅历深厚，慧眼窥透人生，就是在那些苦难的日子里也保持着一份少有的幽默。
比如被迫剃了“阴阳头”，她会说：“小时候老羡慕弟弟剃光头……果不其然，羡慕的事早晚会实现。
”她在磨难中直面人生，其豁达乐观的精神足以让人仰视。
1997年3月4日，杨绛的独生女儿钱缓不幸病逝。
老年丧子是人生一大痛，杨绛甚是难过。
更不幸的是，1998年12月19日，钱钟书仙逝。
连续丧失亲人的痛苦压向杨绛先生，而她选择的寄托哀思的办法是：将读书治学作为人生最终的追求。
她对生、老、病、死领悟透彻，希望自己能够“死者如生，生者无愧”(钱钟书语)。
半年之后，她化悲痛为力量，翻译柏拉图对话语录之一《斐多》，“试图做一件力不能及的事，投入全部心神而忘掉自己”。
而柏拉图这篇描述苏格拉底就义当日在雅典监狱里与朋友们的谈话文稿，谈的正是“生与死”的问题。
2002年冬，杨绛定下心来写了《我们仨》，那是一本怀念亲人、回忆亲情的书，她几乎是伴着眼泪写完的。
有关钱钟书的名言
钱钟介 钱钟书(1910—1998)，现代文学研究家家，字默存，号槐聚用笔名中书君，江苏无锡人。
因他周岁“抓周”时抓得一本书，故取名“钟书”。
钱钟书出生于诗书世家，自幼受到传统经史方面的教育，中学时擅长中文、英文，却在数学等理科上成绩极差。
报考清华大学时，数学仅得15分，但因国文、英文成绩突出，其中英文更是获得满分，于1929年被清华大学外文系破格录取。
在这一时期，他刻苦学习，广泛接触世界各国的文化学术成果。
1933年大学毕业。
1935年和作家、翻译家杨绛结婚。
同年考取公费留学生资格，在牛津大学英文系攻读两年，又到法国巴黎大学进修法国文学一年，于1938年回国。
曾先后在多所大学任教。
钱钟书深入研读过中国的史学、哲学、文学经典，同时不曾间断过对西方新旧文学、哲学、心理学等的阅览和研究，著有多部享有声誉的学术著作。
他的散文和小说也很出色，特别是长篇小说《围城》，才情横溢，妙喻连篇，可谓家喻户晓。
钱钟书从小就聪明过人，但他的天赋主要表现在文学上。
他喜欢随心所欲地自由发挥，特别不愿意按部就班地逻辑推理，因此对数、理、化等课程深恶痛绝。
钱钟书进入中学读书后逐渐喜欢上了英语。
钱钟书所在的中学是美国圣公会办的教会学校，大部分课程都是用英文讲授。
他的英语成绩很好，但是他从不上英语课，也不看英语教科书，上课也不记笔记，而是低头看外文原版小说。
因此，他的英文几乎完全靠自学，充分表现了他卓异的语言天赋。
尽管学习成绩很好，但在生活方面，钱钟书确实有点“痴气”。
比如，他总分不清东西南北，一出门就分不清方向；穿衣服不是前后颠倒，便是内外不分。
最出洋相的是上体育课，作为领队，他的英语口令喊得相当宏亮、准确，但他自己却左右不分，不知道该怎么办。
口令喊对了，自己却糊里糊涂不会站，常常闹得全班哄堂大笑，自己却莫名其妙。
聪明过人却又时常“糊涂”，这就是叫人难以捉摸的钱钟书。
钱钟书学识渊博，记忆力惊人。
在清华大学读书时，他就与吴晗、夏鼐被誉为清华“三才子”。
与陈衍老人的交往更体现了这一点。
陈衍，号石遗，晚清“三大诗人”之一，在当时的诗坛上占有重要地位。
石遗老人对当时的诗人学者甚少许可，但是对钱钟书却另眼相看。
每年寒暑假钱钟书从清华回无锡，石遗老人都要邀他去自己家。
有一次，石遗老人说起清末大诗人王运：“王运人品极低，仪表亦恶，世兄知之乎?”钱钟书对曰：“应该是个矮子。
”石遗笑说：“何以知之?”钱钟书说：“王死时，沪报有滑稽挽联云‘学富文中子，形同武大郎’，以此得之。
”石遗老人点头称是。
又说王运的著作只有《湘军志》可观，其诗可取者很少，他的《石遗室诗话》中只采用某两句，但已记不起是哪两句了。
钱钟书马上回答：“好像是‘独惭携短剑，真为看山来’”。
石遗老人不由得惊叹：“世兄真是好记性!” 钱钟书先生作为著名的作家和学者，成就举世瞩目。
晚年的钱钟书闭门谢客，淡泊名利，其高风亮节为世人所称道。
有位外国记者曾说，他来中国有两个愿望：一是看万里长城，二是看钱钟书。
他把钱钟书看成了中国文化的象征。
还有一个外国记者因为看了钱钟书的《围城》，想去采访钱钟书。
他打了很多次电话，终于找到了钱钟书。
钱钟书在电话里拒绝了采访的请求，并说：“假如你吃了一个鸡蛋觉得不错，又何必要认识那个下蛋的鸡呢
”中央电视台开辟了一个面对大众的颇受欢迎的《东方之子》栏目，许多人拚死往里钻，以一展“风采”为荣，但当节目制作人员试图去采访钱钟书时，却遭到了他坚决的拒绝。
美国一所著名的大学想邀请他去讲学，时间是半年，两周讲一次，一次40分钟，合起来大约是8个小时的时间，而给予的报酬是16万美元，但钱钟书丝毫不为所动。
还有人在巴黎的《世界报》上著文称：中国有资格荣膺诺贝尔文学奖的，非钱钟书莫属。
钱钟书对这个评价不但不表示接受，反而在《光明日报》上写文章质疑诺贝尔文学奖的公正性。
1998年12月19日上午7时38分，钱钟书先生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88岁。
按照钱钟书先生遗愿，先生后事一切从简，遗体由两三个亲人送别就行了，不举行任何悼念仪式，不保留骨灰，并恳辞花篮、花圈。
火化当天，在现场送行的，始终只有20多个人，包括钱钟书的女婿、外孙、外孙女，他的学生，以及学生的学生，一些朋友。
还有一些人是听说后自愿赶来的。
钱钟书的遗孀、著名学者杨绛把一小朵紫色的勿忘我和白玫瑰放在钱钟书的身体上。
火化间的门关上时，别人劝她离开，她说：“不，我要再站两分钟。
”她眼睛里隐隐有泪花。
钱钟书的遗体火化后，根据他生前的意愿，骨灰就近抛洒。
“这样的大学者，代表了一个时代。
如果大家都知道了，光海外来的，可能就会有上千吧
”社科院外文所的薛先生说，“钱钟书走了，我们还是读他的书吧。
先生就活在书里。
”
钱钟书和杨绛的生平介绍
中文名： 钱钟书 国籍： 中国 祖籍：江苏无锡县（今为江苏省无锡市）出生地： 江苏无锡县（今为江苏省无锡市）出生日期： 1910年11月21日 逝世日期： 1998年12月19日 职业： 作家，文学研究家，翻译家 毕业院校： 清华大学，牛津大学 主要成就：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代表作品： 围城、管锥编、谈艺录、写在人生边上、人·兽·鬼 其夫人杨绛也是著名作家，育有一女钱瑗（1937年-1997年）。
杨绛(1911－ )，原名杨季康，江苏无锡人，生于7月17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员，作家、评论家、翻译家、剧作家、学者。
职业： 翻译家，文学家，戏剧家 毕业院校： 牛津大学，巴黎大学 杨绛是杨荫杭之女，祖籍江苏无锡，生于北京。
1932年毕业于苏州东吴大学，成为清华大学研究院外国语文研究生，并认识钱钟书，二人结成夫妇。
1935年至1938年与丈夫钱钟书一同前往英国牛津大学求学，后转往法国巴黎大学进修。
育有一女钱瑗（1937-1997）。
1938年，杨绛随钱钟书带着一岁的女儿回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