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朋友经常向你借钱你该怎么办
主持人：欢迎来到今天的时空调查。
你向朋友借过钱吗
你借给过朋友钱吗
当你开口向朋友借钱的时候，是否发现自己很难张嘴，当朋友向你借钱的时候，你是否觉得很难拒绝，本来是亲亲热热的朋友，但是一提到借钱的事情，大家立刻变得尴尬起来。
今天我们的时空调查，关注的就是——朋友借钱怎么办
我们首先来看一个调查，那就是如果好朋友向你借数目不少的钱你会是什么反映
我们是通过新浪网做的调查，一共有3700人参与了我们的调查。
来看一下，虽然不太想借，但也不好意思拒绝，38％。
象征性借一点，如果对方还不了，也能承受，占到36％。
找个借口不借，占到14％。
痛快地借给别人，占到了12％。
如果我们合并一下，会发现，真正能痛快借给朋友的占到了12％，实际有88％的人，在朋友开口借钱的时候，其实心里不太想借，实际真正能做到不借的，占到了14％，也就是说痛快借，和坚决不借的都占到少数，只有百分之十几。
即使借，象征性借点，最后已经做好了不还的准备，我们看到，还占到了1/3。
原因是什么呢
按理说大家都是好朋友，慷慨解囊，帮助朋友是个顺理成章的事情，为什么在提到借钱的时候，有将近90％的人不太情愿呢
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就是怕把钱借给了朋友，最后朋友还不了。
我们再看下一个调查，你借给过别人钱嘛
有没有过对方没有还的经历。
我们看这个调查结果，令人相当吃惊，也就是说将近八成，77％的人在把钱借给别人之后，对方没有顺利还钱。
有的时候善意地提醒一下，也许朋友忘了，可能还了，但有的时候朋友可能已经彻底忘了，或者干脆不认帐，最后甚至因为借钱打上了官司，昔日朋友反目为仇。
我们来看下面一个例子。
2003年重庆市居民宋一泰突发脑溢血去世，亲朋好友纷纷上门吊唁，宋一泰的一位中学同学也来了，可哀悼过后，却跟宋一泰的妻子说，宋一泰借了她十万钱。
宋一泰的妻子 王女士：十万，我听这个数据，当时我差一点就觉得要倒下去了。
我说有借条吗
她说没有。
宋一泰的这位女同学名叫杨淑贞，和四川一家工厂的退休职工，宋一泰是多年的好友，杨淑贞说宋一泰曾分别向她借过两次钱，每次借了五万元，据宋一泰说，是用于炒股，因为两个人关系很熟，就没有打借条。
杨淑贞：我们口头上说的是借两年，借两年他就还给我，太相信宋一泰了，我就没有找他写条。
杨淑贞退休前，是工厂里的一名普通职工，他说这十万元，几乎是她一辈子全部的积蓄，可对于这笔借款，宋一泰妻子态度很明确，还钱可以，但要拿借据来。
王女士：你说三五十，几百块，可以不打借条，十万块，这能不打借条吗
十万元确实不是一个小数目，可对于这笔借款，杨淑贞拿不出借条，空口无凭，宋一泰的家人，也对她所说的话产生了一些怀疑。
王组建 王女士的哥哥：你是不是看到宋一泰去世了，你干脆来蒙一下，借钱你要有依据呀。
杨淑贞：地地道道本来就存在这个事情，怎么会是骗人呢
私下协商不成，杨淑贞想打官司讨钱，她想起借给宋一泰的第二笔五万元，是她亲手到银行汇款到宋一泰家人的活期存折里的，法院到银行调取了相关资料，确实证明了这一点，但法院认为，这并不能证明，她和宋一泰发生了借贷关系。
最后，经过两年多的两次审理，法院最终判决，杨淑贞败诉。
主持人：由于杨淑贞没有借条，所以最终我们很难确认她是否借钱，但是在现实生活当中，朋友因为借钱最后反目成仇的官司、例子，应该说不胜枚举，犹太有一句名言说的特别好，如果你想真正失去一个朋友，那你就借钱给他吧。
确实我们想，在借钱的时候，有一个借条，这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以后就不会有类似的麻烦了。
但是在现实生活当中，如果你的亲朋好友管你开口借钱的话，你是否真能要求他打借条呢，好像不是一件太容易的事情。
我们再来看一个调查，如果朋友向您借钱，你会要求他们打借条吗
不会的占到了55％，而会的占到了45％，这个数据告诉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如果亲朋好友开口借钱，绝大多数人不会要求朋友打借条，为什么呢
我们可以听听人们议论。
市民：关系都不错，都是亲戚或者朋友，打什么欠款。
市民：如果是很好的朋友的话，写借条显得很见外的。
市民：如果当时有钱的话，那借给他就行了，写欠条的事，反正我是接受不了，或者人家让我写，我也觉得挺别扭的。
市民：要面子呗，怕人家觉得你是不是跟人家要算得特别清楚。
市民：有的借了好几年没有还，我就意识到这个问题了，还是应该写，但是我觉得，下次再有人跟我借，关系很好的亲戚朋友，我还是开不了这个口。
市民：如果说要是打欠条的话，那种信任度就让这张纸条划破了。
其实大家的说法都非常生动，而且非常传神，确实，归根到底就是一个面子的问题，你说他们心里真不想让人家打借条吗
但是怕这一开口，就感觉我们感情不近了，我们不信任你了，好像因为一个借钱朋友感情全部失去了，这是我们传统社会的一个观念，像这样的事情，国外怎么做的呢
我们也采访了两位外国朋友。
罗恩 博士（德国访问学者）：如果我借给朋友，我首先会想到的是，我拿回钱的时候会发生什么，这也确实是我会思考，我认为这也是典型的德国文化，给最糟糕的事情提前想到解决办法，对这件事来说也就是立下借条。
艾里克 法国留学生：在法国，如果有人钱借，就主动地给对方一个借条写着借了多少钱，和在什么具体时间前会还清。
应该说我们国家和西方的传统文化不一样，我们讲究的是亲情伦理，所以我们是靠人情维系社会，我们叫人情社会。
而国外呢，可能商品经济发展比较早，它更多的是契约关系，什么事情都用契约，用商业关系说得清清楚楚，这就造成了，我们要开口打借条，很不好意思，而国外的朋友，如果你不写借条的话，你可能都不好意思跟人开口，这是传统文化不一样造成的。
那么在现实生活当中，如果没有向朋友要借条的话，到时候朋友不还钱，又会怎么样呢
我们进行了一个调查，如果没有打借条，朋友又没有按时还钱，你又会怎么样
第一是旁敲侧击的提醒，占到了44％，占到一半的人是非常委婉地说，哎哟，提起借钱的事，还有一笔钱没还。
直截了当索要的占到了1/3左右。
不会提醒别人，怕不好意思，忍着，还有将近1/4的人，自己还是死扛。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也就是说实际68％的人，还是非常委婉地说，或者是不说，其实归根到底还是一个面子的问题，中国也有句老话叫做丑话说在前头，如果大家借钱的时候，契约关系很明确，可以也会省去后边很多的麻烦，但在我们现实这种社会当中，做到这一点并不是很容易，如果没打借条，或者你不好意思让别人写借条的话，还有什么办法呢
有位律师给我们出了点主意。
朱勇辉 北京京都律师事务所律师：首先我们可以考虑邀请一些朋友，在一块儿以吃饭、聊天的方式，把钱借给对方，事后如果说债务人发生一些争议，这些当时在场的朋友可以作为证人，证明当初借款的事实。
第二种，如果双方在借款以及事后的协商过程中，有通过手机短信，通过电子邮件，甚至是QQ、MSN等等方式，如果谈到了借款的事，以及还款有关事项，而且这些内容如果能够证明当时确实存在借款的事，在这种情况下也可以作为证据提交给法庭。
主持人：其实只要我们要借钱的朋友自觉一点，朋友之间还能处得更长久一些，大家的关系也能更加和谐。
女人是否适合做律师?
女人当律师到底好不好
这有两层意思：第一、当不当得来
第二、对女人自身好不好，包括家庭还有个人成长等。
怎样才能成为一个成功的女律师呢
综合众多朋友的意见，我做了个专题。
一、第1个律师朋友观点：女人实在不适合律师工作，女性法律工作者，如果想成功，还不想付出，个人认为走学院派路子比较好
成功的律师都是社会活动家，成功的女人都有男人支持
没付出那里会有回抱
我认识的女律师很多，律师这个特殊的职业，付出的时间，是其他行业不可比拟的，在女性还占家庭主导的今天，自然会产生矛盾，我认识的成功女律师主要有三种类型：1、喝倒一片的主，交际能力强，口才好
工作能力强
这不是大多数女性能做到的
2、有老公或者家族权势支持
或者社会其他强力人士支持，当然这样的人自己也要付出很多的
3、纯学院派，法律功底深，基本都是教授，博士什么的
唉
悲哀
社会大环境如此，我们这些法律人又能奈何
二、第2个律师朋友观点（相当积极）：我就是女律师，属于个子不高，相貌偏小的类型，但做律师这行，已经很有成就感了。
我认为，律师行业，男、女性别不会成为执业成功与否的障碍。
甚至于，律师这个职业，更能激发女性的激情，更能给女性带来自信与尊严。
我曾经是法官，做的很好。
但是，经济方面与成功律师的落差实在不是一般的大。
我的道德观又不允许我去做非法的事情。
于是，辞职成为选择。
说到辞职，当初也是非常莽撞的。
虽然在法院工作过，但并没有因此带着所谓的下来，也没有事先找好一家顾问单位再辞职。
当时，就预计，只要挣到吃饭钱，就可以了。
我到一家做聘用律师。
仅仅凭借普通的、非常小的一些案件，收费超过3000元的案件都不多，在第一年，我居然成为那个所收入进20万的律师之一。
我把自己和别人都震惊了，也把法院的同事们给深深的刺激了。
此后，每年，我的收入都稳定增长。
但是，因为当时我的孩子才2岁，至今也才不到8岁，因此，在业务量的处理方面出现瓶颈。
若想继续增加业务量，必然要投入精力拓展，业务量增加后，自己的精力又有限，必然给家庭和要减少，因此，矛盾出现，自己必须作出选择。
虽然，我现在已经是另一个不小的的头儿，但由于有孩子的问题，连续三年来，我都是有意识的控制业务量，基本维持现状，按部就班地做好眼前的业务，晚上的时间基本留在家里。
作为比较典型的女律师，我的体会是：做女律师，非常受人尊敬。
纯粹从法律业务方面看，男律师并不比女律师给人更多的信任感。
只要你自己业务经验丰富，技巧灵活，认真负责，女律师可能更让当事人放心。
我属于更多依靠专业知识取胜的律师类型，我很少去应酬，也基本不发名片，有关系也尽量不去走。
我的很多业务都是通过一个个案件的处理，给对方或旁听的其他人、法官留下印象，然后，他们有事时，又展转着找到我。
现在，我基本是诉讼与非诉讼各占一半。
当然，也有一些女律师走的是另一种路线，陪吃陪玩也能有业务来做，但这些人和那些什么都干的男律师们，与其他行业里的所谓成功者一样，都不是正当工作的人们所推崇的。
在从业过程中，我感觉，虽然这个社会法制环境很不尽如人意，但象我这样想干净、敬业、专业地工作的女律师，也毕竟有生存的空间。
我想，不论是象楼主这样的女性，还是男性们，希望认认真真地工作，干干净净做人的，还是大多数。
女性，如果你够精明能干，就相信自己，律师行业是有女性的天空的。
三、第3个律师朋友观点：如果是初做律师，我建议，如果没有家庭拖累，最好到大城市的有规模的律师事务所，做助理或者做实习，或者独立办案，都是成功的必须前提。
因为，只有这样的正规化，才能带给我们更多的类型化的实践机会，才能让那些初做律师的人有可能接触到足够糊口的小业务量，也才能给有心的律师提供向高水平律师学习的平台。
此外，这些大城市中，司法环境也相对正规，经济活跃程度也相对高一些，靠专业生存的律师就有更多的发展空间。
四、第4个律师朋友观点：至于女人做律师好不好，个人认为没有什么好与不好。
关键看你自己爱不爱这个行业。
但是必须看清楚。
女人做律师。
确实经常会受到性方面的暗示或者骚扰。
如果稍有姿色的更不可能避免。
当然。
除非你自己家背景非常好。
不需要你献身.事实上。
来自法官。
律师以及其他各方面的压力。
都有可能需要你做出牺牲。
至少我所认识的男律师们.几乎都跟他们女助理上过床.反正我是非常讨厌这样的男律师的。
总之律师这个职业确实不适合女人干,因为它接触的黑暗面很多。
做律师你要做的好。
首先你就必须做到卑鄙无耻。
大家也不要把它想象的多么光辉伟大，只是一个职业而已。
（后面这段好象有点偏激了。
我不认同）五、第5个律师朋友观点：如果你是个自认为比较传统的女人.那你绝不适合做律师。
如果你是个自认为单纯的女人。
那你也不适合做律师。
如果你是个自认为纯洁的女人。
那你更适合去做别人的老婆。
否则。
就算你取得了。
你也做不到业内的精英一层,永远只能是个具有律师资格的女人而已。
这个行业不适合太守规矩的人做、不只是女人。
六、第6个律师朋友观点：说起这个真是很感慨啊。
其实律师不论男女，都是很苦的，再进一步来说，要做得出色，哪一行都不会很容易。
我这五六年，总的来说有两点心得：1、不能浮躁。
前两三年吃多些苦头是正常的，踏踏实实做好每件事是王道。
客户会记得你并信任你的，这会让你很有些满足感。
2、打心里先衡量一下，按自己的感觉摆对律师与主妇的位置。
这在各人心里都有不同的一把尺，也有不一样的选择，当然还要看你家里（主要是你老公）的情况。
个人认为，要想在两方面都做得出类拨萃是极难极难的，反正我受不了这个辛苦。
我这几年以来走的道道，我认为很适合我这种没有太大野心而又不想没有自己的人——在工作上尽心尽职，对客户有应有的交待和责任心，但不花太多力气和时间去交际应酬或大规模拓展业务，太费时、伤神又吃力不讨好的活少接，基本做到上下班分开，晚上和周末就可给老公和女儿了。
现在看来，收入和成就感都不算差（我在相对发达地区，并自认业务和服务素质过得关），有相对固定的客户群，当然这比不得那些始终站在一线、动辄以百万计年收入的同行。
然而我很平静，我深深知道那种风光的背后有着巨大的代价，我选择了不付出这种代价，我只要轻松地、相对优裕的过我的小资日子，我很满足。
不过不知道下一步能不能维持这种状态，因为到我这个阶段，就面临开所创业或是否作合伙人的问题了。
一旦挤身于这个梯队，可能就再也不能象以前那样随意了。
江湖路不归路，谨慎入行。
七、第7个律师朋友观点：论坛有个叫“翠茜”的朋友感问“女人怎么在律师界立足
”按理说，刚刚步入律师市场的我，是应该没有斗志闲说这个理的。
然而，正如我一直坚信“有的男女相处了一辈子却始终同床异梦；而有的仅却终生携手共进”一样，时间的长短应该不是“有无发言能力”的判断标准。
关于男女的平等问题，文明的世界人民已经叫了很久。
对于男人而言，请扪心自问：当前男女真的平等了吗
在律师界特别是在中国特色的律师界，请你们大胆地列举几个响当当女律师的名字，你能吗
你自己都会纳闷。
在一个不容易也不能纯洁的律师市场，难道真的不能成长几位红颜律师吗
至少我认为，中国律师市场给女律师的舞台更大，真理往往都是从少数人发展到更多人的。
说过，钱不能说不是一个好东西。
无论是男律师还是女律师，追求金钱的目标应该是无可厚非的。
当然，这并不排除做律师对正义价值的理想，因为人权的基础是生存权。
在当前金钱大多掌握在男人手头的局面下，女律师希望立足律师市场的前提思想基础是：请记住女人前辈小姐的滴血箴言——算到头来，每一个男子的钱总是花在某一个或者几个女人的身上。
这是做女律师的信心源泉。
男人对女人的好色之心，这是是男人都有的，按照生物学家的权威解释，结论也应该是这是男人最原始最基本的生理反应。
然而，对于女人当然包括做女律师的你来说，如果男人的这个本来最正常的反应超出了的度，将是女律师面对客户特别是大客户（当然指的是男性主导的）最头痛的事情，除非你放弃应有的尊严，我想真正的女律师是绝对不能放弃的。
这时候，我的结论便出来了，女律师希望立足律师市场的必有气质就是庄重：请记住男人前辈贾平凹先生的肺腑之言——菩萨的庄重，再淫荡的男人，也没有产生过要强奸她的邪念，但任何男人谁没有跪倒在菩萨的脚下呢
这是做女律师的成功根本。
善良对于每一个女人来说，应该是与身俱来的美丽。
这是从我能够认识女孩以来就从未动摇过的信念。
然而，恰好正是这个我对女性十分欣赏的优点，让无数希望立足律师界的女律师陷入了痛苦的深渊。
女性独有的善良成了女律师前进路上的双刃剑，对形形色色的当事人、对居心叵测的各种关系人，女律师的一味或者说执着善良，将她们倔强多年的梦想粉碎。
我一直认为：对于“狼外婆”，你要么躲开它，要么一棍子打死它。
在如今意识形态异常复杂的混乱年代，女律师希望立足律师市场最不能丢掉的基本属性是：请记住男人前辈沈从文先生的经典名句——女人是天使和魔鬼结合的产物。
这是做女律师的决胜技能。
复旦大学的历史
我答这问题： 可以写一些你个人对复认识和看法啦，或一些复旦的历史，对和在国际上的影响力等等啦。
从下面这些资料中挑选一些你需要的吧：复旦大学创建于1905年，原名复旦公学。
“复旦”二字由创始人、中国近代知名教育家马相伯先生选定，选自《尚书大传•虞夏传》中“日月光华，旦复旦兮”的名句，意在自强不息，寄托当时中国知识分子自主办学、教育强国的希望。
复旦大学经历近百年的沿革。
1917年复旦公学改名为私立复旦大学，下设文、理、商三科以及预科和中学部。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学校内迁重庆北碚， 并于1941年改为“国立”。
1946年学校迁回上海江湾原址。
到1949年学校已设立文、理、法、商、农五院20多个系（科）。
鲁迅、郭沫若、邹韬奋、老舍、竺可桢、马寅初等著名学者曾到校演讲或任教。
1950年高校初步进行院系调整，复旦大学的海洋系并入山东大学；上海暨南大学的文、法、商三院，同济大学的文、法两院，以及浙江大学、英士大学的部分系科并入复旦大学。
1952年秋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复旦大学的法学院、商学院、农学院调出，分别成立了华东政法学院、上海财经学院和沈阳农学院；而华东地区的浙江大学、交通大学、南京大学、安徽大学、金陵大学、圣约翰大学、沪江大学、震旦大学、大同大学、光华大学、大夏大学、上海学院、中华工商专科学校、中国新闻专科学校等高等院校的文、理科有关系科并入复旦大学。
二十世纪80年代以后，尤其是通过国家教育部和上海市共同建设，以及“七五”、“八五”和“九五”的重点建设，复旦大学逐步发展成为一所人文科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技术科学以及管理科学在内的多科性研究型综合大学。
2000年4月27日上海医科大学与复旦大学强强合并，成立新的复旦大学。
如今的复旦大学，学科门类更为齐全，综合实力更加强大。
复旦历史上曾经拥有一大批学术大师和著名学者，在国内外享有盛誉。
周谷城、陈望道、颜福庆、苏步青、谭其骧、周予同、陈建功、朱东润、胡曲园、严北溟、张世禄、伍蠡甫、卢鹤绂、谢希德等著名学者长期在校执教，为复旦奠定了雄厚的学术传统和基础。
谈家桢、吴浩青、谷超豪、胡和生、王迅、陈中伟、杨雄里、杨福家、汤钊猷、顾玉东、李大潜、陈灏珠、沈自尹、闻玉梅、王威琪、陆谷孙、章培恒等一大批知名专家，仍活跃在国内外学术舞台上，成为复旦当代学术精神的代表。
建校以来复旦大学共培养了18万余名各类毕业生，涌现出包括于右任、邵力子、陈寅恪、竺可桢、张志让、李岚清等校友在内的众多杰出人才，为国家的建设事业作出了卓越贡献。
复旦大学现任校长为王生洪教授，党委书记为秦绍德教授。
复旦大学校训：“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校风：“文明、健康、团结、奋发”，学风：“刻苦、严谨、求实、创新”。
学校现有人文学院、外文学院、新闻学院、法学院、经济学院、管理学院、技术科学与工程学院、生命科学学院、上海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药学院、护理学院、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数学科学学院和软件学院等17个学院(含66个系)和物理学系、化学系、高分子科学系、环境科学与工程系等4个系，68个学士学位专业，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22个，二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135个(其中自设24个)，硕士学位授权点209个(其中自设38个)，并设有25个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学校学科门类齐全，现有马克思主义哲学、外国哲学、政治经济学、世界经济、金融学、产业经济学、政治学理论、国际关系、中国古代文学、汉语言文字学、传播学、历史地理学、基础数学、应用数学、运筹学与控制论、理论物理、凝聚态物理、光学、物理化学、高分子化学与物理、生态学、神经生物学、遗传学、生理学、电路与系统、微电子学与固体电子学、人体解剖与组织胚胎学、病原生物学、病理学与病理生理学、内科学（心血管病、肾病、传染病）、儿科学、神经病学、影像医学与核医学、外科学（普外科、骨外科、泌尿外科、神经外科）、眼科学、耳鼻咽喉科学、肿瘤学、中西医结合基础、中西医结合临床、社会医学与卫生事业管理等40个国家重点学科，居全国第三位。
学校现有中国语言文学研究所、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中心、美国问题研究中心、历史地理研究所、人口研究所、世界经济研究所、金融研究院、数学研究所、现代物理研究所、遗传学研究所、上海市心血管病研究所、上海市放射医学研究所、肝癌研究所等81个研究机构，145个跨学科研究中心，有先进光子学材料与器件、专用集成电路与系统、应用表面物理、遗传工程、医学神经生物学等5个国家重点实验室。
还有10个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和 7个卫生部重点实验室，8个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学校现有各类学生近44,300余人， 其中博士生3,500人，硕士生7500余人，普通本专科生15700余人，外国留学生2,200余人，成人教育本专科生8400人，网络教育本专科生近7000人。
学校拥有一支高水平的师资队伍，现有专任教师与科研人员2,300余人，其中教授、副教授1,350余人，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院士28人，博士生导师近746人，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32人、讲座教授8人，“973”首席科学家6人，“国家级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31人。
近几年来，学校积极引进人才，实施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涌现出一批优秀的中青年教师，优化了师资队伍结构。
学校还拥有中山、华山等9个附属医院，集医疗服务、临床教学与科研工作于一体。
医院医疗设备先进、技术力量雄厚，有900多人具有正、副高级职称，为临床教学创造了良好的教学条件。
复旦大学把培养具有全面素质的高质量人才作为教学的根本目标。
学校注意从自己的实际出发，大胆吸收国内外高校的成功经验，注重加强学科间的渗透、交叉、组合，发挥综合性大学多学科的特色和优势。
经过长期的实践和探索，已经建立起一套比较完整的、有自身特点的教学计划和管理体系。
学科建设全面启动，发展势头良好。
学校按照“厚基础、宽口径、重能力、求创新”的教学理念，将综合教育和文理基础教育为特色的通识教育和宽口径专业教育有机地结合起来。
学校从1994年实施学分制教学管理，2001年全面推进学分制建设，通过调整课程设置、开放选择专业、推行学期开课制、设立自由选修学分等多种途径，从各个教学环节上落实学生个性发展，给学生以更多的自主选择权。
学校大力提倡“名教授上基础课、带基础实验”，建有严格的教学质量保障体系，在历年的全国优秀教学成果奖评选中获奖数始终名列全国前茅。
学校建立了一套有实效、有特色的教学管理制度，研制和开发了具有国内先进水平的《高校网上教务管理系统》，实行导师制等一系列措施，全面实现了科学化、专业化管理，并坚持不懈地整治教风和考风，形成了良好的学风和校风。
学校把加强和发展研究生教育视为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关键，始终以“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为核心，激励研究生的创新能力，营造完善的成才机制和浓重的学术氛围。
积极推进招生制度改革，扩大博士生导师的招生自主权，通过提前攻博、硕博连读和招收直博生制度来吸引优秀生源。
通过加强课程建设和教材建设来完善研究生学位课程体系，以严格的科研训练和能力培养来激发研究生的自主创新潜力，实施学位论文开题报告、中期考核和博士资格考试等措施，提高研究生的培养质量。
近年来，研究生发表的论文在质量和数量上都有较大的提高，在连续六届的全国百篇优秀博士学位论文评选中，我校有33篇入选，在全国名列第三。
为适应国家现代化建设的要求，近年来着力于研究生教育专业结构的调整，大力发展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培养，取得了很好的成效，得到社会的广泛认同。
在2001年亚洲13所著名商学院参加的“亚洲创业计划大赛”上，我校MBA代表队囊括全部单项与总分冠军，在全国“华为杯”研究生电子设计大赛中，我校多次获团体和个人冠军。
在第一届100名国家教学名师奖评审中，复旦2位教授获得殊荣；上海市首届52名教学名师奖评选中，有8名教授入选，居上海市各高校之首。
学校注重课堂内外教育的结合，鼓励学生开展学术研究和社会实践。
设立了“学生科技创新基金”，“大学生暑期社会实践基金”，开办百台精品讲座，倡导读百本书，参加百项社会实践和实验课题，使以德育为核心，培养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德、智、体、美相互渗透的素质教育，成为校园生活的主旋律。
在反映学生科技创新能力的全国大学生“挑战杯”比赛中，复旦大学在1995年、2000年和2001年三次获得第一名，是获得第一名最多的学校。
学生话剧团经常在校园上演世界名剧和自编自导自演的新戏。
校男女排球队都是全国甲级队。
艺术体操、射击是复旦大学的传统体育项目，在全国大学生比赛中屡次夺冠。
复旦努力以一流的师资，一流的管理，培养出一流的复旦人才。
复旦培养的人才，在各自岗位上大显身手，赢得了社会的肯定和用人单位的普遍欢迎。
本科毕业生绝大多数在4月底前能落实单位，五、六家单位争夺一名毕业生的现象也不乏其例。
在全国高校毕业生就业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的情况下，复旦本科生当年就业率近年来始终在95%以上。
从毕业生流向，也可看出复旦人在社会发展中所担当的角色。
进入国家机关的人数占毕业总人数的6%～7%，直升或考取研究生，以及留在高校及科研单位的约占40%。
金融单位、各类公司企业、律师、会计师事务所等比例均较高。
用人单位普遍反映，复旦的学生大多数具备自信心强、有协作精神、适应能力强等诸多优点，在工作中往往能脱颖而出。
复旦大学科技工作以面向国际科学前沿、面向国家战略需求、面向国民经济主战场为指针，以开展原始性科学创新研究、出一流科技人才与科技成果、服务于国家安全与区域发展为目标，以承担国家与地方重大科技项目、建设重大科学平台、培育优秀创新团队为抓手。
作为首席科学家单位，目前承担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规划项目（973项目）6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1项。
2004年获批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11项，上海市重大项目6项，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优秀创新研究群体1个，获得国家级科技成果奖励4项，获得授权专利105项，发表SCI论文944篇。
近几年，学校面向国民经济主战场，在专用集成电路、计算机网络工程、生物技术、有机纳米材料和催化剂研究等方面开发了一系列科技成果，产生了显著的社会与经济效益。
在非线性数学、先进材料、人类基因组学、基础医学与临床医学等领域取得了重要的科技进展。
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研究方面，在历届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评选中，复旦的获奖等级和总数都以绝对优势领先，其中《中国历史地图集》、《英汉大词典》、《中国文学批评通史》获特等奖；有5项成果获2000年首届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基金规划项目优秀成果奖，其中由陆谷孙教授主编的《英汉大词典》获一等奖，是上海地区唯一的一等奖获得者。
在2003年教育部中国高校第三届人文社会科学优秀研究成果奖的评比中，我校有5部著作荣获一等奖，获一等奖著作数排名全国第一。
2004年我校获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82项，邓小平理论研究与宣传优秀成果奖12项，蒋学模、刘放桐获得首次设立的学术贡献奖；在2004年上海市的社科评奖中，我校获奖总数占全市的32%。
2004年我校又获上海市决策咨询研究成果奖8项，获奖总数大幅度提高并首次位列上海高校第一。
在2003年、2004年、2005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评审中，我校分别有20、28、23个项目立项，立项数连续数年位列上海高校第一。
复旦还多次获得中国图书一等奖、“五个一工程”优秀图书奖、上海市优秀图书特等奖等奖项。
复旦大学积极兴办科技产业，推动产、学、研联合，促进科技成果转化。
通过探索和实践，吸取了国内外有益的经验，实施多种模式发展科技产业，使学校科技成果转化及产业化工作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并且打造出了生机勃勃的“复旦”校办产业群，开辟出一条具有“复旦特色”的产业化之路。
2004年，复旦大学国家大学科技园在英国威尔士南部设立办事机构，成功打开通往欧洲市场的大门。
现有上市公司3家，其中香港创业板上市公司2家，如上海复旦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是国内首家专门从事超大规模集成电路设计、开发、生产、销售的发起式股份有限公司，它是在香港上市的第一个复旦大学品牌的高科技企业，在“亚洲金融”杂志评出的2001年度中国大陆地区最佳企业排行榜上，该公司列为第10位，它的“神威1号”嵌入式32位微处理器的项目获得国家国防科技一等奖。
学校目前占地面积252万平方米，校舍建筑面积111万平方米，全校固定资产22亿元。
学校现有各类实验室134个，其中有5个国家重点实验室， 20个省部级重点实验室；拥有文理医3个图书馆，全校现有藏书445万册，居全国高校前列。
复旦大学已成为国际上有影响的学术中心之一，具有广泛紧密的国际联系，学术交流活动非常活跃，已与近30个国家和地区的150多所高校和研究机构建立了合作交流关系，并向300多位国际知名学者和人士授予了名誉博士、名誉教授、顾问教授等称号。
美国前总统里根、法国前总统德斯坦、荷兰前首相吕贝尔斯、以色列前总理拉宾、德国总统约翰内斯•劳、德国前总理科尔、美国副总统切尼等外国元首或政府首脑，曾到复旦访问并发表演讲。
复旦大学是全国四个对外汉语教学基地之一，留学生数名列全国第二。
在校学生国际校际交流数不断增加，2004年出国出境学习学生达到637名，开拓了学生的眼界。
复旦大学积极参与各类重要国际大学组织，继1998年成功举办东亚研究型大学年会之后，2000年成功举办21世纪大学校长协会第4次年会，2001年又成功举办了“环太平洋大学协会”第5次年会。
随着国际地位的提升，复旦主办了相当多的学术会议， 2002年学校主办了国际数学联盟执委会会议、国际合成金属会议和第七届世界对外汉语教学会议等高规格、大规模的国际学术会议，2004年举办国际学术会议60场次。
复旦大学积极推进国际化进程，与美国耶鲁大学、日本早稻田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等世界著名大学建立了战略合作伙伴关系，2004年与27个国外大学及学术机构签订了交流协议。
复旦校董会热心学校工作，学校每年都得到国内外校董及社会各界的大力资助。
日月光华，旦复旦兮。
在国家教育部和上海市政府的重点投资下，复旦这所百年名校正力争建设成为一所立足上海、服务全国、国际一流的高水平、研究型的世界一流综合性大学，为人类文明进步，不断探索教育、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成果。
吴渝婕这名字怎么样
文化印74 分。
（参考成诗词、名言、名人用字素）五格数理79 分。
（主要参考了名字用字的姓名学笔画组合的搭配关系） 用字的意义： 渝：改变，违背（多指感情或态度）。
重庆市的简称。
（此字在人名库中共出现约：27,720次） 《说文解字》释云：变污也。
从水俞声。
一曰渝水，在辽西临俞，东出塞。
婕：婕字原指古代的一种女官、即婕妤，担承皇宫中与女性有关的事务。
（此字在人名库中共出现约：95,030次） 《说文解字》释云：女字也。
从女疌声。
总评： 渝此字能较好的与您的姓氏搭配。
婕此字能较好的与起名用字渝搭配。
字义渝表示矢志不渝、忠贞不渝、信守不渝；婕表示漂亮、美好、婕妤，意义优美。
音律吴、渝、婕的读音是wú、yú、jié，声调为阳平、阳平、阳平，音律较好。
字型吴为上下结构，姓名学笔画7画；渝为左右结构，姓名学笔画13画；婕为左右结构，姓名学笔画11画；字型优美，利于书写。
五格该名字的五格笔画搭配为7-13-11，五格俱佳。
意蕴暂无。
文化印象：成语释名、趣味解释、名言名句和名人用字 成语释名： 暂无。
趣味解释： 矢志不渝 · 美好忠贞不渝 · 婕妤信守不渝 · 漂亮名言名句： 饮茶粤海未能忘，索句渝州叶正黄。
－毛泽东《七律·和柳亚子先生》汉家婕妤唐昭容，工诗能赋千载同。
－吕温《上官昭容书楼歌》益重青青志，风霜恒不渝。
－〖唐〗李隆基夜发清溪向三峡，思君不见下渝州。
－李白《峨眉山月歌》名言名句名人用字： 施蕴渝：分子生物物理学家。
上海崇明人。
1997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班婕妤：西汉女文学家。
班固之祖姑。
所作今仅存《自悼赋》、《捣素赋》、《怨歌行》三篇。
传统解析：五行八字、属相、五格数理 五行、属相分析：温馨提示：由于您没有指定详细的出生日期和时间，故此信息无法获取。
因为五行八字需要提供详细的生日信息才能进行推算
五行属相>>五行、五格、生肖起名 五格数理解析：结构解析外格 12(阴木) 1吴 7渝 13婕 11天格 8(阴金)人格 20(阴水)地格 24(阴火)总格 31 (阳木)天格数是先祖留传下来的，其数理对人影响不大。
地格数又称前运，影响人中年（36岁）以前的活动力。
人格数又称主运，是整个姓名的中心点，影响人的一生命运。
外格又称变格，影响人的社交、智慧等，其数理不用重点去看。
总格又称后运，影响人中年（36岁）以后的命运。
天格8解析意志刚健的勤勉发展数。
地格24解析家门余庆的金钱丰盈数。
人格20解析实而不华，深藏不露数。
外格12解析意志薄弱，难酬志向，百忍尚可得和平。
总格31解析智勇得志，心想事成数。
三才解析(天人地)因上司提拔得到成功发展，但需注意多稳固基础，稳中求胜。
基础运解析(人地)注意关注身体健康。
成功运解析(人天)受父辈的惠泽，有意外的照顾。
人际关系(人外)宜少逞匹夫之勇，应慎戒色情，以免耽误一生前途，数吉者处事圆满重义好施。
上述分析仅供参考
五行、五格、生肖起名
教师资格证的结构化面试怎么考
教师资格面试分为三个部分，分别是回答规定问题、试讲以及答辩，时间分配为：5分钟+10分钟+5分钟的形式，下面分析一下各部分主要考察我们考生的要素在哪里：首先，教师资格面试的第一步结构化，也就是所说的回答规定问题，大多数考生对这一部分还是会存在一定的畏惧心理。
在这一部分，老师会从题库中抽取两道题目，并进行提问，紧接着由考生回答。
结构化问题主要考查的是考生是否有正确的教育理念，所以在答结构化的问题中考生需要在自己的回答中随时渗透新课改的理念以及一些正确的教育观念。
在答结构化的问题考生也要做到答应所问，三观正，逻辑通，语言顺。
其次，在结构化问题之后就是教师资格面试的最重要的环节-试讲了，在面试的全部过程中试讲还是考官评分的主要方面，在这一环节主要的评分要素为教学实施，其次还有教学评价以及教学设计，那就要求我们的考生也应该做到以下几点：1.不能超时，根据之前学员反馈基本试讲过程超时的最后都没通过，因为如果一旦超时就说明考生对教学的节奏把握不够准确，不能判断好自己在十分钟以内能讲解到什么程度，也就是教学设计上出了严重的问题;2.教学评价要符合新课改的理念，试讲形式与平时讲课不同，所以在教学评价方面很多老师会出现一些问题，这就要求我们的考生在实施教学评价时要贯彻新课改对教学评价的要求，要随时体现学生主体教师主导的观念，评价时注意评价内容多样化，评价主体多元化，以及实施评价的同时要时时体现出对学生的尊重;3.教学过程的逻辑性，这就要求考生对试讲的知识点不仅要弄懂，更要明确为什么去讲，需要考生在平时多去积累，对于自己报考的专业不同的课型要有不同的设计思路。
对于教师资格来说试讲处于最重要的一个部分，因为对于教师来说最主要的还是考察考生的教育教学能力，在试讲环节有20分钟的备课时间，虽然看似时间充足，但是对于大部分没有授课经验的考生来说时间还是会比较紧的，对在这里分享几个备课小技巧：首先，备课时要注意应该看全题本的内容，题本的内容并不仅仅指的是题本正文的内容部分，还包括题本上方的题目以及下方的试讲要求。
因为对于教资面试来说面试题本是以书中片断的形式出现，所以题目可能会与书上有所出入，而对于考生来说比较熟悉的是书上的题目，所以广大考生需要首先注意的是题目名称。
每个题目下方都会对应题目要求，在这里考生一定要注意看清试题要求再进行教学设计，试题要求就相当于笔试中的答题规范，如果不安规范进行答题的话，就相当于跑题了。
最后，就到了面试的最后一个环节，答辩。
答辩在这里指的是考生在特定环境下，根据考官的问题做出针对性的回答问题，并且答辩与结构化和试讲不同，是考官根据考生具体表现所提出的问题。
由于在这一环节中考生主要注意的问题就是考生需要态度端正，并且要实事求是，做到言语真诚。
上述过程看起来比较简单，但实际操作起来还是对考生来说有较大考验，需要考生能够熟悉各步骤环节以及流程，并且熟悉所考科目的教材以及试讲授课形式，还有结构化答题要点。
因此，大家要及时地进行备考积极的进行练习，加之相应的回答结构化问题和试讲过程中的技能技巧，相信会取得一个不错的结果。
文人论政
文人论政--透视中国近代新闻业谢泳一、“我可做一辈子新闻记者，汪不能做一辈子行政院长”九十年代以来，我有一个感觉，就是报人的社会地位在下降，虽然我们还没有严格意义上的民间报纸，但就是在官方的报业机构里，报人在社会上的形象也不如以往，这是中国舆论的悲哀。
在九十年代以来的官方报业中，极少出现有较高社会声望的名记者和名报人，这一点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情况很不相同。
造成这种情况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还没有出现大批产生名记者和名报人的社会条件，现在甚至连“报人”这个词也消失了。
在相当的意义上可以说，没有民间报纸，极难产生有长久生命力的记者和报人，除非他们有绝大的勇气与强大的社会相抗争。
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就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群体来观察，他们当中曾经产生过一个“报人集团”，这个集团虽然没有集中的纲领和政治上的诉求，但作为一个知识分子“集团”，他们在中国社会进步当中所产生的影响和发挥的作用，可能要超过作家甚至学者，或者说作家和学者正是通过“报人集团”与社会发生关系，这是因为他们职业特性所决定的。
这个集团有晚清的士子，有留学日本和欧美的学生，从康（有为）梁（启超）到胡（适）陈（独秀），再到邵飘萍、林白水、黄远庸；经过成舍我、胡政之、王芸生、陈铭德再到储安平、徐铸成，可以说代有才人，文气不绝。
他们的政治态度各异，思想倾向悬殊，人生道路不同，但在作为“报人集团”成员时，他们的基本价值追求和对社会正义的感受是相同的，在把报业作为一种健全舆论活动对社会发生作用的意义上，他们的努力永远为后人景仰。
这个“报人集团”一般都经历过为强烈的信仰和理想所感动，在危难中选择报人的职业，他们很少有人因为官方的压迫而放弃自己作为舆论代表的良知，他们几乎都有与官方抗争的经历，都有自己报纸被查封的历史，中国新闻史的历史告诉我们：没有被查封过的报纸不是好报纸
人们更不应该忘记，他们当中有许多人倒在了各种政治压迫的血泊中，他们的人生结局都很悲惨，但他们的理想却为后人怀想。
上世纪八十年代晚期，当戴晴第一次为储安平作传的时候，世间已很少有人记起这位早已故去的报人，还有成舍我、胡政之、王芸生、陈铭德他们。
但九十年代以后，在所有研究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文献中，我们又频频看到他们的身影，他们的着作在重新出版，他们的人格再一次为人敬重。
多少达官显宦早已烟消云散，而这些报人的名字却留在人们的记忆中……成舍我在《我们这一代的报人》中曾说过，“枪杀邵飘萍、林白水以及若干新闻界先烈的刽子手，有几个不是杀人者人恒杀之
在林老先生就义的后一天，我也曾被张宗昌捕去，并宣布处死。
经孙宝琦先生力救得免。
当时张宗昌杀人不眨眼，那威风，曾使人股栗。
然而没有几年，我却在中山公园，时时看见他闷坐来今雨轩，搔手无聊。
他屡想与我攀谈，我只是报以微笑。
”成舍我还讲述了他在1934年因为在报纸上反对汪精卫媚日外交，报纸被封门以后，汪让唐有壬劝他：“新闻记者怎能与行政院长作对
新闻记者总是失败的。
不如与汪先生妥协，民生报仍可恢复。
”成舍我完全不接受他的意见，并说：“我可做一辈子新闻记者，汪不能做一辈子行政院长。
”1948年7月间，当外界风传国民政府要查封《观察》周刊时，储安平在当月出版的周刊上写了一篇《政府利刃，指向“观察”》，他在文章中说：“我们愿意坦白说一句话，政府虽然怕我们批评，而事实上，我们现在则连批评这个政府的兴趣也没有了。
即以本刊而论，近数月来，我们已很少刊载剧烈批评政府的文字，因为大家都已十分消沉，还有什么话可说
说了又有什么用处
我们替政府想想，一个政府弄到人民连批评它的兴趣也没有了，这个政府也就够悲哀得了
可怜政府连这一点点自知之明也没有，还在那儿抓头挖耳，计算如何封民间的报纸刊物，真是可怜亦复可笑
我们愿意在此告诉一切关心我们的朋友们，封也罢，不封也罢，我们早已置之度外了。
假如封了，请大家也不必惋惜……这小小的刊物，即使被封，在整个国家的浩劫里算得了什么
朋友们，我们应当挺起胸膛来，面对现实，面对迫害，为国效忠，要是这个方式行不通，明天可以用另个方式继续努力。
”二、“与其入政府，不如组党，与其组党，不如办报”上世纪40年代初，《大公报》曾以本报同人的名义发表过一篇社评。
其中说“中国报，有一点与各国不同。
就是各国的报是作为一种大的实业经营，而中国报原则上是文人论政的机关，而不是实业机关。
”《大公报》的这个说法，可能性说是“文人论政”这一说法的早期来源。
《大公报》虽然是按着商业经营，但仍能保持文人论政的本来面目。
可以说，在1949年前的中国新闻传统里，文人论政是中国新闻最宝贵的财富。
中国报纸的文人论政传统之所以能形成，有这样几个条件：1、早期中国的报纸基本掌握在有理想的中国知识分子手中，也就是说，当时从事这一事业的人，不能说没有商业上的考虑，但这不是主要的。
看中国的报业史，如果单是为了商业，不可能出现那么多为理想献身的报人。
傅斯年曾说过，中国的许多事都是傻子办成的。
储安平在重庆办《客观》周刊的时候，年纪不过三十六岁，一年以后他到上海办了《观察》周刊。
他当时个人的生活条件非常之好，可以说要什么有什么。
但他还是想办一本周刊。
他的钱是集股而成，他的朋友雷柏龄入股的钱，是把父亲给他在四川的地卖了，拿来办杂志的。
储安平当时的想法是：“赔光了就关门”。
他的理想就是给胡适信中说的：“我们创办《观察》的目的，希望在国内能有一种真正无所偏倚的言论，能替国家培养一点自由思想的种子。
”南京方面也请过他，他都没有考虑。
那时和他同出于上海光华的同学李唯果、沈昌焕都是当时前途看好的政界少壮力量，但是储安平没有选择他们的路。
他的想法是：“今日之士太慕功名，太希望从政，但是我觉得一个有为之士，他应当看得远，拿得定，做他最好的，以尽忠于他的国家。
”还有在台湾办《自由中国》的雷震。
他离开大陆时在政界也是前途十分看好的官员，那时他已是旧政协的秘书长，蒋介石十分器重他。
但他是一个有理想的人，他办《自由中国》的时候，许多朋友劝过他，蒋介石也通过人劝他，但他还是不回头。
台湾后来走上宪政道路，与胡适、雷震等人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知识分子的努力都是慢工夫，但从长远看，他们的努力不会开了花不结果的。
张佛泉在《我们为甚么说长道短》一文中曾说过：“我们这里要以比较有知识的分子为新政治的起始者推动者，乃是最实际不过的。
我常感到近年来，社会上太轻易忘记了知识分子在我国政治舞台上扮演如何重要的角色
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国民党之胜利，冀察分裂运动之反对，其发动其推动都是由受过新式教育训练的分子来做的。
我看得很清楚，宪政的开始，除了仍由知识分子发动外，别无他途。
”张东荪在四十年代“自由主义向何处去”的讨论中就说过：“中国接受西方文化虽只短短将近五十年，然而却居然在思想文化界中养成一种所谓Liberal Mind。
此字可译为‘自由胸怀的陶养’，乃是一种态度，或风格，即治学、观物、与对人的态度或性情，亦可说一种精神”。
这种精神“为时虽然不太长，幸而对于这个精神却已植了一些根基。
虽然有待于将来的更发扬光大，却不能不说已经有了萌芽。
”中国现代新闻传统就是在这些人手中慢慢形成的。
2、当时的中国社会为民间报业的生存提供了制度保证。
因为从晚清经北洋到国民政府时代，从制度上评价，没有完全切断民间办报的传统。
这一点可以从大量存在的报纸和刊物得到应证。
在这一时期，报纸被封的事实大量存在，记者被枪杀、被暗杀的事实也时有发生，但封了的报纸可以再办，而杀几个记者也没有吓住更多有理想的报人出现。
那一时期，就报业管理制度而言，大体上可以说是一种登记制，而不是审批制，也就是说政府还认可民间有办报纸的权利。
3、那时的社会是一个私有经济为主体的社会，民间有独立的资本，同时有相对发达的民间社会。
民间社会的好处是相对独立，在同业之间有极大信誉，这些可以保证行业的基本自律，它的规则和程序不是靠意识形态来制约的，而是形成行业风俗，这些东西内化为职业道德。
中国是一个后起的现代国家，这种国家的特点是模仿远大于创新，特别在制度方面，因为一切东西都有现成的样式。
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每一种新制度的出现，选择比创新的价值高或者说选择就是创新。
中国本来没有严格意义上的现代新闻制度，但就是因为选择的样式好，所以很快就上轨道，中国报业的传统一开始受留日学生的影响，但越往后受欧美的影响越重。
过去人们总拿旧时代报纸开天窗，来批评当时的新闻制度，这是没有道理的，一个人总在这样的话语里生活，有时智商会变得很低。
报纸开天窗，本身也是一种信息。
非要在开天窗和说假话之间选择，我看多数报人，愿意开天窗，而不愿意说胡话，这是常识。
小骂大帮忙，这是过去贬低《大公报》时常用的一句话，大家都这么说，很少想这话能不能成立。
《大公报》是中国新闻史上的骄傲，后来的报纸无法跟《大公报》相比，这也是常识，无需多说。
河南发大水，地方大员贪污赈灾款，王芸生在《大公报》上写一社评《看重庆，念中原》，不说别的，光这个标题，今天就没有人能做得出来。
关于《大公报》的历史，这几年人们说了很多，它是一张什么样的报纸，它的从业人员是些什么样的人，大家也有了解，《大公报》是一张民间报纸，存在的那些年月里，它成为那个时代最成功的报纸，并且留下了文人论政的传统，这个传统，是好传统，五十年以后的中国新闻界，恐怕还没有资格对这个传统漠视，因为他们当年做到了的，后来做不到了。
《大公报》是西方自由主义思想在中国的一次实践，虽然早期《大公报》三巨头都是留日的学生，但他们在新闻理念和政治哲学方面，却是实践自由主义思想的。
他们在接手《大公报》以后，就能立下“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八字方针，这很不容易，体现了他们对独立言论的期待。
《大公报》在用人方面，也是以无党派为基本取舍标准的，但历史有时候却很耐人寻味，正是这张历来以独立言论着称的民间报纸，却在他的名记者和编辑当中，出了许多..地下党员，这是《大公报》历史上，为后人留下的一道难题。
徐铸成曾回忆过，1942年，他在桂林《大公报》总编任上时，陈布雷想让他入国民党，但胡政之和吴鼎昌都不同意，当时吴鼎昌已是贵州省政府主席，他对徐铸成说：“不参加也好，置身局外，说话方便些。
”胡政之也多次对徐铸成说过：“办报纸应该和政治保持一定的距离。
”胡政之他们在自己一生的新闻实践中，为后人留下来许多经验。
他早年办过国闻通讯社，后来又办了《国闻周报》，一直到后来的《大公报》，可以说都很成功。
我们看一个时代在新闻制度方面的努力，要注重实践，也就是说，我们即要看到一个时代在新闻检查方面的落后性，但同时也要看到那个时代里还有那么多的民间报纸在生长，《大公报》完全是一个私人产业，它在那样的岁月里，存在了二十多年，出了那么多名记者和名报人，这也是西方新闻制度在中国的一次漫长旅行。
1931年5月22日，《大公报》出满壹万号时，在当日第四版上发表了许多名人的贺辞。
胡适的贺辞是《后生可畏》。
他认为《大公报》已超过了历史比它更长的《申报》和《新闻报》。
《大公报》不断的努力，赶上了那些五六十岁的老朽前辈，跑在他们的前面，不但从一个天津的地方报变成一个全国的舆论机关，并且安然当得起“中国最好的报纸”的荣誉。
对于《大公报》成功的原因，胡适认为，大公报所以能有这样好的荣誉，不过是因为她在这几年之中做到了两项最低限度的报纸职务：第一是登载确实的消息，第二是发表负责任的评论。
这两项都是每一家报馆应该尽的职务。
只因为国中的报纸都不敢做，或不肯做，或不能做，而大公报居然肯努力去做，并且有不小的成功，所以她就一跳而享大名了。
胡适还说：“君子爱人以德，我们不敢过分恭维这个努力的小孩子。
我们要他明白，他现在得到的成绩还不算很大，只算是个个报馆都应该有的成绩。
只因为大家太不长进，所以让他跑到前面去了。
在矮人国里称巨无霸，是不应该自己满足的。
我们爱护大公报的人，应该很诚恳的祝贺他努力更进一步两步以至百千步，期望他打破‘中国最好的报纸’的记录，要在世界的最好报纸之中占一个荣誉的地位。
”胡适在贺辞的最后提了三个问题：“第一，在这个二十世纪里，还有那一个文明国家用绝大多数人民不能懂得古文来记载新闻和发表评论的吗
“第二、在这个时代，一个报馆还应该依靠那些读人家庭阴私的黑幕小说来推广销路呢
还是应该努力专向正确快捷的新闻和公平正直的评论上谋发展呢
“第三、在这个时代，一个舆论机关还是应该站在读者的前面做向导呢
还是应该跟在读者的背后听顺他们呢
”中国近代以来，新闻制度的出现和实践都有现成的例子，在胡政之手里，不但把报纸办成了名报，在经营上也相当成功，如果不是时代的变化，胡政之本来是有建立中国报业托拉斯设想的，他多次和《大公报》的同人讲过他的设想，抗战时期，在上海、武汉、桂林、重庆和香港，他都能以极快的速度建立《大公报》的分馆，可以看出他的眼光。
中国的新闻本来有两个传统，一个是《大公报》的传统，一个是《解放日报》和《新华日报》的传统，两个传统，后来只保留了一个。
中国报纸有文人议政传统，它的发生机制是因为中国还不是一个宪政国家，报业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承担着社会进步的责任，这是一个绕不过的问题，凡走进这个行业的人，天然就有了责任。
这也就是为什么中国知识分子总是要以言论来促进国家进步的原因。
四十年代晚期，对于胡适的选择，傅斯年曾有一句名言：“与其入政府，不如组党，与其组党，不如办报”。
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人生是以立功、立德和立言为基本选择的。
在现代传统没有出现以前，所谓立言一般体现为着书立说，但在现代社会里立言的主要方式就转换成了文人议政的习惯，这个转变是自然完成的。
三、“外交情形此后应随时公开，告知全国”文人议政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关于国际问题。
在中国现代新闻传统里，这本来不是一个问题。
对于国际问题，中国有许多专家和学者，他们的专业决定了他们不可能在涉及到与自己有关的专业问题时不发言。
因为有民间报纸的存在，他们的声音可以传达出去。
在1949年以前发生的国际问题中，从来都不是一种声音，政府有政府的声音，民间有民间的声音，多种声音共存。
在中日问题、中苏问题和中美关系方面，民间的声音从来没有消失过。
最有名的例子是雅尔塔会议以后，对于有损中国利益的协定，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立刻就在《大公报》发表声明表示抗议。
这样的例子在中国现代新闻史上随处可见。
这个传统后来消失了，国际问题成为禁区。
这样政府就不能得到来自民间的智慧，那些官方国际问题专家，也很少有自己独立的见解，一般只是为既定的政策提供维护性的建议。
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本来已形成了独立的传统，特别是在文人议政方面，他们通常选择价值中立的态度，不依傍任何党派，总是以公正的立场为大众说话。
胡适当年办《独立评论》的时候，在创刊“引言”中说：“我们八九个朋友在这几个月中，常常聚会讨论国家和社会的问题，有时候我们辩论很激烈，有时候议论居然颇一致。
我们都不期望有完全一致的主张，只期望各人都根据自己的知识，用公平的态度，来研究中国当前的问题。
所以尽管有激烈的辨争，我们总觉得这种讨论是有益的。
“我们现在发起这个刊物，想把我们几个人的意见随时公布出来，做一种引子，引起社会上的注意和讨论。
我们对读者的期望，和我们对自己的期望一样：也不希望得着意见一致的同情，只希望得着一些公心的，根据事实的批评和讨论。
“我们叫这刊物做《独立评论》，因为我们都希望永远保持一点独立的精神。
不依傍任何党派，不迷信任何成见，用负责任的言论来发表我们各人思考的结果：这是独立的精神。
“我们几个人的知识见解是很有限的，我们的判断主张是难免错误的。
我们很诚恳的请求社会的批评，并且欢迎各方面的投稿。
”到了储安平这一代人，他们走的也是胡适的路。
四十年代中期，储安平在重庆办《客观》周刊时也说，“我们认为这就是目前中国最需要的一个刊物。
编辑部同人每周聚餐一次，讨论每期的稿件支配，并传观自己的及外来的文章，我并不承认我们彼此的看法、风度和趣味完全一致，我们也不要求彼此什么都一致，我们所仅仅一致的只是我们的立场，以及思想和做事的态度。
我们完全能够对于一个问题作无保留的陈述，而服从多数人所同意的意见，其权仍在作者；其间绝不至引起‘个人的情绪’问题。
我并愿在此郑重声明：在《客观》上所刊的文字，除了用本社同人的名义发表者外，没有一篇可以被视为代表《客观》或代表我们一群朋友‘全体’的意见，每一篇文字都是独立的，每一篇文字的文责，都是由各作者自负的。
”储安平还再三声明，《客观》绝不是少数人的刊物，它是绝对公开的，只要合乎他们的立场，无论看法和编者相左与否，都愿刊载。
文人议政的典型方式是当时《大公报》的“星期论文”。
1934年1月1日，《大公报》在要闻版以显着地位，加框刊出了“本报特别启事”：本报今年每星期日，敦请社外名家担任撰述。
“星期论文”在社评栏地位刊布。
现已商定惠稿之诸先生如下：一、丁文江先生；二、胡适先生；三、翁文灏先生；四、陈振先先生；五、梁漱溟先生；六、傅斯年先生；七、杨振声先生；八、蒋廷黻先生。
在后来的时间里，《大公报》“星期论文”成了一个非常有名的专栏，这个专栏中的文章不仅有很强的时效性，而且有很高的学术价值，这个栏目的设计就与胡适有关。
“星期论文”是一个以学者为主要撰稿人的专栏，这样的专栏，如果没有一个学界领袖来出力，是很难办好的。
胡适在当时就起了这样的作用。
“星期论文”虽然是一个有很大包容性的专栏，左中右三方面的学者都有文章发表，但整体上看，是以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言论为主的，特别是前期，可以说主要是胡适《独立评论》集团的作者。
“星期论文”共存在了十五年时间，它代表了大公报的言论水平和基本立场，也可以说就是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立场。
“星期论文”开始时由张季鸾负责，后来由王芸生主持。
坚持每周一篇。
遇有重大新闻，或有提前推后的情况，但一定刊出。
它有严格的规定，但又相对灵活，由主编亲自约稿、选稿和定稿。
胡适一生中在政治上的许多认识都与《大公报》不谋而合，在许多问题上，甚至可以说，《大公报》的立场就是胡适的立场。
当时《大公报》对中国的外交事务特别重视，他们对国家的外交事务有一个基本看法，那就是外交情形应该让人民知道。
对于《大公报》的这个认识，胡适就非常赞同。
胡适说：“昨天《大公报》社评有一段说：‘现在事态更紧，（外交情形）此后应随时公开，告知全国。
’这一段话，我完全赞同。
……我以为不但‘此后’的外交情形应该随时公开，‘以前’的外交情形和外交文件更应该即日公开宣布。
“为什么呢
因为现在的种种事态大都是以前两三年来种种外交经过的结果。
……所以我们必须要求政府把这些造成现在局势的各次交涉经过和交涉结果全数正式宣布出来，使一般人民可以明白国家的危机到了什么地步，使一些少数专家可以仔细研究如何挽救弥补的方法。
”胡适说：“我在去年曾提出调整中日关系的七项先决条件。
一年以来，国内平实的舆论也渐渐承认那些项目是现阶段内必须做到的先决条件。
（如《大公报》的《第一阶段之调整方法》及王芸生的《最先应该做到的三件事》）”。
现代新闻制度本是西方的产物，但中国在最初接受时，却表现出了很强的亲和力，因为是好东西，拿来用就是了。
中国在上世纪初和西方接触时，有三件事的转型是完成得非常成功的，一件是现代新闻制度，一件是现代出版制度，一件是现代大学制度。
这三件事完成得好，重要的是那时办这些事的人首先接受了现代新闻、现代出版和现代大学的理念，这个理念的核心就是它的民间性，也就是说，在这三件事情上，国家是不能过多干预的，它有相当的独立性。
这样讲，不是说过去的新闻、出版和大学没有毛病，而是说，它没有致命的弱点。
中国现代大学的最初格局是国立大学、私立大学和教会大学，现在看来，这个格局具有很强的现代性，它是开放的，是和文明进步的主流相通的。
章开沅先生就说过，当年西方在亚洲所办的教会大学，以在中国最为成功。
商务出版社、中华书局、良友出版公司、文化生活出版社等等，它们做出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这些成功的先例，有大量统计数字和相对应的事实来坐实。
（《民主中国》2004年2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