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对孙子兵法的评价
《孙子兵法》成书于春秋末期，是我国古代流传下来的最早、最完整、最著名的军事著作。
它在中国军事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其军事思想对于中国历代政治家、军事家以及军事理论家的影响非常深远。
三国时曹操曾说：“吾观兵书战策多矣，孙武所著深矣。
”唐太宗李世民也说：“朕观诸兵书，无出孙武。
”不仅如此，《孙子兵法》也受到世界上众多的外国军事家的重视。
英国著名军事学家利德尔*哈特在其《战略》一书的序言中说：“在导致人类自相残杀、灭绝人性的核武器研制成功以后，就更需要重新而且更加完整地翻译《孙子兵法》这本书了。
”美国的军事理论家约翰*柯林斯在《大战略》一书的序言中说：“孙子是古代第一个形成战略思想的伟大人物……孙子十三篇可与历代名著，包括2200年后的克劳塞维茨的著作媲美。
今天没有一个人对战略的相互关系、应考虑的问题和所受的制约比他有更深刻的认识。
他的大部分观点在我们当前的环境中仍然有其和当时同样重大的意义。
”可见，《孙子兵法》以其对战争规律的科学总结和对战略战术所作的精辟论断，不仅受到了中国军事家的推崇，而且得到了外国军事家的极高评价。
因此，我们向普通读者介绍《孙子兵法》原文和介绍孙武生平的同时，介绍一下孙子的军事思想也是十分必要的。
孙子兵法中认为决定战争的主要因素有哪几个方面,举例谈谈如何理解
我这是从新浪某人的博客上转来的，觉得他说的很不错，贴给你。
但愿对你有用。
综观孙子的论述，他认为决定战争胜负的因素，有如下各项：（一）政治在《孙子·计篇》中，孙武提出，关系到战争胜负的有五方面的情况，其中“一曰道”。
他把“道”放在诸种因素的首位，认为在战争中是起着决定作用的。
什么是“道”
在春秋末期，各人有各人的解释。
“道”在老子那里，被说成是能生出于地万物的本体。
他说：“有物混成，先大地生，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老子》二十五、四十二章）“道”在孔子那里，是指封建领主制的稳定秩序。
他说：“齐一变至于鲁，昏一变至于道”；“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怔伐自诸侯出。
”（《论语·雍也、季氏》）孙子解释“道”的意义，与老子、孔子全然不同。
他说：“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故可以与之死，可以与之生，而不畏危。
”①在孙武看来，“道”是这样一种境界：上下一致，同心同德，民乐为君用，生死与共。
显然，这是封建社会中理想的政治状况。
孙武又指出，在判断战争双方谁胜谁负时，首先要比较：“主孰有道
”这也就是说，那一个君主能取得民众的支持，在政治上有一套安国悦民的办法。
孙武把“道”即政治放在决定战争胜负因素的首位，是有其远见卓识的。
这种见识，来自历史经验的总结。
历史上的战争，如商汤伐桀、武王代纣、周公东征，都是因为君主有“道”，深得民心，在政治上处于优势而战胜强敌的。
据说，商汤伐桀时。
“民望之，若大旱之望云霓也”；“诛其君而吊其民，若时雨降，民大悦。
”（《孟子·梁惠王下》）武王伐纣时，周人的军队明显地少于商纣，但是，“王赫奋烈，八方咸发，高城若地，商庶若化”（《逸周书·武寤解》），很快取得了胜利。
《荀子·王制》称：“周公南征而北国怨，曰：‘何独不来也
'，东怔而西国怨，曰：‘何独后我也
'”。
显然，周公也是因为“有道”，他的政策得到人民的拥护，故东征时势如席卷，迅速平定了四方的叛乱。
再如，春秋末年越国攻吴的战争，由于越王勾践礼贤下士，与人民同舟共济，因而“国人皆劝，父勉其子，兄勉其弟，妇勉其夫”（《国语·越语上》），全国上下，意气风发，同仇敌忾，终于在连战皆捷之后，灭亡了吴国。
当时的历史一再证明，一个国家政治有“道”，能够“令民与上同意”，就会在作战中发挥出最大威力，是制胜敌人的首要因素。
①“而不畏危”，竹简作“民弗诡也”，意即人民不违背上级命令，逃散或投降。
竹简本与今传本均合理可通。
（二）经济孙武认为，一个国家的经济状况是战争胜负的重要依据。
他在《形篇》中说： “兵法：一曰度，二曰量，三曰数，四曰称，五曰胜。
地生度，度生量，量生数，数生称，称生胜。
”上述的“度”、“量”、“数”，就是指疆域的大小、物产的多少、人口的众寡。
由这些而形成“称”，即实力的强弱，从而决定战争的胜负。
显然，在孙子看来，一个国家的土地面积、粮食产量、人口数目、经济实力，在战争中起着直接作用。
孙武的这一思想，也是从当时的历史实践中总结出来，又被历史反覆证明了的，春秋时期，列国数百，战事频繁，霸主更迭。
而在这长期的兼并战争中，能够左右局势而充当霸主的，就是齐、晋、秦、楚、吴，以及后来的越等大国。
其中，北方的晋和南方的楚，在疆域广大、物产丰富、人口众多、实力强盛方面，尤居于领先地位，因而左右局势和充当霸主的持续时间也最长。
夹在大国中间的中小国家，如郑、宋、鲁等，对于大国的进攻只能招架而无法还手，它们只有依附于一个大国才能生存下去。
所以鲁国的子服景伯说：“小所以事大，信也；大所以保小，仁也。
”（《左传·哀公七年》）大国和小国之间战争的胜负是如此明显，它们之间竟是“事”和“保”的上下级关系。
可知，孙武的度、量、数、称生胜的观点，在通常情况下都是正确的。
（三）军事双方军事力量的强弱对战争的胜负起着主要的作用，这是一个普通常识。
但军事力量的强弱，不仅要看军队数量的多少、武器的优劣，还要看许多其他情况。
毛泽东指出：“战争的胜负，主要地决定于作战双方的军事、政治、经济、自然诸条件，这是没有问题的。
然而不仅仅如此，还决定于作战双方主观指导的能力。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66页）孙子深深得懂得这一点，他在《计篇》中提出，判断战争的胜负，在军事上要了解：“将孰有能
法令孰行
兵众孰强
土卒孰练
赏罚孰明
”在《谋攻篇》中，他又指出：“以虞待不虞者胜，将能而君不御者胜。
”显而易见，军事力量的强弱，除了军队的数量和武器之外，还要看将帅的才能、士兵训练的程度、军队法纪的执行情况、作战指挥的得当与否等等。
孙武这种把军事上的各种因素综合起来进行比较的观点，应该说是相当全面的。
战争双方军事力量的强弱是由许多综合因素决定的，这只要观察春秋时的一些战例便可以明了。
公元前684年，齐鲁长勺之战，鲁军由于有军事家曹刿作参谋，巧妙地掌握好出击的时机，终于击败了这个大国之师，鲁国作为一个中等国家显示了较强的军事力量。
再如公元前597年晋楚之战，晋国出动了三军救郑伐楚，军队人数众多，武器装备也是不弱的。
但由于将帅之间意见不统一，中军元帅苟林父指挥无能，与楚对峙而不作战斗准备，军队又缺乏严格的纪律，这就大大削弱了晋国的军事力量。
至楚“疾进师，车驰卒奔”；向晋袭来，晋帅在慌忙中竟“不知所为”（《左传·宣公十二年》）。
晋军士气不振，夺舟渡河而逃，终于一败涂地。
上述战例充分说明，孙武关于衡量军事力量，不但要看“兵众孰强”，还要看“将孰有能、法令孰行、土卒孰练、赏罚孰明”的思想，是历史经验的概括和总结。
（四）外交在战争中通过外交途径争取与国、孤立敌国是制胜的重要手段。
孙子认为：“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
”（《谋攻篇》）又说：“衢地则合交”；“必争天下之交，必养天下之权。
”（《九地篇》）显然，在孙武看来，外交活动具有相当积极的作用，它可以造成各方面的优势，导致对敌战争的胜利。
春秋时期，诸侯国家林立，要想赢得战争的胜利，必须开展外交活动。
“伐交”在春秋时期有着广阔的活动天地，是各诸侯国在战争中经常采用的。
如公元前632年，楚军围宋、宋人求救于晋。
晋国为了联合齐、秦一起伐楚，采用了军事家先轸的建议：一方面，使宋人以土地贿赂齐、秦，请齐、秦劝楚释宋之围；另一方面，晋国又拘执曹君，分曹、卫两国的土地以与宋人。
这样，楚国因曹、卫，必不答应齐、秦的劝说；齐、秦喜得宋之赂，又见楚不听其劝说，必来参与对楚的战争。
事情果如先轸的预料，齐、秦与晋一起参加了对楚的城濮之战，为晋国在这次战争中的胜利创造了有利条件。
又如公元前630年，晋、秦联合围郑。
郑国派大夫烛之武见秦君说：”秦、晋围郑久，郑国知道自己快要亡了。
如果郑亡而为秦邑，则要越过晋国而有之，这实在是很难的为什么要亡郑而增益晋呢
秦现在若舍郑不围，则秦以后有使节东来，郑可尽地主之谊提供各种方便。
且晋人怎有满足的时候
既东略郑，又必欲西进。
如不损害秦国，其土地将从何而得
”经过烛之武的一番游说，秦国果与郑盟而释郑之围，晋国见秦改变态度亦罢兵而去（见《左传·僖公三十年》）。
这一次，郑国通过外交活动而不用兵刃，解了秦、晋之围。
到了战国时期，大国之间的兼并战争更加激烈，“伐交”也就愈趋活跃。
当时由于秦国的强大，在外文活动中又产生了联合东方六国以对付秦国的“合纵”和以秦为中心对东方六国各个击破的“连横”以及“远交近攻”等策略，更形成了一批专事在各国游说、进行外交活动的策士。
外交活动的作用较春秋时更为显著，它的成败往往直接关系到战争的胜负。
如公元前313年，秦欲伐齐，而恐齐与楚纵亲，就派张仪使楚，佯以商于之地六百里赂楚。
楚怀王贪于得地，即使人与齐绝交。
与此同时，秦亦使人至齐，与之谋合。
结果，秦国彼坏齐，楚联盟的外交活动成功了。
次年，楚国因被秦欺骗愤而出兵攻秦，由于受到齐、韩等国的联合夹击，自己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因而甲士八万被斩，大将屈被俘，汉中之地尽为秦所得（见《战国策·秦二》、《史记·楚世家》和《张仪列传》）。
孙武关于“伐交”在战争中重要作用的论断，在战国时代得到了进一步的证实。
（五）自然条件《孙子·计篇》阐述战争胜负的因素有天、地两项，都是讲自然条件的，孙武解释说“天者，阴阳、寒暑、时制也；地者，远近、险易、广狭、死生也。
”他在《地形篇》中进一步强调：“夫地形者，兵之助也。
”《通典》卷一五九引孙子曰“深草蓊秽者，所以遁逃也；深谷险阻者，所以止御车骑也：隘塞山林者，所以少击众也；沛泽杳冥者，所以匿其形也。
”这是对“地形，兵之助”的具体发挥。
显然，各种各样的天气和地形等自然条件，在战争中也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关于天气条件在战争中发挥作用的例子，有三国时的赤壁之战。
公元208年，曹操率兵20余万南下，进到赤壁后，因小战失利，退驻江北。
南方孙权和刘备的联军，在赤壁与曹军隔江对峙。
孙刘联军在作战过程中，利用当时盛刮东南风的特点，以火攻烧掉了曹操水师的船只，把曹兵打得大败。
强劲的东南风造成了孙刘以火攻击败曹操的有利条件。
至于因地形而导致战争胜负的事，在春秋时代就可以举出多例。
公元前645年，秦、晋战于韩原，因为“晋戎马还泞而止”，陷入泥潭而不能动弹，结果晋惠公被秦所俘。
晋国因误入沼泽地带而导致这次战争的失败（见《左传·僖公十五年》）。
公元前627年，秦军远袭郑国，因见郑有备而还。
在回来时经过晋国境内，晋人在（或作崤）地进行狙击。
崤地形势险峻，道路难行，有两座山陵东崤和西崤耸立其间。
唐李吉哺《元和郡县志》描写说：“自东崤至西崤三十五里，东崤长坡数里，峻阜绝涧，车不得方轨。
西崤全是石坂十二里。
险绝不异东崤。
”（卷五《河南道一》）晋人在这样的险峻之地向秦师发起突然袭击，把秦师打得一败涂地，秦师的三位将帅孟明视、西乞术、白乙丙全被晋人俘获（见《左传·僖公三十三年》）。
由此可见，孙武把“天”、“地”，亦即天气、地形等自然条件，作为决定战争胜负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也是为当时和以后的战争实践所一再证实了的。
总之，孙武关于战争取胜的要素，包括政治、经济、军事、外交、自然条件诸方面的思想，是相当全面、丰富和深刻的。
他的关于政治（“道”）是战争取胜的首要因素的思想，关于经济上的“度”、“数”、“量”、“称”对战争胜负的决定作用的思想，关于军事力量的强弱要看“将孰有能、法令孰行、士卒孰练、赏罚孰明”等方面因素的思想，关于外交活动是战争中的一个特殊战场（“伐交”）的思想，关于自然条件包括天气、地形等在战争中可以作为重要助力的思想，不仅是历史经验的精辟总结，是孙武探索军事规律的卓著成果，而且在现代战争中仍然是有效的，对于战争的决策者具有启迪意义和参考价值。
一句著名的兵法名言
你说的不会是临兵皆阵列前行吧，我只知道这一个在日漫中比较火的九字真言又名六甲秘祝，典出《抱朴子·内篇卷十七·登涉》第五段：“入名山，以甲子开除日，以五色缯各五寸，悬大石上，所求必得。
又曰，入山宜知六甲秘祝。
祝曰，“临兵斗者，皆阵行”。
凡九字，常当密祝之，无所不辟。
要道不烦，此之谓也。
”九字真言系为中国道家的秘术。
佛教（密教）称为奥义九字，传入日本后，混入真言密教之一部，并被误抄为“临、兵、斗、者、皆、阵、列、在、前”，而成为日本修验道之山伏所重视的咒法。
著名政治家、军事家的名言
孙子兵法》是世界早的兵一。
在中国被奉为兵家，后世的兵书大多受到它的影响，对中国的军发展影响非常深远。
它也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在世界军事实上也具有重要的地位。
《孙子兵法》是中国古典军事文化遗产中的璀璨瑰宝，是中国优秀文化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中国古代最伟大的军事理论著作，也是中国古籍在世界影响最大、最为广泛的著作之一。
它所阐述的谋略思想和哲学思想，被广泛地运用于军事、政治、经济等各领域中。
其内容博大精深，思想精邃富赡，逻辑缜密严谨。
作者为春秋时期伟大军事家孙武，大约成书于2500年前的春秋末年,是世界上最早的一部军事理论著作，比欧洲克劳塞维茨 （Clausewitz）写的《战争论》（On War）还早2300年。
《孙子兵法》有丰富的辩证法思想，书中探讨了与战争有关的一系列矛盾的对立和转化，如敌我、主客、众寡、 强弱、攻守、胜败、利患等。
《孙子兵法》正是在研究这种种矛盾及其转化条件的基础上，提出其战争的战略和战术的。
这当中体现的辩证思想，在中国辩证思维发展史中占有重要地位。
《孙子兵法》谈兵论战，集“韬略”、“诡道”之大成，被历代军事家广为援用，书中不少计名、典故，在中国也是妇孺皆知。
《孙子兵法》缜密的军事、哲学思想体系，深远的哲理、变化无穷的战略战术，常读常新的探讨韵味，在世界军事思想领域也拥有广泛的影响，享有极高的声誉。
该书被翻译成英、俄、德、日等29种语言文字，全世界有数千种关于《 孙子兵法》的刊印本。
不少国家的军校把它列为教材。
据报道，1991年海湾战争期间，交战双方都曾研究《孙子兵法》，借鉴其军事思想以指导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