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振宁的故事
裹着小脚的母亲教给了我一生受用的知识 一个只念过几年私塾的女人，在儿子6岁以前就教会他认3000个字，这个女子想必应有绝顶的聪明。
杨振宁就是靠这样一个妈妈启蒙的。
一个78岁的大科学家如此深情地回忆自己没有受过任何新式学堂教育的母亲，那情景让人感动。
“我母亲1896年出生在安徽合肥，她小的时候还裹过脚，到了民国的时候，才又把脚放开了，所以她的脚不是三寸金莲，但那是一双变形了的脚，我每一次看见她的脚，都觉得非常难过。
她念过几年私塾。
我认识的头3000个字是母亲教会的，那时候父亲在芝加哥大学留学，只有我跟母亲住在一起。
我认识了许多与我母亲一样的旧式妇女，我很佩服，她们受到了中国传统礼教的影响，而对于这些礼教，有坚定的信念，这个信念今天讲起来，有人会认为是愚忠愚孝，可是假如你抛开这个价值观，这个所谓愚忠愚孝的力量是无穷大的。
“那么，到了比她年轻一辈的男人或者女人，我想这个坚强的意志，渐渐地没有了，这是因为整个世界都在向另一个方向走。
所以你如果要问我，说我母亲除了养育我，除了教我3000个字，还给我留下了什么呢
我想，她留下的，是使我了解到有坚强意志的信念，是一种无比的力量。
” 12岁的“少年狂”：我将来要拿诺贝尔奖 杨振宁在7岁的时候来到清华园，在这里一共住了8年。
当时的附小叫成志小学，里面有两个“大头”，一个是杨振宁杨大头，一个是俞平伯的儿子俞大头。
杨振宁小时候，至少不是一个最守规矩的孩子。
据他自己说，清华的每一棵树他都爬过。
中学是在绒线胡同上的，就是现在的北京市第31中。
那个学校当时只有不到300个学生。
这时候，当北大数学教授的父亲杨武之已经知道儿子学数学的能力很强。
他当时如果教儿子解析几何和微积分，儿子一定学得很快，会使他十分高兴。
可是他没有这样做，而是在初一与初二之间的那个暑假，请雷海宗教授介绍一位历史系的学生教杨振宁学《孟子》。
所以在中学时代杨振宁就可以背诵《孟子》全文。
杨武之喜欢围棋和京剧，但并不去培养儿子这些方面的兴趣，下棋可以让儿子17颗子，唱也只教他唱一些民国初年的歌曲如“上下数千年，一脉延”，“中国男儿，中国男儿……”等。
对于父亲书架上的许多英文和德文数学书籍，杨振宁常常翻看。
因为外文基础不够，所以看不懂细节，每次去问，杨武之总是说：“慢慢来，不要着急。
” 上课念书的时候，杨振宁喜欢东翻西看，一次看了艾迪顿写的《神秘的宇宙》，那里面讲的是20世纪到那个时候为止，所发现的一些新的物理学的一些现象与理论。
他顿时被激发出了极大的兴趣，所以回家以后就跟父亲、母亲开玩笑，说将来要得诺贝尔奖金。
杨振宁在抗战胜利的1945年夏天离家赴美国求学。
那天清早的细节至今历历在目：“父亲只身陪我自昆明西北角乘黄包车，到东南郊拓东路等候去巫家坝飞机场的公共汽车。
离家的时候，四个弟妹都依依不舍，母亲却很镇定，没有流泪。
” “到了拓东路父亲讲了些勉励的话，两人都还镇定。
话别后我坐进很拥挤的公共汽车，起先还能从车窗往外看见父亲向我招手，几分钟后他即被拥挤的人群挤到远处去了。
车中同去美国的同学很多，谈起话来，我的注意力即转移到飞行路线与气候变化等问题上去。
等了一个多钟头，车始终没有发动。
突然我旁边的一位美国人向我做手势，要我向窗外看，骤然间发现父亲原来还在那里等
他瘦削的身材，穿着长袍，额前头发已显斑白。
看见他满面焦虑的样子，我忍了一早晨的热泪，一时崩发，不能自已。
” “1928年到1945年这17年时间，是父亲和我常在一起的年代，是我童年到成人的阶段。
古人说父母对子女有‘养育’之恩，现在不讲这些了，但其哲理我认为是有永存的价值的。
父亲介绍我接触了近代数学的精神，给了我不可磨灭的印象。
” 40年以后杨振宁这样写道“我的物理学界同事们大多对数学采取功利主义的态度。
也许因为受我父亲的影响，我较为欣赏数学。
我欣赏数学家的价值观，我赞美数字的优美和力量；它有战术上的机巧与灵活，又有战略上的雄才远略。
而且，奇迹的奇迹，它的一些美妙概念竟是支配物理世界的基本结构。
” 无论如何，父亲与儿子的分别，是人生之中最顺理成章、最令人惆怅，最刻骨铭心的分别。
此一去，三叠阳关，唱到千千遍。
23岁的杨振宁也许没有想到，他真的应验了12岁时的戏言，为中国人拿回了第一个诺贝尔奖。
与自己的学生——国民党战将杜聿明的女儿成夫妻 1944年，杨振宁在西南联大念完六年书后，教了一年中学，教学最大的收获就是认识了班上一个女学生，叫做杜致礼。
那一年，杜致礼17岁，后来她成了杨振宁的太太。
杨振宁出国的时候，并没有跟杜致礼谈恋爱。
但是对于她的美丽与大家闺秀的风范还是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两年之后，杨振宁与杜致礼在普林斯顿惟一的一家中国餐馆中不期而遇，两人竟然都有了“过电”的感觉。
他们后来认为，这恐怕就是前生的姻缘吧。
这场姻缘不仅给了杨杜两人终生的幸福，还意外地让天各一方，似乎永世不得相见的岳父岳母有了晚年14个春秋的团聚。
成为国共战争史上一首黄昏的恋歌。
1948年底，时任国民党徐州“剿总”副总司令的杜聿明以赴刑场的心情上战场，兵败被俘，两次以砖头猛击头部，自杀未遂。
蒋介石得此消息，也不免心恸垂泪。
但不料想，杜将军进了共产党的监狱，几年之间，便彻底“赤化”，于1957年被第一批特赦释放。
蒋介石颜面尽失，雷霆震怒，不准许杜的夫人曹秀清和子女出入台湾。
曹秀清带着婆母和5个儿女在台北生活十分窘迫。
为了兑现当年蒋介石手谕的许诺，曹秀清曾找过宋美龄、张群等人反映自己的处境，然而均未结果。
1957年，曹秀清突然接到女儿杜致礼和女婿杨振宁的信。
说：“您的‘老朋友’与我通信了，他非常关心您，惦念着你们母子的安全。
”曹秀清幡然领悟到“老朋友”就是令她朝思暮想、魂牵梦绕的丈夫杜聿明。
曹秀清清楚，她只有取道美国才可能见到她的“老朋友”。
于是她向台湾当局提出了要求去美国看望女儿的请求。
但蒋介石却“关照”：“杜聿明的妻子儿女不得再离开台湾
” 1958年初的一天，宋美龄突然派车接曹秀清到士林官邱。
见面时宋美龄握住她的手说：“杜夫人，恭喜你女婿获得了诺贝尔奖，你该去美国看看他呀
”曹秀清喜出望外。
宋美龄接着说：“杜夫人，希望你从美国回来时，把杨振宁也带回台湾，让他协助蒋‘总统’反攻内地。
”这时，蒋介石也走进屋内问：“孩子们怎样
你的身体可好
” 曹秀清沾了女婿的光，终于获准去美国探亲了，期限为半年，逾期不归，罚以巨款。
为防不测，台湾不允许她带子女，还特意找了两个位置相当高的人作保。
1959年，曹女士来到美国，再也没有返回台湾。
杜聿明获释后最大的愿望就是妻子能来内地与他团圆。
然而曹秀清却一直心存疑虑，丈夫以败将之身，寄人篱下，能有什么好日子
她不相信按丈夫的性格，他会真心留在内地。
因此她写信给丈夫，劝他不要强求自己。
当她终于明白丈夫铁心扎根内地并非权宜之计时，她于1963年10月回到了北京，甘愿与丈夫一起过清贫的日子。
临回国前，她听说内地物资比较匮乏，写信问丈夫需要什么
丈夫想知道能贮存食品的冰箱是什么样，于是杜夫人为其从美国带回了当年很奢侈的一件家用电器。
血海硝烟中厮杀了大半生的杜聿明无论如何没有想到，他们家因政治原因导致的夫妻隔绝，竟因为物理的原因，因为一项诺贝尔奖而化解消融。
入了美国籍让父亲难过 1957年，杨振宁和李政道夺得诺贝尔物理奖，杨武之博士抱着虚弱之躯，飞往日内瓦。
杨武之是带着做父亲的使命感来的，觉得他应当劝杨振宁回国。
一方面这可能是统战部或明或暗的建议，另一方面也是杨武之自己灵魂深处的愿望。
他的心情真的十分矛盾，他非常想让儿子回去报效国家，但作为老一辈的留美博士，他又清楚地知道儿子留在美国在学术上的意义。
矛盾交织中的老人给儿子儿媳写了两句话：“每饭勿忘亲爱永，有生应感国恩宏。
”和父亲、母亲在日内瓦三次见面，对杨振宁影响极大。
1957年12月10日晚，怀揣1945年赴美留学时发的中国护照的杨振宁在瑞典的诺贝尔奖贺宴上即席演讲，他说：“我为自己的中国血统和背景而感到骄傲。
”但是，到了1964年春，杨振宁还是加入了美国籍。
他说，“从1945年到1964年，我在美国生活了19年，然而，决定申请入美国籍并不容易。
对一个在中国传统文化里成长的人，做这样的决定尤其不容易。
一方面，传统的中国文化根本就没有长期离开中国移民他国的观念。
迁居别国会被认为是彻底的背叛。
另一方面，中国有过辉煌灿烂的文化。
她近100多年来所蒙受的屈辱，在每一个中国人的心灵中都留下了极深的烙印。
任何一个中国人都难以忘却。
” 从单身漂洋过海的闯荡到功成名就后的奔波，杨振宁目睹了一幕幕美国社会的悲喜剧，目睹了外国移民抑或“二等公民”在这里的境遇。
要知道，直到20世纪20年代美国还有排华法。
当杨振宁本人已经成为一位有影响的科学家之时，仍在租房时受到歧视。
最使杨振宁感到痛苦和困惑的是，他所钟爱的科研事业，每每因他不是美籍而多受掣肘（例如不能去美国国立实验室）。
当“有不少因素使我裹足不前，而美国这个社会又给了我发挥潜力的机会，……我在这儿的根几乎在不知不觉中就已经往深处扎了”的时候，杨振宁于1964年初最终作出了加入美籍的抉择。
杨武之在1973年故去之前一直在北京和上海当数学教授。
他对于儿子的决定没有抱怨，但杨振宁知道，直到临终前，父亲对于他放弃故国的举动，在心底里的一角始终没有宽恕过他。
大科学家的美丽是思辨与理论的美丽 学贯中西、尤其是对中国古代文化的深刻认识，使杨振宁对自然界有着深刻的洞察力，大自然的美丽和思想的魅力，是促使他登上物理学象牙之塔的动力所在。
他特别欣赏200年以前威廉·布莱克的一句话：一粒沙里有一个世界、一朵花里有一个天堂，把无穷无尽握于手掌，永恒是刹那时光。
杨振宁用一个最浅显的例子向清华学子们道出了自然界中更高层次的美：“我想在座每一位，小时候看到了虹跟霓都会说这非常之美，等到你年纪稍大，会做实验了，你就发现虹是42度，就是它这个角是42度，而霓是50度，你继续观测以后，你就知道虹是红在外、紫在内，霓是反过来的，是红在内、紫在外，你已经体验到了实验之美。
如果你再进一步，你就懂为什么存在虹和霓呢
是因为太阳光在水珠子里头可以有一个全反射，一次全反射就出来虹，两次全反射就出来霓，而且你经过全反射可以算出来，一个是42度，一个是50度，这个是唯象理论的美，我想任何一个学生，第一次算出来这个42度和50度的时候，不可能没有一个非常深的感受，觉得这真是妙不可言。
可是这个还不够，为什么要有全反射、为什么要有折射
这些要到理论架构里头，到了麦克斯韦方程出现以后，你就可以了解到，为什么缘故要有全反射，而且可以知道为什么在水里头要有折射，把它的根源找出来，这就是更高层的美。
” 杨振宁甚至认为，连最美的诗句也不能尽善尽美地表达物理学的美。
他说，在牛顿去世的时候，一个大诗人蒲柏写了这样两句“自然与自然规律为黑暗隐蔽，上帝说让牛顿来，一切遂真光明”，这些用诗人的语言来描述物理学的美，当然是描写得很好，可是我觉得不够，当我们知道一个物理学的基本结构能够准确解释那么多的复杂的现象时，还有一些美的感受，是诗人所没有写出来的，是什么感受呢
是一个庄严感、是一个神圣感、是一个第一次看见宇宙的秘密的时候的畏惧感。
正如歌特式建筑的建筑师，他们在设计歌特式建筑的时候，他们所要歌颂的是崇高美、灵魂美、宗教美，是最终极的美。
当杨振宁试图结束这次面对2000人的采访时，早已按捺不住激动情绪的学生们蜂拥而上，要冲上去让大师与之签名或合影。
但没想到警察和保安比他们还快，不管三七二十一，扒开人群，像绑架一样，拽着大师快步离去，如同一团自旋的电子。
杨振宁的小故事
最好200字以内
要一个事例，不要长篇大论去介绍
以前杨振宁在美国做实验 经常失败，美国人戏称有爆炸的地方就有杨振宁，后来杨振宁认为自己做不了试验，便研究理论知识，最终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
关于邓稼先和杨振宁之间所发生的故事
北京六部口，30年代的中学有一双童年时期的好朋大的是杨振宁，小两岁的是邓稼先，他们分别是清华大学数学系教授杨武之和哲学系教授邓以蛰的孩子。
数十年的友谊是从逮知了的大树上，从弹玻璃球的泥地上开始的。
这友谊一直延伸到了大洋彼岸。
1950年，获得博士学位即将回国的邓稼先与杨振宁、杨振平兄弟俩分手在芝加哥市。
此后二十年，邓杳无音信。
1972年，杨振宁第二次来华。
有关部门批准邓稼先在自己的家中接待他童年的朋友。
旧家具被人匆匆搬走。
上面特地派来木工，把邓稼先的一个旧书橱打磨赶制，又匆匆装上一面穿衣镜，使之一天之内就变成了一个“崭新”的大衣柜；破旧的地板上了蜡，又有人从办公室扛来沙发，送来了良种西瓜、巧克力和一箱汽水。
仿佛是在戏台上置景。
邓稼先默认了。
杨振宁来的那天晚上，大院里特意放电影，把人们都引到电影场上。
楼里显得别样的清静。
杨振宁一进屋门，环视片刻，便径直向书架走去。
这已是一个纯粹的医学专家的书柜，除了最显著位置上的两本毛泽东著作和厚厚一叠特意摆放的祖国风光明信片。
杨振宁回过头来，含笑的眼睛颇有意味地盯着他的朋友。
早在1964年，他就从美国报纸上关于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报道中看到了邓稼先的名字。
他不愿点破，只是微微地点点头，像在说，你收拾得很干净。
这次会面的气氛比1971年的第一次会面要自然和活泼得多。
那一次是在宾馆，大概这一次毕竟是在家中。
杨振宁吃着西瓜，喝着汽水，一会儿直言不讳地评论中国“不能调动人的进取心”，一会儿说起他在美国搜集的中国“文革”街头小报，一会儿又谈开了联邦调查局。
忽然，他问：“这是你们的家吗
”“是，是，”邓稼先用事先统一过的口径回答，“是许鹿希医学院的宿舍。
”“怎么没有儿子的床
”杨振宁聪明过人。
儿子的床的确在布置“客厅”时拆了。
邓稼先没料到诺贝尔奖获得者会看得如此精确。
还是许鹿希反应敏捷，她忙打掩护：“儿子在爷爷家住。
”后来邓稼先又请杨振宁吃了一次烤鸭。
和他在一起，邓稼先总感到有点紧张。
他害怕童年时代的朋友会突然问起他的工作。
可是杨振宁像是忘了这桩事。
两个物理学家都在有意选择非物理学的话题。
这出戏直到杨振宁离北京去上海时才结束。
邓稼先去机场送行，当他把老朋友送入停机坪时，杨振宁回转身，沉默了一会儿，终于问：“稼先，我在美国听人说，中国的原子弹，是一个美国人帮助搞的，他叫寒春，这是真的吗
”邓稼先的神情惊愕起来，他激动地张了张嘴，可是立刻又把嘴唇咬住了。
好一会儿，他才说：“你先上飞机吧。
”飞机腾空不久，邓稼先马上向上级报告并请示了他遇到的提问。
周恩来总理明确指示：可以告诉杨先生，中国的原子弹全部是由中国人自己研制的。
激动万分的邓稼先迫不及待地写了封信，立即交专人乘民航班机赶往上海。
杨振宁是在上海市“革委会”为他饯行的宴会上接到这份急件的。
当他拆开信封，一眼看到熟悉的邓稼先的笔迹———“全部是由中国人自己研制”时，泪水夺眶而出。
1957年，当杨振宁赴瑞典接受诺贝尔物理学奖时，评委会要他提供一份英文的演说稿。
杨振宁回答：“不，我要用中文写。
”评委会说：“中文演说稿无法排印。
”他坚定地回答：“那就请复制我的手稿。
”杨振宁常常从美国飞来。
邓稼先的家是他平静而温暖的港湾，在邓稼先的身边是自由的。
———你给我找辆自行车
———干什么
———我们一块儿到香山去玩
———我可不敢。
人家能让吗
———真遗憾。
那我们谈点什么吧，宇宙不守恒定理
规范场论
常常，他俩的谈话就是一张纸一支笔。
那天在仿膳，席间，轻松的谈话之余，杨振宁忽然问：“稼先，从原子弹到氢弹，美国人用了七年，苏联人用了三年多，英国人用了四年，法国人用了八年，为什么中国只用了两年零八个月
”邓稼先没有说话。
他的神色突然变得严肃了。
他知道这是杨振宁在心中憋了许久的一个问号，一缕歉意在他心中浮沉，但他无法满足朋友的探究心愿。
这不是一个人的秘密，是一个民族对于世界的秘密。
沉默，这是渴望理解和渴望被理解之间的沉默。
出仿膳，邓稼先夫妇陪同杨振宁到北京图书馆，杨振宁要查阅一本古籍珍本。
许鹿希后来隐约记得，那是一本中国古代哲人的著作。
杨振宁查阅完毕，在许鹿希的小本上写下了这样几句话：似至晦实至明似至难实至易似至繁实至简。
1986年5月30日下午，杨振宁去医院看望术后不久的邓稼先。
当他滔滔不绝地对邓稼先谈起世界前沿科学的进展情况时，邓稼先的额上正沁出一粒粒虚汗。
6月13日，是杨振宁离北京回美国的日子，他又一次来到医院。
两双手———打墙球的手，写物理公式的手———握紧又握紧———是真正的告别，不再是“再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