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叫上山下乡?
知青上山下乡源起苏联苏联在1954年大规模垦荒运动中，改变了过去移民开荒的办法，而以城市青年为垦荒主体，两年里一共动员了27万城市青年移民垦荒。
此举既解决了粮食短缺，又解决了城市青年就业问题。
而在1955年4月，团中央代表团访苏时了解到到了苏联的城市青年移民垦荒运动,回来后就向党中央汇报了苏联的做法，认为“从城市中动员年轻力壮、有文化的青年去参加垦荒工作是有好处的，也是今后解决城市中不能升学和无职业青年就业问题的一个办法”。
这个意见得到毛泽东的首肯。
1955年8月，北京60名青年率先组织志愿垦荒队，在黑龙江省萝北县开垦出1200亩荒地，第二年生产了13.5万公斤粮食、30万公斤蔬菜，还盖起了宿舍和食堂。
随后北京第二批、第三批青年志愿垦荒队以及河北、山东的2000多名青年，也以志愿垦荒队员的身份来到萝北县。
上海青年则要求去淮北开荒种粮。
在北京、上海的影响下，1955年、1956年，浙江青年去开发新疆、广州青年去开发海南、江苏和四川的青年去开发青海，从而奏响了城市青年上山下乡的序幕. 而知青下乡从开始的时候实践活动逐步演变成了后来的浩大的政治运动,对社会的发展有了一定的影响.
请问知青上山下乡在什么时候发生
要考查知青上山下乡的由来问题，首先要定义好知青二字。
文革以来直至今天，人们一般口语中常说的“知青”一词的含义和潜意识里的概念是：文革后毕业的、属于城市户口的初、高中毕业生，下放到农村或农垦、兵团等地方去的务农人员的统称；其时间跨度大致为1967年~1979年之间。
而从广义的角度上讲，“知青”的范围应该还包括文革前下放的、支边的、到农垦的知青，过去有人把这部分人称之为“老知青”。
另外，也有少数人把原属农村户口的回乡参加农业劳动的毕业生，含糊地叫做知青的，比较准确的理解应为“社青”，或“回乡青年”为好。
因为，共和国的知青上山下乡，离开城镇，到农村去就的现象，众所周知，在文革前早已经存在。
那么，知识青年倒底是从什么年代开始上山下乡的
以及倒底是出于什么样的原因，而导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等问题出现的
从最近刊登的冯都同志的一篇文章找到了些答案。
冯的文章题目为：（中国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源起苏联”。
冯都同志在文章中这样写道：“由于广大农村长期落后，经济不景气，抵御各种自然灾害的基础薄弱，20世纪50年代，中国出现了粮食严重短缺的现象。
对此，毛泽东深感‘粮食问题是我国当前非常重要的问题’。
1955年4月，团中央代表团访苏时了解到，苏联在1954年大规模垦荒运动中，改变了过去移民开荒的办法，而以城市青年为垦荒主体，两年里一共动员了27万城市青年移民垦荒。
此举既解决了粮食短缺，又解决了城市青年就业问题。
代表团回国后，向党中央汇报了苏联的做法，认为‘从城市中动员年轻力壮、有文化的青年去参加垦荒工作是有好处的，也是今后解决城市中不能升学和无职业青年就业问题的一个办法’。
在困难局面下，在‘一切学习苏联老大哥’的年代，这个意见得到毛泽东的首肯。
1955年8月，北京60名青年率先组织志愿垦荒队，在萝北县大荒原上举行了垦荒仪式，在白桦林中支帐篷。
半个月后，他们开垦出1200亩荒地，第二年生产了13．5万公斤粮食、30万公斤蔬菜，还盖起了宿舍和食堂。
随后北京第二批、第三批青年志愿垦荒队，以及河北、山东的2000多名青年，也以志愿垦荒队员的身份来到萝北县。
上海青年也不示弱，他们纷纷要求去淮北开荒种粮。
毛泽东知道后，考虑再三，给上海市委书记陈丕显写信说：‘淮北的条件太差，还是去江西为好，那里气候与上海接近，吃的也是大米饭。
’于是上海挑选了96名男女共青团员和青年，由一名副市长亲自送到江西德安县的九仙岭下。
在北京、上海的影响下，1955年、1956年，浙江青年去开发新疆、广州青年去开发海南、江苏和四川的青年去开发青海，从而奏响了城市青年上山下乡的序曲。
”可以与冯文相佐证的有：1955年4月，中共中央批转了青年团中央“关于组织高小和初中毕业生从事农业劳动和进行自学的报告”（注：见共青团历史大事记1955年）下面是该批件相关内容的节录：这一大批人回到农村后，对农村的文化工作、宣传工作和青年工作起了重要的作用。
在发展互助合作、农业生产上，已显露出他们是一支重要的力量和后备力量。
社会舆论对他们从事农业劳动也开始表示欢迎，说“毛主席的办法对”。
组织高小毕业生担任一定的，不但是农村中进行各项活动的需要，而且可以发挥他们的政治积极性，有助于促使他们安于农村生活，热爱农业劳动。
事实上，当前高小毕业生在农村大众文化工作和宣传鼓动工作上是最活跃的。
各地冬学和常年民校的教师中，高小毕业生一般均占三分之二以上。
有许多毕业生在农村图书室、俱乐部、业余剧团等组织中都起了骨干的作用。
有些几年来听不到歌声的地方，现在红火起来了。
老年人说：‘这才像个办社会主义的样子
’在党的各项中心工作如统购统销、征集兵员中，许多高小毕业生都积极地进行学习和宣传。
不少地方办广播筒、黑板报和搞读报组的工作，简直被他们‘包干’了。
他们确是一支农村的文化大军。
我们和各地同志研究，在时期中留乡的高小毕业生将达一千几百万人，如果我们能组织他们每个人平均在三年之中扫除十个文盲，几年之后，就可以扫除一亿多文盲。
目前主要是要把这些工作进一步有计划地大量地组织起来，积极地给以领导和支持。
又如河南郾城县有一个区的联合诊所曾为该区每个合作社训练了一名卫生员，在开展公共卫生工作上起了很大作用。
各级团组织只要多加注意，在这方面可作的事情是很多的。
根据以上的材料和目前可查证的资料都可以证实：共和国最早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始于1955年8月。
当年的第一批知青就是当年北京的60名青年，率先组织了志愿垦荒队，直奔赴北大荒的萝北县，并建立了北大荒“北京庄”。
发起人是扬华、李秉衡等人。
他们在萝北县大荒原上还举行了庄重的垦荒仪式。
另外，在出发前的八月三十日，胡耀邦同志曾把一面“北京市志愿恳荒队”的锦旗授给了这个志愿垦荒队。
（注：见共青团历史大事记1955年）同年，河南省郏县大李庄乡有一批中学和高中毕业生回乡参加，1955年9月上发表了《在一个乡里进行合作化规划的经验》专题，报道了这个乡的事。
毛泽东主席读了很兴奋，亲笔写了按语：“一切可以到农村中去工作的这样的知识分子，应当高兴的到那里去。
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注意：这里的河南省郏县大李庄乡有一批中学和高中毕业生回乡参加，并不是今天我们平常表达上的真正意义上“知青”，他们原就是农村户口，没有选择在城市就业，而是回乡参加，一如人们常说的“社青”。
这是毛泽东第一次对知青问题所作的“最高指示”，在这个最高指示中并没有严格区分知青和社青的问题，起码与后来在文革中发出的最高指示含义有行不同。
虽然在68年的动员知青上山下乡过程中，也把这条最高指示提了出来，并进行了大肆的宣传鼓动，成为知青到农村去的动力源泉之一。
后来，陆续有“北京第二批、第三批青年志愿垦荒队，以及河北、山东的2000多名青年，也以志愿垦荒队员的身份来到萝北县。
上海青年也不示弱，他们纷纷要求去淮北开荒种粮。
在北京、上海的影响下，1955年、1956年，浙江青年去开发新疆、广州青年去开发海南、江苏和四川的青年去开发青海，从而奏响了城市青年上山下乡的序曲。
” 二分析以上这些材料，可以初步说明下面几点：1）、建国后的中国共产党人，面对着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对新中国实施的政治、外交、经济等多方面的封锁；以及缺乏对治理一个有着近六亿人口的大国的执政经验，向苏联“一面倒”，一切向苏联学习是当时唯一可行的选择。
所以，当年组织中国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向苏联学习的，或者说是受苏联的启发而实施是十分正常的事情。
2）、在组织、促进、实施、和推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过程中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未名曾在《知青上山下乡大事记 》一文中写道：“之后，在全国10多个省市组织了远征垦荒队，动员城市青年奔赴农村。
知青的榜样：董加耕、邢燕子、侯俊等就是当年被共青团的宣传媒体、大势宣传报道出名的。
”3）、当时的共和国刚从连年的战争环境中走出来，工业、手工业、商业千疮百孔，百废待兴。
城市的就业水平只能维持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上，面对每年大量毕业的高小生、初中生，要全部解决他们的就业，的确是勉为其难。
而动员暂时不能就业的城市青年学生到农村去，不失为一个没有办法的办法。
4）、知青上山下乡初期的目的。
五十年代中期出现的动员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固然有解决城市就业难题的一面，或者是说解决当时的“粮食短缺困难”问题，而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则是当时的决策者急于要加快改变当时农村的落后面貌，解决农村缺少文化的现实问题，争取“几年之后，就可以扫除一亿多文盲。
”（见共青团历史大事记.1955年）也是较为重要的原因之一。
5）、当时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人员，总体上来说是维持在当年中的一个较小的数量级，更多的从小学、中学里毕业出来的青年学生则是参军入伍，或升入高一级的学校，或就业在工矿、手工业领域、商业等各种渠道中。
所以，当年即使已到了农村去的知青，在生活上有困难，或有问题，也只能是点上的问题，无论如何不能与文革中老三届学生全部下放，以及后来连续几年大规模的下放青年学生，数量达到了上千万人之上，所能产生的社会性问题暴发出来的能量和复盖面，远远所不能比拟的。
6）、五十年代中期出现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在维持了不长的一段时间，随着“三面红旗”、“大跃进”、“人民公社”的兴起，尤其是大炼钢铁运动的开展而暂时堰旗息鼓。
当时甚至出现了农村户口人员重进城的现象。
直到三年自然灾害，中央对经济政策作出了果断而大刀阔斧的调正后，才又出现了一个工厂工人和城镇居民“到农村去”的高潮。
关于五十年代和文革后出现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多少年后的1981年，国务院的知青办有一个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历史的基本看法，主要内容为：“十月 国务院知识青年领导小组办公室起草了一份《二十五年来知青工作的回顾与总结》，对这场运动的起因、发展、失误、教训等若干重大问题，提出了基本看法：第一，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50年代，根据我国人口多、底子薄、就业难的国情提出来的，是我们党解决就业问题的一次大试验。
它不是“文化大革命”的产物。
第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本来是一个就业问题，但是在“文化大革命”的10年中，当成政治运动去搞，指导思想偏了，工作上有严重失误，造成劳民伤财，人民不满，也损坏了上山下乡的声誉。
”（注：摘自未名《知青上山下乡大事记》）这个总结基本上符合客观事实，也比较公允。
请注意文中的说法“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本来是一个就业问题”，说到了事情的点子上，并不是“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
”当年知青也发过牢骚，认为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去接受工人阶级的再教育岂不更好
“指导思想偏了”，能带来后面的工作正确
文革后开始的知青大规模上山下乡从根本上来讲，就是大错特错之事物
遗憾的是，这个经验教训让国家花了巨额的资金，知青们则是付出了宝贵的青春代价才换来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主要到了哪些地区
上山下乡运动最早可以追溯到 1955 年，六十名北京组成了青年志愿垦荒队，远赴江省去垦荒。
真正有、大规模地把大批城镇青年送到农村去，则是在文革后期。
1968年12月，毛泽东下达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的指示，上山下乡运动大规模展开。
1978年10月，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决定停止上山下乡运动并妥善安置知青的回城和就业问题。
1979年后，绝大部分知青陆续返回了城市，也有部分人在农村结婚“落，永远地留在了农村。
有人因为害怕不被政府允许返回城市，所以即使和人同居并有了孩子也不登记。
上山下乡的一些小故事!超急
一天
1955年，河郏县大李庄乡有中学和高中毕业生参加农业合作化运动，报上发表在一个乡里进行合作化规划的经验》，报道了这个乡的事。
毛泽东主席读了很兴奋，亲笔写了按语：“一切可以到农村中去工作的这样的知识分子，应当高兴的到那里去。
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 1955年8月9日，北京第一支青年志愿垦荒队奔赴北大荒萝北县，建立了北大荒“北京庄”。
发起人是扬华、李秉衡等。
小学毕业的河北省临西县的吕玉兰，回乡建立了第一个合作社，15岁就当了社长，是全国最年轻的合作社社长。
1955年10月15日，一支由98名热血青年组成的“上海市志愿垦荒队”，来到了江西省德安县九仙岭，其中有25名女孩子，最小的15岁，她们住简易草棚，吃稀饭箩卜干，每天只有3分钱的菜金。
之后，共青团中央在全国10多个省市组织了远征垦荒队，动员城市青年奔赴农村。
知青的榜样：董加耕、邢燕子、侯隽等就是当年被《中国青年》、《中国青年报》大势宣传报道出名的。
1964年初，党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动员和组织城市知识青年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草案）》。
这是党中央、国务院第一次发布指导知青下乡的纲领性文件。
中央为此成立了“知识青年下乡指导小组”和安置办，各地区也成立了安置知青下乡的专门办事机构。
北京第一批到北大荒去的知青有248人，最小的14岁。
1966年5月17日，上海市文化广场13000多名知青聚会，上海市委要求上海知青“鼓起革命勇气，下定决心”，积极投身新疆建设，在建设和保卫边疆的事业中作出贡献。
1967年10月11日，中共中央正式发出《关于大、中、小学复课闹革命的通知》，但复课闹革命面临了一个严重的问题，即在废除考试制度、大学停止招生后，全国中学已经积压了66、67两届毕业生没有分配。
1967年11月3日，《人民日报》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进行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要依靠学校中的积极分子”。
于是，大批中学毕业生被继续稳定在学校进行“教育革命”。
1967年11月8日，上海市66届大专院校毕业生誓师大会召开。
毕业生们表示要到内地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1968年3月，北京市青年蔡立坚毅然来到山西省榆次县黄采公社杜家山插队，成了第一个要求插队的红卫兵。
1968年6月18日，上海市组织的上山下乡勘察小分队出发，他们都是1966届毕业生，也是上海市首批被批准上山下乡的红卫兵。
搞科学试验 1968年，积压在学校的毕业生已经不止66、67两届，加上68届毕业生，共计达200万人。
7月27日，上海首批赴农村落户的1966届高中毕业生开始陆续前往安徽和上海市郊区的崇明、奉贤等县的国营农?1弦瞪
知青上山下乡的大历史背景是什么样子的
“农村是一阔的天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这句多人耳熟能详，必知道毛泽东为什么会说这句话。
1955年，河南省郏县大李庄乡有一批中学和高中毕业生回乡参加农业合作化运动，报上发表了《在一个乡里进行合作化规划的经验》，报道了这个乡的事。
毛泽东主席读了很兴奋，亲笔写了按语：“一切可以到农村中去工作的这样的知识分子，应当高兴的到那里去。
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1955年8月9日，北京第一支青年志愿垦荒队奔赴北大荒萝北县，建立了北大荒“北京庄”。
发起人是扬华、李秉衡等。
小学毕业的河北省临西县的吕玉兰，回乡建立了第一个合作社，15岁就当了社长，是全国最年轻的合作社社长。
1955年10月15日，一支由98名热血青年组成的“上海市志愿垦荒队”，来到了江西省德安县九仙岭，其中有25名女孩子，最小的15岁，她们住简易草棚，吃稀饭箩卜干，每天只有3分钱的菜金。
之后，共青团中央在全国10多个省市组织了远征垦荒队，动员城市青年奔赴农村。
知青的榜样：董加耕、邢燕子、侯俊等就是当年被《中国青年》、《中国青年报》大势宣传报道出名的。
1964年初，党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动员和组织城市知识青年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草案）》。
这是党中央、国务院第一次发布指导知青下乡的纲领性文件。
中央为此成立了“知识青年下乡指导小组”和安置办，各地区也成立了安置知青下乡的专门办事机构。
北京第一批到北大荒去的知青有248人，最小的14岁。
1966年5月17日，上海市文化广场13000多名知青聚会，上海市委要求上海知青“鼓起革命勇气，下定决心”，积极投身新疆建设，在建设和保卫边疆的事业中作出贡献。
1967年10月11日，中共中央正式发出《关于大、中、小学复课闹革命的通知》，但复课闹革命面临了一个严重的问题，即在废除考试制度、大学停止招生后，全国中学已经积压了66、67两届毕业生没有分配。
1967年11月3日，《人民日报》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进行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要依靠学校中的积极分子”。
于是，大批中学毕业生被继续稳定在学校进行“教育革命”。
1967年11月8日，上海市66届大专院校毕业生誓师大会召开。
毕业生们表示要到内地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1968年3月，北京市青年蔡立坚毅然来到山西省榆次县黄采公社杜家山插队，成了第一个要求插队的红卫兵。
1968年6月18日，上海市组织的上山下乡勘察小分队出发，他们都是1966届毕业生，也是上海市首批被批准上山下乡的红卫兵。
1968年，积压在学校的毕业生已经不止66、67两届，加上68届毕业生，共计达200万人。
7月27日，上海首批赴农村落户的1966届高中毕业生开始陆续前往安徽和上海市郊区的崇明、奉贤等县的国营农场。
毕业生在临行前，各校都举办了上山下乡毛泽东思想学习班。
1968年8月起，全国掀起了宣传“再教育”的高潮。
毛泽东发表了一系列指示，指出：“我们提倡知识分子到群众中去，到工厂去，到农村去，主要是到农村去，由工农兵给他们以再教育。
”1968年12月22日，伟大领袖毛主席向全国人民发出了最高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
要说服城里的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
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
《人民日报》刊登了《我们也有一双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的报道，希望广大知识青年和脱离劳动没有工作的城镇居民到农村生产第一线去。
由此，全国掀起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热潮。
一度震撼全国，轰动世界的红卫兵运动，以上山下乡的形式逐渐消失。
1969年是上山下乡运动最为波澜壮阔的一年，每座城市、每所学校、每条街道、每个家庭都身不由己地被卷入了这股大潮。
全国八个主要城市北京、上海、天津、杭州、南京、武汉、成都、重庆的知青许多人被下放到了边远省份，如黑龙江、内蒙古、新疆、云南，全国知青大量的在本省农村插队，共有267万多知青投身其中。
1969年12月，在毛泽东的“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指示发表一年时，上海已有48万高、初中毕业生奔赴黑、吉、蒙、滇、黔、赣、皖和上海市郊区农村插队落户，原上海市中学红代会全体常委全部奔赴边疆农村。
到1972年，上海知青猛增到百万人，并涌现出金训华、黄山茶林场11位小将、郑培志等一大批英雄人物。
金训华是为在激流中抢救两根电线杆牺牲的。
下乡几年后，红卫兵步入了青年。
七十年代的知青有了政治危机感，特别是林彪事件后，他们得以在艰苦的环境中，在农村冷静地对自己、对社会作了反思。
红卫兵运动已走向了低谷，他们中的许多人感到了幻灭。
据1975年12月23日新华社报道：在毛泽东主席1968年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伟大号召鼓舞下，全国知青一浪接一浪地掀起大规模的上山下乡运动。
到当年年底为止，我国上山下乡的知青已达到1200万。
1975年当年，全国有200万知青上山下乡。
1972年林彪事件和1973年李庆霖“告御状”后，在上山下乡背后的知青的苦难历程也不时通过一些会议渠道，小道消息在扩散。
1978年10月，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在谈到知青上山下乡的问题时说：“社会上议论很多，四不满意是我讲的。
知青不满意、家长不满意、社队不满意、国家也不满意。
”直接分管知青工作的副总理陈永贵说：“知青工作很复杂，我们几个副总理一提起这事就头疼。
”知青问题几乎与共和国同步成长，由于其时间跨度大，涉及人数多，一直是个悬而未决的老大难问题。
在李庆霖时间后，中央才根据毛泽东的“统筹解决”的指示，召开了全国知青上山下乡工作会议，提出“要研究制订一个长远规划”的问题。
1976年2月，毛泽东再次在一份反映知青问题的信上批示“知青问题，宜专题研究，先作准备，然后开一次会，给予解决。
”可是，直到他老人家逝世，也未“解决”。
1978年《全国知青上山下乡会议纪要》指出：1968年到1978年的十年知青下乡运动，“缺乏整体规划，知青工作的路子越走越窄，下乡知青中的不少实际问题长期未能解决。
”这是对这场运动的总结。
上山、下乡利和弊
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现在有不同的看法，主要还是反对的多。
可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两千万城市待业青年呀，往哪里安置
唯一的办法就是到农村去，到边疆去（戌边），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当然不是文化教育），去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通过这样，达到缩小城乡差别、工、农差别、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的目的。
不能否认，一千多万上山下乡知青给农村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在恳边、戌边方面所作的巨大贡献。
并不像某些别有用心的人说的那样，把知识青年说的一无是处。
从近几年知识青年返乡和重温旧地的情况看（我曾随老三届的知青去过当年插队落户的村庄），当年的知青和当地的老百姓还是建立了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的。
当地的贫下中农（现在叫老百姓）见当年的知青回来了，个个高兴得不得了，大老远的就喊“知青回来啰，当年的知青回来啰”
家家杀猪宰狗盛情款待。
那久别重逢胜似亲人的场面确实是十分感动人的。
我们就是经历了那一段历史的人，我们最有发言权，对那一段历史和经历，我们决不后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