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告诉我 中国四大领导人所说过的关于廉政的名言 很急的别写太多 就要他们四个人的就够了
共产党员要始终在构建和谐社会中做贡献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把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作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内容，是党的十六大和十六届三中、四中全会提出的重大任务。
今年2月19日，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胡锦涛总书记发表了重要讲话；2月21日，在中央政治局围绕努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问题集体学习时，胡锦涛总书记再次作了重要讲话。
胡锦涛总书记的两个重要讲话，站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战略高度，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实践、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与未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与现实的结合上，深刻阐明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历史背景、重大意义、科学内涵、基本特征、重要原则和主要任务，科学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问题，对全党全社会在推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扎扎实实做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各项工作，进行了全面部署，指明了前进方向，是一篇马克思主义的纲领性文献。
一、充分认识构建和谐社会重要意义（一）必须从全局上深刻理解和把握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我们党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全局出发提出的一项重大任务，它适应了我国改革发展进入关键时期的客观要求，体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共同愿望。
我们要从全局和战略的高度，深刻认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
要立足于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深刻理解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性。
现在，我国的改革与发展正处于一个关键时期，改革在广度上已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等所有领域，在深度上已触及人们具体的经济利益，发展方面人均gdp已突破1000美元。
国际经验表明，一个国家人均gdp从1000美元到3000美元过渡的这个时期，既是经济社会加快发展，快速走向现代化的重要时期，也是经济容易失调、社会容易失序、心理容易失衡、行为容易失范、社会问题急剧增多的敏感时期；既有巨大的发慌潜力和动力，又充满各种困难和风险。
只有认清形势、决策正确、举措得当，最大限度地激发社会各阶层、各群体、各组织的创造活力，妥善协调各方面的利益关系，积极有效地化解各类矛盾和问题，形成社会合力，促进社会和谐，才能推进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重大任务的提出，正是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审时度势，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全局出发作出的一个重大战略举措。
要立足于有力应对来自国际环境的各种挑战和风险，深刻理解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性。
和平与发展仍然是当今时代的主题，但国际形势继续处于深刻复杂的变化之中，世界仍很不安宁，各种矛盾错综复杂，西方敌对势力没有放弃对我国实施西化、分化的政治战略，经济全球化趋势在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同时，也给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带来挑战和风险。
在这种形势下，我们既面临难得的发展机遇，也面临各种经济、政治、文化、信息、军事等方面的严峻压力。
我们要有力回应来自外部的挑战和风险，牢牢掌握应对国际局势和处理国际事务的主动权，营造有利于我国的战略态势，就必须把国内的事情办好，把各种社会关系调整到融洽、和谐的状态。
始终保持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经济发展、社会稳定。
这是我们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保障，也是我们在国际上立于不败之地的重要条件。
深刻认识并把握住这一点，对于我们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做好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保障和服务的各项工作，具有重要意义。
要立足于实现党执政的历史使命，深刻理解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性。
一个政权也好，一个政党也好，其前途命运最终取决于人心向背。
我们党是拥有13亿人口的社会主义大国的执政党，能不能始终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能不能正确认识和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和其他社会矛盾，协调好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妥善解决人民群众生产生活中的突出问题和困难，保证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保持良好的社会秩序，保证广大人民群众安居乐业；能不能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紧紧依靠人民群众，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这是对我们党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的重大考验。
要实现和完成我们党的执政使命和三大历史任务，我们必须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从这样的高度充分认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意义，不断增强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保障和服务的自觉性。
（二）必须从理论实践的结合上深刻理解和把握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对社会主义的重大贡献。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遵循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重大理论成果，反映了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认识，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理论，意义重大，影响深远。
首先，我们要认识到，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认识的深化和拓展。
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党的历届领导集体，一直高度重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的探索和认识。
从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到邓小平的“南方谈话”，到江泽民的《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国的若干重大关系》，再到胡锦涛总书记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讲话，中国共产党人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总体布局上，实现了三次重大突破，即：从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到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从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位一体，到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三位一体；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三位一体发展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构想，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认识的深化和拓展，是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的新飞跃。
其次，我们要认识到，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理论的丰富和发展。
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关于未来社会建设的思想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马克思、恩格斯强调，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并设想未来社会将在打碎旧的国家机器、消灭私有制的基础上，消除阶级之间、城乡之间、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对立和差别，极大地调动全体劳动者的积极性，使社会财富极大丰富、人民精神境界极大提高，实行各尽其能、各取所需，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在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形成和谐的关系。
列宁领导俄共和俄国人民取得了十月革命的胜利，在总结社会主义实践经验的基础上丰富和发展了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理论。
列宁认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科学而合理地支配社会的生产和分配，才能使所有劳动者过上最美好、最幸福的生活。
毛泽东同志关于社会关系的理论，邓小平同志关于社会主义本质论的理论，江泽民同志关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都为丰富和发展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理论作出了重大贡献。
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论，既是我们党对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最新认识，又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理论的丰富和发展。
第三，我们还要认识到，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对人类文明中关于社会和谐有益成果的吸收和借鉴。
实现社会和谐，建立和谐社会，一直是人类孜孜以求的社会理想。
在我国历史上，儒家、墨家尤其是道家，他们都曾提出过社会和谐的思想。
如孔子的“和为贵”，墨子的“兼相爱”，荀子的“和则一、一则多力”，孟子的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等等。
在西方思想史上，古希腊哲学家很早就把“和谐”作为哲学的基本范畴，如毕达哥拉斯学派曾说，什么是最美的—和谐；柏拉图认为“公正即和谐”；亚里士多德认为，中等阶层对国家政权的稳定与社会和谐起着重要作用等等。
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类千百年来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但无论是我国古代的和谐理念，还是西方的和谐思想，都是与传统社会相对应的静态和谐，在存在阶级压迫和阶级剥削的旧制度下，这些理想都是根本无法实现的。
尽管如此，清醒的马克思主义者仍然可以从中吸收和借鉴有益的成果，做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
列宁有句名言，只有吸收和借鉴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才能成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
构建和谐社会的理论正是以人类的共同文明成果为基础的理论。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的提出，充分表明了我党立足当代、面向世界、超越传统的宽广眼界和博大胸襟，体现了我们党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伤风和品质，体现了我们党正视和解决现实问题的勇气和智慧。
（三）必须从整体上深刻理解和把握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科学内涵和基本特征。
胡锦涛总书记指出，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
这六个方面二十八个字，是对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基本特征科学而精辟的概括，既包括了社会关系的和谐，又包括了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体现了民主与法治的统一、公平与效率的统一、活力与秩序的统一、科学与人文的统一、人与自然的统一，涉及到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方方面面。
从整体上而不是从某个方面深刻理解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特征，是准确把握其科学内涵的关键所在。
首先，要深刻理解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整体的全面的和谐。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不是在某些局部领域和环节上实现和谐，而是要实现整体的、全面的和谐。
重点是努力追求和实现三个方面的和谐：一是人与人之间的和谐。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每个社会成员在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但在具体利益上还将存在矛盾和差别。
特别是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社会利益关系将日趋复杂。
追求并实现人与人之间的和谐，既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任务，在一定意义上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
二是人与社会的和谐，在我们国家，社会主义为实现个人与社会的和谐创造了制度基础，但个人与社会之间仍然不可避免地会产生这样和那样的矛盾。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不断给予每个社会成员以更多的关怀，尊重个人在社会发展进程中的地位、价值和尊严，把社会的发展与进步最终体现和落实在每个社会成员的发展和完善上。
三是人与自然的和谐。
这是一个古老而又永恒的话题。
社会主义在发展进步的过程中，同样面临着环境污染、生态脆弱、能源危机等问题的困扰。
只有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才能真正体现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理念。
第二，要深刻理解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以人为本的社会。
一切活动的根本目的，都是为了人的生存和发展。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也必然是一个政通人和、经济繁荣、人民安居乐业、社会福利不断提高的社会，其根本特点就是以人为本。
它首先表现为经济持续增长，人们生活逐步改善。
其次，还表现为社会各阶层人们互相尊重，平等友爱，融洽和谐。
同时，还表现为实行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各方利益协调，社会管理规范有序。
另外，也表现为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丰富多彩，人们的素质大大提高。
第三，要深刻理解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本质上是民主法治社会。
胡锦涛总书记曾指出，民主法治，就是社会主义民主得到充分发扬，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得到切实落实，各方面积极因素得到广泛调动。
这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本质要求。
民主是和谐社会得以长期维持与维护的基础，是和谐社会的努力方向与理想目标；法治是社会有序运行的重要保障。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所要实现的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都需要民主法治的支持，需要以民主法制为基础。
（四）必须从新时期党的执政理念上深刻理解和把握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原则和主要任务胡锦涛总书记强调，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必须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五个统筹”，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与和谐社会建设全面发展；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始终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必须尊重人民群众的创造精神，通过深化改革、创新体制，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激发全社会的创造活力；必须注重社会公平，正确反映和兼顾不同方面群众的利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和其他社会矛盾，妥善协调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必须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坚持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以承受的程度统一起来，使改革发展稳定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确保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确保社会政治稳定和国家长治久安。
这“六个必须”是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六条重要原则。
这些原则回答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指导思想，依靠的主体，建设的目的等根本性的问题，为我们今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指明了方向。
为了实践好这些原则，我体会有以下三个关系要处理好。
第一，要正确理解和把握落实科学发展观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关系。
科学发展观是贯彻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集中体现，是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指导思想的新发展，是党中央从新世纪新阶段党和国家事业全局出发提出的重大战略思想。
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统一的。
“五个统筹”就是要实现五个方面的和谐。
只有牢固树立和认真落实科学发展观，才能真正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同时，也只有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才能保证科学发展观的真正落实和目标的真正实现。
第二，要正确理解和把握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改进党的执政方式的关系。
胡锦涛总书记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精辟论述，深刻揭示了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的关系。
坚持以发展构建和谐，以改革促进和谐，以公正推进和谐，以民主法制保障和谐，是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路径。
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第一要务。
改革开放是强国之路，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由之路。
公平正义和民主法治是党执政的基本取向和基本方略，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特征。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执政理念和历史任务，要求党的执政方式必须以科学执政为前提，自觉按照科学的思想、理论和科学的制度、方法，领导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以民主执政为关键，坚持为人民执政、靠人民执政，支持和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以依法执政为基本途径，坚持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领导立法，带头守法，保证执法，不断推进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活的法制化和规范化。
这也是中国共产党执政方式的基本架构。
第三，要正确理解和把握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目标和过程的关系。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不是静态的完善，而是动态的协调，是目标与过程的统一。
胡锦涛总书记强调，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个需要随着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而不断推进的过程。
既要立足于国情，依据已经具备的条件，积极主动地推进，又要看到我国仍然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着眼长远，做好长期努力的准备。
我们一定要正确理解并把握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阶段性目标和长期性目标的统一关系，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出发，按照中央的部署和要求，围绕需要切实做好“十个方面的工作”，结合工作实际，从能够办得到的事情做起，一步一个脚印，在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中，切实承担起我们的职责和义务。
（五）影响和谐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五大矛盾”和构建和谐社会主义社会的“五大支撑”五大矛盾：一是城乡发展不协调的矛盾。
城乡发展不协调、不平衡，是影响和谐社会建设的一个突出矛盾。
目前我省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大体上是农民人均纯收入的2-3倍。
同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比，这种差距并没有拉得很大，城乡矛盾在全国也不是最突出的。
但是河北紧邻北京、天津两大都市，地理环境特殊，这就使我省农村群众感受到的城乡差距比较大。
河北农民人均纯收入与北京城镇居民收入相比，大约左4-5倍，我省坝上、太行山等贫困地区就差得更多，能差10-12倍左右，河北的老百姓很容易去北京逛一逛，但却发现许多消费承受不起，怎么能不产生心理落差
所以我们不能单纯在河北行政区划内去比较城乡差距。
城乡发展差距拉大，带来了一系列问题。
二是区域发展不协调的矛盾。
我省发展较快的一些地方农民年人均收入已达4000-5000元，而张承地区和西部太行山区发展相对落后，一些贫困地区群众的年收入只有1000-2000元，差距是相当明显的，这是从农村来分析。
从城市来讲，石家庄、唐山同张家口、承德比，城市人口的平均收入也有1-2倍的差距。
再考虑到我省与北京、天津相邻的特殊地理位置，这种区域发展的反差就更大了。
一位学者曾经讲过，要认识中国的现代化，就到北京去看一看；要认识中国的贫困落后，不要走得太远，就到北京附近农村去看一看。
这确实反映了区域发展的差距。
这种区域发展的不平衡，造成了不同区域群众的心理不平衡，并可能衍生出社会不和谐的因素。
三是不同利益群体不协调的矛盾。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有力地推动了经济社会发展。
但同时也使得不同社会成员之间的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不可避免地带来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矛盾，特别是弱势群体同其他群体的矛盾。
从市民和农民来比较，农民就是弱势群体；从企业在岗职工和下岗职工来比较，下岗职工就是弱势群体。
还有其他一些经济收入低、生活困难的群众等。
现在我们遇到的大量社会矛盾，相当多的是由弱势群体引发的，背后反映了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矛盾，我们讲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1000美元到3000美元之间是矛盾凸显期，这其间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矛盾就表现得相当突出，而且这种矛盾往往会转化为部分群众与党委、政府之间的矛盾。
现在群众的来信来访，大都是希望党委、政府在各方面给予公平，当我们不能马上解决这些问题、弱势群体的利益诉求得不到满足时，往往就会直接转化为矛盾冲突。
当前大量错综复杂的问题，说到底是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矛盾的表现。
四是经济建设与社会事业发展不协调的矛盾。
这些年我们的经济建设相对发展较快，但科技、教育、文化、卫生等社会事业发展相对滞后，确实存在着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的问题。
社会事业发展滞后，突出的是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缓慢。
目前，全省城市社会保障覆盖面还不够宽，大量城镇集体、私营和外商投资企业的职工以及自由职业者、个体工商户、进城农民工尚未纳放社会保障范围，广大农村的社会保障刚刚开始探索。
应当看到，社会保障直接关系民生，直接影响着社会的和谐稳定。
这个问题解决得好，就会对其他社会矛盾起到重要的缓冲作用；解决得不好，就可能加剧矛盾，甚至带来严重的社会问题。
因此，我们必须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进一步加大这方面工作力度。
五是人与自然环境不协调的矛盾。
目前我们正处于工业化高速发展的时期。
在工业化的前期，也就是资本积累时期，对资源、环境的破坏有时是相当严重的，西方一些国家在工业化早期的资本积累过程中，大都采取扩张、掠夺的办法寻求廉价资源和劳动力，并设法保护本国资源与环境。
尽管这样，环境污染等问题也困扰了他们一、二百年。
我们社会主义中国不能去搞这些，只能以国内开发为主，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坚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高度重视并正确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
我市是一个人口大市，水资源严重匮乏，一些地方的环境污染也十分突出，由此引发了大量的矛盾纠纷，如果不重视和解决好这些问题，就会加剧人与自然之间的不和谐，有时也会引发不同地区的群众矛盾。
构建和谐社会的“五大支撑”：第一，要加强经济基础建设。
刚才我讲到了影响社会和谐的五大矛盾，要构建和谐社会，最重要的还是要抓住整个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我们的主要矛盾仍然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与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不高、还不能较好地满足人民群众需要的矛盾。
所以，发展是硬道理。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始终是我们构建和谐社会一个最重要的支撑。
如果没有高度发达的生产力，经济基础不雄厚，我们就难以从根本上解决各种不和谐问题，甚至没有资格来构建和谐社会，对这一点我们必须统一思想认识。
现在一些同志头脑中有一个误区，似乎一提构建和谐社会，就不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了，就不要高度关注生产力的发展了，这是不正确的，应该认识到，和谐社会必须建立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之上，必须同现有的经济基础相适应。
因此，我们要想取得构建和谐社会的资格，就必须抓好发展这个第一要务，必须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
党的十六大以来，我们在加快经济发展上采取了许多重要措施，这些都是为构建和谐社会奠定坚实的经济基础。
对今年的经济工作，省委、省政府提出要围绕“抓住机遇，实现河北更快更好发展”这个主题来展开。
一个“快”、一个“好”。
实际上也是构建和谐社会最基本的要求。
2002年我省一年的全部财政收入是540亿元，今年上半年全省财政收入就达到了540亿元，半年时间完成了两年前全年的财政收入。
经济实力增强了，我们才能够在反哺农村、发展社会事业、支持贫困地区、加强环境保护等方面办一些事情，不断解决好社会不和谐因素，所以应当十分明确，在经济建设这一手上，什么时候都不能软，否则我们就没有资格构建和谐社会。
第二，要加强民主法治建设。
民主法治建设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民主政治，一是依法治国。
民主政治建设，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要从基层做起，突出加强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发挥好社区、农村等群众自治组织的作用，在服务群众、化解矛盾等方面更多地做好工作。
这是一手，也就是说从基层入手来构建和谐社会。
另一手，就是抓各级干部依法行政，提高执政水平、依法治国，就是要坚持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发展切实纳入宪法和法律的轨道，进一步落实好依法治省的各项要求。
构建和谐社会，如果没有民主的保障，没有法制的保障，也会是一个空谈。
改革开放20多年来，尽管我们的民主法治建设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与社会发展的要求还有一定的差距。
比如目前一些地方基层组织建设相当薄弱，甚至有些并不是代表群众利益的人把持了基层组织的大权，以致大量影响社会和谐的矛盾繁衍出来。
每年处理的大量群众来信来访，告村这一级的相当多，这能和谐得了吗
群众的反映上来了，而我们有的行政机关、司法机关却不能依法行政、公正司法，更加剧了这种不和谐。
因此，我们构建和谐社会、民主法治建设必须大大加强，这应当是我们工作的又一个重要着力点。
第三，要加强思想道德建设。
一方面是广大群众，一方面是我们的干部队伍，都要进一步提高思想道德建设。
很难设想，在一个思想道德素质低下的社会里，能够构建和谐社会。
现在社会上的一些丑陋现象、不文明行为，都影响着和谐社会的建设和发展。
因此，我们必须进一步加强爱国主义、社会主义、集体主义教育，大力弘扬每个社会成员都必须遵守的基本社会道德规范。
我市文化底蕴丰富，既有悠久的历史文化，又有丰富的革命文化。
我们要很好地发掘和研究我市的人文精神，弘扬其积极的方面，抑制其消极的方面，并根据时代发展不断创新，大力倡导诚信、平等、友爱、互助的良好社会风尚，为构建和谐社会奠定坚实的思想道德基础。
第四，加强平安工程建设。
和谐社会，首先要让老百姓有安全感，如果人人都有不安全的恐慌心理，哪里还谈得上和谐社会
所以，我们必须把社会治安工作摆在重要位置，毫不动摇地坚持严打方针，始终保持对刑事犯罪的高压态势，深入搞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
要认真研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做好社会治安工作的新思路新方法，全面推进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有效驾驭社会治安局势，确保社会治安大局稳定，确保人民群众安全感不断增强。
第五，加强党的建设。
由于我们党是执政党，大量的社会不和谐的矛盾最终都会集中到我们的党和政府。
因此我们要构建和谐河北，自始至终都有一个加强各级党组织、党员干部队伍以及公务员队伍建设的任务。
这是提高我们领导构建和谐社会能力的必然要求，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
只有培养造就一大批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高素质的干部，才有可能提高社会管理的能力和水平。
我感到在整个和谐社会建设的进程中，党的建设、干部队伍的建设、各级政府的自身建设，是非常重要的工作着力点。
求苏联所有的重大历史事件。
林时期在斯大林的领导下，苏联共对苏联的经济生产方式进行了大改造，并把苏联改造成了一个重工业和军事上的强国，这就是“斯大林模式”。
但斯大林错误地发动的大清洗运动（肃反运动）使得一大批无辜的干部群众受到错误的制裁，出现了大批冤假错案，为苏联的建设事业及应对外部敌对势力都带来了重大损失。
一部分人认为大清洗是斯大林故意发动的大屠杀，但另一部分观点认为这是斯大林错误估计了国内形势而导致的不幸的错误决策。
无论原因为何，这都暴露了当时苏联党政体制中缺乏对民主集中制的坚持和维护，领导人个人权力过大而缺乏制约的问题。
导致错误未能及时制止。
1932年至1933年间，乌克兰大饥荒爆发，使250万到480万人死亡，当时苏联推行的农业集体化政策部分加剧了饥荒的蔓延。
乌克兰独立后，许多政治家和学者认为1932年-1933年大饥荒是苏联对乌克兰的种族清洗和种族灭绝。
斯大林20世纪30年代开始，西方采用“绥靖政策”安抚希特勒，并姑息纳粹德国吞并奥地利、，同意纳粹德国在东欧和中南欧自由行动，使得苏联觉得西方国家企图将法西斯“祸水东引”。
苏联在多次提出和英法结盟建立欧洲共同防御体系而不果，英法却相继同德国发表了带有互不侵犯性质的和；与此相反，德国外长里宾特洛甫却多次向苏联提出希望改善彼此关系。
此后，在1939年，苏联采取“祸水西推”的策略和德国结盟秘密签订了。
二战爆发后，按照该条约划分的势力范围，苏联以“建立防止德国入侵的东方战线”的名义，出兵与德国瓜分波兰，攻打芬兰并占领东欧部分地区。
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被强行并入苏联，此举加速了其周边国家向法西斯轴心的靠拢，也使得苏联在二战初期颇不得人心。
（参考条目：冬季战争、卡廷惨案） 1941年6月22日，纳粹德国联发动了突然进攻，苏联红军在战争初期严重失利，苏军遭受重大军事损失，在开始的头一周苏军就损失了九百架飞机、几千门火炮、一千多辆坦克与几十个正规师。
之后，苏德战场成为欧洲大陆的主战场。
1943年初，苏军经过顽强抵抗，获得的胜利后，苏军才在战场上掌握了主动。
到了1945年5月，苏联红军攻占了纳粹德国首都柏林，希特勒自杀，欧洲战事结束。
1945年8月8日，苏联红军对日宣战，出兵中国东北和朝鲜北部，全歼日本关东军。
1941年秋天，德国大军攻到莫斯科西北近郊，当时苏联政府与各国使节转到南方现在的萨马拉市。
11月7日当天，苏联领导人斯大林抵达被围困的莫斯科市并举行了盛大的阅兵典礼，所有校阅部队在典礼后立即开赴战场。
此活动振奋人心。
当年苏联政府将此悲壮仪式拍成记录片在各地播放，在二战时对团结国家民心发挥了极大效果，为苏联争取最后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44年10月，苏联强行吞并中国外蒙古西北部的地区。
1945年，苏联与中华民国代表签订，. 战后，的成立、丘吉尔发表著名的铁幕演说令苏联倍感威胁，相对地成立华沙公约组织。
冷战对峙局面最终形成。
赫鲁晓夫时期1953年，斯大林逝世。
苏联共产党高层领导人之间进行了几年的政治斗争，最后赫鲁晓夫在打倒贝利亚、马林科夫等政敌后成为了苏联最高领导人。
此后，苏联进入赫鲁晓夫时期，也标志着美苏争霸开始。
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中大肆批判斯大林，之后全面修正斯大林的政策。
虽然他纠正 赫鲁晓夫了斯大林执政时期的许多错误，释放了大量错划政治犯，为近2000万人恢复了名誉，取消了官僚干部的一些不正常的特权以及“特殊津贴”。
但是他不顾客观实际，对斯大林时期的许多功绩也进行全盘否定，造苏联乃至整个国际共运内部的思想动荡和混乱。
另外，赫鲁晓夫在对外问题上具有的思想倾向，在对待兄弟党兄弟社会主义国家的问题上，始终以“老子党”的身份自居，干涉别国内政，这严重败坏了苏联在国际上和国际共运内部的形象。
（参考条目：布拉格之春、匈牙利十月事件、波兰十月事件） 赫鲁晓夫主张东西方缓和，以避免核战争。
对外主张“三和路线”，即和平共处、和平竞争、和平过渡。
他多次访问美国等西方国家，但他的对外政策仍然导致美苏核对抗，曾策划了第二次柏林危机、古巴导弹危机等事件。
赫鲁晓夫时期，苏联在航天领域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
在人造卫星和载人航天方面远远领先于美国。
（参考条目：加加林、东方1号）勃列日涅夫时期1964年，赫鲁晓夫下台，勃列日涅夫成为最高领导人，苏联进入勃列日涅夫时 勃列日涅夫期。
勃列日涅夫上台之后，对赫鲁晓夫的“改革”中不适当的部分进行了更改，否定了赫鲁晓夫的“三和路线”，对外实行强硬路线，行“主权有限论”，在中苏边界陈兵百万，还派兵进驻蒙古，甚至在珍宝岛与中国军队激战。
他声称当华沙条约成员国的社会主义政权受到威胁时，苏联可以进行武力干涉，此为著名的勃列日涅夫主义。
他1968年派军队侵略捷克斯洛伐克。
1979年，由于阿富汗新政府取消了亲苏联的政策，他发动了阿富汗战争，成为导致苏联衰落和最终解体的重要因素之一。
勃列日涅夫纠正了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过度批判，但是他的思想与政策过度僵化，导致矫枉过正，反而使苏联国家与社会丧失了改革与进步的活力。
勃列日列夫统治中期，即1975年，苏联国力达到巅峰，国民生产总值由美国的23%上升至53%，核力量也由美国的六分之一上升至超过美国，成为与美国平起平坐的超级大国。
但是在勃列日涅夫执政后期，国民经济因为苏联式福利政策和军费开支巨大而滑坡，尤其是农业生产连年下降，苏联对东欧国家的控制力也迅速削弱，苏联变得外强中干，国库空虚，国力下降。
勃列日涅夫大搞裙带关系，党内腐败愈演愈烈，高级干部成了特权阶层。
他曾有句经典名言：“靠工资谁也活不了”，在其这种暗示的影响下，腐败像癌细胞在苏联共产党内扩散，埋下了苏联共产党瓦解的种子。
安德罗波夫时期安德罗波夫1982年11月10日，长期统治苏联的勃列日涅夫去世，由原克格勃主席安德罗波夫继任为苏联最高领导人，在安德罗波夫执政一年零三个月期间，进行了大胆的改革工作，大刀阔斧地进行人事调整，为发展国民经济和提高人民福利事业方面取得的进展作出了贡献。
在整顿劳动纪律和完善经济机制的试验方面取得了比较显著的成效，在这方面采取的措施获得了苏联群众的支持。
但由于健康原因未允许他完成这一任务。
1984年2月9日，安德罗波夫因长期肾病逝世，终年69岁。
契尔年科时期契尔年科安德罗波夫去世后，接替担任苏联领导人的是73岁的契尔年科。
当时从契尔年科的年龄、健康状况和威望来看，显然具有过渡性质。
他执政仅13个月，虽然未能改善苏联国内外面临的困境，但保持了苏联政局的稳定，做了一些具体工作。
在他执政期间强调政策的继承性，因此基本上保持了安德罗波夫时期的对内对外政策，首先在经济方面，主张对苏联的整个经济体制进行认真的改造，提出完善经济活动，改革管理形式和方法、将国民经济变成一种高效率的有条不紊的机制。
指出，经济试验的实质在于给企业更多的权利，提高企业的责任感，摆脱中央过多的监督。
戈尔巴乔夫时期1982年，勃列日涅夫去世，其后继任的安德罗波夫及契尔年科皆在上任不到两年便病逝。
1985年，戈尔巴乔夫上台，苏联进入戈尔巴乔夫时期。
1988年戈尔巴乔夫宣布苏联将放弃勃列日涅夫主义，减少对东欧国家内政的干涉（特别是停止了武力干预），他的发言人将这个政策戏称为“辛纳屈主义”。
这个政策导致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于1989年内发生了一系列剧烈的“政治地震。
戈尔巴乔夫在经济改革受挫，进展缓慢的情况下转向政治改革，在国内实行经济重建和开放性政策，对所谓“历史错误”进行“清算”。
但他的“改革”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后果。
随着中央权力的下放，各加盟共和国的领导人开始寻求更大的自主权力。
随着所谓“开放性”的日益深入，苏联和苏共的一些历史错误被提出和纠正，但是更多遇到的是敌对势力对苏联及苏共历史的故意抹黑。
戈尔巴乔夫却放任这种抹黑行为的扩大，最终导致了苏共党内和苏联社会的思想混乱。
随着东欧剧变，苏联的加盟共和国政府也纷纷效法东欧诸国，意图脱离苏联而独立。
1991年8月24日，苏联第二大加盟共和国乌克兰宣布独立。
苏联开始走向解体。
之后，俄罗斯总统叶利钦下令宣布苏共为非法组织，并限制其在俄罗斯境内的活动。
在1991年年底，他联同白俄罗斯及乌克 戈尔巴乔夫兰的总统在白俄罗斯的首府明斯克签约，成立独立国家联合体，从建立一个类似英联邦的架构来取代苏联。
苏联其他加盟国纷纷响应，离开苏联，苏联在此时已经名存实亡。
1991年12月25日，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宣布辞职，将国家权力移交给俄罗斯总统叶利钦。
12月25日晚，苏联国旗从克里姆林宫上空缓缓降下。
12月26日，最高苏维埃自我解散，标志着苏联不再存在。
而苏联的解体，标志着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瓦解。
对戈尔巴乔夫的评价存在巨大争议。
一部分西方政客、学者和部分俄罗斯右翼人士认为他是有胆略的改革者。
但随着苏联解体恶果逐渐显现，很多前苏联地区人民将戈尔巴乔夫视作导致苏联解体和国家悲剧的罪人。
参见：苏联解体、八一九事件
中国黄山的特点
周恩来生于1898年3月5日。
他从小就热爱祖国，追求真理。
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以后，周恩来就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为中国革命和中国的建设呕心沥血，艰苦奋斗，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劳。
他是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和外交家。
一代伟人，开国元勋，人民的好总理周恩来离开我们20多年了，但是，他的光辉形象、他的伟大精神、他的高尚品德，将永远留在人们心中。
周恩来是我们的楷模，我们永远学习他。
周恩来小时候的故事鸡叫三遍过后，周家花园里传出了阵阵琅琅的读书声：“锄禾、 日当午，汗滴禾下土。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读着、读着，周恩来很快就把这首诗背得滚瓜烂熟了，但他总觉得没有透彻领会诗的意境：每一粒到底有多辛苦呢
第二天，周恩来来到蒋妈妈家玩。
吃饭的时候，他望着白花花 的大米饭迫不及待的问道：“蒋妈妈，这大米饭是怎么来的呢
”蒋妈妈很喜欢周恩来好问的精神，就笑着告诉他：“大米是稻子舂成的。
稻子浑身有一层硬硬的黄壳。
它的一生要经过浸种催芽、田间育秧、移栽锄草、施肥管理、除病治虫、收割脱粒，一直到舂成大米。
”“啊，吃上这碗大米饭，可真不容易啊
”周恩来惊讶地说。
“是呀，这十多道关，也不知道要累坏多少种田人呢，这香喷喷的大米饭是种田人用血汗浇灌出来的。
”蒋妈妈深有感触地说。
蒋妈妈一番深刻的教诲，不仅加深了周恩来对诗意的理解，更激励他勤奋学习。
为了过好习字关，他除了认真完成老师布置的作业外，还坚持每天练一百个大字。
有一天，周恩来随陈妈妈到一个路途较远的亲戚家，回来时已是深夜了。
一路上风尘劳累，年幼的恩来已精疲力尽、呵欠连天，上下眼皮直打架，但他仍要坚持练完一百个大字再休息。
陈妈妈见状，心疼不过,劝道:“明天再写吧!”“不，妈妈，当天的事当天了
”周恩来说服了陈妈妈，连忙把头埋在一盆凉水里，一下子把瞌睡虫赶跑了，头脑也清醒多了。
一百个字刚写完，陈妈妈一把夺过恩来的笔说：“这下子行了吧，快睡觉!”“不
”周恩来仔细看完墨汁未干的一百个大字，皱着眉头认真地说：“陈妈妈，你看这两个字写歪了。
”说着，周恩来白嫩的小手又挥起笔来，把那两个字又写了三遍，直到满意这止。
历史背景：1898年3月5日生，字翔宇。
小名，大鸾。
曾用名飞飞、伍豪、少山、冠生等。
原籍浙江绍兴，生于江苏淮安。
1913年进天津南开中学学习。
1917年留学日本。
1919年回国。
在天津参加五四运动，组织觉悟社，从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活动。
1920年至1924年先后去法国和德国勤工俭学，在旅欧的中国学生和工人中宣传马克思主义，发起组织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后改称旅欧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
1922年转入中国共产党（由张申府等人介绍），任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总支部书记，并参加中共旅欧总支部的领导工作，对早期的建党、建团工作起了重大的作用。
1924年8月从巴黎回国，曾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政治部主任，中共两广区委委员长、常委兼军事部部长，主持建立党直接领导的革命武装叶挺独立团。
1925年2月、10月，领导进行了第一、二次东征，为巩固和发展广东革命根据地和进行北伐作出了重大贡献。
1926年曾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讲授军事课程，同年冬到上海，任中共中央军委书记兼中共江浙区委军委书记。
1927年3月领导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获得胜利；8月领导了南昌起义，向国民党反动派打响了第一枪，为创建人民军队作出了重要贡献，在起义中任中共前敌委员会书记。
同月在中共“八七”会议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1928年出席党的六大，在会上作了关于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的报告。
后在上海坚持地下工作，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中央军委书记，曾发表《坚决肃清党内一切非无产阶级的意识》和《中共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
1931年12月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后，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中国工农红军总政委兼第一方面军政委，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
1933年春和朱德一起领导和指挥了第四次反“围剿”战争，取得了重大的胜利。
1935年1月在遵义会议上，坚决支持毛泽东的正确路线，为确立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在遵义会议后，仍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并任中央三人军事指挥小组成员。
1936年12月任中共全权代表去西安同被逮捕的蒋介石进行谈判，和平解决了西安事变。
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共中央代表和南方局书记，并任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长期在驻国民党政府所在地武汉、重庆进行党的工作和统一战线工作。
1945年8月和毛泽东去重庆，同国民党进行谈判斗争，《双十协定》签订后，率中共代表团留在重庆和南京。
1946年11月从南京返回延安。
1947年3月国民党军队重点进攻陕甘宁边区时转战在陕北，同年8月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代理中央军委总参谋长。
1948年9月，参加领导和指挥了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同年11月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为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武装夺取政权、创建社会主义新中国，建立了不朽的功绩。
建国后，历任政府总理、外交部长（兼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第一届全国政协副主席，第二、三届主席。
是中共五届中央委员，中共六至十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六届、七届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共八至十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八届、十届中央委员会副主席，一至四届全国人大代表。
在担负处理党和国家日常事务的同时，和毛泽东一起制定了党的社会主义建设的路线、方针、政策；几个发展国民经济的五年计划都是他亲自主持制订和组织实施的。
1960年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并采取一系列措施，使国民经济顺利地得到恢复和发展。
还提出了中国知识分子绝大多数已经是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科学技术在中国现代化建设中具有关键性作用等观点，对社会主义建设都有重大意义。
在国际事务中，参与制定并亲自执行了重大的外交决策，提出了外交工作中一系列具体的方针和政策，创造性地贯彻执行了党的革命外交路线。
1954年，倡导了著名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1955年4月，率中国代表团出席第一次亚非会议，使会议通过了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的万隆会议十项原则。
1961年，出席苏共二十二大，对赫鲁晓夫集团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行为，进行了坚决斗争。
在“文革”中，顾全大局，任劳任怨，为继续进行党和国家的的正常工作，尽量减少损失，为保护大批的党内外干部，费尽心血，并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阴谋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斗争。
在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代表党提出：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前列的宏伟规划。
1972年患病以后，一直坚持工作。
1976年1月8日在北京逝世，终年77岁。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句名言是我国哪位领导人在1988年提出的
马克思曾指出：“生产力中也包括科学”，“社会劳动生产力，首先是科学的力量”,这里已经明确了生产力与科学的关系。
邓小平1988年的贡献更在于：在知识分子倍受打击，科学技术不被重视的时期，提出来“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拨乱反正，极大的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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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读书笔记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读书笔记（一）在英国伦敦郊外的海格特公墓，安葬着一代伟人卡尔·马克思。
墓地上，马克思的青铜头像端放在花岗岩墓碑上方，墓碑正面刻着青年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的名言：'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这一'墓志铭'诠释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本质，也宣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使命。
近百年来，马克思主义无论是在中国的传播中，还是在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都体现了'解释'中国的理论指导意义，体现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改变'中国的实践指导意义。
马克思主义将永葆其青春活力，马克思还活在当代世界。
《活着的马克思》作为通俗理论读物，力图通过对马克思的革命生涯、思想理论和伟大人格，向广大读者再现'真实的马克思、睿智的马克思、崇高的马克思',深化对马克思主义'解释世界'和'改变世界'内涵的理解，提升掌握和运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自觉和自信，增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心和信念。
《活着的马克思》开始就以'历史的巨人'为题，对马克思诞生的时代、马克思勤奋好学的青少年生活、为真理而奋斗的毕生经历、实现人类思想伟大革命的实践和理论过程等内容作了叙述，再现了恩格斯所言的马克思的'英名和事业将永垂不朽'的意蕴。
如果想到《活着的马克思》主要作者程建宁将军已是80多岁的老人，从1951年抗美援朝参加空军以来，60余年坚持不懈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就可以清
谁能帮我用英语写出一篇介绍美国总统华盛顿的文章
WASHINGTON, George (1732-1799), first president of the U.S., commander in chief of the Continental army during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He symbolized qualities of discipline, aristocratic duty, military orthodoxy, and persistence in adversity that his contemporaries particularly valued as marks of mature political leadership. Washington was born on Feb. 22, 1732, in Westmoreland Co., Va., the eldest son of Augustine Washington (1694??743), a Virginia planter, and Mary Ball Washington (1708?9). Although Washington had little or no formal schooling, his early notebooks indicate that he read in geography, military history, agriculture, deportment, and composition and that he showed some aptitude in surveying and simple mathematics. In later life he developed a style of speech and writing that, although not always polished, was marked by clarity and force. Tall, strong, and fond of action, he was a superb horseman and enjoyed the robust sports and social occasions of the Virginia planter society. At the age of 16 he was invited to join a party to survey lands owned by the Fairfax family (to which he was related by marriage) west of the Blue Ridge Mountains. His journey led him to take a lifelong interest in the development of western lands. In the summer of 1749 he was appointed official surveyor for Culpeper Co., and during the next two years he made many surveys for landowners on the Virginia frontier. In 1753 he was appointed adjutant of one of the districts into which Virginia was divided, with the rank of major. Early Military Experience. Washington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struggles preceding the outbreak of the French and Indian War. He was chosen by Lt. Gov. Robert Dinwiddie of Virginia to deliver an ultimatum calling on French forces to cease their encroachment in the Ohio River valley. The young messenger was also instructed to observe the strength of French forces, the location of their forts, and the routes by which they might be reinforced from Canada. After successfully completing this mission, Washington, then a lieutenant colonel, was ordered to lead a militia force for the protection of workers who were building a fort at the Forks of the Ohio River. Having learned that the French had ousted the work party and renamed the site Fort Duquesne, he entrenched his forces at a camp named Fort Necessity and awaited reinforcements. A successful French assault obliged him to accept articles of surrender, and he departed with the remnants of his company. Washington resigned his commission in 1754, but in May 1755 he began service as a volunteer aide-de-camp to the British general Edward Braddock, who had been sent to Virginia with a force of British regulars. A few kilometers from Fort Duquesne, Braddock抯 men were ambushed by a band of French soldiers and Indians. Braddock was mortally wounded, and Washington, who behaved gallantly during the conflict, narrowly escaped death. In August 1755 he was appointed (with the rank of colonel) to command the Virginia regiment, charged with the defense of the long western frontier of the colony. War between France and Britain was officially declared in May 1756, and while the principal struggle moved to other areas, Washington succeeded in keeping the Virginia frontier relatively safe.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After the death of his elder half brother Lawrence (1718?2), Washington inherited the plantation known as Mount Vernon. A spectacular rise in the price of tobacco during the 1730s and ?0s, combined with his marriage in 1759 to Martha Custis, a young widow with a large estate, made him one of the wealthiest men in Virginia. Elected to the House of Burgesses in 1758, he served conscientiously but without special distinction for 17 years. He also gained political and administrative experience as justice of the peace for Fairfax Co. Like other Virginia planters, Washington became alarmed by the repressive measures of the British crown and Parliament in the 1760s and early ?0s. In July 1774 he presided over a meeting in Alexandria that adopted the Fairfax Resolves, calling for the establishment and enforcement of a stringent boycott on British imports prior to similar action by the First Continental Congress. Together with his service in the House of Burgesses, his public response to unpopular British policies won Washington election as a Virginia delegate to the First Continental Congress in September and October 1774 and to the Second Continental Congress in 1775. The opening campaigns of the war. When fighting broke out between Massachusetts and the British in 1775, Congress named Washington commander of its newly created Continental army, hoping thus to promote unity between New England and Virginia. He took command of the makeshift force besieging the British in Boston in mid-July, and when the enemy evacuated the city in March 1776, he moved his army to New York. Defeated there in August by Gen. William Howe, he withdrew from Manhattan to establish a new defensive line north of New York City. In November he retreated across the Hudson River into New Jersey, and a month later crossed the Delaware to safety in Pennsylvania. Although demoralized by Howe抯 easy capture of New York City and northern New Jersey, Washington spotted the points where the British were overextended. Recrossing the icy Delaware on the night of Dec. 25, 1776, he captured Trenton in a surprise attack the following morning, and on Jan. 3, 1777, he defeated British troops at Princeton. These two engagements restored patriot morale, and by spring Washington had 8000 new recruits. Impressed by such tenacity, Howe delayed moving against Washington until late August, when he landed an army at the head of Chesapeake Bay. Wanting to fight, Washington tried unsuccessfully to block Howe抯 advance toward Philadelphia at the Battle of Brandywine Creek in September. Following the British occupation of the city, he fought a minor battle with them at Germantown, but their superior numbers forced him to retreat. Washington and his men spent the following winter at Valley Forge, west of Philadelphia. During these months, when his fortunes seemed to have reached their lowest point, he thwarted a plan by his enemies in Congress and the army to have him removed as commander in chief. In June 1778, after France抯 entry into the war on the American side, the new British commander, Sir Henry Clinton, evacuated Philadelphia and marched overland to New York; Washington attacked him at Monmouth, N.J., but was again repulsed. Washington blamed the defeat on Gen. Charles Lee抯 insubordination during the battle梩he climax of a long-brewing rivalry between the two men. Victory. Washington spent the next two years in relative inactivity with his army encamped in a long semicircle around the British bastion of New York City梖rom Connecticut to New Jersey. The arrival in 1780 of about 6000 French troops in Rhode Island under the comte de Rochambeau augmented his forces, but the weak U.S. government was approaching bankruptcy, and Washington knew that he had to defeat the British in 1781 or see his army disintegrate. He hoped for a combined American-French assault on New York, but in August he received word that a French fleet was proceeding to Chesapeake Bay for a combined land and sea operation against another British army in Virginia, and reluctantly agreed to march south. Washington and Rochambeau抯 movement of 7000 troops, half of them French, from New York State to Virginia in less than five weeks was a masterpiece of execution. Washington sent word ahead to the marquis de Lafayette, commanding American forces in Virginia, to keep the British commander, Lord Cornwallis, from leaving his base of operations at Yorktown. At the end of September the Franco-American army joined Lafayette. Outnumbering the British by two to one, and with 36 French ships offshore to prevent Yorktown from being relieved by sea, Washington forced Cornwallis to surrender in October after a brief siege. Although peace and British recognition of U.S. independence did not come for another two years, Yorktown proved to be the last major land battle of the Revolution. Washington as a military leader. Washington抯 contribution to American victory was enormous, and analysis of his leadership reveals much about the nature of the military and political conflict. Being selective about where and when he fought the British main force prevented his foes from using their strongest asset, the professionalism and discipline of their soldiers. At the same time, Washington remained a conventional military officer. He rejected proposals made by Gen. Charles Lee early in the war for a decentralized guerrilla struggle. As a conservative, he shrank from the social dislocation and redistribution of wealth that such a conflict would cause; as a provincial gentleman, he was determined to show that American officers could be every bit as civilized and genteel as their European counterparts. The practical result of this caution and even inhibition was to preserve the Continental army as a visible manifestation of American government when allegiance to that government was tenuous. Political Leadership. In one of his last acts as commander, Washington issued a circular letter to the states imploring them to form a vibrant, vigorous national government. In 1783 he returned to Mount Vernon and became in the mid-1780s an enterprising and effective agriculturalist. Shay抯 Rebellion, an armed revolt in Massachusetts (1786?7), convinced many Americans of the need for a stronger government. Washington and other Virginia nationalists were instrumental in bringing about the Constitutional Convention of 1787 to promote that end. Elected as a delegate to the convention by the Virginia General Assembly, Washington was chosen its president. In this position he played virtually no role梕ither formal or behind the scenes梚n the deliberations of the convention; however, his reticence and lack of intellectual flair may well have enhanced his objectivity in the eyes of the delegates, thereby contributing to the unself-conscious give and take that was the hallmark of the framers?deliberations. Also, the probability that Washington would be the first president may have eased the task of designing that office. His attendance at the Constitutional Convention and his support for ratification of the Constitution were important for its success in the state conventions in 1787 and 1788. First administration. Elected president in 1788 and again in 1792, Washington presided over the formation and initial operation of the new government. His stiff dignity and sense of propriety postponed the emergence of the fierce partisanship that would characterize the administrations of his three successors桱ohn Adams, Thomas Jefferson, and James Madison. He also made several decisions of far-reaching importance. He instituted the cabinet, although no such body was envisioned by the Constitution. He was socially aloof from Congress, thus avoiding the development of court and opposition factions. By appointing Alexander Hamilton secretary of the treasury and Thomas Jefferson secretary of state, he brought the two ablest and most principled figures of the revolutionary generation into central positions of responsibility. Washington supported the innovations in fiscal policy proposed by Hamilton梐 funded national debt, the creation of the Bank of the United States, assumption of state debts, and excise taxes, especially on whiskey, by which the federal government would assert its power to levy controversial taxes and import duties high enough to pay the interest on the new national debt. Similarly, he allowed Jefferson to pursue a policy of seeking trade and cooperation with all European nations. Washington did not foresee that Hamilton抯 and Jefferson抯 policies were ultimately incompatible. Hamilton抯 plan for an expanding national debt yielding an attractive rate of return for investors depended on a high level of trade with Britain generating enough import-duty revenue to service the debt. Hamilton therefore felt that he had to meddle in foreign policy to the extent of leaking secret dispatches to the British. Second administration. The outbreak of war between revolutionary France and a coalition led by Britain, Prussia, and Austria in 1793 jeopardize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and crippled Jefferson抯 rival foreign policy design. When the French envoy, Edmond Gen阾, arrived in Charleston in April 1793 and began recruiting American privateers梐nd promising aid to land speculators who wanted French assistance in expelling Spain from the Gulf Coast梂ashington insisted, over Jefferson抯 reservations, that the U.S. denounce Gen阾 and remain neutral in the war between France and Britain. Washington抯 anti-French leanings, coupled with the aggressive attitude of the new regime in France toward the U.S., thus served to bring about the triumph of Hamilton抯 pro-British foreign policy梖ormalized by Jay抯 Treaty of 1795, which settled outstanding American differences with Britain. The treaty梬hich many Americans felt contained too many concessions to the British梩ouched off a storm of controversy. The Senate ratified it, but opponents in the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tried to block appropriations to establish the arbitration machinery. In a rare display of political pugnacity, Washington challenged the propriety of the House tampering with treaty making. His belligerence on this occasion cost him his prized reputation as a leader above party, but it was also decisive in securing a 51?8 vote by the House to implement the treaty. Conscious of the value of his formative role in shaping the presidency and certainly stung by the invective hurled at advocates of the Jay Treaty, Washington carefully prepared a farewell address to mark the end of his presidency, calling on the U.S. to avoid both entangling alliances and party rancor. After leaving office in 1797, Washington retired to Mount Vernon, where he died on Dec. 14, 1799. Evaluation. Washington抯 place in the American mind is a fascinating chapter in the intellectual life of the nation. Washington provided his contemporaries with concrete evidence of the value of the citizen soldier, the enlightened gentleman farmer, and the realistic nationalist in stabilizing the culture and politics of the young republic. Shortly after the president抯 death, an Episcopal clergyman, Mason Locke Weems, wrote a fanciful life of Washington for children, stressing the great man抯 honesty, piety, hard work, patriotism, and wisdom. This book, which went through many editions, popularized the story that Washington as a boy had refused to lie in order to avoid punishment for cutting down his father抯 cherry tree. Washington long served as a symbol of American identity along with the flag, the Constitution, and the Fourth of July. The age of debunking biographies of American personages in the 1920s included a multivolume denigration of Washington by American author Rupert Hughes (1872?956), which helped to distort Americans?understanding of their national origins. Both the hero worship and the debunking miss the essential point that his leadership abilities and his personal principles were exactly the ones that met the needs of his own generation. As later historians have examined closely the ideas of the Founding Fathers and the nature of warfare in the Revolution, they have come to the conclusion that Washington抯 specific contributions to the new nation were, if anything, somewhat underestimated by earlier scholarship.